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监修、提举国史 祖宗时期有三位宰相，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次相任监修国史，再次任集贤大学士。昭文馆大学士虽然只有首相才能得到，但只是虚名；唯独监修国史有实际职事，最为重要。如果只设置两位宰相，就由首相监修国史。赵中令独任宰相时，以集贤大学士兼监修国史，过了很久才升为昭文馆大学士。薛文惠、沈恭惠同时任相，薛主管监修国史，沈主管集贤大学士；后来毕文简、寇忠愍也是这样。乾兴元年命令冯魏公专门提举、监修《真宗实录》，于是又增加了“提举”的名目。到天圣年间，诏令王沂公监修先朝正史，又另外以诏令任命提举，于是监修、提举才分为两个职务。绍兴初年，吕忠穆公再次任首相，受命提举修撰国史，请求改命辅臣；这是因为当时只修撰日历，按惯例称作国史，而此前提举日历有时也任命其他官员，所以忠穆据此引辞，诏令没有准许。起初，监修的职务自元丰王岐公以后，长期不列入官衔；到这时才有提举的任命。后来朱忠靖独任宰相并监修国史，赵忠简、张忠献同时任相。当时范元长修史，忠简因亲属关系有所嫌疑，请求改命忠献监修；忠献援引旧例，认为应当任命首相。忠简罢相后，忠献才兼带监修国史；秦忠献独任宰相时，则以监修兼任提举。从此以后，凡是两位宰相并立，就由首相监修国史，次相提举国史；有时首相空缺而次相已经担任提举，就命参知政事暂代监修。等到次相转任其他官职，就改任监修，并命右相担任提举；有时不授任右相，就命参知政事暂代提举。若相位全部空缺，监修和提举就都由参知政事代理。宰相父子承袭爵位 吕文靖起初封为申公，他的儿子正献也封为申公。韩忠献起初封为仪公，他的儿子文定也封为仪公。本朝父子都任宰相的，只有这两家，而且还承袭了爵位，也是一件盛事。封国应当避让 嘉祐年间，胡文恭公建议说：太宗封晋国，后来真宗封寿王，于是把寿国升为大国，位在晋国之下。景德三年诏令，寿、宋、梁、赵四国从今以后不得再封，而晋国反而不在禁止封授之列。魏仁浦追封晋王，寇准曾说：“晋国是藩邸旧封，如今用它作为赠号，不合典制。”天禧四年，竟封丁谓为晋公，大概是主管官署的过错。陛下建立国号于〔缺字〕，应当把它升为大国，并且和晋国一样都不得再封。皇帝采纳了。可是我曾考察此事：真宗起初封韩王，而曹襄悼、富文忠都封韩公；仁宗起初封庆国公，而王黼、白时中都封庆公。绍兴辛酉年，秦师垣转任其他官职，也封为庆公，主管官署都因查核不严而失误。隆兴元年十二月，汤丞相转任其他官职，自荣国转出，所封国号也进封为庆国，这才开始辞让避开，诏令改封为岐国。三省文书因避讳而改称 旧制度中，三省下发的文书由有关部门查核，原本称为“勘会”。嘉祐年间，文彦博公当国，省中官吏为避讳其父名，改称“勘当”，沿袭至今。三省发出诏令，过去使用“准”字，往往删去它下面的十字；有人说，这是因为蔡京任宰相时，省中官吏也要避讳其父名。然而王禹玉的父亲也名准，寇莱公也曾任宰相，不知道诏令中开始避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的。近年渐渐恢复旧制。枢密院设置枢密使 祖宗时期，设置枢密使就有副使，设置知枢密院事就有同知枢密院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两种官职从未同时授任。熙宁元年七月，陈秀公从大名府入任西府。当时文潞公、吕惠穆任枢密使，韩康公、邵安简任副使。神宗因为陈秀公三次任职枢密院，想稍微提高礼遇，于是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与知枢密院事同时设置从此开始。元丰四年，认为枢密院属于辅弼之职，并非出使之官，只设置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其余职务全部废除。绍兴丁巳年正月，诏令说：枢密院是掌管军队的地方，在用兵之时，事权应当加重，可以依照祖宗旧例设置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仍按旧制。于是秦忠献以宰相身份入任枢密使。此后，授任枢密使的人大多从知枢密院事升迁；至于副使，绍兴八年授任王敏节（庶），十一年授任岳武穆（飞），此后很久没有再授任。都督、宣抚等使的名目 按照旧例，二府统领军队的长官称宣抚使，其次称招讨使；宣抚使有副使、判官，其次又有制置使、经制使等。中兴以来，设置使职很多。地位较高的，以宰相任御营使、都督，或任宣抚兼处置使；次相或执政任御营副使；大将都任各方面的宣抚使，有时也任御营副使或招讨使，其次任招抚使。执政或从官担任大帅时，带制置大使、安抚大使；有营田之处，设置营田大使；从官有时也任招抚使。都统制等官，有时任都巡检使，有时充任某处捉杀盗贼制置使，有时只充任捉杀使，有时划分数州，或只以一州设置镇抚使，名称各不相同。只有都督不是宰相不能授任，唯独赵忠简公任知枢密院事时担任过都督。起初任命他为川陕宣抚使，执政认为这和蜀中诸帅的使职名称没有区别，于是很快改为都督。绍兴辛巳、壬午年，命执政出任使职，也只称督视。隆兴癸未年，张忠献也以枢密使身份任都督；不过他以前任宰相时曾经督师。第二年，汤丞相任都督，杨武恭任副都督，不久杨武恭也被授为都督；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他的官职为太傅，又赐爵为王，所以特意任命他。二府统领军队 中兴时期对外抵御敌人的时候，以宰相、执政统领军队。建炎己酉年二月，第一次任命吕忠穆公为同签枢密院事，充任江浙制置使。同年五月，张忠献公以枢密院同知身份任川陕、京西、湖北路宣抚处置使。第二年，由于京西、湖北相距遥远，而且已经分镇，才把川陕的职任全部交给他。绍兴壬子年四月，忠穆以宰相身份任都督江淮等路诸军，在镇江开设都督府；不久回到朝廷，以朱忠靖任同都督，朱忠靖辞谢不接受，于是让孟庾暂代同都督。绍兴四年八月，赵忠简公以知枢密院事身份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不久改任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将要出发时，张忠献公再次进入西府，于是命忠献出任边帅。绍兴五年二月，忠简、忠献同时任宰相，都兼带都督，在行在所设置官署；忠献再次出外，平定了湖寇。绍兴六年正月，又诏令忠献督师；七月再次督师，以都督行府为名。忠简特意留在朝中总理政事，使朝廷内外相互呼应，最终没有再出行。同知、签书空缺

译元丰官制规定，枢密院的副职有同知、签书；虽然授任不一定同时进行，但从未连续多年空缺。绍圣元年五月，刘仲冯由签书出任真定知府，从此不再授任签书。政和元年九月，王襄由同知出任亳州知州，从此又不再授任同知。宣和六年，蔡懋才以同知身份成为蔡攸的副职；同知空缺了十三年，签书空缺了三十年。政和年间，童贯竟以宦官身份任签书，但才过三个月就越级升为主管枢密院。功臣号、勋官 唐代文臣武将有赐功臣号和授勋官的制度，本朝沿用了它。神宗不接受尊号以后，吴丞相冲卿请求废除功臣号，冯当世在西府时也这样说，于是诏令从管军到诸军班衔中凡带有功臣号的全部废除；勋官到政和年间也废除了。绍兴六年，执政商议恢复旧制，以赐功臣号来表示劝勉奖赏，于是各位大将依次获赐功臣号。至于勋官，自绍兴癸丑年开始，才命礼部尚书洪拟、翰林学士綦宗礼讨论旧典；甲寅年，大理寺丞韩仲通又提出此事；丙辰年，朝廷又请求让有边功的武臣带勋，以资表彰，于是下交吏部制定法令；到庚申年，议论者又提出此事，再次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八年间一共讨论了四次，但最终没有赐勋的人。直到现在，只有对外族施加恩惠时，仍照旧赐勋。大概是因为本朝初年检校官、宪衔以及赐勋之类，都沿袭唐代官职，所以没有改动。大礼五使 本朝郊祀时设置五使，沿袭唐代和五代制度。大礼使任用宰相，仪仗使任用御史中丞，顿递使、文增使、桥道使任用京尹；礼仪使（唐代原本由太常卿担任）以及卤簿使，则任用学士和其他尚书。大中祥符年间举行东封，五使都任命辅臣，以表示对非常礼仪的重视。天圣二年亲自郊祀时，晏元献以翰林学士任仪仗使，薛简肃以御史中丞任卤簿使，议论者认为不合旧例。治平二年举行郊祀，准备以贾直孺这个中丞任卤簿使，贾直孺于是援引旧例请求，才改任仪仗使。元符年间，郊祀的礼仪使以下改由执政官担任；但此后五使除宰执外，接着由从官中的长官或使相担任。代理官员主持典礼 按照旧例，冬至祭祀圜丘时，由摄太尉掌管百官宣誓，由摄侍中进献五币，并负责奏请皇帝斋戒以及在车辇前奏请。政和年间，以左辅、右弼替代侍中、中书令；举行大礼时，由左辅代理职事。靖康年间诏令三省长官一律依照元丰官制，从此恢复原来的制度。绍兴癸丑年给昭慈皇后上谥号，孟信安以摄太尉身份奉上册文，于是任权太常少卿。江端友说，汉唐以来太尉是三公之官，所以命宰相、执政代理此职，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政和以后，降为太尉的人不能再列为三公；如今官阶排列中，太尉在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之下，但奉册宝时仍称摄太尉，这是以低官代理高官，名实不相称；而且不以三公奉册，也不合典礼。于是诏令今后由代理三公主持礼仪，从此都代理太傅。乾道壬辰年，已经把左右仆射改为丞相，删去了侍中、中书、尚书二令。淳熙初年又下诏说：侍中、中书令虽然已经删去，每逢大礼仍一并代理职事，以便保留旧有名号，完备礼文。乙巳年冬天举行庆寿礼，王鲁公以首相身份代理太傅，梁郑公以次相身份代理侍中，周益公以枢密使身份代理中书令，这是隆重盛大的典礼。从此大体都照此执行。

译时政记 唐代旧例，宰臣常在阁内和延英殿奏议政事，退朝回到中书；只有掌管印信的宰臣可以记录当天的德音，以及各位宰臣奏事交付史馆的内容，称为“时政记”。后来议论者认为，所奏的事情不止一个方面，如果过了几刻才记录，时间一久，或许只记得自己所说的话，却忘了同列的答对，恐怕有所遗漏，于是请求让宰臣各自记载。宋朝初年，因扈蒙的建议，诏令卢多逊记录时政，每月送交史馆，但始终没有编成书。太平兴国末年，直史馆胡旦说，五代以来，中书、枢密院都设置时政记；周显德年间，枢密院设置内庭日历。希望命令枢密院依旧设置内庭日历。诏令从今以后，军国政务的重要事项都交由参知政事李昉撰写记录，枢密院命令一名副使负责汇编，每季度送交史馆。又因请求每月先奏给皇帝，再交付有关部门，时政记奏御便从李昉开始。端拱二年，中书门下上奏说，所记录的时政记，因御前殿、枢密院以下先送给宰臣，尚未上报，所有宣谕便无从得知，请求派两名枢密副使抄录，送交中书。于是诏令枢密副使张宏、张齐贤共同抄录送交中书，一同修撰成一部书，交给史官；但只是送到中书，尚未能自行记载。大中祥符五年，王钦若、陈尧叟任职西府，于是请求另行撰写，不附在中书所记之中。后来不只是宰相和枢密院，凡是执政，每个人都自行撰写记录，所记内容更加广泛；然而仍沿袭每季度送交一次的惯例，有时到半年才送交，著作往往误期，妨碍修撰。绍兴初年，才开始命令每月月底抄录送交著作院。台谏官谒见宰政府 祖宗时期，台谏官可以面见执政大臣，却不许彼此私下往来。例如王沂公亲自告诉韩魏公：“近来的章奏写得很好。”范文正公争论郭皇后之事，当面同吕许公辩论；吕献可争论濮王典礼之事，当面同韩魏公辩论；司马温公请求册立皇子，亲自见魏公递上奏札；张横渠到中书省见王荆公，争论新法，都是这类事。韩魏公问陈师道（洙）：“司马近来在议论什么事？”陈师道回答说：“台谏彼此不相往来，不知道对方在议论什么事。”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后来，台谏官可以彼此往来，却不许面见执政大臣。吕汲公在帘前说，自己身为备位执政，不敢同言事官相通，于是让范淳父向刘器之传达诏旨；这说明台谏官已经不能面见执政大臣了。苏子由、王彦霖等人弹劾吕吉甫，在与国浴室院会面商议，这时台谏官相见就没有限制了。如今仍沿用这一制度。●卷二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丰、政和年间改制以后，后来又多次增改，不能一一相同，所以合并记载，以备查考。元丰三年开始实行文臣官制，以官阶代替实际官职，建立新的寄禄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元▯年间右银青光禄大夫）、宣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元▯年间为左光禄大夫）、正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元▯年间为右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通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元▯年间为右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大夫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元▯年间为左中散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卿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大观年间新设置，元▯年间为右朝议大夫）；六曹郎中，前行为朝请大夫，中行为朝散大夫，后行为朝奉大夫；员外郎，前行为朝请郎，中行及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后行及左右司谏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政和年间改为宣教郎）；光禄寺、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大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崇宁初年，又因刑部尚书邓洵武的请求，规定：留守、节察判官改换为承直郎；节度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改换为儒林郎；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改换为文林郎；防团推官、监判官改换为从事郎；录事参军、县令改换为通仕郎；知录事参军、知县令改换为登仕郎；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县尉改换为将仕郎。崇宁五年，改太庙、郊社斋郎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又下诏：旧称将仕郎的官员已经入仕，不可再称将仕郎，可改为迪功郎；旧登仕郎改为修职郎；旧通仕郎改为从政郎。不久又认为，假版官只是在衰乱时期暂时按版授官，并非真正的官职，于是改用这三种官名来替代假授官职，以安排尚未入仕的人：假将仕郎去掉“假”字，改为将仕郎；假承务郎改为登仕郎；假承事郎、假承奉郎改为通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