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古代居住的房屋，无论贵贱都通称为“宫”，起初并没有区别。秦、汉以后，才把天子居住的地方称为宫。《礼记》说：“父子住在不同的宫中。”又说：“儒者有一亩大的宫，有四周各一堵墙的屋子。”林子中在京口作诗寄给苏东坡说：“想叫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住进一间房，却看见五云楼殿和钅巢鳌宫。”东坡和诗说：“▯头不要叫我无家可归的人，回去打扫峨眉山的一亩宫。”大概就是取义于此。诸父、大人。伯父、叔父称为“诸父”，兄弟的儿子称为“犹子”，所以都可以称作父子。二疏传中所说的“受”，就是广之的兄长之子。班固的书又说：“当天父子一同称病。”如今人们称父亲为“大人”，而这部书中“受”叩头说：“听从大人的意见。”可见“诸父”也可以通称为“大人”，就像孟子所说的“大人”一样，大概都是对尊长的称呼。“子”是男子的通称。“子”是男子的通称。如果在文字中称呼自己的老师，就说“子某子”；在姓名前再加一个“子”字，是表示他不同于一般的称呼，说“我所从师的人，就是某子”罢了。《列子》是他的门人编集的，所以称为“子列子”；《公羊》的书中，他的弟子称他为“子公羊子”，到了隐公十一年又称“子沈子”。何休注说：“‘子沈子’，是后来以沈子为老师的称呼。在氏前加‘子’，是表明他是老师；不只说‘子曰’，是为了避开孔子；不加‘子’字的，是其他老师。”陈后山把《南丰瓣香》称为“子曾子”，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刘梦得自己作传，却在姓名前加“子”字，这是不对的。如今人们承袭他的错误，也多用这种方式自称，或者称呼自己的朋友，都是错误的。前人的言语和往事能够有所感发。士大夫多了解前人的言语和往事，难道只是把它们作为谈资和观赏之物吗？其实是想把它们用于实际。国初，朝廷派卢多逊出使李国主，回来时把船停泊在宣化口，派人告诉李国主说：“朝廷正在重新编修天下的图经，只有史馆缺少江东各州的资料，希望各州各找一本送来，以便带回去。”李国主立即命人抄写送给他。于是卢多逊完全掌握了江东十九州的地形、屯戍、远近、户口多少等情况，带回朝廷，朝廷才产生了用兵的意图。熙宁年间，高丽入贡，沿途经过的州县都被要求提供地图；每到一处，各州县都绘制并送上山川、道路、地势、险要和平易等情况，无不详细记载。到了扬州，朝廷下牒取地图。当时陈秀公任扬州太守，欺骗使者说想把两浙各地所供的地图全部看一遍，仿照它们的规模绘制；等地图送到京城后，便集中起来烧掉，并把事情全部上报。陈秀公的举动，大概就是因前面的事情受到感发。年老而仍能学习。曹孟德曾说，年老而能学习的，只有我和袁伯业。苏东坡说：“这种事不只是今人不能做到，古人也很少能做到。”苏东坡把《论语解》寄给文潞公，信中说：“即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也足以看出他困顿时没有忘记道，年老了仍能学习。”我私下认为，年纪越来越大却还能留心学习，这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但其中也自有乐趣。因为老人经历的事情已经很多，见识道理已经明白，打开书时便能迎刃而解，就像走在旧路上遇见老朋友，这就是所说的温故知新。一个人在少年、中年、晚年读书时的所见各不相同，写文章也是如此。所以年老而仍能学习，自然有其中的乐趣。司马温公评论商鞅。司马温公评论说，魏惠王有一个商鞅却不能任用他，结果使商鞅返回秦国，成为魏国的祸害；魏国丧失土地七百里，魏惠王逃到大梁。我私下认为，商鞅那种刻薄的权术，开始时使秦国称帝，最终却也使秦国灭亡；把这种权术用在魏国，结果仍会如此。孟子不远千里前来，魏惠王却还是不能听从他的话，可见他是多么庸碌妄为。司马温公不责备魏惠王不听孟子仁义的言论，反而责备他没有采用商鞅功利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司马公在这里一定有深意，只是我还没有明白罢了。辨析汉高祖进入内室夺取韩信兵权的记载。《史记》记载西汉的事情，说汉高祖竟在韩信的卧室中夺取军权，这实在很可疑。况且韩信是汉朝的名将，凡是用兵的方法，连敌人的行动和动静尚且应当知道，哪里会有君主夜宿传舍，而军中却不知道，连斥候也毫无察觉？周亚夫驻军细柳时，天子的先导到了都不能进入；如今汉王却派人清晨进入韩信的卧室，声称汉使到了，挥手召集诸将，调换安置他的军队，而军中仍然不知道；韩信起床后才知道只是汉王来了，因而大惊。这样看来，他的军门壁垒完全没有禁令，所谓军纪究竟在哪里呢？假如敌人也仿照这样做，他的败亡立刻就可以等待了。项羽死后，汉高祖又袭击并夺取他的军队；身为将领，而他的军队屡次被人袭取，那真成了儿戏。韩信如果能够申明军法，恐怕不应当糟糕到这种地步。《平淮西碑》的错误。唐宪宗在永贞元年八月即位。同月，剑南西川刘癖自称留后；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叛。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杨惠琳伏诛；十月戊子，刘癖伏诛。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元和元年，但韩愈《平淮西碑》却说：“第二年平定夏，又过一年平定蜀。”这是错误的。《新唐书》记载这块碑文时，删去了“明年平夏”一句。《晋史》记事鄙陋。《晋史》记事鄙陋可笑的地方不止一处。例如评论阮孚喜欢擦屐、祖约喜欢钱财，把两件事同样视为累赘，却没有判明高下。给木屐上蜡固然不是雅事，但只是嗜好的偏僻，怎么能和贪财卑俗的人相提并论呢？可是作史的人一定要等到客人看见祖约在计算财物，他俯身遮挡竹箱，显得心中还不平，才据此判定胜负。这种做法连市井屠夫商贩都不如，哪里值得污损史笔，更何谈判定胜负？许敬宗之流卑污而没有见识，苏东坡认为说他们是人的奴才并不过分。评论姚崇安排提拔属官。姚崇按次序提拔郎官和属吏，唐明皇抬头看着殿屋，姚崇再三谈起这件事，明皇始终不回答。姚崇害怕了，快步退出。高力士在旁侍奉，说：“大臣奏事，陛下应当当面表示可否，为什么一次也不加以省察？”皇帝说：“朕把天下的事情交给姚崇，他应当进用贤能、黜退不肖；至于郎官、属吏这些低级官职，难道也要一件件来烦劳朕吗？”正好高力士把旨意传到中书省，说明皇帝的话，姚崇才高兴起来。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佩服皇帝懂得君主的体统，后来评论史事的人也称赞他。我认为，明皇的怠惰之心已经在这里显露了。官吏虽然有尊卑高下的区别，但一个官吏不称职，就会使一件政事毁坏，君主和宰相共同商议本来是常理，不应因为事情细小就忽略。即使想借此表示对姚崇的信任，也应当趁机当面说明，使姚崇完全明白于心，怎么可以傲慢冷峻地拒绝，愤然不答？这说明他已经厌倦万机事务的繁多，厌恶畏惧的情绪已经表露在外，再也不肯顾念省察了。后来他终于把政权交给李林甫，使其专擅国柄；把边疆事务交给安禄山，最终导致大乱，大概都是在拒绝姚崇的时候埋下了祸根。“晁错”的“错”按本字读。

译晁错的名字，古今都读作“措”字音。潘岳《西征赋》说：“经过安陵却没有责怪，料想惠帝的声名已经寂寞。悼念爰丝的正直议论，凭借梁王的剑在东郭行动。到阳邱询问景皇，爰丝却听信谗言而自负戏谑。在棋局之下使吴王的继承人丧命，大概是因一局棋而发怒。于是造成七国叛乱，反而帮助逆贼诛杀晁错。遗憾的是听信过度却不加讨伐，这样便阻止善行而助长恶行。”据此看来，“错”应当按本字读；但前辈却并不这样读，不知道潘岳依据的是什么呢？西汉句读。西汉的文章中有许多很好的语句，问题在于读者常常把它们的句读弄错。例如《卫青传》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应为一句，“生得无笞骂足矣”应为一句。“生”字的读音，像“生乃与哙等为伍”的“生”一样，意思是：人家正把我当奴隶，我这一生能够不受鞭打辱骂，已经满足了，哪里还敢希望有封侯的事呢？这样读，语意才有意味，句法也雄健。现在有人把“人奴之生”读成一句，只不过把一个字移到上句，文意便平庸浅近了。《西汉·沟洫志》《西汉·沟洫志》记载贾让的《治河策》说：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修筑石堤，利用水势使它向东抵达东郡平冈。又修筑石堤，使水流向西北抵达黎阳观下。又修筑石堤，使水流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北。又修筑石堤，使水流向西北抵达魏郡昭阳。又修筑石堤激导河水，使它在东北方向一百多里之间两次向西、三次向东。读者大多赞赏这段文字五次使用“石堤”二字，却不觉得重复烦琐。我认为，这种写法大概出自《禹贡》从“导河积石”到“九州攸同”的一段文字。那一段才二百多个字，却用了“东至”“北至”等词三十多次，前后相连，反复出现，读起来起初并不觉得烦琐，正如高山峭壁前后突立，越险峻越显得奇特，班固大概就是仿效了这种写法。作史应当使文采与事实相称 质朴胜过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浮华。写史的人应当致力于使文采与事实相称，必须能够描摹当时的情状，仿佛就在眼前，这才算尽善尽美。如果只追求语言简略，那么下笔时必然会有掩没原意的地方。例如秦始皇见茅焦时，记事的人写道：“王仗剑而坐，口正沫出。”看“口正沫出”这四个字，秦始皇凶悍残忍、虎视眈眈的样子便鲜明地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写史应有的方法。论季布 季布当面直斥，在朝廷上据理力争，甚至想杀樊哙，殿上的人都感到害怕；吕后因此退朝，后来便不再商议攻打匈奴，由此可知季布的刚强正直。曹丘生多次招揽权势、顾念金钱，侍奉赵谈等贵人，并且同窦长君友善。季布曾写信劝窦长君，不要同他交往。起初这样做本来也是对的。等到曹丘来见季布时，起初没有说别的话，只是进献谄媚之辞来取悦季布，说季布在梁、楚一带很有声誉，想把他的名声传播到天下。他那种奸邪谄媚、取悦人的做法，同他对待赵谈、窦长君也没有什么不同。换作季布，本应当斥骂他，不再同他交往，就像袁盎断绝与富人的交往一样，这样才对。可是季布却非常高兴，把他请作上等宾客。季布到了这一步，怎么会如此荒谬呢？辨析唐太宗把鹞藏在臂中的故事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曾把鹞架在手臂上，远远看见魏征来了，便把鹞藏进怀中。魏征奏议政事，久久不停，鹞最终在怀中闷死。考察白居易在元和十五年进献的《续虞人箴》，其中说：“到了宋璟，也曾劝谏玄宗；玄宗温和地听取采纳，他从容地提出劝善纠过的意见。等到宋璟快步退出时，鹞已经死在手中。”所以，开元年间的这件事流传至今，应当是宋璟劝谏唐明皇，而不是魏征劝谏唐太宗。白居易当时亲耳听闻、亲眼见到，必定有所依据；大概是史书记错了，还是两件事都确实发生过，只是恰好相似呢？五代的典章制度 五代承接唐朝之后，虽然战乱接连不断，但距离唐朝灭亡还不远，制度典章人们还能够遵守沿用。例如萧希甫议论内宴时枢密使不应当入座，李琪任仆射时，太常礼院说没有送上的文书，马缟、赵咸议论嫂叔之间的服制，崔税因为宰相改动他所起草的制书，便援引经义坚决争辩。假如当时人人都能这样守护唐朝制度，怎么会不能长久建立国家呢？老泉称赞画中的五星 老泉称赞吴道子所画的五星，说：“妆容不像现在的人，嘴唇涂着黑色的膏。”我曾经疑惑，天空中星辰如此尊贵，妆饰却为什么妖冶到这种地步呢？后来看到唐代《五行志》记载，元和末年妇女梳圆髻、椎髻，不加鬓发装饰，也不施朱粉，只用黑膏涂抹嘴唇，样子像在悲啼。这才明白，唐代的风俗是把当时流行的妆容画了上去，假托为吴道子的作品，用来欺骗世俗；星辰本来并不是这样的。痛饮而读《离骚》古人有句话说：“痛饮而读《离骚》，可以称作名士。”世人常常谈论这句话，我却常常笑它。正当痛饮的时候，天地万物都沉醉了，一切事物仿佛归于同一状态，怎么又要对那些幽忧悲愤的作品皱眉忧思，反而还称作名士呢？张季鹰说：“即使让我拥有身后的名声，也不如现在就喝一杯酒。”这才是真正通达之人的话。《资治通鉴》不记载《离骚》邵公济（博）写书说，司马文正公修撰《资治通鉴》时，对他的属官范纯父说：“各史中有诗赋之类的文字，如果只是为了文章，就可以删去。”司马光的意思大概是，一个士人要在天下和后世树立自己，靠的不是空洞的言语。可是屈原因为忠诚而被废弃，直到沉入汨罗江而死；他所写的《离骚》，淮南王、太史公都说可以同日月争光，难道是空洞的言语吗？《资治通鉴》竟把屈原的事全部删去了。《春秋》连细微的善行都加以褒扬，《资治通鉴》却掩没了日月般的光辉，这是为什么呢？司马光一定有深刻的见识，只是我在《考异》中没有找到说明。我认为，三闾大夫屈原因忠诚而被放逐，但他边走边吟、愤懑怨恨，形之于神色言辞，又炫耀自己、显露才华，班固讥刺他含有怨恨和讥刺之意。他所写的《离骚》都是幽忧愤叹之作，并不是始终不忘君王恩德的忠诚表现，大概不可以作为训诫。至于所谓可以同日月争光，不过是用来褒扬它文辞优美罢了。温公取舍人物，必定考察其一生始终的大节；屈原沉入深渊而死，大概不是圣人所取的中正之道。至于那些琐碎的辞章和文句技巧，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四六谈麈》的错误

译古今写作诗话的书很多，近世谢景思（▯）作《四六谈麈》，王性之（钅至）作《四六活》，都非常新奇，是前人从未有过的。不过，《谈麈》记载陈去非起草《义阳朱丞相起复制》时说：“眷予次辅，方宅大忧。”有人认为“宅忧”二字犯忌，于是命令贴麻，陈去非改作“方服私艰”。评论者又认为这样的说法也犯忌。书中又说，叔祖逍遥公（谢显道）起初没有列入党籍，朱子发（震）任内相时，因为自己起初被废黜禁锢，便请求依照党籍的例子，命令给他一个儿子授官。谢景思替他写谢启说：“刻石刊章，偶逃部党。”考察起来，谢景思记载这两件事都有错误。“宅忧”二字，是有诏旨命令綦处厚贴麻，陈去非当时曾待罪，并不是命令他自行改贴。谢显道在崇宁元年列入党籍，到崇宁四年树立奸党碑时，早已被移出党籍了。他的一个儿子得到致仕恩，只任监竹木务，便去世了。因此朱子发向朝廷请求，后来又得到一个儿子授官；他的奏牍中说“名在党籍”，就是这个意思。谢景思记载当时所见，偶然发生了差错。我担心史官会误取这些记载，所以特意加以订正。庄、岳是齐地的名称 《孟子》谈到齐国时说：“把他们引导安置在庄、岳之间，过了几年。”注释说：庄、岳，是齐地的名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齐国发生内乱，攻打内宫，没有攻下，又在岳列阵。”注释说：岳，是里名。曹参担任齐国相国时，嘱咐继任的相国说：“把齐国的岳市交给我照管，不要去扰乱它。”其中“狱”字应当从“岳”取音，大概是说岳市是齐国▯▯之地，是奸人容身的地方，所以应当不要去扰乱它。卷六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年间，气势雄伟浑厚。汉人用大隶书记录修筑的年月，刻在东边的楹柱上，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仍然巍然独存，大概还可以同鲁国灵光殿相比。绍兴丙辰年，宋高宗因府学教授范仲殳的请求，亲自挥笔，写下“大成之殿”四个字赐给它。后来胡承公（世将）任宣抚川陕，治理成都时，到殿中巡视栋梁，只把太腐朽的部分更换掉，增加了几千片瓦，却不敢改变它原来的样子。蜀中石刻的东坡文字稿 蜀中石刻所保存的东坡文字稿，改动删改的地方很多，仔细玩味，可以启发学者的文思。现在把其中两篇详细注录在这里，请求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中“学问日新”以下原作：“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在“臣”字上涂掉“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掉“贤”字，重新注写“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则过”把“学”字改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把“所事暗君”改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来在每一句的开头都加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作“驭兵”二字，涂掉后改注为“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一句，从“若”字以下十八字全部涂掉，改写为：“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 “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把“汉文闻”三个字改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掉“编”字，旁边注写“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写为“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中从“孰知耘耔之劳”以下原作：“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来全部涂掉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从“自不以贼遗子孙”以下原作：“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从“与将”向上二十六字全部涂掉，改作：“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它下面原来的对偶句是：“报谷吉之冤，远同强汉；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后来也都涂掉了，改用这两件事另作一联：“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柔远”改作“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