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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西塘集耆旧续闻四

西塘集省旧续闻卷第三

史藏 · 志存记录 · 已译 · 第 7–8 段

蔡蓧作《西清诗话》,载江南李后主《临江仙》,云“围城中书,”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经》及杂书二本,皆作梵叶,中有《临江仙》,涂注数字,未尝不全。其后则书李太白诗数章,似平日学书也。本江南中书舍人王克正家物,后归陈魏公之孙世功君懋,余,陈氏婿也。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后有苏子由题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

嘉佑、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将老,置辅非韩即吕。故王介甫结韩持国,又因持国以结子华。持国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经术,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学士召,又与子华同入爰立。遂用晦叔为中丞。已而不合,虽子华极力弥缝亦不乐。而持国、晦叔,几若世仇。然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既贵,而子固不屈,故外补近二十年,元丰末方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日录》可考也。

介甫既归钟山,有诗曰:“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此盖平生之志,非特丘壑间也。赵伯山云。

《书评》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儓者耶。”

世传米芾有洁病,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余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此岂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须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不为绝赏。苏、黄、米、薛笔势斓翻,各有趋向。然家鸡野鹜,与草木俱腐者。

徽庙尤喜书,立学养士,惟得杜应稽一人,余皆体仿,了无精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朕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采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膺,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皁鸾鹊水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高宗御书踢曹勋。

仁庙将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检寻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国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宫,有晋阳之号。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华,皆为美名。乃诏封长女福康公主,次女崇庆公主,盖用明皇故事也。

国朝命妃,未尝行册礼,然故事,须候旨方以诰授之。凡降诰,皆自学士院待诏书词,送都堂,列三省衔,官诰院用印,然后进入。庆历间,加封张贵妃,时宋翰林当制,宣麻毕,宋止就写告,直取官诰院印用之,遽封以进。妃宠方盛,欲行册命之礼,怒掷地不肯受。宋祁落职知许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礼。宋氏子弟云: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张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浑话,天下传为口实矣。《张贵妃制》,今见本集。

译蔡蓧撰写《西清诗话》,记载江南李后主的《临江仙》,说:“围城中书。”但篇末并不完整。依我考察,大概不是这样。我家收藏的李后主《七佛戒经》和杂书共两本,都是梵叶装,其中有《临江仙》,虽有涂改批注和数字,却没有不完整的情况。后面还抄写了李太白的几首诗,似乎是平日练习书法的作品。这本书原是江南中书舍人王克正家的东西,后来归陈魏公的孙子陈世功、字君懋所有。我是陈家的女婿。词写道:“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后面有苏子由题写道:“凄凉怨慕,真是亡国之声啊。” 嘉祐、治平年间,韩氏、吕氏的声望都很高。议论此事的人说,魏公年老以后,辅政大臣不是韩氏就是吕氏。因此王介甫结交韩持国,又通过韩持国结交子华。韩持国进入政府后,常说王介甫懂得经术,可以重用。神宗初即位执政,便以学士身份召用王介甫,又让他和子华一同进入爰立之列。于是任用晦叔为中丞。不久双方不合,虽然子华竭力调解,王介甫仍不高兴。而韩持国、晦叔之间,几乎像世代仇敌一样。不过,王介甫尚未显达时,和曾子固关系非常融洽,曾子固又把他推荐给欧阳公。王介甫显贵以后,曾子固却不肯屈服,所以在外任职将近二十年,到元丰末年才被召回任用。王介甫又常常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曾子固和苏子瞻,《日录》中可以考见。王介甫退居钟山后,写了一首诗:“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这大概是他一生的志向,并不只是寄情于山林而已。赵伯山说。《书评》说,羊欣的书法像婢女装扮成夫人,举止羞涩拘谨,不能登大雅之堂。世人说米芾喜欢仿效他的字体,大概是因为米芾的书法欹侧倾斜,颇合“不堪位置”的意思。听说薛绍彭曾戏弄米芾说:“您仿效羊欣,而评论者把羊欣比作婢女,您难道就是俗话所说的‘重儓’吗?” 世间传说米芾有洁癖,起初我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后来得到米芾的一帖,上面说:“朝靴偶然被别人拿过,心里非常厌恶,因此反复清洗,终于洗坏了,不能再穿。”由此便知道他洁癖的缘由了。连靴子都要反复清洗,其他事情也就可以想见了。又有一次米芾正在选择女婿,恰逢建康人段拂,字去尘,米芾选中了他,说:“已经拂去了尘土,又叫去尘,真是我的女婿。”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米芾还有一帖说:“承蒙借给我一名剩员,但这个人不报姓名,只自称张大伯。这是什么老东西,动不动就想做别人的父亲的哥哥!如果称大叔,还可以接受。”这难道不是用文字来开玩笑吗?米芾获得擅长书法的名声,似乎并没有辜负天下人的评价。米芾在真书、楷书、篆书、隶书方面并不十分精工,只有行书、草书确实达到了能品。因为米芾收藏了六朝的书法作品,并且融会在笔端,所以他的书法沉着而痛快,就像骑着骏马,进退都很从容自如,不需要鞭打控制,无不符合人的意趣。然而喜欢仿效他书法方法的人,大多只得到外在形貌,显得昂首阔步、气韵轩昂,却没有探究其中本来属于六朝书法的精妙之处,未能酝酿出那种风骨,因此自然不能达到超逸境界。本朝承接五代之后,已经没有可以称道的书法了。到太宗皇帝时,才开始搜集法书,竭尽力量访求。当时李建中的字体瘦劲有力,姑且得到当时的赞誉,但人们仍遗憾它完全没有秀美奇异之处。到了熙宁、元丰以后,蔡襄、李时雍的字体法度才开始合乎格律,但还没有得到极高的赏誉。苏轼、黄庭坚、米芾、薛绍彭的笔势纵横翻飞,各有自己的趋向。然而其中有些如家鸡野鹜一般,终将与草木一同腐朽。徽宗尤其喜爱书法,设立学校培养士人,结果只有杜应稽一人,其他人都只是模仿书体,完全没有精气神。因此我想到,东晋渡江以后,仍有王氏、谢氏以及其后的朝廷士大夫,没有一个不会书法,都凭此专擅一时的声誉,那种文雅兴盛的景象真是盛大啊。至于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只有钱塘的吴说,篆书法则只有信州的徐兢,但他们也都平庸无奇,真可叹息这种弊病。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政权,其间的法书名迹全都归入秘府。先帝时又加以访求,赏赐官职、金帛,甚至派遣使者询访,几乎把它们搜集殆尽。又命蔡京、梁师成、黄冕等人编纂分类真迹和赝品,纸本、缣帛本都制作成卷帙,全部用皁鸾鹊水锦作褾,剥取白玉、珊瑚制成轴,秘藏于内府,使用“大观”“政和”印章。其中有一方印采用秦玺的书法写成“宝”字,后面还有内府印,题名、品第全都是皇帝亲笔。除去这些褾轴之外,都不是珍贵收藏。次一等的收藏存放在外秘府。我自渡江以来,再没有见过钟繇、王羲之的真迹,偶尔有一两件,也是用重金赏赐得到的;褾轴和字法,也明显可以加以验证。高宗御书踢曹勋。仁宗将要册封皇女时,下令崇文院查找典故。王洙等人说:唐代制度中册封公主,有用郡国作封号的,也有用美名作封号的。文皇帝的幼女在宫中时,有“晋阳”的封号。至于明皇的永穆、常芬、唐昌、太华,都是美名。于是下诏册封长女为福康公主,次女为崇庆公主,大概是采用明皇时的旧例。本朝册命妃嫔,从未举行册礼;但是按照旧例,必须等候诏旨,才能用诰命授予封号。凡是颁降诰命,都由学士院的待诏起草诏词,送到都堂,列出三省官衔,由官诰院盖印,然后呈进。庆历年间,加封张贵妃,当时由宋祁在翰林院当制。宣麻仪式结束后,宋祁只去写好诰告,直接取用官诰院的印章,立即封好呈进。张贵妃当时正受宠,想举行册命之礼,却发怒把诰命扔到地上,不肯接受。宋祁因此被降职为知许州。于是命丁度撰写文辞,举行册礼。宋氏子弟说:元丰末年,苏东坡赴京,路过南都,见到张文定公方平,因而谈到宫廷文书。张方平说,二宋某篇文章、某篇文章写得很好,已经忘了篇名,只记得有一篇是《张贵妃制》。苏东坡到了都城,便向宋氏借来抄本观看,宋氏诸子不肯拿出来,说苏东坡诙谐滑稽,万一摘取其中几句话写成浑话,天下人传开后就会成为笑柄。《张贵妃制》如今可以在苏东坡文集中看到。

宋子京素有士望,而才高为众所媢,竟不至两地。初,在翰苑,时兄莒公执政,一日对昭陵,天颜不择,久乃曰:“岂有为人兄而不能诏其弟乎?”莒公知谮者,因答云:“臣弟兄才薄非据,冒荣过分,方侯乞外。”昭陵曰;“甚好,将取文字来。”对毕,同时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维扬,子京守寿春。凡贵臣出守,朝辞例有颁赐,子京告下,遂入朝辞榜子。宰相吕许公于漏舍呼閤门询之曰:“宋学士甚日朝辞?”閤门云:“已得班。”许公于是愕然曰:“敏哉!”盖欲放谢辞,截其颁赐也。子京辞退,到都堂叙述兄弟久叨至庇,今兹外补扬、寿,相去不远,尽出陶铬之恩。许公曰:“更三年后相见。”此语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听说中山好》,其一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新将相,刻石好文章。”有谮于韩魏公者,魏公于是亦不喜之。

欧阳文忠撰《薛参政墓志》云:“明道二年,章献明肃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见太庙,臣下依违不决,公独争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见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夺,为改他服。”则是太后不以衮冕谒庙。而《宋景文公奏议》乃云:“太后晚节吝于还政,弗及永图。厌内阃之靓间,乐外朝之焜照,执镇圭,乘大辂,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衮,率百官,陈万骑,跪奉弊瓒,历见祖宗。古今未闻,典礼不载,此亦一眚之咎,所共知也。”盖是时有旨差赴编修明道参谢宗庙记所检讨校勘,故宋公《奏议》如此。然则《墓志》又不足据。此事正与东坡记欧阳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类。碑载章献太后临朝时,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轼先君修《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牍具在,本末无谏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忠,文忠曰:“文正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余谓文忠于志不苟作,况一时耳目所闻睹,二事岂皆误耶?盖所以书于墓志者,不欲开后世弱人主、强母后之渐,而公文必传于不朽,其为戒深矣。

西塘集耆旧续闻卷第四

阆州有三雅池,《潘薳记闻》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铜器,状如酒杯,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谓刘表二子好酒,尝制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斗;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赵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饮器也。”余以问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躯干大,升合小。”王仲弓《伤寒证治论?汤剂注》云:“古方三两当今一两,三升当今一升。”然则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广韵》“【上疋下皿】”字,注云“酒器”。“【上疋下皿】”、“雅”同音,则“【上疋下皿】”字盖借用,“三雅”乃酒杯也,无可疑者。

过曾大中书室,因论法帖载孙权遣方士取【鱼啚】鱼作脍,人皆不解。“【鱼啚】鱼”,作“图”音读。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镇,见人家壁间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经》:“终日行而不离【车啚】重。’”‘辎”字偏旁作“啚”,乃悟“【鱼啚】”为“鯔”也。然则考古者,不可不博也。《温氏杂志》。

天禧元年八月敕:“自今两省、谏舍、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止。”仍绝采捕。此乃狨座之始一也。

故刑部胡尚书尝云:“祖宗时,馆职暑月许开角门,于大庆殿廊纳凉。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对,寻有约束,自后不复开矣。”

故事,馆职每洛阳贡花到,例赐百朵,并南库法酒。此二者,《麟台故事》不载,因并志之。

曾元忠谏议云,先朝郎官兼修日历者,衔上但称“兼著作”,无“郎”字。

译宋子京一向有士人的声望,但才华太高而受到众人嫉妒,最终没有做到两地的长官。起初他在翰林院任职,当时他的哥哥莒公正在执政。一天,莒公在昭陵应对,皇帝面色不悦,过了很久才说:“哪有做哥哥的,却不能诏令自己的弟弟呢?”莒公知道这是有人进谗言,便回答说:“臣兄弟才识浅薄,不能胜任职任,承受的荣宠超过了本分,正请求到外地任职。”昭陵说:“很好,把文字拿来。”应对结束后,兄弟二人同时上章请求退职。不久,莒公出任维扬太守,子京出任寿春太守。凡是贵臣出任州郡长官,按惯例临朝辞行时都会得到颁赐。子京接到任命后,便入朝领取辞行的榜子。宰相吕许公在漏舍叫来閤门官询问:“宋学士什么时候入朝辞行?”閤门官说:“已经排定班次了。”许公于是惊讶地说:“真敏捷啊!”原来他想要发下谢恩辞表,借机截住颁赐给宋子的物品。子京辞行退下后,到都堂叙述说,兄弟二人长期叨受庇护,如今分别外任扬州、寿春,两地相距不远,全都出于陶铸栽培之恩。许公说:“三年以后再相见。”这是宋氏子弟所说的。宋子京任定州知州时,写了十首《听说中山好》,其中一首说:“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新将相,刻石好文章。”有人向韩魏公进谗言,魏公因此也不喜欢他。欧阳文忠撰写《薛参政墓志》说:“明道二年,章献明肃太后想穿着天子的衮冕去拜谒太庙,臣下犹豫不决,只有薛公独自争辩说:‘太后如果一定要穿帝王服饰去见祖宗,那将怎样行拜礼呢?’太后无法驳倒他,于是改穿其他服饰。”这样看来,太后并没有穿衮冕谒庙。但《宋景文公奏议》却说:“太后晚年吝惜归还政权,来不及作长远打算。她厌倦后宫的幽静闲适,喜欢外朝的显赫光耀,手执镇圭,乘坐大辂,垂着十二旒的冕冠,穿着十二章的衮服,率领百官,陈列万名骑兵,跪着进献弊瓒,逐一拜见祖宗。这是古今未曾听闻、礼典也没有记载的事,也是一个过失,众人都知道。”大概当时有诏令,派人参与编修《明道参谢宗庙记》,并负责检讨校勘,所以宋公的《奏议》才这样写。然而这样看来,《墓志》又不能完全作为依据。这件事正和苏东坡记载欧阳公撰写《范文正神道碑》的情况相似。碑文记载,章献太后临朝时,仁宗想率领百官向太后朝拜正旦,范公极力争辩,于是作罢。后来苏轼的先父修撰《太常因革礼》,到旧府档案中查找此事,关于朝正的文书档案都完整存在,事情的始末却没有劝止之事,反而有已经实行的明确证据。我的先父把这件事拿去询问文忠,文忠说:“范文正确实进谏过,但最终没有被采纳,墓碑记错了。应当以文书档案为准。”我认为文忠撰写墓志并非草率,何况是当时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事情,难道两件事都能错吗?大概墓志之所以那样写,是不想开启后世削弱君主、增强太后权势的渐进趋势;而公文一定会流传不朽,其中的警戒意义就很深了。《西塘集耆旧续闻》第四卷 阆州有三座雅池。《潘薳记闻》说:“古代有人修整这座池子,得到三件铜器,形状像酒杯,各有两个篆字,分别写着‘伯雅’‘仲雅’‘季雅’。有人说,刘表的两个儿子喜欢饮酒,曾制作三种爵,大的叫伯雅,能容一斗;其次叫仲雅,能容七升;小的叫季雅,能容五升。”赵德麟说:“恐怕这是盛酒的器具,不是饮酒的器具。”我因此询问曾存之,曾存之说:“古人的身躯高大,升合的容量却小。”王仲弓《伤寒证治论?汤剂注》说:“古方中的三两,相当于今天的一两;三升,相当于今天的一升。”这样看来,曾存之的话是可信的。我又考察《广韵》,“【上疋下皿】”字的注释说是“酒器”。“【上疋下皿】”与“雅”同音,那么“【上疋下皿】”字大概是借用的,“三雅”就是酒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经过曾大中书的书室,因而谈到法帖中记载孙权派方士取【鱼啚】鱼做鱼脍的事,人人都不能理解。“【鱼啚】鱼”应读作“图”的音。靖康元年,我因事到合流镇,看见人家墙壁间有唐明皇御注的《道德经》,其中写道:“终日行而不离【车啚】重。”其中“辎”字的偏旁写作“啚”,我才领悟到“【鱼啚】”就是“鯔”。因此考证古事的人,不可不博闻广见。《温氏杂志》。天禧元年八月下诏说:“从今以后,两省官、谏舍官、宗室将军以上,准许乘坐狨毛暖座,其余一律禁止。”同时禁止捕捉狨。这是狨座开始使用的事例之一。已故刑部胡尚书曾说:“祖宗时期,馆职官在暑月准许打开角门,到大庆殿的殿廊纳凉。后来石曼卿因喝醉了酒,敲殿门请求入对,不久便制定了禁约,从此以后不再开门。” 按照旧例,每当洛阳进贡的花送到时,馆职官照例获赐一百朵花以及南库的法酒。这两项,《麟台故事》没有记载,因此一并记录下来。曾元忠谏议说,先朝担任郎官并兼修日历的人,官衔上只称“兼著作”,没有“郎”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