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塘集耆旧续闻卷第八
沈存中《笔谈》云：“治平初，杭州南新县今新城，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予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其木直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时正中原全盛之时，安知有驻跸临安之事，此正符中兴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谓之“大国”，而“天”字不破，乃中兴再纂绍鸿图之讖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记其字体之异，岂知有后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佑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将及，而符俄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诸，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穀、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佑已有此号矣。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叛，参政文彦博请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文’为‘败’，卿擒贼必矣。”逾月，以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改“贝”为“恩”。此与真宗幸澶渊，院尉宋捷迎驾，上喜，以为必破虏，其先兆相类。
凤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干仞，有瀑水淙下，猿狖不能至。凤皇巢其上，彼人呼为凤凰山。所食亦虫鱼，遇大风雨，或飘坠其雏，小者犹如鹤，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觜，谓之凤皇杯。古书凤凰生于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独出于尘寰之外，能远罗弋，其智能远害，逢时而出也。本朝常集清远合欢树。
腊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为上。自景佑已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铸上。鲁直与陈季常帖云：“双井前所选，乃家园第一。如所论，不可解，窃意似南方士人观国尔。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见县巷燕支铺群婢，即叹息，以为燕赵之绝色；及其游界南北，真见妖丽之姝，遂复寻常尔。岂奚时所见长鹰爪者，初至县巷者乎？今谩寄数两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题之后，双井之名益著，东坡虽欲臣双井，其可得哉？
东坡云：“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也。盐则不可。”东坡之说如此，不知今吴门、毗陵、京口煎点茶用盐，其来已久，却不曾有用姜者。风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诗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君谟谓公曰：“今茶绝品者甚白，翠绿乃下者尔。”欲改为“玉尘飞”、“素涛起”。君谟之说固然。然今自头纲贡茶之外，次纲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带微绿为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国茶，以此遗朝贵，而夸茶不为重矣。唐李泌《茶》诗“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为贵。今诸郡产茶去处，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论。
前辈谓伊川尝见秦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又见晏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乃曰：“此鬼语也。”盖少游乃本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过于媟渎。少游竟死于贬所，叔原寿亦不永，虽曰有数，亦口舌劝淫之过。
管宁泛海，几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头，三晨晏起，其过在此。”今人有愧于冥冥之中者，其过何止“科头”、“晏起”而已哉？东坡云：“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尔。”《晃氏客语》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与苏子由云“但置一卷历子，日有所为皆书之”相类。
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两卷，号曰“双行”，谓之多矣。故桑魏公维翰只行五首赋，李相愚只行五首诗，便取大名，以至大位，岂必以多为贵哉？裴说补阙只行五言十九首，至来秋复行旧卷，人有讥之者，乃云：“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见知，何暇别卷哉！”余谓国初尚有唐人之风。赵叔灵，清献之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遂擢第。有诗集数十篇，闲雅清淡，不作晚唐体，自成一家。清献漕成都日，宋祁公镇益都，为序其诗。
西塘集耆旧续闻卷第九
译沈存中《梦溪笔谈》说：“治平初年，杭州南新县，即今新城县，有百姓家剖开柿木，里面有‘上天大国’四个字。我亲眼见过，书法很像颜真卿，极有笔力。那木头是直着剖开的，恰好从‘天’字中间分开，但‘天’字并没有破裂，上下两横和一竖都从旁边挺出约半指，像木头中的节疤。把两块木头合起来，像契券相合一样。”当时正是中原全盛之时，哪里知道后来会有驻跸临安的事情？这正是中兴渡江的征兆。偏处一方的地方，却称作“大国”；而“天”字没有破裂，正是中兴之后再次继承宏大国统的谶语，难道不是早已注定的吗？沈存中只记载了字体的奇异，哪里知道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江南保大年间疏浚秦淮河，得到一块石刻墓志，考察它的刻文，只有“大宋乾德四年”六个字尚可辨认，其余都已磨灭，无法识读。命诸位儒生共同考证，才知道这是辅公祐返回江东时所用的年号。太祖接受天命，国号为宋，改元乾德；江左开始衰落，难道不是威灵将要到达，而符瑞却先行显现吗？又据《刘贡父诗话》说：“太祖想改年号，要求采用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字样。宰相们提出‘乾德’，还说前代没有这个年号。乾德三年正月平定蜀地，有一名宫人进入掖庭，太祖于是查看她的镜匣，发现背面有‘乾德四年’字样，惊讶地说：‘怎么会有乾德四年制作的东西呢？’宰相无法回答。陶穀、窦仪上奏答道：‘蜀国少主曾使用过这个年号。’太祖叹息说：‘做宰相必须是读书人才行。’”然而这两位大臣也不知道辅公祐早已有过这个年号。庆历七年，贝州士卒王则反叛，参知政事文彦博请求出兵，仁宗欣然派遣他，并且说：“‘贝’字加上‘文’字就是‘败’，爱卿一定能够擒获贼人。”过了一个月，捷报传来，诏令授予文彦博平章事之职，把“贝”改为“恩”。这与真宗亲临澶渊、院尉宋捷迎接车驾时，真宗很高兴，认为一定能够击破敌虏的事情，征兆很相似。凤凰穴在南恩州北面的甘山，山壁直立，高达千仞，有瀑布潺潺流下，猿猴也不能到达。凤凰在那里筑巢，当地人称它为凤凰山。它吃的也是虫鱼，遇到大风雨，有时雏鸟会被吹落；小雏还像鹤，只是脚稍短些。南方人有时取它的嘴，称为凤凰杯。古书说凤凰生在丹穴，丹穴就是南方。大概这种禽鸟独自出现在尘世之外，能够远离罗网和弓箭；它的智慧在于远远避开祸害，遇到合适的时机才出现。本朝它常常栖集在清远县的合欢树上。腊茶产于福建，草茶以两浙最为兴盛。两浙的茶品中，以日铸为上品。景祐年以后，洪州的双井茶、白芽茶逐渐兴盛。近年制作尤其精良，用红纱袋包装，每袋不过一二两，再用十几斤普通茶来养护它，以避开暑湿之气；这种茶的品质远远超过日铸茶。黄庭坚给陈季常的信中说：“双井茶是以前选出的，乃是家园中的第一等茶。像您所说的那样，我实在无法理解，私下觉得这就像南方士人观看全国一样。从前有一个南方士人，初次进京，看见县巷里的胭脂铺中一群婢女，就叹息不已，以为那是燕赵的绝色美女；等到他游历大江南北，真正见到妖艳美丽的女子后，那些婢女也就重新变得平常了。难道您那时见到的所谓长鹰爪的茶，就是初到县巷时所见的那种吗？现在姑且寄去几两大爪茶，然而它的味道却不怎么好。”自从黄庭坚品评题写之后，双井茶的名声更加显著。苏轼即使想屈身做双井茶的臣民，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所以薛能的诗说：‘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据此看来，又有人使用盐了。近世有人使用这两种东西，一定会大笑他们。不过，中等茶叶用姜煎煮，确实很好。盐则不可以。”苏轼这样说，却不知道如今吴门、毗陵、京口煎点茶时使用盐，已经由来很久了，只是不曾有人使用姜。各地的风土和嗜好，各有不同。范文正公的《茶》诗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君谟对他说：“如今最上等的茶颜色很白，翠绿色反而是下等茶。”想把诗改成“玉尘飞”、“素涛起”。蔡君谟的说法固然有道理。然而如今除了头纲贡茶之外，次纲茶的味道也不十分好，不如正焙茶中真正带有微绿色的为佳。近来士大夫多看重安国茶，把它赠送给朝廷显贵，因此夸耀茶叶已经不再成为重要的事情了。唐代李泌的《茶》诗说“旋沫翻成碧玉池”，也把碧色看作珍贵。如今各郡产茶之地，上品茶也多呈碧色，因此又不能一概而论。前辈说，伊川曾看见秦少游词中“天还知道，和天也瘦”的句子，便说：“上天高高在上，怎么可以用这种话亵渎上帝！”又看见晏叔原词中“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便说：“这是鬼话。”大概秦少游本来取意于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说得过于轻薄亵渎。秦少游最终死在贬谪之地，晏叔原的寿命也不长；虽然可以说是命数如此，但也有言语引诱淫靡之过。管宁泛舟渡海，几乎翻船，自己说：“我平生有一天披头散发，有三天晚起，这些过错造成了今天的灾祸。”如今人在幽冥之中有所惭愧的事情，他们的过错哪里只是披头散发、晚起而已呢？苏轼说：“司马温公曾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从来没有一件不能对人说罢了。’”《晃氏客语》说：“害怕别人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在心中萌生。”这和苏辙所说“只放置一本日历，每天做了什么都记下来”相类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后唐明宗时，公卿大臣都是唐室旧日的儒者。当时进士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见前辈，各自只投递一卷到两卷，只从诗、赋、歌篇和古调中选取最精美的作品投递。投两卷称为“双行”，已经算多了。所以桑维翰只投五首赋，李愚只投五首诗，便取得了很大的名声，直到登上高位，难道一定要以数量多为贵吗？裴说任补阙时只投递十九首五言诗，到了下一年秋天又投递旧卷，有人讥笑他，他便说：“仅仅这十九首苦心吟作的诗，尚且没有被人赏识，哪里有空闲另写一卷呢！”我认为宋朝初年还保留着唐人的风气。赵叔灵是清献公赵抃的祖父，最初考中进士时，主考官先把他的警句题写在贡院墙上，于是他便登第。他有诗集数十篇，风格闲雅清淡，不写晚唐诗体，自成一家。清献公任成都漕运使时，宋祁公镇守益州，曾为他的诗集作序。《西塘集耆旧续闻》卷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