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政和二年，改定武选官名：内客省使为通侍大夫；延福宫使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协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为中侍大夫；客省使为中亮大夫；引进使为中卫大夫、翊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亲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馆使为拱卫大夫；东上阁门使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协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为中亮郎；引进副使为中卫郎、翊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亲卫郎（政和六年增置）、拱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东上阁门副使为左武郎；西上阁门副使为右武郎；皇城使为武功大夫；宫苑使、左右骐骥使、内藏库使为武德大夫；左藏军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为武定大夫（不久改为武显大夫）；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为武节大夫；内团使、洛苑使、如京使、崇仪使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库使为武经大夫；西京作坊使、东西染院使、礼宾使为武义大夫；供备库使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备库副使，分别为武功郎至武翼郎（如今称武功大夫以下为正使，武功郎以下为副使）。内殿承制为敦武郎（淳熙年间改为训武郎）；内殿崇班为修武郎；东头供奉官为从义郎；西头供奉官为秉义郎；左侍禁为忠训郎；右侍禁为忠翊郎；左班殿直为成忠郎；右班殿直为成义郎（不久改为保义郎）；三班奉职为承节郎；三班借职为承信郎；三班差使为进武校尉；三班借差为进义校尉；下至军大将等，改为副尉。殿侍改为下班祗应，医官的名称也作了不同的更改。○翰苑降诏 按照旧例，近臣有所请求而请求辞免职任时，无论准许还是不准许，都应由学士院下诏。建炎年间掌管旧例的人删省记载，规定凡是请求辞免，只有不准许时才下诏。绍兴初年，吕忠穆公请求让两个儿子在外地任职掌管宫观，赵忠简公谢任伯请求入朝觐见，朝廷都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却没有下诏书。綦叔厚（审礼）当时任学士，便援引旧例提出意见，并取王安石内制答复富郑公请求任判汝州、韩魏公请求任判相州，以及苏轼内制答复文潞公、吕正献辞免受拜、安厚卿辞免升官等准许诏书作为依据，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他又说，近年来急于任用人才，竟没有下诏的礼制，有时还规定如果有人敢于拖延，就重加典章法令处罚；这不是礼待贤才的办法。希望恢复旧例：凡六部尚书以及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以上的职任，和曾任宰相、执政官的人，如果从外地任命，或被召回应赴行在，都应由尚书省立即报告学士院，颁降诏书，以表示礼遇，也使在外任职的近臣有所凭信，可以离开原任官守。于是相关礼文逐渐恢复旧制。○学士不草诏 唐朝制度中，只有给事中有封还驳正诏令的权力。本朝富郑公任中书舍人时，曾封还“遂国夫人”的制书，自此以后，中书舍人也都可以封还诏书。元▯年间，苏轼在翰林院任职，遇到应当起草文潞公、吕申公免拜而不准的批答，以及安厚卿辞免升官、宗晟辞免起复的诏书，都认为不合适，没有立即撰写进呈，而是把自己的意见上奏朝廷，朝廷大多采纳了。学士实际上代替皇帝发布言辞，地位比起草外制的中书舍人更重要；命令如果有不恰当之处，中书舍人尚且可以封还，难道亲自任内相的学士反而不可以吗？只应当据理执奏，以显示恪守职守的道理，事情本来就应如此。○知制诰不试而命 欧阳修《归田录》记载，知制诰中未经考试而直接任命的，杨文公、陈文惠以及欧阳修本人共三人，这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件事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真宗考虑到梁周翰早就以文章著名，命令特别加以提拔，于是他未经考试便进入西阁。自开国以来，未经考试而直接任命的，梁周翰实际上是第一人，杨公是继他之后的人。叶少蕴左丞（梦得）的《避暑录话》却说，梁周翰与薛映、梁鼎也都是未经考试便被任用的，这也不对。薛映、梁鼎大概是同“大年”一同任命的，只有“大年”是未经考试而后来才被任命为知制诰。○学士带知制诰 翰林学士兼带“知制诰”，源自唐朝制度。唐朝开元末年，把翰林供奉改为学士院，专门掌管内命，号称“内相”。凡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没有固定员额，从各曹尚书以下直到校书郎，都可以入选。进入学士院一年后便升为知制诰；尚未任知制诰的人不撰写诏令，只负责备顾问、参与侍从皇帝出行而已。唐朝另设知制诰，由中书舍人或前行正郎担任。本朝也另设知制诰，如钱若水、苏易简都是先任知制诰，后来入翰林院任学士。然而唐朝学士一定要带“知制诰”三个字，是为了区别于只任学士而不负责撰写文书的人。本朝翰林学士从来没有不撰写文书的，那么再加“知制诰”三个字就只是多余了。元丰改定官制时，错误地删去了这一称号，何况知制诰本来掌管外制。天禧末年，朝廷想罢免寇忠愍的政事职务，召知制诰晏元宪，把任命名册给他看；晏元宪以“臣掌管外制，这不是臣的职分”为理由推辞。建炎元年，谢任伯参政（克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他以“知制诰”触犯祖父名讳为理由提出意见。诏令说暂时不必连带“知制诰”三个字，谢任伯坚决推辞，说翰林学士在祖宗时期如果兼领其他官职，只需同职名相同；元丰官制实行后，专门掌管内制，就一定要带“知制诰”三个字，这是不可更改的制度，怎么能因为微臣而轻率改革？最终他推辞而没有接受任命。不过，元丰以前，省、台、寺、监都只是领有空名，本来确实同职名相同；官制实行以后，赐予官阶，而省、台、寺、监各自选择所掌管的职务，那么翰林学士自然就应当专门掌管内制，何必再加“知制诰”三个字呢？任伯只是没有详细考察罢了。○北门、西掖不以科第进

译被任命到北门、西掖，是读书人的荣耀；其中有些人不是通过科举，而只是凭文章受到提拔，世人尤其把这看作荣耀。熙宁年间有韩持国，崇宁年间有林彦振，都曾在北门任职。绍兴初年，徐师川（俯）被赐予出身，任翰林学士；任世初（申先）、苏仲虎（符）都被赐予出身，任中书舍人；吕居仁（本中）被赐予出身，兼掌内制和外制。乾道、淳熙以来，韩无咎（元吉）、王嘉叟（▯）、刘正夫（孝韪）都因门荫被特别任命，代理西掖职务。刘正夫又接到召试的命令，便极力推辞，说本朝制度规定，掌管诏令的臣子都必须先考试后任命；自宋室南渡以来，这项制度只发布过而没有实行，现在正要恢复旧例，恐怕自己不能胜任。虽然朝廷准许了他的奏请，但他代理掌管诏令，过了将近三年才罢任。○二史扈从 二史在螭头下站立，过去多穿绿色官服，因此称为“一点青”。他们的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所以皇帝起居时都应当侍从；可是皇帝乘舆出行时，却从来没有随从，这也是制度上的缺漏。近年才开始命令起居郎、起居舍人随从皇帝出行，这才符合设置此官的本意。○三馆馆职 唐朝的三馆，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五代时制度卑陋，只在右长庆门修建几十间房屋作为三馆。开国初年，太平兴国二年，在升龙门东北划地重建三馆，新修的书院称为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在左右掖门外修建院舍；天禧初年下诏，把崇文院外院以三馆为名。天圣九年，才把三馆迁到崇文院，前面排列三馆，后面修建秘阁；修史、藏书、校勘书籍都是它们的职责。中兴以来，又重新设置秘书省，三馆的职务便归入秘书省。依照开元旧例，校书官可以称为学士；本朝三馆任职人员也都称为学士，绍兴初年仍沿用这一称呼，这是旧有制度。○秘书省官撰文字 按照旧例，朝廷有共同撰写乐章、赞颂、敕葬文、▯▯祭文，以及夏国使者到驿馆设宴时教坊所用的白语，删改润色经书文辞和答复高丽的国书等事务，都交给秘书省官员撰写。这是因为学士代替皇帝发布言辞，掌管重大的典册；这些琐细文字交给三馆馆职，既足以提高北门学士的体制和地位，又可以借此考察三馆人员的文章才能。以后内制、外制缺员时，往往从这里选用，这就是所谓三馆职务用来储备人才，其用意大概由此而来。○检校官 检校官大概是唐朝的制度，原本是作为武臣升迁的阶阶。到了祖宗时期，朝廷特别重视这一官职；凡文臣任枢密使，副使一定兼任检校官，并以正官兼领。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钦若）以吏部尚书任使，陈文忠（尧咨）以户部尚书任使，晁文元起草诏令时，错误地删去了“检校太傅”，诏令下达后将其一并保留。从此以后，王景庄（嗣宗）、曹襄悼（利用）任枢密副使时，又依据赵韩王的先例，不再带正官，直接以检校太保任职。只有太平兴国年间石元懿（熙载）只以户部尚书充任枢密使，乾兴年间钱思公（惟演）也以兵部尚书任使，当时都认为这是有关部门的过失。检校官的官阶共有十九等，三少以上有六个等级。后来即使枢密院不再兼带检校官，但由节度使升迁的人，一定要授予检校官。大概在节度使所掌的节钺官职之上，只有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最后到少保，所以必须授检校官。这是祖宗深深重视并珍惜名器的用意，为官职设置等级，不肯轻易把三孤的职任授予他人。自检校、尚书以下，有时也把它们作为散官。熙宁年间，祖无择被责授检校工部尚书；后来苏轼贬到黄州，也任检校水部员外郎，这类情况很多。○百官谥命词与否 按照旧例，百官获得谥号时不撰写命词。政和以来，凡未经太常寺考功审议而由皇帝特别赐谥的，才撰写命词。绍兴三年，陈去非参政（兴义）在西掖任职时援引旧例请求，于是诏令规定：今后因特别恩典赐谥的，要撰写命词并发给告身；其余只发敕书。后来凡经太常寺考功确定谥号的人，也直接请求赐谥，通常都撰写命词。朝廷议论认为，应该停止这种做法，只依照议状发给告身，即使是因特别恩典获得谥号的人也一样。不过，如今侍从官经过考核升转官职，尚且还要撰写命词；特别恩赐谥号，是皇帝非同寻常的恩泽，本来就应当撰写命词来表示褒奖宠荣；至于依法应当确定谥号的人，则依照议状发给告身即可。淳熙丁未年，陈魏公获赐谥号“正献”、梁郑公获赐谥号“文靖”，才又特别下诏撰写命词并发给告身。○文正谥 谥号中最美的，极尽于“文正”。司马温公曾经这样说过，后来自己也获得了这个谥号。本朝以来得到这一谥号的，只有司马温公、王沂公、范希文三人。至于李司空（▯）、王太尉（旦），都谥为“文贞”，后来因为触犯仁宗的嫌名，世人便称他们为“文正”，其实并不是他们原本的谥号。张文节、夏文庄起初也都想用“文正”作为谥号，但朝廷议论始终没有同意。这个谥号如此难以获得，可见它作为警戒和激励后世的凭据，意义十分深远。○臣下姓谥多同 臣下的谥号有很多相同，大概是因为节操和品行相当，本来就很难彼此避开；但其中有些人的姓和谥号完全相同，往往会造成称谓混乱。我曾考察本朝的情况：有两个王文康（溥、曙），两个张文定（齐贤、方平），两个张忠定（讠永、焘），两个陈忠肃（▯、过庭），两个刘忠肃（挚、珙），两个李忠愍（中官舜举、若水），两个朱忠靖（谔、胜非），两个王恭简（岩叟、训中）。此外，韩魏公的谥号是“忠献”，韩宗魏的谥号是“忠宪”；赵阅道的谥号是“清献”，赵挺之的谥号是“清宪”。虽然字形不同，读音也会相互混淆。○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者入朝，所经过的郡，长吏按惯例都要负责迎送。张安道镇守南京时，高丽使者经过，张安道说：“臣的班秩同二府相当，不能向陪臣屈身。”诏令于是只派少尹迎送。后来韩玉汝镇守颍昌，也说交趾是小国，其使者将要经过自己的辖境；自己曾任近弼，难以向他们行相抗的礼节。他又考察元丰年间的旧例：迎接时由兵官负责，饯行时由通判负责，使者和副使拜谒府署，犒劳宴设由兵官主持。于是请求依照旧例办理，朝廷同意了，并且下诏规定，所经过的各郡，凡是曾任宰相、现任知州或判州的人，也照此办理。蒋颖叔任熙河帅时，西方使者死在中国境内，灵柩经过他的辖境，属官商议举行奠祭并行拜礼。蒋颖叔独自说：“活着见到他尚且不下拜，怎么能向死去的胡人屈膝？”于是只设奠祭而不行拜礼，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做得对。按照旧例，外夷国王来朝，宰相要出笏相见，使者则不必。绍兴初年，高丽使者入贡，宰相却出笏会见，这不合旧例。当时翟公巽任参政，曾认为这样做不可以。第二年高丽使者再次入贡，朝廷才查考并会集张安道的先例，下发给沿途经过的州郡执行。○知军州事

译太守称为“知某州军州事”，意思是掌管一州的军事和州政事务，没有什么不统辖的。不过，有时遇到朝廷一时推行、申明严格执行的事务，往往都把它们写入官衔，例如堤岸、递角之类。既然他长久主管这个郡，那么一郡的事务本来都应当办理，似乎不必一件件写入官衔。都厅、签厅 州郡的签厅，旧时称为都厅。欧阳公、尹师鲁在钱思公幕府中任职，曾有《都厅闲话》，说的就是这件事。宣和辛丑年，尚书省的公相厅改为都厅，内外都厅同时使用。怀安军上奏请求不要称本军都厅，改称签厅，朝廷批准了，并下诏各路依此办理；签厅这一名称就是这样开始的。谒刺 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所用的谒刺和今天大致相同，只是在年月之前加一行字：“牒件状如前，谨牒。”后来见到政和、宣和年间的谒刺，这一行已经删去了。其中有僧官参见监司的，也只写实际官职，如提刑、宣德之类，末尾称“裁旨”。这种风气还很淳厚古朴。座主、门生 唐代极其重视座主和门生的礼数。即使到了五代衰乱、典章败坏之后，因为旧例相沿，这种礼数仍不敢废除。唐代主持科举的人，按照进士当年及第时的名次来重用他们。和凝考中进士时名列第五，后来主持科举，选范质为第五名；范质后来拜相，封鲁国公，官至宫傅，都与和凝相同，当时认为是很荣耀的事。裴〔字样不清〕长期任职朝廷，宰相马裔孙、桑维翰都是裴〔字样不清〕任礼部主事时录取的进士。后来马裔孙主持科举，放榜后带领新进士拜见裴〔字样不清〕，裴〔字样不清〕高兴地作诗说：“门生在门下又见到了门生。”世人也以此为荣。桑维翰已经做了宰相，曾经拜访裴〔字样不清〕，裴〔字样不清〕却不迎接，也不送行。有人问原因，裴〔字样不清〕说：“我在中书省见到桑公时，他是众僚属之一；桑公在我私宅见到我时，我是他的门生。有什么可迎送的呢？”人们也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卷三 入阁 唐代有入阁的制度，本朝沿用了它。按照唐代旧例，天子每天到正殿接见群臣，叫作常参；初一、十五在各陵寝进献食物，天子有思念先祖之意，不能到正殿时，便到便殿接见群臣，叫作入阁。宣政殿是正殿，称为衙，衙中设有仪仗。紫宸殿是便殿，称为阁。天子不去正殿而到紫宸殿时，就从正衙召唤仪仗，由阁门进入；在正衙等候朝见的百官也随之入内，所以称为入阁。然而，衙是朝会之处，礼仪尊重；阁是宴见之处，礼仪较简。乾符以后因战乱而礼制残缺，天子不能每天接见群臣，只在初一、十五接见，因此正衙平日常常撤去仪仗，而初一、十五入阁反而设有仪仗。人们习惯已久，便逐渐把入阁看得更为重要。后来即使天子出来驾临正殿，仍称为入阁；再后来这种仪式也废止了。到唐明宗初即位时，御史中丞李琪请求恢复初一、十五入阁，但有关官署不能考订、纠正其中的礼制，只是群臣每五天入朝一次。中兴殿是便殿，这就是入阁制度的遗存，却称为起居，初一、十五才出殿听朝。文明殿是正殿，反而称为入阁。李琪都不能纠正，所以欧阳公讥讽这件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太祖驾临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此后多次沿袭实行。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定于八月一日举行入阁礼，适逢下雨而停止。又因为旧有的入阁图承袭五代草创时期的制度，礼仪仪容不完备，于是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人考讨论定旧例，另绘新图。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终于在文德殿实行这一礼仪。右谏议大夫张洎既与杨徽之等共同撰定新仪，又单独上奏疏说明大意说：“我私下认为，今天的乾元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在周代属于外朝，在唐代属于大朝会；冬至、元日陈列完整仪仗、朝见各国使者，都在这座殿举行。今天的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在周代属于中朝，在汉代属于前殿，在唐代属于正衙；凡是初一、十五的起居，以及册立、拜授妃后、皇子、王公大臣，接见四夷君长，考试制策举人，都在这座殿举行。今天的崇德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在周代属于内朝，在汉代是宣室，在唐代称为上阁，也是逢单日举行常朝的殿。东晋太极殿有东西两阁，唐代设置紫宸上阁，就是仿照这一制度。况且君主端正自身，面向南方、面向光明，居紫微宫、乘黄屋，地位最尊贵最重要；所以出巡时有大驾法从的盛大仪仗，临殿时有钩陈羽卫的严整护卫。因此，即使是逢单日的常朝，也必须陈列仪仗。前代所称的入阁仪，是在逢单日天子驾临紫宸上阁时，先在宣政殿前陈列黄麾、金吾仪仗，等候核验符契完毕，召唤仪仗，便从东西阁门进入，所以称为入阁。” 如今朝廷姑且把文德正衙权宜地作为上阁，实在很不合乎法度。我私下看到，长春殿正好与文德殿南北相对，谨请改建这座殿，把它作为上阁，作为逢单日陈列仪仗、听朝的场所。崇德殿、崇政殿就是唐代的延英殿，作为逢双日平常听取政事、裁断事务的地方。这样一来，君临听政的形式或许合乎通常的制度。如今舆论却把入阁仪注看成朝廷非同寻常的礼仪，实在毫无道理。我又听说，唐初五日一朝，景云初年才开始修订、整治观礼的旧例；自天宝年间战争兴起以后，四方多事，肃宗以下都在逢单日临朝，逢双日不坐朝。逢单日如果遇到严寒、酷暑、连阴雨或道路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逢双日宰相应当奏事时，就临时特开延英殿召见答问；或者有蛮夷入贡、功臣回朝，也临时特开紫宸殿接见。我希望依照前代旧规，逢单日听朝，逢双日不坐朝；逢单日遇到严寒、酷暑、连阴雨、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逢双日在崇德、崇政两殿召见宰官，常参官以下的官员，以及非规定时间入贡的蛮夷、回朝的功臣，也临时特开上阁接见，并请按照前代旧例办理。”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