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十　　　　　　唐　吴兢　撰

译元代戈直汇集评论。巡幸第三十七【共四章】。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隋炀帝大规模营造宫室，任意巡游，从西京到东都，离宫别馆一个接一个；沿途直到并州、涿郡，没有一处不是这样。驰道都修得宽达数百步，还种树来装饰道路两旁，民力无法承受，于是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到了隋朝末年，连一尺土地、一个人都不再属于隋朝所有。由此看来，广建宫室、喜好巡幸，最终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些都是朕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所以深深用来警戒自己，不敢轻易耗用民力，只希望让百姓安定，不发生怨恨和叛乱罢了。’贞观十一年，太宗巡幸洛阳宫，在积翠池泛舟，回头对侍臣说：‘这些宫殿、台榭和池沼都是隋炀帝建造的。所谓驱使百姓服役，把雕饰华丽做到极致，却连这样一座都城也不能守住，反而让天下人忧虑。喜好不停巡幸，是百姓所不能承受的。过去诗人说：“什么草不会枯黄？哪一天不在行走？”“小东大东，织机的经纬都空了。”正是说这种情形。于是使天下产生怨恨和叛乱，自己死亡，国家灭亡。如今这些宫殿园苑全都归我所有。隋朝倾覆，难道只是因为君主无道吗？也是由于辅佐大臣没有贤能之才，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些人身居高官、享受厚禄，接受君主委任，却只会奉承谄媚，蒙蔽君主的耳目，使国家想不发生危险也不可能。’司空长孙无忌上奏说：‘隋朝灭亡，君主方面是堵塞忠正直言，大臣方面是苟且图求自保；身边的人有过错，起初不加纠正；盗贼逐渐滋长，也不如实报告。防范这些事情，就不能只说是天道，实际上是因为君臣之间不能互相匡正辅弼。’太宗说：‘朕和各位承受着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只应当弘扬正道、改变风俗，使万世永远获得依赖。’ “观”字读去声；“好”字读去声；“令”字读平声。诗句“何艸不黄，何日不行”出自《诗经·大雅·何艸不黄》篇；“小东大东，杼轴其空”出自《诗经·小雅·大东》篇；宇文述、虞世基、裴蕴都是隋朝的臣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万人〕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魏征等人说：“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下的基业，当时天下富足；如果能够常住关中，哪里会有倾覆失败的结局？可是他最终不顾百姓，巡幸没有定期，径直前往江都，又不采纳董纯、崔象（都是隋朝大臣）等人的谏诤，结果自己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帝王的国运虽然有长有短，可以归之于上天，但福善祸淫，也同样取决于人为。朕常常思考这件事：如果想使君臣关系长久、国家没有危亡败乱，君主有过失，臣下就必须极力进谏。朕听到你们的规谏，即使不能当时马上采纳，朕也一定会反复思考审察，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用。” 贞观十二年，太宗向东巡狩，将要进入洛阳时，驻宿在显仁宫。宫苑中的官员大多受到责罚。侍中魏征进谏说：“陛下这次巡幸洛州，是因为那里是过去征行所经过的地方，希望那里安定，所以想要给故老和城中百姓施加恩惠。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德惠，主管官署和苑监中的许多人却已经获罪。有的人因为供奉的物品不精美（‘供’读平声），又因为没有进献食物而获罪。这就是不知满足，意在奢侈靡费，既违背巡幸的本意，又怎么能够符合百姓的期望呢？隋主先前命令下面多做进献的食物，进献得不多就施以威罚。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会更加过分，大家竞相无限制地办理，终于导致灭亡。这些事情并不是史籍中才听说的，而是陛下亲眼见过的。正因为隋炀帝无道，所以上天命陛下取代他。陛下应当战战兢兢，每件事都节省约束，追踪效法前代，昭明地训诫子孙。为什么今天反而要处在人臣之下呢？陛下如果认为这样已经足够，那么今天这样的供奉还不止是足够；如果认为还不够，即使比这多一万倍，也仍然不够。”太宗大为震惊，说：“如果没有您，朕就听不到这样的话。从今以后，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几’读平声）。”（按：《资治通鉴》把这件事系于贞观十一年，说太宗到达显仁宫，宫吏因储备物资不足而受到责罚，魏征进谏如下。） 太宗惊讶地说：“如果没有您，朕就听不到这样的话。”于是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过去经过这里时，买饭来吃，租房住宿。如今供给停顿竟然这样丰厚，怎么还能嫌不足呢？” 范祖禹说：富裕却不忘记贫困，才能保住自己的富裕；尊贵却不忘记卑贱，才能保住自己的尊贵。像以拥有万乘之尊、四海之富的地位，仍然认为不够，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忘记了自己起初的卑贱贫困，而想使富大无穷。因此，高宗过去长期在外劳作，甚至接近平民；等到他即位，终于成为贤君。周文王穿着粗劣的衣服，亲自从事治水、治田的功业，周公作书告诫成王，担心他不知道农事的艰难而骄奢放逸。汉文帝说过：‘朕能够穿着粗布衣服，想到的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因此恭敬节俭、爱护百姓，只怕给他们增添烦扰。’唉，这可以说是有德之人了！像太宗听到进谏后能够自我反省，不也算贤明吗？又说：太宗可以说是不忘记警戒了。他看见隋朝的宫室，却因谄谀之言的蒙蔽而警戒群臣。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就会谋求自己国家长存的办法，而不敢懈怠。这正是三王兴起的原因。我按：有虞氏的制度是五年巡守一次；成周盛世时，六年举行一次大规模巡行，遍见诸侯。明确地考核升降，协调时令月份、端正日期，统一音律、度量衡，没有一件不是重要事务。那时车驾随从极其简省，供给极其俭约，所以百姓把君王所到之处视为幸运，把君王没有到的地方视为不幸。所谓“我们的君王不出游，我们凭什么得到休息”就是这个意思。后世杨广、朱温不停巡游，开始致力于丰厚奢侈，把饮食做得精美，把行宫的供给超过制度当作贤能，把驻顿物资准备不足视为无能。州县承受这种风气，竞相造成劳民伤财。于是百姓听见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旄的华美，个个都头痛皱眉，彼此诉说了。太宗亲眼看见隋炀帝的祸患，尚且因为供奉不精而多加责罚，何况其他人呢？古代的巡幸，是为了顺应百姓；后代的巡幸，却是为了满足自己。君主如果想恢复有虞、成周的巡守制度，假如不先减少车驾随从的数量，约束供给的礼仪，就没有不重蹈隋朝、梁朝过失的。畋猎第三十八（共五章）。

译秘书监虞世南认为太宗很喜欢打猎（“好”读去声），便上疏进谏说：“臣听说秋天狝猎、冬天狩猎，大概只是历来的常规制度（“狝”音藓。《周礼·大司马》说，仲秋教习治兵，以狝猎取得禽兽来祭祀祊神；仲冬教习大阅，以狩猎取得禽兽来举行烝祭）。射杀隼鸟、追逐禽兽，这些都记载在前代的诰令中（“射”读食亦切，“隼”读荀尹切，指禽鸟）。臣恭敬地想，陛下利用听政阅览以外的闲暇，顺应天道而进行杀伐，将要摧折斑斓的兽皮、击碎兽掌，亲自驾驭田猎之车（皮轩，就是田猎乘坐的车），穷尽猛兽的洞穴，搜遍逸材出没的山林沼泽，平除凶恶、剪除暴乱，以保卫百姓；收集兽皮、拔取鸟羽，用来充实军用器械；举起旗帜，验看所获，这些都合乎古代的武事。可是，陛下身居黄屋之尊，拥有金舆之贵，是四方仰赖恩德、万国系心所在，即使清理道路后出行，仍然要戒备车马的衔勒和羁绊，这大概是慎重防范，保护社稷（‘为’读去声）。所以司马相如曾当面直谏（司马相如字长卿，汉武帝时任郎官，曾随武帝在长杨宫打猎。武帝喜欢亲自击打熊、野猪，奔驰追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进谏，武帝听从了），张昭后来也曾变色进谏（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任吴主孙权的军师。孙权曾骑马射虎，张昭变了脸色进谏）。臣虽然见识浅陋，难道敢忘记这个道理吗？” 况且天上的弧星、毕星所杀死的禽兽已经很多了（“殪”音翳，指杀死），分赐禽兽和猎获物，皇上的恩惠也已经很广博。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暂时停止田猎的车驾，姑且收敛长久防范的心思，不拒绝像樵夫那样卑微之人的请求，降低身份采纳下层百姓的意见；即使脱去上衣、徒手搏击，也把事情交给群臣办理，这样就能给历代帝王留下范例，使光辉永照万代。”太宗深深赞赏他的话。我按：《左传》说：“春天搜猎、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是利用农事间隙来讲习武事。”《王制》说：“天子没有其他事务时，一年举行三次田猎。”《周礼》的大阅制度尤其完备，那么田猎本来确实是古代礼制。为什么“大兴禽兽之荒”见于大禹的训诫，而“不敢沉溺于游田”却成为文王的美德呢？正是因为田猎虽然是古代制度所沿袭的事情，但也可能劳师动众、炫耀武力，妨碍农事、伤害百姓。何况后世万乘之君出动，供给繁多，征求众多呢？太宗亲自经历过战阵，克敌制胜、建立功业；至于游猎，本来就是他的爱好，必然有不遵守制度而使百姓受害的地方。所以虞世南恳切的进谏，确实能够触动太宗的听闻。谷那律（魏州昌乐人。贞观年间多次升迁，任国子博士，后来升任谏议大夫；他博通群书，褚遂良称他为“九经库”）任谏议大夫时，曾跟随太宗出猎，途中遇到下雨。太宗问：“油衣怎样才能做到不漏雨？”他回答：“如果能用瓦来做，必定不会漏。”他的意思是希望太宗不要经常出游打猎（“数”读朔）。太宗大为赞赏并采纳，赐给他帛五十段，又加赐金带。（按：《资治通鉴》把这件事系于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与这里不同；但《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同于此处。） 唐仲友说：谷那律博通群书，褚遂良曾称他为“九经库”。他以瓦做衣服就不会漏雨的回答，可以看出他的质朴正直。大概博通经籍的人，很难同时保持质朴正直。所以说有三种益友，能够具备其中一种优点就已经很好了，何况能够兼具这些优点的人呢？我按：《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忠臣进谏君主有五种意义，其中第五种是讽谏。只是要估量君主的情况来实行它；我接受他的讽谏吗？”所谓讽谏，就是借用其他事情来引导劝谏。谷那律凭借儒学之臣的身份，处在谏议大夫的职位上，用“用瓦做衣服”的回答来进谏，虽然过于质朴直率，但这不就是所谓讽谏吗？太宗喜欢他的直率而赏赐他，这也体现了听从进谏的美德。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说：“朕昨天到怀州（今怀庆路，隶属腹里），有人上密封奏章说：‘为什么总是征调山东的壮丁到苑中营造？如今的徭役似乎不比隋朝时少，怀州、洛阳以东的残破百姓无法承受这种差役，而田猎仍然频繁，真是骄奢放逸的君主。’今天朕又来到怀州田猎，忠直的进谏反而不到洛阳来了（‘复’读缶）。春夏秋冬四时搜田（‘搜’音搜；春猎称搜，夏猎称苗，秋猎称狝，冬猎称狩），本来就是帝王的常礼；今天在怀州，丝毫没有干扰百姓。凡是上书进谏、纠正过失，自有通常的准则：臣下贵在措辞有理，君主贵在能够改过。像这样诋毁君主，倒有些像诅咒。”侍中魏征进奏说：“国家开通直言的渠道，所以进呈密封奏章的人尤其多。陛下亲自拆阅，有时希望臣下的话有可取之处，于是侥幸求进之士便得以肆意暴露丑态。臣子劝谏君主，尤其需要折中、从容地讽谏（‘从’读即容切）。汉元帝（名奭）曾因酎祭宗庙（‘酎’音纣，是三次酿成的酒，味道醇厚，所以用来献祭宗庙）从便门出行，乘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字长卿，沛郡人）应当跟随车驾，却摘下帽子说：‘应该从桥上走。’ “陛下如果不听臣的话，臣就自刎，用颈中的血污辱车轮（‘汗’读去声），使陛下不能进入宗庙。”元帝不高兴，光禄卿张猛进言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处，薛广德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开导人不应当这样吗？”于是改走桥。从这件事来看，张猛可以说是直言劝谏君主的臣子了。”太宗非常高兴。我按：魏征不取薛广德的直言，却赞取张猛的直谏，不过是顺着太宗的心意说罢了。我曾听先儒说过：“进谏者说话委婉，是因为君主的德行还没有得到人们信任；进谏者说话恳切直截，是因为君主的德行已经得到人们信任。”进谏者言语谦逊还是触犯，作为言者，其得失有两种；但对君主来说，都是增进德行的验证，只有这一点而已。由此看来，进谏文书中有诋毁之辞，像诅咒一样，这正是太宗的君德得到人们信任的证明。如果认为张猛的讽谏是对的，那就等于认为汉元帝和臣子都庸劣，并以此来要求太宗，难道是责难君主的正道吗？

译贞观十四年，太宗巡幸同州（今仍旧属陕西）的沙苑，亲自格杀猛兽，又早晨出去、夜晚回来（“还”读旋，后同）。特进魏征进言说：“臣听说《尚书》赞美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田（《周书》说：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田，因为各诸侯国都应当供给正当的贡赋）。《左传》记述虞人的箴言，以夷羿为戒（‘传’读去声。《左传》中魏绛告诉晋侯说：从前虞人的箴言说：‘当帝王夷羿时，沉溺于田猎禽兽。’虞人的箴言如此，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从前汉文帝来到险峻的山坡，想要骑马奔驰下去，袁盎（楚人，汉文帝时任中郎将）挽住缰绳说：‘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也不侥幸求快。’如今陛下驱驰六飞（马名），奔驰在难以测度的山中，如果发生马惊车毁，陛下即使想要轻视自身，又怎么向高祖庙交代呢？（汉文帝从霸陵山上想向西奔驰下险坡，袁盎进谏说：‘将军害怕吗？’袁盎说：‘臣听说，千金之子的身体不坐在高堂边缘，百金之子的身体不倚靠车衡。’等等，文帝于是停止。）汉武帝喜欢格杀猛兽（‘好’读去声，后同），司马相如进谏，大力称说乌获（秦武王的力士，曾举起龙文鼎）和庆忌（吴王僚的儿子，奔跑时能够躲避箭矢）的技能。人确实有这样的本领，野兽也应当有这样的能力。” “突然遇到逃逸的猛兽，惊骇之中处在无法预料的地方，即使乌获、逄蒙的技艺（‘逄’音庞，逄蒙是古代善于射箭的人）也来不及施展，那么枯木朽株都可能成为危险。即使能够万无一失而没有祸患，这件事本来也不是天子所应做的（事见本篇第一章注）。孝元帝到郊外泰畤祭祀（郊祀的坛称为畤），因而停留下来射猎，薛广德（字长卿，沛郡人，当时任长信少府、御史大夫）说：‘我私下看见关东地区困苦到了极点，百姓遭受灾祸。今天却敲击亡秦之钟，奏唱郑、卫之乐，使士卒暴露在外、随从官员疲劳困倦；想要安定宗庙社稷，怎么能不以凭河徒手搏虎为戒呢？’臣私下思考，这几位帝王的心，难道是木石，唯独不知道奔驰游乐，却能割舍感情、委屈自己，听从臣下的话吗？这是因为他们的志向在于国家，而不在于自身。臣听说陛下近来出行，亲自格杀猛兽，早晨出发、夜晚回来；以万乘之尊，暗中行走于荒野，践踏深林，涉过茂密的草丛，这实在不是万全之策。愿陛下割舍个人娱乐的感情，停止格杀野兽的游乐，对上为宗庙社稷着想，对下安慰群臣百姓。”太宗说：“昨天的事情，偶然被尘劳昏乱所致，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从今以后，朕一定深深引以为戒。” 我按：魏征进谏打猎的话，援引古事来鉴照今天，忠诚恳切而深厚；同虞世南的奏疏相比，更加恳切深到，足以警醒并触动太宗的听闻。对于“尘劳昏乱”的说法，太宗怎么能不受到感悟呢！像魏征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够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了。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要巡幸栎阳（“栎”音药；栎阳今为咸宁县，属奉元路）游猎。县丞刘仁轨（字正则，汴州人。起初任陈仓尉，部民鲁宁任折冲都尉，豪横放纵、违法犯罪，县中没有人敢使他屈服，仁轨将他打死。太宗召见并责问他，仁轨说：“鲁宁侮辱臣，所以臣杀了他。”太宗认为他刚强正直，提拔为咸阳丞，屡次升迁至给事中。武后时任仆射）认为庄稼收获还没有结束，不是君主顺应时令出行的时候，便到太宗驻地上表恳切进谏。太宗于是停止打猎，提拔任命刘仁轨为新安令（新安县名，今仍旧属河南府路）。按史传记载，太宗在同州校猎时，刘仁轨进谏说：“今年雨水充足，百谷茂盛，现在收获才完成十二分之一；平常的额外调发已经有所妨碍，再加上供办田猎之事，修缮桥梁、整治道路，即使徭役已经简省，仍然不会少于数万人。如果稍微延缓十天，使场圃的农事全部完成，陛下乘六飞马徐徐驱车，那么公私双方都会安泰。” 太宗下诏书褒奖并采纳他的意见，任命他为新安令。我按：刘仁轨不过是一县丞，却能够献上一句忠言，打动万乘之君的听闻；他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心，是一些侍从大臣还没有做到的，难道不可以说是很难得吗？大概仁轨曾任陈仓尉，太宗因为他的刚强正直而提拔他为咸阳丞，所以他得到太宗的知遇是有来由的。然而如果太宗没有听从进谏的美德、喜爱善言的诚意，那么仁轨即使有刚直的操守，又能在哪里施展呢？只不过足以获罪罢了。仁轨的官职由州县逐步升至宰相，善于建立声誉，得到官吏和百姓的欢心，受到史传的称赞。出任治理百里之地的地方官，难道可以不知道应当效法什么吗？灾祥第三十九（共四章）。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朕近来看到众人的议论（‘比’读鼻），把祥瑞当作美好的事情，频频上表庆贺。按朕本来的心意，只要天下太平、家家富足，即使没有祥瑞，也可以同尧、舜相比。假如百姓贫困不足，夷狄入侵，即使有灵芝遍布街道，凤凰在苑囿筑巢，又同桀、纣有什么区别呢？朕曾听说石勒的时候（石勒是上党郡匈奴人，晋元帝时占据襄国称帝，即后赵的建立者），有郡吏焚烧连理木，煮白雉肉来吃，难道能因此称他为明主吗？又如隋文帝非常喜爱祥瑞，派秘书监王劭穿着朝服站在朝堂上，面对各地朝集使（‘使’读去声）焚香，诵读《皇隋感瑞经》（隋文帝喜欢神秘祥瑞和小术数，王劭说皇帝承受天命、获得的符瑞很多，又搜集歌谣、图谶、佛经文字，极力加以捏造修饰，撰成《皇隋灵感志》三十卷，隋文帝命令向天下宣示。王劭让各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诵读此书，曲折有声，像歌咏一样，过了十天半月才遍及各处，隋文帝更加高兴，赏赐优厚）。朕过去曾听说并传述这件事，认为很可笑。作为君主（‘夫’音扶），应当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从而得到万民的欢心。” “如果尧、舜处在君位，百姓像敬奉天地一样敬重他们，像爱父母一样爱戴他们；他们一举一动、兴办事务，人人都以为快乐（‘乐’音洛）；他们发布号令（‘施’读平声），人人都喜悦，这才是最大的祥瑞。从今以后，各州所有的祥瑞，一律不必上报奏闻。（按：《资治通鉴》把这件事系于贞观二年，又说曾有白鹊在寝殿槐树上筑巢，巢形合抱如腰鼓，左右近臣纷纷称贺。太宗说：‘我曾经嘲笑隋炀帝喜爱祥瑞。祥瑞在于得到贤才，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于是命令把鹊巢拆下，放到野外。）

译【愚按：圣人作《春秋》，祥瑞不记，只有灾异才记载，难道是没有用意吗？《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间，难道没有祥瑞而不记吗？但“有年”“大有年”两次见于经文，这大概是圣人特意下笔记载的。太宗凭着聪明的资质，能够勤勉治理政事，不把祥瑞本身当作祥瑞，而把尧、舜的政治教化看作最大的祥瑞，难道不是有所见识才这样做的吗？我曾考察文公、朱子所编的《通鉴纲目》，贞观一代都没有记载祥瑞，只有贞观四年因“大有年”而记载了外户不闭、家家给足、斗米三钱的美好景象，这才是最大的祥瑞吧？既然如此，太宗说这番话，并不是随便说说，实际上确实实行了。】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次出现【“见”音现，后同】；山东以及江淮一带多次发生大水。太宗拿这件事询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回答说：“春秋时期梁山崩塌【梁山在晋国境内】，晋侯召见伯宗询问此事【晋侯是晋景公，名孺；伯宗是晋国大夫】。伯宗回答说：‘国君主宰山川，所以山崩川竭，君王应为此停止享乐，降低服饰等级，乘坐没有文饰的车【“乘”读平声，“缦”音漫，指乘坐没有装饰纹彩的车】，用祭祀币帛来表示礼敬。’梁山是晋国所主掌的山，晋侯听从了他，因此没有造成祸害【此事见《左传·成公五年》】。汉文帝元年，齐、楚两地二十九座山同日崩塌，洪水大规模涌出，于是下令郡国不必前来进献【“令”读平声】，向天下施加恩惠【“施”读平声】，使远近百姓欢欣和洽，也就没有成为灾害。后汉灵帝时，青蛇出现在御座旁；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出现在齐地，经过市场进入朝廷。考察蛇这种动物，应该在草野中，却进入市场和朝廷，所以才算是怪异。如今蛇出现在山林水泽，大概深山大泽中本来就必定有龙蛇，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至于山东的降雨，虽然是通常现象，但阴气暗中积聚过久，恐怕有冤狱，应当审断并省察被拘押的囚犯，也许可以符合上天的旨意。而且妖异不能胜过德行，修养德行就可以消除变异。” 太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派遣使者【“使”读去声】赈济抚恤饥饿的人，申理冤屈的诉讼，宽赦了许多罪责。贞观八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彗”音徐醉切，“见”音现，后同；彗星是妖星，形状像扫帚】，长六丈【一作六尺】，经过一百多天才消失。太宗对侍臣说：“上天让彗星出现，是因为我的德行不够，政事有所亏失，这究竟是什么妖异呢？”虞世南回答说：“从前齐景公【名杵臼】时彗星出现，景公询问晏子【即晏婴】，晏子回答说：‘您开凿池沼，担心不够深；修建台榭，担心不够高；施行刑罚，担心不够重，所以天上出现彗星，是为了警戒您。’景公因此恐惧而修养德行，过了十六天彗星就消失了【“十六”一作“十三”】。陛下如果不修明德政，即使麒麟、凤凰多次出现【“数”音朔】，终究也没有益处。只要朝廷没有缺失的政事，百姓安乐【“乐”音洛】，即使有灾异，又会损害德行什么呢？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功绩高于古人就自我夸耀、妄自尊大，不要因为太平日子渐久就骄傲放纵。如果能够始终如一，即使彗星出现，也不值得忧虑。”太宗说：“我治理国家，确实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错，只是我十八岁便开始经营帝王事业【‘便为’的‘为’读去声，后同】，北面击败刘武周，西面平定薛举，东面擒获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岁时天下平定，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四方夷族归降【‘降’音杭】，海内安定。我自认为自古以来那些平定乱世的英雄君主，没有人能比得上我，颇有自我夸耀的意思。这就是我的过错。上天显示变异，确实是因为这个吗？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拥有四海，后来既骄傲又放纵，一朝之间便败亡。我又怎么能自我骄傲呢？想到这里，不知不觉便警惕而恐惧起来。”魏征进言说：“臣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一个没有遭遇灾异的，只要能够修养德行，灾异自然会消除。陛下因为有天变，便能够警戒恐惧，反复思考，深深地自我责备。即使有这样的变异，也一定不会成为灾害。” 【唐氏仲友说：虞世南回答山崩、蛇出现和大水时，担心有冤狱、枉屈拘押的囚犯，这还不足以作为回应天变的解释。《诗经》说：“是虺是蛇，是女子的祥兆。”唐朝的女祸，其先兆已经在这里出现了。虞世南以博学闻名，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太宗没有沉溺于女色宠爱，没有迹象可以这样说；然而他唯独不能引用《诗经》来解释，却从汉灵帝、晋惠帝的事例中取证，难道不是失当吗？他反而说：“蛇出现在山泽，正是它所居住的地方。”以虞世南的忠直，竟没有借此阐发使太宗警戒恐惧的意思，实在可惜。】【又说：虞世南论述彗星，告诫太宗不要骄傲自矜，这最切中太宗的病根。与那些要求省察、登记囚犯的言论相比，意义的大小相差悬殊。】【愚按：从前刘向《五行传》认为，某种事情失误，就会有某种灾咎的征兆来应验。解释者认为这种说法穿凿附会。《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左传》等传也推究其迹象，以说明未来之事会得到应验。解释者又认为这种说法拘泥牵强。况且妖异是由人的行为兴起的，上天的事情总是象征人的行为。君主只应当恐惧警戒、修养反省，以消除这种变异，确实很难完全相信淫巫、瞽史的推测。蛇和虺，本来就是女子的祥兆。《春秋》时代，晋国有蛇从泉宫出来，郑国则有内蛇和外蛇在城门外相斗，却都没有被看作女祸。唐高宗昏聩迷惑、沉溺宠爱，于是开启了皇后专政，最终应验了大蛇和彗星的妖异，象征除去旧事、创立新局。《春秋》时代，鲁国有孛星，齐国有彗星，却没有见到有什么旧事被除、新事被立。唐武后肆意施行凶恶毒害，几乎改变唐朝国统，最终应验了彗星的异象。这两种异象，都出现在贞观八年国势极盛的时候。上天仁慈爱护，告诫警示的意思，早已显现出来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实在令人畏惧。】

译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泛滥，冲毁洛城门，流入洛阳宫，平地积水五尺，毁坏宫殿、寺院十九所，漂走七百多家。太宗对侍臣说：“我的德行不够，皇天降下灾害，大概是因为我视听不明，刑罚失度，于是使阴阳失调，雨水违背常态。我怜悯百姓，责备自己，满怀忧惧，我又有什么心情独自享用美味呢？可以命令尚食【尚食是掌管御膳的官】停止供应肉食，进用蔬食。文武百官各自上奏封事，极力陈说政事的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说：“臣听说，开创平定乱世的事业，功劳已经很难；守住已经成就的基业，其道理也不容易【‘易’音以豉切】。所以身处安定时思考危险，是为了巩固事业；有始有终，是为了使基业更加稳固。如今虽然亿兆百姓安定，四方宁静，但国家既承受丧乱之后，又接续衰败困敝的余波；户口减少损失的还很多，田地开垦的仍然很少。覆盖养育万物的恩德已经显著，但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恢复；道德教化的风气已经传播，但百姓的财产却屡屡耗空【‘空’读去声】。因此古人把这比作种树：如果经过的年岁久远，枝叶就会繁茂疏展；如果栽种的时间短，根本尚未牢固，即使给它培上黑土【‘坟’读上声】，用春日的暖阳温养它，只要一个人摇动它，就必然会枯萎。如今的百姓，很像这种树木：经常加以涵养，就会一天天滋长繁息；暂时有征发和劳役，就会随着日子一天天凋敝耗损。凋敝耗损严重，人民就不能充分生存【“▯”字疑为脱误或讹字，原义不确定】；人民不能充分生存，怨气就充满四方；怨气充满四方，离心叛乱的念头就产生了。所以帝舜说：‘可爱的不是君主，可畏惧的不是别的，正是百姓。’孔安国说：‘百姓把君主看作自己的性命，所以君主值得爱戴；君主失去正道，百姓就会背叛他，所以百姓值得畏惧【孔安国解释《虞书》的话】。’孔子说：‘君主好比船，百姓好比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即使有休息也不把它当作值得安逸的事，每天都谨慎得像第一天一样，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为’读去声】。伏望陛下考察古今的事情，明察安危的关键，对上把社稷看得最重，对下把亿兆百姓放在心上；明确选举，慎重赏罚，任用贤能，斥退不肖；听到过错立即改正，接受劝谏像流水一样顺畅；行善在于不迟疑，发布命令务求一定兑现；调养精神性情，减少游猎的娱乐；去除奢侈而崇尚节俭【‘去’读上声】，减少工役的费用；致力于使境内安静，不谋求开辟土地；收藏弓箭却不忘记武备【‘櫜’音皋，意为收藏】。以上这些，虽然是治理国家的常道，也是陛下平日所实行的，但臣愚昧，只希望陛下思考这些而不懈怠，那么至高的治道之美，就能与三皇五帝相比盛；亿万年的国运，也能与天地一样长久。即使桑树、谷树成为妖异【《史记》说：商朝亳地有祥瑞的桑树、谷树一同生长在朝廷，一夜之间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帝太戊害怕，询问伊陟。伊陟说：“臣听说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帝王的政事难道有所缺失吗？帝王应当修养德行。”太戊听从了他，祥桑便枯死消失】，龙蛇作祟【《五行传》说：“君主不能使天下处于正道，这叫作不建立正道。它的灾咎是昏昧，它的极端表现是衰弱。这时就会有龙蛇作祟”】，野鸡在鼎耳上鸣叫【《史记·商本纪》说：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飞来的野鸡登上鼎耳鸣叫。武丁害怕，祖己说：“大王不要忧虑，先修治政事。”武丁听从了他，殷朝的统治又兴盛起来】，石头在晋地发出言语【《左传·昭公八年》说：“春天，石头在晋国发出言语”】，也还应当把祸患转为福，把灾害变成祥瑞，何况雨水的灾患【“雨水”一作“水旱”】只是阴阳运行的常理，怎么可以说是上天谴责而使圣心受到牵累呢？臣听说古人有句话：‘农夫劳作，而君子以此得到养育；愚者发言，而智者加以选择。’臣冒昧陈述浅陋之见，恭候斧钺。太宗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养”应作“食”，出自《文子》。愚按：洪水警戒我，是帝舜所以敬畏上天、反省自身；以六件事责备自己，是成汤所以反躬自省、接受警戒。】太宗的话虽然还没有完全出于真诚，但也差不多有舜、汤遗留下来的用意了。可惜岑文本的论说，都不是用来警戒太宗敬畏上天、忧虑百姓之心的，而是在勉励他切身修养德行、实行这些事情。他说“阴阳是通常的规律，怎么会牵累圣心”，难道不是近于轻慢、忽视上天的警戒吗？这难道是君臣之间相互警戒的道理吗？】慎终第四十【共七章】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也不能永远使天下归化，假如内部安定【‘令’读平声】，也一定会有外部的扰乱。如今远方夷族全都归服，百谷丰收，盗贼不兴，内外安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由于你们共同匡正辅佐的结果。然而处在安定中不能忘记危险，治理国家不能忘记祸乱；虽然知道今天没有事情，也必须考虑能否始终保持下去，能够常常如此，才是可贵的。”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和辅佐大臣不能全都具备，有时君主被称为圣明，臣子却不贤能；有时遇到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能够达到大治。假如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思考如何教化，也没有什么益处。天下如今虽然太平，臣等仍然没有把这当作喜事，只希望陛下身处安定而思考危险，勤勉不懈怠罢了。” 【愚按：从前帝舜作歌说：“股肱大臣喜悦啊！君主振作起来啊！百官都振作啊！”皋陶于是续作歌说：“君主明智啊！股肱大臣贤良啊！众事安定啊！”又作歌说：“君主琐碎烦杂啊！股肱大臣懈怠啊！万事都毁坏啊！”解释者认为，舜的意思是：臣下乐于办事、追求功业，那么君主的治理就会因此振兴起来，百官的功业也都会扩大。皋陶的意思是：君主明智，臣下就贤良，众事因此安定，这是在劝勉舜。君主亲自代行臣下的职事，臣下就会懈怠，万事也会废弛，这是在告诫舜。虞舜朝廷君臣彼此以难事相责、互相勉励，就是这样；雍熙太平的治理之所以难以企及，也正在这里。太宗告诉侍臣说，当今太平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都是你们共同辅佐的结果，必须思考怎样始终如一。这番话，难道就是帝舜作歌的意思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圣明，所以能够达到大治；如果有贤臣而君主不思考教化，也没有用处。”这仍然是皋陶劝勉舜的意思。他又说：“如今虽然太平，臣下还没有把这当作喜事，只希望陛下身处安定而思考危险，勤勉不懈怠。”这也如同皋陶告诫舜的意思。太宗能够以难事责问臣下，魏征也能够以难事责问君主，君臣相互责难到这种程度，具有唐尧、虞舜时代的遗风。】所以，唐朝的治理虽然还不能达到上古雍熙太平的美盛境界，但贞观时期的盛治，可以说是三代以后罕见的了。】

译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君主行善的很多，但不能坚定地守住自己的事业。汉高祖，只是泗水地方的一名亭长【‘长’音掌】，起初能够拯救危难、诛除暴乱，从而成就帝业；然而后来又延续十多年纵情放逸造成的败局，连自己的事业也不能保全。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孝惠帝作为嫡长继承人，身份尊贵而温和恭谨、仁慈孝顺，但高祖却被宠姬之子迷惑，想要实行废嫡立庶【见《师傅篇》注】。萧何、韩信功业已经很高，萧何却无故被拘禁【萧何是沛县人，汉朝丞相，封鄼侯。他曾替百姓请求说：“长安土地狭窄，上林苑中有许多空地，希望允许百姓进去耕种。”汉高祖发怒说：“相国一定收受了商人的财物，才替他们请求我的苑囿。”于是把萧何交给廷尉，用刑具拘押了几天，后来因王卫尉进言才赦免释放】；韩信也被滥加贬黜【“黜”应作“诛”。韩信是淮阴人，辅佐汉高祖取得天下，封为楚王。有人告发韩信谋反，高祖于是诈称出游云梦，捆绑韩信带到洛阳，赦免他而改封为淮阴侯。韩信因此怨恨不满，后来又有人向吕后告发韩信谋反，吕后让萧何欺骗韩信入宫，再派武士将韩信捆绑斩杀，并夷灭韩信三族】。其余功臣如黥布之类，因恐惧而不得安宁，终于发展到反叛【黥布姓英，名布，曾因犯法受黥刑；汉高祖封他为淮南王。等到韩信、彭越被诛杀后，他暗中聚集军队，等待并窥伺紧急情况。中大夫贲赫到长安告发黥布谋反，高祖亲自率军攻打他，最终杀死黥布并消灭其势力】。君臣、父子之间竟悖乱荒谬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不能保全帝业的明显证明吗？” “我之所以不敢依仗天下安定，是因为常常想到危亡来警戒恐惧自己，以便保全事业直到最后。” 【愚按：太宗说汉高祖是开创帝业的君主，却废掉嫡子而立庶子，滥杀功臣，这些话确实正确。太宗能够保全功臣，没有滥杀的过失，远远超过汉高祖。然而他不能纠正李承乾的恶行，在确定诸子的名分方面，也受爱护之情牵累而不能自我克制，难道不是他有识人之明，却被自知之蔽所困吗？】贞观九年，太宗对公卿说：“我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四方夷族都来归服，难道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实在是依靠诸位的力量罢了。应当思考如何善始善终，永远巩固宏大的基业；让子子孙孙世代相互辅佐，使丰功厚利施及后世【‘施’读平声】，让数百年以后【‘令’读平声】阅读我国史书的人，看到宏大的功勋、盛美的事业，光彩显著，值得观览，难道只是称道隆周、炎汉以及建武【光武年号】、永平【明帝年号】的旧事吗？”房玄龄于是进言说：“陛下谦抑退让、把功劳推给群臣；达到太平之治，根本在于圣德，臣下有什么力量呢？只希望陛下有始有终【‘卒’音子聿切】，那么天下就会永远蒙受恩泽。”太宗又说：“我观察古代那些平定乱世的君主，都年过四十，只有光武帝三十三岁。但我十八岁便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天子之位，这一点是武功胜过古人。我年轻时从军【‘少’读去声】，没有时间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懂得教化的根本，看到治理政事的源头，实行这些道理几年后，天下大治，风俗也随之改变，子女孝顺、臣下忠诚；这又是文治超过古人。从前周、秦以来，戎狄不断侵入中原，如今戎狄叩头臣服，全都成为臣妾；这一点又是怀柔远方胜过古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升〕 这三件事，我凭什么德行承受得起呢？既然已经有了这些功业，怎么能不善始并且慎终呢？” 【愚按：《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圣明君主、贤能宰相之所以能在雍熙、泰和的时代保全太平，本来就庆幸功业能够成功，却从未因功业而自满。太宗说：“想让丰功厚利施及长久，使宏大的功勋、盛美的事业光彩显著、值得观览，不让后世只称道隆周、炎汉。”志向确实很高，但炎汉尚且可以企及，隆周难道只是这样吗？“高大的银河，成为天上的文采”，把它制定为礼乐，公布为法度，这是周文王的文治。不知道太宗所说的文治，果真能够胜过他吗？“没有人敢与之争竞其功业，抚恤弱小、怜悯愚昧”，功业成就后便收起干戈，收藏弓箭，这是周武王的武功。不知道太宗所说的武功，果真能够胜过他吗？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感怀他的德行，华夏和蛮貊没有不服从，于是把恩惠施及中原，以安抚四方，这就是文王、武王怀柔远方的功业。不知道太宗所说的怀柔远方，果真又能胜过他们吗？我到这时才知道，太宗夸耀功劳、称许善行，确实是发自内心；而“善始慎终”之类的话，不过是空话罢了。房玄龄在这里能够赞许太宗已经达到的成就，却不能勉励他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实在可惜！至于后文魏征的回答，那就很好了。】贞观十二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读书时，看见前代君王的善政，都能努力实行而不懈怠。我所任用的你们几位，确实认为都是贤才。然而，我治理国家的成效比起三五之代，仍然有所不及，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如今四方夷族都宾服，天下太平无事，这确实是古来未有的盛况。然而自古帝王刚即位时，都想振作精神治理政事，赶上尧、舜；等到生活安逸了，就骄纵奢侈、放荡逸乐，没有谁能始终保持当初的善政。臣子刚开始受到任用时，都想匡正君主、救济时局，追随稷、契；等到富贵之后，就只想着苟且保全官爵，没有谁能始终尽忠守节。假如君臣能够始终不懈怠，各自保持善终，那么天下就没有忧虑不能治理好的事情，自然可以超过前代了。”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 【愚按：太宗说治理成效不及三五之代，是在责备并勉励他的臣下。魏征的回答，充分说明了君主放纵安逸的各种端由和臣下贪恋俸禄的弊病，确实可以作为君臣上下的箴言。君主固然应当始终谨慎如一开始，臣下尤其应当始终如一。我曾考察贞观年间的各位名臣，长期任职的人，虽然在大节上没有什么亏损，但在匡正过失的道理上却没有听说有什么作为，莫非是因为成功难以长久守持、至高的道理没有穷尽，于是姑且只求保全自己的福禄和荣名吗？以君主不能赶上尧、舜为耻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啊！魏征的话，其中已经有防范了。】

译贞观十三年，魏征担心太宗不能始终保持俭约，而近来颇为喜欢奢侈放纵，于是上疏劝谏说：“臣观察自古帝王，接受天命、奠定国都时，都想把基业传给万代，留给子孙后代谋划。所以他们安坐朝堂、治理天下时，谈论治道，必定先推崇淳朴而抑制浮华；谈论用人，必定以忠良为贵而鄙弃奸邪谄媚之徒；谈到制度，就一定禁绝奢靡而崇尚俭约；谈到物产，就重视粮食和丝帛而轻视珍奇之物。然而，他们在受命之初，都遵循这些原则来成就治功；稍微安定以后，却大多反过来做，败坏风俗。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身居万乘之尊、拥有四海财富，说出话来没有人敢违逆，做什么事情人们都必定顺从，公正之道被私情淹没，礼节被嗜欲损害吗？古语说：‘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实行它并不难，坚持到底才难。’这话确实正确。臣私下想到，陛下刚过弱冠之年，就大力挽救动荡的时局，削平天下，开始开创帝业。贞观初年，正值年富力强，便抑制、减少嗜欲，亲自实行节俭，使内外安宁，于是达到极盛的治理。论功业，商汤、周武王也不足与您相比；论德行，尧、舜也不算遥远。臣自从被提升到身边任职，已有十多年，每次侍奉于帷幄之中，多次承受您的明诫，您常常认可仁义之道，要守持它而不失；关于俭约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您的德音还在耳边，臣怎敢忘记？可是近年以来，您渐渐违背了从前的志向，敦厚朴实的道理逐渐不能坚持到底。臣谨把所听闻的情况列在下面。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清静的教化远远施及边荒。拿今天来考察，这种风气已经逐渐衰落。听您谈论道理，远远超过上古圣君；但论到实际政事，却还没有超过中等的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最贤明的君主。汉文帝辞退了千里马【汉文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文帝下诏退还马匹以及运送它所花的费用】；晋武帝焚烧了雉头裘【晋武帝时，太医令司马程据进献雉头裘，武帝认为这是奇技异服，为典礼所禁，于是在殿前将它焚毁】。如今却到万里之外求取骏马，在域外购买珍奇，在道路上搜求怪异之物，因而被戎狄轻视。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一点。从前子贡向孔子询问治理人民的道理，孔子说：‘要像驾驭六匹马、手握将要腐朽的缰绳那样戒惧。’子贡说：‘为什么这样害怕呢？’孔子说：‘如果不按照正道驾驭它们，那就是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呢？’【《孔子家语》中的话】所以《尚书》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作为人民的君主，怎么能不敬畏呢？【《尚书·五子之歌》】陛下在贞观初年，把人民看作受到伤害的人，体恤他们的劳苦，爱护人民如同爱护子女，常常保持简约，不营造、不经营多余的事物。” 近年以来，您的心思转向奢侈放纵，忽然忘掉谦下俭朴，轻易耗用民力。您竟说百姓无事可做就会骄纵安逸，使他们服劳役就容易驱使【“易”读作“以豉切”，下同】。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快乐而导致国家倾覆败亡的。哪里有因为担心他们骄纵安逸，反而故意让他们服劳役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使国家兴盛的最高明言论，难道是安定人民的长远谋略吗？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二点。陛下在贞观初年，牺牲自己来使万物获利；到了今天，却放纵欲望而使百姓劳苦。谦下俭朴的表现年年改变，骄纵奢侈的情形日益不同。虽然忧虑人民的话从不离口，但享受自身的实际行动却发自内心。有时想营造某些事物，又担心有人进谏，便说：‘如果不做这件事，就会使我不方便。’臣下的心情，哪里还敢再争辩【读作“诤”】？这实际上是想堵住进谏者的嘴，难道是选择善言而实行吗？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三点。立身处世的成败，在于受到什么熏染。兰草、白芷和鲍鱼放在一起，都会相互变化【《孔子家语》中的话】，对于所接触、所学习的环境，必须谨慎，不可不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砥砺名节，不为外物所私，只有善人善行才加以亲近，亲近君子，疏远斥退小人。如今却不是这样，轻视防范小人【“防”读作“泄”】，对君子礼遇优厚。对君子礼遇优厚，却敬重而疏远他们【“远”读作“援”，下同】；轻视小人，却亲昵而接近他们。接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过错；疏远君子，就不了解他们的长处。不知道君子的长处，就不会亲近而自然疏远他们；看不见小人的过错，就会有时与他们亲昵。亲近小人，不是达到大治的道路；疏远君子，难道是使国家兴盛的道理吗？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四点。《尚书》说：‘不做无益之事，以免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奇异之物，轻视日常有用之物，人民才会富足。’不是本地所产的犬马，不蓄养；珍禽奇兽，不在国中饲养【《周书·旅獒》中的话】。陛下在贞观初年，行动都遵循尧、舜之道，舍弃金玉，返归质朴淳厚。近年以来，却喜好珍奇异物【“好”读去声，下同】，无论多么遥远、难以得到的货物都要运来；制作珍玩，也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停止。君主喜好奢侈，却希望臣民敦厚俭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末业日益兴盛，却要求物产丰足，这种事情不能实现，也已经很清楚了。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五点。贞观初年，求贤如同口渴，善人所推荐的人，便信任并任用，取用他们的长处，常常唯恐来不及。近年以来，却根据自己的好恶【“恶”读去声】，有时众人共同推荐便任用他，有时一人诋毁便抛弃他；有时一个人任职多年仍然任用，有时一旦产生怀疑就疏远他。一个人的行为有一贯的操守，事情也有已经形成的迹象。被诋毁的人未必可信；对于被推荐的人，多年形成的操行，不应在一天之内突然丧失【“应”读平声，“朝”读“昭”】。君子的本性，是践行仁义、弘扬大德；小人的本性，是喜欢以谗言和谄媚来为自己谋利。陛下不考察事情的根源，却轻率地对他们评定好坏【“臧否”读“部鄙切”】，这就使守持正道的人日益被疏远，钻营求取的人日益得势。因此人人都想着苟且免祸，没有谁能够竭尽力量。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六点。陛下刚登大位时，居高临下地观察天下，政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几年以后，不能坚守初志，虽然没有达到夏太康那样纵逸十旬【《尚书·夏书》说，太康游乐无度，在有洛水以外打猎，十旬没有返回】，却有时超过了三驱之礼。于是使沉溺游乐受到百姓讥笑，鹰犬的进贡远至四夷。有时在教习鹰犬的地方，道路遥远，清晨出发，直到夜里才回来，把驰骋游猎当作欢乐，却不考虑意外变故。一旦发生不可预料的事情，怎么能够挽救呢？”

译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七点。孔子说：‘君主以礼对待臣下，臣下以忠心侍奉君主。’【孔子回答鲁定公的话】既然如此，君主对待臣下，在道义上不可刻薄。陛下刚登大位时，以恭敬的态度接待臣下，君恩向下施布，臣下的情意向上通达，人人都想着竭尽力量，心中没有隐藏。近年以来，却多有忽略。有些外地官员奉命出使【“使”读去声】，入朝奏事，想要瞻仰宫阙庭院，将要陈述自己的见闻；想开口时，您的脸色却不相接纳，想请求时，又得不到更多恩礼。有时还根据他们的短处，责问细小的过错，即使他们有聪明善辩的才略，也无法申明自己的忠诚。这样却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相和谐，不是很难吗？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八点。傲慢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达到极点，志意不可满足【《礼记·曲礼》中的话】，这四句话，是前代君王用来获得福祉的原则，也是通达的贤者认为最深切的告诫。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勉不懈，委屈自己听从他人，常常好像还做得不够。近年以来，却渐渐有了自负和放纵，依仗功业的盛大，心中轻视前代君王；自负圣明智慧，内心轻视当代人物。这就是傲慢的滋长。想要做什么，都要达到自己的心意；即使有时抑制情感听取劝谏，最终还是不能忘怀。这就是欲望的放纵。心思放在游乐上，情意没有厌倦，虽然还没有完全妨碍政事，却不再专心于治理之道。这就是享乐将要达到极点。天下全境安定，四夷诚心归服，却仍然远道劳烦士卒和马匹，向边远地区兴师问罪。这就是志意将要满足。亲近狎昵的人阿谀欺骗而不肯进言，疏远的人畏惧威势而不敢劝谏。这样积累而不停止，最终将损害圣德。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九点。从前陶唐、成汤时期，并不是没有灾患，但之所以称为圣德之君，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到灾害就极其忧虑勤勉，时局安定就不骄傲、不放纵。因此，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畿以内的户口都迁往关外，扶携背负着老人和幼儿往来数千里，却没有一户逃亡、一个人怨苦。这实在是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有怜悯养育人民的心意，所以直到死也没有携贰之心。近年以来，人民疲于徭役，关中百姓尤其困苦；各种杂役工匠到了服役期限，全都被留下来充当和雇，正式士兵上番时又多被另行驱使；和市购买的物品在乡里不断征取，负责递送的人接连不断地奔走在道路上。既然已经有了弊病，就容易造成惊扰；假如再遇到水旱灾害，谷麦不能收获，恐怕百姓的心情不能像前些日子那样安宁，这就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十点。臣听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由人自己招致；人在没有造成祸患的情况下，妖异之事不会无故发生。臣私下想到，陛下统治天下、驾驭海内已经十三年，德化遍及天下，威势加于海外，年成丰收，礼教很快兴盛起来，家家户户都超过了可以受封的标准【“比”读“鼻”】，粮食如同水火一样充足。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热之气导致旱灾，于是远远波及各郡国；凶恶之气作乱，忽然又在京城附近发生。上天并不说话，只是显示征象来警戒，这实在是陛下惊惧、忧劳的时刻。如果看见警戒便感到恐惧，选择善道而遵从，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追随殷汤责备自己的做法；把前代君王用来达到大治的事情勤勉实行，把当今用来败坏德行的事情思考后加以改正，使万物更新【“更”读平声】，改变人们的视听，那么帝位和国祚就会无穷无尽，天下都会感到幸运，还会有什么祸败呢？既然如此，社稷的安危、国家的治乱，全在陛下一人而已。如今太平的根基已经高耸，几乎直达天际；即使积累了九仞高的山，仍然差一筐土的功劳【《尚书》说：筑成九仞高的山，功业却因差一筐土而亏缺，是说中途停止就会使前面的功劳全部丧失】。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今后很难再有；明主可以做到却不去做，正是臣下郁结而长叹的原因。臣实在愚昧浅陋，不通晓事机，只略举自己所见的十条，冒昧地呈给圣上。希望陛下采纳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再参照樵夫等平民的意见，希望千虑之中能有一得，使衮职有所补益【《诗经·大雅·烝民》说：衮职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时一样甘愿接受斧钺。奏疏呈上后，太宗对魏征说：“臣下侍奉君主，顺从君主的心意非常容易，违逆君主的心意却尤其困难。您做我的耳目和股肱之臣，经常评论政事、献纳意见。我如今听到过错能够改正，大概可以始终保持善政了【“几”读平声】。如果违背了这些话，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同您相见，又有什么办法治理天下呢？”自从得到魏征的奏疏，太宗反复研读，深深感到其中言辞有力、道理正直，于是把它列置在屏风上，早晚瞻仰；又抄录一份交给史官，希望千年以后，人们能够知道君臣的大义。于是赏赐魏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按《史传》，贞观十二年，阿史那结社率在云阳作乱；从冬至五月一直不下雨，所以魏征上了这篇奏疏】。【唐氏仲友说：君主善与不善的分界，开始时相差极小，后来却会相距千里。评论太宗贞观初年的作为，都可以把他看作三代的贤明君主；到了逐渐不能始终如一时，那么三代那些昏暴的君王，最终导致动乱，也不过如此，怎么能不畏惧呢！魏征忧虑到了极点，直陈正论，列举十条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表现，其中有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劝戒君主的意思，也有大禹训诫后世的用心；如果不是思虑到了极致、忠诚尽到了极点，怎么能达到这样？假使太宗听到过错便愿意改正，以终身坚持善道，保全贞观的盛况，最终几乎成为三代的贤明君主，那全都是魏征的力量。史书以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来称许魏征，从这十条逐渐不能始终如一之中就可以看出。】【叶氏适说：太宗听到“十渐”的劝戒，命令抄录后交给史官，使万世都知道君臣之义。后来魏征又把前后进谏争辩的话记录给史官，太宗却全都不高兴。关于“十渐”的劝戒，魏征所记录的内容大多不过就是这些，太宗为什么不高兴呢？大概是因为记在魏征名下，天下只知道魏征善于进谏；如果记在太宗名下，天下将不只是知道太宗善于听取劝谏，还会知道太宗念念不忘的心意。这一切都是太宗好名的一面。】【愚按：魏征关于十件不能始终如一的奏疏，正是在贞观中期上呈的。其中所说的是：“贞观初年这样好，近年以来却这样不好。”他善的时候，可以算作三代的贤明君主；他不善的时候，与后世的昏暴君王没有区别。为什么太宗一个人，前后相差会这样远呢？大概他开始时的善，是因为天资超过常人；后来不能善终，是因为学习和修养没有继续下去。从前周成王即位之初，受到二叔的言论迷惑，不能明白周公的德行。他的美好天资，有些地方还不能像太宗那样。然而到了晚年，他敬畏上天的威严，不敢昏乱越轨，到了生死关头，仍然明亮清醒而不混乱。这难道是太宗所能比得上的吗？我这才知道，周公辅佐教导成王的功劳，是无法企及的；而魏征匡正君主的方法，仍然有所不足。唉！以太宗这样的聪明才智，尚且不能保全始终，何况天资不如他的人，难道能不勤奋努力、致力于学习吗？】

译贞观十四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平定天下，我虽然做了这些事情，但如果守成时失去谋略，功业也很难保全。秦始皇当初也平定了六国，拥有四海；到了晚年却不能善于守成，实在可以作为鉴戒。你们应当公而忘私，这样荣誉、声名和高位才可以始终保持美好。”魏征回答说：“臣听说，战胜容易，守住胜利却困难【‘易’读‘以豉切’】。陛下深思远虑，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功业已经彰显，德教又遍及天下；如果始终以此治理国政，宗庙社稷就没有理由倾覆败亡了。” 【范氏祖禹说：《尚书》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臣下能够认识到做臣下的艰难。’又说：‘不要轻视民众的事务，要把它看作艰难的事情。’孔子说：‘做君主很难。’知道困难在哪里，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左传》说：‘君主如果认为事情容易，困难就将到来；君主如果认为事情困难，容易就将到来。’太宗知道守成的困难，所以能够有始有终。愚按：魏征对于太宗，前后总共三次告诫守天下的困难。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的言论，始终没有改变；他忧虑治道、警惕危乱的心意，究竟是怎样深切啊！孟子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叫作恭敬。’说的正是魏征。】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说：“我观察近代以来的帝王，有的能传位十代，有的只能传一代、两代，也有本人得到天下、本人又失去天下的。我之所以常常心怀忧惧，有时担心抚养人民不能使他们得到适当的安置；有时担心自己产生骄纵安逸之心，喜怒超过限度，却自己不知道。你可以替我说明这些情况【‘为’读去声】，让我把它们当作准则。”魏征回答说：“嗜欲、喜怒这些情感，贤者和愚者都有；贤者能够节制它们，不使它们超过限度，愚者却放纵它们，往往导致人民失所。陛下圣明的德行高远深厚，处在安定中仍思考危险，臣希望陛下始终能够自我约束，以保全善终的美德，那么万代都会永远依赖您。” 【愚按：太宗询问国运长短不同的原因，魏征回答说要靠自我约束才能善始善终，这个论断可以说很确切了。然而我曾经论述过，古代圣贤著书立说，对于事情的始末，都有深刻的用意。吴氏编纂这部书，开头写太宗向魏征询问端正自身的方法，结尾写魏征回答太宗关于善始善终的话，其中的用意虽然无法确知，但考察事实可知，这两方面恰恰都是太宗所欠缺的。为什么呢？太宗平定并消除了祸乱，使自身达到了太平盛世；能够委屈自己接受劝谏，任用贤能并使其发挥才能；恭谨节俭，节省财用；宽厚仁慈，爱护百姓。这是三代以来的君主中绝无仅有的。然而，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都有令人惭愧的德行，难道不是端正自身的方法有所不足吗？太宗能够接受劝谏了，可是晚年却有推倒碑石的过失；能够慎重用刑了，可是晚年却有诛杀君羡的事情；能够停止用兵了，却又有征讨高丽、西域的战争；能够节省财用了，却又兴建飞仙、翠防等工程。难道不是善始善终的方法有所不足吗？合并这两方面来评论，那么太宗之所以不能善始善终，是因为他不能端正自身。这样看来，吴氏这部书，难道不是开头讲他的根本，结尾讲他的结果吗？】《贞观政要》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