卷七
查初白诗云：才了歌场便卖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在，灵▯宫前另结棚。此国初事也。盖内城分住八旗，将灯市移于灵▯宫前，后又移于琉璃厂。今此两处皆无灯。鬻灯者在廊房头条胡同，然止日间有之，不复放灯于夜。般若寺，在故衣市，南省公车、计吏多寓此。壬辰之春，濮柚生（文曦）从▯南入都寓此，余往访之，与作竟日谈。游心域外之观，几如读《山海经》、《博物志》，怪怪奇奇，不可名状。如云：山移，在古以为大异。而滇省屡见之，不以为异。有人家居于山巅，门临大溪。一日启户，溪水忽失，寻之则在山后。以为水之改流，察之则溪旁景物依然，而山下地势全非，则山移而溪未改也。又有人家居于小山之上，一日觉地微动，久之则山移故处矣。然移甚缓，一日才数十丈，半月后移过一溪，为一大山所阻而止，遂不动。柚生亲见之。又有某土司能变虎者，柚生亦亲见之。问其变之故，彼云：亦不自知，但祖父以来，相传如是。至期则变，变过复常。虽知其苦，无术脱解。月凡三变，上旬为虎，中旬为驴，下旬为犬。方其为虎，百姓闭户；乃其为驴，家具草料于门外；其为犬也，不复顾之。余闻而笑曰：此不足奇，余见甚多。今之县令方见上司则为犬，对同寮则为驴，虐百姓则为虎。而且一日三变，何须一月。柚生时方以大令待选，亦为胡卢。渔洋老人曾住保安寺街，故邵青门与渔洋书云：奉别将十年，回忆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门，诸君箕坐桐阴下，清谈竟夕，恍然如隔世事。又自叙：己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先生衡宇相对，愚山先生相去数十武，陆冰修仅隔一墙。偶一相思，率尔造访，都不作宾主礼。其年寓稍远，隔日辄相见。常月夜偕诸君扣阮亭门，坐梧树下茗碗清谈达曙。愚山《赠行诗》有云：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是也。渔洋又有屋在琉璃厂夹道，孙丹五有诗吊之云：诗人老去迹犹存，古屋藤花认旧门。我爱绿杨红树句，月明惆怅海王村。盖屋有藤花，先生手植也。同治以后，老辈崇尚风雅者，以潘文勤公（祖荫）为一代龙门，居在米市胡同际会堂之对门，以提唱奖拔为己任。闻一才士，亟收罗门下，礼节先施，人以及门为荣。兼京兆尹，最关心民瘼。屡年大水，延绅士放振，不假官吏之手，民不知灾。卒后，日有奠于门者，竟不知为谁何氏也。俸入皆以购鼎彝书籍，及殁不名一钱。所刻《功顺堂》、《滂喜斋》丛书，士林宝之。己丑乡试后，余谒公于私第，蒙奖诩备至，以后起之秀见励，且赐以《功顺堂》、《滂喜斋》各一部，吉金拓本各种。自云：十一吕阝钟，尤为醉心之品。子学篆书，不可不细玩也。烂面胡同有接叶亭，国初汤西崖少宰居焉，查他山有诗。至乾隆中尚知其处，见法时帆诗集。今久迷处所，张叔宪自名其居为接叶亭，然非故趾也。李南涧（文藻）有《琉璃厂书肆记》，叙次甚详，曰：琉璃厂因琉璃瓦窑为名，东西可二里许。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完之书。馀从其中买数种，适有《广东新语》，或选思平之兆也。入门为嵩□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其先后次第，忆或不真，而在南在北则无误也。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而其略有旧书者，惟京兆、积秀二家，馀皆新书，而其装潢，纸不佳而册薄。又西而南，转沙土园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贾谢姓，苏州人，颇深于书。余所购钞本如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芦蒲笔记》、《麈史》、《寓简乾坤清气》、《滏水集》、《吕敬夫诗集》、《段氏二妙集》、《礼学汇编》、《建炎复辟记》、《贡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经籍》之属；刻本如《长安志》、《鸡肋集》、《胡云峰集》、《黄稼翁集》、《江湖长翁集》、《唐眉山集》之属，皆于此肆。又北转至正街，为文华堂徐氏在路南，而桥东之肆尽此矣。桥居厂中间，北与窑相对。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近桥左右，则补牙、补唇、补眼及售房中之药者。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笔、卷岱、墨壶、镇纸、弓棚、叠褥备列焉。桥西卖书者才七家，先月楼李氏在路南，多内板书。
译查初白的诗说：“刚结束歌场便卖花灯，三条五剧一层又一层。东华旧市的名称徒然留着，灵祐宫前另搭起棚子。”这是清朝初年的事情。大概是因为内城分别由八旗居住，于是把灯市移到灵祐宫前，后来又移到琉璃厂。如今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灯市了。卖灯的人在廊房头条胡同，但只在白天有灯出售，不再在夜里张灯。般若寺在旧衣市，南省来京参加公车考试的人以及计吏，多寄居在这里。壬辰年春天，濮柚生（文曦）从【字样有误】南进入京城，寄居于此。我前去拜访他，和他整天交谈。游心于世外的见闻，几乎像阅读《山海经》《博物志》一样，奇怪离奇，无法形容。比如他说：山体移动，在古人看来是极大的异事，但云南省却屡屡见到，并不认为奇异。有一家人住在山顶，门前对着一条大溪。一天打开门，溪水突然不见了，寻找后才发现它到了山后。人们以为是水改道了，仔细观察却发现溪边的景物依旧，而山下的地势完全不同，原来是山移动了，溪水却没有改变。又有一家人住在小山上，一天觉得地面微微震动，过了很久，山就移到了原来的位置。只是移动得非常缓慢，一天才几十丈；半个月后移过一条溪，被一座大山挡住而停止，后来便不再动了。这是柚生亲眼看见的。又有某个土司能够变成老虎，柚生也亲眼见过。问他为什么会变身，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从祖父以来一直这样传下来。到了时候就变身，变过之后又恢复正常。”虽然知道这种变化很痛苦，却没有办法解除。一个月变三次，上旬变成老虎，中旬变成驴，下旬变成狗。他变成老虎时，百姓都关门闭户；变成驴时，家家把草料放在门外；变成狗时，便不再理睬他。我听后笑着说：这算不上奇怪，我见过更多的。如今的县令刚见到上司就变成狗，对同僚就变成驴，虐待百姓时就变成老虎。而且一天变三次，哪里需要一个月。柚生当时正以大令的身份等待选授，也笑得合不拢嘴。渔洋老人曾住在保安寺街，所以邵青门写信给渔洋说：“和您分别将近十年，回想起住在保安寺街时，踏着月色敲门，诸位先生盘腿坐在梧桐树荫下，清谈一整夜，恍惚如同隔了几世。”邵青门又自述说：“己未年我客居京城，住在保安寺街。同阮亭先生的房屋相对，愚山先生离我只有几十步，陆冰修则只隔着一堵墙。偶然想念谁，便随意前去拜访，彼此都不行宾主之礼。那年后来住得稍远，隔一天总要见一次面。常常在月夜和诸位先生一起敲阮亭先生的门，坐在梧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清谈直到天亮。”愚山《赠行诗》中有“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的句子，说的就是这件事。渔洋又有一所房子在琉璃厂夹道，孙丹五有诗凭吊说：“诗人老去踪迹还在，古屋的藤花认得旧门。我喜爱‘绿杨红树’的诗句，月明时在海王村惆怅。”大概是因为房屋上有藤花，是先生亲手种的。同治以后，老一辈中崇尚风雅的人，把潘文勤公（祖荫）看作一代的龙门，潘公住在米市胡同际会堂的对门，以提携、倡导和奖掖人才为己任。听说有一个才士，便急忙把他招致门下，先主动以礼相待；才士能够登门拜访，都以此为荣。他兼任京兆尹时，最关心百姓的疾苦。多年发生大水，他邀请绅士发放赈济，不借官吏之手，百姓甚至不知道遭了灾。他去世后，每天都有人在门前祭奠，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姓什么。他的俸禄收入全都用来购买鼎彝和书籍，死后没有留下分文。他刊刻的《功顺堂》《滂喜斋》丛书，士林把它们视为珍宝。己丑乡试后，我到他的私宅拜访，承蒙他极力赞许，把我当作后起之秀来勉励；他还赐给我《功顺堂》《滂喜斋》各一部，以及各种吉金拓本。他自己说：“十一【字样有误】钟，是我尤其陶醉的品类。你学习篆书，不可不仔细玩赏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烂面胡同有一座接叶亭，清朝初年汤西崖少宰曾居住在那里，查他山有诗咏及此亭。到乾隆年间，人们还知道它的所在，这可见于法时帆的诗集。如今它的所在地早已湮没不清，张叔宪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接叶亭，但并不是旧亭的遗址。李南涧（文藻）有《琉璃厂书肆记》，叙述得很详细，说：琉璃厂因琉璃瓦窑而得名，东西大约二里多。还没有进入琉璃厂东门，路北有一家店铺叫声遥堂，卖的都是残破不全的书。我从那里买了几种，恰好有《广东新语》，或许是选择思平之兆。进门后是路北的嵩【缺字】堂唐氏、名盛堂李氏；再往西是路南的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再往西路北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有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都是李氏的书铺。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这些店铺的先后次序，我记得或许不准确，但哪些在南、哪些在北则没有错。有人说二酉堂从前明就有，称为老二酉。略有旧书的，只有京兆、积秀两家；其余都是新书，装潢也不好，纸张差，书册薄。再往西向南走，在沙土园北口的路西有文粹堂金氏。书铺商人姓谢，是苏州人，对书很有研究。我所购得的抄本，有宋代《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芦蒲笔记》《麈史》《寓简乾坤清气》《滏水集》《吕敬夫诗集》《段氏二妙集》《礼学汇编》《建炎复辟记》《贡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经籍》等；刻本有《长安志》《鸡肋集》《胡云峰集》《黄稼翁集》《江湖长翁集》《唐眉山集》等，都是在这家书铺买的。再向北转到正街，就是文华堂徐氏，在道路南面；桥东的书铺到这里就没有了。这座桥位于厂的中间，北面与窑相对。桥以东的街道狭窄，夹杂着卖眼镜、烟筒和日用杂物的店铺。桥以西的街道宽阔，除书铺外，只有古董店，以及卖法帖、装裱字画、雕刻印章、代写书禀、刻板镌碑的店铺。桥的近旁，则有补牙、补唇、补眼以及出售房中药的店铺。遇到廷试，进考场所需的物品，如试笔、[原文“卷岱”]、墨壶、镇纸、弓棚、叠褥等，都陈列齐全。桥西卖书的才有七家，先月楼李氏在路南，书中多为内板书。
又西为宝名堂周氏，在路北，本卖仕籍及律例、路程记，忽购得果府书二千馀套，列架而陈之。其书装潢精丽，俱钤图记。余于此得梁寅《元史略》、《揭文安集》、《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皆钞本。《自警编》半部，《温公书仪》一部，皆宋椠本。又方望溪原稿，往往有之。又有钞本《册府元龟》及明宪宗等《实录》。又西为瑞锦堂，亦周氏，在路南，亦多旧书。其地即老韦之旧肆，本名鉴古堂。八年前，韦氏书甚多。又▯阳人董姓，同卖法帖其中。吾友赵六吉精于法帖，亦来此，遂客没，其榇至今未归。又西为焕文堂，亦周氏。又西为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五柳多璜川吴氏藏书，嘉定钱先生云：即吴企晋舍人家物也。其诸弟析产，所得书遂不能守。又西为延庆堂刘氏，在路北。其肆贾即老韦，前开鉴古堂者也，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于昌龄者。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楝亭掌织造、盐政十馀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曝书亭之书，楝亭皆钞有副本。以予所见，如石刻铺叙宋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诸书，皆钞本。魏鹤山《毛诗要义》、《楼攻愧文集》诸书，皆宋椠本，馀不可尽数。韦颇晓事，而好持高价。查编修莹、李检讨铎日游其中。数年前予房师纪晓岚先生买其书，日费数千金。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其馀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正阳门东打磨厂，亦有书肆数家。尽金溪人，卖新书者也。内城隆福诸寺，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盖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窃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书昌尝见吴才老《韵补》为他人买去，怏怏不快。老韦云：邵子湘《韵略》已尽采之。书昌取视之，果然。老韦又尝劝书昌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如鹤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书昌亦心折其言。韦年七十馀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朝绅好书者，韦一见，谂其好何等书。或经济、或词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而少减辄不肯售，人亦多恨之。余好书几与书昌同，不及书昌能读耳。朝食后即至厂，手翻至晡，或典衣买之。而积秀堂有杨万里、洪盘洲二集钞本，索钱三十千，庋数日仍还之，而不能释于念也。延庆刘，项生大瘤，人呼之刘噶哒。又西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为厂西门，门外无鬻书者。按：李氏所称各肆，今惟老二酉仍在，馀尽易名矣。所列各旧书，今皆不可得。有得之者，价且十倍。咸丰庚申以后，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上，人无买者。故直极贱，宋椠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渐贵，然收者终少。至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骏，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然其价亦不一，宋椠本计叶酬直，每叶三五钱。殿板以册计，每册一二两。康、乾旧板，每册五六钱。然如孙、钱、黄、顾诸丛书，价亦不下殿板也。此外新刻诸书，则视纸板之精粗，道途之远近以索直。大抵真字板较宋字赢十之三，连泗纸较竹纸亦赢十之三，道途之远较近者又赢十之三，于是同一新板，有倍价者矣。内城书肆均在隆福寺，旧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同治中，同立堂歇业；光绪中，天绘阁改聚珍堂，今止此三家。三槐向多旧书，售主亦多，近则迥不如前。而“宝书”、“聚珍”二家，颇能争胜，然迩来旧书有甘井先竭之叹。价日增而益无觅处，内外城所通行者，新书而已。
译再向西是宝名堂周氏，在道路北面，原来主要出售仕籍、律例和路程记，后来忽然买到果府的书二千余套，便排列在书架上陈列。这些书装帧华美，都盖有藏书印。我在这里得到梁寅的《元史略》、揭文安的文集、《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都是抄本。《自警编》半部、《温公书仪》一部，都是宋刻本。又常常有方望溪的原稿。还有抄本《册府元龟》和明宪宗等人的《实录》。再向西是瑞锦堂，也是周氏的店，在道路南面，也有很多旧书。这里就是老韦原先的书铺，原名鉴古堂。八年前，韦氏的书很多。又有[原文“▯阳”]人董姓，与他一起在店中出售法帖。我的朋友赵六吉精通法帖，也来到这里，后来客死此地，他的棺材至今还没有运回去。再向西是焕文堂，也是周氏的店。再向西是五柳居陶氏，在道路北面，近来才开张，但旧书很多。它和文粹堂每年都从苏州买书，装船运来。五柳居有很多璜川吴氏的藏书，嘉定钱先生说：这就是吴企晋舍人的家藏书。吴氏的几个弟弟分家析产后，所得的书便无法守住了。再向西是延庆堂刘氏，在道路北面。店里的商人就是老韦，即从前开鉴古堂的那个人，只是近来已经不能到江南买书了。夏天从内城买来几十部书，每部都有楝亭曹氏的印章，上面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的图书记，想来是原属曹氏、后来归于昌龄的。昌龄官至学士，是楝亭的外甥。楝亭掌管织造、盐政十多年，竭尽力量从事书籍文献之事。他又与朱竹▯交好，曝书亭的藏书，楝亭都有抄录的副本。按我所见，石刻铺叙宋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等书，都是抄本。魏鹤山的《毛诗要义》、楼攻愧的文集等书，都是宋刻本，其余的无法一一列举。韦氏很懂行，却喜欢索要高价。查编修莹、李检讨铎每天都到这里来。几年前，我的房师纪晓岚先生买他的书，每天花费数千金。书铺中懂行的人，只有五柳居的陶氏、文粹堂的谢氏和韦氏。韦氏是湖州人；陶氏、谢氏都是苏州人。其余没有注明是哪里人的，都是江西金溪人。正阳门东面的打磨厂，也有几家书铺，都是金溪人开的，出售新书。内城隆福寺一带，逢庙会时常有卖书的人，称为“赶庙”。书籍散乱地铺满地面，往往不完整，所以价格低廉。朱少卿豫堂每天都让子弟去搜寻。积累几十年，收藏了几十万卷，都是从不完整逐渐收藏到完整的。因为不完整的书大多是人家奴婢偷出来的东西；那些完整的书本来就在那里，只要每天等待，终究会自行出现。我的朋友周书昌，遇到不完整的书也喜欢买。他曾见到吴才老的《韵补》被别人买走，闷闷不乐。老韦说：《邵子湘韵略》已经把其中内容全部采录了。书昌拿来一看，果然如此。老韦又曾劝书昌读魏鹤山的《古今考》，认为宋人中对经学造诣深厚的没有比得上鹤山的，可惜这部书在世上流传很少，世人多不知道采用其中的内容，书昌也由衷佩服他的话。韦氏已经七十多岁了，面容瘦得像柴一样，整天奔走于朝廷官绅之家。对于爱书的朝绅，韦氏一见面就询问他们喜欢哪一类书；有人喜欢经世济用之书，有人喜欢词章，有人喜欢掌故，他都能投其所好，卖得高价；即使稍微少给一些钱，他也不肯出售，因此人们大多怨恨他。我爱书的程度几乎和书昌一样，只是不如书昌能够读书。吃过早饭就到厂里，亲手翻看书籍直到下午，有时甚至典当衣服来买书。积秀堂有杨万里、洪盘洲两部文集的抄本，索价三十千钱，我放置了几天还是把它退还了，但心里始终不能放下。延庆堂的刘氏，颈部生了一个大瘤，人们称他为刘噶哒。再向西是博古堂李氏，在道路南面。它的西边就是厂的西门，门外没有卖书的人。按：李氏所说的各家书铺，如今只有老二酉还在，其余全都改了名称。他所列举的那些旧书，如今都已经无法得到；有人得到，价格也要高出十倍。咸丰庚申以后，人家收藏的旧书大多散出来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人购买，所以价格极其低廉，宋刻本也很多。同治初元以后，书价才逐渐上涨，但收藏的人始终很少。到了光绪初年，太平日子已经持续很久，士大夫以崇尚风雅为时尚，书价于是大幅上涨。当时南皮张孝达学使写了《书目答问》，学者按图索骥，商人则装饰盒子来出售其中的“珍珠”。于是书籍在洛阳纸贵，名声传遍京城，士大夫的踪迹有一半都在海王村了。不过书价也不相同：宋刻本按叶计价，每叶三五钱；殿板按册计价，每册一二两。康熙、乾隆时期的旧刻板，每册五六钱。不过像孙、钱、黄、顾诸家的丛书，价格也不低于殿板。此外新刻的各种书，则要看纸张和刻板的精粗、路途的远近来索取价格。大体说来，真字板比宋字板贵十分之三，连泗纸比竹纸也贵十分之三，路途远的比路途近的又贵十分之三，于是同一种新刻板本，也有价格相差一倍的。内城的书铺都在隆福寺，旧时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同治年间，同立堂歇业；光绪年间，天绘阁改名为聚珍堂，如今只剩这三家。三槐堂过去旧书很多，出售书籍的主顾也多，近来却远不如从前。而“宝书”“聚珍”两家颇能争胜，但近来旧书已经有好井先枯的感叹。价格日益上涨，却越来越没有地方可找，内外城流通的书，只有新书罢了。
后铁厂义学，相传为张文敏公（照）之故居，余友人王逸珊（宝田）居此。逸珊欲倩余补书“法华庵”额，未果而移去。逸珊初居东城镇江胡同，终日座上客满。余一日偕续耻庵往访之，值李雨苍参赞（云霖）、郑东甫比部（杲）先在。逸珊留饮酒间，雨苍先生谈楚军旧事，有如读杜老《北征》，使人神往。余赋《七古》记之云：人生快意殊难必，胜侣相逢便超逸。座中宾客皆岳岳，论诗说剑俱第一。王公高议欺论衡，郑君说经言▯▯。耻庵平日最蕴藉，酒馀意态殊纵横。座中更有河东守，杀贼人称好身手。李广归来竟不侯，真卿老去仍糊口。方今时事须欧韩，庙堂正赖诸公安。奈何高会但置酒，苍生望子抒艰难。街鼓ヨヨ动归骑，犹恨雄谈未申意。愿君勿忘此宵欢，他时应入城东记。诗不足道，此会不可不志。雨苍云：李文恭公（星沅）之为钦差大臣，曾遇曾文正公于逆旅。时寇方起，殊以为忧，谈之竟夜。明日李公临去，按曾公于坐而拜之曰：吾视天下人，惟君真能办贼。星沅老矣，无足言者。此一拜所以寄此任于子也。此雨苍亲闻曾公言之。雨苍又言：英果敏公（翰）之令庐江，吴武壮公（长庆）方以末弁为果敏所器，倚之如左右手。时刘壮肃（铭传）、张勇烈（树声）各结团自保。武壮偶与之有违言，互斗而败，被获。乃缚武壮于柱。果敏遣人往，二公不可。曰：必县令亲拜于吾门而后释之。所遣人难之，以告果敏。果敏遂如其言，始得释。未几果敏氵存擢臬藩，众始大惧，果敏竟不问。然武壮终身执弟子礼，果敏身后，岁时馈问不绝。雨苍又言：官文恭公（文）之督两湖也，人皆疑其百无一长。及克复金陵，以功封伯，人且谓由曾侯让功。不知非也。文恭之功，不在雄长三军，而在牢笼百态。此即萧何之功在张良、韩信上也。公为总督，胡文忠为巡抚，胡心轻之，事多不商酌而径行，公亦不问。或公所用人，至登之白简，公仍不问。幕下士皆为不平，咸请劾胡所用人以报之，公力持不可。胡军于外，以军火不继，遣人持令箭至督辕坐索。幕中皆怒曰：彼无礼至此，即公不怒，我辈亦觉无颜。拟折请入奏，公晓之曰：诸君若提一军而御寇，能如胡某乎？曰：不能。即我出而剿寇，能如胡某乎？曰：亦似不能。曰：我辈之才皆不及彼，而彼身历行间，独任其劳，我辈安享其逸，所愧已多矣。且湖省大吏，惟我与彼，我无彼不能御敌，彼无我不能筹饷，若以细故介怀，国事谁为任之，诸君休矣。后文忠闻之，深悔所为，躬诣请罪。公与之约为兄弟，从此楚军不可动矣。雨苍先生，汉军正蓝旗人。世居盘山，所谓盘山李氏也。少以诸生，慷慨好奇节，走数千里谒曾文正于湖南。值文正他出，雨苍见其公子。公子见其衣敝而风尘满面，误以为役也，有慢色。雨苍直前殴之曰：而父礼士闻天下，而乃慢士如此。公子谢之始已。文正归奇之，留之幕下，授以一军。荐至参赞大臣，以回疆失事，罢任。晚年生计窘甚，病风痹，依逸珊以居。《分甘馀话》云：昔在郎署，与公＜甬戈＞、苕文辈，无旬日不过从倡和，计甫草亦与焉。公＜甬戈＞改吏部，例应关防。一日，计诣之，阍者弗为通。计退而献诗曰：隔墙空望马缨花。公＜甬戈＞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时常集饮于此，故云，长安传以为笑。按：今日吏、兵二部郎官回避之例，已成具文，然其弊端，初不在此。梁文庄公（诗正）居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内。“清勤堂”，赐额也。堂左有味经斋，隔墙葡萄累累，其斋因以青乳名之。终日庭户萧然，自诸司画诺外，更无停辙。见《湖海诗传》小传。按：国初长官画诺，皆在公署，以其无日不入曹也。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于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见。往往追逐竟日，司官以为苦事。以余所见，惟先师潘文勤公私宅不画诺，尚有古风。符右鲁户部（曾）所居韩家潭。床帏之外，书签画卷，茗碗香垆，列置左右。几案无纤尘，四时长供名花数盎。王述庵笑谓之曰：入君燕寝，已如在断桥篱落间，使人不复忆西子湖矣。其雅洁萧澹，非东华软红尘土中人所能企也。周立崖大理（于理）所居听雨楼，在绳匠胡同，为明严介溪别墅。国初徐健庵尚书居之，继归于溧阳史文靖公。其后分为数区，毕秋帆得之，为宴会觞咏之地。秋帆出为观察，遂归大理。按：今此居尚存，历为要津所据，诚宣南第一大宅。翁覃溪先生故居在保安寺街，钱梅溪谓：登其堂，图书文籍，插架琳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而无暇谈论也。按：先生后人不振，家业凋零，今已无绳武者矣。
译后铁厂义学，相传是张文敏公（照）的故居，我的友人王逸珊（宝田）住在那里。逸珊想请我补写“法华庵”匾额，但没有成功，他就搬走了。逸珊起初住在东城镇江胡同，整天座上宾客满堂。有一天我和续耻庵一起去拜访他，正好李雨苍参赞（云霖）、郑东甫比部（杲）已经先到了。逸珊留我们饮酒，席间雨苍先生谈起楚军旧事，仿佛在读杜老的《北征》，使人心驰神往。我作《七古》一首记述此事，其中说：人生想要称心如意本来很难，遇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便格外超逸。座中宾客个个气度不凡，论诗说剑全都是第一流。王公的高论胜过《论衡》，郑君谈经说理清楚明白。耻庵平日最为含蓄稳重，酒后情态却格外纵横豪放。座中还有河东太守，杀敌之人都称赞他身手高强。李广归来终究没有封侯，颜真卿老去仍然要谋生。如今的时局需要欧阳修、韩愈那样的人，朝廷正要依靠诸位公卿。无奈这样的大聚会只是置酒畅饮，百姓正盼望诸位替他们排解艰难。街鼓[原文“ヨヨ”]声声催动归骑，仍遗憾豪谈的心意没有完全表达。希望诸位不要忘记今夜的欢乐，将来应当写入《城东记》。这首诗不值得称道，但这次聚会不能不记下来。雨苍说：李文恭公（星沅）担任钦差大臣时，曾在旅舍遇见曾文正公。当时叛乱刚刚兴起，他非常忧虑，两人谈了一整夜。第二天李公临行时，按住曾公让他坐下，向他拜道：“我看天下人，只有您真正能够平定叛贼。我李星沅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一拜，是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您。”这些话是雨苍亲耳听曾公说的。雨苍又说：英果敏公（翰）任庐江县令时，吴武壮公（长庆）当时还只是末弁，却受到果敏公的器重，果敏公倚重他如同自己的左右手。当时刘壮肃（铭传）、张勇烈（树声）各自组织团练自保。武壮偶然与他们发生言语冲突，双方争斗，武壮战败被擒，于是被捆在柱子上。果敏公派人前往，他们二人不答应，说：“必须县令亲自到我们门前拜谢，然后才能释放他。”使者感到为难，便把情况报告给果敏公。果敏公于是照他们说的做，吴武壮才得以释放。不久果敏公[原文“氵存擢”]为臬司、藩司，众人才开始大为畏惧，但果敏公最终没有追究此事。然而吴武壮终身以弟子之礼对待果敏公，果敏公死后，逢年过节馈赠问候也从未断绝。雨苍又说：官文恭公（文）督理两湖时，人人都怀疑他没有任何长处。等到攻克并收复金陵，凭功劳封为伯爵，人们还说这是由于曾侯让功给他。其实并不是这样。文恭的功劳不在于统率三军逞强争胜，而在于能够笼络各种人才。这就像萧何的功劳在张良、韩信之上。文恭担任总督，胡文忠担任巡抚，胡文忠心里轻视他，许多事情不与他商量便径自办理，文恭也不追问。有时文恭所任用的人，甚至被列入弹劾官员的白简，文恭仍不追问。幕下士人都替他不平，一致请求弹劾胡文忠任用的人来报复，文恭坚决不同意。胡文忠在外统军，因为军火供应不上，派人拿着令箭到督抚衙门坐在那里索取。幕僚们都很愤怒，说：“他无礼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公不愤怒，我们也觉得没有脸面。”他们准备写奏折请求上奏，文恭劝阻他们说：“诸位如果带领一支军队抵御敌寇，能像胡某那样吗？”他们说：“不能。”文恭又问：“即使我出去剿灭敌寇，能像胡某那样吗？”他们说：“也似乎不能。”文恭说：“我们的才能都不如他，而他亲自经历军旅，独自承担劳苦；我们安享清闲，已经有很多惭愧了。况且湖省的大吏，只有我和他；没有我，他不能抵御敌人；没有他，我不能筹措军饷。如果因为这些小事耿耿于怀，国事由谁来承担？诸位不要再说了。” 后来胡文忠听说此事，深深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亲自前往请罪。文恭与他约定结为兄弟，从此楚军便不能再被撼动了。雨苍先生是汉军正蓝旗人，世代居住在盘山，就是所谓的盘山李氏。他年轻时以诸生身份读书，慷慨而喜爱奇特高尚的节操，跋涉数千里到湖南拜见曾文正。正好文正外出，雨苍见到了他的公子。公子见他衣服破旧、满脸风尘，误以为他是差役，脸上露出轻慢之色。雨苍径直上前打了他，说：“你的父亲以礼待士闻名天下，你却这样轻慢士人！”公子向他道歉，这才作罢。文正回来后认为他很不寻常，把他留在幕府中，交给他统领一军。后来荐升为参赞大臣，因回疆失事被免职。晚年生计非常困窘，患风痹病，依靠逸珊居住。《分甘馀话》说：从前我在郎署任职时，和公[原文“＜甬戈＞”]、苕文等人，几乎没有十天不互相唱和，计甫草也参加其中。公[原文“＜甬戈＞”]调任吏部，按惯例应当回避，不得相见。有一天，计甫草去拜访他，守门人没有替他通报。计甫草退回来后献诗说：“隔墙空望马缨花。”公[原文“＜甬戈＞”]寓所里有一株夜合树，长得最高大，花开时常在树下聚饮，所以诗中这样说，长安人把这件事传为笑谈。按：如今吏部、兵部郎官回避的规定，已经成为具文，但它的弊端本来并不在这里。梁文庄公（诗正）住在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内。“清勤堂”是皇帝赐予的匾额。堂的左边有味经斋，隔墙葡萄累累，所以味经斋又因而取名为青乳。院中整天寂静冷落，除各司官员来画诺之外，再没有车马停留。见《湖海诗传》小传。按：国初长官画诺，都在官署中进行，因为他们每天没有不入曹署的。乾隆以后，兼任多项职务的重臣增多，于是不再经常入署。阅看奏折、批判文牍的事务，也转移到私人住宅办理。并且由于事务繁多，私人住宅也不得安宁。官员往往整天奔走追逐，司官把这看作苦差事。按我所见，只有我的先师潘文勤公在私宅不画诺，还保留着古风。户部符右鲁（曾）住在韩家潭。床帐之外，书签、画卷、茶碗、香炉排列在左右。几案上一尘不染，四季常常供着几盆名花。王述庵笑着对他说：“进入您的内室，就已经像到了断桥篱落之间，使人不再想起西子湖了。”这种雅致、洁净、萧疏、淡泊的情趣，不是身处东华门柔软红尘之中的人所能企及的。周立崖大理（于理）住在绳匠胡同的听雨楼，这里原是明代严介溪的别墅。国初徐健庵尚书住在这里，后来归于溧阳史文靖公。之后分成几个区域，毕秋帆得到它，把这里作为宴会饮酒、赋诗唱和的地方。秋帆出任观察后，宅第便归给大理。按：如今这处宅第还存在，历来都被身居要职的人占有，确实是宣南第一大宅。翁覃溪先生的故居在保安寺街。钱梅溪说：“登上他的堂屋，图书文籍插满书架，琳琅满目，如同进入万花谷中，令人心神摇荡、眼花缭乱，连谈论的时间都没有。”按：先生的后人没有振作起来，家业日渐衰败，如今已经没有能够继承其家风的人了。
管韫山先生（世铭）以时文名一世，然公学不止时文也。近其乡人刻公诗、古文若干卷，皆有物之言，足以传世。公为伯祖恭慎公业师，余家存公行述，尚是公子学洛所定。今所刻公集亦有行述，乃出公孙删节，非原文也。中有一段，尤未可删。今节载之云：一生雅好制艺文字，通籍后犹时时为之。多读书，得间及抒写怀抱之作。尝自论：吾艰于场屋，又教人为举子业。故文字颇事▯皇，其不逮先正大家，或当以此。至精深雄健，切近谛当，自觉并时无两。谓《后汉书》最利时文，《文心雕龙》作文体例大备，宜熟复。此皆府君文字心得处。又曰：每日不阅古书数寸，不得妄诩下帏。读书多则义理日出，境界日开。沉潜既久，但一含毫落墨，清言名理，自然辐辏。因题立格，自然成章，其乐殆不能喻诸人也。用古当得其精意，非掇拾成语作钞胥可了。汝文勿轻示人，吾少作仅有存者。斯事与年俱进，毋自满假为有识者笑。亻暴值圆明园，四日始得休沐。就正之文，积案头常数寸。虽应酬杂Ш，笔札纷烦，必先阅竟然后他及。吾母或尚有家事待商榷，而府君高吟不顾也。吾母每谓：何太自苦。府君曰：此吾数日来片刻乐境，何云苦耶！朱竹君文正兄弟，一享高名，一跻显仕；一跌宕，一谨严，极似宋之郊、祁兄弟二人，遂开乾、嘉以下南北二派学术。至今所衍犹其绪馀，亦奇矣。方竹君先生请开四库馆，刘文正力持不可，于文襄力争行之。在当时不解文正之意，即后人亦以为疑。不知本朝学术之歧，实四库馆阶之厉。直至咸丰间，遂有天下不乱于粤匪，而乱于汉学之说。至今学术益歧，始叹文正所见之远。盖明代学术歧于议大礼，本朝学术歧于开四库馆也。大兴黄氏弟兄，亦并茂一时。学业比朱氏为纯，爱才下士则相类。昆圃先生刻《水经》、《文心雕龙》尚为世宝，惜其诗文竟无重刻者。相传袁随园初入翰苑，尹文端为之推毂，名誉极盛，袁亦目无馀子。一日偶他出，有客来访，不言名姓，阍人以他出辞。明日又至，袁颇疑之，令阍再辞。且问客欲何为？阍如教。客云：无他，有故事数条，欲请教耳。既主人娄不在，烦汝代达可耳。出一册，约三日期。袁视之，凡百二十事，所知者不二十事。急谒文端，文端所知亦略相等。折简招诸词林明日会于院署，出册示之。极众人所知，尚不及半。计无所出，检《图书集成》求之，尽两日之力，止得百许条。尚缺数事，乃以意附会足之。将别矣，文端曰：未也。以彼一人之力，使我辈仆仆两日，宁无以报之。乃共翻《图书集成》，亦捃百二十事，俾袁怀之归。明日客至，袁仍托辞他出，令阍人以册呈。客视册无他语，但将附会数事摘出其误。阍人徐呈别册，客展册熟视，顾阍索笔研，运笔如风，满注于册，无遗者。袁以呈文端，文端大骇，然卒不得姓名。但据阍人聆其语音，是山左人。文端乃遍访于山左士夫。久之，始知为衍圣公之甥，幼育于公邸，《图书集成》凡七过目矣。相传岳威信公（钟琪）居京师，怡贤亲王折节下交，恒往来过从。一日，岳公以忌之者多，不克保身为忧。王遂于奏对之暇，代为陈之，岳公不知也。上曰：既如是，可令其改入旗籍，当无敢摇之者。然汝私往商之，勿云朕意。王既至，与威信久谈，终不言而去。上问之，王对曰：观钟琪意，似不愿也。上曰：若尔，则勿庸。然岳公始终不知，此盖岳氏子孙所传，或者疑其未审，姑志之云尔。江忠烈公（忠源）初以公车入京，馆曾文正公寓中。既下弟，日事邪斜游，赀罄不能归，同寓客多避之。文正劝之归，且为办装。江感其高义，明日遂不别而行。文正知之，亟命驾追之。及之于长新店，则江方午饣▯。公慰之曰：以君之才，他日不愁无所遇。但有亲在堂，此归殊难为怀。出百金为赆，请归为饔餐费。公拜受之。文正遂返，至邸巳薄暮，宾客争问所往。公曰：追饯江岷樵耳。客皆惊而不信。公曰：岷樵必以忠节名天下，诸君非其伦，异日当自知之。众为怃然。咸丰中僧心泉居松筠庵，善鉴别书画，厂肆贾人多就正焉。世遂传其能以鼻嗅手扪而知，未知信否。何子贞、张石州皆与之往来。石州之刻杨忠愍《谏草》，延张受之于杭州寓庵中，心泉亦为之助役。及刻成，受之遂卒于庵。诸人资助还其丧，子贞为之书墓志，今与《谏草》皆嵌庵壁。子贞又篆“谏草堂”额，庵中有刘石庵先生书碑，最佳。都中国手，向推僧秋航为巨擘。年九十馀，以奕为日课。自僧卒，都中遂无国手。
译管韫山先生（世铭）凭时文闻名一世，但他的学问并不止于时文。近来他的乡人刊刻了先生的诗和古文若干卷，都是有内容的文章，足以流传后世。先生曾做我伯祖恭慎公的业师，我家保存着先生的行述，还是先生的儿子学洛所订定的。如今刻印的先生文集也有行述，却是出自先生的孙子删节，并非原文。其中有一段尤其不能删去。现在节录如下：一生平素喜爱制艺文字，考中入仕以后仍时时写作。先生读书很多，有空还写抒发胸怀的文章。曾经自己评论说：我在科举场屋中很艰难，却又教别人做举子业。因此文章很讲究[原文“▯皇”]，比不上前代正统大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至于精深雄健、切近确当之处，我自己觉得同时代无人能比。他认为《后汉书》最有利于写作时文，《文心雕龙》把文章体例讲得最完备，应当反复熟读。这些都是府君写文章时的心得。又说：每天如果不读古书几寸，便不应该妄自夸说自己在闭门读书。读书多了，义理便一天天显现，境界也一天天开阔。沉潜日久，只要一提笔落墨，清雅的言论和精辟的义理自然会汇聚而来。因题立格，自然成章，其中的乐趣几乎无法向别人说明。运用古文，应当得到它的精义，不是拾取成语、充当抄写胥吏就能完成的。汝文，不要轻易把这些文章给别人看，我年轻时写的文章仅有少数保存下来。写文章这件事要随着年岁一起进步，不要自满自夸而被有识之士讥笑。[原文“亻暴值”]圆明园时，四天才得到一次休沐。需要请人指正的文章，常常在案头堆积数寸高。虽然应酬杂[原文“Ш”]，笔札纷乱繁多，也一定先全部阅览完，然后才处理其他事情。我的母亲有时还等着商量家事，但府君只顾高声吟诵，并不理会。我的母亲常说：“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辛苦？”府君说：“这是我这几天来片刻的快乐境地，怎么能说是辛苦呢！” 朱竹君兄弟二人，一个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个登上显要仕途；一个性情跌宕，一个谨慎严肃，极其像宋代的郊、祁兄弟二人，于是开创了乾隆、嘉庆以来南北两派的学术。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仍然只是他们的余绪，也真是奇异。起初朱竹君先生请求开设四库馆，刘文正坚决反对；于文襄则极力争取实行。当时的人不明白文正的用意，就是后人也对此感到疑惑。却不知道本朝学术的分歧，实际上是以四库馆为阶梯而加剧的。直到咸丰年间，竟然有了“天下不是乱于粤匪，而是乱于汉学”的说法。如今学术分歧更加严重，才开始感叹文正的见识深远。大概明代学术因议论大礼而分歧，本朝学术则因开设四库馆而分歧。大兴黄氏兄弟，也在当时各自成就卓著。他们的学业与朱氏相比更加纯正，爱惜人才、礼遇士人则相同。昆圃先生刊刻的《水经》《文心雕龙》，至今仍被世人视为珍宝，可惜他的诗文竟然没有再版。相传，袁随园初入翰苑时，尹文端替他大力推荐，因此声誉极盛，袁随园也因此目中无人。有一天，他偶然外出，有客人来访，不肯说出姓名，守门人便以主人外出为由推辞。第二天客人又来，袁随园很是疑惑，便叫守门人再次推辞，并且问客人想做什么。守门人照此询问。客人说：“没有别的事，只是有几条故事，想向他请教罢了。既然主人屡次不在，劳烦您代为转达就可以了。”说着拿出一册书，约定三天后再来。袁随园查看那册书，共有一百二十件事，自己知道的不到二十件。他赶忙拜访尹文端，尹文端所知道的也大致相同。于是写便条邀请词林诸公，第二天在院署会面，并拿出册子给大家看。即使把众人知道的合在一起，也还不到一半。大家想不出办法，只好查检《图书集成》，费了两天力气，也只找到一百多条。还缺少几件，于是凭意猜附会来补足。将要分别时，尹文端说：“还不行。仅凭那一个人的力量，就使我们这些人奔波劳碌了两天，难道不该给他一点回报吗？”于是大家共同翻查《图书集成》，又搜集了一百二十件事，让袁随园带着回去。第二天客人来了，袁随园仍托词外出，叫守门人把册子拿给他。客人看了册子，没有说别的话，只把其中凭意附会的几件挑出来，指出它们的错误。守门人慢慢又拿出另一册，客人展开册子仔细查看，回头向守门人索要笔和砚，挥笔如飞，在册子上写满批注，没有遗漏一处。袁随园把册子拿给尹文端看，尹文端大为惊骇，但最终也不知道客人的姓名。只是据守门人听到的口音判断，他是山左人。尹文端于是到处向山左的士大夫打听。过了很久，才知道此人是衍圣公的外甥，自幼养育在衍圣公府中，《图书集成》已经通读过七遍了。相传岳威信公（钟琪）居住在京师时，怡贤亲王降低身份与他结交，常常往来相访。有一天，岳公因为忌恨他的人很多，担心不能保全自身而忧虑。怡贤亲王便在应对皇帝奏问的空暇，代他陈述此事，岳公并不知道。皇帝说：“既然这样，可以让他改入旗籍，这样应当没有人敢动摇他。不过你私下去同他商量，不要说是我的意思。”怡贤亲王到了以后，同威信公长谈，始终没有提及此事便离开了。皇帝问起时，王回答说：“看钟琪的意思，好像不愿意。”皇帝说：“如果这样，那就不必了。”但岳公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这大概是岳氏子孙传说下来的，或许未必可靠，姑且记在这里。江忠烈公（忠源）当初以公车身份进京，住在曾文正公的寓所中。考中落第以后，每天只顾游荡，钱财耗尽，无法回去，同住的客人多半躲避他。曾文正劝他回去，并替他准备行装。江忠烈感念他的高义，第二天竟不告别就走了。曾文正得知后，立即命人驾车追赶。在长新店追上他时，江忠烈正吃午饭。曾文正安慰他说：“凭你的才华，将来不愁没有施展的机会。只是家中还有亲人在堂，这次回去实在难免心中难过。”于是拿出一百金作为路费，请他带回去作饮食费用。江忠烈拜谢接受。曾文正随即返回，回到寓所时已经接近黄昏，宾客争着询问他到哪里去了。曾文正说：“只是去追赶并为江岷樵送行罢了。”客人们都惊讶而不相信。曾文正说：“岷樵一定会以忠节闻名天下，你们诸位都不能和他相比，将来自己就会知道了。”众人听后都怅然不乐。咸丰年间，僧人心泉住在松筠庵，善于鉴别书画，厂肆中的商人多来向他请教。因此世人传说他能够用鼻子闻、用手摸，就鉴定出书画的真伪和优劣，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何子贞、张石州都同他有往来。张石州刻印杨忠愍的《谏草》时，请张受之在杭州的寓庵中主持此事，心泉也替他们帮忙做杂务。书刻成后，张受之便死在庵中。众人出钱资助，把他的遗体送回去；何子贞替他撰写墓志，如今墓志和《谏草》都嵌在庵壁上。何子贞又篆写“谏草堂”匾额。庵中还有刘石庵先生书写的碑，最为精美。京城中所有国手，过去都推崇僧人秋航为棋艺大家。他年过九十，仍以弈棋作为每天的功课。自从秋航和尚去世，京城中就再也没有国手了。
大兴才女胡慎仪、胡慎容姊妹，皆以诗名。慎仪尤善，早寡。未几，子亦卒。遂受聘为闺阁师，历四十年，女弟子至二十馀人。晚号鉴湖散人，著有《石兰诗钞》。其女名思慧，字睿之，为侍郎刘秉恬室，诗亦能传家学，著《绣馀吟》。光绪初，京师有陈寅生之刻铜，周乐元之画鼻烟壶，均称绝技。陈之刻铜，用刀如笔。入铜极深，而底如仰瓦。所刻墨盒、镇纸之属，每件需润资数金。周之烟壶画，于玻璃之里面，山水、花果仿名人卷册，极棘猴贯虱之巧。周年不永，一生所画不及百枚。殁未几，一枚已直数十金。自国初罢灯市，而岁朝之游▯攵集于厂甸。其地在琉璃厂之中，窑厂大门外，百货竞陈，香车栉比。自初二日至十六日，凡半月。午前游人已集，而勾阑中人辄于此炫客，必竟日始归。荡子辈络驿车前，至夹毂问君家，亦所弗禁。门东有吕祖祠，烧香者尤众。晚归必于车畔插相生纸蝶，以及串鼓，或连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查穿为糖壶卢，亦数十，以为游帜。明日往，又如之。近来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如四王吴恽之画，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册有至千金者。古人惟元四家尚有此直，若明之文、沈、仇、唐，每帧数十金，卷册百馀金。宋之马、夏视此，董、巨稍昂，亦仅视四王而已。书则最贵成邸及张天瓶，一联三四十金，一帧逾百金，卷册屏条倍之。刘文清、王梦楼少次，翁苏斋、铁梅庵又少次，陈玉方、李春湖、何子贞又次，陈香泉、汪退谷、何义门、姜西溟贵于南而贱于北。宋之四家最昂，然亦仅倍成邸，松雪次之，思白正书次之，然亦不及成、张。行书则不及刘、王。若衡山、希哲、履吉、觉斯等，诸自郐此，皆时下赏鉴，而贾人随之。至于瓷器，康熙十倍宣、成，雍、乾又倍康熙，而道光之“慎德堂”一瓶，至数百金。又有“古月轩”一种，以料石为胎，画折枝花卉，绝无巨者。瓶高三寸，索直五百金，真瓷妖矣。因忆《野获编》云：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又云：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上参苏、米。则明人已有此风，然不过方驾古人耳。未如今之超乘而上也。厂肆之习，寻常之物，有数人出价则其直顿增。往往有数人争购一物，终不能得，别有好事者出重价得之。亦有众人共争，贾人居奇不售，遂终不售者。亦有买者明知不直，而故增其声价，以博具眼者。大抵士夫与贾人中分其权，而互为胜负。京师士夫好藏金石，旧本日贵。看法亦各有诀，如某碑以某字完为某时拓，某帖以某处不断为最初本，价之轩轾因之。然黠贾亦即因而作伪，大抵此事须以神遇，未可存舟剑之见也。炸子桥迤东路南松筠庵，为明杨忠愍故居，至今恒寓名流。光绪戊子彭刚直公曾寓，画梅花刻石于壁。公一生不肯居方面之任，但以钦差大臣终其世。官大司马，止于入觐时一莅任而已，此后依旧出京。计一生居京官之职，任外官之事，亦近代所未有也。尤好为微行，布衣芒╂，游行市间，民皆呼为彭打铁，南方谚语不畏强御之谓也。见者震摄，奸人匿迹。晚年经略广州，独居镇海楼，日惟作书、画梅、赋诗、饮酒而已，而洋人终不近广州，有莱公北门锁钥之风。公喜作书画，而不轻为人作。所愿者，始肯捉笔，不然虽百计不得也。常经某县，县令奉佳纸乞书，公一笑置之。及晚餐，厨役与亲军窃语于帘外。公见而问之，亲军对曰：彼思得公书也。公笑曰：厨子亦解书耶？此大佳事，但仓卒那得佳纸。顾令纸适在几上，即书而与之。明日见令曰：君纸已为厨役书之，无以应命，勿罪也。顾侠君集中有自题《小秀野》四绝名，并序云：余不到京华十有一年，家居卜筑秀野草堂。五架三间，傍花映竹，几作忘世之想。今岁复理装北上，虽呻吟蠃背，而醉欢睡兴，无日不在梦寐中也。入都后，又于宣武门西，三忠祠内，僦屋数椽。推窗北望，雉堞云横。草深院落，颇觉萧疏可爱，因属查二德尹颜之曰：小秀野。漫赋四绝，望诸君子属和焉。数间小屋傍城西，纸阁屏风新品题。堪笑生涯同燕子，春深到处好添泥。绕墙新插翠芭蕉，根护蔷薇粉欲消。试听雨声兼叶响，秋来无限可怜宵。睥睨云横日乍舒，北窗景物最萧疏。香风怪底穿帘入，隔岸谁家走钿车。草堂春柳正▯▯，芍药红栏渐著花。生怕梦归难识路，都教携得到京华。以此考之，则小秀野草堂在三忠祠内也。
译大兴才女胡慎仪、胡慎容姊妹，都以诗歌闻名。胡慎仪尤其擅长作诗，早年守寡。不久，儿子也去世了。于是她受聘担任闺阁教师，前后四十年，女弟子达到二十多人。晚年号鉴湖散人，著有《石兰诗钞》。她的女儿名叫思慧，字睿之，是侍郎刘秉恬的妻子，诗歌也能继承家学，著有《绣馀吟》。光绪初年，京师有陈寅生的刻铜技艺、周乐元的鼻烟壶内画，都被称为绝技。陈寅生刻铜时，用刀如同用笔。刻入铜中极深，而底部像仰起的瓦片。他所刻的墨盒、镇纸之类，每件需要润笔费数金。周乐元在鼻烟壶玻璃的内面作画，山水、花果仿照名人的画卷，精巧得如同猕猴穿针、蚊虱贯缝一般。周乐元寿命不长，一生所画不到一百枚。他死后不久，一枚鼻烟壶已经价值数十金。自从本朝初年停止灯市以后，岁朝期间的游人便集中到厂甸。厂甸位于琉璃厂中、窑厂大门外，百货争相陈列，香车一辆接一辆。从初二到十六日，共有半个月。午前游人已经聚集，勾栏中的人往往也在这里招揽客人，一定要到天黑才回去。浪荡子弟的车辆接连停在路前，甚至挤到车轮之间询问女子的住处，这种事也不禁止。门东有吕祖祠，烧香的人尤其多。晚上回去时，车旁一定插着相生纸蝶和串鼓，有的甚至连插二三十个。有的把山楂穿起来做成糖葫芦，也有几十串，用来作为游玩的标志。第二天再来，又照样如此。近来厂肆中的风气是，凡是越接近当代的物品，价格越高。例如四王以及吴、恽的画，每幅都值三五百金，卷册有的达到千金。古人中只有元代四大家的作品还有这样的价格；至于明代的文、沈、仇、唐，每幅数十金，卷册一百多金。宋代的马远、夏圭比这些更高，董源、巨然稍贵一些，但也只是和四王相当罢了。书法中最贵的是成亲王和张天瓶的作品，一联三四十金，一幅超过百金，卷册、屏条的价格是它们的两倍。刘文清、王梦楼稍次，翁苏斋、铁梅庵又稍次，陈玉方、李春湖、何子贞再次之。陈香泉、汪退谷、何义门、姜西溟的作品，在南方比前者贵，在北方却较便宜。宋代四大家的书法价格最高，但也只达到成亲王作品的两倍；赵松雪次之，董其昌的楷书又次之，但仍比不上成亲王和张天瓶。行书则不如刘文清、王梦楼。至于文徵明、祝允明、文彭、张瑞图等人，其他人都在他们之下；这些都是当时的鉴赏家所推重的，商人也随之抬高价格。至于瓷器，康熙朝的价值是宣德、成化瓷器的十倍，雍正、乾隆朝的又是康熙朝的两倍；而道光朝“慎德堂”的一只瓶子，竟价值数百金。又有一种“古月轩”，以料石作胎，绘折枝花卉，绝没有大件的。一只瓶子高三寸，索价五百金，真是瓷器中的妖物了。于是想起《野获编》说：玩赏之物以古代的为贵。唯独本朝不是这样，永乐朝的剔红、宣德朝的铜器、成化朝的瓷器，价格已经可以和古物相抗衡了。大概是因为北宋以雕漆闻名，如今已经很难得到；而三代的尊、彝等礼器法物，也一天比一天少。五代到宋代所谓柴、汝、官、哥、定等名窑的器物，又特别脆弱，容易损坏。所以只好用近代烧制的器物来与古物相当。书中又说：沈周、唐寅的画，可以上比荆浩、关仝；文徵明、祝允明的书法，可以上比苏轼、米芾。这说明明人已经有了这种风气，但也不过是和古人并驾齐驱罢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超越古人而居其上。厂肆中的风气是，普通物品只要有几个人出价，价格就会突然上涨。往往有几个人争买一件物品，最终谁也没有买到，另有一个好事者出高价把它买走。也有众人共同争购，商人却囤积居奇不肯出售，结果最终也没有卖掉的。还有买主明明知道它不值这个价，却故意抬高声价，以便向真正懂行的人炫耀。大体上，士大夫和商人各占一半主导权，彼此争胜负。京师士大夫喜欢收藏金石，旧拓本的价格一天比一天高。鉴定方法也各有诀窍，比如某碑以某一个字完整无损，便认为是某一时期的拓本；某帖以某一处没有断缺，便认为是最初的版本，价格的高低因此而定。然而狡猾的商人也就利用这些标准造假。总的说来，这件事必须靠心神领会，不能拘泥于刻舟求剑式的固定看法。炸子桥以东路南的松筠庵，是明代杨忠愍的故居，直到今天仍经常有名流寄居。光绪戊子年，彭刚直公曾住在那里，并在墙上画梅花、刻石。彭公一生不肯担任方面大员，只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终其一生。他担任大司马，只是在入朝觐见时暂时任职一次而已，此后仍旧出京。计算他一生担任京官的职务、办理外官的事务，也可说是近代所没有的。他尤其喜欢微服出行，穿着布衣和芒鞋，在市井间游走，百姓都称他为“彭打铁”；这是南方谚语中不畏强暴的意思。见到他的人都震惊畏惧，奸人纷纷藏匿。晚年经略广州时，他独自住在镇海楼，每天只是写字、画梅、作诗、饮酒，而洋人始终不敢接近广州，颇有寇莱公镇守北门、扼守锁钥的气势。彭公喜欢作书画，却不轻易替别人写画。只有对方提出他愿意做的事，他才肯提笔；否则即使想尽办法也求不到。一次他经过某县，县令拿出上好的纸请求他题字，彭公笑了笑，置之不理。到了晚饭时，厨役和亲军在帘子外面低声交谈。彭公看见后问他们，亲军回答说：“他是想得到您的字。”彭公笑道：“厨子也懂得书法吗？这真是大好事，只是仓促之间哪里找得到好纸？”回头一看，县令送来的纸正好在几案上，于是便写好给了厨役。第二天见到县令时，他说：“您的纸已经替厨役写了字，没法按照您的要求办，请不要怪罪。” 顾侠君的文集中有自题《小秀野》的四首绝句，并有序文说：“我离开京城已经十一年，居家时选择地方建造秀野草堂。五架三间，旁边有花、映着竹子，几乎产生了忘却尘世的念头。今年又整理行装北上，虽然身体瘦弱、脊背弯曲，但醉酒的欢乐和睡眠的兴致，没有一天不在梦中出现。进入京城以后，又在宣武门西边三忠祠内租了几间房屋。推窗向北望去，城墙如云横亘。院落中草深，颇觉萧疏而可爱，于是请查二德尹题写匾额，称为‘小秀野’。随意作四首绝句，希望诸位君子赐和。几间小屋靠着城西，纸糊的阁子和屏风上新添了题字。可笑我的生涯如同燕子，春深时到处都适合衔泥添巢。墙边新插的翠绿芭蕉，根部护着蔷薇，花粉将要消褪。试听雨声和叶声一同响起，到了秋天，不知有多少令人怜惜的夜晚。城墙上云气横陈，太阳刚刚舒展光芒，北窗外的景物最为萧疏。香风奇怪地穿帘而入，隔岸不知谁家的装饰华丽的车子驶过。草堂春日的柳条正……，芍药在红栏旁渐渐开花。只怕梦中归去会认不得道路，所以全都让它们跟着我带到了京城。”由此考察，小秀野草堂就在三忠祠内。
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谓：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馀步，大衢之北面。景福《重藏舍利记》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而金人记土地庙，在北门内道旁路西。以此度之，则今外城之西南，乃金代内城之东北也。盖金代内城在今西南，元人别建北城，南城当时即毁。故元遗山诗注云：大安殿基改为卖酒楼，今则益不可问矣。然如宣武门外有所谓老墙根者，正在土地庙之北，或是金西城北面故基。而烂面胡同近金城东面，其西南二面则在城外。《呆斋集》所谓梁氏园，在京城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号为萧太后城者，即是也。余尝徘徊于天宁寺左近，以大路考之，则昔日街衢之迹，犹有可验。又广渠门内外土中，古砖累累。元瓷片随锸而出，琢为带板、画轴头等物，至今未已。且多琉璃瓦，疑是殿基也。乾隆中，琉璃厂窑内得辽李内贞墓志，知厂地在辽名海王村。按：海王村亦名海王庄，见《金史•后妃列传》，在城东三里。近年都中忽出伪元瓷，其氵宙水▯▯眼，沙底铁足，一一逼真。闻系一家丁随官九江，曾学其技，归而用北方土烧之，不能工而殊类元瓷。乃仿造之，遂大获利，赏鉴家所得半是物也。亦颇自秘其技云。按：《崔东壁遗书》：乾隆中，磁州有人造伪宋瓷，盖北方土性故如是也。外城笔工多聚于宣武门外，如李玉田、王名通、宋尧庵之属，皆声价自高。翰苑诸公，在所必需。然但取其利于折卷，古所谓任笔成形是也。不惟宣城诸葛之制不可得，即乾、嘉时旧样，亦如天球河图矣。墨，旧贵曹素功、汪近圣，近止有胡开文一家，其馀胡竹溪、詹大有不足望其项背也。光绪初，殿廷考试，皆尚明墨，取其松烟之黑也。价十馀换，比兼金矣。程方旧物，搜罗一空，复渐有作伪者。又久之，新制松烟亦居然入用，价则寻常而已，然旧物已销磨无算矣。墨合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夫案头，墨合之外，砚石寥寥。即有者，不过新坑礼货，取其追琢之工，供玩而已。祁文端公（｛宀隽｝藻）居宣武门外之四眼井，地近大报国慈仁寺。公退之暇，杖履往来。寺后毗卢阁，乾隆中拆去。其基隆然，公于其上建小阁三楹，立石记之。又何子贞编修（绍基）、张石州（穆）二人，起顾亭林祠于庙左，集同人祀之。寺中子贞书画最多，僧人不解，皆为人取去。今寺已全颓，山门倒尽，不久将成白地矣。余先茔在广宁门外，上冢必过之，至今已四十年。每过，未尝不想见渔洋先生风廊搜异书，及竹▯、钝翁诸老抚松倡和时光景，为之神往。恐后百许年，物换星移，并此地亦不可识矣。寺有《妙音图》，绘佛说法，而听者济济。乃傅凯亭（雯）笔，画于乾隆中。藏之已久，忽为火焚其一角。善果寺，在慈仁寺后，完然无恙。山门内左右廊有悬山，大殿颇卑，与蓝淀厂广仁宫相类，疑此皆金元旧字。每六月六日有晾经会，实无所晾，士女云集，骈阗竟日而已。《藤阴杂记》谓：京师戏园，止剩方壶斋。今园久废，其地尚名方壶斋。查楼，今中和园，馀皆不可考。京师士夫好尚，亦月异而岁不同。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得胜归来，军士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故于《请清兵》等剧，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二黄腔。其声比弋则高而急，其辞皆市井鄙俚，无复昆、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宫调，声尚高亢。同治中又变为二六板，则繁音促节矣。光绪初忽竞尚梆子腔，其声至急而繁，有如悲泣，闻者生哀。余初从南方归，闻之大▯戒。然士夫人人好之，竟难以口舌争。昆、弋诸腔，已无演者。偶演，亦听者寥寥。京师内城，旧亦有戏园。嘉庆初以言官之请，奉旨停止，今无知者矣。以余所及，如隆福寺之景泰园、四牌楼之泰华轩皆是，东安门外金鱼胡同、北城府学胡同皆有戏园。余髫年时，如泰华轩、景泰轩，地安门之乐春芳，皆有杂爨，京师俗称杂耍。其剧多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及平话、嘌唱之类。内城士夫皆喜观览，其优人亦间通文墨，吐属近雅，有宋明遗风，今已成广陵散矣。诸园亦废。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而瞽人其次也。然瞽人擅此者，如王心远、赵德璧之属，声价极昂，今已顿绝。
译唐采师伦的《重藏舍利记》说：“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以东一百多步，大道的北面。”景福年间的《重藏舍利记》说：“大燕城内地的东南角有悯忠寺，寺门面对大路。”而金人记载土地庙在北门内道路的西边。由此推断，现在外城的西南部，就是金代内城的东北部。大概金代内城在今天城的西南，元人另建北城，南城在当时就毁掉了。因此元遗山的诗注说：“大安殿的地基改成了卖酒楼，如今就更加无法查考了。”不过，像宣武门外所谓的老墙根，正好在土地庙北面，或许就是金代西城北面的旧地基；而烂面胡同靠近金城东面，金城西南两面则在城外。《呆斋集》所说的梁氏园，在京城西南五六里，园外有旧城，号称萧太后城，就是这里。过去我曾在天宁寺附近徘徊，按照大道考察，过去街道的遗迹仍有可以验证的地方。另外，广渠门内外的土中，古砖层层累积。元代瓷片随着锄头翻出，被琢磨成带板、画轴头等物，直到今天仍未停止。那里还有很多琉璃瓦，我怀疑是宫殿的地基。乾隆年间，琉璃厂窑内出土了辽代李内贞的墓志，由此知道厂甸一带在辽代名为海王村。考察可知，海王村也叫海王庄，见于《金史·后妃列传》，位于城东三里。近年京城中突然出现了伪造的元代瓷器，其釉水、气泡眼、沙底、铁足一一都十分逼真。听说是一家仆人随官员到九江时曾学会了这种技艺，回来后用北方的土烧制，虽然做工不好，却非常像元瓷。于是他便加以仿造，终于获得了巨利，鉴赏家所得的物品有一半是这种东西。他也颇为保密，不肯公开这种技艺。考察《崔东壁遗书》说：乾隆年间，磁州有人制造伪宋瓷，大概就是北方土质造成了这种情况。外城的制笔工匠大多聚集在宣武门外，例如李玉田、王名通、宋尧庵之类，声望和价格都自行抬高。翰苑诸公是一定需要他们的笔的。然而他们只取其能用于折卷的利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任笔成形’。不要说宣城诸葛氏所制的笔已经无法得到，即使乾隆、嘉庆年间的旧式样，也已经像天球、河图那样难以寻觅了。墨在过去以曹素功、汪近圣所制的最为贵重，近来只有胡开文一家还受推重，其他如胡竹溪、詹大有，都不能望其项背。光绪初年，殿廷考试时都崇尚明代的墨，取的是它松烟的黑色。价格达到十多换，几乎等同于兼金。程方的旧墨被搜罗一空，后来又逐渐有人造假。又过了很久，新制的松烟墨也居然得到使用，价格则只属平常；然而旧墨已经被消耗毁坏了无数。墨盒盛行以后，端砚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宋代旧坑的端砚，价格不超过十金，商人也完全不认识。士大夫的案头上，除了墨盒以外，砚石寥寥无几。即使有砚台，也不过是新坑的礼品货，取其雕琢工艺精美，只供玩赏罢了。祁文端公（寯藻）住在宣武门外的四眼井，那里靠近大报国慈仁寺。公事退下以后，他常拄杖穿履往来其间。寺后的毗卢阁在乾隆年间拆掉了。其地基高高隆起，祁公在上面建了三楹小阁，并立碑记载此事。又有何子贞编修（绍基）、张石州（穆）二人，在寺庙左侧兴建顾亭林祠，召集同人祭祀。寺中何子贞的书画最多，僧人不懂得珍惜，都被别人取走了。如今寺已经全部倾颓，山门也全倒了，不久将成为一片空地。我祖先的坟墓在广宁门外，上坟时一定要经过这里，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每次经过这里，我没有一次不想象渔洋先生在风廊中搜寻奇书，以及竹垞、钝翁诸位老先生抚松唱和时的景象，因而心神向往。恐怕再过一百多年，世事变迁，连这个地方也认不出来了。寺中有一幅《妙音图》，描绘佛陀说法、听法者济济一堂的情景，是傅凯亭（雯）的画，作于乾隆年间。收藏了很久，忽然被火烧掉了一个角。善果寺在慈仁寺后面，完整无损。山门内左右两侧的廊下有悬山，大殿颇为低矮，和蓝淀厂的广仁宫相似，怀疑这些都是金、元时期的旧建筑。每年六月六日有晾经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经书可晾，只是士女聚集，整天人群拥挤罢了。《藤阴杂记》说：京师的戏园只剩下方壶斋。如今戏园已经废弃很久了，但那个地方仍叫方壶斋。查楼如今是中和园，其余的都无法考查。京师士大夫的喜好也每月变化、每年不同。本朝初年最崇尚昆腔戏，直到嘉庆年间仍然如此。后来弋腔兴盛起来，俗称高腔，只是沿用昆腔的唱词，改变了音节罢了。内城尤其喜爱它，称作得胜歌。相传本朝初年出征，得胜归来后，军士在马上歌唱它，以代替凯歌。因此对于《请清兵》等剧，尤其喜欢演唱。道光末年，二黄腔忽然盛行起来。它的声调比弋腔高而急，唱词都是市井鄙俗的语言，不再有昆腔、弋腔的雅致。起初演唱者称为正宫调，声音还很高亢。同治年间又变成二六板，于是声音更加繁密、节奏更加急促。光绪初年忽然竞相崇尚梆子腔，声音极其急促繁密，像悲泣一样，听到的人都会生出哀伤。我起初从南方回来，听到这种腔调时大为惊骇。然而士大夫人人都喜欢它，竟难以用言语争辩。昆腔、弋腔等腔调，已经没有人演唱了。偶尔演出，听众也寥寥无几。京师内城过去也有戏园。嘉庆初年因言官请求，奉旨停止演戏，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按照我所见过的情况，隆福寺的景泰园、四牌楼的泰华轩都是如此；东安门外的金鱼胡同、北城的府学胡同也都有戏园。我幼年时，泰华轩、景泰轩、地安门的乐春芳，都有杂爨，京师俗称杂耍。所演的剧目多是鱼龙曼衍、吐火吞刀，以及平话、嘌唱之类。内城士大夫都喜欢观看，那些艺人有时也通晓文墨，言谈接近雅正，颇有宋、明遗风，如今已经成为广陵散了。这些戏园也都废弃了。旧日的鼓词中，有一种称为子弟书。它最初由八旗子弟创作，词句雅正温和，声调平和舒缓，分为东城调、西城调；西调尤其舒缓低沉，一个韵脚可以曲折回旋很久。这种技艺内城士大夫中有许多人擅长，盲人则次之。然而盲人中擅长此艺的，如王心远、赵德璧之类，声价极高，如今已经完全绝迹了。
《东华录》：顺治初，有某御史建言风俗之侈云：一席之费，至于一金；一戏之费，至于六金。又《毋欺录》云：我生之初，亲朋至，酒一壶为钱一，腐一簋为钱一，鸡凫卵一簋为钱二，便可款留。今非丰馔嘉肴，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钱，不能办具。耗费益多，而物价益贵，财力益困，而情谊益衰。此二说也，在当时已极口呼奢，岂知在今日则羡为羲皇以上。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而寻常客至，仓卒作主人，亦非一金上下不办，人奢物贵两兼之矣。故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之挥霍，犹苦不足。明代宫中有过锦之戏。其制以木人浮于水上，旁人代为歌词，此疑即今宫戏之滥觞。但今不用水，以人举而歌词。俗称托吼，实即托偶之讹。《宸垣识略》谓：过锦即影戏。失之。《馀墨偶谈》云：咸丰中，都门弹词有名八音联欢者。其法，八人团坐，各执丝竹，交错为用。如自弹琵琶，以坐左拉胡琴弦者为ㄓ弦，己以左手为坐右鼓洋琴；鼓洋琴者以右手为弹三弦者按弦，弹三弦者以口品笛，馀仿此。又一人于座外敲鼓节乐，音极悠扬。其书祠亦绵邈可听，倾动一时。按：此技今尚有之，而各执其词，不□为用，不复如孙氏所云矣。按洪▯思以《长生殿》获罪，据《柳南随笔》云：演于生公园。而赵秋谷自叙则云：演于查楼。未知孰是。窑台，在陶然亭之东，有香冢及婴鹉冢。相传香冢为张春▯亥侍御瘗文稿处；婴鹉冢则谏草也。《香冢铭》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稼李，不堪重读瘗花铭。《婴鹉冢铭》云：文兮祸所生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梁ぇ林《南省公馀录》云：京师悯忠寺，有大定中《礼部令史题名记》云：初，大定乙酉岁既刻题名为诸部倡，犹以不能备纪始末为未足。至崔君颖士乃更刻石，悉书乡里官品，与夫入部及出职岁月。云云。其结衔为儒林郎国史院编修官武骑尉赐绯鱼袋党怀英记。按：此石今不知所在，都人士无见之者。道光、咸丰之间，陶凫芗少宗伯为五老会，后又益以潘水君、张诗ぎ为七老。余于白门市上见团扇一柄，水君先生物也。上绘七人小像，水君题云：陶凫芗宗伯前辈集五老为会，皆大年也。癸丑冬月余奉命来京，得居末坐。嗣张诗ぎ中丞入为少宰，亦与斯集。今夏李朴园太守出七团扇，绘小照，各赠其一。因倚长调以志其事：问春明几番吟社，有谁能似诸老。寿星长共文星现，人瑞一时倾倒。春正好，浑不让、狂歌醉舞夸年少。破除烦恼，任仕隐分途，浮沈莫管，心事出云表。同游处，我亦三年鸿爪。一般霜鬓添早。曲江更有诗人在，酒盏共推怀抱。非草草，算六一、七贤随意安排巧。休教忘了，倩妙手传神，画来团扇，约略放翁稿。右调《迈陂塘》。乙卯季夏，木君。图中凡七人，顾太守彦和年八十五，陶少宗伯凫芗年八十四，李太守朴园年八十三，林观察鞠史年七十七，兴润斋参赞年七十四，张诗ぎ少宰年七十一，潘中丞木君年六十四。后半许宗衡题云：谁画东坡笠屐图，放翁团扇未模糊。春风一笑须眉见，入手同看古丈夫。二疏四皓应相似，金粟前身月有光。若较年华谁末座，依然惨绿杜黄裳。邓尔晋题云：百东坡影千年月，一放翁身万树梅。应与如来同证果，前身金粟漫疑猜。不须辟骨学东桑，海鹤能教益算长。五万蒲葵如遍画，人间争识鲁灵光。何兆瀛题云：又见耆英会洛阳，温公末座亦灵光。东坡笠屐成图画。南极星躔应寿昌。出处饱看云万变，升沈笑付酒千觞。东山终为苍生起，多少仁风待奉扬。京师士大夫好尚，可以觇风气。如咸丰中，肃顺尚骄侈，士大夫化之，以奢华倨傲相尚。至同治初，恭邸性谦恭，文、倭二相性俭朴，士大夫遂易而谨饬，且多以布素相尚，至光绪初犹尔，后遂不然。未几诸言臣蔚兴，人皆以名臣自期。及癸未张幼樵编修（佩纶）以庶子署副都御史知贡举，而清议益重。后生初学，争以清流自励。不数年，此风顿改。及潘文勤主持风雅，常熟翁尚书和之，皆尚小学，坊间《说文》盛行。戴东原、段玉裁文集至三十金。至于酉、戊戌渐重西学，至己亥、庚子之交，徐相当国，理学书大重于时，向之《说文》皆束阁不观矣。庚子以后，又尚西学新译，旧板书无人间价，京师风气改变之速，至于如是。●卷八◎郊▯方泽，在安定门外之东向北，缭垣周五百四十九丈四尺，是谓北郊。坛▯之制，不及南郊远甚。昭事之礼，与南郊同，但不斋宿。缘乾隆中，因斋宿日，有从官▯死于道，遂不复前日出宫矣。
译《东华录》记载：顺治初年，有位御史谈论奢侈风俗说：“一席酒宴的费用，竟达到一金；一场戏的费用，竟达到六金。”《毋欺录》又说：“我刚出生时，亲朋来访，一壶酒值一钱，一簋腐菜值一钱，一簋鸡、鸭和蛋值二钱，就可以留客。如今若不是丰盛的饭菜和美味佳肴，就不敢留客；没有二三百钱，就置办不成。耗费越来越多，物价也越来越贵；财力越来越困窘，而情谊越来越衰薄。”这两种说法，在当时已经把奢侈说到了极点，哪里知道到了今天，反而只能羡慕那是羲皇以上的时代。如今一桌酒席的费用，达到十金；一场戏的费用，达到百金。即使是平常客人来访，仓促间做东，也不是一金上下办不成；人奢侈、物价昂贵，两者兼而有之了。因此，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天挥霍，仍然苦于不够。明代宫中有一种“过锦”游戏。它的做法是把木人放在水上漂浮，由旁人代为唱词；这大概就是今天宫戏的源头。但如今不用水，而是由人举着木人并唱词。俗称“托吼”，其实是“托偶”的讹误。《宸垣识略》说：“过锦就是影戏。”这是错误的。《馀墨偶谈》说：咸丰年间，京城的弹词中有一种名叫“八音联欢”的表演。其方法是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各自拿着丝竹乐器，交错配合使用。例如，自己弹琵琶，就让坐在左边的人拉胡琴弦，自己用左手替坐在右边的人弹洋琴；弹洋琴的人用右手替弹三弦的人按弦，弹三弦的人则用嘴吹笛，其余的依此类推。另有一人在座外敲鼓掌握节拍，声音极其悠扬。它所配的曲词也绵长深远，十分动听，一时轰动。按：这种技艺如今仍有，但各人只演奏自己的部分，不再像孙氏所说的那样互相配合了。按：洪昇因《长生殿》获罪，据《柳南随笔》说，是在生公园演出；而赵秋谷自述却说是在查楼演出。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窑台在陶然亭东面，有香冢和婴鹉冢。相传香冢是张春▯亥侍御埋葬文稿的地方；婴鹉冢则埋的是谏草。《香冢铭》说：“浩浩荡荡的愁绪，茫茫无际的劫难。短歌唱完，明月残缺。郁郁葱葱的佳城之中，埋着碧血。碧色也有耗尽的时候，鲜血也有流干的时候，只有一缕烟痕永不断绝。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最终化作蝴蝶。”又有诗说：“风雨萧瑟，令人怜惜这一生；香梦迷离，绿色铺满水边。夭桃落尽，又到了稼李花开；实在不忍重新读《瘗花铭》。”《婴鹉冢铭》说：“文章啊，是祸患产生的地方；聪慧啊，也是祸患产生的地方。唉！写赋使祢正平受到伤害。” 梁ぇ林《南省公馀录》说：京师悯忠寺有一块大定年间的《礼部令史题名记》，记载说：“起初，大定乙酉年刻立题名，作为各部的倡导，但仍以不能完整记述事情始末为不足。到崔君颖士时，才重新刻石，把籍贯、乡里、官品，以及入部和出职的年月全都写上。”等等。碑文末署为“儒林郎、国史院编修官、武骑尉、赐绯鱼袋党怀英撰记”。按：这块石碑如今不知在哪里，京城人士没有见过它。道光、咸丰年间，陶凫芗少宗伯组织“五老会”，后来又加入潘水君、张诗ぎ，成为“七老会”。我曾在白门市上见到一柄团扇，是水君先生的遗物。扇上画着七个人的小像，水君题写道：“陶凫芗宗伯前辈召集五老结会，五人都是高寿老人。癸丑冬月，我奉命来到京城，得以坐在末席。后来张诗ぎ中丞入朝任少宰，也参加了这个集会。今年夏天，李朴园太守制作七柄团扇，分别画上小像，各赠一柄。”于是依长调填词，记述这件事：“试问春明有过多少次吟诗之社，谁能比得上诸位老人？寿星长久与文星一同出现，一时之间，祥瑞老人令人倾倒。春光正好，完全不让年轻人夸耀狂歌醉舞。消除烦恼，任凭仕进与隐退各走一途，沉浮都不必理会，心中的志趣高出云表。同游之处，也有我留下的三年鸿爪。一样的霜鬓，却早早增添。曲江还有诗人在，酒杯共同推让，尽情抒怀。并非草草安排，算来六一居士、竹林七贤，也只是随意而巧妙地聚集。不要让人忘记，请妙手传神描绘在团扇上，大略仿照放翁的稿本。右调为《迈陂塘》。乙卯季夏，木君。”图中共有七人：顾太守彦和八十五岁，陶少宗伯凫芗八十四岁，李太守朴园八十三岁，林观察鞠史七十七岁，兴润斋参赞七十四岁，张诗ぎ少宰七十一岁，潘中丞木君六十四岁。后半面许宗衡题写道：“谁画了苏东坡戴笠穿屐的图画？放翁的团扇图并不模糊。春风一笑，须眉清晰可见；拿在手中，仿佛共同观看古代的大丈夫。二疏、四皓应当与他们相似，金粟如来前身的月光依然明亮。若比较年纪，谁坐在末席？仍然是面色惨绿的杜黄裳。”邓尔晋题写道：“百幅东坡画像历经千年，一具放翁身影伴随万树梅花。应当与如来一同证得佛果，至于前身是不是金粟，只是徒然猜疑。不必像东桑那样辟谷修炼，海鹤也能使寿命增长。若把五万柄蒲葵扇全都画上画像，人间谁还不认识鲁灵光殿？”何兆瀛题写道：“又看见洛阳的耆英会，温公坐在末席也同样光彩照人。东坡戴笠穿屐，画成了图像；南极星运行的位置，应当预示长寿。仕进与退处，已经看尽云彩万变；升沉进退，都付之一笑，交付给千杯美酒。东山终究还会为天下百姓出山，多少仁德之风正等待着奉行和传播。” 京师士大夫的爱好和风尚，可以用来观察社会风气。例如咸丰年间，肃顺崇尚骄奢，士大夫受其影响，也以奢华和傲慢相互攀比。到了同治初年，恭邸性情谦恭，文、倭两位宰相性情俭朴，士大夫于是改变风气，变得谨慎整饬，而且多以穿布衣、用素朴之物相互标榜；直到光绪初年仍是这样，后来才改变。不久，各位言官纷纷兴起，人人都以成为名臣自我期许。到了癸未年，张幼樵编修（佩纶）以庶子身份代理副都御史并主持贡举，清流舆论更加受到重视。后来的年轻初学者争相以清流自我激励。没过几年，这种风气突然改变。到了潘文勤主持文坛，常熟翁尚书附和他，大家都崇尚小学，坊间《说文》一书盛行。戴东原、段玉裁的文集竟卖到三十金。到了酉年、戊戌年间，西学逐渐受到重视；到己亥、庚子年交替之际，徐相执掌国政，理学书籍在当时大受重视，先前流行的《说文》全都被束之高阁，无人观看了。庚子以后，又崇尚西学新译书，旧版本的书无人问价。京师风气改变得如此迅速。●卷八 ◎郊▯ 方泽在安定门外偏东、偏北的地方，围墙周长五百四十九丈四尺，这里称为北郊。坛▯的规制比南郊简陋得多。祭祀昭事之礼与南郊相同，只是不在这里斋宿。乾隆年间，因为斋宿那天有随从官员死在路上，于是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提前一天出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