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八　　　　　　唐　吴兢　撰

译元　戈直　集论 务农第三十【共四章】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衣食又以不耽误农时为根本。所谓不耽误农时，只有君主简约清静才能做到。如果战争频繁发生，土木工程不停，却想不耽误农时，能够做到吗？”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把战争扩展到极点，对内又崇尚奢侈的宫室，民力已经耗尽，祸乱灾难于是兴起。他们难道不想使人民安定吗？只是失去了使人民安定的办法。隋朝灭亡的旧迹，正是近在眼前的鉴戒，陛下亲眼承受过它的弊害，知道应当用什么改变它；然而开始时容易，最后坚持到底确实困难。希望陛下谨慎地结束，如同开始时一样，才能充分成就美政。”太宗说：“您说得对。使人民安定、使国家宁静，只在于君主。君主无为，人民就快乐；君主欲望多，人民就困苦。我之所以抑制情欲、减少欲望，是在克制自己、勉励自己罢了。” 我认为：太宗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衣食以不耽误农时为根本，人民不耽误农时又以君主简约清静为根本。我曾因他这番话推究其义：舜不游荡于安逸，是天下安宁的根本；禹在家中能够节俭，是北方南方都接受其声教的根本；汤不亲近声色享乐，是端正天下万邦的根本；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是安抚保护小民的根本。自古以来兴盛王朝的君主，没有不简约清静、少有欲望的；自古以来亡国的君主，没有不淫逸奢侈、欲望过多的。太宗的话说得多么正确啊！可以说是知道根本的人了。虽然如此，说出来并不难，实行起来却困难。太宗既然把隋朝崇尚奢侈宫室作为鉴戒，却又兴建飞仙、翠微等宫殿；既然把隋朝穷兵黩武作为鉴戒，却又发动征讨高丽、西域的军队。魏征说：‘善于开始的人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却很少。’王珪说：‘开始时容易，最后坚持到底确实困难。’那么如果不是这两位大臣的劝说，又怎么能够始终践行自己的话呢？” 贞观二年，京城发生旱灾，蝗虫大量出现。太宗进入苑中察看禾苗，见到蝗虫，捉取了几只祷告说：“人以谷物为生命，而你们却吃它，这是在危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们如果有灵性，只管侵蚀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急忙劝阻说：“恐怕会成病，不能这样。”太宗说：“我所希望的是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难道还要躲避什么疾病吗？”于是把蝗虫吞了下去。从此蝗虫不再造成灾害。林之奇说：天灾可以用至诚感动而消除，却不能凭人的力量战胜。太宗捉蝗虫吞下，是不忍心让百姓承受灾害，所以灾害自行止息。明皇派使者捕捉蝗虫，想凭人的力量战胜上天，灾害反而更加严重。天与人的关系，难道不是非常明显吗？我认为：从前成汤在桑林祈求解除旱灾，用六件事情责备自己，以自身代替牺牲品，这就是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自己的私有之物。即使是拥有千金的贵公子，也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君主以一身处在九五之尊，地位尊贵高崇，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那么这个身体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只有认识到我的一身就是亿万百姓的身体，那么我的百姓凡有瘙痒、疾病和痛苦，就全都切身相关了。太宗想到蝗虫危害百姓，捉来吞下，说‘宁可让它吃我的肺肠’，与成汤以身代替牺牲品一样，都是不把自身当作私有之物。他能够感动上天的心意，是应当的啊！汉代王嘉说：‘回应上天要用实际行动，不要只用文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贞观五年，有关官署上书说：“皇太子将要举行冠礼，适宜把二月定为吉日，请征调兵员来准备仪仗礼制。”太宗说：“如今春耕刚刚开始，恐怕会妨碍农事，改在十月举行。”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术数，家中举行冠礼以二月为最好。”太宗说：“阴阳术数的拘忌，不是我所实行的。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术数，而不顾道理和义理，想以此求得福佑，能够做到吗？如果所做的一切都遵循正道，自然总会遇到吉祥。而且吉凶在人，哪里需要借助阴阳术数的拘忌？农时十分重要，不可以片刻耽误。” 我认为：孔子说‘役使百姓要按照农时’，解释者说：‘时，是指农闲无事的时候。如果不在农闲时役使百姓，那么以农业为根本的人就不能尽力从事生产。即使有爱民之心，百姓也不能受到它的恩泽。’朝廷之上、宫廷之间举行储君首次戴冠的礼仪，本来还没有达到役使百姓、夺取农时的程度；但太宗却因为征调兵员、准备仪仗会妨碍农事而停止，这说明太宗心中始终只有百姓，一刻也不敢稍有松懈。把这种心意推及天下，天下还有不致力于根本的人吗？贞观十六年，太宗根据天下粮价大致计算，每斗值五钱；其中最便宜的地方，每斗只值三钱。于是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人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禾黍不能成熟收获，那么亿万百姓就不是国家所有的了。既然遇上这样的丰收年景，我作为亿万人的父母，只想亲自实行俭约，决不随便奢侈。我常想赐给天下人，使他们都富裕尊贵。如今减省徭役赋税，不耽误他们的农时，使每家每户的人都能任意耕种，这是使他们富裕。认真实行礼让，使乡里之间年少的敬重年长的，妻子敬重丈夫，这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这样，我即使不听管弦音乐、不随从田猎，也会乐在其中。” 《论语》说：‘人口已经众多了，还要再加以什么呢？’回答说：‘使他们富裕。’又问：‘已经富裕了，还要再加以什么呢？’回答说：‘教化他们。’解释者说：‘人口多却不富裕，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得到满足，所以要规定田地和里居，减轻赋税，使他们富裕；富裕了却不施教化，就接近禽兽，所以一定要设立学校，阐明礼义，来教化他们。’孟子告诉梁惠王时，也说：‘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省刑罚，减轻赋税，深耕土地，及时除草，使壮年人在闲暇日子修习孝、悌、忠、信。’这些都是三代盛世用来称王天下的要道。太宗说：‘我想让天下人都富裕尊贵，减省徭役、减轻赋税，不耽误农时，任他们耕种，这就是使他们富裕；认真实行礼让，使乡里之间都知道敬重和顺从，这就是使他们尊贵。’这番话与孔子、孟子的话是同一道理。即使是三代的治理，又怎么能超过这些呢？然而贞观时期也可以说人口增多并且富裕了，太宗还曾大力召集名儒，扩大生员名额，教育似乎也达到极点。朱熹却说，他还不知道施教的根本方法。三代的教育，是天子、公卿亲自在上面实行，言语、政令和政事都可以作为百姓效法的榜样。太宗能够做到这样吗？

译我认为，太宗的话是仁爱之言；贞观时期的政治，是良善的政治。孟子说：‘仁爱之言不如仁爱的声誉深入人心，良善的政治不如良善的教化更能获得民心。’假使太宗知道这一点并努力实行，那么所谓‘乐在其中’，又应当达到怎样的境地呢？刑法第三十一【共九章】贞观元年，太宗对近臣说：“死去的人不能复生，使用刑法务必要宽缓简约。古人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痛恨人们生病，而是因为这样棺材就能卖出去【售读作受，就是卖的意思】。’如今司法部门审理一桩案件，必定要求判得严酷深刻，只想以此完成考核功绩。现在应当制定什么办法，才能使判决公平允当？”谏议大夫王珪进言说：“只要选用公正正直、善良的人，凡判决案件公平允当的，就给他增加官阶、赏赐金钱，那么奸诈虚伪自然会止息。”太宗下诏采纳了这个意见。太宗又说：“古代审断案件，必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周礼·秋官》说：左边九棘，是孤、卿、大夫的位置，众士在他们后面；右边九棘，是公、侯、伯、子、男的位置，群吏在他们后面；面前三槐，是三公的位置，州长和百姓在他们后面】。如今三公、九卿【三公见《任贤篇》注。唐代九卿：太常寺卿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光禄寺卿掌管酒醴、膳食之政；卫尉寺卿掌管兵器、礼器和文物；宗正寺卿掌管天子宗族亲属的名籍，以辨别昭穆；太仆寺卿掌管马厩牧养、车辇舆驾之政；大理寺卿掌管审断案件、详定刑法；鸿胪寺卿掌管宾客接待和丧礼仪制之事；司农寺卿掌管仓储、积聚物资之事；太府寺卿掌管财货、粮仓和贸易之事；各寺都设有少卿作为副职】就是他们的职责。从今以后，凡判处死刑的重大案件【“辟”读作辟，就是死刑】，都命令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共同议论。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冤屈和滥刑。”因此，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的境地【“防”读平声】。【旧本从“太宗又曰”以下另列为一章，今合并为一章】【我认为：从前舜命令说：“你担任士官，要明察五刑，以辅助五教。”又说：“施用刑罚，是期望最终达到没有刑罚。”大概帝王治理天下，以教化为先；刑罚是不得已才施行的，用来辅助教化，而内心所期望的则是没有刑罚。然而，要说明使用刑罚的要领，就说：“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平允当。”所谓明察，是为了查得实情；所谓允当，是判决能够符合内心的公正。司法官最重视的就在这里。周穆王训诫刑法时，尤其反复强调“审慎而能专一”这句话，正是说审理案件、复核判决必须详尽审慎。王珪说，必须选用公正、善良、正直的人，凡判决案件公平允当的，就增加官阶、赏赐金钱；太宗又让宰相和尚书、九卿共同议论，当然应当达到刑罚几乎废置的盛况。唐虞时代，期望达到没有刑罚；成周盛世，达到刑罚废置。没有刑罚是最高境界，刑罚废置也是王者的最大功业。像汉代文帝、景帝和唐代太宗，史臣都以几乎达到刑罚废置来赞美他们。就汉、唐而言，可以说是仁德的君主了】贞观二年，太宗对近臣说：“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这是极其弊害的法律做法，尤其必须禁止断绝。假如有谋反的人，必定不可能独自成功，最终一定会同别人谋划。多人共同谋划的事情，必然会有其他人告发，哪里需要借助奴仆来告发呢？从今以后，奴仆告发主人，不必受理，一律命令斩决。” 【我认为：臣下谋反，是以下犯上；奴仆告发主人，也同样是以下犯上。既然厌恶人以下犯上，却又让以下犯上的人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就是以乱制乱，二者相差多少呢？太宗下诏说：“从今以后，告发主人的一概不受理，一律斩决。”这句话一经发布，确实足以感化天下，使不再发生以下犯上的事情了】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一向患有风疾，说话涉及妖妄之事【“相”“好”都读去声，后同】，太宗下诏命令审讯他的案件【“令”读平声】。张蕴古说，李好德癫病的症状确实存在，依法不应治罪。太宗答应将他宽宥，张蕴古却暗中把这件事报告给他，并且还带他一起下棋赌博。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弹劾张蕴古。太宗大怒，下令在东市斩首。后来太宗悔悟，对房玄龄说：“你们享用国家的俸禄，就必须为国家忧患；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留心。如今不询问就不进言，看到事情却完全不劝谏，你们还起什么辅佐作用？像张蕴古身为司法官，却同囚犯下棋赌博，泄露我的话，这些也都是很重的罪状。若依照通常法律，还不至于判处极刑。我当时正在盛怒之中，立即命令处置他，你们竟然没有一句话；主管部门又没有再次奏报，于是就立刻把他处决了，这哪里是道理？”于是下诏说：“凡是死刑案件，即使下令立即执行，也都必须五次复奏。五次复奏就是从张蕴古开始的。”又说：“拘守成文法来定罪，有时恐怕会造成冤屈。从今以后，门下省复核时，如有依法律应判死刑而情理上值得怜悯的，应当记录案情奏报给我。”张蕴古起初在贞观二年，从幽州【今为大兴路】总管府记室兼任直中书省，上表进呈《大宝箴》【《易大传》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这里取的就是这个意思；“箴”是规诫】。文章义理非常优美，可以作为规诫。他的文章说：“考察古今，俯视仰观，只有君主能够施福【“辟”读作璧，是君主的意思，语出《周书·箕子陈洪范》】，做君主实在困难【孔子告诉鲁定公说：“做君主很困难”】。居处在天下之中，位列王公之上，任用各地进贡本地所有的物产【《禹贡》说：“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百官又协调响应君主的号令【“和”读去声】。因此，恐惧之心一天天松弛，邪僻之情逐渐放纵，哪里知道事情往往起于所忽视之处，灾祸往往生于意料之外呢？所以圣人承受天命，拯救溺危、疏通艰难，把罪责归于自己，依靠内心体察他人。光明广大而无所偏私，照临天下而至公无私。亲近故旧，是为了由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来奉养一个人。用礼制禁止奢侈，用乐教防止放纵。左边讲言论，右边理事务【见《文史篇》注】；外出时发出警戒，入内时清道止行【天子出行称“警”，入内称“跸”；“警”是戒备肃静，“跸”是禁止通行】。四时调和寒暖舒惨，日月星辰也共同体现君主的得失。因此自身要成为尺度，声音要成为音律【《史记》说：“禹的声音成为律，以自身作为尺度。”注释说：禹的声音与钟律相应，以自身作为法度】。不要说无人知晓，就居高而听取卑下者的声音；不要说事情没有什么危害，小事积累也会成为大事。享乐不可达到极端【“乐”读作洛，后同】，极端享乐就会变成悲哀；欲望不可放纵，放纵欲望就会造成灾祸【《曲礼》说：“欲望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达到极端”】。不要在宫禁之内建造高大的楼台【“重”读平声，《楚辞》说：“君门九重”】

译所居之处不过容得下膝盖那么大；昏昧的人却不知道这个道理，建造瑶台、玉石宫室【桀建造瑶台，纣建造琼室】。不要在面前陈列八珍【《周礼·膳夫》说：“珍食采用八种物品”，即淳熬、淳母、炮豚、炮防、捣珍、渍、熬、肝膋】，所吃的不过是适合口味的食物；只知疯狂而不加思考【《周书》说：“只有圣人不思虑，才会成为狂人”】，把糟堆成山，把酒积成池【桀、纣的酒池可以行船，糟堤高得可以望见十里】。不要在内沉溺于女色，不要在外沉溺于游猎【《夏书·五子之歌》第二章说：“训诫中有这些话：内则沉溺女色，外则沉溺禽猎；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女色荒，是宠爱嬖幸女子；禽猎荒，是沉迷游猎。“荒”就是迷乱放纵的意思】。不要看重难以得到的财物【《老子》说：“不看重难以得到的财物，使百姓不去做盗贼”】，不要听亡国的音乐【《诗序》说：“亡国之音哀伤而多思，是因为人民困苦”】。内里沉溺女色，会损害人的本性；外在沉溺禽猎，会放荡人的心志；难得之物会导致奢侈，亡国之声会导致淫靡。不要认为自己尊贵，就傲慢无礼、侮辱贤人和士人；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就拒绝劝谏、自负自是。听说夏后曾经因为一顿饭多次起身【《史记》说：夏后吃一顿饭要起身十次，以慰劳天下百姓】，也有魏帝被辛毗牵住衣襟而不得不停止【魏文帝想把冀州十万户迁来充实河南，辛毗劝谏，文帝不回答，起身进入内宫，辛毗跟随并拉住他的衣襟。文帝恼怒了很久，说：“你拉住我，为什么这样急迫呢？”】于是只采纳了其中一半。安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如同春日的阳光、秋日的露水；高大盛大而又宽广无边，推崇汉高祖的宽宏气度【《汉纪》说：汉高祖宽仁而有大度】。处理这些众多事务，如同脚踩薄冰、面对深渊，战战兢兢，采用周文王的小心谨慎【《诗经·小旻》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明》说：“我们的文王小心翼翼”】。《诗经》说：“不刻意求知，也不刻意求见”【《诗经·皇矣》说：“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尚书》说：“不偏不党”【《周书》说：“不偏不党，王道广大”】。在胸中消除彼此之分，在心中抛弃个人的喜爱和厌恶【“好”“恶”都读去声】。众人弃绝之后才施加刑罚，众人喜悦之后才发布赏赐；削弱强暴，治理混乱；伸张受屈，纠正冤枉。所以说：像秤、像砥石一样，不预先用数量判定物体，悬挂起来的物体轻重自然显现【“见”读作现】；像水、像镜子一样，不预先显示物体的形状，物体映照出的美丑自然呈现。不要浑浊混乱，也不要过分清明；不要昏暗不明，也不要苛察过度。即使冠冕上的旒遮蔽眼睛，也要看见尚未成形之事【冕冠有十二旒，天子冠用五彩丝绳作旒，以丝绳贯穿五彩玉珠，王冠前后各垂十二旒，取的是眼睛不必看邪恶景象之意】；即使黄色丝绵塞住耳朵，也要听见无声之言【“黈”读作他口切，“纩”读作旷；黈纩就是黄色丝绵，用黄绵制成圆形，以丝带垂挂在冕冠两侧、正对耳旁，表示不听谗言邪说】。让心处在澄明安静的境界，让精神游息于至道的精微之中；叩问他时，根据问题大小都能作出回应，取用他时，随深浅多少都能满足。因此说：“天因得清而清明，地因得宁而安宁，君王因得正而成为天下的正道【《老子》说：“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王侯得到一便成为天下的正道”】。四时不发一言却依次更替，万物无所作为却承受其成就。哪里知道帝王有自己的力量，而天下就能和平呢？我王平定乱世，以智慧和力量制胜【“戡”读作堪，是胜的意思】，人们畏惧他的威势，却还没有感怀他的德行。我的皇帝顺应时运，以淳厚的风教施政，百姓感念他的开端，却还不能保证始终如此。于是铸造金镜，穷尽神明、推究本性，使人以心相应，以言语落实于行动【“行”读去声】，包举事理的本体，调节文辞号令【按本字读】；使天下归于公道，使君主一人获得福庆。张罗捕鸟而起身祝祷，取琴命人作诗；一天两天，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福祸由人自取，上天也会保佑他。进谏的大臣主持正直之责【“争”读作诤】，谨将这些先前的疑问进告。”太宗称赞这篇文章，赏赐帛三百段，并授予张蕴古大理寺丞之职【据考，《资治通鉴》没有与囚犯下棋赌博的说法，《唐史》也没有张蕴古传，此事见于《刑法志》】【唐氏仲友说：张蕴古是文章刚直的人，太宗因为一时的错误判断而滥杀了他，实在最为可惜。《大宝箴》讽谏皇帝说，百姓只是畏惧皇帝而还没有感怀他的德行，这正切中了太宗的弊病。张蕴古才思敏捷，熟悉书传，通晓世务，文章在当时首屈一指；再加上性情恳切刚直，太宗滥杀他之后才悔悟，又有什么用呢】【朱氏黼说：《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憎恶谗言的有六篇；君子有七种恶行，把攻讦别人当作正直，列在其中之一。自古以来，贤能聪智之人被弃逐，政治败坏，国家昏乱，没有不是从谗毁攻讦开始的。太宗正搜罗、积聚群才，共同兴办治国功业，却又容许权万纪之流玷污朝廷官列，为什么呢？房玄龄是当代名相，权万纪却因考选不公而诬陷他；张蕴古为妖言案件平反，权万纪却以查办事情不实而弹劾他。房玄龄因为魏征而免于被查问，张蕴古却最终遭遇横祸。凭借恩宠、依仗势力，肆意施展奸谋，这对太宗盛德的损害，难道还少吗？《诗经》说：“谗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说的就是权万纪吧！我认为：自古以来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治世与乱世的分别，不过在于德与刑、义与利罢了。太宗知道崇尚德而不崇尚刑，所以能够拒绝封德彝关于法律的言论；知道崇尚义，却不知道应当崇尚利，所以能够斥责权万纪采银的奏议。这是他天资聪明、最符合帝王之道的地方。既然已经知道这些言论不对，那么废黜、放逐这些人就可以了。封德彝担负宰辅重任，权万纪则担任监察言谏之官。封德彝论说尉迟敬德佩刀之罪，使校尉陷入死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权万纪论说李好德妖言之罪，使蕴古陷于无辜。小人用苛细深文罗织罪名，仿佛出于同一套办法。为什么太宗在前一件事上明察，在后一件事上昏暗；在那个人身上处理得当，在这个人身上却处理失当呢？校尉因为戴胄而获免，蕴古却最终遭受极刑。我看蕴古的《大宝箴》说：“众人弃绝之后才施加刑罚。”唉！蕴古的罪，难道是所谓众人弃绝的罪吗？也实在令人悲哀了】

译贞观五年，太宗下诏说：“近来京城各部门奏请处决死囚，虽然说要五次复奏，但一天之内就办完了，根本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五次奏报又有什么用？即使后来追悔，也已经来不及了。从今以后，京城各部门奏请处决死囚，应当在三天之内完成五次复奏；天下各州完成三次复奏。”太宗又亲自下诏敕说：“近来主管部门审断案件，大多只依据律文；即使案情有值得怜悯之处，也不敢违背法律，只拘守成文法定罪，恐怕会造成冤屈。从今以后，门下省复核时，如有依法律应判死刑而案情值得怜悯的，应当记录案情奏报给我【范祖禹说：《易·中孚》的象辞说：“君子因此审议案件，宽缓死刑。”中孚，是诚信发自内心；审议案件、宽缓死刑，是出于至诚。古代大司寇将已经审定的案件报告给王，王命三公共同听取审理；三公把已经审定的案件报告给王，王三次宽宥，然后制定刑罚。先王如此慎重，所以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像太宗这样怜恤刑罚，可以说是至诚而接近古制了。几乎达到刑罚废置，当然是应该的】【我认为：《易》的卦象中谈到刑狱的有五处，而“审议案件、宽缓死刑”一定见于中孚卦，是因为君子对于事情和万物无不秉持中正；涉及人的生命，更能体现诚信的极致。刑狱是不得已才设置的；所谓审议，就是一定要追究实情；死去的人不能复生；所谓宽缓，就是设法求得使他生存的理由。《吕刑》说：“无不处在中正之中。”又说：“案件审定而使人心信服。”那么，中孚就是诚心审议案件、宽缓死刑的根本。太宗怜恤刑罚的诏令，是出于内心的诚意吗？也接近《周官》所说五听、三讯的遗意了】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州都督高甑生【▯州今为西和州，隶属陕西；史书没有他的传记】，因违背李靖的节度，又诬告李靖谋反，被减免死刑，流放边地。当时有人上书说：“甑生是秦王府旧日的功臣，请宽恕他的罪过。”太宗说：“他虽然是藩王府邸的旧日功臣，确实不能忘记；但是治理国家、遵守法律，事情必须一律平等。现在如果赦免他，就会打开侥幸求免的道路。况且国家在太原起兵建义，最初跟随的人以及征战有功的人很多【“从”读去声】。如果甑生得到赦免，谁不会有所企望？有功之人都必须犯法，我之所以一定不赦免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认为：诸葛武侯治理蜀国时，推诚布公，实行公道。凡竭尽忠诚、有益于时政的人，即使是仇敌也必定奖赏；犯法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必定惩罚。这是堂堂三代辅佐之臣所达到的境界，是后世做不到的。太宗任用王珪、魏征为宰相，任用薛万彻为将领，难道不就是所谓“即使是仇敌也必定奖赏”吗？至于高甑生作为秦王府旧臣，亲身经历百战，一旦犯法，太宗便毫不迟疑地罢黜他，难道不就是所谓“即使是亲近之人也必定惩罚”吗？唉！太宗推行公道，大概接近武侯治理蜀国的做法了】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说：“臣听说《尚书》说：‘彰明德行，慎重用刑【《周书·康诰》的话】；对于刑罚一定要忧惧谨慎啊【《虞书·舜典》的话】。’《礼记》说：‘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了。居上位的人令人疑惑，百姓就会迷惑；居下位的人难以了解，君长就会劳苦【“长”读作掌，后同，语出《礼记·缁衣》】。’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君长就不会劳苦，百姓也不会迷惑。所以君主专一守德，臣下没有二心；上面播布忠厚的诚意，下面竭尽辅佐的力量，这样太平的根基才不会动摇，《康哉》的歌咏也由此兴起【《虞书·皋陶赓歌》说：“众多事务都安康啊”】。如今道德教化遍及华夏和戎狄，功业高及天地，天下没有不服从的，遥远的地方没有不到达的。然而，言论崇尚简约文辞，心志在于明察，刑罚和赏赐的运用仍有未尽完善之处。刑罚和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因此同天下建立统一标准，不因贵贱、亲疏而改变轻重【“疎”同“疏”】。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完全如此，有时宽严取决于个人好恶【都读去声，后同】，有时轻重随着喜怒而定。遇到高兴时，就在法律范围内为有罪者曲意宽免；遇到发怒时，就到事情之外寻找他的罪名。对所喜欢的人，就像钻剥皮肤寻找毛羽；对所厌恶的人，就洗刷污垢寻找瘢痕（瘢读作“盘”）。如果瘢痕可以找出，刑罚就会滥用；如果毛羽可以拔出，赏赐就会因谬误而施行。刑罚滥用，小人的势力就会增长；赏赐错误，君子的正道就会消退。小人的恶行得不到惩罚，君子的善行得不到鼓励，却希望国家安定太平，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即使想废置刑罚也不可能。况且在闲暇时清谈，人们都推重孔子、老子（孔子、老聃）；一到威怒发作时，却又取法于申不害、韩非（申不害、韩非，都是战国时代研究刑名的学者）。坚持正道行事，并不是没有遭受三次罢黜的（“三”读去声，《论语》说：“柳下惠以正道侍奉人，往往遭到三次罢黜”）。危害他人以求自安的事情，也有很多。所以说道德的防线还没有弘大，刻薄的风气已经盛行。刻薄风气一旦盛行，下面就会产生各种弊端；人人争相趋附时势，法令制度就不能统一，考察王者的法度（“稽”读作“羁”），实在有损于君道。从前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于是发生偏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与秦国侵犯郑国，楚穿封戍俘获郑国的皇颉，公子围同他争夺俘虏，便请伯州犁裁判。州犁于是站在俘虏旁边说：“所争的是贵人，你怎么会不知道？”他举起手说：“这位是王子围，是我国国君尊贵的弟弟。”又把手放低说：“这个人是穿封戍，是方城以外的县尹。”问谁俘获了皇颉，皇颉说：“是遇到王子后才被他制服的。”穿封戍便拔戈追赶公子围）。公子围没有追上，楚人便带着皇颉回去了】。张汤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汉朝的刑法因此败坏（汉代张汤任廷尉时，迎合皇帝的意旨。凡是他审理的案件，如果是皇帝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严酷苛刻的属吏办理；如果是皇帝想要释放的，他就交给宽平的属吏办理。审理豪强时，必定舞文弄法、巧言诋毁；审理贫弱百姓时，即使他们的口头供词按法律可以构成罪名，他也会加以文饰，等候皇帝裁察，因此皇帝往往释放张汤所说的罪人。以上见《张汤传》）。臣下尚且因为偏邪不正（“颇”读平声）而不能申明其欺骗蒙蔽，何况君主任意高下刑罚，将怎样安置自己的手脚呢？凭陛下睿智圣明的聪察，没有幽隐之处不能照见，难道还有神明不能通达、智慧不能贯通的地方吗？安于所安，不把慎重刑罚放在心上；以所喜爱的事物为乐（“乐”读洛声，以上同），于是忘记了先前的变故。祸福相互依存，吉凶处在同一范围内，都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可以不思考呢？近来责罚稍多，威怒更加严厉，有时因为帐幕供具不够，有时因为营造劳作不合要求，有时因为物品不称心（“称”读去声），有时因为人不听命。这些都不是实现治理最急切的事情，实在担心骄奢会由此逐渐形成。由此可知，尊贵并没有约定要同骄傲相伴，骄傲却自然到来；富裕并没有约定要同奢侈相伴，奢侈却自然产生。这不是空话。况且我所取代的，正是隋朝。

译隋朝败乱灭亡的根源，陛下圣明，亲眼都看到了。把隋朝的府库（“藏”读去声）比作今日的物资储备，把隋朝的铠甲兵器比作今天的兵士战马，把隋朝的户口同今天的百姓相比较。衡量长短、比较大小（“度”读待洛切），曾经有多少等级差别（“曾”读层）呢？然而隋朝凭借富强却败亡，是因为妄动；我们凭借贫穷却安宁，是因为安静。安静就安定，妄动就混乱，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不是隐晦难见，也不是隐蔽难察。然而很少有人走平易的道路（“鲜”读上声，“易”读以豉切，后同），多数人却沿着覆车的旧辙走，这是为什么呢？就在于安定时不考虑危险，治理时不思虑混乱，存在时不顾虑灭亡，因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从前隋朝还没有动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动乱；还没有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灭亡。因此兵甲屡次调动，徭役不停，直到将要遭受杀戮和羞辱，最终还没有醒悟灭亡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要照见形貌的美丑，必须到平静的水面去；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以已经灭亡的国家为鉴。所以《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又说：“砍伐柯木，砍伐柯木，取法的标准就在眼前。”臣希望陛下今后无论采取行动还是保持安静，都一定想到隋朝，把它作为殷朝那样的鉴戒，那么国家的存亡和政治的治乱就可以看清了。如果能思考隋朝为什么陷入危难，国家就会安定；思考它为什么发生动乱，政治就会治理好；思考它为什么灭亡，国家就会长存。知道国家存亡的关键所在，就应当节制嗜好欲望以顺从百姓，减少游猎的娱乐，停止奢靡华丽的营造，罢除不急迫的事务，谨慎对待偏听所引起的怒气，亲近忠厚的人，远离奸佞（“远”读去声，“便”读平声），杜绝悦耳的邪说，甘心接受逆耳的忠言，摒弃容易进用的人，轻视难以获得的财货，采纳尧、舜容许臣民进谏指责的做法（尧、舜曾在五条道路交会处设置诽谤木，让人书写政治上的过失），追随禹、汤归罪于己的作风（《左传》说：“禹、汤归罪于己，他们的兴盛就会迅速到来”），爱惜十家人的财产（见《纳谏篇》注文），顺应百姓的心意，从自身近处做起，以推己及人的恕道对待万物，思考勤劳谦逊以获得益处（《易经·谦卦·九三》说：“勤劳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不要自满而招致损失（《虞书》说：“自满招来损失，谦逊得到益处”）。有所行动，就应使众人和谐；一旦发言，千里之外也会响应（《易经·系辞传》说：“君子居于家中，说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在前代基础上超越崇高的德行，在后世子孙中树立良好的声誉。这是圣贤宏大的规划，也是帝王伟大的事业。能做到这些，事情就完成了，关键只在于谨慎守成而已。守成容易，取得天下实在困难；既然能够取得那样困难的东西，难道不能保住这样容易保有的东西吗？如果不能牢固地保守它，就是骄傲、奢侈、淫逸、放纵使它发生变动。慎重地对待结束，如同开始时一样，难道不应当努力吗？《易经》说：“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存续时不忘灭亡，在太平时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可以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这是《易经·文言传》解释否卦九五爻的意思。）这话确实正确，不可以不深入考察。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向善的志向，并不比从前减弱，只是如今听到过错就一定改正这一点，比过去稍有亏损。如果能在今天太平无事时，实行过去那样的恭敬节俭，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再称道的了。太宗深深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据史传记载：皇帝巡幸洛阳，驻于昭仁宫，责备了许多事情。魏征进谏说：“隋朝只是责怪进献食物，或责怪供奉不精美，因此无限制地追求奢侈，终于灭亡。既然上天命陛下取代隋朝，就应当戒惧约束自己，为什么反而让人后悔没有奢侈？如果认为这样已经足够，那么如今岂止足够；如果认为还不够，那么增加一万倍难道就会足够吗？”皇帝惊讶地说：“没有你，我听不到这番话。”魏征退下后又上疏，内容如下）。唐仲友说：魏征所说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鼓励善行、惩罚恶行；如今刑赏有时由喜怒决定，这就是《洪范》所说的王道。《尚书》说：“不要有偏爱的行为，不要有偏恶的行为，只有君主可以施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这两种说法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不凭个人好恶行事，是治道；只有君主掌握威福之权，是权力。德行重大而且恒常，礼制不足以作为赏赐，于是就有君主施福；罪行重大而且恒常，法律不足以加以诛罚，于是就有君主施威。这不是有司所执行的法律，而是出自君主权力的处置。即使施福而德行足以配得上赏赐，难道算是偏爱吗？即使施威而罪行确实应当诛罚，难道算是偏恶吗？这样说来，刑罚和赏赐并不是不由喜怒决定，而是不由一个人的私意喜怒决定。【愚按：汉代贤良对策说：“上古尧、舜时代，不看重爵位赏赐，百姓却勉力向善；不重视刑罚，百姓却不犯法，这是因为君主亲自率先端正自己，百姓便信任他。”末世看重爵位赏赐，百姓却不勉力向善；重视刑罚，奸邪却不能止息，这是因为君主自身不正，百姓不信任他。孔子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也没有人听从。”又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以太宗时代而论，嘉奖善行、赏赐功劳的制度，明确刑罚、体恤百姓的诏令，常常见于言论之中，也可以说是对君道十分谨慎了。然而刑赏的失误，仍然像魏征所说的那样，难道是端正自身的道理还没有在自己身上完全做到吗？还是信用还不足以使百姓信服呢？看魏征所说“向善的志向没有减弱，但改过的心意比以前稍有亏损”，可想见他还没有完全端正自己、取信于百姓。即便如此，魏征的奏疏总是反复以隋朝为戒，仿佛是在平庸君主和守成之主面前提出警诫；这也如同贾山在汉代借秦朝作譬喻一样，是忧虑政治安危、希望君主明智的心意。像魏征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忠诚而且爱护君主的人了。】贞观十四年，戴州（济北之地，今已废置）刺史贾崇，因为辖区内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刺史上奏弹劾。太宗对侍臣说：“从前陶唐氏是大圣人，柳下惠是大贤人，但他们的儿子丹朱十分不肖，他们的弟弟盗跖却成为大恶人（盗跖，《庄子》杂篇认为是柳下惠的弟弟，名跖，是大盗）。凭借圣贤的教训和父子兄弟的亲情，尚且不能使他们受到熏陶而改变，弃恶从善（‘去’读上声），如今派遣刺史教化辖下百姓，使他们都归向善道，难道真的能够做到吗？如果因此让各州刺史都受到贬降处罚，恐怕他们会相互包庇，罪犯就会被遗漏。各州有人犯十恶之罪，刺史不必连坐，只令他们明确地加以纠察访察，分别定罪，这样或许可以肃清奸恶。”

译【愚按：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能够归服。”这是说政令刑罚不如德行礼制。政令是治理的工具，刑罚是辅助治理的方法，德行礼制是治理的根本，而德行又是礼制的根本。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德行礼制有所欠缺，又不把教化放在前面，不仅德行礼制不能使百姓有羞耻心并归服，政令刑罚也不能使百姓只求免刑而不知羞耻。甚至到了有人犯十恶之罪的地步，难道还能忍心说下去吗？然而追究根本，刺史承接政令、宣布教化，却坐受罪责，确实合理；但如果因此导致相互包庇，使罪犯被遗漏，反而助长奸邪、容纳隐恶，最终使犯十恶之罪的人得以在天地之间保全自身，这难道可以吗？太宗不让刺史连坐，只令他们明确加以纠察，以此纠正他们的罪责，大概是深知其中的弊端（原文作“▯”，字形疑误），而不得不这样做。管理百姓的人，也应当懂得德礼、政刑之间的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啊。】贞观十六年，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贝州人，武德初年上书陈述三件事，皇帝说：“可以说是正直的臣子了。”贞观年间授任御史，屡次升迁为大理卿）说：“制造铠甲的人希望它坚固，是怕它伤不了人；制造箭的人希望它锋利，是怕它伤不到人。为什么呢？因为各自都有主管的职责，利益在于称职（‘称’读去声）。我常常询问司法官刑罚的轻重，每次都说法网比前代宽松，却仍然担心掌管狱讼的官吏以杀人为利，把危害他人作为自己求取声誉地位的手段。如今我所忧虑的，正是这一点，应当严加禁止，务必要做到宽缓公平。” 【唐仲友说：太宗留心听取审判，天下刑罚的防范（原文作“刑防”，疑为讹误）和措施得以巩固。他曾经拒绝封德彝关于刑法应效法伯道的说法，采纳魏公关于仁义的言论。虽然他的道德、礼制还没有达到三代那样纯粹，但敬慎刑罚、体恤民情的心意已经表现出来了。可惜后世不能守住这一点。】【愚按：汉景帝的诏书说：“希望审理狱讼的人务必首先宽缓。”又说：“狱讼关系人的重大命运，死者不能复生。有些官吏不奉行法律，把财货贿赂当作交易；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把苛刻当作明察，把严酷当作精明；有罪的人不服，奸邪之徒以违法为暴行，这实在毫无道理。”各种案件即使有疑问，如果按照法律文辞推定有罪而罪犯心中不能服气，就应当重新审议。这确实是后代君主应当知道的。太宗说：“恐怕掌管狱讼的官吏以杀人为利，把危害他人作为自己求取声誉的手段，应当严加禁止，务必要宽缓公平。”这番话与景帝的诏书出于同样的仁爱之心。史臣都以刑罚得以废置来赞美他，是应当的！宽缓就能体恤宽恕，可以取得案件真情；急迫就会残忍，往往不能取得真情。然而宽缓并不是放纵松弛。宽缓如果流于放纵松弛，就会有人侥幸免罪。如今说“务必要宽缓公平”，所谓公平就像手持衡器，轻重都不失当。罪行应当从轻就从轻，罪行应当从重就从重，这就是公平，实际上也是宽缓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宽缓公平，实在是明确刑法的关键原则吗？】赦令第三十二（共四章） 贞观七年，太宗对侍臣说：“天下愚昧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的人不肯作恶，愚昧的人却喜欢触犯法令（‘好’读去声）。各种赦免宽宥的恩典，只施及违法作乱的人。古语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善良的人就会沉默不言。凡是养育稂莠的，必然伤害禾稼（稂莠，读作‘郎酉’，是危害庄稼的杂草）；宽容奸邪盗贼，必然伤害善良百姓（宄，读作‘诡’）。从前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种罪行不予赦免（《周书·康诰》，武王的话）。蜀国先主（姓刘，名备，字玄德，是汉中山靖王的后代，三国时期继承汉朝正统，定都蜀地）曾对诸葛亮说：‘我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周旋（元方名纪，康成名玄，都是东汉人），每次听到他们的开导，治理和动乱的道理都讲备了，却从未听他们谈到赦免。’（‘曾’读层。）所以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实行赦免，蜀国却得到很大教化。梁武帝每年多次赦免（‘数’读朔，后同），最终导致倾覆败亡（‘卒’读子聿切）。小的仁慈，是大仁爱的祸害。因此，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绝不发布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兴盛流行，非常的恩典更加不能屡屡施行；我只恐怕愚昧的人常常希望侥幸获免，只想犯法，却不能改正过错。” 【范祖禹说：多次赦免的害处，前代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善良百姓得不到恩泽，犯罪的人却得到宽宥，政治上的偏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想借此达到和谐而废置刑罚，不也太疏忽了吗？君主却常常把赦免当作推施恩惠，有时还希望得到阴德的报偿。太宗以此为戒，可以说是善于治理了。】【马存说：先王用教化使百姓改变，用刑罚禁止百姓作恶。不幸有人陷入法网，圣人就根据他的实情，考察过错的大小，然后施行赦免。赦免，是圣人用来宽宥过错的办法。可以实行赦免却不实行，就会损害仁；不可以实行赦免却实行，就会失去义。因此世上的议论者，有的认为赦免应当少而不应当多，有的认为应当多而不应当少。赦免少，是过于简略；赦免多，是过于繁琐。其实只应当讨论是否适合，而不应当讨论次数多少。所以《周官》所说三宥三赦的法则是：“不认识、过失、遗忘，这三种情形可以宽宥，适用范围不过如此。”又说：“年幼体弱、年老昏聩、愚昧无知，这三种情形可以赦免，适用范围不过如此。”由此看来，赦免宽宥之法，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就是天下的利益；在不适当的时候使用，就是天下的祸害。所以鲁国大赦严重罪过，《春秋》便讥刺它。管仲也说：“赦免是小利而大害，时间久了，其祸患不可胜言；不赦免是小害而大利，时间久了，其福泽不可胜言。认为天下百姓只知道赦免的好处，却不知道不赦免也是福，这难道不也是对赦免的大错误议论吗？”】

译【愚按：《尚书》说：“对误过和灾祸可以大赦，对一再犯罪的人施加刑罚。”‘▯’是过错、失误的意思，‘灾’是不幸，所以大赦；‘怙’是有所倚仗，‘终’是再次犯罪，所以加以严厉刑罚。这里体现了圣人运用法律的权衡，其中包含着忠厚的用意。从未听说不选择罪行轻重而一律赦免。《易经》说：“雷雨兴起，君子由此赦免过错、宽宥罪人。”雷声震动而雨水降下，天的恩泽广泛施行，于是说“赦免过错、宽宥罪人”；只是赦免较小的过错，宽宥较大的罪行，并不是说不分罪过大小而一概赦免。因此《春秋》记载庄公时期大赦严重罪过，圣人认为这是非常之事，特意写入经文，正因为这不是古代的常法。从此以后，赦令就多了起来。然而有时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事件，或者在凶荒、流离之后，盗贼横行、污秽积存之余，于是对天下施行一次彻底洗濯，不得已而使用赦令，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否则，虽然足以显示仁慈恩惠，却免不了成为所谓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作为君主，掌握刑赏的大权，用来鼓励善行、惩罚恶行，应斟酌古代的原则，衡量今日的实际需要，一定要赦免过错、宽宥罪人而不可屡屡施行，这样才算适得其中。】太宗说“绝不发布赦令而四海安宁，非常的恩典更加不能屡屡施行”，他对治国之道的认识，难道不是很深刻吗？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只须简明扼要，不能针对一种罪行制定数种条文。格式条文既然太多，官员不能全部记住，就会进一步产生奸诈。想要减轻罪责，就引用较轻的条文；想要加重罪责，就引用较重的条文。多次变更法律（‘数’读朔），实际上无益于治理。应当让人仔细审察（‘令’读平声），不要让条文彼此牵连援引（‘毋’通‘无’）。”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说：“诏令、格式，如果不能经常确定下来，人心就会多有疑惑，奸诈之事也会越来越多。《周易》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发布号令，就像汗水从身体里流出一样，一经发出便不再收回。《尚书》说：‘发布命令要慎重，命令一经发出就只能执行，不能反复收回。’况且汉高祖时常忙得没有空闲，萧何出身小吏，制定法律以后，仍然称道法令统一。如今应当认真思考这个道理，不可轻率发布诏令。诏令必须审慎确定，作为永久遵行的法式。” 我认为：唐朝的刑书有四种，叫作律、令、格、式。令，是规定尊卑贵贱等级以及国家制度的条文。格，是百官各部门日常办理事务所依据的规定。式，是各部门通常遵守的法式。凡是国家政务，都必须依照这三类法令办理。凡有违反这些规定以及人做了恶事而犯罪的，都一概按照律来裁断。律书共十二篇，是为了使百姓迁善远罪而不犯法。它们都是太宗诏令房玄龄等人与司法部门，根据隋朝旧法重新修订、增删而成的，并且把许多重罪降为轻罪。直到贞观年间施行，也没有再改变。律、令、格、式，都是用来施行法律的。太宗重视简约和长期稳定，这最能说明他懂得法律的本意。若法律不简约，刑罚轻重就会有出入，官吏会借机作弊；若不能长期稳定，早晨施行、晚上更改，百姓就不知道该信从什么。太宗以萧何法令统一的做法为准则，而不轻易反复变更。法律必须审慎确定，作为永久遵行的法式；能够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界，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长孙皇后患病，病情逐渐危重。皇太子承干对皇后说：“医药已经用尽，如今母后的身体仍未痊愈，请允许我奏请赦免囚徒，并让人出家入道，希望借此求得福佑。”皇后说：“人的死生有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如果修福能够延长寿命，我一向没有做坏事；如果行善也没有效果，又有什么福可以求取呢？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佛教、道教，只是皇上平日表示要保留的不同教派罢了，我常常担心它们会成为治理国家的弊端。难道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扰乱天下的法令吗？我不能依从你的话。依照你的话去做，我还不如赶快死去。”太子私下把这番话告诉房玄龄，房玄龄报告了太宗。太宗很悲伤，想为她赦免囚徒，皇后坚决制止了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唐仲友说：上天启发并促成国家兴盛，也不是偶然的。要辅助国运兴盛，必定要有贤德的妃后。拿汉、唐两代来说，长孙皇后比阴后、马后更贤德，具有古代后妃的美德，而没有后世后妃的过失。太宗称她是宫内的贤良辅佐，确实如此。我认为：三代兴起的君主，没有一个不是在宫内有贤德的辅助，以共同成就最高的治理。任妃、姒妃、邑姜，在经传中表现得最为显著，成为天下母仪效法的对象。像长孙皇后这样贤德的人，自三代以后实在绝无仅有。马后、邓后也不能同她相比。她遭遇危重疾病，却不以大赦来求取福佑，如果不是见识卓越，怎么能做到这样？可惜她不幸未能活到老年，所以太宗应当有失去宫内贤良辅佐的感叹。假如上天再给她一些寿命，使她能够在高宗时代辅佐保佑，那么或许可以防止祸乱的萌芽。这实在令人深为悲痛。贡赋第三十三（共五章） 贞观二年，太宗对入朝聚集的使者说：“根据各地土产来进贡，这一原则记载在前代典籍中。本州所产的东西，就用来充作朝廷的贡品。近来听说都督、刺史竞相谋求声名，认为本地所出产的赋物有的不好，便越过州境到别处求取，还互相仿效，终于形成风气，极其劳民扰民。应当改掉这个弊端，不得再这样做。” 我认为：《夏书》记载大禹治理水土的功绩，并以“贡”作为篇名。“贡”是下级向上级进献的名称。水土尚未平治，怎么能够确定贡赋？《尚书》以“贡”命名，是为了彰显地平天成的功绩。然而所谓“根据土地来进贡”，也并不是把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进贡。《禹贡》所说的贡物，都是日常服食器用以及宗庙朝廷不可缺少的物品，并不是只供一个人的耳目心意享用。唐朝的刺史竟至于越过境界求取物品，彼此仿效，也是因为国家没有确定的制度，使他们超越通常限度之外。太宗深切惩治并努力革除这一弊端，确实是君王应当首先办理的事务。贞观年间，林邑国进贡一只白鹦鹉。它天性聪明，尤其善于应答，却多次说到严寒困苦之事。太宗怜悯它，便交给林邑使者，让使者把它送回林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十一月〕

译我认为：《周书》记载召公告诫武王的话说：“不是本土所生的犬马，不要蓄养；珍禽异兽，不要饲养在国内。”后来周穆王得到白狼、白鹿，荒远地区因此不再来朝贡，其中的得失是可以看清的。太宗拒绝林邑进献的白鹦鹉，可以说是能够遵循古代先贤的训诫，并且鉴戒后世的过失了。贞观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派遣使者进献本国特产。太宗对群臣说：“假使中原不安定，日南、西域的朝贡使者又凭什么能够到来？我有什么德行可以承受这样的事呢？看到这一点，我反而心怀危惧。近代能够平定天下、拓展并安定边疆的，只有秦始皇、汉武帝。秦始皇暴虐，到了他的儿子一代国家就灭亡了；汉武帝骄奢，国运几乎断绝。我手提三尺宝剑，平定四海，远方夷人纷纷臣服，亿万百姓安定。我自认为不比这两位差。然而这两位到了晚年，都不能保全自身。因此我常常害怕国家危亡，必定不敢懈怠。只是借助你们各位直率的言论和正直的劝谏，来互相匡正辅佐。如果只是宣扬美好、隐瞒过错，共同进献防范性的空话，那么国家的危亡，就可以立即等着发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千里、九年、十二月〕 唐仲友说：太宗因四方夷族来朝而以秦始皇、汉武帝自我警戒，寻求辅佐劝谏的话，这是进献忠言的好机会，可惜啊！房玄龄没有提出防微杜渐的言论，使这些话能够上升到帝王保守治业之道的层次。我认为：从前武王战胜商朝，西方旅国进献獒犬，太保召公因此作《旅獒》，用来训诫武王，并提出谨慎修德的告诫。以武王这样的圣君，召公仍然如此警戒他，后世君主难道不应当深思并牢记吗？太宗因四方夷族来朝而以秦始皇、汉武帝自我警戒，用来求取劝谏。当时的大臣虽然没有听说有人像太保那样作书训诫，但他们自己心怀国家危亡，不敢懈怠，符合夙夜不敢有一刻不勤勉的道理，差不多可以说达到了帝王保守治业的要求。贞观十八年，太宗将要讨伐高丽，高丽的莫离支派遣使者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劝谏说：“莫离支残暴地杀害自己的君主，是九夷都不能容忍的人。陛下因此兴兵，是要进行吊民伐罪，为辽东百姓报答君主受辱之仇。古代讨伐弑君的贼臣，不接受他的贿赂。从前宋督把郜鼎送给鲁桓公，桓公在太庙接受了它。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恶。如今却毁弃德行、树立邪恶，还把这种受贿得来的器物放进太庙，百官都仿效他，又怎么责罚他们呢？’武王战胜商朝后，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这件事，何况要彰显违逆叛乱者所献的贿赂器物，把它放进太庙，那将如何是好？《春秋》的记载，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如果接受不臣之人的礼物，接纳弑君叛逆者的朝贡，却不认为是过错，还凭什么出兵讨伐？臣认为，莫离支所进献的东西，本来就不应接受。”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年〕 如今毁弃德行、树立邪恶，还把这种受贿得来的器物放进太庙，百官都仿效他，又怎么责罚他们呢？武王战胜商朝后，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这件事，何况要彰显违逆叛乱者所献的贿赂器物，把它放进太庙，那将如何是好？《春秋》的记载，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如果接受不臣之人的礼物，接纳弑君叛逆者的朝贡，却不认为是过错，还凭什么出兵讨伐？臣认为，莫离支所进献的东西，本来就不应接受。”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四月〕 褚遂良的劝谏与太宗的心意相合，太宗迅速听从他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褚遂良援引古事来证明今日之事，劝太宗拒绝莫离支的进献，这当然是好的；但他不能借此消除太宗因愤怒而出兵、滥用武力的心思，而且他的劝谏恰好迎合了太宗的心意，最终促成了征伐辽水之战，可惜啊！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和莫离支盖苏文派遣使者进献两名美女。太宗对使者说：“我怜悯这两个女子离开了本国的父母兄弟。如果我贪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内心悲伤，我就不接受。”于是把她们一并退还给本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我认为：《周书》说：“贤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夷族都来宾服，无论远近，都进献本地物产，只是服食器用之物。”从未听说有把美女作为贡品的，这样做只足以扰乱别人的国家罢了。从前纣王接受闳夭进献的美女，后来西伯却兴盛起来；鲁国接受齐国送来的女乐，孔子便离开了鲁国。大概自古以来，臣下的诡计、列国的阴谋，没有不把女子作为离间手段的：先使她们迷惑人的耳目，改变人的心志，或者乘机阻挠、败坏对方所做的事，或者最终造成不可预测的祸患，怎么能不谨慎呢？高丽进献美女，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吗？何况当时正是将要兴兵讨伐的时候。太宗把她们送回去，说是不愿伤害她们的心，这固然是仁慈恻隐之意，难道不也是看到了其中的祸害吗？像太宗这样，确实可以称为贤君了。辨析兴亡第三十四（共四章）

译贞观初年，太宗从容地对侍臣说：“周武王平定纣王造成的乱局，因此取得天下；秦始皇趁着周朝衰弱，于是吞并六国。他们取得天下并没有不同，但国运长短却这样悬殊。”尚书右仆射萧瑀进言说：“纣王无道，天下百姓苦于他的统治，所以八百诸侯没有约定便会集起来。周王室讨伐六国时，六国并没有罪过；秦国专门依靠智谋和武力，吞并诸侯。虽然平定天下的结果相同，但人心的情况却不同。”太宗说：“不是这样。周朝战胜殷朝以后，致力于弘扬仁义；秦始皇得志以后，专门施行欺诈和暴力。不仅取得天下的方式不同，守住天下的方法也不同。国运长短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我认为：太宗君臣曾经讨论创业和守成哪一件更难。房玄龄认为创业难，魏征认为守成难。创业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守成是将来的事情。与其追究讨论已经过去的事情，哪里比得上致力于将来的事情更有益呢？后来太宗和群臣讨论周、秦国运长短的原因，萧瑀所说的是创业之事，太宗所说的是守成之事。君臣之间讲论古今，所看重的是要把它反过来用于自身，并推及治理国家。取得天下的事情，太宗已经亲身经历过了。当时正处在即位之初，应该借鉴秦朝失败的原因和周朝成功的原因，希望国运像周朝那样长久，而不至于像秦朝那样短促。唉！太宗这番话，可以说是能够切实联系自身并作近身思考了。贞观二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发生大旱，百姓大多饥饿贫困。当时仓库充盈，却始终不准赈济，反而命令百姓各自外出寻找粮食。隋文帝不怜悯百姓，却吝惜仓库里的粮食。到了隋朝末年，计算天下储积，足以供给五六十年。炀帝依仗这种富足，所以奢侈无道，终于导致灭亡。炀帝失去国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致力于把财富积存在百姓那里，不在于使自己的仓库充盈。古人说：‘百姓如果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只要仓库能够用来防备灾荒，除此之外何必烦劳地储蓄呢？后代君主如果贤明，自然能够保有天下；如果不贤，多积仓库只会徒然助长他的奢侈，这是国家危亡的根本。” 我认为：古代实行三年耕种，必定储备一年的粮食；按照三十年的通行制度来筹划国家用度，即使遇到旱灾、水灾，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这种储蓄，是为了百姓，而不是为了君主。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圣人经典正是要把这个道理垂示后世，而公家和私人的储积仍然令人悲痛。贾谊在汉文帝时期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储积固然是国家的首要事务，但储积一旦过于丰富，奢侈之心就会产生，即使钱串腐朽、粮食陈旧，也不足以满足排山倒海般的欲望。不但不能用来养活百姓，反而会发展到伤害百姓。太宗说‘只要仓廪能够防备灾荒，除此之外何必烦劳储蓄’，这正是领会了古人筹划国家用度的本意，很值得取法。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天道使善人得到福报，使恶人遭受灾祸，事情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迅速。从前启民可汗亡国后前来投奔，隋文帝不吝惜粮食和丝帛，大规模兴发士卒，为他营建防卫并安置人员，他才得以保存并建立国家。后来他变得强盛富足，子孙却不思念报答恩德，刚一获得机会，就起兵把炀帝围困在雁门。等到隋国发生动乱，他又凭借强盛深入进攻，终于使当初安置并扶立他国家的人，以及他的本人和子孙，都被颉利击败而灭亡。这难道不是背恩忘义所造成的吗？”群臣都说：“确实如圣上所说。” 我认为：三代对待夷狄，是来了不拒绝，离开不追赶，大概是不把中原治理的方式用来治理他们。周文王讨伐玁狁，只做到在北方修筑城池；周宣王讨伐淮夷，只做到让徐方前来朝见。何曾想把他们的土地全部设为郡县、把他们的人民都作为臣妾呢？后世不明白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专门致力于怀柔远方的谋划，结果只是给自己留下祸患罢了。所以汉宣帝扶立呼韩邪单于，汉光武帝时期却多次受到北方边患；隋文帝抚恤并扶持启民可汗，炀帝却遭到雁门之围。这都是因为不能以三代为法，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贞观九年，北蕃归朝的人上奏说，突厥境内下了大雪，百姓饥饿，羊和马全都死了，留在那里的中原人也都进山做了盗贼，人心极其恶劣。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国家就能治理；实行暴乱、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突厥所信任的人，你们各位都见过，几乎没有一个忠诚正直、值得取用的。颉利又不忧虑百姓，任意妄为。我根据人事来观察，突厥怎么能够长久呢？”魏征进言说：“从前魏文侯问李克：‘诸侯中谁会先灭亡？’李克说：‘吴国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李克说：‘屡次作战而屡次获胜，君主就会骄傲；屡次作战，百姓就会疲惫。不灭亡还等什么？’颉利正逢隋朝末年中原丧乱，于是依仗人多势众向中原进犯，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正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非常赞同这番话。【愚按：大雪使人饥饿，羊和马也一同死亡，这是突厥将要灭亡的征兆。太宗不以这些现象断定突厥必亡，而是因为颉利不任用忠良、不忧虑百姓，知道他必然灭亡，可以说是善于观察别国国情了。不过，魏征论说吴国灭亡的事情，又有深意。颉利本来就是屡战屡胜的人，太宗自从起兵以来，难道不也是屡战屡胜吗？看到颉利的灭亡，也应该警惕而恐惧。后来太宗年老，却又兴兵征讨高丽，几乎接近李克所评论的情形。太宗确实说过：“如果魏征还在，就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末句原文“岂不信防”疑有缺字或讹误，语意无法确定。】

译贞观九年，太宗对魏征说：“最近我读《周书》和《齐书》，末代亡国的君主，作恶大多相似。齐后主【就是齐后主，名纬，世祖的儿子】非常喜好奢侈【“好”读去声】，把府库里的财物几乎都用光了，甚至关市也没有不征税的【“税敛”读去声】。我常说，这就像贪馋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肉吃完了就必死。君主不断征收赋税，百姓既已困弊，君主也就灭亡了。齐后主就是这样。可是天元【后周宣帝名赟，自称天元皇帝】和齐后主相比，谁优谁劣？”魏征回答说：“两人亡国虽然相同，但行为却不同【“行”读去声】。齐后主懦弱【“愞”与“懦”相同】，政令出自多个方面，国家没有纲纪，于是灭亡。天元性情凶暴而强悍，威权和恩宠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亡国的事情全是他本人造成的。这样说来，齐后主更差【旧本这一章重复出现，《奢纵篇》删去彼处，保留此处】。” 【愚按：《诗经》说：“殷商的教训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又说：“应当以殷商为鉴，承受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并不容易。”殷商以夏为鉴，周以殷为鉴。太宗作为开创基业的明君，能够以亡国的庸君为鉴，可以说是知道应当以什么为鉴了。他能够少犯过错，确实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评论周、齐两国的政治，究竟谁更好？魏征认为齐后主更差。我读《周子》的著作，看到其中有“刚恶”和“柔恶”的说法。那么，天元属于刚恶，齐后主属于柔恶吗？刚柔虽然不同，导致亡国却是一样的，政治不能轻易用优劣来评判。】《贞观政要》卷八 <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 钦定四库全书 《贞观政要》卷九　　　　　　唐　吴兢　撰 元　戈直　集论 征伐第三十五【共十三章】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可汗”读音同“韩”，凡是“可汗”都如此】率领二十万人来到渭水便桥北面【汉武帝最初修建便门桥，长安城北面西头的门就是平门；古代“平”“便”二字相同，在这里修桥跨过渭水，以便前往茂陵，这座便桥就是此桥】，派酋帅执失思力【酋帅就是长帅；执失是胡人的姓，思力是他的名字】入朝窥探，故意张扬声势，说两位可汗合计率兵一百万人，现在已经到了，于是请求回去复命。太宗对他说：“我亲自同突厥讲和结亲，你们却背弃盟约【“背”读音同“倍”】。我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你为什么突然带兵【“将”读去声】进入我国的州县，夸耀自己的强盛？我本应先杀了你。”思力害怕，请求宽命。萧瑀、封德彝等人请求以礼相待后送他回去。太宗说：“不行。现在如果放他回去，他一定会认为我们害怕，于是把他囚禁起来。”太宗说：“颉利听说我国刚发生内乱【“难”读去声】，又听说我刚即位，所以率领兵众直抵这里，以为我不敢抵抗他。我如果闭门自守，胡虏一定会放纵军队大肆劫掠。强弱的形势就在今天一决，我将独自出城，以表示轻视他们，同时炫耀军容，使他们知道我们必定交战；出其不意，破坏他们原来的计划，制服匈奴，就在这一举了。” 于是太宗骑一匹马前进，隔着水与颉利交谈。颉利无法猜测他的意图。不久六军相继到达，颉利看到军容极其盛大，又知道执失思力已经被拘禁，因此非常害怕，请求订立盟约后退兵【按：《资治通鉴》记载此事很详细，这里大多不予抄录】。【愚按：蛮夷扰乱中原，帝王以严明刑罚加以惩治，蛮夷就会相继服从；帝王谨慎地推行敦厚德政，所以能够辅成五服制度。对于要服之地，近处就施行文教，远处就加强武力防卫；至于荒服之地，也不过是流放蔡叔那样罢了。内外的界限，截然分明，不能混乱。到了后世，德政不足以怀柔，只能借助威力；威力又不足以使人畏服，便发展到动乱。太宗在内平定中原，在外安抚四方夷族。汉武帝穷尽兵力远征仍不能使其服从的地方，都归入了版图。突厥为患已经很久，唐朝拥有天下之初，突厥就已经凌逼中原。到了这时，率领二十万骑兵直抵渭水，也可以说是放肆至极。太宗一时率轻骑显示威势，那种气概足以使穿毡裘的蛮族胆寒、夺其锐气；不用发一箭，中原便尊严安定，边远夷族退缩受抑。虽然不能同帝王以严刑和厚德治服蛮夷相提并论，但不交战而使人屈服，也足以称为壮举。称他英武，不是很恰当吗？】贞观初年，岭南各州【就是今天广海一带】上奏说，高州【今仍旧隶属海北】的酋帅冯盎、谈殿【冯盎字明达，高州人。隋朝灭亡时，他占据岭表；唐朝兴起后，以所占之地归降，高祖封他为越国公。谈殿是人的姓名，也曾占据岭表】拥兵反叛，诏令将军蔺谟【“蔺”读音同“吝”，是姓，谟是名】征发江岭数十州的军队讨伐他们【即征发江南道、岭南道各州的军队】。秘书丞魏征进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岭南瘴气流行，山川险阻深远，军队距离遥远，后援难以接续，疫病也可能发生。如果事情不如意，后悔就来不及了。况且冯盎如果反叛，就应当趁中原尚未安定时，联络远方的人，分兵截断险要，攻破劫掠州县，设置官府，为什么还要等到现在，连续几年都不出境？这说明反叛的形势还没有形成，没有必要惊动大军。陛下既没有派使者【“使”读去声，下同】到那里察看，他却前来朝见，恐怕还不能看清实情。现在如果派遣使者，把道理清楚地晓谕他们，一定不用劳师动众，他们自己就会到朝廷来。”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岭表全都安定下来。侍臣上奏说：“冯盎、谈殿过去常常互相征伐，陛下只派一名使者，岭外就安定了。” 太宗说：“起初岭南各州纷纷说冯盎反叛，我一定想讨伐他。魏征多次进谏，认为只要用德政怀柔他，就一定不用讨伐，他自己会来。既然采纳了他的计策，便使岭表没有发生战事，不费力就平定下来，胜过十万大军。”于是赏赐魏征绢五百匹【按：《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九月，冯盎、谈殿等人相继攻战，很久没有入朝，奏报冯盎反叛的有十多次，皇上下令将要讨伐他。魏征进谏说了这些话，皇上于是停止出兵。十月，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前去慰问晓谕，冯盎派他的儿子智戴随使者入朝。皇上说：“魏征让我派一名使者，岭表便安定了，胜过十万大军，不能不奖赏。”于是赏赐绢五百匹】。【唐氏仲友说：谗人的可怕，实在太厉害了！冯盎在武德初年尚且没有自立为南越王，难道会在贞观年间反叛吗？没有根据的谗言，几乎要害死忠良。如果没有魏征，凭什么来说明真相？萧铣、辅公祏的势力尚且不值得劳烦偏师去剪除，冯盎这点势力，哪里值得承受唐朝兴盛的气运？然而，正直的一方力量强盛，理亏的一方日渐衰弱，蔺谟主张可以攻击的情况，也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太宗停止出兵，真是明智啊！凭尉佗那样骄横傲慢，汉文帝尚且用德政怀柔他，何况冯盎呢？保全了一个知命之臣，也停止了一场无名之师。江淮以南得以保全、活命的人，多得数不清。仁人的言论，利益真是广大啊！说它胜过十万军队，只是拿兵力的形势来比较罢了。战事一旦开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军队出动、粮饷转运以及瘴疠造成的死亡，难道能只用十万来计算吗？】【愚按：从前汉文帝时，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要反叛，汉文帝便交给廷尉逮捕审治。薄太后说：“绛侯当初诛灭诸吕，掌握皇帝玉玺，率兵驻守北军，如果那时想反叛尚且可以；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而想反叛吗？”汉文帝于是赦免了周勃，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这件事同魏征议论冯盎、谈殿的事情很相似。周勃所处的形势不同于冯盎、谈殿，而薄太后的话确实类似于魏征的进谏。她考察人的实际情形，也真是明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