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他说：“这就是那个刺客。”张忠献暗中记住了他的相貌，终身寻找，最终也没有遇到。两件事很相似，只是在接受金带这一点上，韩忠献不如张忠献。而前一个刺客，也不是后一个刺客所能相比的。汉代梁王派人刺杀爰盎。刺客到了关中，向人打听爰盎，人人都对他赞不绝口。于是刺客见到爰盎，说：“我接受梁王的金钱来刺杀您。您是长者，我不忍心刺杀您。”此后刺客一伙十多人，都做好了防备。这个故事又与张忠献的事相似。不过爰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而张忠献最终没有遭遇祸患。张公是忠臣，爰盎并不是真正的长者，天理果然不会欺骗人。韩忠献的事见于王彦辅《麈史》，张忠献的事详载于他的行状。光逸担任门亭长，迎接新任县令到京师。胡母辅之等人告诉县令家中的事，远远看见光逸，认为他非同寻常。李矩任小吏时，送前任县令到长安，梁王肜任命他为牙门；由此可知，小吏参与迎送的礼仪，晋代已经如此。《宋书·庾登之传》记载，他被任命为豫章太守，从临川取便道赴任，也说迎接仪式光彩显赫。又，谢方明从晋陵太守改任南郡相，晋陵也有送前任主簿随行向西的事。萧梁时期，各镇都有迎接主簿的礼仪。如今人们在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吃肉，称为“十斋”，这是佛教的教法。我考察《唐会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下诏说，从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月以及每月的十斋日，都不得执行刑罚；各地公私都应停止屠宰和捕捞，永远作为常规。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又下敕说，每月十斋日及忌日，都不得捕捞、屠宰，仍永远作为定制。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九国志》也记载：“南唐大臣大多吃素，每月实行十斋。如今断狱律和疏议列出这十天，称为十直日。” 白乐天在浔阳的船中看见商妇，写下《琵琶行》，其中说：“商人看重利益而轻视离别，上个月到浮梁买茶去了。”当时这个商人把家留在浔阳，却远到浮梁采购茶叶。由此才知道，浔阳的茶在唐代还没有出现。如今浔阳茶几乎遍行天下，而浮梁所产的茶反而不再著名。时代不断推移，土地所生产的东西也会这样发生变化。《晋书》说：王育在刘渊手下任太傅；韦忠在刘聪手下任镇西大将军；刘敏元在刘曜手下任中书侍郎。这三个人都曾经向晋朝表示效忠，却都被称为忠义之人。王宏给罪犯戴上枷锁，用泥墨涂抹他们的脸，放进深坑中，饿着不给食物。太康年间，检察士人和百姓，使车舆服饰有不同的制度；王宏因此又派官吏考察妇女的衤日服，甚至在路上掀起她们的头发。顾氏却称他为良吏。王浑的妻子钟氏，曾经与丈夫一同坐着，他们的儿子济快步经过庭前。王浑高兴地说：“生了这样的儿子，足以安慰人心。”钟氏笑着说：“如果让新妇嫁给参军并生下儿子，本来就不只是这样。”参军，是王浑的弟弟王沦。顾氏却称她为烈女，实在令人发笑。邵康节《洛阳春八绝》中的第一首说：“四方景色都好，却没有比洛阳更好的；一年花事奇绝，也没有比春天更好的。景色美、花事奇的精妙之处，又能够交给闲人来享受。”先鉴堂《朝野遗事》记载，吕吉甫在赵韩王的南国时，京师有个叫“风乞儿”的乞丐，拿着一把大扇子去向吕吉甫求诗。吕吉甫当即在扇上写道：“没有人肯做知非乞丐，没有药能够医治的最是疯病。求乞和疯病都被你占尽了，算来世上少有像您这样的人。”吕吉甫的诗虽然是戏谑之作，但句式和邵康节的诗非常相似。舍人吕居仁曾经与尚书汪圣锡谈论两位宰相同时受拜一事，认为只有曾文昭起草的文肃制书，才真正符合授任右相诏词的体制。乾道年间，虞忠肃受拜为右揆，汪圣锡正好负责起草制书，于是沿袭曾文昭的意思写成诏词。我考察曾文昭的制书说：“设置左右宰相，用来总理我的喉舌之职；东西分设台官，用来承担我的钧衡之任。居中如鼎足对峙，承接君上如台符相联，彼此相须而成，缺一不可。”于是升任次辅，并把这件事告知朝廷。汪圣锡的制书说：“朕深思本朝的制度，同时设置宰辅的职司，或应变、或守文，都达到正道。进献可行之言，替代不可行之事，各自尽其心力。何况我承继大统，日日都戒惧不安。勉力发扬你们先人的德行，彼此修治，依赖同僚共同辅佐；在王庭中发扬德业，使众人听闻到的号令焕然一新。”这是任命次相，以符合旧有章法。相比之下，似乎略有不及。当初，韩忠彦受拜为左仆射，蔡京负责起草制书，想探听徽宗的意思，慢慢奏请说：“制词应当写成专任一位宰相的意思，还是写成分任两位宰相的意思？”徽宗说：“专任一位宰相。”第二天，蔡京出宫，宣称说：“子宣不再做宰相了。”不久，徽宗又召来蔡京的弟弟蔡卞起草制书，授蔡京为右仆射。蔡卞的制词大概是有意这样写的。李昊在蜀地做官，王衍灭亡时，替他起草投降表；后来孟昶投降，又替他起草投降表。蜀人夜里在他家门上题写：“世代替人起草投降表的李家。”当时传为笑谈。我记得晋代谢澹年轻时历任显要官职，桓元篡位时，谢澹兼任太尉，与王谧一起捧着册书到姑孰。元熙年间，他任光禄大夫，又兼任太保，持节捧册奉迎禅让给宋。这正好可以作为对照。汉昭帝察知霍光的忠心，也知道燕王上书是欺诈，后世称赞他的明察。汉顺帝时，张逵等人诬陷梁商谋划废立皇帝，顺帝知道他们说的是妄言，便逮捕张逵等人并杀掉了他们，这与昭帝的做法相类似。洪文敏认为，顺帝后来又把政权交给梁冀，所以他的明察不能与昭帝相比，这就是没有被人称道的原因。前燕慕容▯刚即位时，慕容根诬陷慕容恪、慕容评将要谋反。▯说：“这两位公是国家的亲族重臣，是先帝临终托付的人，应当不会有这种事；未必不是太师将要作乱。”于是逮捕慕容根等人，将他们斩首。他可以同昭帝、顺帝并称。考察这三人的年龄，昭帝十四岁，顺帝二十五岁，而▯才十一岁，更是难以相比。然而慕容▯晚年时，慕容恪已经去世，太后扰乱朝政，慕容评因为贪赃弄权，不能容纳慕容垂的功勋德行，最终被苻秦灭掉了。这与他早年的情形大不相同，也不能再与顺帝相比。

译东蜀杨天惠撰写《彰明县附子记》说：绵州原是广汉之地，辖有八县，只有彰明出产附子。彰明辖有二十个乡，只有赤水、廉水、会昌、昌明适宜种附子。四乡土地合计，有田五百二十顷有余。然而，其中种粳稻的田占五成，种菽粟的田占三成，种附子的田只占两成。四乡合计，每年能得到附子十六万斤以上，但赤水产量最多，廉水次之，会昌、昌明出产很少。凡是上等农户，每年都用好田轮换种植；在预定时期，先把田地空出来，耕一两遍，种上荠麦，像巢縻一样留在其中。等幼苗稍微长壮，就把根和叶一起锄下，翻埋在土里，再像原来一样耕作，然后播种。每亩用牛十耦，用粪五十斛。垄宽七寸，符宽五寸，每亩有符二十道、垄一千二百条。垄沿着符横向排列，深度也相同。又利用剩余部分挖成沟和通道。春日阳气使土堆隆起充满，丁？壮毕出，疏理整治符和垄，以等待风雨。风雨适时经过，就立即振拂并使其并列扶持。之后又把草捆起来作为支援，用来抵御[“ピ日”原文疑字]。所用人工，比其他田地多十倍。然而每年的收获也相应多一倍，甚至超过。四乡合计估计需要种子一千斛以上。产自龙安以及龙州齐归、木门、青▯追、小平的种子质量好。播种到冬季结束、十一月为止；采收至秋季结束、九月为止。它的茎像野艾而有光泽，叶子像地麻而厚，花紫色，叶黄，果实长着[“<豕生>”原文疑字]长苞而呈圆形。总的来说，果实的好坏取决于劳作的勤惰，因此富裕人家种的通常好，贫穷人家虽然接连种植，有时却未必都好。另外，七月采收的称为“早水”，拳曲收缩而且小，大概是尚未成熟的附子。但这种植物怕邪秽，往往不能正常成熟：有时种子好而幼苗不茂盛，有时幼苗开花而果实不充实，有时已经酿制却腐烂，有时已经晒过却挛缩，好像有某种东西在暗中作祟。因此园户将要采收时，常向神祈祷，有人把它称作“药妖”。酿制方法是用醯放入密室中窖藏，浸泡覆盖满一个月才取出，按时晒凉，过很久才干燥定型。刚酿出来时，其中大的有拳头那么大，定型后往往还不到一握。因此能达到两的，极其难得。附子的品种大概有七种，果实根本相同而末端不同：它的种子发生变化的称为乌头附；乌头旁边生出的称为附子；又在左右两旁成对生出的称为鬲子；又附生而长出的称为天雄；又附生而细小的称为天佳；又向上生出的称为侧子；又分散生出的称为漏蓝。这些都脉络相连贯通，就像子附着母体。因为附子贵重，所以独自专用“附子”这个名称，其余品种都不能这样称呼。凡是种下一枚而生出六七枚以上的，果实都小；种下一枚而生出两三枚的，果实稍大；种下一枚而只生出一枚的，果实特别大。这是一般情形。附子的形状，以蹲坐形、节部端正、角小的为上品；有节、长着许多鼠乳状突起的次之；形状不正、残缺、受风而皱的为下品。附子的颜色，以花白色为上品，铁色次之，青绿色为下品。天雄、乌头、天佳以果实丰满、超过一握为好；至于漏蓝、侧子，园户把它们拿去送给服役的劳夫，根本不值得计算。大体说来，蜀人服食附子的少，只有陕辅、闽、浙一带适宜服用。陕辅的商人只买下品，闽、浙的商人只买中品，上品则都是士大夫寻求。大概贵人钱多而喜欢奇物，所以不是大的就不满足。然而当地懂药的人说，小附子固然难以使用，但总的说来，半两以上的都好，不一定非要达到一两才行。这话比较接近事实。考察《草经》及其注释，记载说：“附子出产于犍为山谷，以及江左、山南、嵩山、齐、鲁之间。”按今天考察，这些地方都没有附子，是错误的。又说：“春天采的是乌头，冬天采的是附子。” 这大错特错。又说：“附子以八角的为好，它的角就是侧子。”更加错误，与我所听闻的完全不同。难道这就是所谓“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一类的情况吗？以上都是杨天惠的说法，古代《涪志》已经删取其中的大略，写入本篇。然而《涪志》又说：“天雄和附子类别相同但种法不同，附子的种子接近漏蓝，天雄的种子像香。附子凡是种植，都必须取土筑成槽，做成向一边倾斜的形势，下宽上窄，把种子放在其中。它生长出来时与附子完全不像；这虽然是物性的作用，也有人工促成的原因。”这又是杨天惠没有说到的。若确实如《志》所说，那么附子与天雄就不是同一本生，杨天惠的说法错了。《本草图经》与此略有不同。《广雅》说：“奚毒就是附子。一年叫▯子，两年叫乌喙，三年叫附子，四年叫乌头，五年叫天雄。”大概也不对。鬲子、天佳、漏蓝这三种，《本草》都没有记载。张华《博物志》又说：“乌头、天雄、附子，是同一种植物；春、秋、冬、夏采收时，产地各不相同。” 《左氏传》说：内蛇与外蛇在郑国南门中相斗，内蛇死去，六年后厉公进入汉地。太始四年，赵地有蛇从城郭外进入城邑，与城邑中的蛇群在孝文庙下相斗，城邑中的蛇死去。六年后武帝去世。真奇异啊！然而赵敬肃王、彭祖在第二年也去世，这同样是应验。《玉壶清话》说：真宗问近臣：“唐代酒价是多少？”丁晋公奏答：“每升三十引。杜甫诗说：‘赶快来一起喝一斗，正好有三百青铜钱。’”我曾因此戏考前代酒价，多数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汉昭帝废止榷酤时，记载明确说卖酒每升四钱。刘贡父说：“这是为了限制百姓不要过分谋利。”因此《典论》说，孝灵帝末年，百官沉湎于酒，酒价一斗一千文。曹子建乐府诗说：“归来宴饮平乐，美酒一斗十千钱。”这是三国时期的情况。然而唐代诗人往往都使用这个说法，如李白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说“新丰美酒斗十千”，白乐天说“共把十千酤八斗”；又说“软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说“十千一斗犹县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崔辅国说“与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钱”；郎士元的六言绝句说“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这些都与杜甫的诗不相符合。有人说，诗人的话不都像史书那样可信；可是白乐天的诗最以记实著称，难道是酒有好坏、价格不同吗？还是差距为什么这样遥远呢？穆宗朝，王仲舒任江西观察使，当时几斛粮食才能换一斗酒，就更加奇怪了。

译杨凝的诗说：“湘阴直与地阴相连，今天相逢又忆起醉酒的年月。美酒不像平乐酒那样昂贵，十升不用一千钱。”《岭表录异》说：“广州人多喜欢酒，生酒铺子的两面都排列着酒，都是女人招呼客人。粗俗的客人先要求尝酒，酒瓮上放着白瓷碗，称为[“<舌瓦>”原文疑字]，一碗三文钱，不带一文钱也可以来去。尝酒喝醉的人，掌柜的老妇人只是笑着戏弄他罢了。”《岭表录异》是唐代的书，现在一定不是这样了。[“<舌瓦>”]这个字在字书中没有见到。《说文》说：“瓯瓿叫作[“<合瓦>”原文疑字]；[“<合瓦>”]，盈之切。”这或许就是[“<舌瓦>”]字，是传写错误；也可能南方俗字本来就有[“<舌瓦>”]字，这也无法知道。梁元帝《长歌行》说：“当垆擅旨酒，一卮堪十千。”既然说“堪”，就不是实际价值一万钱。谚语说，物品多到无法计算其数目；这句话出自《汉书·成帝纪》。汉成帝的诏书说：昌陵修治了五年，取自别处的客土疏松恶劣，最终不可能建成。服虔注释说：取用其他地方的土来增高，叫作客土。由此可知，“客土”二字由来已久。《唐书·方技·杜生传》中也有“客土无气”的说法。大概“客土”这个词在近世仍在使用。唐太宗时，米价一斗三钱，后世把这当作美谈。梁夫监四年，米价一斛也是三千钱。唐元和六年，天下有些地方米价一斗只值二钱，人们很少称道；但这些都不如汉宣帝元康年间，曾经米价一石五钱。这是古今没有过的低价。东魏元象、兴和年间，米价一石九钱，可以算是次低了。汉代大体上钱很贵，前面所记每升酒四钱、每石谷五钱，大概可以由此推知。元康、神爵年间，金城、湟中的谷价每斛也不过八钱。只有元帝永光二年，连续几年歉收，京师谷价每石二百多钱，边郡四百钱，关东五百钱。当时四方饥荒，朝廷因此忧虑。而在这以前的初元二年，齐地发生饥荒，谷价每石才三百多钱，百姓已经有很多饿死了。王莽时，黄金一斤价值一万钱；朱提的好银八两价值一千五百八十钱，其他银八两只值一千钱。高帝向吕公道贺时欺骗他说“贺钱万”，吕公大为惊讶，起身到门口迎接他。颜师古认为，这是因为钱多，所以特别以礼相待。若按今世的一万钱，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元帝到兽圈时，猛兽受惊跑出，冯贵人上前挡住它，元帝虽然赞美她的义举，也只赏赐五万钱。惠帝元年，百姓犯罪，可以买爵三十级来免除死罪。应劭认为一级值二千钱，共计六万钱。武帝天汉、大始年间，招募死罪犯缴纳赎金五十万钱，可减死一等；虽然数额是惠帝时的八倍，但即使后世真的贫困到极点，又怎么肯发布这样的命令呢？由此可见，当时钱是多么难以取得。到了成帝鸿嘉年间，买爵的价格降低到一千钱。西汉都城的俸禄制度以谷物为主，俸钱都没有可考的记载。仅能知道的是：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每月六万钱，御史大夫每月四万钱，光禄大夫每月一万二千钱，司隶校尉每月几千钱，谏大夫每月九千二百钱，秩比百石的每月六百钱，待诏公车每月二百四十钱，俸禄微薄到这种程度。贡禹升任光禄大夫，还说家中财富日益增加。东汉以后制度规定，凡领取俸禄的人都是一半钱、一半谷。延平年间确定制度，中二千石官员每月俸钱九千，还不如现今初品官的俸禄。洪文惠《隶释》说：“汉代碑刻记载，修建庙宇和表彰墓地时，人们所捐有出钱一百的。”熹平四年，济阴太守张宠拿二千钱祭祀尧，碑上竟夸张地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贡禹被征召时，卖掉一百亩田来供给车马。按今天江氵制田价估算，不下二三千缗，车马费用应当不至于达到这个数目；这样看来，当时的田价也与今天不同。西汉都城外戚势力的兴盛，在元帝时已经开始萌芽。王嘉说，当时资产有千万的人还很少；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崔烈交纳五百万钱，获得司徒之职；五百万钱就是五千缗。拿今天资助边疆的钱数来比较，也只相当于能得到一个校副尉而已。这些说法一并说出，只能引得旁观者一笑。汉代长安有四名县尉，晋代洛阳有六名县尉。隋代把县尉改为县正，后来又改为书佐。《新唐书·百官志》的注释说：唐武德元年，把书佐改称县尉，不久又改称县正；京县、上县的县正都各有四人。武德七年，又把县正改回县尉。然而唐代《六典》记载，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七县的县尉各有六人，京兆、河南、太原所属的畿县以及各州的上县，县尉却都只有两人。新、旧《唐书》都沿袭这种说法。《新唐书》自身与注释相互矛盾，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考察李太白所作《溧阳濑水贞义女碑》，说：“县尉广平宋涉、丹阳李济、南朝陈然、清河张昭，都有卿的才干，霸略相同，办事彼此协调。”虞城县令李公的《去思颂碑》也说：“县尉李向、赵济、卢荣等，同心同德、比美义行，善于谋划并能成功。”由这两通碑来看，上县的县尉显然不止两人。本朝即使赤县也没有三名县尉，大概是因为前代没有巡检；如今繁剧县的巡检多至四五人，小县也有一两人。县尉虽少，也没有妨碍。熙宁年间，华山崩塌，降雨时树木结冰，不久韩魏公去世。王荆公的挽词说：“曾听说树木结冰时达官害怕，果然见到山崩而哲人凋零。”《西清诗话》说，这是用孔子和唐代宁王的故事。宁王的事，《新唐书》没有记载，见于刘耀远《旧史》的传记中：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冷得厉害，浓霜封住树木。学者认为，《春秋》所说的雨木冰就是这种现象。这也叫树介，是说它的形状像介胄。宪看见后叹息说：“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树稼。谚语说：‘树稼出现，达官害怕，一定有大臣要遭难。’我大概要死了。”十一月去世。考察汉代《天文志》也说：“如今的老人把木冰叫作木介；介就是铠甲，铠甲是兵器的象征。”我认为，“稼”字在字义上讲不通，只是“介”字声韵讹误罢了。刘向说：“冰，是阴气盛大的象征；木，是少阳的象征，代表贵臣和卿大夫。这些人将要遭受祸害时，阴气便侵逼木气。树木尚未下雨便先寒冷，所以遇雨就结冰，达官因此害怕。”谚语就是由此而来。颜师古注《刘向传》说，现在俗称为“间树”。《齐民要术·黍▯祭篇》又称为“谏树”。

译故人杨晋翁曾经告诉我：他从前任泷水令，第一次拜见郡守时，正值盛暑，德庆林守穿着纱制公服出来接待客人，说偏远僻陋的郡县，竟敢如此放纵，真是野蛮。后来我读到初寮的《外制集》，其中记载朝散郎刘绎朝见时穿着纱制公服，特意降了一级官职。大概政和年间又有江邻几《嘉祐杂志》说：“有一位朝士，五月间起居时穿绯色纱制公服，被台司纠察。三司使包拯也穿纱制公服，阍门使让他换掉，并且责问有什么条例依据。他回答说，没有见过旧例，只见至尊这样穿过罢了。”这才知道哪个朝代没有这种事呢。然而包公未必真的如此。唐慎微是蜀州晋原人。家世代代行医，精通经方，在当时很有名。元祐年间，他拜李端伯为师，李端伯邀请他住到成都。他曾经撰写《经史证类》和《备急本草》，共三十二卷，在世上广泛流传；可是艾晟为他的书作序时，却说不知道唐慎微是什么地方的人。因此我特意把这些情况表述出来。蜀地如今是崇庆府。世俗把自我辩解、说明情况叫作“分疏”。颜师古注《爰盎传》时说，“不以亲为解”中的“解”，就是如今所说的分疏。《北齐书·祖▯传》又记载：高元海上奏说，祖▯不适合担任领军，并且和广宁王结交；祖▯也进见皇帝，皇帝命人把他引入，他便自行分疏辩解。由此可见，北朝直到唐代已经有这种说法了。英宗是仁宗的侄子，宣仁后是光献皇后的外甥女。他们从小一同在宫禁中抚养长大，后来温成皇后得宠，英宗便回到自己的宫邸，宣仁后也回了家。等到温成皇后去世，仁宗最终仍没有儿子。有一天，仁宗对光献皇后说：“我们夫妇年老而没有儿子，从前收养的十三、滔滔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朕把十三当作儿子，皇后把滔滔当作女儿，主持婚事，让他们互相婚配。十三是英宗在兄弟中的排行，滔滔是宣仁后的乳名。”当时宫中把天子娶妻称为“天子娶妇”，把皇后嫁女称为“皇后嫁女”。事情详见邵伯温《闻见录》。按语：汉成帝想同近臣游宴，张安世的元孙张放因为是公主的儿子而受到宠幸。张放娶了皇后弟弟许嘉的女儿，皇帝替张放准备陈设，赐给他甲第，并用皇帝乘舆所用的服饰器物充实其宅第，也称作“天子娶妇、皇后嫁女”。唐中宗时，萧至忠把女儿嫁给韦皇后的舅舅崔从礼之子，皇帝替萧家主持婚事，皇后替崔家主持婚事，当时称为“天子嫁女、皇后娶妇”。这些事都不能拿来同圣明时代相提并论。我姑且只记下它们说法恰好相同罢了。王孝先的谥号是文正，王子明的谥号是文贞；为了避仁宗的嫌讳，也称作文正。后来称王孝先的人，大多称他的封国来加以区别。王子明封为魏国公，很少有人这样称呼他。韩参政的谥号是忠宪，韩魏公的谥号是忠献，字虽然不同，读音却相同，便无法辨别。这四位大臣都是名臣。至于赵阅道的谥号是清献，而赵正夫的谥号是清宪，这就几乎像把美玉和▯武▯夫混淆了。“丝竹”“管弦”是《汉书·张禹传》中的说法，王右军《兰亭序》沿用了它。这四个字实际上说的是两种乐器。现行的职制令规定，各县有繁简、难易之别，监司应当考察县令是否称职，酌情调换；如果仍不处理，就会留下缺失。考察薛宣任左冯翊时，频阳县靠近上郡、西河，是几个郡交会之处，盗贼很多。县令平陵人薛恭，本县的孝子，因功劳次第逐渐升迁，却从未治理过百姓，任职并不称职。粟邑县地方小，位于山中，百姓谨慎朴实，容易治理。县令钜鹿人尹赏，是长期在郡中任事的官吏，曾任楼烦县令，又多次举荐茂才，后来调任粟邑。薛宣便以县令的名义上奏，请求把尹赏和薛恭互换县任。两人任职几个月后，两个县都治理得很好。可见汉代已经制定过这种法令了。近世的监司却从未实行。我的老师孔夫子论述君子、小人的情状，我已经把它写下来作为自我警戒。然而邵康节先生的许多诗，更能推广圣人的意思，不能全部记载，这里只选取其中最深切、最明确的一篇，告诉读者。《处身吟》说：“君子立身处世，宁可让别人辜负自己，自己不能辜负别人；小人处理事情，宁可自己辜负别人，也不愿别人辜负自己。”拿这首诗来观察人，君子和小人就像黑白一样容易分辨。自己在上级那里所厌恶的事，不要拿来对待下属；自己在下属那里所厌恶的事，不要拿来侍奉上级；自己在前人那里所厌恶的事，不要拿来对待后人；自己在后人那里所厌恶的事，不要拿来对待前人；自己在右边所厌恶的事，不要拿来交给左边的人；自己在左边所厌恶的事，不要拿来交给右边的人。这是君子洁身自持、推己及人的准则，小人哪里能够懂得？子贡说：‘我不愿别人把什么加到我身上，我也希望不把什么加到别人身上；只要做到不把东西加到别人身上就够了，至于别人加到我身上的事，怎么能够完全杜绝呢？’孔子说：‘赐啊，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大概是因为子贡的话还没有成为事实。邵康节又有诗说：‘别人辜负我，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使别人孤立，别人就有话可说。’孟子也说：‘反躬自问，自己已经仁爱了吗？反躬自问，自己已经合乎礼了吗？反躬自问，自己已经忠诚了吗？’这样一来，即使别人蛮横无理地对待自己，也可以处置了。这种人也不过是个妄人罢了，又有什么值得为难的呢？求学的人应当懂得这个道理。九江琵琶亭墙壁上的题诗很多。嘉泰初年，拆掉重建，原来的题诗便都不再保存。当时我的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奉郡府檄令督办工程，唯独取成都郭宗丞的一首诗刻在石上，实在是绝唱。诗说：“香山居士的头发将要白了，秋风把他吹成湓城的客人。眼看世事全都空虚，胸中如云梦般广大，却什么也没有。举杯独醉，以天地为家；诗一写成，便把万象翻检梳理。不能等待世人都想杀我，深夜在江上听琵琶。卖酒的胡人、老妇和孩子的言语，使青衫上的泪水像下雨一样湿透。这位先生难道是在做少年时代的梦吗？不过是同世俗浮沉，姑且这样称呼罢了。我在白居易之后三百年才来，浔阳至今已经没有管弦之声。看不见长安，遗留下的声音也寂静了；匡庐山依旧苍翠，横扫长天。”夏文庄曾作《寄题琵琶亭》绝句二首：“流逝的光阴从眼前过去，如同车轮；卑微的官职束缚人，厉害得像马口中的衔。若遇到琵琶声，应当大笑，何必哭泣得泪满青衫。”近来陈益之待制陈谦又作《续琵琶行》，其中说：“半夜青衫何曾真的穿着，乘兴而作，声调参差，还夹杂着椒糈。”这些诗也都有新意。《倦游杂录》记载，史沆曾在亭上题诗：“座上的诗人虽然有泪，江边的寡妇却并不难欺。” “如果王涯听到这支曲子，织罗罪名大概会超过赏花诗。”史沆很早就考中进士，后来因获罪被贬谪而死。他一生喜欢抓住别人的短处和长处加以议论，世人把他看作凶恶之人，所以即使是古人，他也敢任意诋毁。

译近年，金国被鞑靼攻打，从燕地逃奔汴京，有一部《南迁录》在当时广泛流传。其实它是伪书。书卷开头题作“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赐绯”。张师颜编写金国官制；金国官制中，士人和百姓都知道并没有“通直”这一官阶，这是它伪造的第一点。金国的世宗以孙原王▯为继承人，太子之父名允恭；▯即位后，追尊允恭为显宗。《南迁录》却说▯是允植的儿子，这是它伪造的第二点。金国君臣都使用小字行世，但各自也有正式名字：粘罕名宗维，兀术名宗弼；《南迁录》却称他们为忠献王罕、忠烈王术，这是它伪造的第三点。金国的事情，中原人不能全部详知，但已经明确知道它是伪书的地方就有这些，而士大夫中却有很多人相信它。●卷四 班孟坚撰写《扬雄传》，只记载扬雄所写的文章，把他历任的官职和事迹反而列在赞语中。其他传记都不是这样。韩退之撰写《刘统军碑》，只记载门人和旧属的言论，而世系、事实全部写在铭文中，正是采用了这种体例。近世只有胡忠简撰写《赵龙学墓铭》也是如此。墓志只记载世系和下葬日期罢了。龚遂从渤海郡被征召到京师，议曹王生随行。龚遂将要入宫时，王生从后面喊住他说：“天子如果问您用什么办法治理渤海，您不能陈述自己的作为，应当回答：‘全都是圣王的恩德，不是小臣的力量。’”龚遂到皇帝面前，皇帝果然问起治理渤海的情况，龚遂就按照王生教的话回答。天子高兴他能够谦让，笑着说：“您怎么能说出长者才有的话来呢？”龚遂于是上前说：“臣并不知道这些话，是臣的议曹教导告诫臣的。”王生一定是平素知道龚遂说不出这种话，才这样教他。宣帝一定是平素知道龚遂不是长者，才对此产生怀疑。然而龚遂一开始能够接受王生的话，最后又能据实回答，这也确实是长者了。西汉有两万石君石奋，他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景帝称石奋为“万石君”。冯扬在宣帝时任宏农太守，八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赵、魏一带以此为荣，也称他为“万石君”。又有严延年兄弟五人都官至二千石，东海人称他们的母亲为“万石严妪”。东汉有“万石秦氏”，唐代有“万石张家”。庆历年间，广西诛杀欧希范及其党羽，一共用了两天，剖开了五十六人的腹部。宜州推官吴简全都亲自察看并详细记录，绘成图传给后世。王莽诛杀翟义的党羽时，曾命太医、尚方和技艺高超的屠夫一同剖剥尸体，测量五脏，并用竹▯疏导经脉，以了解经脉运行的起止，说这样可以用来治病，但这种说法如今已经失传。广陵刻本《梦溪笔谈》第十八卷《积罂之术》的注文中说：“又把下长加倍，得到十六，应当作二十四；并入上长，得到四十六，应当作二十六。”士大夫中懂得算术的人很少，所以没人辨明其中的错误，我姑且记下它。宋明帝名▯，他的儿子后废帝名昱；元魏献文帝名宏，而他的儿子存文名宏，都是声音极其相近，按理应当避讳。周厉王名胡，他的七世孙僖王也名胡；齐国的情况尤其奇怪。周人把避讳看作尊敬神明的事情，却仍然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容斋续笔》说：白乐天的诗有“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庐”等句。《注》说：“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都是当时的酒令。”我考察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其中记载《骰子令》说：聚集十枚骰子一起掷出，从自己掷骰开始，六个人依照骰子的采数饮酒。堂印本说，采人劝全席饮酒，碧油劝人掷骰；三个人的骰子聚在一处，称为“酒星”。骰子依照采数聚拢或散开，骰子令中改换的不过三章；后来改作鞍马令，也不过一章。还有旗幡令、闪压令、抛打令，现在的人已经不知道它们的玩法了。只有优伶家还使用徒手行令作为游戏。这以上都是洪迈所说的。我认为酒令大概起源于投壶之礼，虽然它们的制度完全不同，但胜者饮酒、负者不饮这一点是相同的。后汉贾逵也曾制作酒令，唐代最为盛行。白乐天的诗，如“筹插红螺▯宛，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碧筹攒米▯宛，红袖拂骰盘”等句，不止像洪迈所说的那些内容。本朝欧阳文忠公制作九射格，唯独不区别胜负，饮酒的人都出于自愿；但他所说的九射格，是把九种物象合成一个大侯。又把八种物象配置在其中：熊在中间，虎在上面，鹿在下面，雕、雉、猿在右边，雁、兔、鱼在左边；每种物象各有筹，射中哪一种物象，就按照筹所在的位置饮酒。射箭是用来制造众人相聚的快乐的；古代君子却争着以九射格饮酒。祸患由争执而起，争执后得到的欢乐，不如不争而得到的快乐，所以不设置胜负，也没有赏罚。射中的人不算功劳，就没有好胜自夸；没有射中的人也不受惩罚，就没有不能射中的讥笑。抽筹饮酒，所饮的不是按觥计算的酒，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所以即使自己射中，也有不能免饮的情况，屡次抽中也不能推辞，这样是为了平息争执。整天欢乐而不以不争为耻，是君子的快乐。抽筹的方法是每一种物象必定设置三根筹，大概因为参加射箭的宾客人数多少不固定，所以多设筹以备用。现在宾主总人数如果是九人，每人抽一根；八人时就放置熊筹不抽；不足八人而且人数更少时，每人抽一根，其余筹放置不用，也可以。增加筹的数量，让每人抽一根或两根，都可以。只是由主人临时约定；但熊筹都要放置不用，若射中熊，则在座的人全部饮酒。如果同一种物象被射中两次，就按照持筹者应饮酒量的多少来饮，酒器大小也只听主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