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七　　　　　　唐　吴兢　撰

译元代戈直汇集评论 崇尚儒学第二十七【共六章】唐太宗刚即位，就在正殿左侧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有文才的儒士，命令他们以原有官职兼任学士【‘令’读平声】，供应五品官的珍贵膳食，轮流值宿【‘更’读平声】。在听取朝政的间隙，召他们进入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政事【‘论’读平声】，有时直到半夜才结束。又下诏让功臣和贤能之人的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成为弘文馆学生【旧本把本章同后三章合为一章，现在考察虽然都涉及崇尚儒学的同一典故，但内容不同，所以分为三章。又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九月，太宗在弘文殿聚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在殿侧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有文学才能的人，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都以原有官职兼任学士；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真德秀说：后世君主中爱好学习的，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在战争攻伐尚未停止之时，他已经留心经学，召集名儒学士相互讲习研讨，这是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事。即位以后，他在宫殿旁设置弘文馆，召学士入内轮流值宿、轮番休息，在听取朝政的空闲时间，与他们讨论古今，评论成败，有时直到太阳落山、夜色将尽，始终没有稍稍懈怠；这又是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事。因此陆贽举这些事告诉唐德宗，说：‘谈到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努力遵守节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商议减免赋税徭役。’这就是他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原因。后世君主如果有志于帝王的事业，就不能不恢复贞观年间的规模。】【愚臣按语：太宗爱好学习，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他还没有即位时，就广泛招揽瀛洲的贤才；即位以后，又大力开设弘文馆，讨论古代典籍，商议政事。大概自三代以后，君主勤于讲学的，还没有谁能超过他。然而我曾经对此加以评论：太宗所讲的学问，难道真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孔子、颜回的学问吗？‘真正把握那个中正之道’，是尧的学问；‘危险、隐微，精诚专一’，是舜、禹的学问；建立中正、建立极则，是汤、武的学问；忠恕之道一以贯之，是孔门师友的学问。瀛洲诸贤所讲的，是否曾涉及这些道理呢？我无法知道。弘文馆诸儒所讲的，是否曾涉及这些道理呢？我也无法知道。我只是特别奇怪，君臣问答之时，诏令章奏之间，一件细小的事情没有不讲的，一件微小的事物没有不讲的；唯独对于统摄根本、会通本源的地方，竟没有一句话涉及。这就是说，太宗学习的是他所学习的东西，却不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孔子、颜回的学问。唉！周公去世以后，百代之中再没有善治；孟轲死后，千年之间再没有真正的儒者，难道不是这样吗？】贞观二年，唐太宗下诏停止以周公为先圣，开始在国学建立孔子庙堂，考察并遵循旧有典章，以仲尼为先圣，以颜子为先师；庙堂两侧的俎豆祭器、干戚舞仪，到这时才完备。这一年，大规模招收天下儒士，赏赐帛匹，供给驿传【‘传’读去声，指驿传】费用，命令他们到京师【‘令’读平声，后同】，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拔，布列在朝廷和各官署中的很多。学生能够通晓一部大经以上的，都可以授予官职【‘署吏’即授予官职、进入仕途】。国学增建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学生名额；书学、算学各设置博士，学生用来学习并掌握各种技艺【唐代制度中，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共七学，都设置博士。国子学负责教育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国公的子孙、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中入学生；太学负责教育五品以上官员以及郡县公的子孙、从三品官员的曾孙中入学生；广文馆负责统领国子学生中学习进士科业的人；四门学负责教育七品以上官员的侯、伯、子、男的子弟以及平民子弟中的俊士生；律学、书学、算学负责教育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以及平民子弟中的俊士生；另有五经博士，负责用所掌经书教育国子。】太宗又多次亲临国学【‘数’音‘朔’】，命祭酒、司业【凡是会同、宴享，必定由尊长先用酒祭祀先人，所以称为祭酒，也是对年长者的称呼。唐代制度中，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儒学训导的政务，并兼领各学；凡举行释奠礼时，担任初献官。司业是祭酒的副职。】博士讲论完毕后，各赐给他们束帛。四方儒士背着书籍前来，大概以千人计算。不久，吐蕃以及高昌、高丽、新罗等各族酋长【‘长’音‘掌’】也派遣子弟请求入学。于是国学之内，背着书箱接连登上讲堂的人【箧，是方形竹器，用来盛放书籍】几乎达到万人【‘几’读平声】。儒学的兴盛，是古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据《儒学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召集天下敦厚的老师和有德之人担任学官，多次亲临观看释菜礼，扩建学舍一千二百区，增加学生名额至三千二百人；从屯营、飞骑中也都选人接受博士传授经学，能够通晓经书的人听任其入贡；限定四方优秀人才聚集京师。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各族酋长都派遣子弟入学，背着书箱接连进入讲堂的共有八千多人，即使三代盛世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盛况。范祖禹说：古代的教育，家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国中有学；士人在家中修习，然后升入乡学；升入乡学以后再升入国学；升入国学以后再通达于天子。教育有充分的准备，培养有逐步的过程，所以成人有德行，少年有成就，贤能人才多得使用不完，正是由此而来。后世乡里的学校废弛，君主能够实施的教育，不过是把天下的士人聚集起来，乌合般地集中在京师；求学的人虽然很多，也只是在一时炫耀声势罢了，并没有实际的教育和培养。唐代的儒学，只有贞观、开元时期最为兴盛；它所培养成就的人才，也可以看得出来。孟子说：‘学习是用来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没有学习，人伦就不能明白，所以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把教育作为首要事务。如果不恢复三代的制度，不知道是否可以。’

译【愚臣按语：韩愈《原道》说：‘尧把这个道理传给舜，舜把这个道理传给禹，禹把这个道理传给汤，汤把这个道理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周公又传给孔子。’然而，周公以前的人，是获得了相应地位、又遇上相应时代的人；孔子则没有获得相应地位，也没有遇上相应时代。获得地位、遇上时代的人，他们的道理通过具体事业表现出来；没有获得地位、没有遇上时代的人，他们的道理寄托在言论之中。宰我说：‘依我看来，孔子比尧、舜贤能得多。’尧、舜直到周公，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正道一天比一天荒芜。如果没有孔子，尧、舜的道理又凭什么在后世彰明呢？六经的教诲像太阳运行于天空，是孔子的功劳。先儒周敦颐说：‘后世无穷无尽地以帝王之礼祭祀孔子，用来报答他的德行和功劳，实在是应当的。’周公本来是先圣，而在国学建立孔子庙堂、把孔子奉为先圣，确实始于太宗，于是成为万代不变的制度。孔子庙遍布天下，人们知道尊崇孔子的学说，也就知道尊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学说了。太宗是聪明英武、睿智的君主，确实有独到的见识。王爵封号的兴起始于开元年间，这也有赖于太宗所造成的基础。】贞观十四年，太宗下诏说：梁朝的皇侃（“苦旦”切，皇是姓，侃是名，通晓三礼，任散骑侍郎；有人写作皇甫侃，是错误的）、褚仲都（通晓《周易》）、周朝的熊安生（字植之，长乐人，任国子博士）、沈重（字子厚，通晓《春秋》和群书，任五经博士）、陈朝的沈文阿（字国卫，通晓三礼和《春秋》，任五经博士）、周弘正（字思行，是晋代周顗的后代，任国子博士）、张讥（字直言，武城人，任国子博士）、隋朝的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任国子祭酒）、刘炫（字光明，河间人，任太学博士），都是前代名儒，在经学方面有可称道之处；加上他们所在的地方，很多学生都在研习他们的讲说和注疏，应当给予优厚的赏赐，以勉励后来的学者。可以访察他们现存的子孙，登记姓名，奏报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诏说：左丘明（《论语》中见到左丘明，程子认为他是古代有声望的人；唐代啖、赵二氏说，孔子所说的左丘明在孔子之前，因此《左氏传》不是左丘明所作；也有人认为，是有一个姓左而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作了这部传。有人问朱熹，朱熹说尚不能确定。先友邓著作考订《姓氏书》说，大概左丘是复姓，名明；传《春秋》的只是左氏。不过，太宗下诏让左丘明作为从祀诸儒之首，列在《公羊传》《谷梁传》作者之中，大概是因为汉、晋以来相传错误地把左氏说成了左丘明）、卜子夏（名商，孔子的弟子，以文学著称，曾编次《诗》，传授《易》《礼》《春秋》）、公羊高（公羊是姓，高是名，子夏的弟子，传授《春秋》）、谷梁赤（谷梁是姓，赤是名，子夏的弟子，传授《春秋》）、伏胜（济南人，秦代任博士。汉文帝时，有人寻求研治《尚书》的人，听说伏生能够研治，想召他入朝；当时他已九十多岁，文帝下诏派人前去向他学习。秦代焚书时，伏生把书藏在屋壁中，战乱发生后流亡，只找到了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高堂生（鲁人，西汉任博士，得到《仪礼》十七篇并传于世，是汉代讲说礼学的宗师）、戴圣（西汉任九江太守，得到《礼记》三十六篇并传于世，称为《小戴记》）、毛苌（赵人，任汉代河间献王的博士，研治《诗经》）、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汉武帝时任博士，后来做到临淮太守，是古文《尚书》学的宗师）、刘向（字子政，汉楚元王的后代，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校订五经）、郑众（东汉任大司农卿）、杜子春（东汉河南人）、马融（字季长，扶风人。汉桓帝时任南郡太守，著有《春秋三传异同说》）、卢植（字子干，东汉任北中郎将）、郑玄（字康成，北海人，东汉任大司农卿，著有《易》《书》《诗》《礼》《论语》《孝经》《国语》《乾象历》《天文》等书）、服防（字子慎，东汉任九江太守）、何休（字邵公，东汉任谏议大夫，注解《春秋公羊传》《孝经》《论语》等书）、王肃（字子雍，三国时任魏太常、兰亭侯，注解《孔子家语》）、王弼（字辅嗣，三国时任魏尚书郎，注解《易》）、杜预（字元凯，晋惠帝时任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注解《春秋左氏传》）、范宁（西晋时任豫章太守，注解《春秋谷梁传》）等二十一人，都采用他们的著作，使之流传于国学。既然他们推行的是正道，就应当加以褒扬尊崇。从今以后，太学举行祭祀时，可以一并配享于尼父的庙堂（“父”读作“甫”，是鲁哀公祭奠孔子时对孔子的称呼）。他尊崇儒学、重视圣道，就是这样。唐仲友说：梁、周、陈、隋之间，我们所说的圣贤之道已经困厄了。儒者在这个时代仍然守护先王的经书，有像刘炫这一类的人，甚至流离饥饿也不后悔。他们所阐发的道理，能够资助后世学者的讲习。太宗能够提拔他们的子孙来报答他们。至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采用他们的著作、推行他们的学说，又让他们配享孔子，以此来充分褒扬他们。先儒的子孙受到提拔的恩惠，又有能够配享孔子祭祀的人，那么今天的儒者难道能不更加勉励吗？这又足以成为后世的成例。太宗这两项举措，难道不是很美好吗？我认为：太宗既然把孔子尊为先圣，在国学建立庙堂；过了几年，又优厚地对待梁、周、陈、隋四朝名儒的子孙。虽然他们的经学造诣和学行还没有深入圣贤学说的奥妙，但也可以用来鼓励天下人。又过了几年，太宗再次下诏，让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庙。左氏一派的诸儒注释经义、考论制度，使后世有所依据，确实足以承当这样的祭祀位次，于是成为不可废弃的典制。太宗这一举措，也是前代帝王没有做到的。距离太宗时代较近的儒者，恩惠施及他们的子孙；距离较远的儒者，则以配享的礼制来尊崇。太宗尊崇儒学、重视圣道，难道不是很美好吗？

译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治理政事的关键，只在于得到人才。任用不称职的人，必然难以达到治理。现在所任用的人，必须以德行（“德”读去声，下同）和学识为根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下如果没有学业，就不能认识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哪里能担当重任？汉昭帝时（昭帝名弗陵，是武帝的小儿子），有人假称自己是卫太子（名据，武帝的太子，卫皇后所生），聚集围观者达数万人，众人都受到迷惑。隽不疑（“隽”读作“吮”，是姓；不疑是他的名字，字曼倩，渤海人，当时任京兆尹）根据蒯聩的事情（“蒯”读古买切。蒯聩是春秋时卫灵公的世子，出奔到宋国。卫灵公死后，孙子出公辄即位；晋国又把蒯聩送回戚地，父子争夺国位。后来过了十五年，蒯聩□，即位为庄公，辄于是出奔）来裁断此事。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通晓经术、明白古代义理的人。’（昭帝始元五年，有个男子乘黄牛车到北阙，自称卫太子。昭帝下诏让公卿辨认察看，大家都不敢说话。隽不疑后来到达，呵斥属吏把他拘捕捆绑，说：‘从前蒯聩出奔，辄拒绝接纳他，《春秋》认为辄这样做是对的。卫太子得罪了先帝，逃亡后没有立即死去，如今回来请求自首，这是罪人。’于是下诏把他送入狱中，昭帝称赞隽不疑。廷尉审验治办此案，最终查明是奸诈冒充。）这就确实不是一般只会舞文弄墨的俗吏所能比的。”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 我认为：贾谊曾说：“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大概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从前汉代霍光因为夏侯胜的话，因而重视经术之士。汉昭帝又因隽不疑的事情，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通晓古代义理的人。汉代的那些儒者，毕竟不是真正的儒者，但明白的成效和显著的验证已经如此，何况是真正懂得圣道的人呢？太宗说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根本，王珪说臣下若没有学业，哪里能担当重任？他们的说法很好，这就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原因。然而，太宗、王珪所称道的人，又果真是真正的儒者吗？贞观四年，太宗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远，文字又有讹误，便下诏让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名籀，他的先祖是琅琊人，博学而善于写文章；隋代李纲推荐他，被授予安养尉。高祖入关后，他前去谒见，被授为朝散大夫，升任中书舍人，诏令一经发出，往往出自他的手笔。贞观年间，他厘正五经，被授为秘书少监；后来撰成五礼，进爵为子）在秘书省考订五经。工作完成后，又下诏让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各位儒者，再加以详细审议（“重”读平声）。当时各位儒者长期传习师说，讹误已经很久，大家都共同非难颜师古。各种异说纷纷出现，颜师古总是引用晋、宋以来的古本，针对不同问题明白回答，援引依据详尽明确，都是众人意料之外的，各位儒者无不叹服。太宗称善良久，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晋代因员外常侍与散骑常侍同为通直，故称通直，后世沿用此称），把他所考定的书颁行天下，命令学者学习。太宗又认为经学传授的门类过多，章句繁杂，便下诏让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儒者撰定五经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学施行（旧本把《五经疏义》另列为一章，今合为一章）。唐仲友说：五经出自秦火焚毁后残存的部分，各位儒者传习不胜其多的异说；在这些学说刚开始并行时，是非、当否的说法还没有确定。流传久了，那些迂腐怪诞、浅薄鄙陋的学说逐渐湮没。能够盛行于世的，如王弼的《易》学、孔安国的《尚书》学、毛苌和郑玄的《诗》学、郑玄的三礼学、杜预的《左氏传》学、何休的《公羊》学、范宁的《谷梁》学，都卓然显著，流行于世；其他多达数十、上百家的异说，全都因此废弃。然而，研习这几位学者学说的人，又各自坚持不同见解。太宗开始命名儒撰写义疏，以求统一经义，怎么能说对经书没有益处呢？但这也只是尊崇他们的教说罢了，还没有达到圣道。又说：自汉代以来，经学分化，传授学习各不相同；再加上南北地域的分裂，错误逐渐增多。颜师古家世出于齐、周，却能够通晓晋、宋的旧文，所以能够厘正南北经学的错误。他对学术的益处很多。我认为：经籍在秦火之后只剩下少量遗存，汉代儒者加以修补搜集，而专门名家的学说纷繁纠结，学者难以全部考察。太宗兴起圣贤之文，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命孔颖达撰定疏义。《易》以王弼为主，《书》以孔安国为主，《诗》以毛苌、郑玄为主，三礼以郑康成为主，杜预的《左传》、何休的《公羊传》、范宁的《谷梁传》，都卓然显著，流行于世；其他数十、上百家的学说全都废弃。唐代的疏义可以说对经书有功。然而我曾这样评论：古代《易》学有田氏、焦氏、贾氏等几家，唐代以来以王弼为正宗，于是秦、汉以来的象数之学晦暗不明了。古代《尚书》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等几家，唐代以来以孔安国为正宗，于是古文、今文《尚书》的版本和学说混乱了。古代《诗经》的序不附在经文正文中，《易》的十翼也不附在爻辞、彖辞之后；自唐代疏义出现后，经文和传文混杂错乱，再也无法考察清楚了。由此说来，疏义既阐明了六经之道，也使六经之道变得晦暗。即便如此，其中关于名物、度数的详细说明，以及字义、音读、训释的完备，分析得细致入微，使后世有据可考；这一点，其功劳是不能抹杀的。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禀受了固定的本性（“夫”读作“扶”），也必须通过广泛学习来成就自己的道。也如蜃的本性含有水气，要等待月光才能垂下水气（“蜃”读作“肾”，是大蛤；海上月明时，蜃吐出的气像楼阁一样），木的本性蕴含火，要等待燧木摩擦才能发出火焰（燧是取火用的木头：春季取榆柳之火，夏季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季取柞楢之火，冬季取槐檀之火），人的本性含有灵性，要等待学习完成后才显现为美德。因此，苏秦刺股（“刺”读作“漆”。苏秦字季子，雒阳人，曾从鬼谷子学习，得到太公《阴符》，伏案诵读，读书想睡觉时便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血流到脚跟；经过反复研习揣摩，一年后学成，后来游说诸侯，佩带六国相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广川人，汉景帝时任博士，研治《春秋》，放下帷幕讲诵，弟子按次序相互传授，有的人甚至见不到他的面容；三年不窥视园子，他专心到这种程度，学者都以他为师并尊敬他。汉武帝即位后，他被举荐为贤良，回答策问三篇，升任江都王相），如果不勤奋修习道艺，名声就不能树立。”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情感却会发生迁移，必须用学习来整饬情感，以成就自己的本性。

译《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知道道理。’（这是《礼记·学记》的话。）所以古人勤奋学习求问，把它称为美德。我认为：“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仿效。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觉悟有先有后；后觉悟的人必须仿效先觉悟者的作为，然后才能明白善并恢复自己的本性。由此说来，善是我们本性中原本具有的，不学习就没有办法恢复它。正如水是蜃的本性原本具有的，不借助月光就无法形成；火是木的本性原本具有的，不借助燧木就无法发出。太宗这番议论，即使后世醇厚的儒者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岑文本在当时本应告诫他说：‘陛下既然知道善性具备于自身，那么本性没有内外的分别，就不应当只谨慎于外在而怠忽内在；本性也没有始终的差别，就不应当只谨慎于开始而怠忽于结束。这样来攻治邪心、纠正不正的心念，也许病就能够痊愈。’可是他却只是泛泛引用《学记》的话，没有进行匡正补救。圣道不能彰明，有君主却没有臣下，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文史》第二十八（共四章）。贞观初年，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近来我看到前后《汉书》记载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扬雄字子云，成都人。汉成帝时，有人推荐说扬雄的文章像司马相如；当时皇帝正在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得子嗣，便召扬雄在承明殿等待诏命。扬雄随皇帝到甘泉回来，作《甘泉赋》来讽谏皇帝；皇帝举行羽猎，扬雄随行，认为这不合尧、舜、成汤、文王三面驱赶禽兽的意义，所以作《羽猎赋》来讽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司马是复姓，相如是名，成都人。他著《子虚赋》，汉武帝读后很喜欢，便召见询问。司马相如说：‘这是诸侯的事情，不值得观看，请让我作一篇天子游猎的赋。’相如认为《子虚赋》所说是虚构的言辞，为了阐明天子的义理，所以假借言辞，把天子和诸侯的苑囿写成《子虚赋》《上林赋》，篇末归结到节俭，并借此讽谏）、班固的《两都赋》等赋（班固字孟坚，是班彪的儿子。汉明帝时任校书郎，继承父业，著《西汉书》；后来升任玄武司马，作《西都赋》《东都赋》）。这些作品既然文风浮华，对劝善惩恶没有益处，为什么还要把它们载入史册呢？至于臣下上书议论政事，言辞和道理恳切直率，能够补益政治的，无论我采纳还是不采纳，都必须完整记载。” 胡寅说：一般人的心，如果已经认为某件事是对的，就希望天下人都认为它对；如果已经认为某件事是错的，就希望天下人都认为它错。太宗在这件事上心胸宽广，不敢自以为是，也不埋没别人的长处，使后世有所考察。即便如此，恳切直率的言论，仍然像治疗昏蒙的药，是用来治病的。如果药可以服用，却舍弃不服，只姑且保存药方，哪里比得上努力自我勉励而依从它，从而使自身得到实际的益处呢？我认为：《春秋》是各代史书的根本。它褒奖善行、贬斥恶行，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尊崇中国、斥退夷狄。它的一言一字，都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后世的史书，只是编列年代、记载事情而已，当然难以用《春秋》的标准来要求。只要做到善行足以劝勉人，恶行足以警戒人，也就可以了。没有益处的文章，何必夹杂在其中呢？太宗说《汉书》记载《甘泉赋》等作品，文风浮华，对劝善惩恶没有益处，他的说法是对的。近来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在韩愈的文章中收录《文畅序》，在柳宗元的文章中收录《梓人传》，是取其有益于世道人心。与旧史收录《进学解》等文章相比，相差很远。司马光的这部书，真正继承了太宗的遗意吗？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资治通鉴》作邓世隆，是为了避太宗的讳而加“世”字）上表请求把太宗的文章编次成集。太宗对他说：“朕如果制定事情、发布命令，其中有益于百姓的，史官就会记载下来，足以流传不朽。如果事情不合古代法则，扰乱政事、损害万物，即使辞藻华美，最终也只会给后代留下笑柄，并不是朕所需要的。就像梁武帝父子（武帝和昭明太子萧统）以及陈后主（名叔宝，字元秀，高宗的长子；国号为陈，经常和亲近的宾客赋诗，后来被隋朝灭亡，封为长城县公）、隋炀帝，也都有很多文集（如《玉树后庭花》曲、《清夜游西园》曲之类），但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合宗庙社稷之道，国家都在顷刻间覆亡。凡是君主，关键只在德行（“德”读去声），何必一定要从事文章呢？”最终没有答应。（按《资治通鉴》记载，此事系于贞观十二年。） 【愚按：过去史臣赞美尧说“钦明文思”，赞美舜说“濬哲文明”，没有不谈到文的。孔子谈到尧说“光明盛大啊，他的文章！”朱子说：“文，是德行显露在外的表现。”那么，难道不就是“经纬天地”的文吗？后世帝王因此有了文集。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所谓的文，文采与品行相背离，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太宗说：“君主最重要的只在德行，何必从事文章？”这话固然是重要的论断。然而，德行蕴藏于内便是德行，发露于外便成为文辞；如同天子的文章光照回旋，光辉普照万物，像帝尧的文章那样，又怎么会厌弃文章呢？】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任谏议大夫，兼任知起居注。太宗问：“你近来掌管起居注，记载些什么事？大体上君主能不能看到？我想看看这种记录，是想回头察看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得失，用来自我警戒罢了。”褚遂良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礼》说，天子有所行动，左史记录；有所言说，右史记录】，用来记载君主的言语和行为，善恶都全部记录，希望君主不做违法之事【‘几’读平声】。没有听说帝王亲自观看史书的。”太宗说：“我有不善之处，你一定会记录吗？”褚遂良说：“我听说，守住道义不如守住官职；臣的职分就是执笔记录，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呢？”黄门侍郎刘洎进言说：“君主有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都会记录下来。” 【范祖禹说：君主的言语行为施及天下，像日月一样明亮，众人都看得见；他的得失怎么能够私自遮掩呢？想要使后世能够传述，最好不过是自我修养罢了。何必害怕史官的记录？难道一定要亲自去看吗？刘洎说天下人也都会记录，这话足以警戒君主之心，也使臣子尽到自己的职分，实在说得好。愚按：古代天子有所行动，左史记录；有所言说，右史记录，这是为了约束和整饬君主的身心，使他不至于在言语行动上有过失罢了。唐代制度虽然没有完全遵循古制，但用意仍然与古制相同；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来履行这一职务，也差不多可以起到警戒作用。像褚遂良的话，可以说是能够守住自己的职分了。刘洎的话，则是从两个方面加以劝戒，贤明啊！】

译贞观十四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次阅读前代史书，看到它表彰善行、谴责恶行，足以作为后人的规范和警戒。不知道自古以来，当代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都必定记录，希望君主不做违法之事；只是应当害怕其中有冒犯和触忤之处，所以不能让君主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与古人很不相同。现在我想亲自看国史，是因为有善事固然不必说；即使有不善之处，也想把它作为借鉴和警戒，使自己能够改正。你可以把它编撰记录后送来。”房玄龄等于是删略国史，编成编年体，撰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上表进呈。太宗看到其中六月四日的事情【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措辞多有隐晦，于是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周室因此安定【见《公平篇》注文】；季友用鸩毒杀叔牙，鲁国因此安宁【‘鸩’读直禁切，是一种毒鸟，用羽毛擦过饮食就能杀人。春秋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长兄庆父，次为叔牙，再次为季友。庄公娶孟任，生下公子班，想立他为继承人。】【庄公病重时，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叔牙说：‘庆父可以继承。’庄公对此忧虑，又询问季友，季友请求立公子班。季友奉庄公之命，派人让叔牙饮下鸩毒。】我所做的事，和这些事的道义相同，大概都是为了安定国家、使百姓获利罢了。史官执笔记录，何必还要有所隐瞒？应当立即删改那些浮泛的言辞，直截了当地记录事情本身。”侍中魏征上奏说：“臣听说君主地位至尊至极，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畏惧的，只有国史可以用来惩戒恶行、劝勉善行。如果记载不符合事实，后代将看什么呢？陛下现在派史官订正措辞，正合乎至公之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范祖禹说：古代官员各守自己的职分，史书记录善恶，君主和宰相都不参与其中。所以齐国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之手，最终也没有隐没崔杼的罪行，这就是奸臣和叛逆之人所感到恐惧的原因。后世君主能够看到史书，而宰相负责监修，还想让史官直笔记录，岂不是很难吗？司马迁说过：“文史星历之官，地位接近卜官、巫祝，大概只是执掌简册、记录事情，直截了当地写下事实罢了，并不像《春秋》那样用文字进行褒贬赏罚。”后世修史的人，致力于褒贬，却忘记事实，便失去了自己的职分。君主任用臣子，使其各守职分，而宰相不参与史事，那么善恶的记载或许才可信。】【又说：从前象把杀害舜作为自己的事情。舜做了天子以后，却封赏他。管叔、蔡叔、启、商因反叛周而获罪，周公做宰相时便诛杀他们。他们的行为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舜知道象将要杀害自己，所以象忧愁时他也忧愁，象高兴时他也高兴，只是竭尽真诚地亲近爱护象罢了。象得罪于舜，所以舜封赏他。管叔、蔡叔在国内散布流言，企图危害周公、离间王室，得罪了天下，所以被诛杀。并不是周公个人要诛杀他们，而是天下所应当诛杀他们。周公哪里能够把这件事据为己有呢？后世如果有君王，不幸有像象这样要害兄长的弟弟，就应当像舜封赏象那样处理。不幸有像管叔、蔡叔这样扰乱天下的兄弟，就应当像周公诛杀他们那样处理。舜处置的是常情常理，周公处理的是特殊变故；这就是圣人最终都归于同一道理的地方。至于建成、元吉，难道是得罪了天下的人吗？如果不是得罪天下，那么杀害他们就是出于自己的私心，哪里是周公的心意呢？】【愚按：唐代临湖殿的事情，前代儒者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太宗到这里竟然把自己比作诛杀管叔、蔡叔的周公，说二者相同，更不能逃脱儒者的议论。文公朱子说，只要从公心和私心来判断就够了：周公完全以周家的天下为念，太宗却借仁义之名来满足私欲，这话把道理说尽了。我认为，假使建成有泰伯那样谦让退避的心，而太宗又能像王季那样出于本心友爱兄长，那么至高的德行就在建成身上，圣人的德行就在太宗身上，就可以掩盖千古的遗憾了；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息。】礼乐第二十九【共十二章】太宗刚即位时，对侍臣说：“按照礼制，人死之后才应当避讳他的名字。古代帝王在世时也不避讳自己的名字，所以周文王名昌，《周诗》说‘能使他的后代昌盛’。春秋时，鲁庄公名同，《春秋》鲁隐公十六年记载‘齐侯、宋公在幽地结盟’，也没有避讳。只有近代各帝王妄自制定繁琐的限制，特别下令在生前避讳自己的名字【‘令’读平声】，道理并不通达允当，应当有所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制，两个字的名字不必两个字都避讳，只避其中一个即可。尼父孔子是通达圣道的人，礼制并非没有先例。近代以来，曲意制定限制，两个字一并避讳，造成许多文字缺漏，任意实行，也违背经书的文辞。现在应当依据礼典，务求简约，仰效先哲，为后世留下法则。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中，凡有‘世’字和‘民’字但不是连读的，都不必避讳。” 【愚按：《春秋左氏传》说：周人以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的主人死后才避讳他的名字。《礼记》说：不避讳音同而意义不同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不必两个字都避讳。这些规定都写在礼经中，明白而可以遵循。避讳名字，是为了表示尊敬、侍奉的意思。到了后世，避讳越来越繁多、越来越严苛，有避本字的，有避旁字的，有避音近字的，甚至改换圣人经典中的字，于是丧失了避讳的本义，实在不是古制。太宗清楚地看到了近代制度的弊病，废除繁琐的文饰，实行“两个字的名字不必两个字都避讳”，确实符合古义。】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臣私下看到，密王元晓等人【高祖第二十一子】，都是皇帝的至亲。陛下友爱他们的心意，义理高于古人；又分给他们车马服饰，把藩镇的事务托付给他们，应当依照礼仪，以符合众人的期望。近来看到【‘比’读鼻声】皇子拜见各位叔父，各位叔父也立即回拜。王爵既然相同，在家族礼制上，怎么能这样颠倒昭穆次序【‘昭’按本字读。古代宗庙排列，左为昭，右为穆，子孙也依此排列，详见朱子《中庸或问》】呢？希望陛下下达训诫，使其永远遵循常法。”太宗于是下诏，元晓等不得回拜吴王恪、魏王泰兄弟的拜礼。【唐仲友说：《诗》《书》所记载的事情，一定是从宗族、家庭秩序没有端正说起；宗族家庭尚且如此，国家又将怎样呢？端正皇子与诸叔之间的昭穆次序，难道只是为了得到叙述宗族关系的礼仪，也是为了彰明根本支系，显示尊位不可有两个的道理。】【愚按：《礼记》说：“天子的嫡长子，按礼也只是士。天下没有一出生就尊贵的人，入学时要按年龄排列在贵族子弟之中，是为了崇尚敬让。何况作为皇帝的儿子，却接受各位叔父的回拜，这完全丧失了亲疏尊卑逐级递减的亲亲之礼，难道合乎礼吗？”季辅的话和太宗的诏令，确实可以作为常法。】

译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近来听说【‘比’读鼻声】，京城中有些正在为父母服丧的士人和百姓【‘丧’读平声】，竟相信巫书的说法，在辰日不哭，把这作为推辞别人来吊唁的理由；拘泥禁忌而停止哀哭，败坏风俗、伤害教化，极其违背人情。应当命令【‘令’读平声】州县加以教导，用礼典统一规范他们。” 【愚按：太史公说，阴阳家使人受到拘束而且多所畏惧。到了后世，这种说法越来越繁衍，术数越来越复杂，人们的拘束和畏惧也越来越严重，使人想要远离却不能。然而我曾看到传文说：“辰日在子、卯，称为疾病之日，君主撤去宴饮歌乐。”自古以来就有这种说法，这又是为什么呢？在子、卯日不奏乐，也就像在辰日不哭一样。太宗曾经在辰日为张公谨哭泣，这本来足以破除时俗的迷惑。可是天下竟有人在辰日不为父母哭泣；父亲如天、母亲如地倾覆崩裂，仰天呼号、叩地哀痛都还来不及，却因为是辰日而不哭，这种感情究竟算什么呢？太宗命令州县教导百姓，用礼典统一规范，做得好。然而阴阳家的说法流传到今天所造成的弊害，难道只是辰日不哭而已吗？伤害风俗、扰乱人情的事情尤其多。居上位的人用德行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也许可以使他们稍稍改变吧。】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设置教义，本来是要人实行善事，怎么能让僧人、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大，坐在那里接受父母的跪拜，损害风俗、违背扰乱礼经呢？应当立即禁止，仍然命令他们向父母行拜礼。” 【愚按：张载《西铭》说：“乾称为父，坤称为母；人渺小地处在天地之间，那么天地就是我们伟大的父母。”《尚书》说：“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君王。”这样说来，天子就是天下人的父母。《诗经》说：“父亲啊养育我，母亲啊抚养我。”这样说来，养育、抚养我的，就是一家人的父母。僧、道这两个名称，夏商周三代没有，到了后世才有这种名称和这种人。他们难道不是承受乾坤、处在天地之间的人吗？难道不是天下父母所养育的百姓吗？难道不是一家父母的子女吗？可是他们却说自己“出离世间”了。对上不拜君王，对下不拜父母，难道他们不在君王统治之内吗？难道他们不在父母养育之中吗？我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心情。像唐代竟然发展到坐在那里接受父母的跪拜，更是极其荒谬。太宗下令禁止这种做法，并且仍命令他们向父母行拜礼，确实符合民间常理，实在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贞观六年，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有【‘比’读鼻声】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然历代已经衰落，仍然依仗他们旧日的郡望，喜欢自我夸耀，称作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姓氏，必定广泛索取聘财，以多为贵；议定数目、订立婚约，和市场上的商人一样，这很损害风俗，也扰乱礼经。既然轻重失当，按理必须改革。”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棻’读汾，令狐是复姓，德棻是名，宜州人，博通文史。武德初年任起居舍人，曾建议编次隋、周正史；贞观三年，诏令德棻等人撰写周、齐、梁、陈、隋五史，书成后升任礼部侍郎】刊正姓氏，普遍查考天下谱牒，并依据所凭史传【‘传’读去声】剪除其中的浮华，判定真伪；忠诚贤能的予以褒奖提拔，悖逆之人的后代予以贬黜，编撰成《氏族志》。高士廉等人进呈所定的氏族等级，竟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过去并无嫌隙，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为’读去声】，完全没有官宦，却还自称士大夫；在婚姻之际又多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识平庸低下，却仰头自高，贩卖松木、棺材【‘槚’读贾】，依托权贵。我不明白【‘解’读懈】世人为什么还要看重他们。” “况且士大夫中有能够建立功勋、爵位显贵厚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值得称道的人；或者有道义高洁朴素、学问技艺广博的人，这些也足以光耀门户，可以称为天下的士大夫。如今崔、卢等人只夸耀远祖世代为官，哪里比得上当朝的显贵？公卿以下的官员，何暇多花钱财，还要借助他们的声势，趋向声名而背弃实际【‘背’读倍】，把能与他们通婚当作荣耀？我现在制定氏族等级，确实是想尊崇当朝的冠冕，为什么崔干【《资治通鉴》作崔民干，为避太宗讳而删去‘民’字】还列为第一等？难道只是因为你们不看重我的官爵吗？不要讨论几代以前，只按照今天的官品和人才来划分等级，应当统一裁定，把它作为永久的法则。”于是把崔干列为第三等。到贞观十二年，《氏族志》成书，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太宗又下诏说：“氏族的声望，实际上常常超过官爵；婚姻之道，没有什么比仁义更重要。自从北魏失去统治、齐氏灭亡以后，朝廷更替，风俗衰败；燕、赵一带的古老姓氏，很多失去了世代为官的传统；齐、韩的旧族，有的违背礼义的风气；名声在乡里不显，自身也不能免于贫贱，却自称是高门之后，不遵守嫡妻嫡子的礼仪。议婚只在意偷取财物，缔结婚姻一定归向富有之家；又有新任官员之家、财产丰厚之家，仰慕对方祖宗的名望，争相结为婚姻，收取许多财货，像做买卖一样；“有的人自我贬低家门，在婚姻亲家面前承受屈辱；有的人夸耀旧日声望，对舅姑行事却无礼。这些积久形成的习俗，直到现在仍没有停止。既扰乱人伦，实在也损害名教。朕早晚战战兢兢，忧劳于治国之道；前代遗留下来的弊害，都已经惩治革除，只有这种坏风气还没有完全改变。从今以后，应当明确加以告示，使人们懂得嫁娶的次序，务必符合礼典，这才符合朕的心意【‘称’读去声。按《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 【唐仲友说：古代重视氏姓，所以有同姓、异姓、庶姓的区别；用天揖、时揖、土揖作为相应礼仪，确定世系、辨明昭穆，都由史官掌管，哪里容许有一点混淆？自秦朝废除诸侯封建、通过命名来确定姓氏以后，区别宗族的礼制废弃了；自北魏占有中原以来，华夏与夷狄的姓氏混杂，竟然没有明确区分。唐朝承受南北朝以来的弊病，氏族方面的书怎么能不编写？又作出英明决断来确定高下，不幸后来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借助武则天的宠幸，烧毁了实录，于是《氏族志》被列为勋格；又有收受聘礼超过制度、禁止婚姻却形成弊病的事情，使太宗的美好用意无法流传下去，怎能不令人叹息！】

译【林之奇说：善恶、贵贱存在于天下，就像黑白不能彼此遮掩一样，不能仅凭一时的个人看法来判定。班孟坚编写《古今人物表》，只从伏羲氏写到西汉，把善恶的等级分成九等，并且细加衡量，于是使后世的议论纷纷而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善恶存在于天下，自有公论，而不是一时的个人看法所能决定。太宗的论断，可以说纠正了当时的错误，符合天下的公论。然而他仍然根据一时官品秩序的高低，来决定后世门户的贵贱，那么太宗的见识仍不免顺从流俗的情感。哪里比得上把它交付给公论，使尊贵者自然尊贵、卑贱者自然卑贱呢？】【愚按：人的贤能与否各不相同，善恶的情形千差万别，起初本来就不能因为家世而访求人才。以尧、舜为父亲，却有朱、均这样的儿子；以瞽叟、鲧为父亲，却有舜、禹这样的儿子。伊尹从耕种起步而辅佐成汤，傅说从版筑工匠成为武丁的宰相，姜太公从渔钓起步而成为周朝太师，这难道是因为家世才访求他们的吗？何况自魏以来，中原地区华夏与夷狄的姓氏混杂，纷然难以辨别。赫连氏把始祖追溯到夏后氏，拓跋氏把本源推到轩辕氏。李氏把玄元皇帝作为祖先，崇韬认汾阳为宗族本源；书史失传，谱牒又没有根据。至于唐代的崔、卢、李、郑诸姓，夸耀自己的门第，买卖婚姻，什么手段都用尽了。太宗深深痛恨这种弊病，想要革除并纠正它，这是对的。然而，如果仍然只根据一时官品等级的高下，来决定后世门户的贵贱，就会更加造成混乱。姑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当时的名臣没有超过房玄龄、杜如晦的。后来房遗爱与公主私通，杜荷又同李承乾一起谋反，难道要因为他们父祖的贤德而录用他们吗？还是要因为他们子孙的叛逆而贬黜他们呢？不过这还是发生在改朝换代之后。像侯君集被列入凌烟阁图像，却本人做了叛逆之事；许敬宗入选登瀛洲，却内心极其奸邪；又将怎样处置他们呢？万物不齐整，是事物的本性。为什么要想用一时的个人见解来加以确定呢？难怪意见纷纷，最终对事情却没有任何补益。】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按照礼制，有妇人拜见公婆的仪式。自近代以来风俗败坏淡薄，公主出嫁，这项礼仪全都废弃了。皇上明察而圣明，举动总是遵循法制；我接受公主的拜见，哪里是为了自身荣耀，只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好礼制罢了。”于是他和妻子一同就位而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巾帕，履行盥洗和进食侍奉的礼仪。【“令”读平声；“盥”音管；“馈”音匮。盥，是用盘中的水浇洗手。《左传》说：“奉匜沃盥。”馈，是拿食物供给别人。《易·家人》说：“主中馈”，意思是妇女主管家中的饮食，只需柔顺而已。】礼仪完成后，公主退下。太宗听说后称赞做得好。从此以后，公主出嫁而有公婆的，都派人安排她们举行这种礼仪。【唐仲友说：有父子关系，就有公婆关系。汉代以来，娶公主的人因为公主尊贵，反而使她的父亲降低身份，这可以说是违背人伦、灭绝天理了。唐朝建立后仍然不实行妇礼，王珪加以纠正，不也是应该的吗？】【愚按：古代王姬下嫁诸侯，车服的等级并不依附于丈夫，只比王后低一等，但仍然履行妇道，以成就肃穆和谐的德行。到了后世，这种礼仪便失传了。天子以一身作为人伦的主宰，居于亿兆百姓之上，这就是尊贵无二的地位。帝王的女儿出嫁后，就应当履行妇道，怎么可以因为是天子的女儿，就破坏五常中重大的伦理呢？太宗能够采纳王珪的话，让公主履行妇礼，可以说差不多达到了人伦主宰的境界。】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代诸侯入朝时，有供其沐浴休息的封邑，【古代诸侯在京师有朝宿之邑，在泰山有汤沐之邑；大概朝宿之邑也称汤沐之邑。诸侯来到京师，主要是朝见君王，所以称朝宿；跟随君王巡狩时，主要是协助祭祀，祭祀前必须沐浴，所以称汤沐，只是随着事情而命名罢了。】还准备一百车刍草和禾秆，【刍是干草，禾是禾秆，都是供军马使用的。】用接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们：白天让他们坐在正殿，晚上在庭院设置火炬。【‘燎’音疗，是大火炬。诸侯将要朝见时，司烜用百枚物件捆在一起，设置在门内。】我想同他们见面，询问他们的劳苦。汉代在京城也为各郡设置馆舍，近来听说考使【‘考’读去声，后同，即朝集使。】到了京城，都租房居住，同商人混杂在一起，只不过勉强能够容身罢了。既然接待礼数不足，他们一定多有怨言，哪里肯竭尽心力与朝廷共同治理事务呢？”于是下令【“令”读平声】在京城空闲的里坊中，为各州考使分别建造馆舍。建成后，太宗亲自前往观看。【愚按：汉代在京师设置诸侯王的府第，诸侯王朝会时住在那里，上计吏到京时也住在那里。太宗为各州考使分别建造馆舍，确实符合古代制度。馆舍建成后，太宗亲自前往观看，更显出优待和特别重视的意思，这样谁还不肯竭尽心力与朝廷共同治理事务呢？】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法令，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下马；现在却都违法下马表示敬意，这有违朝廷的典章。”太宗说：“你们这些人是想抬高自己的尊贵地位，而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回答说：“汉、魏以来，亲王的班次都排在三公之下；如今三品官员以及与天子同列的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为’读去声】亲王不应当享有这种待遇，这是对的。查考旧例，没有可以凭据的；施行于今天，又违背国家法典，按道理确实不可行。”皇帝说：“国家立太子，是准备让他将来做君主；人的才德长短，不在于年老年幼。假如没有太子，就应当由同母弟弟依次继立。【母弟，就是同母的弟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又说：“殷人崇尚质朴，有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的道理；自周代以后，确立嫡子必定立年长者，【‘长’音掌】是为了断绝庶子和孽子的觊觎，堵塞祸乱的源头，这是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应当深切慎重的。”太宗于是采纳了王珪的奏议。【愚按：从前汉代贾谊《治安策》说：“按照礼制，臣下不敢并列君主车马的年龄；踢踏君主的马草，就会受到处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身，遇到君主乘坐的车辆就要下车。”又说：“王侯、三公的尊贵，都是天子改变容色而以礼相待的人。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臣下向君主致敬，君主以礼貌对待臣下，各自尽到自己的礼数罢了。王珪的奏议固然正确，却未免使太宗产生了‘轻视我的儿子’的疑虑；太宗的话，难道又符合尊重尊贵、敬重贤能的道理吗？况且在当时，太子之位早已确定。太宗到了这时说出‘假如没有太子，就由同母弟弟依次继立’的话，固然是出于一时的长远考虑。像魏王李泰一类人的妄想，难道不是由这句话诱发了征兆吗？怎能不慎重呢？】

译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灶而食尚且有缌麻之恩，可嫂嫂和叔叔之间却没有丧服；舅舅与姨母的亲疏相近，丧服却有差别，这还不算合乎礼制。应当召集学者详细议论，其他有亲属关系较重而丧服较轻的，也一并上奏给我。”这月，尚书八座和礼官议定说：“臣私下听说，礼是用来判定嫌疑、解决疑惑、区别同异、辨明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而出，不过是人情罢了。人伦之道首先在于敦厚和睦九族。【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属，举近亲来包括远亲；五服以内不同姓的亲属，也包括在其中。】九族能够敦厚和睦，是由于亲近亲属由近及远；亲属有等级差别，所以丧服制度有轻重等差，【‘丧’读平声；‘杀’音赛】随着恩情的厚薄，都按照人情来制定礼文。【‘称’读去声，后同。】推究舅舅和姨母，虽然都是母亲的同胞，但从母亲这一层推论，轻重却相差很大。为什么呢？舅舅是母亲本宗的人，姨母却是外戚中的别姓。追究母族，姨母不在其中。【‘与’音预。】考察经书和史籍，舅舅确实地位较重。所以周王思念齐国，称为舅甥之国。【《左传·成公二年》记载，晋侯派巩朔向周王献上战胜齐国的战利品，周王不接见，派单襄公辞谢说：‘齐国是舅甥之国，难道可以纵容它放任自己的欲望，还是难道不可以劝谏它呢？’】秦伯怀念晋国，实在符合《渭阳》诗的情意。【《诗经·秦风·渭阳》说：‘我送舅氏，送到渭水北岸。’】朱熹注说：舅氏，是秦康公的舅舅、晋国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在外，秦穆公召回他并接纳他；当时康公还是太子，送他到渭水北岸，于是作了这首诗。渭是水名，秦国当时定都雍地；所谓到渭水北岸，大概是向东送他到咸阳一带。如今舅舅只穿一时的丧服，却为姨母服丧五月，【‘为’读去声，后同；‘丧’读平声，后文‘丧纪’同。五月，是小功之服。】这是追逐名义而丧失实质，舍本逐末；这是古人的情理有未能通达之处，应该增减改正的地方，恐怕就在这里吧？《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这是把他拉近；嫂嫂和叔叔之间没有丧服，大概是把他们推远。《礼记》规定，继父如果曾经共同居住，就为他服期；不曾共同居住，就不为他服丧。姨母的丈夫，【‘从’读去声，后同】以及舅舅的妻子，两人之间互相服丧。有人说同灶而食服缌麻，那么继父并非骨肉，丧服却因为共同生活而加重；恩情轻重则在于是否共同居住。由此可知，制定丧服虽然与名分和礼文有关，大概也取决于恩情的厚薄。有的年长嫂嫂遇到年幼叔叔，辛勤劳苦地抚养他，感情如同亲生母子，彼此分担饥饿、共同忍受寒冷，长期相伴到老。【‘契’音挈。】把这种关系同共同居住的继父相比，再与只是共同用灶的他人相比，情义的深浅，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 他们活着时，明明爱护嫂嫂如同骨肉；等到她死后，却把她推得很远。追溯根源，实在令人深深不能理解。如果说死后推远是对的，那么活着时就不应共同居住；如果说活着共同居住是对的，那么死后就不应像陌生路人一样相待。死后却如同同行的路人，重视活着而轻视死亡，厚待开始而薄待结束。按照人情制定礼文，这道理究竟在哪里？况且古代记载称赞侍奉嫂嫂的事例并不少。郑仲虞对嫂嫂恩情深厚、礼数周到；【名均，后汉时人，崇尚义气而笃实，抚养寡嫂和孤儿，恩情礼数十分深厚。他的侄子长大后要求分居，他便把财产全部推让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奉养自己的母亲。】颜弘都竭尽诚心，使嫂嫂感动；【名含，晋代人。他的嫂嫂樊氏因病失明，颜含尽心奉养；医生需要蚺蛇胆，他忧愁叹息了很久，有个童子拿着袋子送给他，打开一看正是蛇胆，药制成后嫂嫂的病便痊愈了。】马援见到嫂嫂一定戴好帽子；【马援字文渊，扶风人，后汉伏波将军。他侍奉嫂嫂恭敬有礼，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入屋中见她。】孔伋甚至为嫂嫂设位哭泣。【孔伋是孔子的孙子，字子思。《礼记·檀弓》记载，曾子说：“子思哭嫂嫂时，为她设了灵位。”】这些人都是亲身实践教义，仁爱深厚、孝友兼备；考察他们行为中的规范，难道不是先知先觉的人吗？只是当时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礼制又不是臣下所能议论的，于是使深厚的感情千百年郁结不伸，使至理万古隐藏不显，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难道不可惜吗？如今陛下认为尊卑的次序虽然已经光明显备，但丧服制度【‘丧’读平声】有的地方在情理上还不妥当，于是命令秩宗详细议论增减。臣等奉行遵守圣明的指示，触类旁通地广泛寻求依据，采集各部经典，讨论传记，【‘论’读平声；‘传’读去声】有的抑制、有的引申，兼顾名分与实际，减少过多的，增加不足的，使没有成文规定的礼仪都得到整顿，使敦厚和睦的情义得到充分体现，改变过去的浇薄风俗，为将来树立笃厚的道义；这确实是六经也没有完全说尽、超过历代君王而独自达到的成就。谨按：曾祖父母原来的丧服是齐衰三月，【‘齐’读咨；‘衰’音七雷切。齐衰是五服中的第二等，衣长六尺，宽四寸，裙边下端缝合称齐衰。】请增加为齐衰五月。嫡子之妻原来的丧服是大功，【服丧九个月】请增加为期服。庶子的妻子原来服小功，现在请与兄弟一样服大功九个月。嫂嫂与叔叔原来没有丧服，现在请服小功五月。弟弟的妻子与丈夫的兄长，也服小功五月。舅舅原来服缌麻，请增加到与姨母相同，服小功五月。”诏令依从了这项议议。【“诏从”按通常字音读。】以上都是魏征的意见。【范祖禹说：人没有不追本溯源的；从高祖以上推求下去可以达到无穷，假如知道这一点，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来处呢？亲属关系已经疏远后，丧服有时会断绝，先王的意思难道是因为丧服断绝，亲情也就断绝了吗？后世不通晓礼的人，有的增加丧服，有的减少丧服，出于个人意见，不足以作为法则。嫂嫂和叔叔没有丧服，古人难道唯独对嫂嫂没有恩情吗？《礼记》传文说：‘凡是丈夫属于父辈的，妻子都属于母辈；凡是丈夫属于子辈的，妻子都属于妇辈。至于嫂嫂不能作为母辈，是因为她不属于父辈，所以把她推远，以此彰明人伦。若给她增加丧服而没有道义依据，还不如不增加更好。’凡是丧服依从先王的礼制，就正确了。】

译【愚按：古代制定礼制，是很崇高的。我曾听老师说：‘凡是丧礼制定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等级的规则，是礼的形式；不饮酒、不吃肉、不进入内室，是礼的实质。内心有实质，再用外在形式加以修饰，这才是情感与礼文相称。只是穿着丧服而没有内在实质，就和不穿丧服一样。即使不穿丧服而具有内在实质，也称为心丧。心丧只有加重而没有减轻，丧服制度的形式却有减有增，这就是古代的道理。’大概丧服制度一概以周公的礼制为准，后世有所增加或改动的，都是沉溺于形式、昧于实质，没有探究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比如从父的妻子，名义上属于母亲一方，便为她服丧；从子的妻子，名义上属于儿媳一方，便为她服丧；兄弟的妻子不能说属于妻子一方，所以对她没有丧服，这是把她推远。然而兄弟有为妻子服丧的礼制，自己的妻子也有为妯娌服丧的礼制；自己虽然没有相应丧服，也一定不能在自身穿戴华美、在家中宴饮享乐，像没有丧服的人一样。同灶而食尚且服缌麻，朋友之间尚且加麻戴孝；邻里有人丧亡、里中有人停柩，尚且没有互相捣杵和在巷中歌唱的声音，为什么唯独对兄嫂、弟妇的丧事，却漠然置之，像对待路人一样呢？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必定有其道理，不容易用浅薄的见识窥测。】【实质上无处不加厚，是仁爱的极致；形式上有时有所减省，是义理的精微。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大概就是这样。后世有人想要比古人更加厚重，却不知道古人的制度从未薄待亲情。大体说来，古人所勉励的是丧礼的实质，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充分尽到；后世所增加的是丧礼的形式，是可以向他人显示的东西。真诚与虚伪相差究竟有多远啊！唉，怎样才能让唐代的君臣复生，同他们谈论这个道理呢？】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对侍臣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把生日看作可以欢喜作乐的日子，【‘乐’音洛，后同】但我的心情反而变成了感伤思念。我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却永远无法再得到侍奉父母、供养父母的机会。仲由怀念背米奉亲的遗憾，【《孔子家语·致思》说，子路说：‘从前我奉养双亲时，常常吃藜藿之类的粗食，还要到外地背米供养父母。双亲去世后，我向南游历到了楚国，随从车马有百辆，积存粮食有万钟，想再吃藜藿、为父母背米，却再也做不到了。’】确实是有原因的。况且《诗经》说：‘可怜的父母，生我养我十分劳苦。’【‘劬’上音渠，意为劳苦；这是《诗经·蓼莪》的句子。】怎么能在父母劳苦生养我的日子，反而举行宴饮作乐呢？这实在严重违背礼制。”于是流泪很久。【《资治通鉴》记作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胡寅说：“在父母劳苦生养自己的日子，父母还在世，置办酒宴为父母祝寿，因而自我庆贺，是可以的。父母既已去世，却在这一天大肆宴饮作乐，有人心的人应当因此改变。天子是天下的表率和仪范。太宗思念父母而不设宴，反而哭泣；几百年后读到他的话，仍然使人感伤而有所触动。后世流弊延续得很远，从百姓那里搜刮财物，用来作为臣下向皇帝报效忠诚的表现；如果一定要像太宗那样将其一扫而除，那么君主孝敬思慕父母的心志就会彰显，臣下谄媚奉承的习气也会革除。”】【愚按：在自己的生日想到父母的劳苦，是君主最真挚的感情；在君主的生日向上朝贺，是臣子最真挚的感情。君主用孝来教化天下，臣子用忠来训导天下，双方都尽到自己的感情就可以了。】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了所制定的新乐。太宗说：“礼乐的创制，是圣人顺应事物而设立教化，用来节制调适的。政治的好坏，难道是由这个造成的吗？”御史大夫杜淹回答说：“前代的兴亡，确实与音乐有关。陈朝将要灭亡时，制作了《玉树后庭花》；齐朝将要灭亡时，制作了《伴侣曲》。行路的人听到这些曲子，没有不悲伤哭泣的。这就是所谓亡国之音。由此看来，国家的兴亡确实是由音乐造成的。”太宗说：“不是这样。声音难道能够感动人吗？欢快的人听了就高兴，悲哀的人听了就悲伤；悲伤和喜悦在于人的内心，并不是由于音乐。将要灭亡的政治使人心中痛苦，痛苦的内心相互感应，所以听到音乐就悲伤罢了。哪有悲哀怨恨的乐声能够使欢快的人变得悲伤呢？现在《玉树》《伴侣》这些曲子的声调都还存在，我可以为您演奏；我知道您一定不会因此悲伤。”尚书右丞魏征进言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说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说钟鼓吗？’乐在于人心和谐，并不在于声调。”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六月〕 司马光说：礼，是圣人所践行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践行中正之道而喜爱和平，又想到要同天下人共同享有，并传给百代，于是创制礼乐。礼乐有根本和形式，中和是根本，仪容和声音是末节；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住礼乐的根本，从未有片刻离开心中；实行礼乐的形式，也从未有片刻离开自身。礼乐兴起于闺门，显现于朝廷，施行于乡遂比邻，通达于诸侯，流布于四海。从祭祀、军旅直到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不在礼乐之中。这样经过数千百年，教化才会周遍深厚，以至凤凰来仪。如果没有根本，只徒有形式，实行一天却舍弃一百天，那么即使有《韶》《夏》《濩》《武》的音乐，也不能用来教化一个人。何况齐、陈两国淫乱昏暗的君主，使亡国之音暂时在朝廷演奏，怎么能够改变一代人的悲喜呢？太宗却贸然说‘政治的兴衰不由音乐’，他说话多么轻率，竟然坚决否定圣人之道啊！朱黼说：音乐产生于人的内心，从来没有不与政治相通的。表现于外的音乐虽然根本在于人心的喜怒哀乐，但在外界制作出来的音乐，也足以感动人心，使人产生顺逆邪正的变化。

译世间有治有乱，所以音乐有安乐、怨怒的区别；音乐的急促肃杀、舒缓、粗犷猛烈、刚劲直率，也足以表现民众思虑忧患、安康快乐、刚毅坚强、严肃恭敬的不同。听到《韶》《濩》的音乐，不知不觉就变得和顺平易；听到郑、卫的曲调，不期然而然就流于淫靡。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如此，难道经书传记会无端这样说吗？如果按照太宗所说，那么圣人用来移风易俗的方法、防止情欲失控而教导和谐的道理，全都是荒诞虚妄了。圣人说‘钟鼓云乎哉’，是感伤后世只追逐器物而忘记人情，知道末节却丧失根本。魏征明知太宗的说法不对，却不加劝谏，反而附和他的说法；因此他不只是不了解音乐，也确实不了解经义。我认为：古代圣人创制音乐，是在功业成就、政治安定、德泽充足、仁爱广布，众多贤人在上和谐相处、万民在下和谐相处之后，才确定律本，制作乐器，创立曲调，练习舞蹈节拍，创作为一代之乐，用来陶养性情、培育人才、侍奉神祇、调和上下。它的体制、作用和功效如此广大深切，所以百姓按时和睦，是《韶乐》的根本。然而如果不是后夔制定音乐，怎么能达到凤凰来仪的盛况？安抚万邦，屡获丰年，是《武乐》的根本。然而如果不是周公制定音乐，怎么能达到清庙肃穆和谐的盛况？大概音乐以圣人的德行为根本，而音乐完成后，又能够辅助圣人的德行；音乐以天地的和谐为根本，而音乐完成后，又能够召致天地的和谐。先王重视根本，却从未遗弃形式；竭尽实质，却从未舍弃文饰。只有音乐而没有德行，固然不能成为美化教化、形成风俗的根本；只有德行而没有音乐，又凭什么作为感动神灵和人、调和上下的工具呢？唐代君臣说乐在于人心和谐，也可以说是知道音乐的根本了。然而他们随即说政治的好坏难道由此造成吗？这就把先王的创制都看成徒具形式的东西了，难道不是悖谬吗？唉！自从秦朝毁灭典籍以来，《乐经》最为残缺，如今能够知道的内容，百份中连一份也保存不下来。后世君主急切地寻求它，还担心散失湮灭、难以考察，何况竟把它诋毁为没有用处的东西呢？司马光讥刺太宗说话轻率、竟然坚决否定圣人，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奏说：“如今《破陈乐》的舞蹈，是天下共同传习的；然而用来表现盛大德业的形态和仪容，仍有未尽之处。前后击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人，我愿意画出他们的形状，用来描绘战胜进攻、夺取胜利的情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二十八人、元日、二人〕 秦王率领诸将讨伐薛举，把薛仁杲及其党羽带回京师，将他们斩首。太宗说：“我在天下四方尚未平定时，是为了天下救火救溺，所以不得已才进行战争，因此民间才有了这种舞蹈。国家也因此制作了相应的曲子。不过，雅乐的仪容举止只能陈述大概；如果曲折细致地描绘，形状就容易辨认。我现在在世的将相中，有很多人曾经受过那些人的驱使；既然曾经有过一日的君臣关系，如今如果重新看到他们被擒获的情状，一定会有所不忍。我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不这样做。”萧瑀谢罪说：“这件事不是臣下所能想到的。” 我认为：古代的音乐，没有比《韶舞》更好的。《韶舞》时代久远，如今已经无法知道它的实际情形了。孔子谈到《武舞》时说过：“第一阶段向北进发，第二阶段灭掉商朝，第三阶段向南进军，第四阶段向南方扩展疆界，第五阶段分列，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阶段重新排列舞队，以尊崇天子。”它那种奋发猛烈的仪态、进退击刺的节奏，不过是用来象征周武王战胜殷纣、征服荆蛮的事情罢了。确实没有听说要画出亡国君主的形状来陈列。唐代《七德舞》身穿银甲、手执盾牌，先分偏队、后列伍队，交错屈伸，用来象征鱼、龙、鹅、鹳等阵势。虽然不能赶上三代，大概也还近似《武舞》遗留下来的意义。萧瑀认为表现得不够，要求画出刘武周等人的形状来辨识。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应当存疑不说；萧瑀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呢？太宗说：‘今天的将相中有曾经做过他们臣属的人，观看这种舞蹈会有所不忍。’这只是在说当时的情形罢了。总的说来，萧瑀的议论不只不适合当时，也没有古代依据。《贞观政要》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贞观政要》卷八　　　　　　唐　吴兢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