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一　　　　　　唐　吴兢　撰

译元　戈直　汇集评论。【我认为：“贞观”是唐太宗所使用的年号。《易传》说：“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思是说，天地的文理以正为本，用来昭示世人。《政要》，是唐朝史官吴兢把贞观年间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政分类辑录而成的要略。《唐史·本纪》说：“太宗姓李，名世民，字讳世民，是陇西成纪人，是凉武昭王的第八代孙，唐高祖的次子。母亲是太穆皇后窦氏。他出生时并不惊扰母亲，到了四岁，有个书生拜见高祖，对他说：‘您是贵人，一定会有贵子。’等见到太宗，又说：‘有龙凤般的姿态、如天日般的仪表。’原文此处作‘防冠’，疑有文字问题；若指加冠，则是说他加冠成年后，一定能够济世安民。书生离去后，高祖便取用他的话，给孩子命名为世民。太宗长大后，聪明英武，有远大志向，能够降低身份礼待士人，结交招纳豪杰，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动乱，功业日益兴盛。隋义宁元年，高祖以唐王身份接受隋朝禅让，国号为唐。第二年改元武德，封世民为秦王。武德九年，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代行政务。这年八月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贞观，在位共二十三年，是一代贤君。” 他的美好言行、盛大的政治成就，以及任用贤能的方法、听取劝谏并乐于行善的道理，大体都汇集在这部书中。后来唐文宗读到此书，感慨地仰慕太宗，因此太和初年的政治号称清明；这样看来，这部书对治理国家也并非没有补益。】君道第一【共五章】。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做君主的道理，必须先安抚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就像割下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肚子饱了，身体却死了。如果想使天下安定，必须先端正自身。从来没有自身端正而影子弯曲、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发生混乱的事。我常常思考，伤害自身的并不是外在事物，都是由于嗜欲而造成祸患。如果沉溺于美味，玩赏声色，欲望越多，损害也越大。这样既妨碍政务，又扰害百姓；再说出一句不合道理的话，万民就会因此离心离德。怨恨和诽谤一旦产生，离心叛乱也会兴起。我每当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安逸。”谏议大夫魏征【详见《任贤篇》】回答说：“古代圣明贤哲的君主，都能先从自身近处取法，所以能够推及远处而体察万物。从前楚国聘请詹何【楚，春秋时期的国名，僭越称王。詹何是楚国詹尹的后代，隐居垂钓。楚庄王听说后认为奇异，召见并询问他。这段话见《列子》】，问治理国家的要领，詹何用修养自身的方法回答。楚王又问治理国家怎么样，詹何说：‘从未听说自身治理好了而国家仍然混乱的。’” 陛下所阐明的道理，确实与古人的道理相同【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太宗对侍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削百姓来供养君主，就像割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身体却死去，君主富有而国家却灭亡。所以君主的祸患不是从外面而来，常常由自身产生。欲望旺盛，费用就广；费用广，赋税就重；赋税重，百姓就忧愁；百姓忧愁，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君主也就灭亡了。我曾经这样思考，所以不敢放纵欲望。”这段话与本章文字不同而意思相同，因此附录在这里】。【我认为：《中庸》所说的九项经常遵循的原则，以修身为先；《大学》所说的八个条目，以修身为根本。古代尧、舜和三王的治理，没有不先端正自身而能够端正天下的。所以尧一定要能够发扬光大崇高的德行，然后才能使百姓和谐；舜一定要具备帝王的德行而不犯过错，然后才能使万国安宁；禹一定要敬慎地把自己的德行放在首位，然后才能使北方和南方都受到声教；汤一定要努力彰明大德，然后才能成为万国的表率；周武王一定要建立中正的准则，然后才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因为自身是表，天下是影；从来没有表端正而影子弯曲的。自身是源头，天下是水流；从来没有源头清澈而水流污浊的。后世的君主，如汉高祖约法除去苛政，汉文帝、汉景帝使刑罚几乎废置，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光武帝恭敬勤勉、节俭约束，汉明帝明察善断，汉孝章帝宽厚仁慈，他们爱护百姓的心意和治理百姓的办法，大概也有符合先王之道的地方，只是作为根本的内在修养还不够纯正罢了。由此看来，使身心与国家天下合为一体，是三代以前的治理；使身心与国家天下分为两件事，是三代以后的治理。唐太宗凭借英武的资质，处在大乱之后，铲除群雄，开拓平定四海，一旦面向南方登上帝位，首先告诫群臣说：‘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没有自身端正而影子弯曲的。’这句话，不是三代以后的说法。魏征在这时，正应当用《中庸》的九经、《大学》的八目来劝告他，以此阐发圣学的深奥之处，以此说明心术的精微之理，这才对。然而他却只用楚王和詹何的话来说明，距离圣学何其遥远！假使太宗这时能够听到尧、舜和三王的学说，一定会始终如一而没有晚年的悔恨，内外如一而没有宫闱之中的惭愧，难道仅仅成就贞观之治而已吗？可惜太宗能够说到却不能做到，魏征能够赞美却不能把其中的道理阐发出来。吴兢编纂这部书，把这一章放在开头，难道是有所取法吗？还是有所感慨呢？】

译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意见；之所以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先人有话说，要向樵夫询问。”【《诗经·大雅·板》篇的文辞。刍荛是砍柴的人，意思是说话虽地位低贱，也不能弃而不听。“人”字，《诗经》原作“民”，大概因为避太宗的讳，所以用“人”代替“民”，其他地方也都类似】从前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尧称陶唐氏，舜称有虞氏；“理”字原作“治”，大概因为避唐高宗的讳，所以以“理”代替“治”，其他地方也都类似】，打开四方的门户，明察四方的眼目，使四方的耳朵都能听到【《虞书》史官赞颂舜的话，意思是打开四方之门来招纳天下贤俊，扩大四方的视听来解决天下的闭塞】。因此圣君没有照察不到的事，所以共工、鲧一类的人不能蒙蔽他【“共”读作恭，“鲧”读作衮。共工是唐尧、虞舜时的官名，也是古代的世族官职。鲧，崇伯的名字，是夏禹的父亲。共工行为淫邪，鲧治水没有功劳，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鲧诛杀在羽山。“塞”就是蒙蔽】；花言巧语、反复乖违的人也不能迷惑他【《虞书》说：“静言庸违。”“靖”与“静”相同，“回”也就是违背，意思是表面上善于言谈，任用起来却不是那样】。秦二世却把自己藏在深宫，抛弃并隔绝疏远卑贱之人，只偏听赵高，因此天下溃散叛乱，也无法听到实情【“捐”读作员，是抛弃的意思。秦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名叫胡亥，继位后号称二世皇帝。赵高是秦朝宦官，二世任用他为丞相。二世常住在宫禁之中，公卿很少能够朝见，盗贼越来越多；后来二世被赵高杀死】。梁武帝偏听朱异，等到侯景起兵进攻宫阙，最终也没有得到消息【朱异，“异”读作羊吏切。梁武帝姓萧，名衍，曾在齐朝做官，封为梁王，接受齐朝禅让，国号梁。朱异在梁朝任散骑常侍。侯景原是东魏的臣子，叛离东魏后又请求归附梁朝，武帝听从朱异的建议，接纳侯景为大将军；侯景反叛后，朝廷内外都怨恨朱异，武帝后来被侯景逼迫，饥饿而死】。隋炀帝偏听虞世基，各地贼寇攻城掠夺州县，他也同样不知道【“剽”读作漂，是抢劫的意思。隋炀帝姓杨，名广，是隋文帝的次子。虞世基在隋朝任内史侍郎。世基知道炀帝不愿听到盗贼的消息，报告的人都不如实上报，因此盗贼竞相起兵，攻陷许多郡县，炀帝全都不知道；后来炀帝被宇文化及等人杀死】。所以君主如果能够兼听并采纳臣下意见，显贵的大臣就不能堵塞蒙蔽，下面的实情也一定能够上达。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范祖禹说：太宗的询问、魏征的回答，真好啊，可以说抓住了要领。圣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耳目，所以聪明；平庸的君主把亲近和熟悉的人当作自己的耳目，所以昏暗蒙蔽。明与暗的区别，只在于所听所见的范围有远近、大小之分罢了。】【唐仲友说：兼听就会公平正直，忠诚正直的人就能进言；偏听偏信，就会受到逐渐浸润的谗言和肤浅迎合的蒙蔽。这是魏征论述听取意见、任用人才的根本。】【我认为：太宗问明君和暗君，魏征说兼听就明、偏信就暗，这话确实简明而恰当。然而兼听和偏信，是从外部进入的因素；明与暗，还有存在于内心的因素。尧的敬慎明察、舜的聪明，都是因为内心清澈通明，如同空明的镜子，如同平正的秤，事物的美丑轻重，随着事物本身显现出来。那些昏昧糊涂的人则相反，这也是明暗的区别所在。偏信固然容易受到蒙蔽，但兼听也有需要选择的地方。只有自身明察足以照见事理，怎样施行又有什么不可呢？统治天下的君主想达到尧舜那样的明察，应当从格物致知的学问开始。】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帝王创立基业和守成，哪一件更难？”尚书左仆射【“尚”读作常，“射”读作夜；凡说尚书仆射都如此。仆射是秦代的官名。古代重视武事，官府设有主管射事的人负责督察考核，取其统领事务之意。唐代制度中，尚书省设置左右仆射，掌管统理六部，是尚书令的副职；尚书令缺位时，总领尚书省事务，属于宰相职务】房玄龄【详见《任贤篇》】回答说：“天地初创、世道混乱【《易·屯卦》彖传说：‘天造草昧’，草是杂乱，昧是昏暗】时，群雄竞相起兵，只有攻破后才投降，战胜后才克服；由此说来，创立基业困难。”魏征回答说：“帝王兴起，必定承接衰败混乱的局面，推翻那些昏庸狡诈的势力，百姓乐于拥戴，四海归顺听命，这是上天授予、人民给予的，所以并不困难。然而得到天下以后，志趣就变得骄傲放纵；百姓想要安静休息，徭役却没有停止；百姓日渐凋残，奢侈的事务却没有停止；国家的衰败祸患常常由此开始【‘恒’读作胡登切，是经常的意思】。这样说来，守成就困难了。”太宗说：“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亲自经历了艰难困苦，经历万死才得到一生，因此看到了创立基业的困难。魏征和我一起安定天下，忧虑骄傲放纵的苗头，必定会践踏到危亡之地，因此看到了守成的困难。如今创立基业的困难已经过去，至于守成的困难，应当和你们一起谨慎对待。”【据《资治通鉴》，此事系于贞观十二年，并记载房玄龄等拜谢说：“陛下想到这一点，是四海百姓的福气。”】【范祖禹说：自古以来，创业后失掉天下的很少，守成时失掉天下的却很多。周公说：‘辅佐小人时，他的父母辛勤劳作、耕种收获，他的儿子却不知道农事的艰难，所以祸乱没有不是从安逸中产生的。’然而不只是创业的君主守成困难，他的后代守成尤其困难。】【林之奇说：创业的困难，即使平庸的人也知道；守成的困难，即使明智的人也有忽视的时候。周宣王六月出兵，并不认为困难；到了晚年，却认为在庭院点燃火炬，早晨上朝视事并不容易。汉高帝善于谋划而且能听取意见，接受劝谏如同转动圆物一样容易；到了晚年想要改立太子，却认为听取意见非常困难。因此，汉文帝时贾谊有“火将燃而薪已堆积”的劝谏；太宗时魏征有关于安逸会导致过失的告诫。】【唐仲友说：太宗所问的是祸福转化的关键，房玄龄和魏征的回答分别说明了根本和末节。如果说创业容易，太宗亲身经历过创业的困难，这就不能欺骗他。如果说守成容易，太宗必定会认为困难的事情自己尚且能够亲身完成，于是懈怠忽视就会产生。太宗领悟了两位大臣的意思，更加谨慎地对待守成的困难，真是明智啊。】

译【我认为：自古以来的君主，创业和守成很少有能由一人兼任的。周武王、汉高祖，是创业者，却没有能够守成；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是守成者，却没有经历创业。只有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汤在帝位十三年，兼有创业和守成的事情。然而考察《尚书》等传记，禹不认为治理洪水、平整土地困难，却认为巩固根本、使国家安宁困难；汤不认为在升陑誓师、讨伐夏桀困难，却认为时时存有诚信、能够善始善终困难。难道创业果真容易而守成果真困难吗？大概是因为创业处于逆境，可以增进德行；守成处于顺境，容易损害德行。太宗亲身兼有创业、守成的事情，却没有因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而自满，反而因自己尚未做到的事情而警惧，他能成就贞观之治，是理所当然的。】贞观十一年，特进【汉代，诸侯中功劳德行特别卓著、为朝廷所敬重的，赐予特进之位，位次在三公之下；唐代制度沿用这一做法】魏征上疏说：“我观察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继承帝位而守持成法的君主，驾驭英雄豪杰【一作“杰”】，面向南方统治臣民【《易·说卦传》说，圣人面南而听天下，顺应光明而治理】，都想使自己的厚德与天地相配，使自己的崇高光明显赫与日月相齐，使宗族后代延续百世、帝位禄位传承无穷【祚是禄位的意思】。然而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鲜”读上声，是少的意思，后文同】，败亡接连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求取长治久安时失去了正确的方法。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诗经·大雅·荡》篇的话，意思是商纣王应当借鉴的前车之鉴，就在夏桀的时代】，这件事可以说明。从前隋朝统一天下，铠甲兵器强盛锐利【一作“盛”】，持续三十多年，声势遍及万里，威势震动异族；一旦之间却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全都成了别人的所有。隋炀帝难道是厌恶天下安定【“恶”读去声】、不希望国家长久，所以实行夏桀那样的暴虐而走向灭亡吗【桀名履癸，是夏朝末年的淫暴君主，商汤讨伐他，他因此死去】？他是倚仗富强，不考虑后患，驱使天下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耗尽万物来供养自己；搜罗天下的女子，寻求远方的奇珍异物；装饰宫殿苑囿，增建高台楼榭；徭役没有固定期限，战争也没有停止；对外表现得威严严厉，对内却多疑险刻。进谗邪之言的人一定得到福分【“谗”读作鉏咸切，是诬陷、进谗的意思】，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性命；上下彼此防备【即遮蔽蒙蔽】，君臣之间的道路隔绝，百姓不能承受这种命运，天下于是分崩离析，隋炀帝最终以四海共主的尊贵身份，死在一个普通人手中【“殒”读作羽敏切，是死亡的意思】，子孙也断绝了【“殄”读作腆，是灭尽的意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难道不可悲痛吗！”}], 圣明的君主乘应时机，拯救天下于危难沉溺之中【“拯”读“庆”切，意为救】；八根支柱倾斜了又重新扶正【《淮南子》说：大地分为九州，有八根支柱。《括地象》说：昆仑山是地中的支柱，地下另有八根支柱牵制着名山大川，山川孔穴彼此相通】；四方纲维松弛了又重新张立【“弛”读“矢”，意为废弛。《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远方肃敬，近处安定，不超过一周年【“期”与“朞”相同，指周围一年的月份。《论语》说：假如有人任用我，一年就可以使政事有所成效】；制服残暴、停止杀戮，也不必等待一百年【“胜”读平声，“去”读上声。《论语》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制服残暴、停止杀戮】。如今宫观台榭都已经居有了【“观”读去声】，奇珍异物也都收集了，姬姜家的贤淑女子也都侍奉在身边了【“媛”指美女，读“援”】，四海九州也都成为臣妾了。如果能够鉴察他们失去天下的原因，思考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有功也不要自满。焚烧鹿台的珍宝衣物【武王攻克商纣后，纣王逃回登上鹿台，披着珠玉装饰的衣服，自焚而死。武王命南宫括散发鹿台的财物】，毁掉阿房宫的宏大殿宇【“阿”读“于何”切，“房”读作“旁”。秦始皇修建前殿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坐一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色旗，从殿下直通南山，建有表阁通道；后来被项羽焚毁】，畏惧高大宫宇会导致危亡【《夏书·五子之歌》说：沉溺于美酒，喜好音乐，建造高大的宫宇、雕饰墙壁，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思考以简陋宫室求得安居【“处”读上声，下同。《论语》说：宫室简陋，却尽力兴修沟洫，禹啊，我对他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这是说禹对自己俭薄，却勤劳于民】，那么就会与神妙的教化暗中相通，不用强为而达到治理，这是最高的德行。如果工程已经完成而不毁掉，就仍旧保留原样；除去不急需的部分，能减就减，再减再减；在桂木栋梁之间夹杂茅草，在玉石台阶旁设置土阶【尧舜时代，土阶只有三级，茅草屋顶也不加修剪】；以和悦的态度役使百姓，不耗尽他们的力量，常常想到居住其中的人安逸，而建造它的人劳苦；亿万百姓欢悦地像子女归附父母一样前来，众生仰赖君主而各遂其性命，这属于次一等的德行。如果只是圣人偶然产生差错的念头【《周书》说：只有圣人偶尔产生差错的念头，也会变成狂妄；一念之差，即使是圣人也会变成狂人】，却不能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忘记营建事业的艰难【“缔”读“帝”，意为结；“搆”读“姤”，意为成】，认为天命可以依靠，忽视剖析木椽的俭朴【“椽”读“传”，指屋椽、椽桷】，又追求雕墙的奢靡华丽，便依着原有基础扩大它，在旧有规模上增建装饰，不断触类扩展【“长”读“掌”】，不知道满足和停止；人民看不到德政，只听到劳役之事，这就是下等的德行了。这好比背着柴草去救火，扬起热水来止住沸腾，以暴力替代混乱，走与混乱相同的道路，后果就不可测度了【“测”一作“则”】。后代子孙将以什么为鉴戒呢？事情没有值得观览的德政，人民就会怨恨；人民怨恨，神明就会发怒；神明发怒，灾害必然发生；灾害发生，祸乱就一定兴起；祸乱兴起后，还能保全自身和名声的人就很少了。顺应上天、改易天命之后，应当使七百年的国运兴盛【“隆”一作“基”。《左传》说：成王在郏鄏安定九鼎，占卜国运可传三十世、年数可达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把它留给子孙，传到万代；这种基业却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易”读“以豉”切，下同】，难道可以不思考吗【据《资治通鉴》，这一段系于贞观十一年正月，魏征上奏这篇疏】？这月，魏征又上疏说：我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必须稳固它的根本；想要水流得长远，必须疏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必须积累德义。

译源头不深，却希望水流长远；根基不牢，却要求树木高大；德行不厚，却想使国家得到治理。我虽然是下愚之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圣哲的人呢？君主掌握帝位的重任【神器，就是帝位】，处在天下之大中【《老子》说：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也大】，将要崇奉高耸入天的宫殿，永远保有无边的美好福祉。如果不在安定时想到危险，以节俭来戒除奢侈；德行不能达到厚实，情欲不能战胜欲望，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希望水流长远一样。所有君主【《虞书》说：元首，明哉！这是用来比喻君主】，承受上天重大使命，没有不在深切忧虑时使道德彰显的【殷忧，就是非常忧虑】，但功业成功后德行便衰退。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护天下却力量不足，为什么呢？人在深切忧患之中，必定竭尽诚意对待臣民；一旦实现志愿，就放纵情感而傲视他人。竭尽诚意，胡人与越人也可以同为一体【胡、越处在极南极北之间，这里说极其不同的人也可以团结】，傲视他人，即使骨肉至亲也会如同陌路之人【意思是至亲反而疏远】，即使用严酷刑罚督责他们【“董”意为督责。《虞书》说：用威势督责他们】。即使以威势和怒气震慑他们，他们最终也只会苟且免除刑罚而不感念仁德，表面恭敬而内心并不服从。怨恨不在于大小，真正可畏的是民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孔子家语》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用来承载船，也用来倾覆船】。奔驰的车要靠腐朽的绳索驾驭，难道可以忽视吗【“朽”读“许九”切，“索”读“苏各”切。《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戒惧得就像用朽绳驾驭六匹马一样。比喻危险可怕到了极点；“奔车朽索”也是这个意思】。作为君主，如果真能见到使人产生欲望的事物，就应想到用知足来自我警戒；将要兴建工程，就应想到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定；想到地位高、危险大，就应想到谦逊自守；害怕骄满外溢，就应想到江海处在百川之下；喜爱游猎，就应想到三面驱赶、留一面通路作为限度【“乐”读“洛”，下同。“盘游”指畋猎。《周书》说：不敢沉溺于游猎。“三驱”是围住三面，前面留出一条路，让禽兽可以逃走；这是不忍把猎物赶尽，体现爱护生命的仁心。《易经·比卦》六五说：王实行三驱，失去前面的禽兽，大概与成汤为捕鸟网祈祷的意义相同】；忧虑懈怠，就应想到慎重开始、恭敬收尾；担心受到蒙蔽，就应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想到谗言邪说，就应想到端正自身而斥退奸恶。施加恩惠时，就应想到不要因为高兴而错误地赏赐；施加刑罚时，就应想到不要因为愤怒而滥施刑罚。总括这十种反思，弘扬这九种德行【《虞书》中皋陶说：“人的行为有九种德性：宽厚而严肃，柔和而立场坚定，质朴而恭敬，善于治理而谨慎，顺和而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廉洁，刚强而充实，强健而合乎义。”这是说人的德行表现在行为上共有九种，大概是知人善任的事情】；选拔有才能的人并任用他们，选择正确的意见并采纳它，那么有智慧的人会竭尽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仁爱的人会广施恩惠，守信的人会效忠，文臣武将争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烦扰，就可以尽情享受巡游游乐的乐趣【《孟子》说：一次游览、一次娱乐，都要成为诸侯的法度。“豫”是欢乐、游巡，意思是君王每次出游娱乐都给百姓带来恩惠，成为诸侯效法的准则，不敢任意游乐而使百姓受害】，也可以享有松乔那样的长寿【赤松、王乔，都是古代长寿的仙人】，弹琴垂衣拱手，不发号施令而使天下得到教化【《孔子家语》说：舜弹奏五弦琴，创作《南风》诗。“垂拱”指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何必劳累精神、苦苦思索，代替臣下掌管职事，使自己的耳目劳苦，损害无为之治的大道呢【据《资治通鉴》，这一疏系于贞观十一年四月，魏征上此疏】？太宗亲手下诏答道：“我阅览你屡次上表【“省”读“悉井”切，意为察看】，实在极其忠诚恳切【“欵”读“苦管”切，意为诚恳】，言辞深切到了极点；我披阅之后忘记疲倦，每每读到深夜【指半夜】，若不是你体念国家、情意深厚，启发浇灌我的心志义理重大【“启”意为开启；“沃”意为灌溉。《尚书·商书·高宗命傅说》说：开启你的心，灌溉我的心】，哪里能够向我展示良策，匡正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自从平定吴国以后【晋武帝复姓司马，名炎，家世仕于魏，受封晋王，接受魏的禅让，国号晋。吴是国名，是三国孙权之后的政权，被晋武帝灭掉】，一味追求骄奢，不再用心治理政事。何曾【字颖考，在魏任司徒，晋接受禅让后，何曾任太傅】退朝后对他的儿子劭【字敬祖，何曾的儿子，在晋任司徒】说：‘我每次见到皇上，他不谈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只说平生惯常的话，这些并不是留给子孙的东西。他本人还可以免祸，他指着孙子们说：“这些人一定会遇到乱世而死。”’后来他的孙子何绥果然被滥施刑罚杀死【绥，字伯蔚，何曾的孙子，在晋任尚书，后来被东海王司马越杀死】，前代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明于先见。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不忠，罪过很大。做人臣的，应当在朝廷任职时想着竭尽忠心，退居私下时想着弥补过失；顺从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失【《孝经传》说，这是曾子转述孔子的话】，这样才是共同治理国家。何曾的官位达到三公【三公在天上对应三台星，所以“台司”指三公之位】，名位和器重都很高，本应直言正谏，论说治道，辅佐时政；如今却退朝后私下议论，入朝时不在朝廷争辩，却把这当作明智，难道不是错误吗？危急时却不扶持，跌倒时却不搀扶，那还要那位辅相做什么呢【“相”读去声，“焉”读“于何”切。《论语》中孔子告诉冉求说：危急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还要那位辅相做什么呢】？你所陈述的这些话，我已经听到了自己的过失，应当把它放在案头，像琴弦和熟牛皮一样作为警戒【琴弦会使性急的人缓和，熟牛皮会使性缓的人自我加急。《韩非子》说：西门豹性情急躁，佩带熟牛皮来使自己缓和；董安于性情迟缓，佩带琴弦来使自己加急】。我一定希望在晚年收取桑榆之效，期待到年末有所成就，不使“康哉”“良哉”只在往日得到赞美【“美”也作“盛”。《虞书》中舜与皋陶唱和的歌词说：“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使君臣如鱼得水，不再让这种关系只成为当今的遗憾【蜀先主说：我有孔明，就像鱼儿得到水一样】。等待你再次提出嘉谋，有所触犯也不要隐瞒【“迟”读去声。《礼记》说：侍奉君主，有所触犯也不隐瞒】，我将虚怀静心，恭敬地等待你的善言【据《资治通鉴》，太宗这道诏书系于贞观十一年七月、魏征多次上疏之后】。”

译【孙甫说：魏公以忠诚正直著称，历经数百年而声名更加崇高。李翱论述修史的方法时说：“假如为魏征作传，就应记载他的谏诤言辞，足以看出他的正直。这样，魏公掌握了谏诤之道，他的话足以流传并使后世信服。”这两篇疏正是魏征著名的谏诤文章。魏公侍奉英明的君主，竭力辅助，治道已经成就；即使在太平之治中发现君主有小的过失，仍然勤勉地进谏，以防止过失扩大。假如侍奉的是中等才智的君主，天下还没有治理好，君主又有重大过错，那么进谏必定要危切直言；涉及国家安危的大计，更必然忘却自身安危去争辩。作为辅相，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不足以称为忠臣，后世做宰相的人应当仔细体会这一点】【吕祖谦说：魏征教导太宗反思十件事情，假如太宗能够按照这十种反思充分实行，那么当时的治理就不只是贞观之治而已，即使与尧、舜的盛治并列，也可以做到。然而魏公的十种反思，也足以与孔子的九种思虑一起垂范万世】【我按：魏征进谏，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他不仅能对大事进谏，即使小事也从不放弃；不仅在即位初年能够进谏，即使到了晚年也从未停止。史书称他一生的谏疏有二百多篇，而这一年正月一个月内，见于谏疏的就有两篇。从书面文字中可以看到这些，那么他当面说出的也就可以知道了；流传到世上的既然有这些，那么没有流传到世上的也可以想见。臣子不因多次进谏而感到嫌疑，君主也不因多次被谏而恼怒，他们能够达到贞观之治是有原因的。如今考察这两篇疏，一篇认为应当鉴戒隋朝失去天下的原因，思考唐朝得到天下的原因；另一篇认为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能够害怕得失，然后才能谨慎对待始终；能够谨慎对待始终，就会有所得而无所失。这两篇疏的言论，彼此相互表里呼应。吴氏把两篇疏合为一章，确实很有见识】贞观十五年，太宗对近臣说：“守住天下是容易还是困难【“易”读“以防”切】？”侍中【唐代制度规定，门下省侍中掌管传达皇帝命令、相国礼仪；凡国家政务，与中书令共同总理并专门裁决国事，是宰相的职务】魏征回答说：“非常困难。”太宗说：“任用贤能，接受谏诤，就可以做到，为什么说困难呢？”魏征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处在忧患危险之中时，就任用贤能、接受谏诤；等到安逸快乐时【“乐”读“洛”】，必然心怀宽纵懈怠，进言论事的人也只会使君主更加戒惧【“令”读平声】，日渐衰败，最终走向危亡。圣人之所以在安定时想到危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为”读去声】。处在安定中仍能戒惧，难道不是很难吗【我按：太宗凭借一代奇才，对内削平群雄，对外肃清四夷；在他看来，夺取天下尚且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何况守住天下呢？所以魏征根据他的提问回答说非常困难。魏征难道是想把别人认为容易的事说成困难吗？自古以来的君主，处在忧患危险中，就想到恭敬戒惧；想到恭敬戒惧，混乱的局面就能得到治理；处在安逸快乐中，就心怀宽纵懈怠；心怀宽纵懈怠，已经治理好的局面就会转为混乱。周宣王能够在北伐之日谨慎，却不能在庭燎报晓之时谨慎；晋武帝知道在平定吴国之前谨慎，却不能在天下统一之后谨慎；唐明皇起初诛杀诸韦，安居之后却发生了安禄山之乱；唐宪宗平定淮西、蔡州，停止用兵后却发生了李▯志之祸。唐尧、虞舜的盛治，对于一天之内万端政务仍然兢兢业业，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前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孔子回答说关键在于君主之难；这样说来，魏征的话难道就是那句可以使国家兴盛的话吗】政体第二【共十三章】贞观初年，太宗对萧瑀【字时文，是后梁明帝的儿子。高祖进入关中后招纳他，授任光禄大夫。武德初年，升任内史令。贞观初年，授任太子少师，升任仆射，又升任御史大夫，参与朝政。后来授任太子少傅，去世后谥号为恭。太宗因他性情猜忌，改谥为贞褊】说：“我年轻时喜好弓箭【‘少好’都读去声】，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其中的奥妙。近来得到十多张良弓，拿给制弓工匠看，工匠却说：‘都不是上等材料制成的。’我问他原因，工匠说：‘木材的中心不正，纹理脉理就都歪斜【‘皆’一作‘多’】；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就不是良弓。’我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凭借弓箭平定四方，用弓已经很多年了，却还没有领会其中的道理；何况我拥有天下的时间还短，对治理天下的道理，本来就更没有达到弓术的程度。连弓都可能判断失误，何况治理天下呢？”从此下诏令京官五品以上【京官指京都的官员，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都由皇帝听取姓名后制授】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更”读平声；唐代制度规定，中书内省在宫禁之中】。每当召见他们，都赐座交谈，询问外面的事务，了解百姓的利害以及政教的得失。【范祖禹说：《传》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君子总认为自己还有不足；国家将要灭亡时，却好像认为自己什么都有余。”太宗由认识到弓术还未精通，进而知道自己还不能完全掌握天下治理的道理，于是向众人询问谋略而不任意凭自己作决定，这正是他能够兴盛的原因】【胡寅说：太宗的射箭技艺天下无双，箭没有射不中的。如果弓材不好，射出的箭不直，那么在危急交迫的时候，想射杀的敌人不能随着弓弦发出的箭倒下，自己就会濒临危险。很久以来，制弓工匠的本意并不是说这些。大概是他看出了太宗细微的心术，所以借弓作比喻，来规劝太宗。他仿佛是在说：君主的内心不端正，言语行为就都会邪曲；即使权势尊严，发布的政令也不会良善。工匠凭借自己的技艺所说的话，正如伯牙弹琴，而太宗听懂了它，难道与钟子期听琴不同吗？太宗的才智盖世，群臣也都是一时豪杰，多数人都不足以仰望他的光辉；然而制弓的人却从外在之物窥见了他的内心，众人无法掩盖的道理，大概就是如此。君主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凡人能够反过来向自身求取原因，实在很难。太宗虽然在听取德性方面的聪明上有所惭愧，但能够因此召见京官，询问百姓疾苦和政事得失，这也算是君主应有的治道】【我按：古代工匠掌握技艺，以此进谏，本来就常见于史传。想不到唐代的制弓工匠能够看出太宗内心的细微之处，说出“木心不正，表里都歪斜”这样的话。这句话，孟子说过：“先端正君主一人，国家就安定。”董仲舒说：“做君主的，要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于是远近之地没有不归于正道的。”不知道太宗是否真能因制弓工匠的话，触类旁通，想到经传中的这些话呢】

译贞观元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发布的诏敕，常常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或者兼有错误，因此应当互相纠正，判明是非。起初设置中书、门下二省，本来就是想让它们互相检验、纠正过失。人的意见有时各不相同，对事情的是非判断，本来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心怀私怨，忌讳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遇到是非便怀恨在心；有的人为了避免私人嫌隙，彼此顾惜颜面，明知不对，却仍然让政令施行。这样，不能违背一个官员的小小私情，却顿时造成万民的大害，这是亡国的政治，你们特别要把它放在心上。隋朝时，内外百官因为遇事依违、模棱两可而导致祸乱，很多人不能深思这个道理。当时都说祸患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当面附和，背后非议【《虞书》说：“你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又在背后说坏话。”意思是当面说对，背后说错】；他们不把这当作祸患。后来大乱一旦发生，国家和家族都随之覆亡。即使有人得以脱身，即使没有遭受刑戮，也都辛苦艰难地勉强免祸，深受当时舆论的贬斥。你们尤其要消除私心，以公事为重，坚定地遵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劝勉，不要上下都随声附和【雷发出声响时，万物没有不同时响应的，所以叫作“雷同”】。”【黄门侍郎：汉代称宫门为黄闼，由宦官掌管，所以称黄门；唐代黄门侍郎辅佐侍中，掌管祭祀时赞礼、进献以及奏报天下祥瑞等事务。王珪：详见《任贤》篇。中书省：武德三年改内书省为中书省。唐制，中书省掌管军国政令，凡制册、诏书、牒文都由它宣读、署名并施行；设置中书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谏议大夫四人、右补阙六人，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属官有舍人六人、右散骑常侍二人、右拾遗六人、起居舍人二人。当时中书、门下、尚书合称三省。门下省：唐制，门下省掌管诏令的承接与发布；国家政务则同中书省共同商议总揽。设置侍中二人、黄门侍郎二人，黄门侍郎是侍中的副职；属官有左散骑常侍二人、左谏议大夫四人、给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补阙二人、左拾遗二人，弘文馆也隶属门下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胡寅说：古代论说宰相，通常只说一位。到了成王时期，虽然让周公担任冢宰，但他也和召公共同为相，分别居于左右。为什么呢？周公不敢自以为圣明，独自专断宰相之事，同时也是要给后世留下教训：人的意见各不相同，大贤之才难以得到，所以应当让彼此互相防范错误、共同处理政务、相互辅助纠正，最终归于没有过失而已。自汉代以来，有时设置左右丞相，有时同时设置三公，并不拘泥于只有一位宰相的制度。到了唐代，制度的用意更加周密：既有左右仆射，又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以及左右丞；又让那些官位尚未达到相应等级但才干可用的人参与朝政，而其大体安排是让中书省发布政令，门下省审查驳正，尚书省接受已经定稿的政令并颁发给有关部门。贞观时期，君主英明、臣下忠诚，朝廷很少有败坏的政事，不几年就获得太平，这就是广泛选用人才、各尽其用的成效。诸葛武侯说：“设置官署，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思考，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如果难以互相驳正，政事就会空缺、受到损害。能够互相驳正而得到适当结果，即使像丢弃破鞋却得到珠玉一样，也是值得的。”唉！君主像唐太宗，臣子像诸葛武侯，都以公心希望国家得到治理，这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我按：胡氏说古代只设一位宰相，到了周公、召公才开始共同为相；考察经书传记，大概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虞舜朝中任命人居于百揆之位，这就是宰相的职务。后稷、皋陶、垂、益、伯夷、后夔，都是各部门官员的职务。至于契负责施行教化，龙负责掌管纳言，就不能仅仅说是普通部门官员了。难道不是辅佐、匡正宰相，恭敬地参与朝政吗？商汤任用伊尹、仲虺共同担任宰相；商纣任用鄂侯、西伯共同担任三公，难道要等到周公、召公之后才有共同为相的事吗？唐代的制度，让中书省发布政令，门下省审查驳正，尚书省接受成令，正是为了集中众人的长处，防止一己之私，这确实继承了唐虞三代的遗意。看太宗告诫王珪的话，首先说要防止因私心而护短、回避嫌隙，其次说到隋朝因依违而造成的祸患；这不仅说明制度本身很好，而且对制度之外的警醒告诫，难道不是尤其深切吗？】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臣治理国家，大多比不上上古，为什么呢？”王珪回答：“古代帝王处理政务，都以清静为志，把百姓的心愿当作自己的心愿；近代帝王却只顾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任用的大臣，又不是通晓经术的人。汉代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部经书的【如汉宣帝时的丞相韦贤通晓《礼》，魏相学习《易》等】。朝廷如果遇到疑难之事，都援引经义来决定，因此人人懂得礼教，终于达到太平。近代重视武力而轻视儒学，有时还掺杂刑法律令，儒者的操守既已亏损，淳厚的风俗也就大坏了。”太宗深以为然。从此以后，百官中凡是学业优长、又懂得政务体制的人，大多提升其官阶品秩，屡次加以升迁提拔。【胡寅说：皇上既然只是泛泛地发问，王珪也只是泛泛地回答，这样就没有切磋琢磨的益处了。所谓上古，究竟是指哪一代？所谓近世，又是指相隔几代？王珪应当再回答皇帝说：“不知道陛下所指的是哪个朝代，请允许臣加以讨论。”这样才有因事进言、匡正得失的功效。如果说魏晋以下，那就没有什么值得谈的；如果从两汉说起，那么西汉文学的美盛不如东汉名节的高尚，而风俗的厚薄、政治教化的淳厚或浇薄，无不根本取决于君主。忠臣侍奉君主，一定要勉励君主去做尚未做到的事，并奖勉其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两汉盛世，是太宗可以赶上的；禹、汤、文王、武王的事业，难道不也应当作为仰慕追求的目标吗？】【我按：太宗问“近代为什么不如上古”，这是从三代以下的情况提出的一个好问题。王珪首先拿汉代来回答，说近代重武轻儒，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古代的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才是这里所说的儒者。他们以明白根本道理、能够用于实际的学问，使当世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哪里只是汉代经术所能相比的呢？太宗说学业优长、兼通政务体制的人就提升官阶品秩，却不知道所谓学业优长的人，是否真的就是儒者。】贞观三年，太宗对侍臣说：“中书、门下二省，是掌管机要的部门，选拔人才让他们任职，所委托的责任确实重大。诏敕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必须据理争辩。近来【“比”读作“鼻”】我只觉得你们阿谀逢迎、顺从上意，只想用唯唯诺诺来苟且过关【“唯唯”都读作“苇”】，竟没有一个人进谏争辩，这难道合乎道理吗？如果只是署名发布诏敕、办理文书而已，什么人不能胜任？又何必慎重选择人才来委托他们？从今以后，诏敕如果有疑似不妥当的地方，必须据理进言，不得无故畏惧，明知有问题却闭口不言。”【据《资治通鉴》：这一年四月，皇帝开始临御太极殿，对侍臣说了这些话。房玄龄等人都叩头谢罪。按照旧例，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自陈述意见，交错署名，称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皇帝于是重新申明旧制，从此很少有失败的政事。】

译【范祖禹说：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并不只是为了让上下互相顺从，而是希望彼此补足对方的不足，共同修正缺失。所以《尚书》说：“百官各自修治职务。”如果只是求得一个职位来充数，奉行上级命令，那不过是胥吏罢了。不明智的君主，自以为没有过失，厌恶别人的言论，因此政事混乱而君主又听不到实情。太宗下令责问并让他们进言，即使想不治理好国家，也不可能做到。】【吕祖谦说：周武王时期臣下敢于直言，所以国家昌盛；商纣时期臣下唯唯诺诺，所以国家灭亡。朝廷之上，和谐却不强求一致，彼此辩论往来，务求得到最恰当的结论，这就是敢于直言的风气。朝廷形成这种风气，正直的人就会进用，奸佞的人就会退却，怎么会不昌盛呢？如果君臣上下明知有错却不进谏，只求彼此顺从，形成雷同的局面，这就是唯唯诺诺的风气。朝廷形成这种风气，奸佞的人就会进用，君子就会退却，怎么会不灭亡呢？这个道理，难道只是周武王和商纣如此吗？秦朝的人唯唯诺诺而灭亡，汉朝的人敢于直言而昌盛；隋朝的人唯唯诺诺而灭亡，唐朝的人敢于直言而昌盛。从来没有唯唯诺诺却不灭亡的，也没有敢于直言却不昌盛的。我按：舜命令龙担任纳言，说：“早晚承接、发布我的命令，都必须合乎正理。”解释者认为，后世中书、门下二省的职务，就是纳言。所谓“出”，是接受君上的言论并向下宣达；所谓“纳”，是听取臣下的言论并使君上知晓；所谓“允”，就是合乎正理。下情能够上达，上意能够下行，一切都以帝王公正的命令为准，而没有谗言私说的夹杂，这不是选择人才就不能做到的。那些阿谀逢迎、顺从上意、唯唯诺诺只求苟免的人，难道合乎“允”的含义吗？】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呢？”【隋文帝姓杨，名坚，是弘农人。后周朝时因是元舅而辅政，官至相国，封为隋王，接受周朝禅让，国号隋】萧瑀回答：“他能克制私欲、恢复礼制【《论语》中孔子回答颜渊问仁的话，意思是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天理】，勤劳地思考政事，每次临朝【“朝”读作“潮”】有时直到太阳西斜。五品以上官员都被召来坐下议论政事，值宿卫士传送饭食给他们吃【“飧”读作“孙”，指熟食】。他虽然性情并不仁厚明智，却也是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只知道其中一点，不知道另一点。这个人性情过于苛察，内心却不明达。心智昏暗，观察事物就有不能通达之处；过于苛察，又会对事物多疑。他还欺负孤儿寡妇而取得天下【隋文帝接受禅让时，周宣帝已经死去，静帝年幼】，常常担心群臣内心不服，不肯信任各部门官员，每件事都亲自裁决。虽然这样劳神苦身，却不能完全合乎事理。朝臣既已知道他的心意，也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读作去声，后同】都只是承顺他罢了。我的想法则不是这样。天下广阔，四海人口众多，事务千头万绪，必须合乎实际而灵活处理，都交给各部门共同商议；宰相筹划事情，认为妥当了，才可以上奏施行。难道可以把一天之内万件事务【《虞书》说：“一日二日万几”，“几”与“机”相同，是说时间极少而事务极多】都凭一个人的思虑独自决断吗？况且一天裁决十件事，五件不合适【“中”读作去声，后同，指合乎道理】，合适的固然可以说好，那么不合适的又怎么办呢？一天接一天，一个月接一个月，乃至多年累积，错误荒谬已经很多了，不灭亡还等什么？哪里比得上广泛任用贤良之人，君主居于高位，深入观察，法令严明肃整，谁还敢作非为？因此命令各部门【“因令”的“令”读作平声】，如果诏敕颁布下去后发现有不妥之处，必须据理上奏，不得顺从旨意便立即施行，务必充分表达臣下的意见。” 【范祖禹说：君主以能够识别人为明智，臣子以能够履行职务为贤良。君主能识人，贤者就能施展所学；臣子能尽职，不贤之人就不能苟且容身于朝廷。这就是各项政事能够安定的原因。如果君主代行臣子的职务，政事就会琐碎混乱；臣子不能承担君主应做的事，就会懈怠。这就是万事败坏的原因。舜在位时，禹担任一位宰相，总理百官；从后稷以下，各自分掌职务，听从禹的统辖。做君主的人，应当像天在上运行，四时寒暑各自依照次序运行，这样君主不劳神，万物也能生长。君主不能不安逸，因为他所治理的范围广大，所掌握的是要领；臣子不能不勤劳，因为他所治理的范围较小，所负责的事务具体详细。不明智的君主不能识人，所以致力于苛察而多疑，想凭一己之身代替百官的工作；这样即使圣明睿智，也会每天感到时间和精力不足。因此臣下无论事情大小都归于君主处理，政事有得有失却不由臣下承担责任，贤者不能施展志向，而只求保住俸禄的人反而得以保全职位，这就是天下不能治理好的原因。所以隋文帝勤劳却没有功效，太宗安逸却成就了大业；前者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后者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原因就在这里。】【我按：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劳心于求取贤才，得到了人才便可以安逸；从来没有亲自代替群臣办事，却还自以为是励精图治的。隋文帝天性苛察，多疑而喜欢独断，想凭一己的耳目周遍了解天下事务，凭一人的手脚完全代替各部门的劳作，不到两代，天下就发生大乱。后世道学不明，所以隋文帝自己把这种做法看成励精图治，萧瑀也称他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尧的兢兢业业，才是尧的励精图治；舜的孜孜不倦，才是舜的励精图治。尧把得不到舜看作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皋陶看作自己的忧虑；尧、舜的励精图治，只不过是辛劳于求取贤才罢了，难道是亲自代替群臣办事吗？萧瑀又说隋文帝能够克制私欲、恢复礼制，这是颜子努力实行的事情，难道是隋文帝所能做到的吗？差得太远了。太宗深刻认识到隋文帝做法的错误，不只是想广泛任用贤良之人，居于高位而深入观察，而且命令各部门不得顺从旨意，务必充分表达臣下的意见。因此，贞观之治与开皇年间相比，差距如此悬殊，是有原因的。】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和调养疾病没有不同。病人觉得病快好了，更需要谨慎防护；如果有所触犯，必定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尤其需要兢兢慎重；如果就骄傲放纵，必定会导致败亡。如今天下的安危系于我一人，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虽然休息也不敢自认为已经安逸。然而，我的耳目和手足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在道义上与你们同为一体，就应当协力同心。事情有不妥之处，可以尽情直言，不要隐瞒。假如君臣彼此猜疑，不能把内心全部敞开，实在是国家的大害。”【据《资治通鉴》：这一年康国请求内附，太宗因此说了这些话。魏征说：“内外安定，我并不因此欢喜；我只欢喜陛下能够居安思危。”】【吕祖谦说：魏征对于太宗，常常纠正他的过失，但又从来没有不顺势成全他的优点。因此他说：“内外安定，臣并不因此欢喜；我只欢喜陛下能够居安思危。”既然顺势成全太宗“居安思危”的优点，使他“居安思危”的心永远不忘，那么顺从成全与端正挽救的方法，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做到了吗？】

译【我按：太宗说治理国家和调养疾病没有不同。我曾根据他的话进一步推论，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君主是头，大臣是心腹，其他大臣是四肢，又有一些大臣是耳目，还有一些大臣是爪牙。天下疲惫衰弱、残废有病的状况，就像瘙痒、疮疡、疾病、疼痛，全都切身关系到我。唐虞三代，是身体健康强壮、没有事情的时候；春秋战国，是疾病困顿、危重的时候；三国、南北朝，是患有【此处“病▯盭痱辟”字样疑为OCR或传抄讹误】多种严重疾病的时候；隋朝灭亡、唐朝兴起，或许正是疾病痊愈后刚刚复发的时候吧？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战战兢兢地保养防护它，这才可以。一旦有所触犯，不仅疾病会复发，而且再也不能痊愈了。虽然如此，先儒曾说：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认作是自己的，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如果不把它们看作自己的，就像手脚麻痹，气血已经不能贯通。唉！假使太宗懂得这个道理，又哪里只是成就贞观之治而已呢？】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帝王，有兴盛也有衰亡，就像早晨之后有夜晚一样，都是因为被蒙蔽了耳目，不知道当时政事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进言，奸邪谄媚的人每天进用；既然看不见自己的过失，所以最终走向灭亡。我身处九重深宫【“重”读作平声，指君门有九重】，不能完全看见天下的事情，所以把这些任务交给你们，作为我的耳目。不要因为天下没有事情、四海安宁，便不放在心上。《尚书》说：‘可爱的不是君主，可畏惧的不是百姓。’【《虞书》中舜告诫禹的话，意思是君主值得亲爱，百姓值得畏惧】天子有道，人们就推举他做君主；无道，人们就抛弃他、不再拥戴他，这确实是可畏惧的。”魏征回答：“自古以来丧失国家的君主，都是因为身处安定时忘记危险，处理安定时忘记动乱【“处”读作上声】，所以不能长久。如今陛下拥有四海，内外清平安宁，能够留心治理之道，常常如同面对深渊、踩着薄冰【《诗经》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比喻极其可畏】，国家的历数【历数指帝王相继的次序，如同岁月、节气的先后次序】自然会长久。臣又听古语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 陛下认为百姓值得畏惧，确实合乎圣人的训诫。【我按：《尚书》说：“向四岳询问，打开四方的门户，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这是为了沟通下情，防止受到蒙蔽。太宗把朝廷大臣作为自己的耳目，和这个道理相合吗？《尚书》又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天下的普通男女，只要有一人胜过我，就足以说明应当敬畏百姓之心，以保全君主的地位。魏征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来说明，是否正是从这个道理得到启发呢？君臣彼此这样相互警戒，确实是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借鉴的。】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处于危难却不扶持，跌倒了却不搀扶，还要那样的辅相做什么？’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能不竭尽忠心加以匡正救助吗？我曾经读书，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逄、汉朝诛杀晁错，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你们只要能够措辞正直地进谏，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终究不会因为触犯我的脸面、违逆我的意旨而随意加以诛责。近来我临朝处理裁决，也有违背律令的地方，你们认为是小事，便没有坚持进言。凡是大事都起源于小事，小事不加以论察，大事就又将无法挽救。国家倾覆危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隋炀帝残暴，死在一个平民手中，而天下百姓很少听说有人为他哀痛。你们替我思考隋氏灭亡的事情，我替你们思考龙逄、晁错被诛杀的事情；君臣都能保全自己，难道不是美事吗？”（“焉”读于防切；“相”读去声，见《君道篇》注。“闗龙逄”读旁，是夏朝贤大夫，因劝谏夏桀而被杀；“鼂错”上读潮、下读措，是颍川人，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请求追究诸侯的罪过并削减其封地，吴、楚七国于是反叛，袁盎请求景帝斩杀晁错，晁错于是被斩于东市。“忤”读午，意为违逆。“比”读鼻。） 林氏之奇说：君臣之间，安危祸福所系之处，从来没有不彼此共同承担的。夏桀为了一己之欲，所以不顾惜关龙逄的死；龙逄被杀以后，夏桀也不能免于灭亡。虞世基为了自己的打算，所以不劝谏隋炀帝的祸患；隋炀帝灭亡以后，虞世基也不能免于祸害。夏桀杀龙逄、虞世基谄媚隋炀帝，难道不是都把自己的意图当作得意之事吗？等到危难祸患到来，他们却都不能免除。这就是太宗告诫臣下，让他们替自己思考隋炀帝灭亡之事，同时也替他们思考龙逄死亡之事的原因。由此说来，君主采纳谏言、臣下进献谏言，难道不是彼此谋划，然后才能彼此保全吗？我认为：君臣同心，就是君主能够体察臣下，臣下能够体察君主，是上下交相和谐通泰的时候。君臣二心，就是君主不顾惜臣下，臣下也不顾惜君主，上下不能交相沟通，是闭塞否隔的时候。太宗想替群臣思考龙逄、晁错被诛杀的事情，是君主能够以臣下的心为自己的心；又让群臣替自己思考隋氏灭亡的事情，是臣下能够以君主的心为自己的心。君主以臣下的心为心，臣下以君主的心为心，这不就是上下交相和谐通泰吗？太宗应当因此能够达到贞观之治。

译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地谈论自古以来治理政事的得失，魏征于是说：“如今正值大乱之后，不能急忙求得治理。”太宗说：“不是这样。凡是人在危困之中，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思考治理；思考治理，就容易接受教化。这样说来，乱世之后的人容易接受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一样。”太宗说：“说得好。治理国家，要经过百年，才能制服残暴、停止杀戮；大乱之后想要寻求达到治理，难道可以仓促地期望吗？”魏征说：“这说的是普通人，不适用于圣明之人。如果圣明之人施行教化，上下同心，百姓响应如同回声，不必急迫却能迅速见效，一个月就可以取得信任，并不困难；三年就能成功，却还可以说是太晚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回答说：“三代以后，人心逐渐浇薄虚伪，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都想治理却不能治理，难道是能够治理却不想治理吗？如果相信魏征所说的，恐怕会败坏、扰乱国家。”（“从容”意为和缓从容；“造次”意为仓促、急遽；“易”读以豉切，意为容易。按《资治通鉴》记载，没有“等”字，作“非之曰”。“以”一作“之”。） 魏征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人民而后才治理。实行帝道就成为帝王，实行王道就成为王者，关键在于当时怎样教化人民而已。考察史籍，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从前黄帝与蚩尤交战七十多次，当时的混乱十分严重；战胜以后，便使天下达到太平。九黎扰乱德政，颛顼征讨他们；战胜以后，也没有失去治理之道。《国语》中楚国的观射父说：‘少皞氏衰微时，九黎扰乱德政，人与神混杂交错，无法辨明事物。颛顼继承其后，于是命南正重掌管天神，使神各有所属；命火正黎掌管大地，使人各有所属。’夏桀造成祸乱暴虐，商汤放逐了他；在商汤的时代，就达到了太平。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在周成王的时代，也达到了太平。如果说人渐渐浇薄虚伪，不如从前纯朴，那么到了今天，人民应当全都变成鬼怪了，难道还能够重新得到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无法驳难，但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按上文所引《资治通鉴》，这段话系于贞观四年。“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蚩尤是古代无道的诸侯，作乱后被黄帝擒杀于涿鹿之野，诸国因此和睦。“九黎”是蚩尤的部属；颛顼号高阳氏，是黄帝的孙子。“桀”是夏王履癸；“汤”是商王，名履；“纣”是商王受；“武王”是周文王之子，名发。） 太宗始终努力实行这些主张而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安宁，突厥被攻破并灭亡。于是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人都提出不同意见，说当今一定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这样做。我听从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使华夏安宁，远方戎族宾服。突厥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强劲的敌人，如今酋长们都佩刀担任宿卫，部落之人全都穿戴衣冠，使我达到今天这个局面，全是魏征的功劳。”太宗回头对魏征说：“玉虽然有美好的质地，夹在石头之间，如果没有遇到高明的工匠雕琢，就与瓦砾没有区别；如果遇到高明的工匠，就会成为万代的宝物。我虽然没有美好的资质，但经你切磋琢磨，也可以有所成就。你辛劳地用仁义约束我，用道德弘扬我，使我的功业达到今天的地步，你也足以称为高明的工匠了。”（“突厥”是阿史那氏，古代匈奴北部的一支，居住在金山以南。夏代称獯鬻，商代称鬼方，周代称猃狁；其别部共有二十八等，世代承袭官职，能够与中国抗衡，历代都是祸患，后来全部臣服于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四年〕 东边逼近大海，南边越过五岭，家家户户都不用关闭门户，出行的人也不用携带粮食，可以在道路上取得供给。太宗对群臣说：“这是魏征劝我实行仁义所造成的，已经见到成效了。”只是可惜没有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切。孙氏甫说：帝王兴起治理，关键在于观察时势而采取措施。观察时势在于极其明察，极其明察在于极其公正。极其明察，就没有不能通晓的道理，所以能够改变天下的弊病；极其公正，就没有不正当的事情，所以能够建立天下的教化。弊病得到改变，教化得以建立，治理就可以不费力而成功了。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三年就会有所成就。’这样，圣人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后世治理天下的人，虽然想要兴起治道，大多没有圣人的才德，不能通晓并究察时势的弊病，不能用道来改变它们，只求迅速取得功效，用来推行一时的事情，所以所作所为驳杂混乱，再也不能恢复上古的治理。看魏公的论说，确实得到了圣人的本意。唐文皇能够采纳他的话，不被奸人的议论迷惑，竭力改变时势的弊病，来实行王道。唉，真是明智啊！大乱之后，兴起并建立教化法度，不急于求成功，终于使时世太平，德泽流传于后世。唉，真是公正啊！” 范氏祖禹说：太宗可以说是能够审慎地决定取舍了。魏征讲的是仁义之道，想要顺应天下的道理来治理；封德彝讲的是刑罚之道，想要违逆天下人的本性来治理。人民没有不厌恶危险而希望安定、厌恶劳苦而希望休息的。用仁义治理，就是顺应他们；用刑罚治理，就是违逆他们。想要治理天下，只能顺应民心；违逆民心却能够治理天下，我从未听说过。太宗听从魏征而不听从封德彝，实行了几年，终于达到了太平。仁义的功效竟然这样迅速，所以治理之道在于君主亲自竭力实行，谁能说不能成为像太宗那样的君主呢？等到成功以后，又把功劳归还给臣下，这是前代帝王所不能达到的。胡氏寅说：封德彝说三代以来人心逐渐浇薄虚伪，这并不算非常错误；魏征说如果果真浇薄虚伪，就应当变成鬼怪，这就不对了。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观察，三代的风俗本来就不如唐虞时代，周代的文饰兴盛又不如虞夏的质朴。两汉的风俗哪里敢与周代相比，而唐朝的风俗又怎么能赶得上汉代呢？如果说人民常常淳朴而没有浇薄虚伪，那么结绳记事的治理就可以改换成简约的契约，土鼓的音乐就可以改换成丝竹之乐了。总的说来，一治一乱，是天地间最大的规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译乱世到了极点，人口减少，风气就厚重而人民淳朴；治世到了极点，人口增多，风气就浇薄而人民虚浮。淳朴与浇薄一旦变化，天地之气也就有盈有虚、有消有长；后世确实远远比不上古代。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出于本心、不可磨灭的东西，那么古人与今人仍然相同。因此，可以用仁来怀柔人民，用义来治理他们，以恭敬谦让率先示范，以可爱可憎之事显示取舍。魏征只看到了饥饿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食，却没有看到人心中本来就没有完全丧失的善性，所以他的成效止于米价每斗数钱、门户不用关闭；再往前推进，就没有办法了。本来就不能使每一个人都具备士君子的器度。我认为：仁是心的德性，是爱的道理；义是心的裁制，是处理事情的适宜原则。二者都出于天理本来的状态，都是人心固有的。古代圣人把它们体现在心中，实行在自身，施行于家庭、国家和天下；在情感尚未发露时存养它们，在隐微之处持守它们，始终如一，没有片刻使它们离失；表里如一，没有丝毫间隔。因此能够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自然生长，天地之气无不和谐，四灵全部到来。这难道可以靠虚伪来做、靠袭取来得到吗？周道衰微以后，圣人之学被荆棘堵塞，孟子在战国时期急切地用仁义劝说齐、梁的君主，却被认为迂阔而没有人实行。从那以后，有人自称‘天下是骑在马上取得的，哪里用得着诗书’；有人崇尚黄老之学，不相信儒术；有人自称根本上杂用霸道，不喜欢书生。他们看待仁义，不过是用美名尊崇它，用空器物般的礼遇对待它而已。寥寥千年之后，唐太宗以一代少有的英武资质，处于拨乱反正的时运，唯独能够排斥压制封伦的言论，竭力实行魏征的请求，所以能够达到每斗米三钱、门户不闭、行旅露宿、几乎不用刑罚的境地，也可以说是仁义的功效了。然而太宗对于仁义，是仰慕它的名声却没有得到它的实质，喜爱它的文饰却没有究察它的根本；知道在纲纪政事上求取仁义，却不知道反求于自身内心；知道在外朝廷和朝会场合求取仁义，却不知道在宫闱深处和隐微之处实行它。因此开始时把听从谏言当作美德，最终却不能避免毁坏魏征碑文的过失；对外以释放宫女为名，内里却不能避免怀念嬴氏之女的牵累。内外相互抵触，始终彼此分裂；对于圣人的仁义，大概是外表相似而内里违背，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合。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八百多年才有汉朝，汉朝八百多年以后才有太宗；上天生出贤明君主，竟然如此不频繁。幸而有一位竭力实行仁义的君主，但拿他与圣人的道相比，又如同碔砆之于美玉、稊稗之于优良庄稼。难道不是圣道不明，有君主却没有贤臣造成的吗？唉，可惜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钱〕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隋朝时百姓即使有财物，哪里能够保有它们？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一直存心抚养百姓，没有向他们征发徭役赋税，人人都能够谋生，守住自己的财产，这就是我赐给他们的。假如我不断征发召集他们，即使多次给予资财赏赐，也不如不征发而让他们保有财产。”魏征回答说：“尧舜在上，百姓也说自己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吃饱饭、拍着肚子，还说帝王对我们有什么力量呢？如今陛下这样涵养百姓，可以说是百姓每天享用它却不知道了。”魏征又上奏说：“晋文公出外打猎追逐野兽，进入砀地的大泽，迷失道路，不知怎样出去。泽中有个渔夫，文公对他说：‘假如我是您，出路将在哪里？我将厚重地赏赐您。’渔夫说：‘臣愿意有所进言。’文公说：‘等出了泽地再接受您的进言。’于是渔夫把他送出了泽地。文公说：‘如今您想教导我的是什么？请让我听取。’渔夫说：‘鸿鹄凭借河海生活，如果厌弃河海而迁到小泽，就会有被矰和弹丸射中的忧患；鼋鼍凭借深渊生活，如果厌弃深渊而出来到浅滩，就一定有被钓取、射杀的忧患。如今君王追逐野兽进入砀地，来到这里，为什么走得这样远呢？’”（“隋主残▯”中的“▯”字疑为OCR讹误，原义不明。） 文公说：“说得好。”便让随从记下渔夫的姓名。渔夫说：“您为什么称为君主？尊崇上天，事奉大地，敬奉社稷，保卫四方国家，慈爱万民，减轻赋敛，减轻租税，我也因此受到好处。君主如果不尊崇上天、不事奉大地、不敬奉社稷，不能巩固四境之外的关系，对诸侯失礼；在国内又违逆人心，使一国人民流亡，即使渔夫得到厚重的赏赐，也不能保全。”于是告辞而不接受赏赐。太宗说：“您的话是正确的。”（旧本把这一章附在《忠义篇》，现在考察它所说的内容与政体尤其切合，所以附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我认为：梁惠王想把百姓迁移、把粮食运去救济，孟子不赞许他，这是因为孟子所说的仁；子产在溱水、洧水上帮助人们渡河，孟子讥笑他不懂得治理政事。假如梁国有九年的储粮，子产施行架桥修梁的政事，哪里还用得着这些微小的恩惠呢？太宗说得好：‘百姓能够谋生，就是我赐给他们的；如果不停地征发徭役，即使给予赏赐，也不如不征发。’这可以说是懂得治理政事的根本了。我看后世的君主，有的赐给百姓当年的田租，有的赐给百姓爵位、赐给百姓丝帛。那些耕田凿井的百姓，尚且不知道帝王有什么力量；这种有限的赏赐，哪里足以周济无穷无尽的百姓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贞观九年，太宗对侍臣说：“从前刚刚平定京师时，宫中的美女和珍奇玩物没有一座宫院不充满，隋炀帝的欲望仍然不能满足，征求索取没有止境；又兼之向东、西征讨，穷尽兵力而滥用武力，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所以我从早到晚勤勉不懈，只希望清静无为，使天下没有事端，于是能够不兴徭役，年成丰收，百姓安乐。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树的根本不动摇，枝叶就会茂盛；君主能够清静，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孜孜”读兹，意为专心勤勉；“乐”读洛。）

译贞观九年，太宗对侍臣说：“从前刚刚平定京师时，宫中的美女和珍奇玩物，没有一座宫院不满是它们；‘师’指众人，周朝的都城是镐京，后世因此把天子建都的地方称为‘京师’，这里指隋朝的都城长安。可是皇帝的欲望仍不满足，征求索取没有止境；‘征’读平声，意为召集。同时又不断向东、西征讨，穷兵黩武；‘黩’读作‘渎’。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我从早到晚勤勉不懈，只希望清静无为，使天下无事，终于能够不兴徭役，年成丰收，百姓安乐；‘乐’读作‘洛’，下文同。治理国家就像栽种树木；‘夫’读作‘扶’：树木的根基不动摇，枝叶就会茂盛繁荣（另一版本作‘盛’）。君主能够清静无为，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 【愚按：孟子说：“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那么能够保存的善性就很少了。”人没有不是这样的，而作为天下之主的人尤其严重。高大的宫室、雕饰的墙壁，源自对宫室的欲求；酒池肉林，源自饮食上的贪欲；淫乱暴虐、严酷苛刻，源自刑罚上的滥用；穷兵黩武，源自不断征伐。自古以来，亡国败家的君主，没有不是由于欲望太多的。夏桀因为欲望太多而灭亡，成汤反其道而行所以兴盛；商纣因为欲望太多而灭亡，周武王反其道而行所以兴盛；隋炀帝因为欲望太多而灭亡，太宗反其道而行所以兴盛。太宗少有欲望，并不是能够像成汤、周武王那样，只不过是勉强实行罢了，却仍然能够亲自成就太平盛治，使国运延续数百年，何况是真正懂得并亲自实践的人呢！】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有时是君主在上面造成混乱，臣子在下面治理；有时是臣子在下面造成混乱，君主在上面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相遇，哪一种更严重？”特进魏征回答说：“君主内心清明，才能洞察下面的情况。如果不是诛罚一个人来警戒百人，谁敢不畏惧威势而尽力做事？如果君主昏乱在上，忠臣的劝谏又不被听从，即使百里奚、伍子胥分别在虞国、吴国，也不能挽救它们的祸败灭亡，最终也会相继【一作‘促’。虞、吴是两个国名。百里奚是虞国的贤臣，晋国向虞国借道以讨伐虢国，想要连虞国一起吞并。百里奚知道虞公不可劝谏，便离开虞国投奔秦国，后来虞果然被晋国灭掉。伍子胥名员，楚国人，是吴国的贤臣。吴王夫差讨伐越国，越国请求讲和，伍子胥劝吴王不要答应，吴王不听，仍与越国讲和。后来吴王想讨伐齐国，伍子胥认为不可，吴王又不听。太宰嚭向吴王进谗言诬陷伍子胥，吴王赐剑命他自杀，后来吴国被越王勾践灭掉】。”太宗说：“一定是这样吗？齐文宣帝昏庸暴虐，杨遵彦却以正道辅佐他，使政事得到治理，这是为什么呢？【齐文宣帝姓高，名洋，是东魏臣子，承袭其父高欢的地位，封为齐王，接受魏国禅让，国号为齐。杨遵彦名愔，在齐任尚书令。】齐文宣帝以功业自负，于是嗜酒淫逸，肆意施行强暴，却能够把政权交给杨愔，由他总摄朝廷机要，使各种制度得到整顿。当时人都说君主在上面昏庸，下面的政事却清明。”魏征说：“杨遵彦周旋弥补于暴虐的君主之间，挽救治理百姓，使他们仅仅得以免于祸乱，也已经十分危险艰苦。至于君主严明，臣下畏惧法令，臣下直言正谏又都能得到采纳，这两种情形不能相提并论。” 【林氏之奇说：君主是臣子的纲领。君主端正，臣子就端正；从来没有纲领不正而能使网目端正的。既然如此，君主如果自己造成混乱，怎么能使臣子治理好呢？郑公的话，可以说得到了端正纲领的道理。可是太宗竟拿齐文宣帝得到杨遵彦辅佐来比作君主混乱而臣子治理，却完全不知道杨遵彦所做的事只是才能挽救齐国的灭亡罢了，哪里足以称为治理呢？孔子说：卫灵公不行正道，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亡国？”孔子说：“仲叔圉主管接待宾客，祝鮀主管宗庙祭祀，王孙贾主管军旅。既然这样，为什么会亡国呢？”这也是君主昏乱而臣子治理，但也只能做到不亡国罢了，怎么能够凭此使国家兴盛呢？愚按：《尚书》说：“君主能够承担君主的艰难，臣子能够承担臣子的艰难，政事于是得到治理，百姓也就迅速归于德行。”君臣相互依赖，才能成就至高的治理，这就是以元首和股肱作比喻的原因。太宗的话，还没有真正懂得其中的要旨。君主昏乱而臣子治理，这是衰末时代所能见到的情形。考察古代先王盛世，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而败坏礼制，可以说是君主昏乱，但一定有伊尹这样的圣贤大臣匡正挽救，因此最终仍成为贤君。除此之外，就如魏征所说，只是勉强能够避免祸乱罢了。至于君主治理而臣子混乱，更没有这样的道理。】君主如果能够治理好国家，明定政令刑法，臣子凭什么会自行造成混乱？臣子扰乱政事，是由于君主还没有治理好。】贞观十九年，太宗对侍臣说：“我观察古来的帝王，因为骄傲自负而招致失败的，多得数不过来【上字读平声，下字读上声】。远的古事暂且不说，像晋武帝平定吴国【见《君道篇》注】、隋文帝讨伐陈国【在陈后主时期，隋灭掉了陈】以后，内心更加骄傲奢侈，自以为是，臣下便不敢再进言，政事因此逐渐败坏混乱【上字音‘矢’，下字音‘汶’，意为散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攻破高丽以后【‘丽’读平声，凡是说高丽都如此。高丽，东夷国名，原是扶余的别支，居住在辽东，周朝封箕子建立的国家就在这一带，现在属于镇东省】又兼并铁勒，把沙漠席卷而过，将其设置为州县【铁勒是匈奴的后裔，其各部大多居住在西海以北，是突厥北部的部落。太宗平定其国后，就在其部落中设置州县，称为羁縻州县，任用其首领为都督、刺史，职位都可以世袭；凡是归附中原的四方夷族都如此】，夷狄远方都来归服，声威教化更加广布。我担心自己滋长骄傲自负之心，常常主动抑制、折损自己【音‘舌’】，直到天晚才吃饭【‘旰’音‘干’，意为晚】，坐着等待天亮，每每想到臣下如果有正直的言论和劝谏【‘谠’音‘党’，也就是正直】，可以施行于政令教化之中【‘施’读平声】，我就应当睁大眼睛，把他们当作老师和朋友来对待【一作无‘友’字】。这样差不多就可以达到时世安宁、政道通泰了吧【‘几’读平声】。” 【愚按：这时魏征已经去世，进谏诤言的臣子逐渐减少。高丽虽然被攻破，但因忿怒而发动的战争并没有停止。攻破铁勒以后，太宗自以为洗雪了耻辱、酬答了百王、除掉了凶恶、报答了千古，其骄傲自满、洋溢外露的心情，本来已经显现在歌咏之中了。然而他仍能直到天晚才吃饭，坐着等待天亮，使群臣进献正直言论、直言劝谏，想把他们当作老师和朋友来对待。唉！这就是他能够善始善终地保持盛治、不失美好名声，拥有晋武帝、隋文帝的功业，却没有晋武帝、隋文帝祸患的原因吗？】

译太宗刚即位时，霜灾、旱灾接连发生，米谷价格暴涨，突厥侵扰，州县骚动不安。太宗立志为百姓忧劳，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崇尚节俭，大力施行恩德。当时，从京师到河东【古代冀州的地域，今为河东道】、河南【古代兖州的地域，今河南等地】、陇右【古代梁州的地域，今陕西等地】，灾荒尤其严重【‘饥’音‘饥’，‘馑’音‘仅’；谷物不成熟叫饥，蔬菜不成熟叫馑】，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百姓虽然向东西各地迁徙求食，却从未叹息怨恨，没有不自行安定的。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丰收【《汉书》说关中左边有殽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地。太宗分天下为十道，这里属于关西，是唐朝建都之地，即今陕西省】，百姓都自行返回故乡，最终没有一个人逃亡离散，他得到人心就是这样。加上他听从劝谏如同水流，素来喜爱儒术【一作‘学’，‘好’读去声】，勤勉不懈地求取人才，致力于选择官员，改革旧弊，恢复制度。每每因一件事触类旁通而推行善政。起初，他息隐海陵之党【息隐是高祖长子，名建成，起初立为皇太子；海陵是高祖第四子，名元吉，起初封为齐王。建成荒淫好色、嗜酒，打猎游乐没有节制，见秦王功劳高，便与元吉谋害秦王。秦王知道后，就杀了二人。即位以后，便封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封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刺】。那些共同谋害太宗的人有数百上千，事情平定后，太宗反而召他们到身边担任近侍，胸怀开阔，不存疑忌隔阂。当时舆论认为他能够果断处理大事，具备帝王的气度。他非常厌恶官吏贪污浑浊【‘恶’读乌去声】，凡是违法受贿的人一定不赦免。在京城任职及流外官中，有犯贪赃罪的，都派人拘捕押送审奏，按照所犯罪行处以重法。因此官吏大多自行清廉谨慎。他控制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大姓豪强狡猾之徒，他们都畏惧威势、隐藏行迹【‘屏’音‘饼’】，不敢侵扰欺凌百姓。普通百姓、商人和旅客在野外住宿，再也没有盗贼。监狱常常空着【‘囹’音‘零’，‘圄’音‘语’，是周代监狱的名称】，马牛遍布原野，外门也不关闭。又多次获得丰收，米每斗只要三四钱。旅客从京师到岭表【五岭以外，今广东、广西一带】，从山东到沧海【山东是古代冀州的地域，今济南等路；沧海是东海的名称】，都不携带粮食，沿途就能取得给养。进入山东的村落，路过的行客【‘过’读平声】一定会受到丰厚的供待【‘供’读平声】，有时还会得到馈赠【读去声，意为馈送】。这些都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欧阳修说：盛大啊，太宗的功业！他平定隋朝的祸乱，可以与成汤、周武王相比；达到的治理之美，差不多可以赶上周成王、周康王。自古以来功业和德行都很盛大的人，自汉代以来还没有过。至于他被过多的亲爱之情牵累，又重新建立佛寺；喜好大规模行动、喜欢夸耀功劳，不断对远方用兵，这些是中等才质的君主和庸主常常会做的事。然而《春秋》的法则，是责备那些修养贤德的人。因此后世君子想要成全他的美名，没有不对此叹息的。】【曾巩说：太宗作为君主，能够委屈自己听从劝谏，怀有仁爱之心、爱护百姓，可以说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他以租庸来任用百姓，以府兵、卫士来任用士兵，以职事来任用官员，以才能来安排职务，以兴起义理来改变风俗，以尊重农业根本来统摄众人。赋税徭役有固定制度，兵役和务农有固定职业，官员没有空有其名的，职务没有荒废的。人们习惯于行善，行为脱离了末业。让上面掌握的事务简要而不烦琐；从下面征取的赋役少而容易供给。百姓具有务农的实际利益，同时保留兵役的名分；具有士兵的名分，同时享有务农的利益。事务的分工各有归属，俸禄的支出不会虚浮。人才的品类没有被遗漏，治理的体系能够前后相承。他们的廉耻之心一天比一天坚定，田野一天比一天得到开辟。按照这些法度实行，国家就安定而有秩序；废弃这些法度，国家就危险而混乱。可以说具备治理天下的才干。实行数年后，粮食价格低廉，一斗米降到几文钱。居住的人有多余的储蓄，出行的人有多余的资财。人人都能使自己富足，几乎达到了刑罚停用的境地。可以说取得了治理天下的成效。具备这三方面，却不能与先王的盛世并列，原因在于法度的施行、礼乐的完备、田地的制度、学校的教化，都还没有达到先王的程度。拿先王来比较，还没有修治完备。太宗亲自置身于行军作战之中，作战必胜，攻城必取。天下人没有不认为他勇武的，但这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方夷族远在万里之外，都是古代所未能达到的境界。凡是用政令治理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天下人没有不认为这是盛大的功业，但这也不是先王所致力追求的。太宗治理天下的情形，其得失就是这样清楚可见。司马光说：太宗的文才武略，高出前代帝王。他驱使、制服群雄，网罗俊杰人才。喜爱采用良策，乐于听取直言劝谏。他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安置到衣襟和席子之上。使盗贼变成君子，使呻吟转变为歌唱。衣食富足，刑罚得以搁置不用。突厥的首领被押到宫阙前束颈请罪，北海之滨全部设置为州县。大概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原的强盛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范祖禹说：太宗用武力平定祸乱，用仁德战胜残暴，他的才能谋略优于汉高祖，但规模气象却不如汉高祖。恭敬节俭不如汉文帝，而功业却超过汉文帝。考察他的本性本来强悍，却能够敬畏义理、喜爱贤才，委屈自己听从劝谏，刻意磨炼、矫正自己，尽力去行善，这就是他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原因。君主所实行的事情，它的善恶是非要到后世才能判断，在当时是无法完全辨明的。老子说：善人是不善之人的老师，不善之人是善人的借鉴。君主选择其中善的来遵从，足以得到老师；看到其中不善的而加以警戒，足以作为借鉴。】【程祁说：太宗起兵五年，平定天下，使天下走向仁爱、长寿、富足的境地，也不过是把天下的人才用于天下的事务罢了。看他任用原本与自己有仇的王珪、魏征，任用投降者褚亮、李百药，从疏远之地起用刘洎、马周，从旧臣中起用张玄素、孙伏伽，把政事交给他们，以功业要求他们；他们的劝谏没有不听从的，谋略没有不取得成功的。况且太宗的才能，本来不是天下人所能赶上的，然而他不因此对天下士人骄傲，总是战战兢兢，常常像是有所不及，这就是他能够成为三百年基业的原因。】

译【愚按：太宗作为君主，可以说是贤明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盛大。如今考察他的实际作为，对内铲除群雄，对外平定四方夷族，亲身经历百战，从未失败逃跑，后世君主的功业，没有比他更高的。他作为君主有三项大德：第一是谦虚并接受劝谏，第二是了解人才并善于任用，第三是恭敬节俭并爱护百姓。后世君主的德行，没有超过他的。制定租庸调，作为向百姓征取赋税的制度；制定府兵十六卫，作为供养军队的制度。任用官员，有职、爵、勋、阶的制度；施用刑罚，有笞、杖、徒、流的制度。后世制度的完善，没有能够超过他的。任命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李靖、李勣为将领；王珪、魏征的诤谏，尉迟敬德、侯君集的勇猛，下至孙思邈的医药、李淳风的历法和算术、袁天纲的相术，没有不是极其精妙、超越千古的。后世人才的盛况，没有能够赶上他的。功业、德行、制度、人才，都如此盛大，却最终不能与二帝三王的盛世并列，这是为什么呢？我曾经观察到，古代先王即使天资美好，也没有不通过学习而成就的。二帝三王的事迹已经久远了，但他们所从事的学习，仍然清楚可考。至于周成王向古代训诫学习并有所收获，周成王的学习使光明不断发扬，达到太平和盛治，超过百王，是有原因的啊。太宗对外亲近瀛洲的贤才，对内建立弘文馆，并不是没有学习，只是他所学习的不是二帝三王的学问罢了。假使他能够从事二帝三王的学问，又哪里只是达到贞观之治而已呢！】《贞观政要》卷一 <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 钦定四库全书 《贞观政要》卷二　　　　　　唐　吴兢　撰 元　戈直　集论 任贤第三【共八章】房玄龄【名乔，以字显名。父亲彦谦，在隋朝任职，历任刺史。玄龄年少时机警聪敏，通晓经史，擅长写文章。开皇年间，隋朝正强盛，他秘密对父亲说：“皇上没有功德，只是凭借与周室的近亲关系，任意诛杀，扰乱嫡庶名分，争相僭越奢侈，最终一定会灭亡。”父亲惊恐地说：“不要胡说。”十八岁时考中进士，授任羽骑尉，在秘书省校勘典籍。侍郎高孝基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应当成为国家的栋梁，只恨我看不到他冲天而起、成就大业了。”中原正处于动乱之中，他慨然具有忧虑天下的志向。后来事奉秦王，秦王说：“汉光武帝得到邓禹，如今我得到玄龄，也和得到邓禹一样。”其余事迹见下文。】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齐州今为济南路，隶属山东；临淄是县名，今属益都路】。起初在隋朝任隰城尉【‘隰’音‘习’。隰城今为隰州，隶属河东。唐代制度规定县置县尉，掌管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分别判理各曹事务，裁决诉讼，追催赋税，收取课调，是县令的辅佐】。因获罪被除名，迁徙到上郡。太宗在渭水以北巡行攻取土地【渭水以北，今陕西一带】，玄龄手执马杖到军门拜见。太宗一见他便如同旧相识，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唐代制度中，掌管军府表章、启奏、书疏的官职】。玄龄既然遇到知己，便竭尽心力。当时每当盗贼叛军被平定，众人都争着搜求金银财宝，唯独玄龄首先收罗人才，把他们带到幕府。等到有了谋臣猛将，他便暗中同他们结交，使他们各自竭尽死力。多次升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今河南等地】大行台考功郎中【唐代制度中，掌管考核百官功过善恶的官职】。玄龄在秦王府十多年，一直主管文书记录。隐太子、巢刺王因为玄龄和杜如晦【详见下章】受到太宗亲近礼遇，非常厌恶他们【‘恶’读乌去声】，便向高祖进谗言【高祖名讳渊，字叔德】，因此玄龄和杜如晦一起遭到驱逐排斥。等到隐太子将要发动变乱时，太宗召来玄龄、如晦，命令他们穿着道士服装【‘令’读平声，‘衣’读去声】，秘密引入宫门内商议。事情平定后，太宗进入春宫【即东宫。武德九年六月，太宗起初被立为皇太子】，提拔授任太子左庶子【唐代制度中，东宫左春坊左庶子掌管侍从、赞相礼仪以及驳正启奏等事务】。贞观元年，升任中书令【唐代制度中，中书省的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