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温公论碑志 司马温公评论碑志说，古人有了大功勋、大德行，便把事迹刻在钟鼎上，收藏于宗庙；下葬时，只是立一通大碑，用来承托棺木罢了。秦汉以来，才开始命文士褒扬赞美功德，把文字刻在石上，也称为碑。到了南朝，又有铭志，埋在墓中。假如这个人果真是大贤，那么他的声名已经显著远播，众人都在称颂，哪里还需要碑志才让人知道？如果他并不贤能，即使使用巧言丽辞，勉强加以文饰，也只能招来讥笑，谁肯相信呢？碑还立在墓道上，人们能够看见；志却藏在墓穴之中，除非打开墓穴，否则无人能够看到。司马温公大概刚正方直，深深憎恨为墓主阿谀，所以才这样说。我曾思考，古人把志文藏在墓穴中，恐怕自有深意。韩魏公的四代祖先葬在赵州，五代祖先葬在博野，子孙因避乱迁徙，经过许多代、很长时间，终于忘记了墓地所在。韩魏公显贵以后，才开始寻找，找到后又半信半疑，于是命仪公祭祀并打开墓穴，分别找到了铭志，这样韩氏族人才全部相信，重新封土栽树，严肃奉祀。墓道上的碑容易被迁移；如果当时不把志文放入墓穴，后来就终究没有办法知道墓主是谁了。因此我担心，古人做事一定有深意。借志文来阿谀墓主，当然不可；如果只是记下姓名、官职、乡里，再系上去世和安葬的年月，放入墓穴，根据韩公这件事看来，恐怕也不能废弃。唐代严厉的火禁 唐代的火禁很严，严重的要判死罪。元稹《连昌宫词》叙述寻找念奴的事情说：“一会儿找到她，又接连催促，特别下诏，才允许街上点蜡烛。”在街上点蜡烛本来也是平常事，竟要特别下诏才允许，由此可知火禁有多么严。然而吴元济抗拒命令时，禁止人们在路上偶然交谈，夜间也不准点蜡烛。裴晋公平定蔡州以后，便放宽了这些禁令，往来的人不受昼夜限制，蔡州百姓才知道活着也有欢乐。可是朝廷中的法令同样严厉，不知道裴公放宽禁令以后，当时又怎样处理这件事呢？两件关于唐代宰相的误传 唐质肃公曾经评论文潞公的灯笼锦，唐林夫（▯）也曾经用新法弹劾王荆公。后人的文字中多有错误，说成父子二人评论宰相，是唐氏一门的盛事。追究产生错误的原因，大概是质肃公的儿子淑问、林夫的父亲彦猷（询）都曾任监察御史，唐氏父子都做过台官，这件事确实如此。至于评论宰相，却不是出自同一家。文章中使用语气助词 文章中使用的语气助词太多，有时会使文气低下软弱。《典谟》《训诰》一类文章的末句，本来没有“邪”“欤”“者”“也”之类的字，却浑厚浩大、古朴庄严，列于六经之中。后来的文人往往因为难以写出巧妙的文章，退之的《祭十二郎文》是一篇老成的文章，大体上却都使用语气助词。其中最精妙的地方，从“其信然邪”到“几何不从汝而死也”这一段，只有三十句，句末连续使用“邪”字三次，连续使用“乎”字三次，连续使用“也”字四次，连续使用“矣”字七次，几乎句句都用语气助词；但文章反复回旋、起伏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莫测，不是精通文章的人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后来欧阳公写《醉翁亭记》接续这种写法，又特别表现出舒缓从容、不急不迫的情态。这两位公大概把它当作游戏之作，但不是大手笔的人不能做到。夏英公的四六文 欧阳公《归田录》记载夏英公的《辞免奉使启》说：“义理上不能把仇敌当作天来尊奉，难以下拜于匈奴穹庐之下；礼制上本应枕着土块守丧，怎么忍心听到▯▯之声。”欧阳公称赞这篇文章。其中还有一联说：“王姬建馆，接待仇敌的礼数已经令人嫌恶；曾子回车，经过胜母之地的行游于是停止。”这也不比前面的语句逊色。不过，当时文章正努力扫除五代的鄙陋习气，所以这类语句在当时受到称赞。从此以后，四六文的工巧程度大概比这提高了十倍。翟忠惠的四六文 翟公巽参政（汝文）镇守越州时，因为擅自免除民间和买缣帛四十多万匹，被部使者弹劾，降了官阶。翟公在谢表中说：“想要安定刘氏，不能嫌疑像晁氏那样的危局；哪里像秦人那样，坐看越人瘦弱。”等到他离开越州，州中百姓安享他的政绩，将要相继递交文书，请求把他借留任职。翟公得知后，命人把文书取来，随即在上面写道：“我本来就知道京兆只能姑且留任五日，不要让稽山再用一文钱来送行。”他的用典精确恰当就是这样。四六文中的用典 四六文使用典故固然要求贴切恰当，但雕琢得过分，反而会损伤文章的正气，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初有一位八十二岁才在廷试中夺魁的人，他的谢启说：“白发之年穷究经书，比伏生少八岁；登上青云仕途，比姜太公晚了两年。”这话几乎近于诙谐。近来有个士子十九岁，以诗赋中选及第，我替他写谢启说：“年纪超过贾谊，也滥列于秀才之中；年龄小于陆机，又怎么能写成《文赋》呢？”这是因为两人的年龄恰好相差不多。

译吴丞相著书 吴元中丞相（敏）在宣和年间写了《中桥见闻录》，记载当时的事情，但不敢直说人名，大多使用隐语。他称“安”，指的是蔡攸，大概因为蔡攸字居安；称“实”，指的是童贯；称“木”，指的是林灵素或朱π；其他也都类似。懒真子辨析太公的名字 马大年（永卿）写《懒真子录》说，前汉初年距离古代还不远，风俗质朴简略，所以太公没有名字，母媪没有姓氏。然而唐代《宰相世系表》叙述刘氏的出身说：“丰公生▯▯，字执嘉，生四子邦，就是汉高帝。”唉！汉高帝的父亲，汉代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唐代史书却记载了，这件事也可以一笑。我认为，风俗即使质朴简略，哪里会有没有姓氏的道理？母媪没有姓氏，只是史书遗漏了罢了。至于太公的名字，《汉史》已经详细记载。考察《后汉书》记载，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向西巡视，到了长安；丙辰，祭祀高庙，于是又祭祀十一陵，派使者到万年祭祀太上皇。注释说：太上皇，是高祖的父亲，名▯▯，又名执嘉。欧阳公大概依据的就是这段记载，只是误把执嘉当作字；但太公的名字并不是唐代史书创作出来的。晋人说酒如同兵 晋人说，酒就像兵器一样：兵器可以千日不用，却不能一日不作防备；酒可以千日不喝，却不能一喝而不醉。饮流很喜欢这句话。我认为这还算不上善于饮酒。饮酒的乐趣，常在将醉未醉之时；那种酣畅、美妙、舒适的感觉，就像置身于春风和气之中，这才是真正的情趣。若一喝便径直醉倒，酩酊大醉而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乐趣又在哪里呢？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序》说：“我饮酒很少，曾经把拿着酒杯当作乐趣，常常颓然坐着睡去。别人看见我醉了，而我心中却清清楚楚，大概没有人能说清我究竟是醉还是醒。在扬州时，我过了午时饮酒就停止；客人离去后，便解衣箕踞，整日如此，欢乐虽不足而舒适却有余。因此和作陶渊明的《饮酒诗》，希望能够仿佛体会到那种无法说清的境界。”东坡虽然不能多饮，却如此深刻地了解酒中的妙处。晋人正因为不懂这种情趣，才会喝得浸湿头发、酒气侵腐胁肋，颠倒狂乱、沉迷失常，反而被酒所累。所以东坡诗说：“江左风流人物，醉中也还在求取声名。”这句话真可以针砭诸位贤人的盲点了。《地里指掌图》现在世上流传的《地里指掌图》，不知道是谁所作。它考证精详，编排有法，上下数千百年的事情一览便可尽知，不是博学多闻的人不能写成，完全值得流传久远。然而它一定要托名于东坡，书序也说：“这是东坡所作。”看它的文字浅陋，竟是举子编缀抄撮、撰写对策的手段，东坡怎么会有这样的言语？最后有一幅《本朝升改废置州郡图》，其中记载的是崇宁以后直到建炎、绍兴年间废置的州郡，这难道会出自东坡之手吗？大观年间廷试策士 大观三年，徽宗亲临殿廷策试士人，赐贾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当时正实行三舍法，前一年先在辟雍举行会试，各郡国贡士总共有几千人，其中升入诸司马、由天子任命的仅有一百四十人，而我们常州竟有三十二人，是天下最多的；借用其他州的户籍而登上名册的人，又不止这些。徽宗大为高兴，命令推恩奖赏郡守和教官，下诏说：“学校得到兴办和尊崇，人材乐于受到培育，法令完备，劝善惩恶已经实行；但深恐有关官员考核失实，仍有遗漏的人材。古书不是说过‘进用贤能的人受最高的赏赐，埋没贤能的人遭受显著的诛戮’吗？考察前些日子宾兴贡士的数目，比较他们考试中选的人数，只有常州最多。假如仍按通常的规格推恩，就不是古人重赏贤能的本意。因此，常州知州、教授特许各升一官。”于是知州事若蒙进为朝请大夫，州学教授虑迁为宣德郎。诸生共同把诏书刻在石碑上，信安人程子山（俱）为此撰写碑文。这一榜中，晋陵张氏（宰き，后改名宦宇）和无锡李氏（上行、端行）兄弟都被选中。当初张氏在崇宁年间任参政，张公（守）既已登第，到这时三个兄弟又一同升进；其弟泰州通判（实）后来又凭上舍试在礼部考试中取得优等，却偶然因违背格式而被驳回。于是郡太守徐公（伸）取“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这两句诗，把他们的里巷题名为椿桂坊。这次科举中，本州人在朝廷任职而知名的人很多，官位显达者接踵而来。我的祖父（讳肃）也是这一年的贡士。高宗在郓州开设大元帅府时，祖父正在馈运幕中任职；后来高宗驻跸广陵，首先召他入馆，馆职结束后，他回到锡山隐居。建炎末年，枢密富公（直柔）任中执法，以我的祖父以及参政陈公（与义）、中书舍人张公（犯御名）共同论荐。高宗想起祖父的姓名，立即加以征召。两位陈、张公既然赴阙，都得到显要任用，唯独祖父没有起用。参政张公（守）多次写信勉励劝说他，最终他还是没有出仕，天下人因此更加推重他。建炎年间的征召文书，如今名儒巨公都称许他的清高节操，题跋写满了卷轴。青唐、燕山边地的赏赐 祖父亲笔记载说：“我在靖康丁未正月六日，接到随军漕司的檄文，专门负责主管领取大元帅府犒赏军队的金帛、钱物，共二十万贯、匹、两。因而见到梁正夫，说起收复燕山之事。当时童贯在瓦桥设置官署，朝廷拨出一百万贯、匹、两犒赏军队，称作‘降赐库’，河朔诸郡资助军队的数目还不包括在内。当时吕元直任河北转运使，把本司的钱四十万缗献出，童贯看着吕公笑道：‘这太微薄了，您以为这是功劳吗？我前些日子收复青唐，当时朝廷拨下的赏赐有一千八百万贯，又设置官属六百多人。每次犒赏时，得到重五十两的金盂者比比皆是。到最后评定功劳，列入上等的转五官、升五职；其下等的增加官秩，也与此相同。’” 道乡记载毗陵后河

译我们州的道乡先生记载郡城中后河的兴废说：“郡城中所谓后河，是过去守国子博士李公余庆创设开凿的。李公精通地理，诱导并率领上户共同修成这条河。他还说：‘从今以后文风将日益兴盛，士人会相继考中高科，三十年内当有名列天下第一的人，你的子孙都有希望。’河修成不久，求学的人果然兴盛起来；不久紫微钱公公辅登第，取得第三名，右丞胡公宗愈接着取得第二名，吏部余公中最终考中天下第一。他考中之日，距离河修成恰好三十年，大概就是熙宁癸丑年。此后，河边百姓多侵占河岸建屋，又把废弃物丢进水中，因此河道淤塞，很久不能通船。崇宁初年，给事中朱公彦出任此地太守，查问并研究利弊，终于查明实情，于是疏浚使河道通畅，先前的形胜又显现出来了。如今给事中霍公端友又在第二年考中天下士人中的第一名，这一年是癸未年，距离熙宁癸丑年恰好又是三十年。霍氏居住在河的上游，河势曲折，朝向并环抱着他家的门，秀美灵气聚集于此，世代都有名人。如今知太平州霍公汉英与他的侄子给事中，在几十年间相继从东南崛起，受到当时显要任用；这样看来，谁说形胜的助益不可信呢？”（李公葬在本州横山，百姓中患店病的人取他的坟土服下，往往就痊愈。如今的朝散郎撰，正是他的孙子。）道乡先生的记载，详细完备就是这样，大概是对后世之人寄予希望。这条河从罗城南面的水门分出荆溪的水流，经过月斜、金斗、顾塘、葛桥，到土桥流入漕渠。近年淤塞，几乎要变成通行的大路了；直到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洽）才重新疏浚它。江西长老 绍兴末年，江西有一位和尚，忘了他的名字，住在饶州荐福寺。寺旁过去有很多空地，渐渐被别人侵占。和尚自知力量不能制止，便对弟子们说：“寺院有主事的人，就是为了主持这座寺院。眼看土地被别人占有却不能主持公道，要这样的主事人有什么用？我对此非常惭愧，现在应当离去了。”随即登上法座，击鼓召集众人，高声吟诵道：“江南江北都是水云之乡，千顷芦花尚未染上霜。美好的景色不要零碎地卖掉，一时之间全交付给谢三郎。”说完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众人惊愕地看着他，原来他已经去世了。石刻大多失真 石刻常常失真，并不只是摹拓时因石质肥瘠不同而产生差错；到了刊刻制作的时候，人们只知道刻得深可以流传久远，却不知道假如原来所写的字清劲有力，镌刻稍微深一些，拓成墨本时纸就一定会陷进去。等到装裱平整后再以朱砂描字，笔画往往比原本粗大数倍，这是很大的弊病。欧阳公记载李阳冰所书《忘归台铭》等三块碑，说它们比阳冰一生所篆写的字最为细瘦；世人说这三块石头都是活的，年代久了，刻痕渐渐生长，刻处几乎合拢，所以字才这样细。后世立碑的人如果遇到这种石头，那么它失真的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唐？藩镇传叙》有人说，欧阳公取《新唐书》的列传，让儿子叔弼读给自己听，躺着听到《藩镇传叙》时，赞叹说：“如果所有传叙都能有这样的笔力，也就没有人能赶得上了。”这恐怕未必如此。《藩镇传叙》其实全部采用了杜牧的《罪言》，正如《项羽传赞》摘取贾谊《过秦论》的内容一样，所以显得奇峭可观，却不是司马迁、班固那样的文章。韩愈《赠李愿诗》韩愈《赠李愿诗》说：“将来取得将相之位，以酬报恩仇。”一个人如果逢到时机、取得地位而做到将相，平生所学正是想得到施展，难道反而要悻悻然把报恩报仇作为行事目的吗？古人说一饭之德也一定要报偿，极小的怨恨也一定要报复，这确实是浅薄的论调；韩愈也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

译张横浦读书 张侍郎（九成）被贬谪到南安，眼睛患病，仍然手持书本，靠着柱子面向明亮处阅读，整整十四年。时间久了，砖上留下了他双脚的隐约痕迹。等到他北归后，便把这件事写在柱子上，后人将它刻了下来。《楚辞》的“落英” 王荆公有“黄昏风雨满园林，篱菊飘零满地金”的诗句，欧阳公说：“百花都已经凋落，只是菊花枝上枯萎罢了。”于是戏谑道：“秋花不像春花那样凋落，请告诉诗人仔细看看。”荆公听到后，引用《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作为依据。我考察《诗经》中“访予落止”的“落”字，毛氏说：“落，就是开始。”《尔雅》说：“ㄈ落，权舆，就是开始。”郭景纯也引用“访予落止”作注。那么，《楚辞》的意思就是采摘菊花刚开始开放的花朵。东坡《戏章质夫寄酒不至诗》说：“漫绕东篱嗅落英。”意思也是这样。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任守濡须时，听说河边有一块奇怪的石头，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人们认为奇异而不敢取走。米公命令把它移到州治，作为宴饮游乐的观赏物。石头运到后，他惊喜急切，命人设席，在庭院下面向石头跪拜，说：“我想见石兄已经二十年了。”有人把这件事上奏，认为他有罪，米公因此获罪罢官离去。后来竹坡周少隐经过这个郡，看见这块石头而感慨，为它作诗，大意说：“把钱叫作兄长，实在可怜；把石头叫作兄长，难道不是更高明吗？望见尘埃便雅拜，实在可笑；米公拜石，与此风调不同。” 孟子所说的平陆 孟子到平陆去，和当地大夫反复谈了两三次，直到说到齐王那里时，才把他的姓名完全说出。前后彼此回避，严整而简洁，这就是文章的法则。“叵”字 “叵”字是“不可”二字的合写，它的意义也是这样。史传中常常连用“叵可”二字，大概是重复出现，例如《安禄山传》中的“叵可忍”之类就是如此。论书法和绘画 书法和绘画都只是一种技艺，前辈大多都会，只不过把它当作游戏消遣；后世好事的人争相称誉它们的工巧，却不知道鉴取书画的原则。谈论书法，应当谈论气节；谈论绘画，应当谈论风味。一个人的立身端正方正，在朝廷上刚强正直，他下笔写字，得到这些字的人自然应当产生敬意，更何况字画本身工巧呢？至于在学问文章之外，写出无声的诗，欣赏其中萧然的意趣，从笔墨之间足以想见其为人，这才值得珍藏。但世俗之人不问作者是谁，见到用笔稍好的就珍藏起来；如果作者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画工，他的作品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例如崇宁年间以书法闻名的大臣，后人往往鄙弃他们的字；而东坡所作的枯木竹石，价值万金，人们争相购买，这难道不正是因为作者其人而有轻重之别吗？收藏书画的人应当依照我的话来选择。卷七 作诗押韵 作诗押韵是一件奇事。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为精巧，而东坡尤其精于次韵；来回唱和数次，越作越奇妙。例如作《梅诗》《雪诗》押“暾”字、“叉”字，在徐州与乔太博唱和押“粲”字的几首诗，尤其精工。荆公和“叉”字作数首，鲁直和“粲”字作数首，也都十分杰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胸中藏有数万卷书，左右取用都出于自然，起初并不刻意去寻找好韵，而是韵脚和诗意相互契合，语言浑然天成，这正是好诗的原因。如果拘泥于用韵，必然有牵强之处，就会损害整篇诗的意思，那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东坡在岭外作《和渊明怀古田舍诗》说：“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自注说：“渊明原诗用‘缅’字，现在姑且取同音字。”《和程正辅同游白水岩诗》说：“恣倾白蜜收五棱，细▯黄土栽三桠。”自注说：“来诗原本用‘碰’字，惠州没有书，未见这个字出自何处，所以暂且从木旁奉和。”而且东坡如果想和这两个韵也并不困难；但一旦觉得牵强，就宁愿舍弃，不因押韵而破坏整篇诗的意思。后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到和韵时便以不能胜过原作而感到羞耻，必定竭尽力量苦苦搜索，即使无法自然使用，也一定强行押韵，正像醉人的话一样，完全没有条理，只能让人发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