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范晔《后汉书·杨震传》记载，安帝时，河间男子赵腾上书陈述政治得失。安帝发怒，将他逮捕拷问，并在诏狱中以欺罔皇上、大逆不道定罪。杨震上疏为他求情，安帝不予理会，赵腾最终被处死，尸体陈列在都市。《张皓传》又记载，顺帝时，清河人赵腾上书谈论灾异，讥刺朝政；朝廷逮捕赵腾并拘禁拷问。张皓上疏劝谏，顺帝醒悟，将死刑减一等。安帝、顺帝两朝相接，河间、清河两国土地相邻，不应当都有一个赵腾上书，而且都指斥时政，都被君主恼怒，又都有大臣出面营救；虽然最后一人死、一人生，但事情也不应相同到这种程度。我怀疑其实只有一件事，而范晔误以为是两件。汉武帝征召枚乘，枚乘在途中去世，汉武帝下诏询问枚乘的儿子，得知没有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后来才找到枚乘的庶子枚皋，字少孺。枚乘在梁国时，娶了枚皋的母亲为小妻。又据《孔光传》：淳于长因犯大逆之罪被诛杀，连同他的小妻乃始等六人也被杀。《佞幸传》说，张彭祖被小妻毒死。《外戚·许后传》说，许后的姐姐▯靡守寡，与淳于长私通，淳于长因此娶她为小妻。后汉赵惠王刘乾在父亲服丧期间私自聘娶小妻，被削去中邱县；注释说：“小妻，就是妾。”又有窦融的妹妹做大司空王邑的小妻；陈王刘钧娶掖庭放出的女子李娆为小妻；乐成靖王刘党娶已故中山简王的传婢李羽生为小妻；梁节王刘畅上疏辞谢，其中说：“臣刘畅有小妻三十七人，其中没有儿女的，希望让她们回到本家。”陈球与刘▯等人谋划诛杀宦官，因小妻的父亲程璜而泄露了事情。《东观记》又记载，彭城靖王的儿子丁先前去世，恭王的儿子▯侮辱丁的小妻，见《恭传》注。周益公办理归正人萧中的一次妻耶律氏之事，诏令说“次妻”二字没有其他经典依据，请求改称“小妻”。札子中的注释说出自《汉书》，指的就是这些记载。《董卓传》又有“少妻”的称呼，我怀疑就是“小妻”。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皓传》时引用《江表传》，记载张ㄈ的事，也说娶小妻三十多人。又如《骆统传》说：骆统的母亲改嫁，成为华歆的小妻。晋代宋挺本是刘陶的门人，刘陶死后，他娶了刘陶宠爱的妾作为小妻。隋代王世充的祖父王支颓褥去世后，他的妻子年轻守寡，仪同王粲将她纳为妻，并以她为小妻。可见这不只是汉代史书中才有的说法。君子饮食不追求吃饱，居住不追求安逸，并不是厌恶饱足而想要饥饿、厌恶安逸而想要危险，只是不能把这些作为追求罢了。君子的追求，只应当追求道，只追求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已。除此之外有所追求，都是不对的。所谓“以正当的方法求取，能否得到听凭命运”，也是说要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而不是一心只想着得到结果。其他如“求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类的话，都是这个意思。先前宁死也不接受，如今却为了宫室的华美而接受；先前宁死也不接受，如今却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这两种做法本来就是有志之士所感到羞耻的。至于如果是为了让所认识的穷困之人得到我的帮助而这样做，似乎也可以。然而归根到底同样是丧失了本心，为什么呢？这还是容易理解的，也如同孔子责备乞求醯的意思。遵循道德而不改变，并不是用来求取俸禄的办法；说话一定守信，也不是用来端正行为的办法。求取俸禄固然不是美事，但如果是为了端正行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今求学却不致力于端正行为，究竟还要致力于什么呢？只有能够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和他谈论学习。康节先生《左衽吟》说：“自古以来抵御戎狄没有最好的策略，只有依靠仁义才是中原之道。王师出兵问罪本来能够说得过去，天子蒙尘又怎么忍心说呢？二晋的乱亡已经化为茂盛的荒草，三位君主的屈辱也只落在陈旧的史籍中。公闾延广是什么人？这才相信振兴国家也可以只凭一句话。”这大概是在预先预言靖康之祸。诗篇末尾虽然借二晋作比喻，但因王师问罪而招致寇乱，只有燕山之役是这样，二晋并没有这种情况。诗意如此深切明白，读者却多半没有察觉。我从友人曾幼与那里听到这件事，才开始明白。于是又记起康节《观有唐吟》中有几句：“登高才看见山河壮阔，到了夏天才知道日月漫长。三百年间能够统一，事情虽然已经完成，道义却更加光明。”其中也寄托着隐微的意思。又《观盛化吟》中说：“生来只习惯看见丰收，年老以后却从未经历过乱离。”他的儿子说“乱离”二字说得太过分。康节叹息说：“我已经老了，也快要死了，你们这些人将来就会知道了。” 唐人称县令为“明府”，汉人则称县令为“明廷”。这见于范晔《后汉书·张俭传》。“明府”用来称太守，山阴老人称刘宠为明府，刘翊称种拂为明府，高获称鲍昱为明府，都是这样。杨文公《谈苑》说，元稹创作《春深》诗题二十首，都用“家、花、车、斜”四字作韵。白居易、刘禹锡应和，也同样依照这个韵序。这种用韵方式是从这里开始的。高承撰写《事物纪原》时采用了这种说法。我考察《梁书·王规传》：普通六年，高祖在文德殿为广州刺史元景隆饯行，诏令群臣赋诗，共同使用五十韵。这样看来，唐代以前本来就有这种做法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篇〕 我以前曾辨析刘信“羹颉”的封号，后来又读到《能改斋漫录》引用王观国《学林新编》的话，说那是颖川的地名；“不羹”是他自己不羹，这里是“羹颉”，只是地名中有相同字罢了。怎么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呢？如果确实如王观国所说，那么“颉”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民间俗语把娶妻说成“索妻”，也是有根据的。《三国志·吕布传》说：袁术想同吕布结盟互相援助，于是替自己的儿子向吕布求娶女儿。《关羽传》说：孙权派使者替自己的儿子向关羽求娶女儿。又《隋书·太子勇传》记载，独孤皇后说：“替他求得元家的女儿。”

译张清源在《云谷杂记》中辨析欧阳修《集古录》时，因而说后汉人也有复名。然而他只记载了苏不韦、孔长彦兄弟、刘▯▯▯余、邱季智、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十人而已。范晔《后汉书》中记载的复名，大概不止这些。如延岑的护军邓仲况，见于《苏竟传》；郑玄先拜京兆第五元先为师，后来又跟从东郡张恭祖学习，郑玄的儿子名益恩；桓荣的族人名桓元卿；陈忠推荐士人，其中一人叫成翊世，翊世字季明，见于《杜根传》；后来《陈敬王曾孙宠传》的注引谢承《后汉书》说，袁术派将领张▯阳杀死陈相骆俊；梁冀的弟弟名不疑；越嶲太守李文德一向与延笃友善；《党锢传序》中有渤海人公族进阶，注说公族是姓，进阶是名；李膺想查办宛陵的大姓羊元群；《孔融传》中有太傅马日▯；皇甫嵩的儿子名坚寿；《酷吏传·李章传》中有安丘大姓夏长思；宦官曹节的弟弟名破石；王逸的儿子名延寿，字文考；《方术传》中谢夷吾字尧卿之类，张清源都没有提到。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只是遗憾不能全部记下来。李延寿的《南北史》完成后，只有《隋书》单独流传，其余七史几乎都被废弃了。大体上是因为记载没有体例，详略失当，所以虽然应当流传，却不能流传久远；而且史传、纪事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却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没有卷帙彼此相连、首尾互相冲突而作者自己竟察觉不到的情况。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三十卷《江革传》说，何敬容掌管选官，所任用的人多半不合适；江革性情刚强正直，常常对人有所褒贬。但第三十一卷《何敬容传》却说，何敬容考核选用官员明察审慎，号称称职。史书是用来向万世传达真实的，如今竟然这样，那么后人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呢？其余可笑的地方还很多，来不及全部写出。白乐天《长恨歌》把杨太真的始末写得很详细，完全没有替君主隐讳。然而杨太真原本是寿王妃。白乐天却说：“杨家有女儿刚刚长大，养在深闺中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大概宫中宴饮亲昵之类的私事还可以写出来，但大恶之事却不能不加以隐讳。《陈鸿传》就只略略说到了这件事。《新唐书·承天皇帝亻炎传》说，兴信公主的幼女张氏成为恭顺皇后的冥配。汪玉山考辨此事，认为在冥配之前已经有这种做法，但《新唐书》没有记载。应当考察汪玉山的外孙郑子敬注中引用的《唐会要》：懿德太子李重润时，中宗即位，追赠国子监丞裴粹已经去世的女儿为冥婚对象，并与懿德太子合葬；不过，这种做法并不是从〔此处文字有脱漏〕开始的。〔此处文字有脱漏〕月传国工身，如今亲眼见到阮仲容，也就认为是阮仲容所作，难道都是采用琵琶的旧制而制作阮吗？据此看来，这是常任不了解阮咸这种乐器的来源。我考察《国史纂异》说：元行冲任宾客、太常少卿时，有人在古墓中得到一件像琵琶的铜器，但器身正圆，没有人认得。元行冲看后说：“这是阮咸所制的乐器。”于是命工匠改用木材制作，声音清雅，现在称为阮咸的就是这种乐器。《卢氏杂说》说：晋代人称阮咸善于弹琵琶，后来有人发掘阮咸的墓，得到一把用瓦制成的琵琶，当时人不认识，以为是在阮咸墓中得到的，因而称为阮咸。陈晋之《乐书》说：阮咸五弦，本来演奏琵琶曲，但琴颈比琵琶更长，设置十二柱。唐武后时期，蒯明在古墓中得到一把铜琵琶，据说是晋代阮咸所造。元亨年间，命工匠改用木材制作，声音十分清亮，很像《竹林七贤图》中所画的旧乐器，因此以阮咸命名，也因为阮咸善于弹奏这种乐器。圣朝太宗在旧制四弦的基础上增加一弦。三种说法大体相同，只是细节略有不同。现在世上流行的，都是四弦十三柱的阮咸。我最近私下听说，如今宫中的女乐另有一种所谓“阮”，它的形制同民间流行的完全不同，而且很大，必须坐着演奏。乡人郭子云任南安守时，大庾县令的妻子曾让一名出宫的宫人出来演奏这种乐器，郭子云大概亲眼见过。《唐书·乐志》说：五弦形如琵琶而较小，产自北方；乐工裴神符起初用手弹奏，唐太宗非常喜欢，后来人们仿效，称作ㄐ琵琶。这样看来，唐代已经有五弦了。不知▯是因为唐太宗而误说成是本朝的，还是另有考据依据呢？《夷坚支乙》记载紫姑的《咏手》诗：“笑着折下樱桃，手上力量却禁受不住；不时攀着杨柳，在春日树荫下嬉弄。管弦乐曲中传来的声音悠扬，星月楼前恭敬地低头行礼。绣幕后偷偷收回一双舞袖，绿窗之间偶尔整理细小的眉心。秋天以来有几次挑起罗袜，只因思念相爱之人而放下针线。”唐代韩致光《香奁集》中也有一首《咏手》诗：“暖白的肌肤、红润的颜色，像玉笋新芽；调琴抽线时，露出尖斜的指尖。背着人细细捻弄垂到肩头的头发，对着镜子轻轻匀抹，使脸颊映衬出霞色。惆怅地回望从前掀起绣帘相逢之时，依稀记得曾经扶托着金车。后园中笑着对同行的人说，又摘得一枝蘼芜。”两首诗的体制正相同，大概都是描写手的用途。只是韩诗开头一句不是这样。侯嬴担任夷门的守门官。考察大梁城的十二座城门，东门叫夷门，那么夷门只是大梁的一座城门罢了。后人于是直接把汴京称为夷门，这是不对的。《容斋续笔》辨析台城、少城，也属于同一类情况。古代行路时，男子走右边，妇人走左边，车辆从中间通过。如今遂宁府谯门外有一座桥，名叫仪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建的；桥上增设栏杆，道路分成三道，仿佛合乎古人的意思。称它为“仪”，就像称作仪门一样。周文忠为《文苑英华》作序，开头说：太宗皇帝正逢太平盛世，用文化教化天下；得到各国的图籍后，把名士聚集到朝廷，下诏编修三部大书，叫作《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洪文敏为《夷坚三志癸》作序也说：太平兴国年间，诏令侍从和馆阁官员，汇集编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御览》《广记》等四部书。我考察《册府元龟》，它是在景德二年开始编类，到大中祥符六年成书的，都是宋真宗时期的事；周文忠、洪文敏二人的说法偶然有误。民间把“笼烛”称为“照道”，这两个字出自《仪礼》的注。

译冬至行庆贺礼，古代本来没有。这大概是从汉代开始的吧？《汉杂事》说：冬至阳气产生，君主之道增长，所以要庆贺。沈约《宋书》说：魏晋时期冬至这天，接受万国和百官的庆贺，因而举行小型宴会；其礼仪仅次于元旦。《北齐书》记载，库狄伏连在冬至这天，亲属和表亲来庆贺，他的妻子减少马料和豆子的用量来设置豆饼，伏连大怒。看来历代都实行这种礼仪，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考察《月令》，仲冬之月是白昼最短的时候，阴阳相争，万物生长动荡。君子斋戒，居处一定遮蔽自身，使身体安宁，远离声色，禁止嗜好欲望，使形体和性情安定，行事务求安静，以等待阴阳确定。《易》说：先王在冬至这天关闭关卡，商人旅客不得通行，君主也不巡行四方。《五经通义》说：冬至停止兵事和鼓声，商旅不得通行，如同不处理政事。又说：冬至阳气开始萌发，阴阳精气交合，万物由此开始形成；阳气微弱在下，不可扰动泄散。君主承受上天的意旨，所以率领天下人保持安静而不扰动它。《白虎通》说：冬至前后，君子安养身体、使形体宁静，百官停止办事，不听理政务，选择吉日后才处理政事。如今人们奔忙往来互相庆贺，那么所谓安养身体、保持宁静而不扰动阴阳、等待阴阳确定的道理，究竟还在哪里呢？又考察《月令》，仲夏之月是白昼最长的时候，仲冬之月是白昼最短的时候。如今世人反而把冬至称为“长”，尤其不对。曹子建《冬至献袜颂表》说：我看到旧有礼仪，国家在冬至献鞋、进贡袜子，是为了迎接福气、践行长久。崔浩《女仪》说：近古妇女常在冬至把鞋袜献给舅舅和姑母，以履行“践长至”的意义。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说：冬至这天，太阳运行到极点，向南的日影最长；这是阴阳、日月和万物的开始，音律应当是黄钟，黄钟的管最长，所以有献鞋庆贺长久的礼仪。大概《周礼》所说冬至太阳在牵牛宿，日影长一丈三尺，是白昼短而日影长。黄钟律管长九寸，在十二律中最长。《月令》所谓“短至”，说的是白昼短。曹氏、崔氏、杜氏所说的“践长”“履长”，指的是日影之长和律管之长。虽然各自所指不同，但应当以《月令》的说法为正确。谏议大夫称为“大谏”，这种说法始于近世，但古代也有。“齐威公派鲍叔牙担任大谏”，见于《管子》第二十篇。韩子苍说：韦苏州年轻时以三卫郎的身份侍奉唐玄宗，豪放纵情，不受约束。唐玄宗去世后，他才改变志向，专心读书。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性情高洁，饮食俭少、欲望很少，居住的地方扫净地面、焚香而坐，这同豪放纵情的人并不相像。他的诗清新深厚、精妙华丽，即使在唐代诗人众多的时代，也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又哪里像是晚年才学习作诗的人呢？难道是韦苏州自己的序言说得过分了吗？不过如果“天窦”间没有听说过韦苏州的诗，那么说他的诗到晚年才写得好，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叶石林《南宫诗话》说：韦苏州的诗格律深厚精妙，白乐天等人本来都尊敬称许他；但他的事迹在《唐史》中几乎看不到，这是令人遗憾的。从他的诗句来看，他这个人也应当高尚出众、非同寻常。《刘禹锡集》中有“太和六年，举自代一状”的记载。然而韦应物《温泉行》说：“北风凄惨地吹向温泉，忽然想起先皇巡幸的年代。亲自骑着御马引导天子的仪仗，直到华清宫排列在御前。”这样看来，他曾在天宝年间侍奉过唐玄宗，不应当还活到太和年间。大概是另一个人，或者是文集记错了。《苕溪渔隐》中说，《苏州集》有《燕李录事》诗：“十五岁时就和您一起侍奉皇宫，清晨拂去炉烟，登上玉阶。” 又《温泉行》说：“出身于天宝年间，至今已经多少年；愚钝得像铁锤，命运却像纸一样脆弱。”如今根据《编年通载》考察，从天宝元年到太和六年，共计九十一年；韦应物在天宝年间已经十五岁，既然诗中说“出身”，就不应当活到太和年间。蔡宽夫说：“刘禹锡所举荐的另有其人，这一点可以无疑了。”《容斋随笔》说，《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年轻时侍奉武皇帝，倚仗恩宠而肆意妄为。自己在乡里充作杨姓之人，家中藏匿着逃亡者。早晨拿着樗蒲赌具，晚上偷取东邻女子。司隶校尉不敢逮捕，竟然可以站在白玉阶前。骊山风雪之夜，长杨宫校猎之时。一个字也不认识，饮酒放纵而顽劣痴狂。武皇升仙离世后，自己憔悴，受到他人欺凌。于是开始读书，学习拿笔题诗。两府才开始收敛行迹，南宫却错误地推举我。不是汴梁不能容纳我，于是出任地方长官，安抚孤苦的百姓。忽然遇到杨开府，谈起旧事，眼泪一同流下。”品味这首诗，大概是韦应物自叙少年时期的事情。他当时的不羁竟然到了这种程度。李肇《国史补》说：韦应物性情高洁，饮食俭少、欲望很少，居处焚香扫地而坐；他的诗纵横驰骋，自建安以来，各自形成独特的风韵。这大概是记载他改变志向之后的事情。韦应物担任三卫郎，正是在天宝年间；他当时的行为就是这样，而官吏竟不敢逮捕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状况。与时说：韦应物的事迹散佚，《唐史》遗漏了，没有为他立传，所以各家说法一直不能汇合为一。近世沈明远才广泛搜集《应物集》和其他书籍，为他作传，记载得很详细；不过在论断中，他也对刘宾客举荐之事表示怀疑。现将这些写在这里：韦应物是京兆长安县人。他的家世从北周宇文氏时期起，韦孝宽凭功名担任将相；韦孝宽的兄长▯高尚而不做官，号称逍遥公；▯的孙子韦待价在隋朝任左仆射，封扶阳公。韦待价生韦令仪，任唐代司郎中；韦令仪生韦銮，韦銮生韦应物。韦应物年轻时游学太学，开元、天宝年间在宫中宿卫，亲近帷幄，皇帝出巡时都跟随左右，颇为任侠，凭意气行事。等到渔阳兵乱以后，他流落失职，于是改变志向，专心读书，隐居在武功的上方；后来又回到沣水之上，园舍荒芜湮没，贫困得无法自谋生计，只好游历江淮之间。他所交往结识的，都是当时的名士。后来任职于河阳，离开那里担任京兆功曹，代理高陵令。永泰年间，升任洛阳丞。

译两军的骑士倚仗宦官，气势骄横，成为百姓的祸害，应物对此深恶痛绝，严厉依法惩治；即使被人告发，也不屈服。他辞去官职，在同德精舍养病。后来起用为[官名疑误]令。大历十四年，授任栎阳令，又因病辞职离去，回到西郊寄居。他选择善福祠一带的胜景隐居，跟随诸生学习问道，神情淡泊。建中二年，授尚书比部外郎；第二年出任滁州刺史。滁州山川清幽旷远，山中有许多隐士，应物风度潇洒、平易和乐，和他们游览观赏、赋诗唱和，郡中因而没有什么事，百姓安居乐业。建中四年十月，德宗驾临奉天，应物从郡中派遣使者，取道驰往行在问候。第二年兴元甲子年，使者返回，诏书嘉奖他的忠诚。任期届满后，因贫困不能回京，留住在郡城南岩。不久升任江州刺史。任职两年后，被召到京师。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出任外官，得到苏州刺史之职。在苏州任内，他延请礼遇当地才俊，对鳏夫寡妇十分仁厚。过了很久，白居易从中书舍人出任吴门长官，应物离开苏州，寄居在郡中的永定佛寺。太和年间，他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任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不知最终死于何处。他有个儿子叫庆复，任监察御史、河东节度掌书记，擅长写诗，气质闲雅奇妙，浑然天成。起初看起来好像没有下过功夫，但近世诗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白居易曾对元稹说：“韦苏州的歌行诗，除了才华绮丽之外，还深得讽谏的旨趣；五言诗尤其高远雅淡，自成一家。”他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就是如此。有个叫皎然的僧人，很擅长近体诗，曾模仿应物的体格写了几首诗作为见面礼，应物并不欣赏。第二天，皎然抄录旧日的作品来拜见，这才得到应物的理解。应物说：“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不能。这大概是天分所定，而学力有其限度。你如果一定要成为我，反而会失去自己的本来步调。只要按照你自己的造诣，自成名家就可以了。”皎然心悦诚服。应物饮食很少，欲望寡淡，居住的地方焚香扫地，安坐其中。他任吴门长官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诗歌造诣更加深入精微，世人也没有谁能够理解他。子沈子说：“我读韦苏州的诗，超然简远，很有正始时期的风致，正是所谓朱弦疏越、一唱三叹。”应物在开元、天宝年间曾任宿卫仗内郎，建中年间任刺史，一直到贞元年间；到了文宗太和年间，刘禹锡还以旧官身份举荐他。算来他已有九十多岁，却还担任转运这种繁重的职务，应物是多么长寿而健康啊。然而自吴郡以后，再没有诗文见录，难道是散失了吗？假如应物没有去世，他所作的应当不止这些；如果把应物看作是在吴郡以后才去世，那么刘禹锡所举荐的那个人还应当健在。这些事情实在无法考证。《新唐书·文艺传》说应物有文章流传人间，只是史书遗漏了他的传记，所以没有收录。我既然喜爱他的诗，便考订编排他的生平、品行和官爵世系，都有依据，始末大致可以这样看见，只恨史官编纂粗疏罢了。唉！应物一生经历崎岖，亲身见过盛衰变化，晚年才改变志向学习问道。如今他的诗往往涉及治理之道，所达到的义理又精深，士人本来就有悔悟后能够恢复正道、身处困厄却能创作奇作的人。像应物这样能够自我表明、显名于后世，难道是偶然的吗？《渔隐丛话后集》又记载韩子苍说：韦苏州年轻时以三卫郎的身份侍奉元宗，豪放纵逸而不受约束。[《唐宋遗史》相关记载文字有疑]：应物赴杜鸿渐的宴会，醉后住在驿亭，看见身旁有两个美人，惊讶地询问。美人回答说：“在郎中的席上，他和司空作诗，因此命令两个乐妓侍寝。”他问：“还记得诗吗？”其中一个乐妓勉强记得，便吟诵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由此看来，应物豪放纵逸、不受约束的性情，到了晚年仍然存在。子苍又说：我看韦苏州性情高洁，饮食很少，欲望寡淡，居处扫地焚香而坐。这是韦集后王敛臣所作序中记载《国史补》的话，只恐怕有过分赞美之处。正如古人所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国史补》的说法本来就未必可信，又怎么知道《唐宋遗史》记载的就符合事实呢？这件事不可凭空断定。●第十卷 臧哀伯说：“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中仍有人对此表示非难。”这里的“义士”就是多士，也就是所谓迁徙殷朝顽民的人。从周朝的立场说，他们是顽民；从商朝的立场说，他们就是义士。这种说法近世是陈同甫首先阐发的，杜预说是伯夷一类的人，不对。《礼》说：铭，是自我称述。自我称述，是为了称扬先祖的美德，并使它们明白地流传后世。作为先祖，没有谁完全没有美德，也没有谁完全没有过恶；铭文的意义在于称述美德而不称述过恶，这是孝子孝孙的心意。只有贤者才能做到。又说：先祖没有美德却称说有美德，这是欺骗；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扬，这是不仁。这三件事，都是君子所感到可耻的。碑志、行状的写法，都具备在这里了。如果先祖没有美德却一定要谄媚墓主，有过恶却加以粉饰说成美德，卑微的官吏和地位低下的士人还可以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一旦仕途稍有通达显贵，他的善恶早已彰显在人们的耳目之中，哪里还能够欺骗呢？莫俦在靖康末年所做的事，即使三尺童子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孙仲益尚书为他撰写墓志，却说：靖康之变时，台谏官争相请求与戎人讲和，都被斥退废弃而不予采用；只有两三个狂妄书生昂首说大话，想趁危险侥幸取利，把这种办法孤注一掷地试行，终于导致误国。高宗巡行维扬，迁移车驾到临安，国势危急到了极点。可是主张进取的人最终却把与戎人讲和视为忌讳。这就是翰林莫公被闲置散处，直到老死也不被任用的原因。这种话，难道不是近于欺骗上天吗？等到他撰写《韩忠武志》时，又把岳武穆说成跋扈之人，和范琼并列称为善恶相同的人，又混淆是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