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六　　　　　　唐　吴兢　撰

译上下、各种事物都崇尚质朴，自然会家家给足、人人充裕，货财多得用不完。假如反过来，朝廷百官争夸繁多、竞相奢靡，四方士人百姓羡慕而仿效。天地所生的物资是有限的，上下所拥有的财力也是有尽头的，怎么能够周遍供给、普遍充足呢？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露台的地基已经建成，却不再修筑台子，于是成就了富庶的功业。唐太宗鉴于秦人的弊病，建筑材料已经齐备，却不建造一座殿，于是成就了贞观之治。约束自身一人的欲望，影响很小；但功效利益施及一代人，却很大。遏制一时的欲望，影响很小；但培养数百年的根基，作用却很显著。君主难道可以不察知这些吗？】【愚按：太宗可以说是懂得教化百姓的根本了。一座殿的建筑材料已经齐备，他鉴戒秦始皇的奢侈，立即停止建造；一座楼阁的营建，是公卿请求的，他仰慕汉文帝的俭约，最终也没有答应。贞观之所以能够达到富庶，确实是应该的。】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大兴宫室，游玩观赏池台，是帝王所想要的，却是百姓所不想要的。帝王所想要的是放纵享乐，百姓所不想要的是劳苦困乏。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施’读平声，后同《论语》中的话】。劳苦困乏的事情，实在不能施加给百姓。我尊为帝王，富有天下，每件事如果都能自我节制；凡是百姓不想要的，也一定能够顺从他们的心意。”魏征说：“陛下本来就怜悯百姓，常常约束自己来顺从民意。臣听说，按照百姓的意愿行事就会昌盛，以取悦自己为乐而不顾百姓就会灭亡【‘乐’读洛】。隋炀帝的欲望没有止境【‘无厌’读平声】，只喜欢奢侈【‘好’读去声，后同】。主管官员每有供奉和营造【‘供’读平声】，稍微不合他的心意【‘称’读去声】，就施以严厉的刑罚。上面的人喜好什么，下面的人一定会更加过分，争相追逐，毫无限度，终于导致灭亡。这不是书籍中流传的事情，也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因为他无道【‘为’读去声】，所以上天命陛下取代他。陛下如果认为这样已经满足了，那么今天的富足不只是满足了；如果认为还不够，即使再增加到现在的一万倍，仍然不够【‘啻’读翅】。” 太宗说：“你所奏答的意见非常好，如果没有你，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我近来读《刘聪传》【‘聪’读去声。刘聪，字玄明，是刘元海的第四个儿子。本是新兴匈奴人，因为汉高祖曾把宗室女子嫁给冒顿，所以他的子孙冒用刘姓。刘元海在晋永兴年间建立国家，这就是前赵。刘聪杀兄自立】，书中说刘聪准备为刘后【‘为’读去声。刘后是太保刘殷的女儿，先为左贵嫔，后来立为皇后】修建防仪殿。廷尉陈元达【廷尉，是掌管狱讼的官；元达字长宏，是后部人，本姓高，因为出生月份对父亲不利而改姓陈】极力进谏，刘聪大怒，下令杀他。刘后亲自写奏疏请求赦免，言辞情意十分恳切，刘聪的怒气才消解，并且深感惭愧【《晋载记》说：刘聪准备在后庭修建宫殿，陈元达极力进谏。刘聪大怒说：‘我是主持万机的君主，难道要听你这个鼠辈的吗？’将要把他押出去斩首。当时刘聪在逍遥园李中堂，刘后听说后，秘密下令停止行刑。刘后亲自写奏疏说：‘如今宫室已经完备，应当爱惜民力。廷尉的话，是天下人的福祉。陛下应当给他加封赏赐，却反而要杀他，天下人将怎样看待陛下呢？陛下如今大兴土木，耗费广大，只为妾营造宫殿，却杀掉进谏的大臣，使天下人归罪于妾，妾怎么承受得起？】愿陛下赐妾一死，以弥补陛下的过错。’刘聪看了奏疏，命人把陈元达带来，向他说：‘外有您这样的辅佐，内有皇后这样的辅佐，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又下令把园子改名为‘纳贤园’，把堂改名为‘愧贤堂’】人们读书，是想扩大见闻来充实自己。我看到这件

译事，可以把它作为深刻的警戒。近来【‘比’读鼻】我想建造一座宫殿，还要架设重阁【‘重’读平声】，现在已经在蓝田【县名，至今仍属奉元路】采伐木材，材料也已经备齐。远远想到刘聪的事情，这项工程于是停止了。”

译【愚按：隋炀帝耗尽土木工程的功力，极尽宫室的华丽，等到后来甚至比纣王倾宫、鹿台还要过分，最终导致国家和自身都不能保全。不过，这也有隋文帝开启其端的原因。隋文帝是开创王业的君主，天下平定以后，却在仁寿年间的劳役中使百姓困苦不堪，因此后来的继承者仿效他，几乎更加过分。太宗取得孤立残破的隋朝天下，本应让百姓休养生息；幸而营造宫室的事情，有时采纳别人的意见而停止，有时鉴于前代而停止，他超过隋炀帝的地方很远。看他说：‘帝王所想要的是放纵享乐，百姓所不想要的是劳苦困乏。’以圣人所说的“恕”为准则，推及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份心意，作为统治百姓的君主而体会这句话，难道只是不要大兴宫室、池台才如此吗？喜好声色，寻求神仙，开辟土地，沉迷田猎，放纵游览观赏，凡是不合百姓愿望的事情，都应一概用恕心来对待。把这句话奉行下去，就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道路。魏征再次回答他的君主说：‘陛下如果认为已经满足，今天的富足不只是满足了；如果认为还不够，即使再增加到现在的一万倍，仍然不够。’这句话尤其是统治者的格言。有人说：太宗的话固然很好，那么飞仙宫、翠微宫、玉华宫的营造又该怎样解释呢？大概飞仙宫的营造，已经有魏征的进谏；至于翠微宫、玉华宫，是因为太宗患病而到那里避暑，只是利用原有建筑加以修缮，不能据此要求他的行为完全没有缺失】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说：“我听说，死，就是生命的终结，是希望万物返归本真的意思；葬，就是收藏，是希望让死者不再被人看见的意思【‘令’读平声】。上古流传下来的风尚，没有听说要封土植树；后世留下的准则，才准备了棺椁【《易大传》说：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厚厚包裹，葬在野外，不封土，不植树，丧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批评僭越奢侈，并不是吝惜那笔厚重的费用；赞美俭薄，实际是看重它没有后患。因此，唐尧是圣明的帝王，谷林有‘通树’的说法【《吕氏春秋》：尧葬在谷林，通树】；秦穆公是明智的君主，槖泉没有高大的坟丘【秦穆公名任好，《史记》注说：穆公葬在雍州槖泉宫祈年观之下】；孔仲尼是孝子，防地的墓不筑高坟【孔子把父母合葬在防地，说：我听说古代只修墓而不筑高坟】；延陵季子是慈爱的父亲，嬴、博之间的墓可以隐没无闻【吴国延陵季子名札，出使齐国后返回时，他的儿子死了，葬在嬴、博之间，没有运回乡里】。这些人都怀有长远无穷的考虑，形成独自决断的明见，目的在于使尸体在九泉之下得到安宁，并不是为了在百代之后求取名声。到了阖闾违背礼制，用珠玉做成鳬雁【阖闾是吴王的名字，葬在虎丘山下，征发十万人修治坟墓，挖土成河，堆土成丘，使用三重铜棺，墓中积水六尺，用黄金珠玉做成鳬雁】；秦始皇没有节制，用水银造成江海【秦始皇葬在骊山，役使官吏徒众数十万人，历时十年，合采金石，墓中覆盖珠玉，以水银造成江海，以人油脂作为灯烛】；季孙专擅鲁国，用璵璠随葬【‘敛’读去声，‘璵’读与，‘璠’读烦。季孙就是鲁国大夫季平子。《左传·定公五年》说：季平子到东野巡视，回来还没有到家，就死在房地。阳虎准备拿璵璠给仲梁怀入殓，仲梁怀不接受，说：‘身份改变了，所用的玉器也应改变。’阳虎想驱逐他，公山不狃劝阻说：‘他是国君，您为什么怨恨他呢？】桓魋专擅宋国，用石椁安葬【‘魋’读颓。桓魋是宋国向戍的孙子，任司马。《礼记》记子游说：从前孔子住在宋国，看见桓司马亲自为自己制作石椁，三年还没有完成。孔子说：像这样奢靡，死后还不如赶快腐朽为好】；没有谁不是因为收藏过多而招来灾祸，因为贪图财利而自取羞辱。玄庐一旦被打开，就使墓中遭到焚毁【玄庐、夜台，都是墓的别称】；黄肠椁再次被打开，就使尸骸同样暴露在野外【汉代梁商死后，赐给他东国朱寿的器物，即银镂黄肠。注说：器就是棺，用朱漆装饰，用银丝镂刻，以柏木的黄色木心做椁，称为黄肠】。详细追想从前的事情，难道不令人悲痛吗！由此看来，奢侈可以作为戒鉴，节俭可以作为师法。我身居天下最尊贵的位置，承受历代君王留下的弊病，不能明白地思考并推行教化，即使半夜也战栗忧惧。虽然送葬死者的礼典，已经详细列入各种仪制；违失礼制的禁令，也已经写在刑书中。可是功臣和外戚之家，大多随流俗而行；民间有些人也奢侈靡费，损害风俗。于是把厚葬当作侍奉死者的终极礼节，把高大的坟墓当作行孝，竟使衣衾、棺椁极尽雕刻华美，灵车和随葬的冥器穷尽金玉装饰。富人超越法度，互相攀比；穷人倾尽家产也达不到，白白损害教化礼义，对地下的死者没有益处。危害既然深重，就应当加以惩治革除【‘宜为’的‘为’读去声】。从王公以下直到百姓，从今以后，送葬的器具如果有不依照法令格式的，责令州、府、县官明确加以检查，按照情状定罪。在京城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功臣外戚之家，还要记录下来上奏皇帝【旧本把这一章列在《慎终篇》，现在附入这里】。” 【愚按：汉文帝曾说：‘即使把北山作为椁，用纻絮填塞，并在中间涂上漆，难道还能被人撬动吗？’张释之回答说：‘假如里面有可以使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起来，仍然会有缝隙可钻。’后来汉文帝的遗诏说：‘厚葬会败坏家业，我非常不赞成。’‘霸陵依照原有的山川形势，不要有所改动。’这番话，难道是受到张释之那番话的感触吗？唐太宗最初营建献陵时，务求高大厚重，仍然是汉文帝初年时的想法。虞世南进谏却没能阻止。贞观十一年的诏书，难道不是虞世南的意见启发了他吗？我曾把两位君主的诏书合起来考察，汉文帝的诏意只是专门针对自身而已；太宗的意思则是希望让天下人共同归于俭约，以免遭受尸骸暴露野外的祸患，这又是汉文帝没有达到的地方】岑文本任中书令时，住宅低洼潮湿，没有帷帐等装饰。有人劝他置办产业，岑文本叹息说：“我本来只是汉南的一个平民罢了，最终没有立下驰骋战场的功劳，只凭文章才学做到中书令，这已经到顶了。承受如此厚重的俸禄【‘荷’读去声】，我已经十分惶恐，哪里还敢再谈置办产业呢？”劝说他的人叹息着退下了【旧本从这里以下四章都列在《贪鄙篇》，现在附入这里】【愚按：俭约，是人们很难做到的。何曾早已看出奢侈的祸患，却每天食用价值万钱的食物；谢安建立了辅佐朝廷的功业，却仍不忘声色享受。俭约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虽然如此，还是有办法的。孟子说：‘有志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死在沟壑之中，勇士不忘记自己可能丧失头颅。’士人出仕到别人的国家，只要不忘记自己贫贱时的处境，自然就不会有奢侈浪费的过失。岑文本身居中书令，却能不忘自己还是汉南平民时的身份，这就是他不置办产业、成为唐朝名相的原因吗？”

译户部尚书戴冑去世【‘卒’反切为子聿】，太宗因为他的住宅破旧简陋，连祭祀供享的地方都没有，便命主管官署特意为他建造庙宇【‘令’读平声，‘为’读去声】。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时，家中贫穷，没有正寝。去世后【公侯去世称‘薨’】，只能停灵在旁边的房间。太宗听说后叹息不已，立即命主管官署为他营造正寝【‘为’读去声】，并且厚加赙赠。魏征家中原先也没有正堂，魏征患病后，太宗当时正想建造一座小殿，便停止使用那些材料，转而为魏征营建正堂。五天就完工了，太宗派中使【‘使’读去声】带着白色褥子和布被赏赐给他，以满足他所崇尚的俭朴志趣【本章与《任贤篇》重复】【愚按：奢侈，是常人的共同乐趣；俭约，是普通人难以承受的。若不是作为君主的人在奢侈和俭约之间有所抑制前者、褒扬后者，那么作为臣子的，为什么要忌惮而放弃大家共同喜欢的东西，去追求大家难以承受的俭约呢？戴冑居住的房屋低洼潮湿，太宗替他建造庙宇；温彦博死后停灵在旁室，太宗替他建造正寝；魏征家中没有正堂，太宗停下建殿的材料来为他营建正堂。三位大臣的俭朴德行施行于下，太宗的褒奖赏赐加于上。天下的士人，难道还有听不到这种风气而受到激励、奋发起来的吗？】谦让第十九【共三章】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做了天子就可以自我尊崇，无所畏惧。我却认为，正应当自我约束，保持谦恭，常怀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夸功劳，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虞书·大禹谟》的话】。’《易》又说：‘人的常情是厌恶盈满而喜爱谦逊【‘恶’、‘好’都读去声，《易》谦卦彖辞】。’凡是做天子的，如果只知道自我尊崇，不守谦恭，假如自身有不对的事情，谁肯冒犯尊严来进谏呢？我每当想要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必定上畏皇天，下怕群臣。天高高在上，却能听见下民的声音，怎么能不畏惧？群臣公卿士人都在仰望我，怎么能不害怕？这样想来，只知道经常谦逊、经常畏惧，还恐怕不能符合上天的心意和百姓的意愿【‘称’读去声】。”魏征说：“古人说：‘没有一种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鲜’读上声，《诗经·大雅·荡》中的话】。’希望陛下守住这种始终谦逊、始终畏惧的道路，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宗庙社稷就会永远稳固，不会倾覆。唐尧、虞舜之所以天下太平，确实就是运用了这个方法。” 【吕氏祖谦说：《无逸》称说商朝三位宗王享有国运长久，而周公用一句话概括其中的原因：‘只是因为畏惧罢了。’大概正因为天子的地位尊贵，如果抱着无所畏惧的心态自恃，那么太平就容易忘记祸乱，安定就容易忘记危险，到了危乱之时还不自知。只有能够把有所畏惧作为内心准则，向上就能得到上天之心的眷顾，向下就能得到臣民的归附。这样还不能安定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太宗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实现，固然有它的具体方法，但最重要的没有什么能先于这一点】【愚按：从前史臣赞美尧说：‘诚信恭敬而能够谦让，光辉照耀四方。’

译赞美舜说：‘深沉明智而文明，温和恭敬而诚信充实。’ 尧、舜作为五帝中最盛大的帝王，他们的圣德光辉，归根到底只在谦让而已。《易》说谦卦：‘天道向下施济万物，因而光明。’天道如果不向下施济，就会高亢孤立，哪里还能显现光明呢？太宗说天子不应当自我尊崇，正应当谦恭，这是帝王的盛德。魏征在这时没有顺势颂扬太宗的美德，反而引用《诗经》中‘没有一种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希望他的君主做到‘始终谦逊、始终畏惧，一天比一天谨慎’，并说唐尧、虞舜之所以太平，确实使用了这个方法，这当然是因为他确实了解太宗的内心。大概尧、舜的谦让始终如一，并不是一时的言语。后世有志于帝王之道的君主，要努力啊！”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说：“《论语》说：‘以自己的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以自己的丰富向贫乏的人请教；自己虽有才能却好像没有，自己虽充实却好像空虚。’这是什么意思【《论语》中曾子的话】？”孔颖达回答说：“圣人设置教化，是希望人们谦逊而显出光明。自己虽然有才能，却不自夸自大，仍然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有才能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然很多，仍然担心自己认为太少，还要向才艺少的人请教，以求得到补益。自己虽然拥有，外表却像没有；自己虽然充实，容貌却像空虚。不只是平民，帝王的德行也应当如此。帝王内心蕴含神明，外在必须深沉寂静，使人无法看透。所以《易》说要以蒙卦培养正道【《易》蒙卦彖辞说：蒙卦是用来培养正道的】，又说以明夷卦临御众人【‘莅’读隶，《易》象传说：光明进入地下，就是明夷，君子因此治理众人，使用晦暗来显明】。如果身居最尊贵的地位，却炫耀聪明，以才华凌驾于他人之上，掩饰错误、拒绝进谏，那么上下情意隔绝，君臣之道背离，自古以来的灭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太宗说：“《易》说：‘勤劳谦逊，君子最终吉祥【《易》谦卦九三爻辞】。’确实如你所说。”下诏赏赐他二百段绢。【胡寅说：太宗这样发问，恐怕未必真正认为自己应当如此。大概他为人已经有一些长处，只是担心别人不知道，所以对于不自夸、不自矜，还没有真正做到。孔颖达的回答，也足以劝诫他了。不过，我的朋友从事于此的用意，却不容易明白。既然已经有才能，不把自己当作有才能，这可以做到；但还要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既然已经才多，不把自己当作才多，这可以做到；但还要向才少的人请教。那些没有才能和才少的人，又能给我什么益处呢？这样做不就近于假装谦下以待人了吗？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有善于学习的人，志向不会厌倦，内心不会自满。没有听到一项善理，没有懂得一个义理，就像饮食没有吃饱那样感到不足。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即使圣明如孔子，仍然说：‘我喜好古代的道理，敏捷地去求取它。’我学习而不厌倦，实在是因为道理没有穷尽，理趣没有极限，事务也没有固定的方式。太宗如果懂得这一点，大概就能稍有进步了】【唐仲友说：太宗的病根正在于自夸自矜；孔颖达的回答，正好针砭了他的积弊。太宗如果能够得到并奉行这个道理，即使成为帝王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惜他所凭借的是矫揉、违拗和勉强的力量，所以有时有任用贤能、采纳谏言的益处，也有陷入掩饰错误、拒绝进谏的悔恨】【愚按：《论语》记载曾子的话说：‘以自己的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以自己的丰富向贫乏的人请教；自己虽有才能却好像没有，自己虽充实却好像空虚。’这大概只有懂得义理无穷、看不见物我之间隔阂的人才能做到，是求学者很难做到的。因此朱子的集注认为，‘吾友’是指颜渊。太宗以天下君主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孔颖达便借此阐明它，把圣门求学的方法用来勉励和推进帝王的德行。太宗凭借英明的资质、雄杰的才干，很容易产生炫耀和凌慢的过失。听到孔颖达的话以及‘勤劳谦逊，君子最终吉祥’的话，孔颖达难道不是善于匡正君心吗？】河间王李孝恭【他是太祖的儿子，辅佐高祖时多次献上谋略，独自镇守一方；他功劳很大，却宽厚仁恕、谦退礼让。太宗亲近并器重他，宗室中无人能比】武德初年，封为赵郡王，历任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李孝恭讨平萧铣、辅公祏以后，便统领江淮和岭南、岭北各地，全部加以统摄，专制一方，威名十分显著。后来多次升迁，任礼部尚书。李孝恭性情一向谦退，脸上没有骄傲自夸的神色。当时有特进、江夏王李道宗，尤其以将帅谋略闻名，同时又喜欢学习【“将好”二字都读去声】，敬重仰慕贤士，举动间常常讲究礼让。太宗对他们都特别亲近优待；宗室之中，只有李孝恭和李道宗无人能与之相比，真是一代宗室英杰。【我认为：自古以来，国家将要兴盛时，上天一定会在君主的子弟和宗族中产生英杰奇伟的人才，用来昌盛其家族、光大并开启国家的气运。周朝兴起时，有周公、康叔；汉朝兴起时，有朱虚侯、东牟侯。下至魏、晋以及六朝，大概没有不是如此的。唐朝从晋阳起兵，本宗支系尤其兴盛。李孝恭的威名与李靖相当，李道宗的将帅谋略与李勣并驾齐驱；他们又能好学、习礼、谦退而不自夸，即使在平民士人中寻找，也有难以多得的人才。虽然还不能把他们比作才华美德兼备的周公，但他们大概也是康叔、朱虚侯一类的人吧？唉，真是盛美啊！】仁慈恻隐第二十【共四章】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妇人幽闭在深宫之中，实在值得怜悯。隋朝末年，不断征求采选女子，以至于离宫别馆中，不是皇帝临幸的地方，也聚集了许多宫人；这些都耗尽了百姓的财力和劳力，是我所不取的。况且除了洒扫之外，她们还能有什么用处？现在准备把她们放出宫去，任凭她们寻找婚配【上字读‘抗’，是匹敌之意；下字读‘丽’，是配偶之意】。这不只是为了节省费用，也是为了使百姓得到安宁，同时也让她们各自实现自己的情感和性情。”于是前后从后宫和掖庭放出三千多人【按《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九月，天降雨水很少，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然放出宫人，但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和掖庭中无用的宫人仍然很多，岂只是白白耗费衣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导致旱灾。”太宗回答了上述的话。于是派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到掖庭西门挑选放出，前后放出三千多人】【孙氏甫说：隋炀帝荒淫残暴，自古以来无与伦比。强行夺取良家女子、安置在后宫的，本来就不知有多少。高祖刚进入关中时，放出离宫女子，让她们回到亲属身边，这只是美政中的一件。等到接受禅让即位后，却安然拥有自己的后宫；想不荒淫放纵，可能吗？幸亏有圣明的儿子继承帝位，立即纠正他的过错，一次放出三千多人，使天下震动，歌颂唐朝的盛德。】

译【尹起莘说：按照礼制，天子立后，本来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但从未听说有成千上百倍这样的数量。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后，掖庭几乎有一万人，最终使他丧失自身，也使国家灭亡。如今太宗即位，首先放出三千多名宫女，可以说是盛大的德政，于是使后人不断流传歌咏，称颂不尽。】【我认为：太宗的心真仁慈啊！这件事没有见于武德初年，却见于贞观初年。评论者说，圣明的儿子继承帝位，实行了父亲没有能够实行的事情，确实可以说是仁慈。然而，掌管晋阳宫门钥匙的人，竟然在宫闱中越犯名分，谋臣便借此逼迫他，以便起兵。有了天下以后，仍然安置自己的后宫，这与晋阳时的心思没有两样。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宫，能够做到不宠幸其中的女子，有见识的人便知道他的智慧不在小处，后来迅速安定天下，规划宏远，实在不是唐高祖所能相比的。太宗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贞观二年，关中发生旱灾，出现严重饥荒。太宗对侍臣说：“水旱失调，都是君主失德造成的【‘为’读去声】。我的德行没有修养好，上天应当责备我，百姓有什么罪过，却要大多遭受困苦贫穷？听说有人卖儿卖女【‘鬻’读作‘育’，是卖的意思】，我非常怜悯他们。”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字执礼，是杜如晦的叔父；他才智善辩、见闻广博，秦王曾引荐他为文学馆学士。太宗即位后，召他任御史大夫，不久又检校吏部尚书。他所推荐引进的有四十多人，后来都很有名】巡视查访，拿出御府的金银财宝把他们赎回，送还给他们的父母【我认为：齐宣王不忍看牛战战兢兢地走向刑场，孟子说：“这种心足以使他称王了。”但齐宣王只是爱惜牲畜，爱护百姓的心却较轻，所以孟子希望他把这种心推及百姓。太宗居于深宫高位，统治四海广大地域，却能挂念饥饿百姓的子女，拿出御府金宝赎回他们，他爱护百姓的心是深厚的。万民极其众多，即使广泛施舍、救济大众，圣人尚且还担心不能周济所有人，饥民的子女又怎能人人都得到安置呢？然而有这种心，便足以称王了。贞观的盛世，谁能说不是由这颗仁心造成的呢？】贞观七年，襄州都督【襄州如今是襄阳，隶属河南】张公谨去世。太宗听说后悲叹哀悼，走出宫殿，在临时住所发哀。有司上奏说：“按照《阴阳书》所说：‘太阳运行到辰日，不可以哭泣。’这也是世俗所忌讳的。”太宗说：“君臣之间的义理，与父子相同。感情发自内心，怎么能因为辰日而躲避呢？”于是为他哭泣【按《资治通鉴》记载，此事系于贞观六年夏四月辛卯日：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去世，第二天皇帝出宫发哀，所说的话与此相同】【唐仲友说：太宗在辰日为张公谨哭泣，认为君臣如同父子，这种合乎情义的举动感动人心，他驾驭臣下的谋略很高明。】【我认为：君主对于卿大夫，在其下葬前不吃肉，在其卒哭以前不奏乐，并不是出于个人私恩，而是出于公共的义理。因此，卫国的柳庄死后，卫献公祭奠并吊丧，评论者认为这是正确的；晋国的荀盈尚未下葬，晋侯却饮酒听乐，膳宰讥讽他。太宗在张公谨去世时，即使因为是辰日，也没有停止哭泣，难道不能称为贤明的君主吗？】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讨高丽，驻军定州【今为中山府，隶属腹里】。有士兵到来，皇帝登上州城北门楼抚慰他们。有一名随军士卒【“从”读去声，以下同】患病，不能前进，太宗下诏到他的床前询问病苦，并命令州县为他医治，因此将士【“将”读去声，以下同】没有不欣然愿意跟随的。大军返回时，驻扎在柳城【属营州，今已废弃】。太宗下诏召集前后战死者的遗骸，设置太牢祭祀【牛、羊、猪称为太牢】，亲自到场，哭祭并竭尽哀痛【“临”读去声】，军人没有不流泪的。观看祭祀的士兵回到家，对父母说：“我儿子的丧事，天子亲自哭祭，他死也没有遗憾了。”太宗征讨辽东、攻打白岩城【唐朝设置岩州，今已废弃】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是颉利的族人，各部归顺唐朝，只有思摩留下。高祖封他为和顺郡王，他与秦王结为兄弟，赐姓李，任化州都督，统领颉利的旧部，成为可汗。思摩派使者致谢说：“希望世世代代为国效力，像一条狗一样守卫天子北门；如果延陀侵逼，我愿进入长城内防守。”太宗下诏答应了他。居住三年后，他未能率部入朝，便跟随太宗征伐辽东】被流箭射中【“中”读去声】，皇帝亲自为他吮吸伤口的血【“为”读去声，“吮”音粗兖切】，将士没有不受感动并受到激励的。【我认为：太宗亲自出征，为战死者埋葬遗骨，又为思摩吮吸伤口，可以说是仁慈宽厚了。然而，远方国家的强臣，即使行为不合义，也尚未达到【“防刘边鄙”原文疑有讹误】的程度。即使偏远地区没有沾受王化，自有大司马九伐的制度，何至于亲自率领六军出征呢？想想辽水无边无际，又考虑到扈从人员负担不轻；仁慈宽恕的一念从内心油然而生，那么也就可以停止了。难道一定要等到事情已经做成以后，才表现出恻隐之心吗？】谨慎对待嗜好第二十一【共四章】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君主好比器皿，百姓好比水；水的方圆取决于器皿，不取决于水。因此，尧舜用仁德率领天下，百姓就跟从仁德；桀纣用暴虐率领天下，百姓就跟从暴虐。下面的人所做的一切，都跟从上面的人所喜好【“好”读去声，以下同】。至于梁武帝父子，志趣崇尚浮华，只喜好佛教、道教的学说。梁武帝晚年，多次临幸同泰寺，亲自讲说佛经，百官都戴着高冠、穿着高履，乘车随从，整天【“乘”读平声，以下同；“从”读去声】谈论苦、空【佛教术语】，从来没有把军国大事和典章制度放在心上。侯景率兵进攻宫阙时【见《君道》篇】，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大多不会骑马【“解”读作“懈”】，狼狈地步行逃跑【狼像狗，头尖，脸颊白，前身高、后身宽；狈是狼的一类，生下来有的缺一条腿，有的缺两条腿，必须互相依附才能行走，分开就会跌倒，所以仓促慌乱就称为狼狈】，死者接连倒毙在道路上。梁武帝和简文帝【简文帝名纲，是梁武帝第三子，被侯景废黜】最终都被侯景囚禁逼迫而死【“卒被”音聿切】。孝元帝【名绎，是梁武帝第七子，起兵讨伐侯景，后来即帝位】在江陵【郡名，今为中兴路，隶属荆湖】被万纽于谨围困【梁承圣三年，元魏派万纽于谨率兵五万人入侵，攻打江陵】，皇帝仍然不停地讲说《老子》【元帝喜好玄谈，曾在龙光殿讲《老子》；听说魏军到来时，暂时停止讲说，听完报告后神色安然，又重新开讲】，百官都穿着军服听讲。

译不久城池陷落，君臣都被囚禁捆绑【“絷”音贽】，庾信【曾任梁朝将军，后来留在西魏】也为这件事叹息。等到他写《哀江南赋》时，便说：“宰相和大臣把战争当作儿戏，士大夫把清谈当作治国谋略。”这件事也足以作为鉴戒。现在我所喜好的，只有尧舜之道和周公、孔子的教化；我认为它们就像鸟有翅膀、鱼依靠水一样，失去了就一定会死，片刻也不能没有。” 【胡寅说：太宗不喜好佛教，却喜好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可以说知道应当舍弃什么、选择什么了。但他说这道理如同鱼有水、鸟有翅膀，失去片刻就会死，却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真能做到，还是只是自己这样想罢了。所谓诚实地守持中正，是尧舜盛德的表现，但它开始于道心；孔子所说“不越过规矩”，是孔子盛德的表现，但它开始于立志求学。这里所说的志，并不是读书背诵之志；道心的微妙，又与佛教、道教玄妙空寂的言论有什么区别呢？从这里入手，大概才可以说懂得道了。孔子说：知道它，不如喜好它。像这样真正知道了，就能够喜好它。没有真正知道，却说“我喜好尧舜、周公、孔子的道”，那是妄言。道并不是有某种东西可以拿来把玩、供人喜好的；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能离开它，也如同鸟有翅膀、鱼依靠水，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真德秀说：太宗的话，可以说知道选择什么了。然而，他一生所行仍不能没有惭愧，是因为他虽然嗜好学习很专心，所讲的不过是前代的成败得失，而对于三圣相传相授的精微道理、六经中治理天下的成法，却没有听闻。他所亲近的人，虽然有时是当时的名儒，但奸邪谄媚的小人也混杂其中，哪里能够得到佛教【“佛时仔肩”原文疑有讹误】所说的那种辅助和担当之益呢？】所以，他名义上是仰慕前代圣人，实际上对于道却没有真正的所得，这也实在令人遗憾啊。】【我认为：太宗知道老子、佛教的虚无空寂不适合实际施用，也知道尧舜之道、周公孔子的教化片刻不可缺少，这话是对的。在三代以后，做君主的人很少听到这样的道理。《中庸》说：“顺应人的本性叫作道，修明这种道叫作教。道，就是顺应本性而已；圣人把这种道传给天下后世，就称作教。”尧舜之道，就是这个道。周公、孔子的教化，就是以尧舜之道为教化。又说：“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所谓不可片刻缺少，说的就是不可片刻离开它吧？太宗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他说的话却是对的。】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神仙之事本来就是虚妄，只是空有这个名声。秦始皇不合分寸地喜好此事【“分”“好”都读去声】，被方士欺骗，于是派遣数千名童男童女跟随方士入海，去寻找神仙和求取仙方。方士们为了躲避秦朝的苛虐，便借机留在海外不回来。秦始皇还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踟”音迟，“蹰”音厨，形容徘徊不进】，后来回到沙丘就死了【秦始皇东游海上时，方士徐市等人上书，请求带童男童女入海寻找三座神山和不死药。秦始皇答应了。第二年又巡游海上，过了三年巡游碣石，考察入海的方士；过了五年又来到海上，希望遇到仙药，却没有得到，回到沙丘时驾崩。沙丘在今顺德路钜鹿县】。汉武帝为了求取神仙【“为”读去声】，竟把女儿嫁给修道术的人。事情最终没有应验，便施行诛杀【汉武帝元鼎四年，乐成侯刘登推荐方士栾大，皇帝见到他后非常高兴。栾大夸口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药可以得到，神仙可以招来。”当时皇帝正忧虑黄河决口，且炼金没有成功，于是任命栾大为五利将军，赐给列侯的宅第、童仆千人，又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后来栾大最终因欺骗皇帝而获罪，于是被腰斩。根据这两件事，神仙之事实在不必胡乱追求。” 【我认为：汉代儒者说过，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迷惑；通晓万物情状的人，不会被异类之说欺骗。太宗深刻吸取秦始皇、汉武帝的过失，说神仙是虚妄、只是空有其名，可以说是不被神怪迷惑、不被异类之说欺骗了。然而他晚年却深信婆罗门、娑婆寐的说法，让他们配制长生药，这又是看到了什么才这样做呢？】贞观四年，太宗说：“隋炀帝生性喜欢猜疑防范【“好”读去声】，专门相信邪道，极其忌讳胡人，甚至把胡床称为交床，把胡瓜称为黄瓜，还修筑长城来躲避胡人，最终却被宇文化及命令令狐行达杀死【“令”读去声；令狐是虏族复姓，行达是他的名字，当时任校尉】。他又诛杀李金才【名叫李浑，是将军。有方士说懂得图谶，告诉皇帝：“将来应当有李姓人做天子。”李浑与宇文述有矛盾，宇文述便趁机诬陷构害他，于是把李浑全族都杀尽】，以及几乎所有姓李的人，最终有什么好处【“卒”读子聿切】？况且，统治天下的君主，只须端正自身、修养德行而已；除此以外的虚妄之事，不值得放在心上。” 【我认为：桑树、楮树生长在朝廷中，太戊因此兴盛；野鸡飞上鼎鸣叫，商朝的国运便重新兴盛。图谶纬书中虽然说有一定的命数，但君主若能至诚修养德行，就没有不能转祸为福、改妖为祥的。太宗说，统治天下的君主只须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并讥讽【“讥▯帝”原文疑有讹误】帝妄杀李金才等人，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他晚年竟然因为关于女主武王的图谶，滥用刑罚而牵连功臣，这又是为什么呢？】贞观七年，工部尚书【唐代制度，工部掌管山泽、屯田、工匠等事务，尚书是工部的长官】段纶【段是姓，纶是名】上奏推荐巧匠杨思齐。太宗于是命令试用他【“令”读平声】，段纶派他制造傀儡戏的器具【“傀”音古委切，“儡”音鲁猥切，即木偶戏。相传运机子起源于汉高祖被围平城时：城池有一面由冒顿妻阏氏的军队防守，兵力强于其他三面。陈平访察得知阏氏善妒，便制造木偶人，操纵机关使其在城墙之间舞动。阏氏远远望见，以为是活人，担心城破后冒顿会把她们收入宫中，于是撤军。后来这种器械演变成了戏具】。太宗对段纶说：“你推荐的巧匠，本来将要供国家使用【“供”读平声】，你却让他先制造这种东西，这难道符合百工彼此告诫、不要制作奇巧玩物的本意吗？”于是下诏削减段纶的官阶，并禁止这种戏具【旧本把这一章列在《俭约》篇，今附在这里】【我认为：《中庸》说：“每天考察、每月试验，按才能发给俸禄，按事务相称，用来劝勉百工。”朱熹解释说：“每天考察、每月试验，是考核他们的才能；按照所任事务发给俸禄，是酬劳他们的劳作。这样，不守法度、制造过分奇巧物品的人就无处容身了。”段纶上奏推荐工匠，却首先命令他试制傀儡，难道不是所谓制造奇技淫巧吗？太宗既削减段纶的官阶，又命令禁止这种戏具，可以说知道事情应当先从哪里做起了。】谨慎对待言语第二十二【共三章】

译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临朝，想要说一句话时，就会想到这句话对百姓有没有好处，所以不敢多说。”给事中兼掌起居事【唐代制度，起居郎和起居舍人掌管记录天子起居、法度；贞观初年由给事中、谏议大夫兼任，负责执掌记录】杜正伦进言说：“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言语也由左史保存【指《春秋左氏传》】。我的职务兼任修撰起居注，不敢不竭尽愚直之言。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道理，就会给圣德留下千年的损害【“累”音类】，不只是当今损害百姓。希望陛下谨慎。”太宗非常高兴，赏赐他绢帛一百段。【唐仲友说：太宗说不敢多说，意思在于提醒史官下笔记载。杜正伦的一句话收到两方面的效果，既有顺从君意、又有匡正挽救的好处，太宗当然会高兴并赏赐他。我按《易大传》说：君子居处在家中，说出的话如果善良，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说出的话如果不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人君的言语尤其不可不谨慎，实在是太重要了。一句善言施行于当世，不仅天下人会得到它的好处，后世也会把它当作规范；一句不善的话施行于当世，不仅天下人会受到它的危害，后世也会把它当作戒鉴。人君的言语，怎能不谨慎呢！太宗的话虽然意思在于史笔，但其中关于君主之道的意义却非常重大。】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言语是君子的关键，谈话哪里是容易的事？凡是普通百姓，一句话说得不好，别人就会记住它，成为他的耻辱和累赘；何况是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言语更不能有所违失，他所造成的损害极大，哪里能同普通人相比？我常常把这一点作为警戒。隋炀帝当初到甘泉宫，泉水山石都很合意，却奇怪那里没有萤火，下令说：‘捉取多少萤火虫，拿到宫中照明夜色。’主管官署立即派数千人采捉，送来五百车萤火虫放在宫殿旁边。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魏征回答说：“人君处在四海之内最尊贵的位置，如果有所过失，古人认为就像日月发生蚀变一样，人人都看得见，确实如陛下所告诫的那样应当谨慎。” 【我按：《易大传》说：‘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到百姓；行为从近处发生，显现在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关键一发动，就是荣辱的主宰，怎能不谨慎呢？’大概能够知道为什么要谨慎言语，也就知道为什么要谨慎行为了。行为尚且不谨慎，又怎么能希望他谨慎言语呢？太宗说：‘言语是君子的关键，普通百姓尚且如此，何况万乘之主呢？’可以说是懂得谨慎言语的道理了。魏征说：‘人君有过失，就像日月发生蚀变，人人都看得见；确实如陛下所告诫的那样谨慎，就足以兼有谨慎言语、谨慎行为的意思了。】贞观十六年，太宗每次和公卿谈到古代治道，总要反复诘问辩难。散骑常侍刘洎上书劝谏说：“帝王与普通百姓、圣哲与庸人愚人，上下相差悬殊，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以极愚笨的人来回答最圣明的人，以极卑微的人来面对最尊贵的人，即使只是想勉强自己回答，也是不可能的。陛下施加恩惠、收敛威严，垂下冕旒听取臣下的言语，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还担心群臣不敢直言回答；何况陛下发动神思，施展天才般的辩才，用修饰的言辞驳倒他们的道理，援引古事排斥他们的议论，这要让凡夫俗子凭什么来应答呢？臣听说，上天以不言语为尊贵，圣人以不言语为德行。老子说‘最善辩的人好像口拙’，庄子说‘最高的道理没有文辞’，这些都是不愿使言语烦琐。因此，齐桓公读书时，轮扁私下提出了非议。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槌子和凿子上来问：‘君王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吧。’轮扁以自己的事情来看，砍轮子时动作慢了，轮子就会松软而不牢固；动作快了，就会苦涩而不能进入；不快不慢，手上能够掌握，心中能够应合，嘴里却说不出来，其中自有规律。古代圣贤与这种技艺一样，是不能传授给人的。这段话出自《庄子》。汉皇仰慕古人，张孺对此提出了讥刺。张良曾经藏身下邳，遇见一位老人把书交给他说：‘小伙子可以教导。’所以称张良为张孺。项羽把汉王围困在荥阳，汉王与郦食其商议扰乱楚军，郦食其说：‘从前商汤、周武王讨伐桀、纣，都封立他们的后代，请立六国的后代为王。’汉王说：‘好。’便把这件事全部告诉张良。张良说：‘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计策？陛下的大事完了。’于是陈述八条不可行的理由，见于《史书》。这也是不愿使自己劳神。况且记忆过多会损伤心神，言语过多会损伤气；心神和元气从内部受到损伤，形体和精神从外部受到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一定会成为祸患。应当为了国家而自我珍重，难道是因为性情喜好而自我伤害吗？我私下认为，如今的太平局面，都是陛下努力实行所达到的结果；希望它长久存在，不是靠辩论广博，而只应忘掉个人的爱憎，谨慎决定取舍，每件事都敦厚朴实，一切出于至公，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至于秦始皇强行逞辩，因为自我矜夸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才华宏大，却因空泛的言说而损害众望。这种才辩所造成的祸害，清楚可见。伏愿陛下略收雄辩之才，广泛涵养浩然之气，简略地阅读那些浅黄色的图书，淡泊而愉悦地自得其乐，使寿命稳固如南岳；使百姓都像东户季子时代那样安乐，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上的恩德也就圆满了。” 太宗亲手下诏回答说：“不是这样。我担心没有言语就无法面对臣下，没有言语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思虑。近来一有谈论，便逐渐变得烦琐繁多；轻视他物、傲慢待人，恐怕就是由这条道路造成的。形体、精神、心神和元气，并不是因为这些谈论而劳累。如今听到正直的劝谏，我当虚心接受并改正。”【按：《资治通鉴》系于贞观十八年：皇上喜好文学，且辩才敏捷，群臣议事时多引古今事例来驳难他，常常不能回答。刘洎上书说了这些话，皇上用飞白体书写诏书答复他。】【张九成说：君子凭借谨慎严密来成就德行，却因疏忽直率而招致祸患，何况身处权重位高之地，怎能不加以警戒呢？刘洎常常刚正直率、敢于进言，开始因此受到知遇，最后却因此招来祸患。太宗英明刚武，凭此取得天下，带有振作自矜的神态；即使议论涉及群臣，纠正是非的话有时也不能容纳，有时反复诘问，有时当面指责臣下的短处，任意施展才辩，气势凌驾于他人之上。以近在咫尺的君威，生杀大权掌握在手中，如果不是刚直之臣，又有谁能与他抗衡呢？刘洎远引圣人不言、最善辩者如同口拙等话，深切地进行劝戒，正是为了扩大宽厚的德行，拓宽进谏的道路。看他所陈述的内容，似乎有宽缓和易、平和乐观的性情；但到了他说话和立身处世时，有时却没有为自己考虑。凭太宗的明察，竟然没有深入考察，这难道是认识不够审慎，以致前后有了不同吗？还是那些似是而非的诘问，对他有所启发呢？】

译【唐仲友说：上位者坚持谦逊，下位者奉献直言，这就是议论的正常体制。即使鲧没有才能，尧也只知道这一点；但如果遵从‘试用后认为可以才停止’的主张，那么人君的言语难道应当专门追求胜过别人吗？太宗把聪明善辩自居，反复追问到底，这最足以损害听取劝谏的美德。刘洎的两句话切中了他的弊病，正是孟子所说的‘把人拒于千里之外’。答诏中仍有反复辨说是非的话，说明太宗自以为圣明的毛病，也颇难医治。幸亏刘洎不断进言，使太宗承认自己能够改正；否则，他离德行难道还会远吗？以往的鉴戒已经摆在眼前，唯独刘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也是贤能的吗？】【我按：从刘洎的劝谏中，可以想见太宗凭借英雄般的姿态，逞强于心智，纵情施展天才般的辩才，未免有轻视他物、傲慢待人的过失。假如不是能够克制自己、自我勉励，勉强接受劝谏，那么所谓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辩才足以掩饰错误的弊病，就会由此产生。如今听到正直的劝谏，能够虚心接受并改正，他能够成为贤君，确实是应该的。】杜绝谗言邪说第二十三【共七章】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我观察前代进谗逢迎的人，都是国家的害虫。有的人花言巧语、虚伪做作，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昏庸的君主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忠臣孝子因此泣血含冤，所以丛生的兰花想要茂盛，秋风却会摧残它；君王想要英明，进谗的人却会蒙蔽他。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史籍中，不能全部说尽。至于齐、隋之间进谗诬陷的事情，我把耳闻目见的略略告诉你们。斛律明月，齐朝的良将，威名震动敌国。周人每年凿开汾河的冰层，担心齐军向西渡河。等到明月遭到祖孝征暗中编造歌谣、诬陷构陷，最终被杀，周人才开始有吞并齐国的意图。高颎有治理国家的杰出才能，辅佐隋文帝成就霸业，掌管国政二十多年，天下依靠他而安宁。隋文帝只听妇人的话，特意下令排斥他；等到他被隋炀帝杀害，刑法政令也因此衰败。又如隋太子杨勇，抚军监国共二十年，其废立本来早已有了定局。杨素欺骗君主、蒙蔽皇上，残害良善，使父子之间的伦理在一天之内被天性毁灭。叛逆祸乱的根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隋文帝既然混淆嫡子与庶子的名分，最终祸患也波及自身，国家不久也覆灭。古人说：‘世道混乱时，进谗之人就会得势。’确实不是妄言。我常常防微杜渐，努力断绝进谗构陷的开端，仍担心心力有所不到，或者不能察觉醒悟。前代史书说：‘猛兽处在山林中，连藜藿也不敢采食；正直之臣立于朝廷，奸邪之人就会停止谋划。’这正是我对诸位公卿的期望。魏征说：‘《礼记》说：“要在无人看见的地方警戒谨慎，在无人听见的时候恐惧戒惧。”《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进谗的人没有止境，交相惑乱四方国家。”孔子又说：“我厌恶能以巧言颠覆国家的利口之人。”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臣曾观察，自古以来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如果委曲求全地接受谗言诬陷，随意残害忠良，必然会使宗庙成为废墟，城市朝廷沦为霜露之地。希望陛下对此深切谨慎。” 【我按：自古以来，谗邪之人能够迷惑君主，如果没有识人的明察，就不能辨别他们。太宗援引古今事例，以尊贵的身份告诫臣下；魏征铺陈经书训诫，用来告诫君主，可以说君臣之间的契合达到了极点，谗邪之人无从插入。后来有人诋毁魏征结党徇私，太宗派温彦博查办此事，虽然足以纠正魏征所受的冤屈，但身边那些进谗的人最终没有被公开追究罪责，这本来就不是杜绝谗言的办法。等到魏征去世，又因为杜正伦被贬黜一事，再次怀疑魏征结党。怀疑的念头一出现，谗言立即乘隙而入，说魏征把谏诤文辞抄录给史官，是想出卖自己、彰显君主过失，于是便有了停止婚姻、推倒碑石的命令。太宗为什么糊涂到这种地步呢！假使太宗后来没有魏征，辽东之悔还能够说他是明主吗？确实，认识人是很难的。】贞观七年，太宗到蒲州巡幸。刺史赵元楷督促父老穿着黄纱单衣，在道路左边迎接拜见；又大肆装饰官署，修缮营造楼台城墙，以求取悦皇上。还暗中饲养一百多只羊、数千条鱼，准备馈赠给皇帝的贵戚。太宗知道后召见他，责备说：‘朕巡察河洛，经过数州，凡是有所需要的东西，都取用官府物资。你却替朕饲养羊、鱼，雕饰官署院宇，这正是亡隋的恶俗，现在不可以再实行。你应当懂得朕的心意，改掉旧日的态度。’因为赵元楷在隋朝时就是邪曲谄媚之人，所以太宗说这些话来警戒他。赵元楷惭愧恐惧，几天不吃饭便死了。’【赵元楷，旧本此章列在《贪鄙》篇，今收入本篇。】【我按：赵元楷在隋朝任职时，任历阳郡丞，因为进献奇异的食物，越级升任江都郡丞。考察他的邪曲谄媚，大概与高德儒把野鸟指作鸾鸟没有不同。太宗即使不能杀他，难道可以再让他担任百姓的父母官吗？后来他暗中饲养羊鱼、大肆装饰官署，大概仍然是用侍奉隋朝的方式来侍奉唐朝。太宗责备他，是对的。然而如果能够罢免他的官职，追究他的罪责，并向天下公布，使所有人都把这件事作为戒鉴，难道不是更伟大吗？】

译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太子保傅，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合适的人。周成王年幼时，以周公、召公担任保傅，身边全是贤人，足以使他增长仁德、达到太平之治，因此被称为圣主。到了秦朝的胡亥，秦始皇所宠爱的赵高担任他的老师，教给他刑法；等到胡亥篡位后，便诛杀功臣、杀害亲戚，残酷暴烈没有止境，很快也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确实取决于亲近和习染。朕刚成年时，所交往的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他们为人既不是三种有益的朋友。等到朕登上这个宝位，治理天下，虽然比不上尧、舜的英明，大概也不至于成为孙皓、高纬那样暴虐的君主。由此说来，又怎么能说不受染习呢？”魏征回答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和他一起行善，也可以和他一起作恶；但上等智慧的人，自然不会受到染习。” 陛下承受上天的命令，平定盗寇叛乱，拯救万民的生命，使天下达到太平，哪里是柴绍、窦诞之流所能损害圣德的呢？只是经书说：‘放弃郑国的淫声，远离谄媚之人。’对于身边亲近的人，尤其应当深切谨慎。”太宗说：“好。”【按：从“人的善恶确实取决于亲近和习染”以上的文字是重复出现的；《师傅》篇旧本把此章列在《直谏》篇，今收入本篇。】【我按：帝尧与共工、驩兜同处，却没有被共工、驩兜所改变；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处，也没有被管叔、蔡叔所改变。上等智慧的人不受迁移，只有尧和周公能够做到。然而尧仍然畏惧共工，周公仍然害怕流言，难道能依仗自己资质优良，就认为恶人不能染污自己吗？比他们次一等的人，就像善人的芝兰、恶人的鲍鱼一样，没有不随之一起变化的。唐太宗年轻时与柴绍、窦诞交友，却没有因此昏乱，太宗的德行，世人没有不疑惑的。依我看，太宗之所以成为太宗，是因为他的资质超过常人；他不能进而成为三代的君主，是因为受到柴绍、窦诞一类人的牵累。即便如此，这还只是太宗年轻时的事情。等到他君临天下，虽然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同时担任辅相，但封德彝、权万纪、宇文士及之流也得以夹杂其中。这就是贞观之治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原因。那么太宗所谓不因渐渐染习而改变，果真如此，还是未必如此呢？】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议论选拔士人，并认为人的思虑有限，一个人不能总管并知晓数职之事。太宗对戴冑说：“朕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如今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功臣旧臣，而是因为他们有才能和德行。这个人无端妄加毁谤，正是想离间朕与群臣。过去蜀后主昏庸软弱，齐文宣帝狂妄悖乱，但国家仍被称为治理得好，正是因为任用诸葛亮、杨遵彦，并且不猜疑他们。朕如今任用杜如晦等人，也同样遵循这个道理。”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外。【旧本从这里以下三章列在《贪鄙》篇，今收入本篇。】【孙甫说：君主任用大臣，不可以不专一，也不可以过于专一。如果深知这个人的才德，就可以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不专心任用他，又凭什么要求他取得成功呢？大概专任就会使责任重大，责任重大，任职的人就必然竭尽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如果还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人就专任他，假如没有取得成功，就会造成败事；又或者他私自滥用威权恩宠，就会产生难以控制的祸患。这两方面都在于君主审慎判断，不可有一次失误；一旦失误，事机就难以挽回了。太宗可以说是懂得审察识人方法的君主。他知道房玄龄、杜如晦贤能，便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们；房、杜正尽心办理职务，已经显现出功效。陈师合凭平庸的见识，想改变君主的主意；杜如晦把这件事奏报上去，心意似乎不够宽广，但他是担心小臣的间言逐渐损害政事，所以公开说出罢了。太宗不被陈师合的话迷惑，房玄龄、杜如晦受到这样的信任，怎能不竭尽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呢？这正是成就太平之治的原因。然而必须有太宗这样的明察、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贤能，才可以专任而不受旁人言论动摇。君主如果还没有达到识人的程度，就应当审慎决定托付和任用，不能把这件事执着地当作固定法则。】【论述见后章。】贞观年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朕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够上合天心而使天下达到太平，都是依靠股肱大臣的力量。朕近来开通直言的道路，是希望了解冤屈，想听到臣下的劝谏。可是所有上密封奏事的人，大多告发百官的细小过错，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朕历数前代君王，只有君主怀疑臣下时，臣下才不能把意见上达。想要求得臣下竭尽忠诚、穷尽思虑，怎么可能呢？而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专门进行谗毁，交相扰乱君臣关系，这对国家非常没有益处。从今以后，有人上书告发别人的小过错，应当按照进谗者的罪名治罪。” 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发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从前是我的仇人，只因他忠于所侍奉的主人，我于是擢拔并任用了他，怎么竟然无端产生谗言、构陷他呢？”最终没有审问魏征，立即杀了告发他的人。【范祖禹说：太宗想听直言，却厌恶告发、攻讦别人的行为；他不但不听信谗言，反而治告发者的罪，可以说是极其明察而且深远了，这就是做君主、做长上的道理。我按：上封事的人攻讦别人细小的过错，太宗便治他的罪；进谗言的人告发魏征谋反，太宗便杀了他，这可以说是明察了。陈师合上疏说，拔擢士人的议论认为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总管几种职务，这确实是天下的正确论断。杜如晦仓促地认为这是讥刺、议论我们这些大臣；太宗又仓促地认为这是诽谤和离间，以至于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外，也可以说是冤屈了。既然如此，那么把这三件事合起来看，太宗是不是得到了其中两点，却失误了一点呢？】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知道起居郎近来记载我的行为，是记我的好处还是坏处吗？”褚遂良说：“设置史官，就是为了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好事一定记，过错也不隐瞒。”太宗说：“我现在勤勉地实行三件事，也希望史官不要记载我的过错：第一，借鉴前代成败的事情，把它作为借鉴；第二，任用善人，共同成就治国之道；第三，斥退、弃置群小之人，不听信谗言。我能够守住这三点，始终不会改变。”

译【唐仲友说：太宗所说的都是君主之道；然而他说要守住这些而不失，又希望史官不要记载自己的过错，就有防止过错被记载的意思了。征伐辽国的鉴戒还不远，他却穷兵黩武；任用魏征，却在身后把魏征的碑推倒；明知宇文士及谄媚，却以游说之辞为自己解脱。说要守住这些而不失，未免有自我夸耀之意。】【我按：善恶都如实记载，道义自然显现，这是史臣的职责。掩盖人的不善，却彰显他的善，这是人的常情。做居于上位的人，在言语和行为之间，知道善就努力实行，知道恶就努力改正，这全在自己而已。史臣是否秉笔直书，我不知道。太宗曾经想要观看史书，后来又询问起居注所记载的行为，这说明他希望史臣总能彰显他的善；至于有不善之处，则删去而不记。假如他的行为确实出于善，而且始终如一，史臣难道能够掩盖他的善吗？他所说勤勉实行三件事，虽然是君主之道中的善行，但向记载起居的史臣表露出来，就似乎有夸耀善行的意思了。】悔过第二十四【共四章】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说：“做人非常需要学习和求知。我过去因为群雄尚未平定，东西征讨，亲自处理军务，没有空闲读书。近来四海安定，我身处殿堂，不能亲自拿着书卷，就让人诵读给我听。君臣、父子以及政治教化的道理，都在书中。古人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一样；处理事务时只会感到烦乱。’这不是一句空话。回想自己年少时所做的事情，觉得大多非常错误。” 【我按：《易经·益卦》说：“君子见到善行就迁移向善，有了过错就改正。”解释者说，见到善而能够迁移向善，就可以穷尽天下的善；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就不会再有过错。对人的益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迁善改过，是求学者最难做到的事；太宗平定天下的动乱，处在帝王的尊位，却能够知道读书的好处并向善迁移，知道年少时的过错并加以改正，可以说是懂得了增益自身的道理。把这种心意充分推广开来，增益自身的道理难道会有穷尽吗？】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多次不遵修法度，魏王李泰尤其因为才能受到太宗器重，太宗特地下诏让李泰迁居武德殿。魏征上疏劝谏说：“魏王既然是陛下所宠爱的儿子，就必须使他知道自己的名分，常常保全安全；每件事都应压制他的骄纵奢侈，不要让他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如今让他迁居这座殿宇，使他住在东宫的西面；海陵王过去居住在那里时，人们就认为不可以。虽然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我仍然担心人们会有很多议论。况且魏王自己的内心也不得安宁。既然他能够因为受到宠爱而感到畏惧，我希望陛下成全他的美意。”太宗说：“我差一点没有考虑到，实在是大错。”于是派李泰回到原来的府第。【我按：古代嫡长子的地位一经确定，其他儿子各自都有确定的名分。考察《周官》中关于衣服、膳食等不得僭越的规定，必定说只有王、后和世子如此。王和后固然如此，世子也包括在内，是为了显示尊贵隆盛、断绝非分觊觎。太宗当时既然已经知道李承乾不遵修法度，却又看重魏王李泰的才能，本来就已经有超越名分、越过制度的行为了。又让他居住在武德殿，后来两位王都被废黜的事情，难道不是太宗有所启发造成的吗？虽然因魏征的话察觉到这是大错，终究也不应该这样做。重视天下根本的人，应当慎重啊！】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人的感情中最痛苦的，没有超过丧失父母的。所以孔子说：‘三年之丧，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丧礼，从天子一直到庶人都是如此。’孔子又说：‘为什么一定要说高宗？古代的人全都是这样。’近代帝王实行丧礼已经赶不上古人，汉文帝以日代月的丧制，严重违背了礼典。昨天我看见后汉徐干《中论》中的《三年丧》篇，义理十分深刻，遗憾没有早看到这部书；我所实行的礼制非常疏略，只知道责备自己、谴责自己，现在追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悲泣了很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篇〕 【我按：孟子说：“三年之丧，穿粗疏的丧服，吃稀粥，从天子直到庶人，夏、商、周三代都共同实行。”三年之丧，是因为孩子出生三年以后才免于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去世，丧期必定以三年为限，这是古今贵贱都共同实行的礼制。然而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以日数代替月数以来，历代沿袭这种做法，安然不知改正；天子于是没有三年之丧，人的纲纪毁坏，纲常不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太宗虽然不能早些遵循经典训诫，亲自实行这种礼制，但能够引咎自责、追悔悲泣，也可以说是孝了。后世的君主应当恢复并遵循古制，用来告示后世，使子孙世世代代守行，永远不厌弃，不要再犯汉文帝的过失，使太宗留下悔恨，这难道不是足以高出千古的事吗？】贞观十八年，太宗对侍臣说：“臣子回答帝王的问题，大多迎合意旨、顺从意向，用甜言蜜语来取得容悦。我现在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你们都可以直言。”散骑常侍刘洎回答说：“陛下每次与公卿议论政事，遇到有人上书，只要认为他的意见不符合自己的心意，或者当面加以诘问责难，都会使上书者惭愧退下，这恐怕不是诱导、鼓励直言的办法。”太宗说：“我也后悔有这样的诘问责难，应当立即改正。”【这一章在《纳谏篇》中重复出现；关于直谏的内容，这里记载得更详细。】奢纵第二十五【共一章】

译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述时政说：“我历来观察前代，从夏、殷、周直到汉氏拥有天下，帝位传承相继，长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还有四五百年；这都是因为积累德行、累积功业，恩德结于人心，难道没有昏乱的君王吗？只是依靠前代贤哲的德业才得以免于败亡罢了。自魏、晋以来，下至周、隋，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刚有二三十年就灭亡。实在是因为开国的君主不致力于广施恩德、教化当时，只能自我守成，后世没有可以追思的遗德，所以继承帝位的君主政治教化稍有衰败，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就土崩瓦解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六十七年、四百七十一年、六百二十九年、四百二十四年、四十五年、五十九年、五十三年、二十二年、五十六年、二十三年、一百三年、一百一十九年、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五年、三十七年〕 如今陛下虽然凭借巨大的功业平定了天下，但积累的德行还很浅薄，本来应当尊崇禹、汤、文王、武王的道路，广泛施行德政教化，使恩德有所余裕，为子孙后代建立万世的根基，难道只想让政治教化不出差错，勉强维持当代而已吗？况且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虽然根据人的情况制定教化，宽和与严厉随时而变，但总的原则是对自己节俭，对百姓施恩，这两件事是他们致力于实行的。因此臣下爱戴他们如同父母，仰望他们如同日月，敬畏他们如同神明，畏惧他们如同雷霆；这就是他们能够使国运长久、祸乱不起的原因。如今百姓经历丧乱之后，和隋朝相比只剩十分之一的力量，却还要供应官府的徭役，路上接连不断有人服役；兄长离去，弟弟回来，首尾不断。远的人来回要走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陛下每次颁布恩诏，下令减省徭役，可有关部门所做的事情既没有废止，自然还需要用人；只是白白下达文书，百姓仍然照旧服役。我每次访察，听说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恨叹息的话，说陛下没有存养他们。从前唐尧住茅屋、用土筑台阶，夏禹穿坏衣、吃粗食；这类事情，我知道在今天已经不能再实行了。汉文帝爱惜一百金的费用，停止修建露台的工程，还收集上书的囊袋用来制作殿堂帷幕。” 所幸慎夫人的衣服不拖到地上。到了汉景帝，因为锦绣、纂组会妨害女工，特地下诏废除这些物品，所以百姓得以安乐。到了孝武帝，虽然穷奢极侈，但承接了汉文帝、汉景帝留下的德政，所以人心没有动摇。假使汉高祖之后立即出现汉武帝，天下当时一定不能保持这样。时代相隔不远，事迹可以看见。如今京师以及益州等处营造、制作供奉用的器物，以及诸王、妃、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算不上节俭。我听说，天刚亮就大力彰明德政，后世仍然会懈怠；如果在治理得当时制定法度，弊端仍可能导致动乱。陛下年轻时曾生活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成败也亲眼见过，尚且还这样做；而皇太子生长于深宫，没有经历外间事务，等到陛下万年之后，这本来就是圣明的思虑所应当忧虑的事。我私下考察前代以来成败的事情，只要百姓怨恨反叛，聚集成为盗贼，那个国家没有不立即灭亡的。君主即使想要改过后悔，也从来没有能够重新获得完全安全的。凡是整治政治教化，应当在还可以整治的时候整治；如果事情变故已经发生，之后才后悔，就没有用了。所以君主每次看到前代灭亡，就知道它的政治教化是怎样丧失的，却都不知道自身也有过失。” 因此，殷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周厉王也嘲笑殷纣王的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周、齐失去国政。然而如今我们看隋炀帝，也正如隋炀帝当年看待周、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恐怕后世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看古代一样。”这句话不能不引以为戒。从前贞观初年，天下普遍荒歉，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粟，但天下安定，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忧虑、怜悯他们，所以人人自安，竟然没有一个人诽谤抱怨。近五六年来，年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多石粟，百姓却都认为陛下不忧虑、怜悯他们，全都有怨言。这是因为如今所营造、办理的事情，大多是并不急迫的事务。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只在于百姓是困苦还是安乐。且以近来的事情验证：隋家储藏在洛口仓的粮食，后来被李密利用；东都积存的布帛，后来被王世充占有；西京府库也被国家使用，到今天还没有用尽。假使洛口仓、东都没有粮食布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够聚集大众。但是，储藏积蓄本来是国家的常规事务，必须等到百姓有余力之后再征收；如果百姓已经劳苦，却还强行征敛，最终反而资助盗寇，积蓄它也没有益处。” 不过，实行节俭来使百姓得到休息，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再实行并不困难。实行一天，天下就会知道，便会欢欣歌舞。假如百姓已经劳苦，却仍然不停地役使他们，一旦中原遭受水旱灾害，边疆发生战事警报，狂妄狡诈之徒趁机偷偷发动叛乱，就会有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只是陛下本人要晚餐不进、晚睡不安而已。凭借陛下的圣明，如果确实想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不必远求上古的办法，只要恢复到贞观初年的样子，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太宗说：“近来下令制造一些小型随身器物，没想到百姓竟然因此发出叹息怨言，这就是我的过错。”于是下令停止制造。【按：据史传、通鉴，这是与论诸王定分、刺史县令同一篇奏疏。】

译【范祖禹说：殷纣王把粮食积存在钜桥，周武王后来把它发放出去。君主不致力于修养德行，却致力于聚敛财物，百姓就会离散，国家就会灭亡。太宗在位日久，将要对外事奉四夷、对内营建宫室，聚集钱财、积存粮谷，想要有所作为。马周预先针对这些事情进谏，想让他恢复最初几年的节俭，可以说是顺应他的优点，同时挽救他的缺失。胡寅说：马周所说的四五件事，太宗只听从了一件而已。他的要旨是：陛下应当隆盛禹、汤、文王、武王的功业，怎么能只求维持当代而已？这正是太宗最大的弊病。难道只有太宗如此吗？凡是三代以后取得天下的君主，都这样，都不知道《蛊卦》中先甲、后甲的道理：前面的弊端还没有完全革除，后来的祸患已经产生了。汲黯说汉武帝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太宗的嫔妃并不少，营造也并不少，又穷兵黩武以求取得远方的谋略，登位已经十多年了。年成丰收、粮食充足，百姓却怨恨叹息；马周把这些说了出来，皇帝却没有改变。难道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已经用尽，没有什么可做了吗？】【我按：马周这篇奏疏，是拿三代帝王取得天下、保有天下的道理来要求太宗，可以说是能够以难行之事责求自己的君主了。禹、汤、文王、武王的道路，是先修养自身，再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这样以后，道德才能普遍融洽，政治才能得到治理，恩泽才能滋润百姓，并不是可以勉强做成的。太宗是唐朝的贤君，说他的行事有合于禹、汤、文王、武王，可以；如果概括地说他已经完全实行了禹、汤、文王、武王的道路，就还没有做到。孟子说：“王者的百姓，安乐自得。”营造器物却使百姓怨恨叹息，和安乐自得的气象相差很远。幸亏太宗因马周的话立即下令停止，这大概足以保全贞观的盛况了。由此看来，至于广泛施行德政教化、为子孙建立万世根基，那是王者必须世代相继施行仁政的事业，太宗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三代所以能够长久安定，想来一定有它的道理啊！】贪鄙第二十六【共六章】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人有明珠，没有不把它看得珍贵的。如果拿它来弹射鸟雀，难道不可惜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更加贵重。看见金钱财帛，竟不害怕刑法禁网，直接接受收取，这就是不珍惜自己的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可以拿来弹鸟，何况性命如此贵重，竟拿它来换取财物吗？”群臣如果能够充分尽到忠诚正直，增益国家、造福百姓，那么官爵很快就会得到；却没有人能够用这种道路求取荣宠，于是胡乱收受财物。贪赃受贿一旦暴露，自身也会丧命，实在可笑。帝王也是如此，放纵情欲、恣意逸乐，劳役百姓没有限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之臣；只要有其中一项，难道不会灭亡吗？隋炀帝奢侈放纵，自以为贤明，最后死在一个平民手中，也很可笑。【我按：《周礼》说，天官依据考察官府的六项计法来考核群吏的政绩，必须对此加以审察，防范贪鄙到了极点。贪婪足以给自身带来祸害。财利本来是用来资助自身的，财利积聚起来而自身败亡，那么财利反而成了使自身丧命的东西，怎么能不警戒呢？不过，自古以来告诫贪婪的话已经很多了。太宗说得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可以拿来弹鸟，何况性命如此贵重，竟拿它来换取财物吗？”这可以作为有官位的君子的箴言。】最后说：“帝王也是如此。”这不只是用来告诫他的臣下，也是用来告诫自己，难道不能说是贤明的君主吗？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图财物的人并不懂得爱惜财物【‘解’音‘懈’，下同】。至于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本来就很多。如果接受别人财物贿赂，不过几万钱，一旦事情败露，俸禄和官秩就会被削夺。这难道是懂得爱惜财物吗？这是贪图小利而招致大损失。过去公仪休【公仪是复姓，休是名，曾任鲁国相】生性爱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所以他一生总有鱼吃。况且，君主贪婪，必然丧失国家；臣下贪婪，必然丧失自身。《诗经》说：‘大风有通道，贪婪的人败坏同类。’这确实不是虚妄之言。过去秦惠王【即秦惠公，僭越称王，后来称为惠文王】想攻打蜀国，却不知道道路，于是刻造了五头石牛，在它们后面放置黄金。蜀人看见后，以为牛能排出黄金【‘便’读平声】。蜀王便派五丁力士把石牛拖入蜀地，道路修成后，秦军跟随其后进攻，蜀国于是灭亡【此事见《蜀记》】。汉朝大司农【汉代官制中掌管钱谷、金帛和货币的官职】田延年【字子宾，齐国田氏后裔，汉昭帝时任大司农】贪污受贿三千万钱，事情败露后自杀【当时茂陵富人焦氏、贾氏各积存数千万钱，储藏炭、苇等各类物资。昭帝去世，需要办理丧葬用度，田延年上奏说预先收取这些不祥之物，希望尽快使用它们以谋利，不是臣民所应做的，请求没收入官，奏议获准。富人都怨恨他，便拿钱谋求治他的罪。】起初，大司农征用百姓的牛车三万辆作为租车，每辆车给价一千钱，田延年诈骗性地加价二千钱，共计六千万钱，盗取其中一半，焦氏、贾氏便告发了这件事。当时有人议论说，田延年在废黜昌邑王时曾发动大规模行动，应当以功劳抵消过错。霍光说：‘先去狱中接受公众审议吧。’田延年说：‘我有什么脸面进入牢狱？’于是割颈自杀。”像这样的事，哪里记载得完呢【‘胜’读平声】？“我现在把蜀王的事作为前车之鉴，你们也必须把田延年的事作为后车之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两〕 【愚臣按语：《尚书》说：‘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富足以后才能安于职守。’《中庸》说：‘忠诚信实并给予优厚俸禄，是用来劝勉士人的。’大概分给田地、制定俸禄，是为了养成他们知耻的心，并激励他们忠诚守节。太宗说当时五品以上官员的俸禄已经很丰厚，如果再接受财物不过几万钱，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劝勉。太宗以蜀王的事作为鉴戒，说明用牛后置黄金而导致亡国；又希望臣下以田延年的事作为鉴戒，说明因贪污受贿而丧命。他不只是借此告诫臣下，也借此约束自己。那么，处在各级官位上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应当受到惩戒吗？】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说：“我整天勤勉不懈，不只是忧虑、怜悯百姓，也希望你们能够长久守住富贵。上天并非不高，大地并非不厚，我常常兢兢业业，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够谨慎地奉行法令，常常像我敬畏天地那样，就不只是百姓能够安宁，自身也能长久得到欢乐【‘驩’音‘洛’】。古人说：‘贤能的人拥有许多财物，会损害他的志向；愚蠢的人拥有许多财物，会增加他的过错。’这句话可以作为深刻的警戒。如果徇私枉法、贪污浑浊，就不只是破坏国家法令、损害百姓，即使事情还没有败露，心中难道不会常常恐惧吗？恐惧太多，也可能因此导致死亡。大丈夫难道能够苟且贪图财物，以至祸害自身性命，使子孙后代常常怀有羞愧吗？你们应当深思这番话。”

译【愚臣按语：《诗经》说：‘上帝正在监临你们，不要三心二意。’自古圣人反复强调敬畏上天，难道是说君主尊贵无比、无人与之抗衡，便借上天来压制别人吗？大概说来，兢兢业业、敬畏戒惧，正是天心所在，也是尧、舜、禹、汤相传的大根本。太宗自己说常常兢兢业业以敬畏天地，又让群臣应当像他敬畏天地一样，这确实符合圣人敬畏上天的学问。然而，太宗所谓的天，只是苍苍的上天罢了。《诗经》说：‘广大的上天光明照临，伴随你们往来；广大的上天明亮清晨，伴随你们游乐。’那么，哪里不是上天呢？一呼一吸之间如果不是敬畏上天，一件事情的开始或停止如果不是敬畏上天，就都不算真正敬畏上天。《诗经》说：‘文王的德行纯正。’圣人用来事奉上天的，只是纯正罢了。我观察太宗的行事，知道应当谨慎用刑，却又滥杀；知道应当崇尚文治，却又仰慕武功；知道应当任用贤能，却又听信谗言；知道应当断绝私恩，却又被亲爱之情牵制。他的德行太驳杂而不纯正了！这哪里足以成为真正敬畏上天的表现呢？】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赴京，违法取用驿站人家的几石麸子。唐太宗把这些麸子赐给他，命令他亲自背出去，以此使他感到羞耻【‘令’读平声】。【愚臣按语：《大学》引用孟献子的话说：‘与其有搜刮民财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这是因为君子宁愿损失自己的财物，也不忍心损伤百姓的力量。陈万福违法取用驿站人家的麸子，并不是从百姓那里直接取来的，这难道不是所谓的盗窃之臣吗？太宗把麸子赐给他，命令他亲自背出去，使他内心惭愧，却不加罪于他，可以说是宽厚仁慈了。】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宣州、饶州二州【宣州今为宁国路，饶州至今仍沿用旧名，都隶属于江东】各山有大量银矿，开采它们极为有利，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万贯钱。”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财物方面没有什么缺少的，只需要采纳好的意见，进用善政，做对百姓有益的事。况且国家多得到数百万贯钱，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有才能、有品行的人呢【‘行’读去声】？我没有看见你推举贤能、进献善政，也没有看见你按察、举发违法之事，震慑肃清有权势的豪强，却只知道说开采银矿可以获利。过去尧、舜把璧玉丢弃在山林，把珍珠投入深谷，因此获得崇高的名声和美好的称号，千百年都受到称颂。后汉桓帝、灵帝二位皇帝【后汉桓帝名志，灵帝名宏】喜好财利而轻视道义【‘好’读去声；汉灵帝时开设西邸卖官，从关内侯、虎贲、羽林等职位入钱各有等级，又私下命令左右近臣卖公卿之位：公要一千万钱，卿要五百万钱；还卖关内侯的假金印紫绶，世代相传的要五百万钱】，是近代昏庸暗弱的君主。你难道想把我比作桓帝、灵帝吗？”这一天，诏令权万纪放职回家【‘令’读平声】。【孙氏甫说：太宗之所以能够斥责谈论财利的臣子，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对内能够节省用度，对外谨慎遵守制度，断绝权幸之人的请托，抑制恩宠，不妄自浪费罢了。宫中想修建一座殿宇，他就想到秦始皇的过错；公卿请求营造一座楼阁，他就想到汉文帝的节俭。将要修建洛阳殿时，他听从张玄素的意见而停止；嫁送长乐公主时，他采纳魏征的劝谏而从俭办理。放出宫人的有三千人，这些谨慎修身、节省用度的做法，天下已经暗中承受了他的恩惠。文武官员只有六百四十三员，府兵只有六十万，而且都把他们分散到田地间，让他们自行供给。天子只致力于以德义实现治理太平，以减轻赋税来敦厚风俗罢了，这就是谈论财利的臣子无法与太宗合拍的原因。】【胡寅说：《大学》的教导说：‘主持国家却专门致力于聚敛财物的人，一定是小人。’与其有聚敛财物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因此，治理国家不能把财利当作利益，而应当把道义当作利益。从具体事情来说，国家每年得到数百万缗钱，如果不是因为按户计征、像簸箕一样搜刮而得，山林川泽似乎也还没有受到损害。太宗不但舍弃了这种利益，而且罢黜了这个人，专门把进用贤能、使百姓获利作为急务，并以桓帝、灵帝把财物藏入私府为戒。他审慎地决定取舍，明确显示所喜所恶，可以作为君主的法则。愚臣按语：《大学》说：‘治理国家不能把财利当作利益，而应当把道义当作利益。’观察太宗拒绝权万纪开采银矿的奏议，确实能够做到不把财利当作利益。这是因为当时宫室和服用之物，他常常谨慎地遵守节俭的德行，所以才适宜反复训诫臣下而不感到惭愧。身表端正，影子就会随之端正；水源清洁，水流就会清洁。身表不端正却要求影子端正，水源不清洁却要求水流清洁，这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想要臣下砥砺操守、重视名节，就应当从君主崇尚节俭的德行开始。】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鸟栖息在树林里，还担心树不够高；于是又把巢筑到树梢上。鱼藏在水里，还担心水不够深；于是又钻到洞穴的底下。’然而它们最终被人捕获，都是因为贪吃诱饵。如今臣下接受任命，身居高位，享受优厚俸禄，应当履行忠正之道，践行公正清廉，这样就不会有灾祸，能够长久保持富贵。古人说：‘祸和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都是人自己招来的。’然而那些使自身陷入祸患的人，都是因为贪图、冒取财利；他们同鱼鸟又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当把这番话想成鉴戒【旧本将本章重复收入《鉴戒篇》，现在考察本章以譬喻贪婪最为贴切，所以删去《鉴戒篇》中的重复篇章而保留此处】。” 【愚臣按语：太宗告诫臣下，以防守清白为美德，以贪图财利为祸害，这样的话已经说过多次了。用鱼鸟作譬喻，尤其明白而痛切，使人读来不禁悚然。这确实足以惩戒并警醒人的放纵之心，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呢？】《贞观政要》卷六 【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钦定《四库全书》《贞观政要》卷七　　　　　　唐代吴兢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