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如果两根筹对应一种物象，也是这样。凡是射箭者完成一轮并饮过▯后，就收拢筹再重新抽取；筹不断更新，情形反复变化，有时射不中而没有关系，有时恰好射中，有时侥幸免饮，这正是使人欢乐而不厌倦的原因。周文忠认为《醉翁亭记》中“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说的恐怕就是这种情形。古灵陈述古也曾制作酒令，每次使用纸帖子：一张写“司举”，一张写“秘阁”，一张写“隐君子”，其余写“士令”。在座的人默默抽取，抽到“司举”的主持贡举，抽到“秘阁”的协助司举搜寻隐君子并把他荐举朝廷；如果搜寻不到，司举和秘阁就一同受罚。酒后又增加新的名目，设置聘使、馆主各一人；如果搜出隐君子，这两人陪着饮酒。两人只等隐君子自己出来，立即说明身份，不等别人询问；隐君子出来以前，不得先说话。违反这两条的人，各加倍罚酒。《注》说：“聘使，大概是取其能够聘请贤才的含义；馆主，则兼取馆伴的含义。”唐代有昭文馆学士，当时人称为馆主。又说，秘阁虽然同样搜寻隐君子，但如果司举不采纳他的意见，也不能争夺权力；如果偶然搜漏了，也不能以司举不听自己的话为由拒绝同受惩罚；这样就要加倍罚酒。司举、秘阁抽到帖子后，必须各自公开说明，不等别人发问；如果违反，先罚一杯酒。司举、秘阁最多只能搜寻三次；客人满二十人时，可以搜寻五次。其余人抽到帖子后要默不作声，如果擅自宣扬，罚大杯酒。还可以另行设置酒令。《古灵集》记载，潘家山与章衡饮酒时行酒令，有人抽到“隐君子”，正是章衡；搜出后作诗说：“我听说隐君子，大隐居于市廛之间。道义充满内心，不能从容貌测度。尧帝神明而且智慧，识别人也非常困难。努力吧，两位秘阁官，贤德的行为应当像高山一样。”近年庐陵李宝之，字如圭，作《汉法酒》，诗中说：“汉代的酒令，设置十种官职：丞相、御史大夫、列卿、京兆尹、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侍中、中书令、酒泉太守、协律都尉。抽到司隶校尉的人，手持符节，职责是举发弹劾；弹劾到中书令、酒泉太守时，令、太守因为谄媚得宠、沉溺荒淫而获罪；弹劾到侍中时，司隶校尉交出符节；弹劾到京兆尹时，皇帝爱惜他的才能，把事情留在宫中不发下处理，另行举发弹劾；弹劾丞相司直时，司直也弹劾他；弹劾列卿时，列卿亲自到朝廷申诉辩论；如果判定他有罪，是因为他申诉不实。弹劾丞相、御史大夫，也可以这样办理，但必须先拜谒，然后才能弹劾。丞相、御史大夫也会获罪。丞相获罪，​​中书令、酒泉太守便都望风自我弹劾；御史获罪，只有酒泉太守自行弹劾。司隶校尉因为不畏惧强权，后来如果获罪，可以用此功劳折抵论处。如果泛泛弹劾而牵连丞相、御史大夫，治司隶校尉的罪；弹劾到京兆尹，即使事情留在宫中，酒泉太守也要自行弹劾；弹劾到中书令，侍中要自行弹劾。凡是被弹劾或自我弹劾而获罪的人，都降为平原督邮，由协律都尉唱歌为他饯行；如果弹劾到协律都尉，不把他送入蚕室，而是弹奏弦歌、作诗谱成新曲来求取宠幸。篇末又写着‘右酒令’。这是仿照汉代制度制作的酒戏。参加者只有九人，就缺少京兆尹；八人，就缺少侍中；七人，就让御史大夫代理丞相职务；六人，就缺少丞相司直。凡轮到饮酒的人都立即饮酒；有时还没有轮到饮酒的人，也可以按照参加者的人数来计算应当授予官职的数量。每当轮到饮酒者，就给他一算作为授官凭据；一轮结束后，按照他所得的算来决定饮酒。凑足三算的人立即饮酒；有两算的人，由与他所得算数相等的人裁决；只有一算的暂且保留，等候后面的规则处理。酒令规定，凡是条文没有涉及的情况，参照类似情形办理。现在馆阁中有《小酒令》一卷，是庆历年间绵江赵景撰写的；又有《饮戏助欢》三卷，是元丰年间安阳窦讠黾撰写的，酒令就在其中。《玉▯诗》一卷，是本朝知黔南县黄铸撰写的。它把一百首诗作为▯，让抽到的人按照诗文劝酒。黄铸字德器，是柳州人。《钓鳌图》一卷，不知作者，刻本中把鳌鱼之类画成沉在水中的形象，以钓取来行劝酒和罚酒，共有四十类，每类各有一首诗。又有《采殊局》，与此类相近，序文称撰写者为王公，但不知道他的姓名，共有三十多类，也各有一首诗。又有《捉卧瓮人格》，本朝李庭中撰写，以毕卓、嵇康、刘伶、阮孚、山简、阮籍、仪狄、颜回、屈原、陶潜、孔融、陶侃、张翰、李白、白乐天为题目，大概同陈氏、李氏的酒格大同小异，只是分别改了名称。《投壶经》一书，唐代上官仪曾奉诏删定，史元道续作注解，大概采集周▯禺、郝同、梁简文等几家的著作编成。司马文正公又改作新格，旧书因此全部废弃。晁子止侍郎《郡斋读书志》中又有《木射图》一卷，说是唐代陆秉撰写，制作十五根笋形木柱，用来代替箭侯，击打地上的球使其碰撞。木柱用朱、墨二色书写文字，以区别贵贱。朱色字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色字是慢、傲、佞、贪、滥。射中“仁”的获胜，射中“滥”的失败，并据此实行奖赏和惩罚。这大概也是同一种器具。梁王、魏帝、金谷、兰亭，又都在游宴之时以赋诗为乐，作不成诗赋的人罚酒。高续古《纬略》已经详细记载，这里不再重复。秦桧执掌国政时，决意讲和；金人很快背弃盟约，秦桧顿时不知如何应对。张巨山任司勋郎，替他写了一篇自我辩解的奏章。大意说：“伊尹告诉成汤：德行没有固定不变的师法，以善为主就是老师。我先前赞成议和，如今请求讨伐金人，这都是以善为师；如果事情不能成功，就应当陈述自己的能力而就任职位，不能胜任就辞去，应该遵从孔圣人的教训。”秦桧大为高兴，提拔张巨山为右吏，却不知道他所引用的全都错了。当时秘书省借住在法慧寺，有人在门上大字书写：“周任是孔圣人的老师，太甲成为成汤的老师。”秦桧大怒，怀疑是馆职人员所写，便相继斥退他们。然而《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在成汤时作《咸有一德》，这样看来，司马子长已经弄错了。蔡邕引用“致远恐泥”，《新唐书·传》引用“以能问于不能”，都认为是孔子的话，也不对。

译汉代杜延年任御史大夫时，住在父亲任职的官府里，不敢坐父亲原来坐过的位置，坐卧之处全都换掉。元魏任城王澄的儿子元顺，被授任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他上省时登上台阶，面向榻坐下，见榻十分破旧，便问都令史。都令史回答说：“这张榻曾经是先王坐过的。”元顺立即哽咽难言，眼泪鼻涕交替流下，很久不能说话，于是命人把榻换掉。唐代薛元超任中书舍人时，中书省里有一块盘石，他的祖父薛道衡任隋朝内史侍郎时，曾经靠着它起草诏制。元超每次看见它，就不禁哭泣流泪。裴▯家五代人都任河南尹，裴▯处理政务时，从来不敢坐正位。世代承袭官位的人，应当像这样。晋代琅邪王澄有很高的声望，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推重和敬服。每次听到卫▯说话，他总是叹息，甚至笑倒在地。当时人说：“卫▯谈论道理，平子便笑倒。”如今世俗把大笑说成“绝倒”，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先鉴堂《朝野遗事》说：王文正公辅佐真宗时，吕许公任参知政事。仁宗在位时，吕许公任首相，王文正公再次入朝任职，两人的意见多有不合，王文正公极力请求离职。一天，仁宗留下吕许公，询问应当怎样处置王公，吕许公惶恐，不敢承担此事。仁宗再三追问，他说：“王某是先朝旧臣，应当授予使相，可以任洛州或许州，请圣上裁决。”仁宗又问其次一等的安排。他说：“如果不行，那就授予大资政，可以任青州或郓州。”仁宗点头同意。吕许公十分高兴，出省时与宋宣献分路而行，竟忘了互相作揖。晚上，传报锁闭学士院，几个儿子询问缘故，他都不回答。夜深后，他独自对晦叔说：“次辅的劳苦也均摊了。”第二天，他穿戴整齐入朝，才知道已经分别下了两道麻制：吕许公判许州，王文正公知郓州。仁宗的裁断就是这样。又据孔毅父《谈苑》说：张邓公、吕许公一同任宰相。一天退朝后，仁宗单独留下吕公，问道：“张士逊长期任执政，我想给他一个差遣，让他外出。”吕公说：“士逊历任两朝，颇有功劳。”仁宗说：“恩命应当怎样安排？”吕公说：“可以授予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 仁宗说：“这样不会亏待他吗？”吕公说：“圣上的恩典已经很优厚了。”吕公退下后，张士逊是他的姻亲，私下问他说：“皇上单独留下您，一定是要给士逊另行安排差遣。”于是请求吕公为他求取恩命。吕公沉吟了很久，说：“使弼！使弼！”张士逊也高兴地满怀期待。当天，张公已经把屏阁子里的物品收拾了一大半。到了晚上，学士院锁闭；第二天一早，张公命院子里的人把阁子里的物品全部搬回家。他不再前往待漏院，只到审官东院等待入朝。入朝后，张公只等着宣布麻制，吕公则只准备押署麻制。忽然有堂吏报告吕公说：“相公知许州。”吕公大惊。原来，张公所押的麻制，正是任命吕公为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的诏命。按语说：吕夷简、张士逊在天圣、明道年间同任宰相。章献太后去世后，仁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便与吕夷简谋划。枢密使张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都是章献太后所任用的人，全部被罢免。他们退下后向郭皇后报告，皇后说：“难道只有吕夷简没有依附太后吗？不过是他多有机心，善于随机应变罢了。” 因此，吕夷简也一并被罢免，任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练州。宣布制书时，吕夷简大为惊骇，不知道其中缘故。他平素厚待内侍阎文应，让阎文应替他在宫中进行疏通。过了很久，才知道事情是由皇后引起的。后来他再次任宰相，赞成废黜皇后的议论，实际上根源就在这里。《谈苑》所记载的都不相合；而且节度使、检校太傅却不加同平章事，也不是“使弼”。这是在文德殿宣布的，只有一名参知政事押署麻制，其余宰执都不在场，宰相也不应当押署麻制。此书恐怕是近世不懂典故的人所作，必定不是孔氏的原本。到景祐四年四月，吕夷简由昭文相罢为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镇安军节度使、判许州；王曾由集贤相罢为尚书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应当以《遗事》的记载为正确。起初，任命王曾知青州；他入朝谢恩后，请求改任郓州。又因为仆射出任州官不应称“知”，于是贴改麻制，改授王曾为绶。此时参知政事也一同被罢免。只是，王曾初次拜相、吕夷简任执政都在乾兴元年七月，那时仁宗已经即位。真宗末年，王曾只是参知政事，吕夷简只是知开封府；《遗事》说王曾辅佐真宗任相、吕夷简任参知政事，也错了。沈存中《笔谈》说：颍昌阳翟县有一个姓杜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县里人只称他为杜五郎。他住的地方离县城三十多里，只有两间屋子，一间自己住，一间儿子住；屋前有一丈多宽的空地，那里就是篱笆门。杜先生三十年来从未走出篱笆门。黎阳县尉孙轸曾去拜访他，看见这个人颇为潇洒。他自己说：“我是村民，没有什么本领，您为什么来拜访？”孙轸问他不出门的原因，他笑着说：“传话的人说得过头了。”他指着门外的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我也曾到这棵桑树下乘凉，怎么能说我不出门呢？只是我在当时没有用处，也不求助于别人，偶然自己不出门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孙轸问他靠什么生活，他说：“从前住在县城南面，有田五十亩，和哥哥一起耕种。后来哥哥的儿子娶了妻子，我估计那些田地不够养活他们，就把田给了哥哥，带着妻子来到这里。偶然有乡人借住这间屋子，我便住了下来。只是替人择日，又卖□药来供给稀粥，有时也会接济不上。后来儿子能够耕种，乡人怜悯我们，给了三十亩田，让儿子耕种。他还有余力，又替别人佣耕，从此粮食足够了。乡里贫穷，靠行医养活自己的人很多，我不应当再兼取他们的利益，从那以后便不再择日卖药，什么都不做了。”

译又问：“平日做些什么？”他说：“只是端坐罢了，没有什么可做的。”问：“还常看书吗？”他说：“二十年前也曾看过书。”问：“看过什么书？”他说：“曾有人送给我一册书，没有书名，里面多讲《净名经》，我也不知道《净名经》是什么书。当时非常喜爱其中的议论，如今也忘了，连那本书放在哪里也早已不知道了。”他气度闲适旷达，言辞简洁，是有道之士。严寒时，他也只穿布袍、草鞋，屋里空空的，只有一张空榻。问他的儿子怎么样，他说：“只是个村童罢了，但性情十分淳厚，从不胡乱说话，也从不嬉游；只有买盐酪时才到县城一次，可以数着他的脚步等待他回来，他直去直回，从不在旁边游走一步。”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靖康末年，有人到顺昌山中避乱，深入山中后找到一间茅屋，主人风度整肃，和他说话，原来是士君子。众人觉得奇怪，问道：“各位为什么带着家小来到这种地方？”于是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主人说：“战乱是从哪里发生的？”众人争相说明。主人悲叹了很久，说：“我的父亲是仁宗朝的人，自嘉▯末年选择在这里居住，此后就没有再出去。按我听到的情况，只知道有熙宁这个年号，也不知道距今已经多少年了。” 洪文敏《夷坚志》说：陈元忠，字少魏，是漳州龙溪人，客居南海。曾经参加省试，路过南安，恰逢天色已晚，赶往城中还很远，便投宿在一户乡野人家。那家有几间茅屋，竹树茂密可爱。主人虽然穿麻衫、着草鞋，但举止谈吐宛如士人；几案之间散乱放着一些书籍，查看后全是经书和子书。陈元忠问他：“您教儿子读书吗？”他说：“靠种园子谋生罢了。”又问：“也进城吗？”他说：“十五年没有出去了。”问：“收藏书籍有什么用？”他说：“偶然有罢了。”于是又杂谈其他事情。不久暴风雨骤起，他的两个儿子披着蓑衣、扛着锄头回来。大儿子约十八九岁，小儿子十四五岁，二人倚着锄头向客人作揖，人物相貌和气度都很出众，完全不像农家子弟。主人端来豆羹款待客人，不再一起交谈。天亮后陈元忠告别离去，到了城里因事滞留了一天。偶然到集市上去，看见主人神色慌张地走着，陈元忠追上去问：“您说十五年没有进城，为什么今天来到这里？”主人说：“我有急事，不得不出来。”问他缘故，他不肯说；再三追问，才知道大儿子在关外卖水果时没有缴纳税款，被关吏拘捕了。陈元忠替他向监征官递了名帖，到了那里才知道人已经被押送到郡中。主人和小儿子一同来到公堂。长子应当受杖刑，主人恳切地对郡守说：“我年老迟钝，没有能力，全靠这个儿子供养；如果他承受不住杖刑，那么第二天就会没有饭吃了，希望让我替他受刑。”小儿子说：“大人怎么可以受杖刑？我愿意替哥哥受刑。”哥哥又说罪在自己，甘愿受刑。三个人争执不下。小儿子来到父亲耳边低声说话，好像要请求什么，主人呵斥他；小儿子一定要上前，郡守很疑惑，叫他来询问原因。他说：“大人原本是带职正郎，宣和年间多次主管州郡。”主人急忙拉着他的衣服让他退下，说：“这孩子胡乱说话。”郡守问诰敕是否还在，小儿子说：“现在捆成一束放在瓮里，埋在山下。”郡守立即派吏员跟随小儿子挖出取回，果然找到了。于是请主人上座，向他道歉，并释放了他的儿子。第二天郡守亲自登门拜访，屋子已经空了。这三件事大致相似。世上那些羡慕繁华、沉溺于利禄、专门追求显露炫耀的人，听到他们的风范，就应该惭愧低头了。杜先生确实是有道之士。南安的老人抛弃官职而隐藏踪迹，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顺昌山中的主人不过是避世之人。南安老人的大儿子不能保全自己，差点连累父亲，相比杜先生的儿子，他也有可惭愧之处。颜之推《家训》说：从前侯霸的子孙称自己的祖父为“家公”，陈思王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称母亲为“家母”，潘尼称自己的祖父为“家祖”。古人的这些做法，是今天人们所讥笑的。如今南北风俗，称说自己的祖父和父母却不使用“家”字，乡野粗俗之人反而有这种说法。颜之推是北齐人，距今已经将近七百年了，如今称“家祖”的人又纷纷出现，名门望族也不能避免。称“家父”这一说法，俗人多有使用；但称“家公”“家母”的人较少。山简说：“年纪将近三十岁，却不为家公所知。”这里的“家公”指的是他的父亲，不是祖父。吴曾《能改斋漫录》说：仁宗曾在便殿，两个近侍发生争论，声音传到了御前。仁宗召他们来询问，甲说贵贱由命运决定，乙说贵贱由皇帝决定。仁宗默然不语，随即拿出两个小金盒，分别写上几个字藏在里面，说：“谁先到达，就保奏谁担任给事，并因有功而施恩。”封藏得非常严密。先命乙带着一个金盒前往内东门司，走到半路，又命甲带着另一个金盒前往。不久，内东门司保奏甲，给他施恩。仁宗觉得奇怪，询问原因，原来乙走到半路跌倒，伤势很重，无法行走，甲于是先到了。按语说：唐代张▯《朝野佥》记载，魏征任仆射时，有两个典事之长在旁边参见。当时魏征正在睡觉，两人在窗下商议政事。一个人说：“我们的官职全都由这个老翁决定。”另一个人说：“全都由上天决定。”魏征听见后，写了一封信送出去，说：“这个老翁，把它送到侍郎那里，说给这个人安排一个好官。”那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出门后心中不安，便把凭借由上天决定的人送信的事告诉了魏征。第二天安排任用时，认为由老翁决定的那个人被放任外出，认为由上天决定的那个人得以留任。魏征觉得奇怪，询问其中缘故；对方把实情告诉他。魏征于是叹息说：“官职和俸禄由上天决定，大概并不是虚妄的。” 这两件事大概其实是一件事，只是吴曾传闻时弄错了。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偶然一笑，尚且应当珍惜，怎么肯因一个人的话而轻率施用庆赏呢？郑公的故事已经不值得相信，而我们的仁宗皇帝难道会这样做吗？开禧丙寅年，眉州重修图经，书名为《江乡志》。末卷《杂记门》说：佛日大师宗杲每次住在名山，到了七月苏文忠的忌日，一定召集门徒修设供品来祭荐。他曾对张子韶侍郎说：“老僧是东坡的后身。”张子韶说：“大师笔端有极强的辩才，不是老先生又会是谁呢？”乡僧可▯在径山任职时，曾亲耳听到侍郎说这话。现在考察宗杲年谱，他大概生于元▯四年己巳，而苏东坡死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这时宗杲已经十三岁了。宗杲一生尊敬东坡，忌日修供或许有这回事，但说自己是东坡后身则一定没有，这是可▯的妄言。

译封为国公的人，先封小国，次封次国，最后封大国。已经封到大国的，允许在本等范围内改封，这是本朝的制度。洪忠宣因儿子显贵，追封为邹国公，后来改封为卫国公。乾道三年十二月又改封为魏国公。到了乾道七年四月，又再次封为魏国公；这次诰书的前衔称“赠太师，追封魏国公”，其余照旧。范文穆所撰《行词》大略说：“魏，是大名；这项命令是更新的。”有人说，既然没有改封到其他国家，为什么还要重新撰写制词、发给告身？没有见过这样重复的例子。然而我读许崧老的《外制》，其中有一篇大礼封赠曾祖、追封杨楚国公、赠太师的制书，姓名已经失传。注文说：“原来赠太师，追封杨楚国公，如今再次封赐。”制词大略说：“封号兼有杨、楚，地位达到公师之极。”虽然恩宠和赏赐不能再增加，但仍重申命令，以彰明其恩宠无穷。由此可知，先前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了。《后汉书·陈宠传》说：到了十三月，阳气已经到来，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出来了，蛰伏的虫开始振动，人们把它当作正月，夏朝把它当作春季。又《隋书·牛弘传》说：如今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就是春木不能旺盛、夏土不能辅助；由此可知，正月也可以称为十三月。鲁氏自备，只记载陈宠这一件事。如今男子初次入学，多在五岁或七岁。大概是因为民间有男子忌讳双数、女子忌讳单数的说法，以至于举行笄礼、冠礼也这样。考察《北齐书·李浑弟绘传》：李绘六岁时，就自己愿意入学，家人因为忌讳偶数这一习俗而约束、不允许他去；他便趁伯姐书写文书时，偷偷拿笔使用。没过多久，他就通晓了《急就篇》，家内家外都感到惊异。可见这种习俗由来已久。陶▯《五代乱纪》记载：黄巢逃脱后，剃发做了和尚。有诗说：“三十年前在草上飞，铁衣穿尽又穿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自倚着高栏看落日。”近世王仲言也相信这件事，在《挥尘录》中写下此说，却不知道这其实是把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改割裂，拼合成一首；元集可以查考。其中一首说：“四十年前在马上飞，功名收藏尽后穿着禅衣。石榴园下擒获俘虏的地方，独自闲行，独自归来。”另一首说：“三次陷入思明，三次突围，铁衣抛尽换穿禅衣。天津桥上无人问，闲倚栏杆眺望落日。” 齐己《折杨柳词》说：“▯低得像陶潜醉酒，柔软到了仿佛被宋玉的风所伤。”把“中酒”的“中”读作去声，从意义上说更为恰当。《三国志》记载徐邈说“中圣人”，但没有标注读音，所以不能武断地判定为平声。“不要拿布鼓经过雷门”，这是汉代王尊说的话。颜师古注释说：雷门，是会稽城门，那里有一面大鼓，越地敲击这面鼓，声音能传到洛阳，所以王尊引用了这个典故。所谓布鼓，是用布做的鼓，因此没有声音。曾文清的诗说“破鼓无声还强行敲打，哪里经得起拿到阿香家门前去”，似乎是化用王尊的话，却误把雷门理解成雷霆的“雷”。洪文敏《续笔》说，城门名称用一个字是雅正简约的，列举《左传》《公羊传》等书中的记载时，也唯独遗漏了这个例子。鲍明远《行路难》开头说：“奉给您金杯中的美酒，玳瑁玉匣中的瑶琴；七彩芙蓉帐中的羽帐，九华蒲萄纹的锦被。”黄鲁直《送王郎》说：“斟蒲城桑落酒给您饮，采湘累秋菊的花英给您泛酒；赠您黟川点漆墨，送您阳关曲中令人落泪的歌声。”这正是运用了鲍明远诗的体式。汉代的儋耳郡，原本是朱崖之地；唐代设置为儋州，本朝设置为昌化军，是中原最南面的地方。《山海经》说：“儋耳国在大荒北部，国君姓任名禺号，他的子孙在北海中的沙洲上以谷物为食。”郭景纯注说：“那里的人耳朵很大，向下垂到肩上。朱崖、儋耳人把耳朵镂刻绘饰，也是为了使它下垂。”《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几篇也说：“东到开梧，南方安抚多<婴页>，西方使寿靡归服，北方怀柔儋耳。”高诱注说：“这是北方极远的国家。”《恃君览》又说：“雁门以北，是鹰隼所攻击的地方，是须窥之国、饕餮和穷奇出没的地域、叔逆的居处，儋耳人居住在那里，多数没有君主。”注说：“这是北方没有君主的狄人。”这样看来，极北之地另有一个儋耳。朱崖这个名称，大概是后来才出现的。古今讨论天体的人，所说各不相同。然而天主宰运动，地主宰静止，从来没有人说大地在运动。只有《考灵曜》说：“大地有四次游移：冬至时，大地向北、向西移动三万里；夏至时，大地向南、向东移动三万里；春分、秋分时，处在两者之间。大地总是不停地运动，就像人坐在船中，船在行驶而人却察觉不到。”这种说法独自不同。陆放翁《入蜀记》记载，他进入沌水以后，看见船夫焚香祈神，说：“告请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不要让我们呼唤错了。”问他：“什么叫长年三老？”船夫说：“就是梢工。”其中“长”字的读音，像“长幼”的“长”。这才知道杜甫“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这两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又问：“什么叫摊钱？”船夫说：“就是赌博。”考察梁冀会玩意钱这种游戏，注释说：这就是摊钱。这样看来，摊钱是赌博，确实如此。我因为世人读杜甫诗时，大多把“长”字读作平声，所以记载陆放翁的话。●卷五 《列仙传》说：琴高是赵国人，因善于弹琴，做了宋康王的舍人，修习涓彭的方术，在冀州、涿郡一带游历了二百多年。后来他告辞弟子，进入涿水去取龙子；弟子们洁身斋戒，在水边等候，并且设置祠屋。他果然骑着赤鲤从祠屋中出来，停留一个多月，又进入水中离去。如今宁国府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边有一座高一丈的石台，叫作“琴高台”。民间传说那里是琴高隐居的地方，至今还有庙。溪中另有一种小鱼，其他地方没有，民间说是琴高投下的药渣变成的，称为“琴高鱼”。每年三月，数十万条在一天之内聚集而来，渔人用网捕取，用盐腌渍后晒干；州县索取无度，把它作为馈赠和地方土产，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过去还曾列入贡品，乾道年间才停止进贡。前辈多有赋诗吟咏它。梅圣俞、王禹玉、欧阳文忠公都有和梅公仪《琴高鱼》的诗。圣俞的诗说：“大鱼被人骑着上天去了，只留下小鱼鳞来按节饮酒。我们的东西属于我们的乡土，不必挂念；大官的日常膳食有肥羊。”禹玉的诗说：“三月江南百花纷纷开放，青溪曲曲折折，水面像长满青苔。琴高一去再无踪迹，白白让渔人至今还在猜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