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壬志》全部取自王景文的《夷坚别志序》，只用几句话加以表述。《癸志》说，九志完成时，作者已经七十一岁，打算继续编纂《癸编》。幼子▯▯又说，还必须从子编到亥编继续下去，才算成书。我抚摸着他说：“上天假借给我寿命，即使超过这个年岁一倍也可以；但人生不可预料，怎么知道我不能活到那时呢？”《支甲》说，有人怀疑书中所载的事情，有不少同前人的传记相似，大概是好事之人修饰传说、剽窃材料，借来作为谈资；并引用蒙庄的话加以证明，辨明并非如此。又说，最初想请求幼子把书名按十二辰来读，又因为段柯的《古支诺皋 支动 支植》尤其奇崛，于是命名为《支甲》；《支乙》则如此说。绍熙庚戌年腊月，作者从会稽西归；到甲寅年夏季，《夷坚志》续成《辛》《壬》《癸》三志，合计六十卷；等到《支甲》十卷完成时，才完成八卷；改月之后又写成《支乙》一编，自己很是欣喜。《支景》则说，曾大父的名讳与《甲》《乙》之下的一个字同音，而左旁从火，所以两代以来沿用唐人所借的字，只称作“景”。当《夷坚志》第三部书问世时，有人看见后警告说：“礼制并不避讳同音的名字，还是直接使用本名吧。” 如今这部书才刚刚开始形成。稚儿说，稗官的说法同他所论述的内容以及通官文书不相同，避开它也是应该的。于是把它题作《支景》《支丁》，就是从这部书中摘取几件不可信的事情，说如果按照他的说法竟到了这种地步，那就承受它罢了。声牙畔奂，大概是自己知道而又喜爱奇异，竟到了这种程度。读者不要因为文辞而损害它的本意就可以了。《支戊》记载《吕览》中宾卑聚的梦，说《夷坚》记梦的事情，大概有一百多件，却没有一件像这个梦这样奇怪的。《支己》说，神奇诡异的事情，无时无处不存在。姑且就考察《夷坚》各志：上等的，是借助正梦，腾跃冲上天空；次等的，还能登上蓬莱仙山，期待在无边无际之境游历，却不幸死去。死了以后，幸而又复生，看见九地之下冥海涨溢的景象，以至于岛鬼、渊神、蛇妖、牛怪之类，何止数以千万百计；所遇见的并非一个人，所经历的并非一件事，所经过的并非一个境域，却没有一件彼此相同。《支庚》说四十四天写成此书，自己惊叹其迅速，并且叙述了之所以迅速的原因。《支辛》说，《东坡志林》、李方叔《师友谈记》、钱丕《行年杂纪》这一类四五部书，都只是偶然附带记载异事，并不是专门写虞初九百篇一类的书，士大夫中有些人或许不知道，所以把它们削取出来作为帮助，这不就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了吗。《支壬》说，子弟们都说，老人既然不停地作文，摘录怪异奇闻又从未稍稍停息，大概不是老人调养精神、修养性情的福分，何不停止吧。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还没有过两天，饮食便因此失去滋味，行走举止也因此受到拘束，心中不得安宁；精神恍惚如同痴呆，先前劝我停止的人，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怅然失笑。难道我的缘分就在这里吗？好比骏马下临千丈深坡，想停也停不住；姑且顺从我的心意，以完成这一生的事情。将来如果精力衰退、不能再前进，自然就会不攻自缩了。《支癸》说，刘向、刘歆父子汇集群书，编成《七略》。班孟坚采录它编成《艺文志》，其中小说类确定著录十五家，最后一家的《虞初周说》有九百四十三篇，出自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人的编造，现已亡佚。《唐史》所标列的有一百多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广记》大多都取用而不舍弃。我写完《夷坚》十志，又分支扩充它，共计三百篇，不能补足的才十一篇，于是达到《唐志》所说数量的一半。《三志甲》说，▯▯子偃孙罗拿前人所著的稗说来给我看，例如徐鼎臣《稽神录》、张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吕灌园《测幽》、张师正《述异志》、毕仲荀《幕府燕闻录》这七部书，多的历时二十年才完成，卷帙都不多。《三志乙》说，这一编书颇多取自卜者徐谦。徐谦双目失明，但听觉敏锐、记忆力很强；客人到他的店铺来同他说话，他全都能追忆而不忘，便请旁人记录下来给我看。从前徐仲车耳聋，却对四方的事情无不周知。徐谦难道是他的后代吗？贤者和愚者本来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之所以不同却是相同的。《三志景》说，郡县一定有图志，鄙阳却独独没有，而《夷坚》从甲志开始直到三志，所记各州各里的异闻，竟达到五百五十件。将来有好事的君子采录它编成志书，这就超过一半了。《三志丁》说，人活到七八十岁，幸而身体健康，应当退居一室，早睡晚起，翻阅梵贝多旁行书，同三生结下愿约；否则邀请方外的云游道友来，练习熊经、作鸱顾之姿，这也就可以了。至于著书，大概是下下策。然而我这种习惯胶着缠绕，不能放下，曾经确实后悔并自嘲，猛然把书藏起来不看，却像禁止婴儿吃滑腻甘美的食物一样，没过多久就又忍不住了。越发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即使有倾河摇山般的辩说，也不再听从了。《三志戊》说，孔子说“不谈论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并不是把这些事置之不问。圣人设立教化、传示后世，不肯把神怪之事作为言语传给世人；然而《春秋》《易》《诗》《书》中都有记载，《左氏内外传》中尤其多。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认为是欺诳、荒诞和浮夸。《三志己》说，一句话一段话听到耳中，就应当立即记录下来；因循拖延而失掉的事情，如滕彦智、黄雍父所说的一两件事，至今还在心中萦绕，不能释怀。《三志庚》考证徐铉《稽神录辨》和杨文公《谈苑》所记载的蒯亮之事并不正确。《三志辛》说，我从前立论，认为古今神奇的事情没有不相同的；现在才明白这句话说得不够广泛，并以蜀士孙斯文的事以及《幽明录》中贾弼的事作证明。《三志壬》引用昌黎公《明鬼》，说《夷坚》所记的事情，不能超出他所证明的三点。《三志癸》谈《太平广记》分类汇集的错误。《四志甲》辨析夷坚是皋陶的别名，一直到《四志乙》，便是绝笔之作，没有来得及作序。只有《支壬》和《三志丁》两篇序意旨大略相同，而几篇序文自夸写得迅速的地方，也相差不多。俗话称不戴帽子的人为“科头”。“科头”二字出自《史记·张仪传》注，意思是不戴头盔便进入敌阵。

译我在第一卷辨析王建的宫词中夹杂了许多别人的作品，现在才知道自己所知不广。原来王建本来有宫词一百篇，流传他的文集的人只得到九十篇。蜀地版本的《建集序》可以考察这一点；后来刻印的人拿别人的十首诗补足，所以才混杂不清。我既然已经辨明了其中的作者，却还有两首：“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入诏蛮。上得青花龙尾道，侧身愉觑正南山。鸳鸯瓦上忽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吾皇金弹子，海棠窠下打流莺”，不知道是谁所作。散失的十篇如今见于洪文敏所记录的《唐人绝句》中，但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诗句是：“忽地金舆向日陂，内人接着更相随。却回龙武军前过，当处教开卧鸭池。画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镊采桥头。每年宫女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春来睡困不梳头，懒逐君王苑北游。暂向玉花阶上坐，簸钱赢得两三筹。红灯睡里看春云，云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来行步滑，两人抬起隐金裙。” 蜂须蝉翅般轻薄蓬松，浮动的鬓发像有风吹拂。每次出来时便抛下一遍，金条零落地落入匣中。教遍宫娥把歌词唱尽，却暗中白了头也无人知道。楼中天天歌声美好，却不问最初是跟谁学的。弹棋时玉指长短参差，背靠棋局临近空处，争着下险着。先打落棋盘角上的红子，上方三个金字有一半垂下。曲折的黄金白柄长，青荷叶子上画着鸳鸯。拿来并不是为了呈现新样式，而是想把微风送到御床前。供给御用的香方频繁增减，沉香和山麝每次都换成新的。宫中不许把它传出去，已经被医家抄写给了别人。药童在服药后送来云浆，高殿上没有风，扇子也少有凉意。每到中午便重新梳理鬓发，穿着开衩的衣服骑马绕过宫廊。唐代李昌符的《婢仆诗》有两首。其中一首说：“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空腹茶。无事莫教频入库，等闲物件要些些。”把婢女的情态写得极其传神。《史记·秦本纪》说：武公死后，葬在雍地平阳。起初用活人殉葬，殉死的人有六十六个。到献公元年，才停止活人殉葬。由此可知，武公以后十八位君主的葬礼，一定都有殉死者，并不只是缪公如此。《黄鸟》这首诗，只是因为奄息、仲行、钅咸虎是秦国的良臣，所以秦国人哀悼他们罢了。一个君主下葬，就使六十六个无罪之人走上死地，本来已经很令人惊骇，而缪公竟然使用了一百七十七人。习俗移易人的力量，即使缪公也不能避免，那么献公难道也算贤明吗？不要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的赞誉，不要强迫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王荆公说：“强迫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那当然不可以；如果强迫百姓来顺从先王之道，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范淳夫说：“强迫百姓，就不是先王之道。”荆公的话着重在替自己文饰，范公则是想加以纠正。其实并不是这样。求取百姓赞誉，有时会违背正道，那么正道也必然有时会违背百姓意愿。严寒和暑雨都被称作怨恨和叹息，这是小民的真实情绪。执政的人只应当虚心无我，依据道理办事，不让丝毫计较毁誉的心思扰乱胸中，这就够了。《王制》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以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管子、《司马法》都说六尺为一步。秦始皇也是这样。现在以五尺为一步，一步的长度竟有这样不同。周尺的制度，值成说自己没有详细听闻。近世《伊川文集》中记载制作俎的制度，说按现在的省尺计算是五寸五分略少。潘仲善把这件事告诉晦翁，晦翁说：“五寸二字错了，应当作七寸五分略少。”又说：“省尺就是三司的布帛尺。”潘仲善后来从会稽司马侍郎家求得《温公图本》，周尺果然相当于布帛尺七寸五分略少。按今天的浙江尺计算是八寸四分。《温公图本》一定有考证说明，只可惜不知道它源流的详细情况。历法家把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冬至是建子月的中气。因此，子时开始前的四刻属于今天，正初刻以后属于明天；这本来是同一个道理。现在太史局的历书，如果某个节气在子初，就记作当夜子初某刻，以此加以区别，这种做法由来已久。绍兴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当夜子初立春。洪文敏写札子向朝廷说明：“日辰自古以子时为首，如今既然在子时立春，就应当是四日癸丑。”他认为太史局记错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康节《冬至吟》说：“什么叫作几，天根的道理极其微妙。今年结束的地方，正是明天尚未来到的时候。此时容易体会《易》的意义，其中却难以下笔说明。人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还有什么不能懂得的呢？”又说：“冬至在子月中点，天心没有改变。阳气刚刚开始萌动，万物还没有出生。元酒的滋味正淡，大音的声音正稀。这些话如果不相信，再请去问庖牺。” 汉高帝封兄长的儿子信为羹颉侯。虽然是因为他的母亲曾用锅铲刮锅的缘故，但考察《括地志》，实际上妫州怀戎县东南十五里确有羹颉山。注释《史记》的人失于没有引用这一条。颜师古注《汉书》只说：“颉，音读为戛，是说他的母亲用锅铲刮锅。”小司马《索隐》又径直说这只是爵号，并不是县邑的名称，都没有深入考察。古代封侯，没有不是以地名为号的；如武帝封霍去病为冠军侯、田千秋为富民侯，昭帝封霍光为博陆侯，光武帝封彭宠为奴不义侯，以及镌胡镐羌、向义建策之类，并不符合制度。然而冠军侯的封国在东郡，富民侯的封国在沛郡蕲县，博陆侯起初食邑北海、河间，后来又增加封地，并食东郡，只是加上了嘉美的名称罢了，并不像光武帝所封的那些爵号，未必有分给的封地。武帝时又有张骞封博望侯、赵破奴封从票侯，也没有详细说明他们的封邑。

译州县的城隍庙，没有人能详细说明它的起源。前辈说，既然已经有社神，就不应当再有城隍神。因此唐代李阳冰说，城隍神不在祀典中，只有吴越一带有这种祭祀。然而成都的城隍祠是太和年间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韦鄂州碑》，说洪水淹没外城，韦公正色严词向城隍神祈告，神的回应如同回声。杜牧任黄州刺史时，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两篇；此外，韩文公在潮州、信陵在舒州，也都有祭文。许远也有“Ａ７井▯翔，危堞神护”的话，可见并不只是吴越如此。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客俨、梁武陵王祭祀城隍神的事，都记载在史书中，所以又不只是唐代才有。成中，睦州刺史吕述认为这合于礼制中八蜡祭祀坊神与水庸神的说法。现在考察《礼记》注，水庸就是沟。《正义》说，坊是用来蓄水的，也用来阻挡水；水庸是用来承受水的，也用来泄水。那么坊大概就是今天的堤防，水庸大概就是今天的沟渠。把它们同城隍相比，意义很不相同。如今城隍祭祀几乎遍及天下，朝廷有时赐给庙额，有时颁授封爵；没有朝廷命名的，有的沿用邻郡的称号，有的承袭民间流传的名称，各郡不同，各县也不一样。至于神的姓名，又总是迁就附会，各自指认为某一个人，神对此又能说什么呢？有些负城的县邑还同郡城各自并立祭祀；只有彭州既有城隍庙，又有罗城庙。袁州分宜县既有城隍庙，又有县隍庙，更是闻所未闻。按我所见所闻考察庙额和封爵，二者都具备的只有临安府。后唐清泰元年，曾同时封顺义、保宁王与越湖二神，如今称为永固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赐予的庙名。绍兴三十年，封为保顺通惠侯，如今封为显正康济王。绍兴府的梁代开平年间封为崇福侯，清泰年间封为兴德保▯王。绍兴初年赐额显宁，如今封为昭顺灵济孚▯忠应王。台州是镇安庙顺利显应王；吉州是灵护庙威显英烈侯；筠州是利贶庙灵▯顺应显正王；袁州是显忠庙灵惠侯；濠州是孚应庙灵助侯；建宁府是显应庙福应惠宁侯；建康的溧水是显正庙广惠侯；泉州惠安县是宁济庙灵安昭▯侯；邵武军是显▯庙神济训顺侯；泰宁是广惠庙靖惠孚济侯。韶州是明惠庙善▯侯；成州是灵应庙英▯侯。有庙额但没有爵位封命的，镇江称忠▯，宁国称灵护，隆兴称显忠，德安府称威泽，楚州称灵显，和州称孚惠，襄阳称孚济，汀州称显应，珍州称仁贶，静江称嘉▯，庆元的昌国、邵武的建宁，都称惠应。前代赐过爵位而本朝没有重新下令的，有湖州的阜俗安城王，处州龙泉县的广顺侯，鄂州城隍的万胜镇安王，越州萧山县所用的郡城隍神，起初命名为崇福侯；昭州立山县改为蒙州时，曾封为灵感王。台州五县在吴越时期都封为王爵：临海称兴国，黄岩称永宁，天台称始平，仙居称升平，宁海称安仁。其余承袭下来的称谓，如温州的富俗侯，处州的仙都侯，临安府钱塘县的安邑侯，临安县的霸国侯、霸国王，兴国军的高陵王，筠州、新昌的盐城王，浑州的定湘王，泉州的明烈王，潼川、兴元的安平将军，汉州、彭州的安福将军，▯州大邑县的安静神，广州的羊城使者等，都没有人能考究它们的由来。襄阳虽有孚济的庙额，但保汉公这一称号不知道出自何处。宁国虽有灵护的庙额，但爵号称作佑圣，也无法详细说明。隆兴虽有显忠的庙额，但南唐曾封为辅德王，所以赣州称辅德庙，南康军、安庆府以及潭州的益阳、太平的芜湖、南安的上犹，都称辅德王。抚州、黄州、复州、南安、临江各郡，则称显忠辅德王，或称辅德显忠王，大概都是把隆兴的庙额同南唐的封爵混在一起作为称号。神的姓名有明确记载的，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以及华亭、芜湖两县，都说是纪信。隆兴、赣州、袁州、江州、吉州、建昌、临江、南康，都说是灌婴。福州、江阴认为是周苛。真州、六合认为是英布。和州认为是范增。襄阳的谷城认为是萧何。兴国军认为是姚弋仲。绍兴府认为是庞玉实，他是庞坚的四世祖，事迹详见《唐书·忠义传》，大概曾任越州总管。鄂州认为是焦明，他是《南史》中焦度的父亲。台州的屈坦，是吴国尚书仆射晃的儿子，如今州治大概就是他的旧居。筠州供奉应智顼。唐朝初年，筠州称为靖州，当时刺史是南丰人游茂洪；开元年间，他曾任县镇长官。溧水白季康，是唐代的县令。只有筠州的新昌县，祭祀一位姓卢的西晋县令；绍兴祭祀陈长官；庆元、昌国祭祀当地人茹侯，这三人的名字都没有考得。耳目所不能接触到的，仍然还有缺漏。承、播、溱三州以及遵义军未撤废以前，都曾得到朝廷赐给城隍庙的匾额：承州称“静惠”，播州称“昭▯”，溱州称“宁德”，遵义称“怀宁”。承州又有“静应侯”的爵号。如今承州改为绥阳县，遵义改为寨，都是颍珍州、溱州、播州的地方；这些地方后来转入南平境内。《嘉▯杂志》记载，吴春卿任临安县令时，听老年人说：钱尚父正在睡觉，盛水的汤瓶烧沸了，一个小童用水浇它。钱尚父说：“我正想用水浇瓶子，这个孩子先猜到了我的心意，不能赦免。”于是把小童杀了。后来见小童成为厉鬼，便封他为霸国侯，让他永远做临安的土地神，所以塑像是十多岁的孩子；如今不知道塑像是什么样子了。但“土地”的称呼已经转变为“城隍”。《太平广记》记载，宣州司户死而复生，说自己见到了城隍神，自称是晋代的桓彝，这与流传的说法不同。然而桓彝如今也在泾地另有庙宇接受祭祀。绍兴辛未年，潼川守沈该准备修建新的城隍祠，梦见有人拿着文书来，自称是新近派任的土地神；查阅他的姓名，原来是史坚，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加怪异。淳熙年间，李异任龙舒太守，对百姓有恩，离任后去世，当地人于是相互传说他成了城隍神。这尤其浅陋荒诞，不合常理。唐代羊士谔有《城隍庙赛雨绝句》二首。

译《史记·齐世家》说：“齐王与舅父驷钧暗中谋划发动军队。”《索隐》解释说：“舅父”，就是舅舅，正如姨称为姨母。“舅父”这两个字很新奇，很少有人使用。《礼》说：妇人与丈夫行礼时，就行“侠拜”。“侠”就是夹，意思是男子拜一次，妇人拜两次；妇人的两拜夹在男子的一拜之间。如今妇人行拜礼不下跪，因此不同于古代所说的“侠拜”。江浙一带的士大夫之家仍然通行这种礼节，民间则不这样做。江邻几《嘉▯杂志》记载司马温公的话，说陕西府属乡村的妇人都行夹拜，城郭中的妇人却不是这样；南北风俗就是如此不同。冯延己《谒金门》这首长短句脍炙人口，其中有“斗鸭栏干独倚人”一句。许多人怀疑鸭子不能相斗。我查考《三国志·孙权传》注中引用的《江表传》说：魏文帝派使者来索取斗鸭，群臣上奏说应当不要给。孙权说：“他正在服丧期间，所求的东西竟然是这个，难道还能同他谈礼吗？姑且给他吧。”《陆逊传》说：建昌侯假作斗鸭栏。陆逊说：“君侯应该勤读经典，做这个干什么？”《南史·王僧达传》说：王僧达任太子舍人时，因以生病为借口，却前往杨列桥观看斗鸭，被主管官员弹劾。《新唐书·齐王▯传》说：齐王▯喜欢养斗鸭，尚未谋反时，狸▯鸭四十多只，把它们的头全割掉。事败以后，牵连被杀的共有四十多人；这样看来，古代大概确实有斗鸭。唐代《田令孜传》又说：唐僖宗喜欢斗鹅，多次到六王宅的兴庆池，和诸王斗鹅；一只鹅甚至值五十万钱，可见鹅也能相斗。秦国追捕商君，商君逃到关下，想住进一家客舍。客舍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说：“商君的法律规定，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获罪。”商君叹息说：“唉！法律造成的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苏文定被贬到雷州，不许住官舍，于是租住民房；章子厚又认为他强行夺取民宅，命令雷州官府逮捕房主审问治罪。后来章子厚也被贬到雷州，同样向百姓询问房舍，百姓说：“前些时候苏公来，章丞相差点毁了我家；如今不能再这样了。”人们认为这是报应。古今情形如出一辙。《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想杀乳母，乳母向东方朔求助。东方朔说：“皇帝性情刚忍而且固执，旁人替你说话，只会使你更快被杀。你临走时，只管多次回头看我，我会设法用奇计激发皇帝的恻隐之心。”乳母照他说的做。东方朔在皇帝身旁说：“你应该赶快走！皇帝如今已经长大了，难道还会想到你哺乳他时的恩情吗？”汉武帝悲伤起来，于是放过了乳母。《史记·滑稽传》说，褚先生道：汉武帝时有一个受宠的倡优郭舍人，他说话陈辞虽然不合大道理，却能使君主心情和悦。汉武帝年少时，东武侯的母亲常常抚养他；汉武帝长大后，称她为“大乳母”。乳母家的子孙和奴仆在长安横行霸道。主管官员请求把乳母全家迁徙到边地，奏章得到批准。乳母将要入宫辞别，先去见郭舍人，因将被迁徙而哭泣。郭舍人说：“你进去辞别后离开，要快步走，并且多次回头看。”乳母照他说的做。郭舍人故意大声骂她：“呸！你这个老妇人！为什么不快走！陛下已经长大了，难道还需要靠你的乳汁才能活吗？还回头看什么！”于是皇帝怜悯乳母，便下诏停止迁徙乳母。这是同一件事，却一说是要杀乳母，一说是要迁徙乳母；一说求助于东方朔，一说求助于郭舍人。《西京杂记》一书，颜师古本来就常常辨析其荒诞之处；褚先生所记载的其他事情也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都不能完全相信。法律条文规定的罪，即使非常严重，也不过是绞刑和斩刑罢了。“凌迟”这一刑名，是五代时才有的，直到今天民间仍称它为法外之刑。姚平仲，字希晏，世代都是西部边疆的大将。他幼年丧父，由叔父姚古抚养为子。十八岁时，他在臧底河与夏人交战，斩杀俘获很多，敌人无法抵抗。宣抚使童贯召见他并与他交谈，姚平仲意气自负，丝毫不肯屈服。童贯不高兴，压低了对他的奖赏；然而关中的豪杰都推重他，称他为“小太尉”。睦州盗贼起事，宋徽宗派童贯讨伐。童贯虽然厌恶姚平仲，内心却佩服他的勇敢，于是又选取他一同出征。盗贼平定后，姚平仲的功劳居于第一，便去见童贯说：“我不希望得到奖赏，只希望见皇上一面。”童贯更加忌恨他。其他将领王渊、刘光世都得到召见，唯独姚平仲没有。钦宗在东宫时就知道他的名声。钦宗即位后，金人入侵，都城被包围；姚平仲恰好在京师，获召到福宁殿应对，得到厚重的金帛赏赐，并被许诺给予特别奖赏。于是姚平仲请求出动敢死之士，夜袭敌营，擒获敌军统帅献上。出兵后接连攻破两座营寨，但敌军已经撤走，姚平仲没有完成擒获敌帅的功劳，于是骑着青骡逃亡，一昼夜奔驰七百五十里到达邓州，才得到食物。进入武关，到了长安，想隐居在华山；但又觉得这样太浅近，便逃往蜀地，到青城山，上清宫中的人都不认识他。他在那里住了一天，又进入大面山，走了二百七十多里，估计采药的人也不可能到达那里，便解开缰绳放走所骑的骡子，找到岩洞居住。朝廷多次下诏搜寻他，始终没有找到。乾道、淳熙年间，他才出山，到丈人观道院，自述了这些事情。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紫色胡须浓密，长达数尺；面色光彩焕发，行走时不避山崖、沟壑和荆棘，速度如奔马一样。他有时也替人写草书，书法颇为奇特雄伟，但始终秘密不说自己得道的缘由。这就是陆放翁所作的《平仲小传》。陆放翁也曾写诗寄题在青城山上清宫的墙壁上，说：“造物使豪杰困顿，或许是想让他们有所作为。功名还不足以说明一切，也许可以成为出世的凭借。姚公勇冠三军，百战从西部边疆崛起。上天将要倾覆中原，大概不是一根木柱能够支撑的。脱离尘世五十年，世人有谁认识您？只是惊叹山林之间竟有这样熊豹般的姿态。我也立志追求世外之道，只是到了白头还没有遇到老师。近年来幸而被废弃闲置，倘若能就此与世俗辞别，便跟随您游历五岳，叩头礼拜并服食灵芝。使金色的骨骼换成绿色的骨髓，飘然从松树梢头飞去。”后来陆放翁任新定太守，又作诗托上清宫道人寄给他，说：“太尉是关河间的豪杰，飞腾也遇到了时机。” 中原正遭受倾覆，大计很容易发生差错。白墙上留下龙蛇般的字迹，空山中显现熊豹般的姿态。烟云重重叠叠，因此想寻访他就更加困难，难以知道他的踪迹。

译汉代张汤、韩安国都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代理丞相职务。曹▯以列侯身份代理尚书事，臣贺以太仆身份代理御史大夫职务。刘歆以太中大夫身份代理太常职务。乐成以少府身份代理大鸿胪职务。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身份代理宗正职务。少府忠代理廷尉职务。王温舒任右辅，代理中尉职务。张良以列侯身份代理太子少傅职务。黄霸以廷尉监身份代理丞相长史职务。盖宽饶以谏大夫身份代理郎中户将职务。王尊以京兆都尉身份代理京兆尹职务。翟义以南阳都尉身份代理太守职务。大概汉代的制度是：官职空缺时，由职位较低的人代理，这叫“行”；也有同等级官员相互代理的情况。靳石以太常代理太仆，韩延年以太常代理大行令，刘德以宗正代理京兆尹，就是这种例子。九卿与三辅的官职都属于同一等级。如今制定的法令却把寄禄官高于职事官称作“行”，这和古代不同了。《容斋》辨明了陈正敏说法的荒谬，梁颢不是八十二岁才登科，这一点是对的。近来因事又记起《玉壶清话》记载的事情：宋仁宗问梁适：“你是哪一家梁氏的人？”梁适回答：“先臣的祖父是梁颢，先臣的父亲是梁固。”仁宗说：“难怪你的面貌很像梁固。”考察《国史》可知：“梁适是梁颢的儿子，梁固的弟弟。”小说家大多不加考订，任意妄说；读者又不深入考察，往往跟着相信。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实在可笑。●卷九 《诗经》说：“诞弥厥月。”“诞”是大的意思，朱文公却认为是句首发语词。世俗错误地把“诞”解释为出生，于是有了“降诞”“庆诞”等说法。前代学者辨析这种错误的已经很多了。《尚书》说：“诞膺天命。”“诞”也仍然是大的意思。范晔为光武帝作赞，竟有“光武诞命”的说法，更加令人无法理解。《殇帝纪》说：“诞，育百余日。”这也是错误的。寇恂从颍川太守调任汝南太守，后来又入朝任执金吾。适逢颍川盗贼起事，光武帝准备亲自征讨隗器，想再次让寇恂出任颍川太守，便让他随驾到郡中；盗贼全部投降，这件事也就作罢了。百姓拦在道路上说：“希望陛下再把寇君借给我们一年。”这时寇恂离开郡中已经很久，百姓因为他已经是王朝的九卿，所以说“借”。如今有人任太守，任期将满时，书信中常常使用“借寇”的典故，似乎不太恰当。《夷坚志·戊志》记载，裴老凭借智谋，处理绍兴十年七月临安大火一事。大火蔓延，烧毁城内外房屋数万区。裴老当时正寄居临安，自己在通衢有典当铺、金店和珠宝店，却全都不顾，立即命纪纲等仆人分别前往江下和徐村，而自己出北关，遇到竹、木、砖、瓦、芦、苇、椽、桶等建筑材料，不论数量多少、大小如何，全都估价买下。第二天朝廷下令，竹木材料免征税并免予抽解。城中建造房屋的人都来取用这些材料，裴老获得的利润是被烧毁财物价值的数倍。后来读到张芸臾所著《浮休阅目集》，其中记焦隐的事情说：“有一天京城发生火灾，焦隐清晨到木材市场，所有木材都用姓字标记；后来来的人大多到焦隐那里买材料。”这才知道《夷坚志》所说的裴老其实记错了。虽然富家人的智谋往往相似，但不应相似到这种程度。“娶妻应当娶阴丽华。”唐与政认为，看到这句话，就知道郭皇后一定会被废掉。然而我考察《刘植传》所载：刘植、杨起兵归附王郎，部众有十多万人；光武帝派刘植去劝说杨，杨于是投降，光武帝便留在真定，娶了郭皇后；郭皇后正是杨的外甥女。因此从这件事来看，光武帝娶郭皇后本来就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意。哪里还需要等到“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话，才推断她将被废呢？范晔没有把这件事写入《后纪》，所以前代学者的议论从未涉及这一点。我曾经汇集城隍的爵号，后来读《国朝会要》，考查西北各郡，发现东京的城隍号称“灵护庙”，起初封为“广▯公”，后来晋封为“佑圣王”。大内另有城隍，起初封为“昭贶侯”，后来晋爵为公。拱州昭灵庙的惠烈夫人，据民间传说是宋襄公的妾；开德府显应庙的感圣侯，解州灵佑庙的镇宝侯，浚州黎阳县显固庙的灵护伯，其他事迹都没有听说。大概东南地区城隍信仰兴盛，多是近世开始的；这几处也只是徽宗朝接受朝廷赐封而已。马援平定交阯的盗贼后，被封为新息侯。他杀牛、滤酒，慰劳并宴飨军士。谈话间说到堂弟少游，官吏和士兵都伏地高呼万岁。冯鲂赦免郏地盗贼延褒等人时，众人也都高呼万岁。可见东汉的臣下并不以称万岁为忌讳。只有窦宪出兵驻屯北地，和皇帝车驾在长安会合时，尚书以下官员准备伏地高呼万岁，韩棱严肃地说：“礼制中没有臣下称万岁的制度。”议论的人都感到惭愧，于是停止了这一做法。像韩棱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被世俗风气改变。然而“万岁”的称呼，在三代盛世时并不存在。大概从蔺相如捧璧进入秦国、田单约定向燕国投降、冯谖烧毁孟尝君债券等事开始，才偶尔见于简牍，到了汉代尤为盛行。韩棱所说的“礼”，难道是古代所说的“礼”吗？吴虎臣引用“虎拜，稽手，天子万寿”，认为“万岁”一词源于这里。然而这只不过是诗歌咏唱中的言辞，不能和后世呼喊“万岁”相提并论。世俗所写的“{▯比}”字，应当写作“枇”，与“枇杷”的“枇”字相同，但读音不同。后汉济北孝王刘次的父亲去世后，他极其孝顺，梁太后下诏增加他的封地，其中说：“头不枇沐。”《魏志》记载，徐季龙取出十三种物品，让管辂占卜；管辂先说是鸡蛋，后来又说是蚕蛹，于是把物品一一说出，只有把梳子说成了“枇”。陆云《与兄机书》说，他巡视查看曹公的器物，其中也有“枇”字。《类篇》记载，“枇”有四种读音，其中一种读作毗志切，属于梳子一类，《集韵》也相同。又考察《说文》：“栉”是梳子的总称。汉文帝送给匈奴单于一把“比疏”，有的版本写作“比余”。颜师古注说：这是编发的装饰物；“比”读作频寐反。由此可知，“枇”字也通作“比”。只有“{▯比}”字没有经典依据。《博雅》说，篝筌称为“{▯比}”，大概是捕捉鱼虾的工具，读作边迷切或频脂切，与这里的读音不同。虽然《集韵》把“枇”也写作“{▯比}”，《类篇》又说“{▯比}”读毗至切，属于梳子一类，但这两部书出现较晚，应当遵从古义。《诗经》说：“其比如栉。”由此也可知，三代以前没有“枇”这个名称，只是通称为“栉”，含有相互紧密排列、相互接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