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三　　　　　　唐　吴兢　撰

译贞观十四年，太宗因为高昌平定（高昌是西域国名，都城在交河城，即汉代车师的地方；其王麴文泰于这一年去世，儿子智盛继位；‘平’是征讨、平定的意思），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赐宴，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没有丧失臣下的礼节，怎么会到了灭亡的地步？我平定这个国家，内心非常警惧，只应当戒除骄傲安逸来防范自己，接纳忠直之言来端正自己（‘謇’读蹇，意为直言），贬退邪佞，任用贤良；不要因为小人的话而议论君子。这样谨慎守持，也许可以获得安宁（‘几’读平声）。’魏征进言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平定乱世、开创基业，必定自己戒慎，采纳樵夫的意见，听从忠直的言论。天下安定以后，便放纵情欲，尽情享乐，甘心听信谄媚（‘乐’读洛），厌恶听取正直的劝谏（‘恶’读乌去声）。张子房是汉王谋划国事的臣子，汉高祖做天子后将要废掉嫡子、改立庶子，张子房说：“今天的事情，不是靠言语所能争辩的。”（张子房名良，汉朝封为留侯。高祖想废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谋划，皇上信任他。后来吕后强迫张良说：“您是皇上的谋臣，现在皇上想更换太子，您怎么还能高枕而卧？”张良说：“当初皇上处在危急困苦之中，幸亏采纳我的计策而取得天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只因宠爱便想更换太子，即使有一百个我又有什么用？”吕后强行请求说：“请您为我谋划。”张良说：“这件事难以靠言语争辩。”于是替太子请来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才没有被废。）最终也不敢再进言（‘复’读斛）。何况陛下功德如此盛大，汉高祖与您相比远远不能相提并论。陛下即位十五年（太宗于武德九年即皇帝位，到这一年正好十五年），圣德光照四方，如今又平定消灭高昌，多次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正要接纳任用忠良，打开直言进谏的道路，这是天下的大幸。过去齐桓公（齐君，名小白）与管仲、鲍叔牙、宁戚（这三人都是齐国的相）四人饮酒，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身为我祝寿呢（‘为’读去声；诸侯自称‘寡人’，意思是德行少的人）？”鲍叔牙捧着酒杯起身说（‘奉’读捧）：“希望您不要忘记当初出奔到莒国的时候（桓公最初出奔莒国，鲍叔牙做他的师傅），使管仲不要忘记被拘束在鲁国的时候（桓公即位后对鲁国说：管仲是我的仇人，请把他交给我，让我把他剁成肉酱。管仲请求被囚，鲍叔牙迎接他，到了堂阜才替他解开刑具），使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宁戚曾等候桓公出行，敲着牛角唱道：‘南山的石头坚硬洁白，白石已经灿烂，其中有鲤鱼’）。‘长有一尺半，一生没有遇到尧、舜禅让；身穿短布单衣，衣长只到小腿。从黄昏喂牛，一直到半夜。’桓公于是召见他，任命他为相。”桓公离开座位向他们致谢说：“我和两位大夫如果能够不忘记先生们的话，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太宗对魏征说：“我一定不敢忘记自己还是平民时的处境，您也不能忘记鲍叔牙的为人。（按《通鉴》记载，贞观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阻断西域各国入朝进贡的道路。伊吾已经归附唐朝，高昌又与西突厥联合攻打伊吾。皇上征召高昌臣子阿史那矩，麴文泰不肯遣送。住在突厥境内的中原人有的逃奔高昌，皇帝下诏让他们归来，高昌也不遣送。高昌又与西突厥联合攻破焉耆。皇上派使者责问，麴文泰言语不恭敬。于是下诏命侯君集等攻打高昌，高昌便投降。因此唐朝疆域东到大海，西到焉耆，南到林邑，北抵大漠，都设置为州县。东西共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共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达到唐朝最强盛的时期。我认为，唐虞时代安宁和谐，是帝王治理达到的最高境界。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在同一朝堂上互相赞许、互相警戒，何等令人敬畏。以圣君贤相的身份，难道会有这样的表现吗？这正是他们能够保有安宁和谐盛世的原因。’ 现在看高昌已经平定，疆域达到极盛，太宗有兢兢业业保守治理成果的言论，魏征有恳切不倦的鉴戒之意，这正是成就贞观太平盛世的原因。然而古代帝王传授心法的学问，关键在于敬慎；在进行警戒时，尤其谨慎地把握一个‘敬’字。因为敬是万物变化的根本，是一心的神妙作用，是圣人神明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学问所达到的最高功夫，也是帝王传授承受美善之道的所在。帝王所说出的话，都由内心发出，所以能够不懈怠、不荒废，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如同开始一样。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牢记太宗君臣相互鉴戒的话，体会帝王心学的要旨，那么哪里只是贞观能够超过三代而已呢？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说：“我听说，君主是人的头，臣子是人的四肢，头和四肢协调同心，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体。人体有一部分不完备，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样看来，头虽然尊贵高大，也必须依靠手足才能组成身体；君主虽然明智圣哲，也必须借助股肱之臣才能实现治理。《礼记》说：‘人把君主当作心，君主把人当作身体。内心庄重，身体就舒展；内心严肃，容貌就恭敬。’（这是《礼记·缁衣》的话。）《尚书》说：‘元首明智啊，股肱贤良啊，各种事务就安定了；元首琐碎烦杂啊，股肱懈怠啊，万事就败坏了。’（‘堕’读隳，这是《虞书·皋陶赓歌》的话。）因此，抛弃股肱之臣，只凭自己的主观想法，便想使身体完整、成就治理，我从未听说过。君臣彼此相遇，自古以来就很困难：把石头投入水中，千年才有一次相合；把水投入石头，却没有哪一刻不存在。能够开辟最公正的道路，发挥天下人的作用，对内竭尽心力（‘膂’读旅），对外竭尽股肱之力，和谐得如同调和盐梅（《尚书·商书》记载高宗命令傅说说：‘如果要调和羹汤，你就是盐和梅。’），确实能同金石般坚固的，原因不只在于高位厚禄，还在于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游览凤凰栖息的地方，鞋带松开了，回头看身边的人没有可以派遣的，于是亲自把鞋带系好。难道周文王的朝廷中全都是才德出众的人吗？” “圣明的时代难道唯独没有君子吗？只是看在于君主是否知道他们，以及是否以礼相待。因此，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女子的臣仆，韩信原是项氏麾下的逃亡者；殷汤以礼相待伊尹，在南巢奠定了王业；汉高祖设置坛场任用韩信，在垓下成就了帝王的功业。假如夏桀没有抛弃伊尹，项羽能对韩信施以恩惠，难道会甘愿败掉已经成就的国家，成为灭亡的俘虏吗？（‘媵’读役，‘垓’读该。伊是姓，尹是字，伊尹名挚。商汤三次聘请他，于是辅佐商汤讨伐夏桀，把桀放逐到南巢。有莘是国名，送女出嫁叫作媵，商汤的妃子就是有莘氏的女儿。《史记》说伊尹想推行自己的道术以使君主达到治道，却没有门路，于是做了有莘氏陪嫁女子的臣仆，向商汤游说，使商汤达到王道；这大概是战国时代有人提出的说法。韩是姓，信是名。淮阴人韩信多次凭借计谋劝说项羽，项羽不听，韩信逃走归附汉王。高祖采纳萧何的意见，选择日期斋戒，设置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后来在垓下围困项羽。）微子启也是纣王的骨肉，接受封于宋的土地；箕子是贤良的臣子，在周朝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们仁德，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微、箕都是国名，爵位为子。微子启是纣王的庶兄，劝谏纣王不被采纳，于是离去。武王灭商后，封微子于宋。

译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劝谏纣王不被采纳，被囚禁而成为奴隶。武王即位后访问他，箕子于是陈述《洪范》九畴。《论语》说：‘微子离去，箕子被囚，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礼记》记载，鲁穆公问子思说（穆公是鲁君，名显；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伋）：“为旧日的君主服丧，是古代的礼制吗（‘为’读去声）？”子思说：“古代的君子，任用人按照礼，罢退人也按照礼，所以有为旧君服丧的礼制。现在的君子，任用人时好像要把他抱到膝上，罢退人时却好像要把他推入深渊（‘队’读坠；‘泉’，《礼记》作‘渊’，大概因为避高祖的讳，所以用‘泉’代替‘渊’）。只要不做发动战争的祸首，不也是很好吗？又哪里还会有为旧君服丧的礼制呢？（这是《礼记·檀弓》的话。）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侍奉君主，应当怎样做？’晏子回答说：‘君主有难时不为他送死，君主出亡时不为他送行。’齐景公说：‘分割土地封赏他，依次授予爵位来待遇他（‘疏’读平声），君主有难却不送死，君主出亡却不送行，这是什么道理？’晏子说：‘进言而被采用，终身都没有灾难，我为什么要死呢？劝谏而被接纳，终身都不会出亡，我为什么要送行呢？“如果进言不被采用，遇到灾难却去送死，那是白白送死；劝谏不被接纳，君主出亡却去送行，那是假装忠诚。”《春秋左氏传》说（‘传’读去声。《春秋》是孔子所作，左氏为它作传）：崔杼弑杀齐庄公（崔杼是齐国大臣，即崔武子；庄公名光），晏子站在崔氏家门外。崔氏的人问：“要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们的君主吗？我也要死。”那人问：“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所以，君主如果是为社稷而死，臣子就应当为社稷而死（‘为’读去声，后同）；君主如果是为社稷而亡，臣子就应当为社稷而亡。若君主是为了自己的私事而死、为了自己的私事而亡，不是他的亲近之臣，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崔氏家门打开后，晏子进去，把齐庄公的尸体枕在腿上痛哭，起身跳了三下表示哀悼，然后出来（‘枕’读去声；‘踊’读勇；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这是《孟子》告诫齐宣王的话。）臣子侍奉君主，虽然不应有二心，但在离开或留下的原则上，应当根据君主恩德的深厚或浅薄来决定。既然这样，做君主的怎么可以不以礼对待臣下呢？” “我私下观察朝廷群臣，担负主持枢机重任的人，有的地位可与秦、晋相邻的诸侯相比，有的事业可以参与经纶天下；他们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处在权力中枢，所承担的责任很重。即使给他们的责任很重，但如果信任还不深厚，人就可能自我怀疑；人一旦自我怀疑，内心就会苟且；内心苟且，节操义行就不能树立；节操义行不能树立，名分教化就不能兴盛；名分教化不能兴盛，却想与他们巩固太平的根基、保有七百年的国祚，是从来没有的。又听说国家十分珍惜功臣，不计较他们过去的过错，拿来同前代圣君相比，本来没有什么不同（‘间’读去声）。但是对大事宽容，对小罪急切，临事时任意责备发怒，难免带有个人的爱憎之心，这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君主严格规定禁令，臣下有时还会触犯，何况君主亲自开启了这个源头，下面一定会产生更多事端。河道堵塞后决口，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想要使所有百姓，到底把手脚放在哪里呢？这就是君主打开一个源头，下面产生百端变化，没有不混乱的。 《礼记》说：‘喜爱一个人，却要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却要知道他的优点。’（这是《礼记·曲礼》的话。）如果憎恶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优点，那么行善的人一定会害怕；喜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缺点，那么作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说：‘君子一旦发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这是《诗经·小雅·巧言》的话。）这样看来，古人的震怒，是要用来惩罚恶行；“而如今的威势和刑罚，却用来助长奸恶（‘长’读掌，后同）。这不是唐尧、虞舜的心意，也不是大禹、成汤的作为。《尚书》说：‘抚慰我，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仇敌。’（这是《周书·武王誓师》的话。）荀卿子（名况，赵国人；‘卿’是当时人们尊敬他的称号，著有《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这句话本出于《孔子家语》，荀子加以引用。）所以孔子说：‘鱼失去水就会死，水失去鱼仍然是水。’因此唐尧、虞舜战战兢兢，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呢？怎么可以不周密考虑呢？把大政方针委托给大臣，把具体小事责成小臣，这是治国的常规，也是治理的道理。现在任命职务时，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了发生事情时，却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视的人，怀疑所重视的人，却想求得最高的治理，怎么可能做到呢？而且治理最可贵的是保持常规，不应当屡屡改变。如今有时以大政方针责问小臣，有时又以小事责问大臣。小臣乘机承担了自己不应据有的职责（‘乘’读平声），大臣却失去了自己的职守。大臣有时因为小过错获罪，小臣有时却因为大政方针而受罚；职务不合其地位，刑罚也不合其罪行。“想要他们没有私心、要求他们竭尽全力，岂不是很困难吗（‘难’按本字读）？小臣不能把大事委托给他，大臣不能因为小罪责罚他；任用他担任大官，却又追究他的细小过失。刀笔之吏顺从权势、承受上意，舞弄文书，曲解法律来构成他的罪名。他为自己申辩，便认为他内心不服罪；他不申辩，便认为他所犯的罪都是真实的。他进退都遭责怪，不能自己申明，于是只求苟且免祸。大臣一味求得免祸，奸诈就开始产生；奸诈产生，矫饰虚伪就成为风俗；矫饰虚伪成为风俗，就不可能达到最高的治理。又把大臣委以重任，希望他竭尽全力，但每遇到官员推荐就有所顾忌。不进言，就说他没有尽职；如果所推荐的是合适的人，为什么要嫌弃他是旧交故友？如果所推荐的不是合适的人，又怎么能因他是疏远的人而认为可贵？待人不能完全诚信，又凭什么要求臣下忠诚宽厚呢？臣下即使有时有过失，君主也未必就是正确的。上面不信任下面，必然会认为下面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一定认为下面没有可信之人，那么上面也就有值得怀疑之处了。《礼记》说：‘上位的人疑惑，百姓就迷乱；下位的人难以知晓，君主就劳苦。’（这是《礼记·缁衣》的话。）上下互相怀疑，就不能谈论最高的治理。如今群臣之中，有人远在一方，流言传来三次却仍不肯相信，正如秦国甘茂告诉秦王的故事：‘鲁国有一个人与曾参同名，杀了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曾参的母亲，母亲仍然照常织布；又有第二个人来告诉她，她仍然织布；等到第三个人也来告诉她，她的母亲便扔下织梭，离开织机，翻墙逃走。’

译我的贤能比不上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也比不上曾参的母亲。怀疑我的不只是三个人，我恐怕大王会像曾母听到三次有人说曾参杀人那样，因投杼而起疑。我私下思量，至今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四海如此广大，士人和百姓如此众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信任的人吗？大概信任他，就没有什么不可托付的；怀疑他，就没有谁是可以信任的，难道只是我的过错吗？一个普通人结交朋友，便以自身相许，至死也不改变，何况君臣意气相合，彼此如鱼得水呢？如果君主是尧、舜，臣子是稷、契，难道会因为遇到小事就改变志向，见到小利就改变心意吗？这虽然是因为臣下树立忠诚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也同样是由于君主心存不信任，待臣下过于薄情所造成的。难道不是君主以礼待臣、臣子以忠事君的道理吗？凭着陛下的圣明，凭着当今的功业，如果确实能够广泛求取当世俊才，使上下同心，那么三皇的功业可以追赶，四、五帝也可以俯视，甚至六代以来的夏、殷、周、汉，又有什么值得计算的呢？夏、殷、周、汉，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太宗深深赞许并采纳了这番话。范祖禹说：从前卫献公舍弃大臣而同小臣谋划，所以丧失国家、出奔在外。况且大臣所负责的是大事，小臣所负责的是小事；用小谋划来处理大事，用远处的谋划来处理眼前的事，这是君主偏听所造成的蒙蔽，很少有不把事情办坏的。唐仲友说：这是魏征论述听取意见、采纳谏言和任用人才的要领。君主必须先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才能任用君子、斥退小人、采纳忠谏、识察奸言。凭太宗的聪明，只是因为他见道不深，所以在听取言论、任用人才之间，屡次接受郑公的劝谏；如果不是郑公在旁边不断扶持提醒，他就会转而听信小人，受奸言迷惑，太多次了。魏征是贞观时期最有功劳的人；朱熹所说的‘格非’，大概接近这个意思。我认为：太宗即位执政已经很久了。魏征竭尽诚意进谏，恳切地反复讲慎终如始的话。到这篇奏疏中，又以君臣同心一体为说，详细譬喻、委曲陈述，简直像是在对平庸的君主、寻常的国君进行劝诫。他爱护君主，也可以说到了极点。况且结尾说：‘三皇的事业可以追赶，四、五帝也可以俯视，那么夏、殷、周、汉又有什么值得计数的呢？皇道已经崇高，五帝的德行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我曾经考察《典》《谟》中所陈述的内容，君臣在一堂之上相互赞叹、应答，从开始的克服艰难之戒，到最后的明良之歌，而其中的要领就在‘钦哉’这一句话。君臣同心，大概就在这里。魏征所谓‘四三皇、六五帝’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把难以做到的重任看重、加于君主身上吧。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说：‘我克制自己来治理政事，仰慕并追求前代圣王的功业。至于积累德行、累积仁义，建立丰功、施加厚利，这四项我一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都希望能够做到并自我勉励。人往往苦于不能看清自己，不知道我所做的事究竟有哪些优劣。’魏征回答说：‘德、仁、功、利，陛下兼而实行了。然而，内能平定祸乱，外能除去戎狄，这是陛下的功；使各地百姓安定，各有谋生的产业，这是陛下的利。这样说来，功和利占得较多。至于德和仁，希望陛下自强不息，一定可以达到。’ 我认为：太宗把德、仁、功、利分开来说，而魏征的回答也不能算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德和仁是根本，功和利是它们的作用。有了德和仁，功和利就在其中，这就是不专门求利，却未曾不获利。脱离德和仁而只谈功利，就不是圣贤所说的功利了。从前孟子告诉梁惠王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正是因为仁义本身就是取得利益的根本，讲仁义，利益也就在其中。积累德行、累积仁义，那么丰功厚利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怕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罢了。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了子孙一代，大多发生祸乱，为什么呢？’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守成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从小处在富贵环境里，从未了解人世间的真情和伪诈，也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处理政务往往混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错推给君主，我却要把罪责归于臣下。功臣的子弟大多没有才干和品行，凭借祖父的资历和功劳，便身居高官；不修养德义，却喜好奢侈放纵。君主既然昏弱，臣子又没有才干，跌倒了也不扶助，怎么能没有祸乱呢？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藩府时的功劳，把宇文化及提升到高位；宇文化及不思报效，反而发动弑逆。这难道不是臣下的过错吗？我说这些话，是想让你们告诫子弟，使他们不要有过失；这就是国家和家族的福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受恩很深的大臣的子孙，为什么他们的子孙都反叛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怀念恩德、承担恩惠；杨玄感、宇文化及之类，都是小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九年〕 古人之所以尊重君子而轻视小人，就是这个原因。太宗说：‘对。’ 我认为：古代诸侯可以世代受封，公卿大夫却不能世代任官，为什么呢？大概诸侯有大臣辅佐，只要不是极其无道的人，都足以继承先世；公卿大夫一旦用非其人，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周朝盛世时，诸侯入朝担任公卿，必定要像吕伋、召虎这样的人才可以。自两汉以来，没有听说宰相、大臣有世代任官的。隋炀帝昏乱无道，做事不以古制为师；杨玄感、宇文化及所遭的祸患，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太宗问守成君主为什么多有祸乱，房玄龄认为是因为君主生长深宫、不懂人情伪诈，所以多乱，这个说法是对的。太宗却把罪责归给功臣的子弟，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现在看太宗以后，近的有昏庸的高宗、中宗，远的有荒谬乖戾的穆宗、敬宗、懿宗、僖宗，他们逐渐导致国家祸乱灭亡，都是自己招来的，难道是功臣子弟的罪过吗？选择官员第七【共十一章】

译贞观元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达到治理的根本，只在于审慎衡量人才、授予相应职务，并且务必减少官员数量。所以《尚书》说“任用官员只选贤能之才”，又说“官职不一定要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如果得到贤能的人，即使官员少也足够；如果是不贤能的人，即使官员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还把官职不得其才比作在地上画饼，不能拿来吃。《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孔子又说：“官府的事务不能由一人兼摄，怎么能节俭呢？”况且一千张羊皮，也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这些话都记载在经典中，不能一一说尽；应当进一步合并、裁减官员，使每个人都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们应当详细思考这个道理，衡量确定各类官员的名额和职位。’房玄龄等因此拟定，文武官员总共设置六百四十人，太宗采纳了。于是太宗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倘若有乐工和各种杂类人员，即使技艺超过同辈，也只能特别赏赐钱帛，以奖励他们的才能，绝不可越级授予官爵，让他们和朝廷的贤臣君子并肩站立、同席吃饭，给衣冠之士留下耻辱和拖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初年，士大夫因为经历战乱离散之后，不愿意出仕，官员名额没有补足。尚书省下令各州派人到京城参加选拔，命令到尚书省参加选集的有七千多人。吏部刘林甫按照才干进行铨选叙用，使各人都得到适当安排，当时人们称赞他。太宗对房玄龄说：‘官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官员数量多。’于是命令合并裁减官员，文武官员总数保留六百四十三人。《百官志》说：‘太宗裁减内外官员，确定官制为七百三十人，说：“我用这些官职来任用天下贤才，足够了。”’ 朱黼说：有事情才有职务，有职务才设置官员，这是治理的道理。古人根据事务来任用人，事务减少，职务也减少，所以有有职务而没有专设官员的情况。后世根据人数来设置官职，人数增加，官职也增加，所以有有官员而没有实际职务的情况。有职务而没有专设官员，并不是废弃事务；有时是一名官员兼任几种职务。有官员而没有实际职务，也不是增加事务；有时一个职务由几个人担任。《周官》虽然官名很多，却并不是每个官名都设置固定员额。考察《周礼》，官名还在而实际职掌不完备、职务具备而官员尚未裁除的情况还很多。贞观的制度不能说不好，然而当时已经出现设置员外官的情况，将来又拿什么统一品级、杜绝后患呢？后来宰相有时多到数人，员外官多到二千多人；这种流弊未必不是太宗开启的。我认为：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只一百人；夏、商的官员数量增加一倍，也能够治理好。古代设置官员很简约，但九官、四岳、十二牧实际共有二十五人，而《尚书》称二十二人，大概也是有一人兼任两种职务的。周代官员三百六十，总数计算有六万三千六百多人。周朝设置的官员虽然很多，但《周礼》是周公尚未实行的书。《尚书》说召公以太保兼任冢宰，毕公以太师兼任司马，大概也是一人兼任两职。后世设置官员既然冗滥，又没有兼摄事务的制度。太宗深深警惕这种弊端，裁减内外文武官员，总数为六百四十人。从后世看来，可以说裁减到了极点。然而房玄龄以尚书左仆射兼领度支，魏征以侍中兼任东宫官职，大概也还是一人兼任两职。我曾经谈论贞观的善政，应当把裁减官员列为首位，为什么呢？官员少，容易选择人才，君主不至于任用非人；俸禄容易供给，百姓不必担忧沉重征敛；权力和职责集中，不会有逃避事务、苟且免职的弊病；员额不多，也没有纷繁更改、无端生事的忧虑。官员冗滥，则四方面都相反。后来兵部的职权分给枢密，户部的职权分给三司；监军侵夺监司的权力，州将夺取太守的职任；员外官的设置多于正式官员，墨敕斜封的数量超过千百，贞观的善政就败坏了。后世的天下，和贞观时的天下仍然是同一个天下，太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我私下认为其根本有两条：第一是止息奔走竞争，第二是裁减受宠幸者。因为奔走竞争的风气盛行，官位多而空缺少，官员不能不增加；受宠幸者的门路多，私下请托无处施行，官员也不能不增加。这两点，是裁减官员的根本。有志于达到贞观之治的人，为什么不返回根本去做呢？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帮助我分担忧劳，广泛了解情况，访求贤能之士。近来听说你们接受诉讼案件，每天有几百件，这样一来连阅读文书都没有时间，怎么能帮助我访求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琐碎细小的事务都交给左右丞办理，只有积压的冤案以及必须上奏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范祖禹说：太宗责成宰相访求贤才，却不让他们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可以说是能够让宰相承担与其职位相称的职责了。

译《尚书》说：‘只有傅说能够敬慎地承受任命，并广泛招引俊杰，把他们安排在各类官位上。’ 这就是宰相的职责。如果不致力于此，却去处理文书簿册、期望防止百官的一般事务，难道还能算是宰相吗？胡寅说：宰相接受诉状，本来不是古代的制度，但担任宰相的人却没有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即使贤能如房玄龄、杜如晦，也还是这样做。为什么呢？原因有五个：一是没有经世济民的谋略，姑且把这种做法当作勤于职守；二是君主明察，宰相不敢掌握权力，于是亲自做属吏的事务；三是才能粗浅，熟悉官府事务，越级担任宰相，便更加勉力做这些事务；四是君主不知道治理的根本，只要求在琐碎事务上见成效，宰相便借此奉承君主；五是实际上想侵夺君主的大权，所以处理文案来帮助君主。如果真正懂得宰相的职分，就一定不会这样做。房玄龄、杜如晦的才干，并没有高过太宗，所以太宗只能做到这样，确实不能做成太甲、高宗、成王那样的事情。唐仲友说：《尚书》说，君王一年考察一次，卿士一月考察一次，师尹每天考察一次。大概职位越尊贵，所处理的事务越重要，所承担的劳作越少；职位越卑下，事务越具体，所承担的劳作越多。太宗把琐碎事务交给左右丞，把大事交给仆射处理，这是适当的；要求宰相广泛了解情况、访求贤才，也是适当的。即便如此，广开耳目、访求贤才、坐而议论大事，房玄龄、杜如晦担任这些职责，尚且恐怕不能不愧对古人；再把封伦、杨师道之类的人列入其中，可以吗？由此可知，太宗知道宰相的职责，却还没有掌握选择宰相的方法。我认为：君主的职责，在于议论并选择一位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任用百官。这是君主和宰相的要道。宰相接受诉状，确实不是宰相应有的体制；但大臣考虑四方事务，难道只是高高在上、拱手作揖来摆样子吗？毕公是周朝的元老大臣，能够勤勉处理小事，辅佐并光大四代君主。小事难道不是琐碎事务吗？从前陈平不回答关于钱粮和审决狱讼的询问，而说：‘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这话固然宏大，但钱粮关系国家计划和百姓性命，是冢宰所掌管的；狱讼关系百姓生死，是三公应当参与听理的。这些都是裁度成就、辅佐君相，用来帮助百姓的事务；如果说宰相不应当知道，那么他所负责的究竟是什么呢？太宗命令宰相不要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只是不可以降格去做下属官署的事务罢了。能够勤勉处理小事来辅佐天子，其中自有古代宰相的事业。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夜里总是思考百姓的事情，有时直到半夜还睡不着，只怕都督、刺史是否能够养育好百姓。因此我把他们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坐着、躺着时都经常查看。如果他们任官期间有善政，也一并记在姓名下面。我居住在深宫之中，耳目不能远及，所委托的只有都督、刺史。这些人实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尤其必须任用合适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我认为：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郡守就相当于古代的诸侯，他对百姓生活的关系，实在极其重大。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太宗说：‘治理百姓的根本，在于刺史。’这话确实是懂得根本的人才能说出的。不过，汉宣帝用刑名法术约束臣下，所以当时固然有很多奉行善政的官吏，却也免不了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慈、宽恕，所以当时大多是奉行善政的官吏，没有酷吏。这也是两位皇帝的优劣之处。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达到安定的根本，只在于得到人才。近来我命令你举荐贤才，你却从未有所推荐。天下的事务重大，你应当替我分担忧劳。你既然不说，我将把这些事托付给谁呢？’封德彝回答说：‘臣愚钝，哪里敢不把实情全部说出？只是如今没有见到才能奇异的人。’太宗说：‘前代的明君任用人，就像使用器物一样，都是在当时取用人才，并不从异代借用人才。难道要等到梦见傅说，遇到吕尚以后才治理政事吗？况且哪个时代没有贤才，只是担心把他们遗漏了而不知道罢了。’封德彝惭愧得满脸羞红，退了下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二月〕 封伦还没有回答，太宗说：“戴胄忠诚正直，办每件事都用心，就是这样的人。”又对封伦说：“如此如此。” 孙氏甫说：大臣的职责，是荐举和提拔人才，这当然不是小事。天下这样大，群臣这样多，难道能容许有一天缺少人才吗？然而人的才能有能有不能，应当根据器量任用他们，各种职务就都能有人承担了。哪里有人主责问他荐举贤才，而他自己没有推荐，却只说没有奇才异能的呢？这种人对上是想欺骗君主的明察，对下是想遮蔽天下的善人，这才是真正的奸人。大凡奸人不愿意进用贤才，原因有三点：一是保住职位、巩固恩宠，常常害怕失去它们。因为贤者一旦被任用，必定建立功业，掩盖自己的名声，暴露自己的过错；名声泯灭、过错显露，职位就不能保全，恩宠也不能巩固，这是第一种心情。二是奸人营造私党，必须有人依附自己，于是便引荐这样的人。贤者进退都遵循正道，不肯趋附奸人；如果因为贤者不依附自己却仍然引荐他，那么贤者就不知道自己的恩德，不知道恩德就不会成为自己的党羽，这是第二种心情。三是奸人内心本来就不公正，识人又不明，即使遇到贤才也不能深入了解，反而担心把他引荐进来后，他若犯下大过，会成为自己的牵累，这是第三种心情。封伦的心情，正是这样。太宗以为前代从来不曾缺少人才，驳斥封伦，使他惭愧恐惧而无言可答，可以说是能够看透奸人心情的人。君主能够看透奸人的心情，贤者就会得到进用。

译胡氏寅说：荐举贤才并使他们发挥作用，是君主和大臣的职责。身为大臣而长久没有荐举人才，君主责问他，这是正确的。如果发布这样的诏令而交给房、杜、王、魏去办理，不但一定会大力响应、实现君主的愿望，也一定各自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太宗却把希望寄托在封伦身上，而且还依据“取人应当以自身为准、不能欺骗君主”的道理来责问他。封伦不是贤者，怎么能够识别贤者？如果把与他同类的人荐举聚集到朝廷，难道不是大患吗？由此看来，不只是封伦没有识人的鉴别力，太宗起初也没有认识到封伦的奸邪。确实可知识人是多么困难啊！我认为：封伦是一个谄媚奸佞的人。他在隋朝依附虞世基，谄媚顺从隋主；得到群臣的表疏便压下不奏；审理案件、使用法律时则苛刻深文；论功行赏时则压低削减，使赏赐变薄。因此虞世基的恩宠日益隆盛，而孤立隋朝的政治却日益败坏，这些都是封伦所做的事。像他这样行事，哪里懂得所谓荐举善人、推荐贤才的道理？他说没有奇才异能，大概是说没有像他自己这样的人罢了。这仍然是把在隋朝侍奉的那一套拿来侍奉唐朝。太宗虽然在识人的明察方面有所惭愧，幸而没有被他的说法迷惑；然而像这样的人，排斥斥退还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贞观三年，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我看吏部选用人，只取他们的言辞和文书才能，却不全面考察他们的德行。几年以后，恶行才显露出来，虽然加以刑罚诛戮，但百姓已经受到他的祸害。怎样才能得到善人呢？”杜如晦回答说：“两汉选取人才，都要看他的品行在乡里是否显著，由州郡荐举，然后才加以任用，所以当时号称人才众多。如今每年参加选拔的将近数千人，只看外表厚重、言辞修饰，无法全部了解。选官部门不过按照他们的资阶和品级来配置职位罢了，考察选拔的道理，实在还不精细，因此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准备依照汉代的法令，实行由本州辟召人才的办法；由于防备功臣等将要实行世袭封爵，此事便停止了。我认为：古代选取士人的办法，是乡里评议优秀士人，把他们提升到司徒那里；司徒再把他们提升给大乐正；再提升给司马，由司马辨别评论他们是否适合做官，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予俸禄。也就是说，在出仕以前，总共要经过四级考察；出仕以后，又要经过三级考察。其详细而慎重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我曾经说，后世取人的办法不能再恢复成周的制度，全都是苟且从事罢了。如今看太宗问“怎样才能得到善人”，这个问题问得伟大啊！杜如晦正应当把成周选取士人的办法告诉他才对，却拿两汉辟召人才的事情来回答，见识多么浅陋啊！后来终于因为将要实行世袭封爵，辟召之法没有来得及施行，后世人为此惋惜。然而，即使真的能够实行辟召之法，又哪里足以达到成周时代人才众多的盛况呢？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古人说：君王必须为官职选择人才，不能仓促任用。我如今做一件事，就会被天下人观察；说一句话，就会被天下人听见。任用正人，所有行善的人都会受到鼓励；错误地任用恶人，不善之人就会争相进用。奖赏符合他的功劳，没有功劳的人自然会退下；惩罚符合他的罪行，作恶的人就会戒惧。因此可知，赏罚不可轻率实行，用人尤其必须慎重选择。”魏征回答说：“识人的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困难。所以要考核政绩，黜退或升迁官员，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要寻求人才，必须仔细考察访问他的品行；如果知道他是善人，然后才能任用他。假如这个人不能成就事业，只是才力不够，并不会造成大的祸害；如果误用了恶人，假使他精明强干，造成的祸害就极多。但是乱世只寻求他的才能，不顾及他的品行；太平时代则必须才能和品行都兼备，才可以任用。” 才有君子的才能，也有小人的才能。古人所说的才，是君子的才能；后世所说的才，是小人的才能。周公制定礼乐，孔子认为这是才能，这是古人所说的才，兼指德行而言。后世所说的才，是用能言善辩来驾驭别人，用诡诈来进行战争，行为偏邪、险恶而不正，追逐利益、趋附事务，因此天下多有动乱，正是由于这种人被用于世上。君王开创基业、传承统绪，应当广泛寻求贤哲之人，把他们留给后代，所以才能使国运长久。难道可以因为天下尚未平定，就专门任用小人的才能吗？有才能而没有品行的小人，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任用；把他们斥退还担心他们或许会被进用，怎么可以先任用而后废弃呢？难道不应当选取才能和品行都完备的人吗？”魏征的学问博杂而不纯正，所以他用来辅导君主的办法，最终没有达到三王的治理境界。我认为：《春秋传》说：“高阳氏有八个有才华的儿子，齐备圣德，广大深远，明智诚信，笃厚诚实。”这是把才和德兼而论之。司马氏说：“德胜过才的是君子，才胜过德的是小人。”这是把才和德相对而言。学者应当依据什么来折中判断呢？我听孟子说：“君子作不善，并不是才的罪过。”程子说：“才禀受于气，气有清浊之不同。”朱子说：“孟子专指才从本性发出的一面来说，所以认为才没有不善的。”程子兼指才禀受于气的一面来说，那么人的才性固然有昏明强弱的不同。根据事理考察，程子的说法更加精密。由此看来，《春秋传》的说法就是孟子的意思，司马氏的说法就是程子的意思。然而司马氏的说法已经很精密了。范氏讥讽魏征不应当说乱世只求才能而不顾品行，他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才与行没有分别，那么又将怎样解释程子的说法呢？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治理天下，以人民为根本。想使百姓安乐，只在于刺史和县令。县令人数很多，不可能人人贤能。如果每州都能得到一名优秀的刺史，那么全境的百姓就能得到休息。天下的刺史都能符合圣意，那么陛下就可以端坐在岩廊之上，百姓也不用担心不能安宁。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精心选拔贤能有德之人。想要升迁为将相的，必先让他试任治理人民的官职。有的人从二千石官职升入朝廷，担任丞相以及司徒、太尉；朝廷实在不应当只重视内臣，使外任的刺史、县令反而降低选任标准，百姓不能安宁，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宗于是对侍臣说：“刺史，朕应当亲自选择；县令，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荐举一人。”

译孙氏洙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守令，是人民的根本。古代天子排列爵位、颁发俸禄，并不是为了臣下，都是为了人民。因此选择合适的人来治理养护人民，重视他的职责来交付责任，借给他权力来安定巩固地方，优厚他的俸禄来使他得到尊荣和利益。上面对官吏的要求，一切以人民为根本；下面向上级的报效，也一切以人民为根本。这样，人民就受到重视。人民受到重视，守令就受到重视；守令受到重视，天下和国家就受到重视。轻视守令，就是轻视人民；人民受到轻视，天下和国家也就受到轻视。难道能不慎重吗？从前汉代的制度，郡守入朝可以担任三公、郎官，出朝可以治理百里之地；又让谏大夫出任郡吏，有治理成效的，皇帝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黄金，却不轻易升迁。公卿职位空缺，就选其中尤其优异的人来任用，所以当时良吏很多，这是因为知道应当重视什么。魏晋以后，认为居于朝廷的是要职，治理外地的是降职，所以官吏大多贪婪残暴，风俗日益败坏，这是失去了所应重视的东西。唐朝的失误也是这样，因此内任官职经常升迁，外任选官经常滞留；不过，守宰中能够树立风操节义的，仍然有不少可以称道。胡氏寅说：刺史人数很多，君主怎么能够全部认识人才？交给大臣谨慎荐举就可以。县令地位低而人数尤其多，与人民接近尤其深，更不能不加以选择。如果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让担任县令的人取得政绩，再荐举这样的人即可。如果辗转寻求，甚至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名贤能的县令。每个人各有所长，任用方式不同，志趣和见识也各不相同。京官五品以上的人，怎么能都具备做县令的才能呢？唐氏仲友说：周人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等到在任职务上再考察，就会使百姓受到伤害；不如全部根据才能和德行来选拔，这样得到的人才会更多。我认为：圣人把天下看作一家，朝廷是正堂内室，州县是门户庭院。唐尧、虞舜时，百揆统辖九官，四岳统辖十二牧，所以说：“朝廷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项政务都和谐，万国全都安宁。”怎么能有内外职位的轻重之分呢？唐朝拥有天下，在重视内职、轻视外任的时候，下至县令，士人多半都不屑于担任。县令，是最先亲近百姓的官职，却用轻率的心态对待它，这该怎么说呢？马周的话，难道不是懂得根本要领吗？治理天下，没有比谨慎选择守令更优先的事。太宗的话固然很好。然而，把刺史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并注明政绩好坏，就可以自行选择了。身居九重之尊的君主，哪里能够周遍知晓呢？只应当使内外职位的轻重保持均衡。朝廷选择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荐举县令，这样才可以。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左右丞应当特别精简选任，上疏说：“臣听说尚书省处理各种政务，实在是政治的根本。臣恭敬地考察这一选任，授予职位确实困难，所以八座可比作文昌，左右二丞可比作管辖，以至于各曹郎官上应列宿；如果不是称职之人而占据职位，就会受到讥议。臣近来看到尚书省的诏敕停留，文案积压堵塞。臣实在庸劣，请让我说明它的根源。贞观初年，还没有尚书令和仆射；当时省中事务繁杂，比现在多一倍，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都通晓吏治，性情质朴正直，遇到事情应当弹劾举发时毫不回避。陛下又给予他们恩惠慈爱，自然能够使万物肃然，百官都不懈怠，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到杜正伦接任右丞，也颇能严厉要求属下。近来纲纪不能振举，都是因为勋臣和亲贵在位，器量才能不适合所任职位，功劳和权势相互倾轧。” 凡是在官府任职的官员，没有遵循公道；即使想要自我振作，也先害怕喧嚣浮薄的毁谤。因此郎中对官员的升降任免，只知道请示咨询，尚书则迟疑不决，不能作出决断；有时纠察弹劾、上报朝廷，旧例便使事情拖延。案件即使已经审理清楚，仍然再三发下去办理，没有期限，来文也不责问迟延；一经交手，便要牵涉多年。有的希望防止泄露案情，有的躲避嫌疑而压抑实情；勾司只把案件办成一件事务，完全不追究是非；尚书把使用奸邪便利之人当作奉公行事，不论是否恰当，彼此互相姑息，只求把事情缝补过去。况且选拔众人、授予职位，必须任用有才之人，不能因为没有才能而荐举。上天的职事，要由人来代行，怎么可以胡乱授予？至于有美德的外戚和有大功的元勋，只应当优厚他们的礼遇和品秩；有的年高甚至已经八九十岁，有的长期患病、智力昏昧，既然对时局没有益处，就应当把他们安置在清闲之处。长久妨碍贤人的仕进道路，实在很不可以。要挽救这种弊病，暂且应当精简选任尚书左右丞以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职位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自然纲纪就会完备振举，也应当纠正奔竞争逐的风气，哪里只是能够消除政务停滞呢！” 奏疏上奏后，不久便任命刘洎为尚书左丞。张氏九成说：看刘洎用奏疏向尚书说明情况，他所说的不是个人的弊病，而是力求选择贤能、任用得当，整顿纲纪，振作处理积滞的政务；这些都说明他熟悉治理的体要，深深通晓政治的根本。可惜他忠诚忧国，却不能严密保全自身，应当成为后来人的警戒。我认为：唐朝三省制度中，尚书省处在首要位置，是枢机要害所在。尚书令掌管统领百官，所属有六部；左右仆射统理六部，是尚书令的副职，都是宰相。左丞总管吏部、户部、礼部；右丞总管兵部、刑部、工部。他们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刘洎凭刚强正直、果断敢为的才能，担任纠察弹劾的职务，于是极力陈说委任失当的弊病，详细提出精简选任的办法，可以说是懂得政治根本，也称得上履行了他的职责。太宗随即任命刘洎为左丞，可以说是能够识别人才。太宗这样根据人才的器量加以任用，后世的君主应当以此为法。贞观十三年，太宗对侍臣说：“朕听说太平之后必定有大乱，大乱之后必定有太平。大乱之后就是太平的时运。能够安定天下，只在于任用得到贤才。你们既不能识别贤才，朕又不可能遍识天下人才，日复一日下去，就没有得到人才的道理了。如今想让人们自己荐举自己，你们看怎么样？”魏征回答说：“能够识别人是智慧，能够认识自己是明智。识别人既然已经被认为困难，认识自己确实也不容易。况且愚昧暗弱的人，都夸耀自己的才能、夸大自己的长处，恐怕会助长浮薄争竞的风气，不能让他们自己荐举自己。”

译我认为：太宗急于得到天下的贤才，于是有了让人自己荐举自己的建议。魏征认为识别人已经困难，认识自己也不容易；如果让人自己荐举，恐怕会助长浮薄争竞的风气，这确实是有见识的话。三代盛世时，比、闾、族、党、州、乡层层考察和推荐人的德行、道艺，把他们作为贤士荐举给君王，这就是所谓乡举里选。世道已经衰落，这种制度不再实行，于是说让人自己荐举自己；依我看，这只能看见他们自己推销自己罢了，并不是好的议论。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说：“臣听说，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好的，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好的。父亲不能了解自己的儿子，就无法使一家和睦；君主不能了解自己的臣下，就无法使万国整齐安定。万国都安宁，君主一人有福庆，必定要借助忠良之臣辅佐。俊杰贤能之士在官位上，各项功业就会凝聚成就，不用特别作为也能实现教化。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典籍称道，都因为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朝廷中人才众多。元凯辅佐舜成就巍巍功业，周公、召公使功业光辉灿烂。既然如此，那么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十人〕 这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中一人是文母。《论语》说：“有一位妇人，实际上只有九个人。”前代儒者认为，儿子没有让母亲担任臣下的道理，大概指邑姜。九人治理外事，邑姜治理内事。难道这种人才只是过去有，而当今独没有吗？关键在于是否寻求，以及是否善于任用罢了（“好”字读去声，后同）。为什么这样说呢？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象，以及大宛的马（“宛”读平声。大宛是西域国，汉武帝时李广利攻破其国，获得汗血马进献），西旅的獒犬（西旅是西夷之国，周武王时进贡獒犬；身高八尺的犬称为獒），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情感，生长在八荒以外、路途遥远万里之外，却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贡（“重”读平声，指语言不通，必须经过多次翻译才能来），道路上络绎不绝，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中国所喜爱的缘故。何况那些出仕的人，怀有君主给予的荣宠，享用君主给予的俸禄，只要用道义引导他们，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臣认为，如果用孝道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曾参、闵子骞一样了（曾参字子舆，闵子骞姓闵名损，都是孔子的弟子）。孟子说：“侍奉父母能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论语》说：“孝顺啊，闵子骞！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异议。”如果用忠道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关龙逢、比干一样了（关龙逢是夏桀的臣子；比干是商纣的臣子，二人都因忠诚进谏而被杀）。如果用诚信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尾生、展禽一样了（《庄子》说：尾生和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女子没有来，水涨了他也不离开，抱着桥柱而死。展禽是鲁国大夫展获，名禽，食邑在柳下，谥号为惠）。如果用廉正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同伯夷、叔齐一样了（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让国而逃走，因谏阻伐纣而饿死）。然而如今的群臣，很少有能够正直清白、卓越不凡的人，大概是因为寻求贤才不够迫切，激励他们也不够精细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来勉励他们，用远大的目标来要求他们，使各人都能在自己的职分上实行自己的道义：地位尊贵时，就观察他推举什么人；富裕时，就观察他供养什么人；闲居时，就观察他喜爱什么；学习时，就观察他说些什么；困窘时，就观察他不接受什么；地位卑贱时，就观察他不做什么。根据他们的才干来选取任用，审察他们的能力来安排职务，发挥他们的长处，掩盖他们的短处，用六正来提升他们，用六邪来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厉要求，他们也会自行振作；即使不劝勉，他们也会自行努力。所以《说苑》说（《说苑》是前汉光禄大夫刘向所著。刘向字子政，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采集传记和前人行事，撰成《说苑》二十篇）：臣下的品行有六种正道和六种邪道。实行六正就会荣耀，触犯六邪就会受辱。什么叫六正？第一，事情尚在萌芽、形迹征兆还没有显现时，就能明察秋毫，独自看出国家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害，预先在事情尚未发生前加以禁止，使君主超然处于显赫荣耀的地位；这样的人，是圣臣。第二，虚心竭尽心意，每天进献善道，用礼义勉励君主，用长远的谋略启发君主，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是良臣。第三，早起晚睡，举荐贤才从不懈怠，多次称述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意志（“数”读朔）；这样的人，是忠臣。第四，明察成败，及早防备并挽救，堵塞祸患的缝隙（“间”读去声，指缝隙），断绝祸患的根源，把灾祸转化为福祉，使君主最终没有忧患；这样的人，是智臣。第五，遵守成法，奉行法令，尽职任事，不接受馈赠（“遗”读去声），辞去俸禄，推让赏赐，饮食节俭；这样的人，是贞臣。第六，在国家昏乱时，所作所为不阿谀逢迎，敢于冒犯君主的威严，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是直臣。这就是六正。什么叫六邪？第一，安于官位、享受俸禄，不办理公务，随世浮沉，左右观望；这样的人，是具臣。第二，君主说什么都称好，君主做什么都说可以，暗中探求君主所喜爱的事情，再把这些事进献给君主，以迎合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勉强容忍，与君主寻欢作乐（“乐”读洛，后同），不顾将来的祸害；这样的人，是谀臣。第三，内心实际险恶偏邪，外表却显得拘谨小心，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嫉妒善人和贤者。对于想要举荐的人，就夸大他的优点，隐藏他的缺点；对于想要排斥的人，就夸大他的过错，掩盖他的优点，使君主赏罚不当（“当”读去声），号令不能实行；这样的人，是奸臣。第四，智慧足以掩饰错误，辩才足以推行邪说（“说”读税），在内离间骨肉亲属的亲情，在外构成朝廷的混乱；这样的人，是谗臣。第五，专擅权力和势力，把轻微之事看作重大；在私门结成党羽，使自己的家族富裕；擅自假传、篡改君主的命令，使自己尊贵显达；这样的人，是贼臣。第六，用奸邪谄媚君主，把君主引向不义；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比”读鼻），蒙蔽君主的明察，使黑白无法分辨，是非没有区别（“别”读彼列切），使君主的恶名传布境内，传到四方邻国；这样的人，是亡国之臣。

译这就是六邪。贤臣处在六正的道路上，不实行六邪的手段，所以君上安定而臣下有序。活着时能得到君主的欢悦，死后能得到君主的思念。这就是做臣下的方法。《礼记》说：秤锤和秤杆确实悬挂端正，就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它；墨线确实拉直陈设，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圆规和矩尺确实设置，就不能用方圆来欺骗它。君子审察礼法，就不能用奸诈来欺骗他（这是《礼经解》中的话）。这样看来，臣下的真情和伪态，要了解并不困难。又应当设立礼法来对待臣下，执掌法令来约束他们。行善的人得到奖赏，作恶的人受到惩罚。这样臣下哪里敢不努力赶上呢？哪里敢不尽力呢？国家想要提拔忠良、斥退不肖，已经十多年了。只是听到这样的说法，却没有看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说得对，做得却不对。说得对，是出于公道；做得不对，是走入邪路。是非相互混淆，好恶相互冲突（“好”“恶”都读去声，后文“所恶”“恶之”同）。所宠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让他受刑；所憎恶的人即使无罪，也不能免于惩罚。这就是所谓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着，憎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去。有时因为小的恶行而抛弃大的善行，有时因为小的过错而忘掉大的功劳。这就是所谓君主的赏赐不能没有功劳而求取，君主的惩罚也不能因为有罪就免除。奖赏不能用来劝勉善行，惩罚不能用来惩戒恶行，却希望邪正不被混淆，这能办得到吗？如果奖赏不遗漏疏远之人，惩罚不偏袒亲近显贵之人，以公平作为规矩，以仁义作为准绳，考察事情来端正名分，依据名分来求取实际，那么邪正没有什么能隐藏，善恶自然会分明。然后取用实际才能而不崇尚外表，任用厚重之人而不居于浅薄之人之下，那么不用说话就能使人受到感化，一个月就可以见到成效了。如果只是喜爱华美的锦缎，却不替人选择官员（“为”读去声），说的是极其公正的话，却没有极其公正的实际；喜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恶处，憎恶一个人便忘掉他的善处，顺从私情而亲近奸邪谄佞之人，背弃公道而疏远忠良之臣（“背”读倍，“远”读去声），那么即使早晚不懈怠，劳神苦思，想求得最高的治理，也不可能得到。奏章上报后，太宗非常赞许并采纳了它。【愚按：大禹说：“能了解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人。”皋陶陈述九种德行时说：“要把它们载录并考察。”意思是说，了解人就在于依据德行，并在办事行动中加以验证。然而德行虽有九种，哪里能样样具备呢？魏征进献考求贤才、审慎任官的主张，又举出刘向关于六正六邪的论述，这些道理是对的。然而了解人，关键只在于辨别君子和小人、邪与正的区别，本来就很难逐一按照某臣、某臣的固定标准来衡量。果真是君子，就是正人。圣、良、忠、智、贞、直这六正的德性，虽然未必全部具备，却未必不能兼有其中几种。果真是小人，就是邪人。具、谄、奸、谗、贼、亡国这六邪的恶行，虽然未必全部具备，却未必不能兼有其中几种。所谓“能了解人就是明智”，就是明察到了极点。君子、小人与邪正之间的差别，怎么能逃脱明智者的辨察呢？】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防宫（在长安县，武德八年设置，贞观十年废除，这一年重新修建完成）授予司农卿（唐制，掌管仓储积聚之事）李纬户部尚书之职，授房玄龄为司农卿。当时太宗留守京城，正好有从京师来的人，太宗问道：“房玄龄，听说李纬被任命为尚书，怎么样？”那人回答说：“只听说李纬的胡须特别漂亮，再没有别的话了。”因此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洛州，即今河南府路）。【愚按：太宗到这时已经对勤于政务感到疲倦了。房玄龄凭借高龄而安逸退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太宗在翠防宫宴饮休息，听到老臣只说李纬有一副很好的胡须，随即就改变任命，也可以说是仍然留心于治理之道。愚臣看自古以来的君主，大概有听到劝谏却不能改正的，也有听到劝谏便能够改正的，后者才是好的。太宗任用李纬和房玄龄时，房玄龄并没有进谏，只是私下有所评论。太宗听到后立即改任，这已经近于不用进谏也能采纳意见了。眉山苏氏说，太宗听从劝谏接近圣人，这话难道不可信吗？】封建第八【共两章】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梁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三人都列为第一等，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皇帝的从父淮安王李神通（“从”读去声，后同。神通与高祖是从兄弟，跟随高祖平定京师，掌管军队和宿卫，封为淮安王）上奏说：“义旗刚刚起兵时，臣率军最先到达（隋大业十三年五月，高祖在太原起兵；六月传檄，称为义师，所以说义旗。李神通从长安进入鄠县南山，起兵响应太原，跟随高祖平定京师，有功）。如今房玄龄等只是刀笔之人，功劳却排在第一，臣私下实在不服。”太宗说：“国家的大事，只有赏赐和惩罚。赏赐与功劳相当（‘当’读去声，后同），没有功劳的人自然会退让；惩罚与罪行相当，作恶的人都会害怕。由此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如今按功勋行赏，房玄龄等人在帷幄之中筹划谋略，有谋划安定国家的功劳，所以汉代的萧何虽然没有骑马作战、追踪敌人的劳苦，仍因推毂之功而位列第一（‘推’读他回切。汉高祖论功行封时，群臣争功不决，皇帝认为萧何功劳最大，首先封他为酂侯。功臣们都说：‘萧何没有骑马作战的劳苦，只是拿着文书议论，为什么反而排在我们之上呢？’皇帝说：‘打猎时追逐并杀死野兽的是狗，发现踪迹并指示方向的是人。诸位只能捕获野兽，是功狗；萧何的功劳是功人。’群臣于是都不敢再说话】叔父是国家最亲近的亲属，朕确实并非吝惜他，只是不能因为私情而滥行赏赐，使他与功臣同受封赏。”于是各位功臣互相说道：“陛下按照最公正的原则行赏，并不偏私自己的亲属，我们怎么可以妄自申诉呢？”当初，高祖登记宗正的宗族名籍，弟弟、侄子、再从亲、三从亲以及孩童以上，被封为王的有几十人。到这时，太宗对群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有皇帝的儿子和兄弟可以封王；关系疏远的人，如果没有像汉代贾、泽那样的大功，都不得受封（汉高祖封从兄弟贾为荆王，封从祖昆弟泽为燕王；二人又都以将军身份立有功劳）。如果一概封为王，就会增加许多徭役，甚至使百姓劳苦，只为供养自己的亲属。”宗室原先被封为郡王的，其中没有功劳的人都降为县公（按《本纪》，降封之事属于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据胶东郡王李道彦传，唐朝兴起时致力于扩大藩镇，所以从昆弟的儿子只要已经能穿衣行走，以上都封为郡王）。

译太宗即位后，拿出宗族名籍询问大臣说：“把宗室子弟全部封王于天下，可以吗？”封德彝说：“汉代所封的，只是皇帝的儿子和亲兄弟；亲属关系疏远而没有大功的，就不能封王。像周、郇、滕、汉、贾、泽这些人，尚且不能得到封国，所以用来区别亲疏。先朝却一概封王，爵位名号虽高，徭役负担也多，是把天下当作私产来供养亲属，不是用来显示最公正的办法。”太宗说：“朕统治天下，是为了使百姓安定，不能让百姓劳苦来供养自己的亲属。”于是，亲属关系疏远而封王的人都降为公爵，只有有功的人不降。因此李道彦等都降封为公爵。由此说来，当初所封的郡王，后来降封的都应是郡公。‘县’字恐怕是衍文。【愚按：夏、商、周三代建立国家时，大规模分封同姓和异姓，亲近亲族，尊重贤者，表彰功德，是向天下显示最公正的原则，难道是为了一个家族的私利吗？周公是至亲，太公是异姓，他们都受封大国，是因为有功有德，难道要避开至亲的嫌疑吗？唐朝封赏功臣，虽然不是分封土地，但爵号和食邑的礼典十分隆重。太宗虽然是根据皇帝从父的言论行事，却也借此表明赏赐不能偏私的道理，仍然保留着表彰功德的遗意。至于降封宗族中的弟侄，以此彰明有功与无功，更足以看出最公正的原则。】贞观十一年，太宗认为周朝分封子弟延续了八百多年，秦朝废除诸侯，传到二世便灭亡；吕后想要危害刘氏，最终依靠宗室才获得安定（吕后名雉，是汉高祖的皇后、惠帝的母亲。惠帝死后，吕后临朝，想封吕氏族人为王；吕氏一族专擅权力，朱虚侯刘章因在宴席上按军法杀死吕氏一人，从此吕氏害怕他，刘氏的势力也更加壮大）。分封亲近的宗室和贤者，是使子孙长久的办法，于是制定制度：任命荆王李元景为荆州都督（李元景是高祖第六子），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李恪是太宗的次子）等二十一人；又把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十四人，一并任命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尚书的副职）李百药（字重规，定州人，因为多病，祖母赵氏给他取名百药；贞观初年授任中书舍人，后来升任此职，又授右庶子，死后谥号康）上奏驳斥世袭封爵一事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庇护百姓，是君王一贯的制度；尊崇君主、安定上位者，是人情共同的原则。人们都希望听到治理确定的规制，以弘扬长久的事业，万古不变，百虑同归。然而，天命历数有长有短，国家也有治乱不同。远观历代典籍，其中论述已经很详细了，都是说周朝超过了预定的年数（当年周成王营建都城、安定鼎位时，占卜说周朝可传三十代、享国七百年；后来历经三十七位君主、八百六十七年，超过了预定的年数），秦朝没有达到预定的期限（起初秦始皇说要传二世、三世直到万世，后来二世被杀，子婴投降汉朝，没有达到预定期限）。国家存亡的道理，在于郡国制度。周朝以夏、商长久的历史为鉴，遵循先王兼设封国的制度，以诸侯作为捍卫王室的屏障，像磐石一样稳固，深固根本；即使王室纲纪渐渐废弛，枝干仍能相互支撑，所以使叛逆之事不能发生，宗庙祭祀不至断绝。秦朝背弃师法古人的教训（“背”读倍。《尚书》中傅说告诫高宗说：“行事不师法古人，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抛弃先王之道，削平华山一带而倚仗险要，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邑，百姓也很少有共同治理国家的忧虑，所以一个人发出号召，七庙的祭祀便毁灭了（“号”读平声。天子有七庙。贾谊说：“削平华山作为城墙，凭借黄河作为关津，自以为关中的险固足以形成千里金城、子孙万世的基业。”秦始皇死后，崤山以东的豪杰一同起兵，秦朝因一个人发动祸乱而灭亡，七庙毁坏，秦王死于他人之手，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臣认为，自古以来皇帝君临天下，无不接受上天的命令，名列帝王图箓，在兴盛君王的时运中创建基业，在深重忧患中赶上圣明开启的时期。即使是魏武帝曹操凭借养子出身的资历（曹操是沛县人，父亲曹嵩是汉代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不能详考曹嵩生父的来历），曹操的儿子曹丕接受汉朝禅让，国号为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汉高祖也只是以服劳役的卑微身份起家（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沛县人，起初任泗水亭长，为县里押送徒役到骊山；徒役大多在路上逃亡，他估计到达时一定会全部逃尽，于是释放了所押送的徒役，其中愿意跟随他的有十多人，从此起兵），并非只是心中有觊觎帝位的想法，推究起来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推”读他回切）。如果诉讼案件不归向尧的儿子而归向舜（孟子说：“诉讼的人不去找尧的儿子，而去找舜”），精华已经耗尽，那么即使有帝尧的光辉照耀四方（《虞书》赞美尧的话，指德行的光辉显著并遍及四方），有大舜使日月五星运行协调的才能（《虞书》说：“在璇玑玉衡上使七政协调”，指太阳、月亮和五星），也不只是内心存有谦让之情，实际守住帝位也做不到。以放勋、重华那样的德行（“放”读上声；“勋”与“勲”相同；“重”读平声。放勋总称尧的德行，重华总称舜的德行，《史记》因此把它们作为尧、舜的名字），尚且不能使后代昌盛，由此可知，国祚的长短必定在于天时，政治的兴衰则与人事有关。强盛的周朝占卜说可传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虽然最终走向衰亡的道路达到了极点，但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治国法度仍然存在，这正说明龟甲和九鼎所象征的国祚，早已在幽冥之中被预先决定了。

译以至于周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周昭王德行衰微，南巡时渡过汉水，人们憎恨他，便用胶粘的船驶近昭王的御船；行至河中，胶液融解，船只散开，昭王沉入水中】；周平王向东迁都以躲避逼迫【周平王向东迁到雒邑，以躲避戎人的侵扰】；祭祀断绝，郊外与京畿也无法守卫。这就是国势逐渐衰微的开始，对封建制度造成了拖累【“累”读去声】。强暴的秦国气数已尽，正赶上闰余之数，百六之厄终结【秦代正处于闰余之数；“百六”是周代的厄运之数。汉代《王莽传》说：“余分闰位，阳九之厄，百六之防”，意思是王莽处在闰位，百六是汉代的厄运之数。《律历志》说：《易》所说的九种厄运中，初入元为百六；注家说，《易》的爻有九、六、七、八，百六是三百七十四乘以六、八的数目，六八合为四十八，合计为四百八十年】。接受天命的君主，德行不同于禹、汤；继承帝位的君主，才能也比不上启、诵【启是夏禹的儿子，诵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即使李斯、王绾之流都开拓四方疆界【李斯、王绾都是秦朝丞相；“四履”是成为诸侯，拥有四方所履践的疆界】，将闾、子婴之流也都建立能够出兵车千乘的国家【将闾是秦国公子，被秦二世杀死；子婴是秦始皇的孙子，赵高立他为秦王后，他杀死赵高，向汉朝投降；“千乘”是诸侯之国，土地能够出兵车千乘】，难道还能抗拒汉高祖的勃然兴起，抵抗龙颜天命所建立的基业吗【汉高祖应合赤帝之子的祥瑞，鼻梁高隆而有龙颜】？这样看来，得失成败各有原因；可是著述史事的人，大多拘守通常的旧道理，无不忘却古今的差别，被社会风气淳厚或浇薄的道理蒙蔽，想要在历代王朝衰末之时实行三代的制度，把天下五服以内的土地全部分封给诸侯【五服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虞、夏的制度是：王城以外，四面各五百里称为甸服；甸服以外又各五百里称为侯服；侯服以外又各五百里称为绥服；绥服以外又各五百里称为要服；要服以外又各五百里称为荒服。周代的制度则把五服分为九服，见《周礼》】；王畿千里之内，全都作为采地【周代天子京畿内的土地方圆千里，《诗经》说“邦畿千里”，就是这个意思。采地是天子的卿大夫所受的封邑】。这就是要用结绳记事时代的教化，来实行虞、夏时代的朝政【《易大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说明即使在虞、夏时代，也已经不能实行上古的办法了】；采用象刑的法典，治理刘氏、曹氏统治的末世【《虞书》说：“象以典刑。”象，是像上天垂示征象来给人看；典，是常法。刘是汉朝的姓，曹是魏朝的姓，意思是说汉、魏之时，又哪里能够拿帝王时代的法度来治理呢】。法纪纲常是否会混乱，完全可以由此知道。刻船寻找宝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锲”读作“刻”。《吕氏春秋》说：楚国有个人渡江，他的剑从船中掉进水里，于是刻记船身说：“这是我的剑掉下水的地方。” 船已经行走了，而剑并没有随船移动；像这样寻找宝剑，不是很糊涂吗？把琴柱胶住而形成固定的文法，反而会增加许多困惑【扬子说：“拿过去圣人的法度来治理将来的事情，就好比把琴柱胶住来调琴。”】。只知道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请求开通隧道，就会使人畏惧霸王的军队【《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在周王疆界阅兵，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他。楚庄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关键在于德，而不在于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晋侯朝见周王，周王设宴款待他；晋侯请求开通隧道，周王不答应，说：“这是天子的礼制。没有取代有德之王而出现两个王的道理，也是叔父所厌恶的。”】。秦王子婴乘白马、驾素车投降，再也没有藩屏维持他的援助【汉高祖刚到霸上时，派人约定秦王子婴投降；子婴用丝带系住脖子，乘白马、驾素车，捧着天子的玺印和符节，在轵道旁投降】；却不明白望夷宫发生的祸变【秦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死秦二世】；又不能承受羿、浞造成的灾祸【“羿”读作“刈”，“浞”读作“浞”。夏帝相即位后，有穷氏后羿篡夺王位，帝相迁往商丘。后羿沉溺于打猎，信任寒浞。寒浞后来杀死后羿，自立为帝，并因占有后羿的妻子而生下浇。浇杀死帝相，夏朝的贵臣又杀死寒浞，后来消灭浇，拥立帝相的儿子，这就是少康】；既然遭受了高贵乡公的灾祸【“罹”读作“离”。魏高贵乡公名曹髦，是魏文帝的孙子，继承明帝帝位六年后，司马昭专擅朝政，于是率兵讨伐司马昭而失败，被司马昭的党羽杀死】，难道不和申侯、缯国杀死周幽王的惨祸相同吗【周幽王宠爱褒姒，废黜申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废掉原太子。申侯发怒，联合缯国和犬戎，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这都是君主贤明或昏乱而导致的变革，国家的安危本来就不是靠守宰、公侯一类人来决定兴亡的。况且经过几代以后，王室逐渐衰败，诸侯起初本来是藩篱屏障【“屏”读作“饼”。《诗经》说：“贤者是藩篱，大国是屏障”】，后来却变成仇敌；各家有不同的风俗，各国有不同的政令，强者凌辱弱者，人多欺压人少，疆场彼此相接，兵戈互相侵伐。狐骀之战中，女子全都结发戴麻以服丧【“髽”切音为庄华，指把麻束在头发上。《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邾人、莒人攻打鄫国，臧纥救援鄫国，进攻邾国，在狐骀战败。国人迎接死者时全都髽发，鲁国于是也髽发。《礼记》说：“鲁国妇人髽发而吊丧。”】；崤山之战中，连一辆车轮都没有返回【《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晋人与姜戎在崤山击败秦军，连一匹马和一只车轮都没有回来】。这只是略举一端，其余的事情多得数不清【上“数”读上声，下“数”读上声】。陆士衡【名机，晋代吴郡人，认为圣王治理国家的原则在于实行封建，著有《五等诸侯论》】竟然拘谨地说：“继承王位的君主抛弃了九鼎，凶恶的宗族占据了天子的都城【继承王位的君主指周惠王、周襄王、周悼王；抛弃九鼎，指三位君王弃国出奔；凶恶的宗族指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占据天子的都城，指三人占据国都，僭越称王】。天下安然太平地得到治理，等待祸乱还需要什么呢？”这种说法多么荒谬啊！如果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任用贤能，让清正善治的人才承担共同治理国家的责任；派遣刺史分别持有竹使符监察举发，难道哪个时代会没有这样的人才吗【汉文帝初年，给郡守配发铜虎符；需要发兵时，派使者到郡中合验符信，郡守才听命接受，以此代替古代的圭璋；分竹也有同样的意义】？甚至有时地方呈现祥瑞，上天也不吝惜降下宝物【前汉黄霸任颍川太守时，政教大行，生出嘉禾，凤凰聚集；后汉秦彭任颍川太守时，有甘露、嘉禾、凤凰、麒麟等祥瑞】；百姓称他为父母官【“父母”读作“甫牡”。前汉召信臣任河南太守，视百姓如子，号称“召父”；后汉杜诗任南阳太守，施政清平，百姓称道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政绩可与神明相比【后汉孟尝任合浦太守时，郡中出产珍珠；前任太守多贪婪，珍珠便迁往交趾，百姓没有资财。

译孟尝到任后，革除前任的弊政，珍珠又回来了，百姓恢复了本业，称他为神明】。曹元首【魏国人，曾上《六代论》，使曹爽有所醒悟】竟然局促地说：“能和别人共同享乐的人，别人一定会为他的忧患而忧虑；能和别人共同享有安宁的人，别人一定会救助他的危难。”难道可以认为，封为侯伯就和他们共同承担安危，任命为牧守、县宰就可以和他们有不同的忧乐吗？这种说法多么荒谬啊！分封君主、建立列国，只凭借他们的门第资历，忘记了祖先创业的艰难，轻视了自身自然具有的尊贵地位，无不一代代增加淫虐，一代代更加骄奢。离宫别馆高耸入云，直逼汉代的凌云台，有的役使民力，导致民力将尽；有的召集诸侯共同享乐。陈灵公时君臣违背礼法，共同侮弄征舒【“征”读平声。《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都和夏姬私通。宣公十年，陈灵公与二人在夏姬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很像你。”仪行父回答：“也很像君王。”征舒因此感到忧惧。陈灵公从征舒的马厩出来，征舒便杀死了他；孔宁、仪行父逃往楚国。征舒是夏姬的儿子】；卫宣公时父子共同淫乱，最终寿、朔都被诛杀【“麀”读作幽，是母鹿；“聚麀”指违背礼法的淫乱。卫宣公娶纳儿子伋的妻子，即宣姜，生下寿和朔。朔与宣姜向卫宣公诬告伋，卫宣公派伋到齐国去，又命盗贼在险要处等候杀他。寿知道这件事，便告诉了伋。伋说：“这是君王的命令，不能逃避。”寿偷取伋的符节，先到那里，被盗贼杀死。伋到后说：“君王命令杀的是我，寿有什么罪？”盗贼又把伋杀死。国人哀悼他们，作了《二子乘舟》这首诗。这里的“寿朔”应当作“伋寿】。竟然还说这样做是为了谋求治理，难道会是这样吗【“为”读去声，后文同】？内外群臣都由朝廷选任，从士人和庶民中选拔人才来任用，用清澈如水、明如镜的标准来考察他们。任职年限长的，优待其官阶品级；考核政绩，明确决定升降；进取之心迫切，磨炼自己的意志也很深。有的人俸禄不拿进私门【后汉杨秉任豫章太守时清廉俭朴，按日领取俸禄，剩余俸禄不拿进私门】；妻子儿女不住进官舍【后汉阙任钜鹿太守、何并任颍川太守时，每次到任，妻子儿女都不进入官舍】；身为颁布政令的尊贵刺史，却吃不上热饭【后汉左雄任冀州刺史，在任时不生火做饭，常吃干饭】；身负剖符任职的重任，居官时只喝水【晋代邓攸任吴郡太守，带米居官，只饮吴地的水而已】；南阳太守用破布裹身【后汉羊续任南阳太守时，常穿破衣、吃粗食，妻子儿女所置的财物只有布被和破旧的单衣】；莱芜县令的蒸饭器上积满了灰尘【“长”读作掌。后汉范丹任莱芜县令，家境贫困，乡里歌谣说“甑中生尘范史云”，《后汉书》作“釜中生鱼范莱芜”】。专门说这是为了谋利、图取财物，未免差错太大了吧！总而言之，爵位不是世代承袭的，任用贤能的道路就宽广；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依附下属的情感就不牢固。这是愚者和智者都能分辨的道理，怎么可以被迷惑呢？至于灭国、弑君、扰乱常理、触犯法纪，春秋二百年间几乎没有安宁之年【《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这里说二百年，是举其大数】。次睢之战竟然按照礼法秩序，拿诸侯来祭祀【“睢”读作绥。《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公派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用鄫子祭祀。睢是水名，这条水承接汴水流入泗水；当地有妖神，东夷人祭祀它。鄫子是小国之君，竟然杀死他来祭祀，这是违背礼法的】。鲁国的道路平荡，竟然多次发生衣裳之会【“鲁道有荡”是《诗经·载驱篇》的句子。考察《春秋》，鲁桓公的夫人姜氏多次与齐侯会面，所以齐人作这首诗来讽刺文姜前往会见齐襄公】。即使在西汉哀帝、平帝时期【前汉都城在长安，所以称西汉。哀帝名欣，是定陶恭王的儿子；平帝名衎，是中山孝王的儿子；二人都是元帝的庶孙】；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后汉都城在洛阳，所以称东洛。桓帝名志，是章帝的曾孙；灵帝名宏，是章帝的玄孙】，下级官吏淫乱暴虐，也一定不会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治理政事的道理【“为”按本字读，后文同】，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伏望陛下执掌纲纪、驾驭上天，承受天命而开启圣明，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扫除天下的灾气，使创业传统与天地相配而树立德行，发布号令【“施”读平声】，用精妙的言辞阐明万物；独自洞察圣心，永远思考前代，将要恢复五等爵制、修复旧有制度，建立万国来亲近诸侯。我私下认为，汉、魏以来遗留下来的风俗弊病还没有完全消除；尧、舜、禹、舜的时代已经过去，至公之道也因此违背了。何况晋氏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天下分裂崩离【晋代司马氏最初接受魏的禅让，后来又把帝位让给宋】；后魏乘势而起，华夏人与夷狄杂居【“乘”读平声。后魏拓跋氏本是北方夷族，后来改姓元】。再加上关河阻隔，吴、楚相互悬隔【“重”读平声】；学习文事的人，学习纵横短长的权术【“从”读作踪】；学习武事的人，满怀干戈战争之心，所有这些都成为狡诈的阶梯，使浮薄的风俗更加滋长【“长”读作掌】。开皇年间【开皇是隋文帝的年号】，因为借助外戚的力量驾驭群英，任凭猜忌而专断的策略，反而坐失清明的国运，并不是靠克定天下的功业；年过二十余年，百姓仍没有见到德政【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到大业年间即位【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世道交相败坏，一个人、一件物都将被一扫而尽。虽然隋炀帝天赋神武，削平强暴，兵威却没有停止，劳苦也没有得到安宁。自陛下仰承圣明慈德，继承帝位以来，心中深切追求治理，综合考察前代帝王的得失。虽然最高的道理本来无名，能用言语和形象记述的只是大概，但略陈其梗概，实在是有所希望【“庶几”的“几”读平声】。陛下对父母恭敬孝爱至诚不息，劳苦而不知疲倦，这是大舜的孝行【《虞书》称赞舜说：“能够以孝使亲人和谐，孝心深厚，又能治理而不至于奸邪。”】。向宫中宦官询问太上皇安否，亲自品尝御膳，这是周文王的德行【《礼记》说，文王还是世子时，每天早晨三次去问候王季：鸡刚打鸣就穿好衣服，到寝门外询问掌管内寝饮食的人：“今天身体安否如何？”回答说安，文王才高兴；中午又去，照样询问；到了晚上又去，也照样询问。每次进献食物，他一定亲自观察冷热是否适宜；撤下食物后，又询问吃了什么】。每逢御史台审议罪案、尚书上奏狱讼，无论大小都必定详察，是非曲直全部查明；用断足的刑法代替死刑，仁慈恻隐之心贯通幽明两界，这是大禹为罪人哭泣的表现【“谳”读作碾，意思是审议。《说苑》说，禹出行时见到罪人，便下车询问并为之哭泣。左右说：“罪人不遵循正道，您为什么为他痛心？”禹说：“尧舜的百姓都把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我的百姓却各自把自己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我为此痛心。”】。面色严肃而直言，虚心接受意见，不嫌弃浅陋迟钝的进言，不抛弃樵夫草野之人的意见，这是帝尧寻求谏言的做法【“讷”应作“陋”。《虞书》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大力提倡名教，勉励学生，已经从青紫官服的行列中选拔通晓经学的人，又将把博学的大儒提升到卿相之位，这是圣人善于诱导人的方法【“相”读去声。《论语》说：“夫子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群臣以宫中暑湿、寝居饮食有时不适为由，请求迁往高敞明亮之处，营建一座小阁；陛下却怜惜十户人家的财产，最终压下了百姓争相效力的愿望，不肯以阴阳之理求取感应来改善，仍安处于低下简陋的居所。

译近年霜灾歉收，天下普遍饥荒；叛乱刚刚平定，粮仓又空虚。陛下心怀怜悯，勤勉地加以赈济，最终没有一个人流离在道路上；自己却仍只吃藜藿，听到音乐也使之停止【上“簨”读作笋，下“虡”读作巨，是悬挂钟鼓的器具，都是木制的，横木叫簨，立柱叫虡】。言语必定凄然动人，容貌也日渐瘦弱。周公旦因远方重译来朝而欣喜【“重”读平声。旦是周公的名。《史记》说，交趾以南有越裳国，周公摄政第六年制定礼乐，天下太平。越裳通过三重翻译进献白雉，说：“道路遥远，山川险阻，语言使者不能直接相通，所以经过重重翻译来朝见。”】；夏禹因功业达到西戎而自矜【文命，《史记》认为是禹的名字。《夏书》说，织皮氏、昆仑、析支、渠搜等地的西戎都前来归附。“即叙”就是“就绪”，意思是雍州的水土已经平治，余下的功业也推及西戎】。陛下每当看见四方夷狄归附、万里之外归向仁德，必定退下来反省【“省”切音为悉井】，凝神思考，担心为了求取远方归附而无谓地劳累中原，不愿借万古流传的美名来保存一时的盛实。内心忧劳深切，意志断绝游玩巡幸。每天早晨临朝听政【“朝”读作潮】，听取意见从不厌倦；智慧周遍万物，道德救济天下。退朝以后，召见名臣，讨论是非【“论”读平声】，毫无保留地倾吐心腹，只谈政事，再没有别的话。太阳刚刚偏西，便一定召来有才学的人，赐给他们清静闲暇，纵谈经典，间杂吟咏诗文，偶尔谈论玄理【“间”读去声】；到了乙夜仍不知疲倦【太宗曾说：“如果不在甲夜处理政事、乙夜读书，凭什么做君主呢？”】，半夜也不入睡。这四种德行，独自超过往代的最初圣王，实在是自有生民以来仅有的一人。弘扬这样的风化，昭示四方，确实可以在期月之间使天下得到治理；然而淳厚精粹的风气仍受到阻碍，浮华诡诈的风俗还没有改变。这是因为积习已久，难以猝然改变【“卒”读作猝】。请等到雕琢完成、器物成形，以质朴代替文饰，废置刑罚的教化施行以后，等到登封之礼也完成，然后再制定疆域治理的制度，商议以山河封赏功臣，也还不算晚。《易经》说，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势而消长，何况是人呢【这是《易经·丰卦·彖传》的话】？这话说得好极了。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我恭敬地看到诏书，命令宗室和功勋贤能之人出镇藩部，留给他们的子孙，使其继承并守护当地政务；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不得有人罢免他们。臣私下认为，陛下封立、扶植他们，实在是爱护、看重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承继守护，与国家长久相存。难道可以让官职世代承袭吗？为什么呢？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他们的儿子也有丹朱、商均【尧的儿子叫丹朱，舜的儿子叫商均，二人都不肖】；何况比这更低下的人，却想凭父亲来取用儿子，恐怕会错得太远了。假如有孩童继承官职，万一骄纵放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国家也会承受他的败坏。若要废除这种世袭制度，那么子文治理楚国的事迹仍然可以作为鉴戒【子文是楚国令尹，姓鬭，名谷于莵。他的孙子克黄出使齐国，复命后自行拘禁在司败署。楚王想到子文的治理，说：“子文没有后代，凭什么劝勉善行？”于是让克黄恢复原职】；若要保留这种制度，栾黡的罪恶已经显明【“黡”读作黯。栾是姓，黡是名，是晋国大夫武子的儿子。晋国士鞅说：“栾黡骄纵暴虐已经太过分了，尚且还可以免罪；至于栾盈呢？”栾黡死后，武子的封赏也被没收，而栾黡的怨恶确实显著；后来栾盈被驱逐，栾盈是栾黡的儿子】。与其让现存的百姓遭受毒害【“见”读作现】，不如割舍对已经死去的一位臣子的恩情，这一点是明白的。因此，先前所谓爱护他们，反而正是伤害他们。臣认为，应当赏赐他们茅土【古代天子用五色土筑坛封侯，取相应方位的土，用白茅包裹授予诸侯，使他们在自己的国中建立社】，登记并赏赐他们的户邑，只要有才能品行【“行”读去声】，就根据器量分别授予官职；这样即使羽翼不强，也可以免除过失和牵累【“累”切音为良伪】。从前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具体吏事，所以最终保全了他们的家世，实在是因为掌握了这个办法。希望陛下深思此事是否合宜，使李百药得以承受大恩，让他的子孙终身享有福禄。太宗一并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于是最终停止让宗室子弟和功臣世袭刺史。（按《资治通鉴》：贞观五年，皇上命群臣议论封建。魏征认为，如果实行封建，卿大夫都依靠俸禄，必然导致横征暴敛；而京畿赋税不多，所需资财取自京畿以外，如果把这些地方全都封给诸侯，国家经费就会突然缺乏。况且燕、秦、赵、代都接近外族，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从内地征调军队，难以及时赶到。李百药说了类似的话。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宗室子弟为王，不要使封地过大，并把王国与州县交错设置，使它们相互维持，各自守护疆界，协力同心，就足以扶助京师。为他们设置官属，全部由尚书省等机构选用；除法令规定外，不得擅自施威行惠。朝贡礼仪，都制定成条文，确定这一制度，万代都可无忧。十一月，下诏以宗室和功臣贤者镇守藩部，内容与此类似。贞观十三年二月，于志宁认为古今情势不同，恐怕这不是长久安定之道，上疏争辩。马周也上疏，内容与此类似。恰逢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上表坚决辞让，声称自从承受恩宠以来，孤单无依，好像行走在春冰之上；宗室忧惧不安，如同置身沸水烈火之中。） 遥想夏、商、周三代实行封建，大概是因为力量不足以控制天下，于是便借此取利，所以礼乐制度和节文，大多不是由天子亲自制定的。两汉废除诸侯，清除从前的弊病，深合事理。如今如果又因臣等而改变制度，恐怕会扰乱圣朝纲纪。而且后世愚昧，不能防范不肖的继承人；有的人触犯国法，自取诛灭，又因延续世袭封赏，终于造成灭绝的灾祸，实在令人哀怜。希望停止这种汗出而不可收回的防禁，赐予他们保全性命的恩典。又因为儿媳长乐公主坚持向皇上请求，并且说：臣等披荆斩棘侍奉陛下，如今天下安宁统一，为什么却把我们抛弃到外州去，这同迁徙有什么不同？皇上说：‘割地封赏功臣，是古今通行的义理；我的本意是希望诸公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使这一事业长久相传。可是诸公却又出言怨望，难道朕是强迫诸公接受封土吗？’于是下诏停止世袭刺史。此事所记年代与本章不同，现一并抄录在这里，也是为了看出唐代议论封建的始末。

译范祖禹说：柳宗元曾说：‘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自古以来就有封建，圣人也不能废除它。周王室衰微以后，诸侯兼并，合并为十二国，后来又合并为六七国，封建的礼制也就灭亡了。秦灭六国，改设郡县，三代的制度就不可能恢复了。如果一定要仿效上古实行封建，诸侯势力弱小，就不足以成为屏障；势力强大，就必然僭越作乱，这就是后世封国的弊病。况且诸侯的后代有贤有不肖，却一定让他们世代继承，这就是因一个人的缘故而贻害一国。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礼记》说：“礼制以适应时势为最重要，其次是顺应人情。”三代封国，后世郡县，都是时代的需要。顺应时势制定合宜的制度，使百姓便利，就是顺理。古代的制度不能用于今天，正如今天的制度不能用于古代。后世如果有圣王，亲近亲属而尊重贤才，致力于德政而爱护百姓，慎重选择守令治理郡县，也足以实现太平、振兴礼乐了。何必一定像古代那样实行封建才算兴盛呢？’ 胡寅说：太宗曾读《周官》，读到‘辨别方位，端正位置；规划国家，治理四野；设置官职，划分职守，以成为百姓的准则’这些话时，感慨地叹息说：‘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封建制，就不足以效法三代的治理。’于是下诏让群臣议论封建，根源大概就在这里吧？封建是与天下共同分享利益，是天道的公正；郡县制则是让天下供养一个人，是人欲的私心。魏征大概没有详细考察古代制度，实在太草率了。近世苏轼、范祖禹二人也说封建不可实行，始皇、李斯、柳宗元的论断，是圣人也不能改变的。唉，难道真是这样吗？柳宗元说：‘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如果上古诸侯本来会危害百姓，圣人不得已才保留封建，那么唐尧、虞舜时期，洪水泛滥，百姓无处安居；武王、周公诛杀纣王、讨伐奄国，灭国五十，这些都是天下的大变故。为什么这几位圣人不能顺应时势的变化，重新制定制度，改设郡县，却要划分土地、分封诸侯，修明侯服、甸服的制度呢？’柳宗元又说：‘有德行的人死后，人们必定拥立他的后代，所以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因为不忍心让他的德行被遗忘，所以怜悯他的后代断绝；这是仁爱到了极点、义理贯彻到底，也是出于人心自然的情感，难道本来不是圣人的私意，却可以归结为形势所迫吗？’ 柳宗元又说：‘诸侯国发生动乱，天子不能更换它的国君。孟子所说的贬黜诸侯、削减封地、调动六师讨伐的制度，都是先王的制度，怎么能说不能改变国君呢？汉朝不能在诸侯王的恶行尚未形成时加以控制，等到他们犯下大逆不道之罪，才调兵将其夷灭；这不是三代的旧制。汉朝的过失，爰盎已经明确说过了。难道可以拿这种情况来比拟禹、汤、文王、武王所做的事吗？’三代强盛时，诸侯有的从自己的封国入朝担任三公；王室有难时，诸侯有的放下自己的职位，参与调节王室政务。到了三代衰微时，五霸虽然强大，仍然以攘除夷狄、尊奉天下共同君主为己任。凡是这些情况，柳宗元全都略去不说，只摘取衰微祸乱的一两件事，想据此废除封建，这就好比看见受刖刑的人，便想废除天下所有的鞋。柳宗元又说：‘商汤凭借三千诸侯来黜除夏，武王凭借八百诸侯来剪灭商，所以不敢改变封建制度。’这难道是说圣人在出兵以前需要联合众人的力量，成功以后却姑息偷安吗？这是六国、五代平庸君主所做的事，难道说汤、武也这样做吗？柳宗元又说：‘封建不是天下最大的公，天下为公从秦朝才开始。说三代圣王没有公心，实行封建是为了自私，就如同把伯夷说成盗跖所做的事；说秦朝没有私心，实行郡县是为了天下公利，就如同把飞廉说成有比干那样的忠诚，岂不是极其不相类吗？’柳宗元又说：‘诸侯世袭而立，又有世代为官、享受俸禄和采邑的大夫，遍布其封国内外。即使圣贤出生在那个时代，也无法在天下施展才能。天子圣明，公卿一定会任用合适的人，诸侯不敢越过法度、扰乱制度。世上本来就有很多贤才，又有乡举里选的制度，还有从显达和卑微之处举荐人才的办法，还担心人才得不到任用吗？如果上面没有明君，下面没有贤臣，如同周朝衰微、秦朝末年以及汉、魏、隋、唐时期，在位者全是小人，而振兴国家的贤能辅佐者全都沉沦在平民之中，不能被发现任用。即使守令遍布天下，又能对此挽救什么呢？’所以，柳宗元《封建论》的全部说法都没有根据，不值得相信。作为君主，能做到像尧、舜、禹、汤那样，也就足够了。帝王的治理到了唐尧、虞舜和三代，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的了。把天下的田地分成井田，使百姓各自都有田地来养活自己；治理天下的国家，使贤能之才都能发挥作用。君主亲自治理的范围不过千里，大小势力相互维系，轻重彼此制约；对外没有强暴势力侵凌、弱小者无法自立的忧患，对内没有土地过广、人口过多而导致奢侈放纵的过失，因此能以义来处理利益，使利益均衡，这才是天下共同施行的道理。所以说：封建制度，是天下共同的公道。秦朝却嫉恨百姓兼并土地，自己反而实行兼并，以掌管天下的私利来供养自己，所以说：郡县制度，是人欲的私心。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封建制今天可以实行吗？回答说：何止封建制呢？二帝三王的制度，哪一种不可以实行？关键只在人。可是如果想实行封建制，应当先从井田制开始。范祖禹也受柳宗元影响，认为今天的制度不能用于古代，正如古代的制度不能用于今天。后世出于私意而妄自作为的制度，当然不能施用于古代；但治理天下如果不以二帝三王的善政良法为准则，又何必重视考察古代呢？’

译我私下认为：封建制，是古代圣哲君王以天下为公的良法美意。后世谈论治理的人，怎么敢妄加议论呢？自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田制、学制都不再是古制了。汉代以来，封建和郡县交错并行。像汉代七国之乱、晋代八王之乱，造成的祸患尤其严重。其中悖逆放纵、倚仗强势而不服教化的人，多得数不清；但起到维系屏障、支撑国家作用的人，也并不少。然而终究不如郡县制像臂膀手指一样运转自如。因此，关于封建是非的议论便兴起了。河南程子说：‘有了《关雎》《麟趾》的意旨，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后世没有古代圣哲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却使用古代圣哲君王治理天下的工具，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应当的。难道这是封建制本身的过失吗？我不自量力，私下认为柳宗元的论说固然不能全部否定，但他说封建不是圣人的本意、说天下为公从秦朝开始，这确实是错误的。他不谈盛世封建的优点，却拿李唐时代的弊端来立论，这确实有失偏颇。如果胡寅认为井田、封建可以实行于后世，我也不敢认为这是正确的见解。封建制、井田制，起源于黄帝划分田野、分置州域，延续经历了几代，到周代才大体完备，哪里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呢！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从宗室中分封诸王，征取百姓的田地划为井田，必然纷乱纠葛，怎么可能有确定的制度？所以，认为封建制不对，是不明白古代的实际情势；认为封建制正确，是拘泥于古代的名称。何不这样说：三代以前有三代以前的形势，三代以后有三代以后的形势。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就应当权衡时势、施行适宜的办法，郡县制不可改变。只应当精心选择守令，把有治理太平功绩的人提拔出来，提高品秩并长期任用，晋升他们以示激励；体会古代圣哲君王的美意，同时实行后世的良法，这就可以了。不必说：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封建制，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贞观政要》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贞观政要》第四卷　　　　　　唐代吴兢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