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四　　　　　　唐　吴兢　撰

译元代戈直汇集评论 太子和诸王确定名分第九【共四章】贞观七年，授予吴王李恪齐州都督之职。太宗对侍臣说：‘父子之间的感情，难道不想常常相见吗？只是家庭和国家的事情不同，必须出外担任藩屏，而且要使他们早早确定名分，从根本上断绝觊觎之心。等我百年之后，也好使他们兄弟没有遭遇危亡的祸患。’【‘令’读平声，‘分’读去声；凡说‘定分’都同。按：史书记载，李恪起初封为郁林王，贞观十年才改封吴王，授任安州都督。皇帝赐书说：‘你是我亲近的宗室，应当努力思考如何藩卫王室，以义理处理事务，以礼制约内心。对外，你我是君臣；对内，你我是父子。如今你将离开膝下，我不留给你珍宝，而留给你这些话，希望你记住。’后来皇帝立晋王为太子，又想立李恪，长孙无忌坚决劝阻。皇帝说：‘您难道是因为他不是您的外甥吗？况且李恪英明果断，很像我。’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厚，是守成的贤明君主。而且下棋举棋不定尚且会失败，何况储君之位呢？’皇帝于是作罢。】我认为：当时李承乾正在东宫，凶恶的品德还没有显露。太宗让吴王出外，居于藩屏之地，想使他早早确定名分，可以说是处置得很合乎道理了。后来既已立晋王，又想立李恪，最终却使李恪陷入死地，这前后为什么如此矛盾呢？我曾私下评论此事：汉高祖想更换惠帝、唐太宗想更换高宗，都是为宗庙社稷作长远谋划，不能一概按照通常嫡庶之礼来评论。把两位君主的事情合起来看，太宗的做法比较正当，为什么呢？汉高祖想更换太子，这件事本身是如此；但他想立赵王，却出于溺爱儿子的私情。张良不赞成册立如意，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后来却引来四皓拥护太子，最终造成吕氏的祸患。杜牧所说的‘四位老人安定刘氏，反而成为灭亡刘氏的人’，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所以朱熹说，汉高祖如果能把天下大计放在心上，早早同张良、陈平、周勃等谋划，以恒山王如意替换刘盈，也是可以的。至于吴王李恪，当时对内没有听说他的母亲有戚姬那样的受宠私情，对外也没有听说李恪有像魏王那样争夺嫡位的谋划。太宗深知高宗懦弱，不足以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所以以社稷大计向长孙无忌询问。长孙无忌表面上虽然提出正大之论，内心实际上怀有外戚私心；后来终于以无辜之罪使李恪陷入死地，长孙无忌的罪过真是上达于天了。可惜李恪这样英才早早丧失；幸好在继承圣统之时，他的影响还留存着，或许可以匡正唐室，不至于使牝鸡司晨的祸患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难道不令人悲痛吗？这样看来，太宗比汉高祖高明；而长孙无忌的内心，则真正是张子房的罪人了。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诸王的封置都不合适，没有预先确定名分，以至于国家灭亡。君主难道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吗？只是沉溺于个人的宠爱，所以前车已经翻覆，后车仍不改道。如今诸王承受宠遇之恩，有的得到的恩宠过于深厚，我愚昧的忧虑，不只是担心他们仗恃恩宠而骄傲自负。过去魏武帝宠爱并扶植陈思王，等到文帝即位，便加以防守、禁闭，待遇同囚犯一样，因为先帝给他的恩宠太多，所以继位的君王反而畏惧他。【魏武帝就是曹操。曹操有四个儿子：丕、彰、植、熊。丕就是文帝，植就是陈思王。曹植多才多艺，曹操很喜爱他。文帝即位后，曹植的宠爱日渐衰退，后来因悖逆傲慢被贬为安乡侯，之后进封东阿王。】这就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使他受苦。况且皇帝的儿子还担心不能富贵吗？自身享有大国作为食邑，封户也不少，除了穿好衣、吃美食以外，还需要什么呢？但如果每年另外给予优厚赏赐，竟然没有限度，【‘曾’读层。】俗话说：【‘俚’读里，‘俚语’就是俗谚。】贫穷时不学习节俭，富裕时不学习奢侈，这是自然的道理。’如今陛下以大圣之才开创基业，难道只需安排眼前的子弟而已吗？还必须制定长久的制度，使万代遵守实行。奏疏呈上后，太宗非常赞许，赏赐绢帛一百段。唐仲友说：太宗制定了古代没有制定的制度，任用了古代不曾任用为臣的人，却唯独被私欲牵制，不能在嫡庶问题上克制自己，不作长远安排，最终使贤能之才和宗室支族相继被杀。周公确实有先见之明，可惜他进言得还不够有力。我认为：《周官》中有‘王世子不参加会盟’的文字，王的其他儿子不在其中。先王爱护儿子的心，难道不想周遍顾及吗？大概是为了区别嫌疑，明确嫡庶，断绝觊觎，平息祸乱。隋文帝已经立杨勇为太子，又让晋王、汉王、秦王、蜀王四王分别占据各方，所受恩宠相等，还向人夸耀说：‘前代兄弟相争，是因为嫡庶名分不同。如今我的五个儿子同为一母所生，还担心什么祸乱呢？’后来五个儿子彼此争夺，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善终，至今还被天下人耻笑。太宗亲眼看见隋室的祸乱，理应知道应当以此为鉴。既然立杨承乾为太子，却又宠爱优待诸王，不分高下。马周看出了祸乱的苗头，急忙把这些话告诉太宗。太宗虽然能够嘉奖他，却始终不能改正。依我看，太宗每件事都以隋朝为鉴，唯独在诸王确定名分这件事上忘记了隋朝的教训，难道正是所谓溺爱就会使人不明智吗？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皇帝每日【一作‘每月’】特别供给魏王李泰府中的物资超过了太子，便上疏劝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制，尊重嫡子，贬抑庶子，称太子为储君。【“储”读除，意为副；太子是君主的副贰，所以称为储君。】太子的地位仅次于天子，非常尊贵，所用物资不计钱财布帛，可以同帝王相等。庶子的身份低下，不能以此为例，这是为了堵塞嫌疑逐渐产生的途径，铲除祸乱的根源。然而先王制定制度必定以人情为根本，然后才制定法令；知道有国家，就必然有嫡子和庶子之分。庶子即使受宠，也不能超过嫡子；正因为如此，礼制特别需要尊崇嫡子。如果不能明确确定名分，反而使应当亲近的变得疏远、应当尊贵的变得卑下，那么奸佞机巧之徒就会乘机而动，私人的恩宠损害公义，有时甚至导致国家动乱。伏惟陛下功业超过万古，道德冠绝百王，【‘冠’读去声。】发布诏令，【‘施’读平声。】为世人制定法则，【‘为’读去声。】日理万机，或许也未能尽善尽美。臣的职责是进谏诤言，不容默然不说。臣听说太子的府料反而较少，魏王的情况朝野耳闻目睹，都认为不合适。臣听《左传》说：【‘传’读去声。】爱护儿子，就应当用义理之道教育他；忠、孝、恭、俭，就是所谓义理之道。’过去汉代窦太后和景帝都不懂得义理之道，于是放纵宠爱梁孝王，封给他四十多座城，苑囿方圆三百里，大规模营建宫室，复道连绵望不到尽头，积聚的钱财数以巨万计；出行有警戒，入宫有清道仪仗，稍不如意，就发病而死。【‘镪’音举两切，是串钱的绳索；

译“▯”字形讹或缺字，原注仅说明其读音与“窥伺貌”，具体字形和词义无法完全确定。陈氏惇修说：太宗实在不善于做父亲！促成李泰邪恶心思的人是太宗，而不是李泰本身。太宗既然立李承干为太子，却对李泰格外眷顾宠赐，所给予的礼遇竟超过李承干，这是什么道理？当时虽然还没有明说要立李泰为太子，但礼遇优厚特殊，立李泰的意图，早已在没有明说之中显露出来了。这样看来，难道能避免李泰产生觊觎之心，而不设法倾覆李承干吗？等到他的邪心已经被激发出来，才去限制压抑他，先幽禁他，又贬降他，这和诱使他进门后再关上门有什么不同？不也太糊涂了吗？我认为：古人不以私人的恩情损害公共的正义，所以重视嫡长子；即使喜爱其他儿子，也不能让他们与嫡长子并列。这样是为了明确尊卑等级，杜绝僭越失礼的根源。太宗是聪明的君主，却在太子和魏王的事情上，唯独不能确定他们的名分，也不能区别他们的礼遇。虽然他深深采纳了褚遂良的意见，但偏爱之心始终不能自我克制，最终竟导致两人都被废黜。这实在是值得后人借鉴的教训啊！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如今国家最急迫的事情是什么？你们各自替我说说。”这里“为”读去声，后文“为朕”同。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养育百姓最急迫。”高士廉名俭，以字行世。起初秦王推荐他任治中，秦王做皇太子后，授任右庶子；太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封许国公，后来升任仆射，兼摄太傅，掌管机要事务，贞观二十一年去世。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四方夷族最急迫。”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传文称‘用道德引导，用礼义整齐’，这是最急迫的事。”这里“传”读去声。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如今四方都仰慕陛下的德行，不敢作非分之事；但太子和诸王必须确定名分，陛下应当为万代树立法则，留给子孙。这是今日最急迫的事情。”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朕年近五十，已经感到衰老懈怠；既然让长子守护东宫，朕的弟弟和庶子又有好几个人将近四十岁，心中经常忧虑的，就是这件事。只是自古以来嫡子和庶子关系不善，什么时候没有导致家国倾覆败亡呢？你们替朕访求贤德之人，来辅佐储君；对于诸王，也都要寻找正直之士。况且任用官员侍奉诸王，不应超过四个考核任期。任职太久，彼此的名分、情谊就会深厚，非分的窥伺就多从这里产生。”这里“分”读去声；“闚”读“窥”，“▯”读“俞”，形容窥伺的样子。王府的官员属吏，不要让他们任职超过四个考核任期。“令”读平声。唐氏仲友说：太宗不知道溺爱魏王的根源在自己身上，却只想责备师傅和保傅；而且又规定王府官员不得超过四个考核任期，这是为什么？如果他们确实贤能，即使终身任职也还嫌不足；如果确实不贤，一天都不可以，何况四个考核任期呢？我认为：国家的急务，包括养育百姓、安抚四方夷族、用道德引导并以礼法整齐。像高士廉、刘洎、岑文本所说的，都是急务。褚遂良却认为太子和诸王必须确定名分，是当时最急迫的事。考察当时的情况，李承干的恶行已经显露，魏王李泰窥伺储位的情意也已相当暴露，汉王元昌与之同恶的迹象更加明显，所以褚遂良认为这是急务，是很恰当的。这并不是说养育百姓、安抚四方夷族、以道德礼法治理国家就不急迫。太宗不思考怎样端正并确定名分，却责备别人，实在只是处理枝末问题。况且过了一年便发生了东宫之变，他才说“你们替朕访求贤德之人，以辅佐储宫”，又有什么用呢？尊敬师傅第十（共六章）。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患有脚疾，不能行走，太宗赐给他步舆，并命三卫抬着进入东宫。“少”读去声。唐代制度中，东宫六率府分为上、中、下三等，掌管宿卫之事，合称三卫。太宗下诏让皇太子把李纲请上殿，亲自向他行拜礼，对他极为尊崇。李纲向太子陈说君臣、父子的道理，讲述问候起居、侍奉饮食的方法，条理通顺，言辞正直，使听者不觉疲倦。太子曾讨论古来君臣之间关于名分教化、竭尽忠诚和节操的事情，李纲严肃地说：“古人认为把年幼的国君托付给自己、把国家政权交给自己，是很困难的事；我却认为这并不难。”他每次发表议论、开口说话，都言辞神色慷慨激昂，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这里“懔”读“凛”，形容严肃刚毅；“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出自《论语》曾子的言论，指辅佐幼君、代理国政；“以豉切”是读音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太子没有一次不是肃然起敬、以礼相待的。我认为：世子是君王的副贰，是天下的根本。太宗即位以后，早早确立太子，以巩固天下的根本；又严格制定太子尊敬师傅的礼节，考察古代典章，确实合乎适宜。李纲年轻时就慷慨有气节，所以他说话议论时，言辞神色坚毅果决，太子理应以礼敬重他。古人所说“一颗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的人，大概就是李纲吧？

译贞观六年，太宗下诏说：“朕近来查考经史，明王圣帝什么时候没有师傅呢？以前颁行的法令，竟然没有看到三师的职位，是认为还不可以设置吗？为什么呢？黄帝向大颠学习，颛顼向录图学习，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昭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威子伯学习，文王向子期学习，武王向虢叔学习。这些事都见于刘向《新序》。前代圣王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师傅，难道功业就不会显著于天下，声誉就不会流传于典籍吗？何况朕承接百王之后，智慧不同于圣人，如果没有师傅，怎么可以统治百姓呢？《诗经》不是说过吗：‘不犯过错，不忘记旧典，一切遵循旧有章法。’这句话出自《诗·大雅·假乐》篇。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代的道理；而能够治理国家达到太平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这里“夫”读“扶”。应立即制定法令，设置三师的职位。”按照《史志》，隋代废除了三师，贞观十一年恢复设置；三师与三公一样，都不设置属官。我认为：《周书》说：“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负责论说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职不一定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助三公弘扬教化，敬谨地辅佐天地，这些职位难道是容易任用合适的人的吗？若论其中最高的人选，一定要像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人才可以。世事变化没有穷尽，随着时代变迁而升降，也是可以的。唐代把太师、太傅、太保作为三师，是天子学习和效法的对象，不总管具体职务；把太尉、司徒、司空作为三公，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安定国家，没有不统辖的事务。这就不是古代制度了。太宗时代，这些职位确实都由功勋卓著、德行高尚的人担任，制度虽然不同于古代，但名义和用意相同。到了后来，这些职位便只是加官，用来显示品秩尊贵罢了，哪里都是合适的人呢？君主想要考察古制来端正名分，如果舍弃《周官》的制度，我还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上等智慧的人，自然不会受到坏的熏染；但中等智慧的人没有恒定不变的操守，会随着教导而改变，何况太子的师傅和保傅，自古以来就难以选择。周成王年幼时，周公、召公担任他的保傅；保傅分别保护他的身体、传授他的德义。身边的人都贤能，他每天听到正当的教诲，足以增长仁德，使他成为圣明的君主。秦二世胡亥任用赵高做师傅，赵高教他刑法；等到他继承帝位后，便诛杀功臣、杀害亲族，残酷暴虐不止，很快就灭亡了。胡亥是秦二世的名字。秦始皇起初派赵高教胡亥审理狱讼，胡亥宠信赵高。胡亥即位后，赵高劝说：“陛下应严厉执行法律、加重刑罚，使有罪之人互相连坐，诛灭大臣和宗室，全部除掉先帝旧臣，改换成陛下亲近信任的人。”于是二世更改法律，大臣和公子有罪就立即诛杀，二世最终被赵高杀死。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善恶，确实取决于他亲近和习染的人。朕如今为太子和诸王精心选择师傅，使他们可以观察并学习礼法仪度，从中得到补益。你们可以访求正直忠信的人，各举荐两三人。”这里“为”读去声，“令”读平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我认为：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诸王和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根本安定牢固，枝叶就会茂盛，永远获得福庆。那么，对他们进行开导、训诫和告诫，难道不在于师傅吗？然而三代已经久远，自汉代以来，没有不切切实实重视严格选择师傅的。可是诸王中贤能的，为什么很少见到像河间王、东平王那样的人呢？世代享受禄位的家族，很少有人能够遵循礼法，反而放纵骄横、败坏德行，这实在违背天道，何况处在尊贵高位的人呢？做君主和父亲的，应当对此更加谨慎。贞观十一年，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师。唐代沿用隋代制度，皇叔、皇弟以及封为亲王的皇子设置王师，掌管传授教导、匡正过失。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的儿子生长在深宫，等到成年，没有不骄傲放纵的，因此倾覆败亡接连发生，很少有人能够自我保全。我如今严格教导子弟，希望他们都能得到安全。王珪是我长期任用的人，我非常了解他的刚正不阿、心存忠孝，所以选他做我儿子的师傅。你应当告诉李泰：每次面对王珪，都要像见到我的面一样，应当更加尊敬，不得懈怠。”王珪也以师傅的身份自处，当时舆论称许这件事。胡氏寅说：做人的师傅，难道只是讲究礼貌形式吗？一定要有道理传授给人，而道理以人伦为最重要。魏王李泰当时正承受宠爱，在兄弟之间受到偏厚待遇，渐渐产生了非分的想法。要在这种想法尚未形成时加以防范并改变他的心意，不依靠师傅又能指望谁呢？然而王珪告诫他的办法、教训他的道理，都没有听说做到。魏王最终因为窥伺储位而被废黜斥退，直到死亡。这难道只是李泰的罪过吗？王珪也同样负有责任。我认为：太宗任命王珪做魏王的师傅，又把严格教导魏王的意图告诉房玄龄，可以说是选对了人。然而我曾考察太宗爱李泰的心情极其深厚，这固然是父子之情；但太宗又下诏在魏王府设置文学馆，允许他自行延请博士苏勗，劝李泰招延宾客，像古代贤王那样著书，并奏请编撰《括地志》。于是有文学才华的士人多与他交往，贵游子弟也纷纷借助他的门庭，魏王府门庭如同市场。李泰每月的俸禄又远远超过太子，褚遂良也曾对此进言。后来李泰终于犯下争夺嫡位的罪过，最终遭到幽禁和贬谪。效法古代贤王著书，必须像河间王、东平王那样才可以。况且汉武帝曾为戾太子设立博望苑，使他结交宾客，有见识的人尚且非议此事。如今李泰只是诸王之一，却让他设置文学馆、招引宾客，私自培植权势，这难道不是与所谓严格教导的用意相违背吗？贞观十七年，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说：“三师是以德行引导太子的人。如果师傅的身份地位低下，太子就没有可以取法的对象。”于是下诏撰定太子接见三师的礼仪。太子走出殿门迎接，先向三师行拜礼，三师答拜。每到一门，太子都让三师先行；三师坐下后，太子才坐下。给三师写信时，开头署名“惶恐”，结尾署名“惶恐”，再拜。这里“令”读平声。我认为：太宗制定太子接见三师的礼仪，安排周详而尊崇，心意也可说十分深厚了。师道庄严，然后学道才会受到尊重；何况太子作为国家的储君，屈身竭尽敬意来对待师傅，这件事的关系难道不是更加重大吗？然而我曾看到贾谊在《政事书》中引用《大戴礼记》的话说：“师的教导，是训诫和保护；保是保护他的身体，傅是传授他的德义。”因此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三公、三少本来就应当阐明孝、仁、礼、义，来引导和教习太子。太子入学时接受师傅询问并学习道理，退学后再由太傅考察。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之处，纠正他能力不足之处，这才是古代太子亲近师傅的实际情形，并不只是礼仪条文而已。做君主和父亲的，不可不考察贾谊这篇文章。

译贞观十八年，高宗当初被立为皇太子时，还没有做到尊重贤人、重视道义。太宗又曾命太子住在寝殿旁边，完全不前往东宫。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说：“臣听说，天子到郊外迎接四方诸侯，是为了成就德行；在学校按年龄行三次谦让，太子由此养成正德。这些做法都是降低君主主持祭祀的尊贵地位，申明向下交往的道理，所以能使臣下的浅陋意见都得到进献，使圣明的询问通达四方；即使不出宫门，也能坐在宫中知晓天下，遵循这条道路，就能永远巩固宏大的基业。‘郊迎四方孟侯’一语见《月令》，‘齿学三让’等语见《文王世子》及《礼记》；其中‘迎’字疑为讹误。这里‘主祀’一作‘嗣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四月〕 至于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于妇人之手，从来没有经历忧患恐惧，也没有机会懂得《风》《雅》之教；即使天资神明不可测度、天生聪慧，也终究要通过外在的劝勉才能认识事物、成就事务。若不是尊重干籥之舞、听取这些歌谣颂诗，又凭什么辨明各种事物、考察人伦常理呢？历来考察圣贤，他们都借助琢磨玉石来比喻学习。《礼记·学记》说：“玉石不雕琢，就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能懂得道理。”所以周朝的太子成王有太公望、召公奭辅佐，因而更加充实德行；汉朝的继承人惠帝刘盈有意请园公、绮里季等四皓辅佐，因而彰明德行。周储即周成王；望是太公的称号，奭是召公的名字。汉嗣即汉惠帝刘盈。高祖想废掉太子刘盈，张良教太子迎请商山四皓。高祖置酒时，太子侍奉在旁，四皓随从而来，四人都已八十多岁。高祖说：“烦劳诸公幸而最终调护他。”太子离开后，高祖目送他们说：“那四个人作为他的辅佐，羽翼已经形成，难以撼动了。”最终没有废掉太子。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籥”一作舞者所执的盾牌，一作以竹制成、有三孔、长三尺、用来协调众声的乐管。这是生而具有的。原来，太子关系着宗庙社稷，国家的兴盛或衰败，都取决于此。开始时不勤勉，最终必然后悔。因此，鼂错上书，要求太子通晓治理政事的方法；鼂错读作“潮措”。汉文帝时，鼂错任太子舍人，后升任博士。他上书说：君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功名流传万世，是因为懂得治国的方法。所以君主知道怎样临制臣下、治理众人，群臣就会畏惧服从；知道怎样听取言论、接受政事，就不会受到欺骗蒙蔽；知道怎样使万民安定获利，天下就一定会归服；知道怎样以忠孝侍奉君上，臣子和后代的品行就完备了。这四件事，臣私下认为是皇太子最急迫需要了解的。贾谊进献防范之策，务求太子懂得礼教。贾谊是雒阳人，汉文帝时任梁怀王傅。他上书说：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一定用礼法来教导；让士人背负他，有关官员整肃庄敬，端正衣冠来见他，并在南郊把他告祭于天。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孝子的道理。所以从他还是婴儿时，教育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臣私下认为，皇太子天生如美玉般挺拔出众，早早便显露出金声般的声誉；明察诚信、深厚诚实的美德，以及孝友仁义的品行，都是出于天资，不必劳烦反复审察教谕，已经足以使华夏和夷狄仰慕他的德行，使飞禽游鱼都希望追随他的风范了。”}], 既然如此，那么在寝门问候、进献膳食，已经在三朝时有所表述【“朝”读cháo，事见《封建篇》注文】；在艺宫讲论道理，也应当在四术方面加以弘扬【《王制》说，乐正尊崇四术，设立四教，顺从先王以《诗》《书》《礼》《乐》造就士人】。太子虽然年少而富有春秋，修养自身也应当逐步进行，实在担心岁月容易流逝，荒废学业而招致讥议，只图一时安逸享乐，那么这种议论就会从这里开始。臣以愚昧短浅的见识，幸得参与侍从【“从”读去声】，想要广泛储备明智，暂且希望能够听到圣明的教诲，不敢曲折陈述旧事，诚恳地请求从圣德方面来说。伏惟陛下天生睿智而承受帝位，登用贤能并历经考验，多才多艺，以匡救时局著称于世；文武兼备，功业成就于继承祭祀之中，天下万方各得其序，九州四境清平安宁。即使这样，仍然做到有功而不自满，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向古往今来的奇闻异见求取教益，在当今之世劳心思考；夜半还要读书，事业高过汉帝【《汉纪》载，光武帝讲论经书义理，直到夜深才睡】；在马上还披阅书卷，勤奋超过魏王【《魏纪》载，文帝即使身在军旅，也手不释卷】。陛下自我勉励达到如此地步，却让太子安闲度日，荒废时光，不学习图书，臣所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一点。再说，陛下偶尔放下政务【“屏”读bǐng，意为放弃】而寄情于雕虫小技【扬子说：“有人问我年少时喜欢作赋，我说：童子从事雕虫篆刻，壮年男子是不做这些的”】；您把宝贵的心思运用于天文，便使长河星光隐约映照；把美好的文思施展于仙札【“摛”读chī】，便使流霞化成绚丽色彩。这样实在可以在万代中细微胜出【“锱”读zī，“铢”读zhū；十黍为絫，十絫为铢，十铢为锱】，在百王中位居冠冕；即使屈原、宋玉也不足以登堂【屈原名平，楚怀王时任大夫，作《离骚经》，是辞赋之祖；宋玉是屈原的弟子，楚国大夫，以辞赋闻名】；钟繇、张芝又有什么资格进入内室【钟繇字元常，魏国太尉，擅长草书；张芝字伯英，后汉太尉，临池学习书法，池水都变黑，当时称为草圣】。陛下自我爱好达到如此地步【“好”读去声】，太子却悠闲地静处【“处”读上声】，不去研读篇章翰墨，臣所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二点。陛下具备并通晓各种妙理，独秀于天下，仍然不自恃聪明，屈尊询问凡人的见识；在听朝的空隙【“隟”同“隙”】召见群臣，以温和的神色接待他们，询问古今之事，所以朝廷的是非、乡里的好恶，无论大小，都一定能让陛下听闻。陛下亲自尚且如此，却让太子长久地趋走入宫侍奉，不能接触正直之人，臣所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三点。陛下如果认为这些没有益处，那么为什么还要劳神？如果认为会有成效，就应当把它作为遗留给后代的谋略【《诗经》说“留给子孙以谋略”】。轻视而不急于实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道理。伏愿陛下俯身推行圣明的典范，把教诲施及储君，授给他良书，用嘉宾贤友使他得到娱乐；早晨披阅经史，从前代的事迹中观察成败；晚上接见宾客朋友，访求当代的得失；间或书写书札【“间”读去声】，继而撰作篇章。这样，他每天都会听到过去没有听到的事，每天都会看到过去没有见到的事，德行更加光明，这是天下众生的福分。

译臣私下认为，良娣的选取遍及中国，仰察圣上的深意，本来是想求得典内之职的人选，希望能够防范谨慎，作长远考虑，使臣下有所知晓。等到征召选取人物【“征”读平声】，却与聘纳相违；监国抚军两年【“监”读平声；监抚，就是监国、抚军】，还没有亲近一位士人。臣愚昧地认为，宫内既然如此，宫外也应当这样；只是恐怕会招致众人的议论，说陛下重视内廷而轻视外廷。古代太子向君父问安后便退下，是为了扩大对君父的敬意；住在不同宫室，是为了分别嫌疑【“别”读biè】。如今太子一次侍奉天子，动辄经过十天一月；师傅以下的人，都没有机会与他接见。假如供奉之事有空隙【“供”读平声】，偶尔回到东宫，拜见请谒既已疏少，而且只忙于俯仰应对，规劝进谏的事情本来就无暇顾及。陛下不能亲自教导宫中属官，又没有机会向太子进言【“寀”读cǎi，指属官】，即使有许多属官，最终又能有什么补益呢？伏愿陛下俯身遵循前代的足迹【“躅”读zhú，意为足迹】，稍稍抑制下流之事，弘扬远大的规矩，施展师友之间的道义，那么太子的德行就能更加昌盛，帝王的事业也会因此扩大。凡是天下百姓，谁不庆幸而依赖呢？太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聪明睿智，这是有灵性的人都知道的，臣难道不知道而见识浅薄吗？臣勤恳地想着效尽愚忠，只愿如沧海更加滋润，如日月更加增辉。太宗于是命令刘洎与岑文本、马周轮流每天前往东宫，同皇太子谈论【按：《通鉴》此疏系于贞观十七年。又按：高宗谏阻诛杀穆裕、太宗把功劳归于刘洎等人的事在贞观十八年，那么刘洎上此疏应当在贞观十七年】。【唐氏仲友说：刘洎这篇奏疏，足以看出他是刚正直率、果断勇敢的人。太宗因为太子进谏诛杀穆裕一事，把功劳归于进谏的大臣，那么刘洎所说应当让太子接近正人、听取正论的话，就得到了验证。可惜太子没有足够的才能有所作为】【又说：古代制定制度，士大夫以上阶层的父子住在不同宫室，其中的意义很深。交换子女而教育，若一味责成其向善，反而会造成疏离。让太子返回东宫，接近师傅接受劝谏，是正确的。我愚昧地考察：太子承干被废、晋王治刚立为太子之后，刘洎这篇奏疏条理详尽，确实是教育世子的最佳办法。太宗听从刘洎的话，命刘洎与岑文本、马周轮流每天到东宫谈论，可以说是用人得当了。修身正家之道，敬重大臣、体恤群臣、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的要领，未必不会在这些谈论中体现出来。太子承受震动而继承光明，却没有多久便背弃了这些道理，最终酿成唐家的祸患，其中情状实在不忍说起；这难道是气运变化与人事相互符合吗？还是因为辅佐羽翼的条件尚未完备呢】教诫太子和诸王第十一【共七章】贞观七年，太宗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字仲谧，京兆人。贞观三年任中书侍郎，升任左庶子，上疏进谏于苑中，不久兼任詹事；晋王成为皇太子后，又授任左庶子】、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常常必须给他讲说百姓之间有关利害的事情。朕十八岁时还生活在民间，百姓的艰难，没有不熟悉的。等到登上帝位，每当商议量度、处理政事【“量”读平声，“处”读上声】，有时也会有疏漏，得到别人进谏争辩，才开始觉悟。如果没有忠直进谏的人给他讲说，怎么能够把事情办好？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长”读zhǎng】，百姓的艰难全都听不到、看不见吗？况且君主安危所系，不可以轻易骄纵。假如只颁布诏令说：‘有进谏的人就斩首’，那么必然知道天下士人百姓没有谁敢再发表直言。因此要克制自己、振奋精神，容纳接受进谏。你们应当常常把这个意思同他谈说，每当看见有不正确的事情，就应当极力直言、恳切劝谏，使他有所补益【“令”读平声】。” 【唐氏仲友说：太宗确实有了解儿子的明察，他教导太子也可以说十分恳切了。这几句话，就是周公《无逸》篇中的道理。至于说如果向天下下诏，敢于进谏的人处死，那么将不会再有人发言，这正是隋炀帝已有的前车之鉴。无奈承干当时正想用杀戮来禁止进谏，即使有杜正伦，又有什么用呢】【我愚昧地考察：太宗君临天下，正处于励精图治的初期，能够容纳接受直言，诱导人们进谏；很早就册立太子，命令东宫辅臣极力直言规劝，使太子有所补益。大概是希望太子也像自己一样听从进谏，他的用意难道不是深切的吗！可惜承干不足以符合君父的心意】贞观十八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代有胎教，世子【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为人端正专一、诚敬庄重，只实行德行；到她怀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邪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生下文王后，他聪明圣明。太任以专一之道教育他，使他能够举一反百，最终成为周室宗主，君子因此称许太任善于胎教】朕却没有闲暇这样做，只是自从近来建立太子后，遇到事物就一定加以教诲。看见他面对饭食将要吃饭时，朕对他说：‘你知道饭是怎么来的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朕说：‘各种农作物的耕种收获都出自人的劳力；如果不耽误农时，就能常常有这样的饭吃。’看见他骑马【“乘”读平声，后同】，又对他说：‘你知道马是怎么来的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朕说：‘马能够代替人承受劳苦；按照时节让它休息，不要耗尽它的力量，就可以常常有马可骑。’看见他乘船，又对他说：‘你知道船是怎么回事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朕说：‘船可以比作君主，水可以比作百姓；水能够载船，也能够颠覆船。你将要成为君主，难道可以不畏惧吗？’看见他在弯曲的树木下休息，又对他说：‘你知道这棵树吗？’他回答说：‘不知道。’ 朕说：‘这棵树虽然弯曲，得到墨绳校正就能变直；做人君虽然没有道义，接受进谏就能成为圣明之主。’这是傅说所说的话【“说”读yuè；《尚书·说命》中傅说告诫高宗说：“木材依从墨绳就能变直，君主接受进谏就能圣明”】，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鉴戒。” 【我愚昧地考察：太宗惩戒承干失德，希望储君亲近德行，于是遇到事情就一定教诲他。他爱护储君，是因为也爱护百姓。将要吃饭时加以告诫，就能使他知道民生的艰难；骑马时加以告诫，就能使他知道民力的困乏；乘船时加以告诫，就能使他知道民心并不恒定；在弯曲的树下休息时加以告诫，就能使他知道立身处世必须遵循正道。考察前代教诫太子的言辞，没有比这些更加切实的。考察古代礼法中教育世子的道理，也不过如此。等到高宗临朝统治天下，他对于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仍然知道应当加以保养爱护的道理。只是疏远了老臣，在宫闱之内失去了德行，最终忘记王业的艰难，恐怕就是虽然教诲得很恳切，听的人却很轻忽吧】

译贞观七年，太宗对侍中魏征说：“自古以来，侯王能够保全自身的很少，大都因为生长在富贵之中【“长”读zhǎng，后同】，喜好骄奢放纵【“好”读去声】，多数不懂得亲近君子、远离小人【“远”读去声，后同】，所以会这样。朕的所有子弟，都想让他们看到前代的言论和往事【“行”读去声】，希望他们把这些作为规范，于是命令魏征记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的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用来赐给诸王。它的序文说：‘考察那些承受天命、接受帝位、掌握帝王图籍、统治天下的人，都建立亲近的宗室，作为藩屏来护卫王室，分布在各方边防，这些事都可以说出来。自从轩辕黄帝分封二十五个儿子【《国语》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同姓的有二人，即青阳和夷鼓；同胞而异姓的有十四人，分别成为十二姓，即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儇、依】；舜任用十六个族人【就是八元、八凯，见《择官篇》注文】；经过周、汉，直到陈、隋，分割山河、大力扶植宗室藩屏的有很多。有的保卫、治理王室，随时势而兴衰；有的失去封土和宗庙祭祀，转眼便灭亡。’ “然而考察它们的盛衰、观察它们的兴亡，就会发现：功业成就、声名建立，全都凭借最初受封的君主；国家衰败、身死国亡，大多由于后来的继承者。这是什么原因呢？最初受封的君主，正逢天下草创混乱之时，看见王业的艰难险阻，知道父兄的忧患辛劳，所以身居上位而不骄傲，早晚都不懈怠；有的备下甜酒来求取贤才【汉代楚元王恭敬礼待申公等人，穆生不喜欢饮酒，元王每次置酒时都曾为穆生设醴酒】；有的吐出口中的食物来接待士人【周公告诫伯禽说：‘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算低贱了，然而我洗一次头要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还担心错过天下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因为拥有国家就对人骄傲’】；所以能够甘心听从逆耳的忠言【《孔子家语》说：‘忠言虽然逆耳，却有利于实行’】，得到百姓的欢心【《孝经》说：‘治理国家的人不敢轻侮鳏夫寡妇，所以得到百姓的欢心’】，生前树立最高的德行，死后流传遗留下来的恩爱。等到子孙继承帝位，多数处于太平盛世，生长在深宫，长大在妇人手中，不把身居高位而危险将至当作忧惧，哪里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周书》说：‘看那小人，他的父母辛勤从事耕种收获，而他的儿子竟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亲近小人【“昵”与“昵”同】，疏远君子，亲信聪明而有才辩的妇人，傲慢而违背明德，触犯义理、违背礼法，淫乱荒唐没有节制，不遵守典章法令，僭越等级，凭借一次顾盼所得的权宠，便产生与嫡子匹敌的野心；因一点微小功劳而自负，便生出无穷无尽的欲望【“厌”读平声】，抛弃忠贞的正路，踏上奸邪作乱的迷途【“宄”读guǐ。《尚书》说：“寇贼奸宄。”注文说：在外作乱叫“奸”，在内作乱叫“宄”】；刚愎自用，不听进谏，违背占卜，走上这条路便不再回头。即使有梁孝王、齐冏那样的功勋【梁孝王名武，是汉文帝的儿子，封为梁王。七国叛乱时，先攻打梁国，杀敌擒俘有功，谥号为孝。齐冏姓司马，名冏，是晋齐王司马攸的儿子，任大司马，封齐王，因功升任游击将军】、淮南王、东阿王那样的才俊【淮南王名安，是汉武帝的叔父，封为淮南王，喜好读书、鼓瑟，招纳宾客，喜欢文辞，后来因谋反获罪自杀，谥号为厉。东阿王事见《定分篇》注文】，也会折断冲上云霄的高飞羽翼，成为穷途末路中干涸的鱼。放弃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功【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诸侯中的霸主，有尊崇王室、匡正天下的功劳】，反而走向梁冀、董卓那样的显赫诛戮【梁冀在汉桓帝时任大将军，后来因谋反，梁冀与妻子都自杀。董卓在汉献帝时自任太尉、相国，作乱后被诛灭三族】，留下作为鲜明的警戒，难道不可惜吗？皇帝凭借圣明睿智的资质，挽救倾覆危亡的时运，彰显七种武德来清理六合【《左传》说：楚王说：“所谓武，就是禁止暴行、停止战争、保全大事、建立功业、安定百姓、和睦众人、增加财用”】。“所以要让子孙不要忘记这些义理。注文说：这是周武王七种武德的含义】统辖万国，使百神来朝，安抚四方荒远之地，亲近和睦九族【九族，指高祖、玄孙以及同族亲属】，想到《棠棣》诗中所说的兄弟亲情【《棠棣》是《诗经·小雅》的篇名，是宴饮兄弟欢乐的诗歌】，把宗室子弟寄托为王室的屏障。心中怀有爱护之情，没有一天不思念他们。于是命令下臣我考察阅读典籍，广泛寻求可以借鉴的镜鉴，留给子孙作为谋略。臣于是竭尽愚诚，考察前人的训诫。凡是充当藩屏、支柱，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他们的兴盛必定由于积累善行，他们的灭亡都在于积累恶行。所以知道：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声名；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毁灭自身。既然如此，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吉凶由自己造成，全都是人自己招来的，难道只是空话吗？如今记录自古以来诸王行事的得失，区分其中的善恶，各写成一篇，名为《诸王善恶录》。想使人见到善行便想着向他看齐，足以扬名而不朽；听到恶行便能够改正【“能”一作“知”】，或许可以免除大的过错。遵从善行就有声誉，改正过错就没有灾祸，国家的兴亡与此相关，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太宗读后称赞写得好，对诸王说：这部书应当放在座位右边，用作立身处世的根本。” 【我愚昧地考察：人的本性都是善的，那么恶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只是习惯于善便成为善，习惯于恶便成为恶罢了。何况太子和诸王呢？我曾考察汉代诸侯王，谨慎守护国家的为什么那么少，放纵逸乐而丧失国家的为什么那么多。如今太宗命令搜集古代往事，编成《诸侯王善恶录》，使人知道善行足以成就声名，恶行足以毁灭自身，这已经明白得可以作为鉴戒了。然而唐室兴起、称王之初，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彦，都共同经历艰难，一起建立大功，贤能德行著名于世，这是善行值得称道的例子。等到拥有天下以后，诸王都亲身享受富贵福泽，在顺境中能够防止德行败坏的为什么又那么少呢？大概在太宗家庭内部，恩情常常掩盖了义理，训诫的话虽然恳切，真正佩戴在心、身体力行的却很少。难道不是居处环境能够改变人的气质，奉养条件能够改变人的体质，从而有东西蒙蔽了本来具有的善性吗？难道是人的本性本来就恶吗】

译贞观十年，太宗对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等人说：“自汉代以来，帝王的弟弟和儿子接受茅土封爵、居于荣华尊贵地位的很多，只有东平王和河间王【东平王名苍，是汉光武帝的儿子，喜好经书，有才智谋略，文章典雅有文采。明帝问他在家中做什么事最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谥号为宪。河间王名德，是汉景帝的儿子，博学有德。汉武帝时上奏应对，推明道术，所说都合乎事理，谥号为献】最有美好的声名，能够保全自己的禄位。像楚王玮这一类人【“玮”读wěi；楚王玮，是晋武帝的第五个儿子。元康年间掌握兵权，刚强凶狠而喜欢杀人，因为假传诏令杀死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贾后，后来被逮捕交给廷尉，处斩，谥号为隐】，覆灭亡国的并不止一个，全都是由于生长在富贵之中【“为”读去声，后同】、喜欢骄傲放纵【“好”读去声】造成的。你们应当以此为鉴、接受警戒，仔细思考。选择贤能的人作为你们的师友，必须接受他们的劝谏，不得自作主张。我听说用德行使人归服，这确实不是虚假的话。近来我曾在梦中见到一个人说：‘虞舜！’我不知不觉肃然起敬而感到惊异，难道不是因为仰慕他的德行吗？” 假如梦见桀、纣，必定会砍杀他们。桀、纣虽然是天子，如今若有人把他们称作桀、纣，人们一定会非常愤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然都是平民，如今若有人称赞你们，说你们像这四位贤人，人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由此可知，人立身处世，所可贵的只在于德行，何必一定要谈论荣华富贵？你们身为藩王，享有实封食邑，如果还能努力修养德行，岂不是各种美好都具备了吗？况且君子和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区别，做善事就是君子，做恶事就是小人。应当自我克制、奋发努力，使善行日益为人所知，不要放纵欲望、任性妄为，以免自己遭受刑罚诛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贞观十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我遍观前代，那些平定乱世、创建基业的君主，生长于民间，都能识别人情真伪，很少有走到败亡地步的。到了继承帝位、守成循文的君主，生来富贵，不知道民间疾苦，往往很快就遭到覆灭。我自幼以来经历并经营许多艰难之事，全面了解天下事务，尚且还担心有所不及。至于荆王等诸弟，生长在深宫之中，见识不能达到长远之处，怎么能想到这些呢？我每吃一顿饭，就想到农耕收获的艰难；每穿一件衣服，就想到纺纱织布的辛苦。诸弟怎么能够学习我呢？”于是选用贤良的辅佐者担任藩王的辅弼，希望他们常与善人接近，能够免于过失。贞观十一年，太宗对吴王李恪说：“父亲爱护儿子，是人的常情，不必等到教训之后才知道。儿子能够忠孝，就好了；如果不遵从教诲诱导，忘弃礼法，必然会自己招致刑罚诛戮。父亲虽然爱他，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从前汉武帝去世后，昭帝继位。燕王刘旦一向骄纵，狂妄放肆而不服从，霍光派人送去一封简短的书信，就把他诛杀了，于是本人死亡，封国也被废除。” 霍光任大将军，辅佐昭帝。燕王与上官桀等暗中谋划叛乱，事情败露后，上官桀等人伏法被诛。霍光于是赐给燕王一封玺书责备他，燕王便用所赐的绶带自缢而死；朝廷赐谥号为“刺”。作为臣子和儿子，实在不能不谨慎。” 【我认为：太宗教诫诸王时，言辞确实反复恳切。他先用汉代河间王、东平王的善行，以及楚王刘玮的恶行来启发他们；又用虞舜的圣明、桀纣的罪恶，以及汉代霍光诛杀燕王刘旦的事情来启发他们。还让房玄龄选择贤良之人担任藩王的辅弼，使他们能够牢记并实行这些教训，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做法呢？然而我看太宗教诫的话，确实反复恳切，难道只是用言语来教导吗？他所教导的是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后来荆王与房遗爱一同谋反，汉王与李承乾一同谋反，魏王因谋求夺取太子之位而被废，吴王也因嫌疑被高宗杀死。四人没有一个得到善终，难道是富贵骄奢足以改变了他们的本性吗？还是因为太宗的教诫虽然切中要害，但以身作则的道路没有做到呢？】贞观年间，皇子年幼的，多数被授予都督、刺史之职。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劝谏说：“从前两汉以郡国治理百姓，除郡以外，又分立诸侯王，割地分封，杂用周代的制度。大唐设置郡县，大体依循秦代的法制。皇子年幼时，有的却授任刺史。陛下难道不是认为让亲王镇守、捍卫四方吗？圣人创立制度，道理高出前代。臣愚昧地认为，其中还有一点没有完全妥当，为什么呢？刺史是百姓所仰赖的师帅，以求安定；得到一个善人，辖区内便能得到休养；遇到一个不善之人，全州百姓就会劳苦困弊。因此君主爱护体恤百姓，常常要为他们选择贤能之人。有的称为‘河水润泽九里’，希望京师也一同得到福泽；有的则使百姓歌咏，活着时便为他建立祠庙。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吗？’ 依臣愚见，陛下的儿子中，年纪还小、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请暂且留在京师，教他们学习经学。这样一来，他们会畏惧上天的威严，不敢触犯禁令；二来可以观察、学习朝廷礼仪，自然能够成长成人。经过长期学习实践，懂得怎样做人，确实能够治理一州之后，再派遣他们外出任职。臣谨考察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三代能够友爱兄弟，从此以后应当把他们作为准则。分封、册立诸王，虽然各有封地，但年纪尚幼的，都留在京师，用礼法训导，以恩惠抚养。到这三代结束时，诸王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只有两王稍有恶行；其余都性情平和深厚纯粹。希望陛下详细察看。”太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唐仲友说：褚遂良的劝谏，切中了太宗的弊病。太宗十八岁就举兵起义，总是用自己的情况推度他人，不区分年幼与年长，竟不知道人的才性各不相同；皇子既然不知道农耕收获的艰难，却让他们治理百姓，这岂止是自己还不会握刀，就叫他去割东西呢？何况富贵人家的性情很难矫正，古人已经以此为忧，更何况是帝王的儿子呢？褚遂良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有德才、能担当大任的人，等确认他们能够治理一州之后再授职遣出，真是很好的办法。然而帝王之子的身份贵重，土地不足以成为藩篱；作为磐石般的宗室，即使让他们治理一州，又有什么益处呢？贤能之人，不过是正好使自己劳累；不贤之人，不过是正好给自己增添牵累罢了。可惜唐朝的君臣，他们的见识还没有达到这一层。】【我认为：从前实行封建制度的时代，本来就有年幼而受封土地的人，为什么呢？一个国家中有卿、大夫、士，上层官员由天子任命，下层官员由本国任命。国君年纪幼小，就由正卿主持国政，法令制度井然有序。周成王把年幼而弱小的弟弟封在唐地，后来终于开创了大国的基业，这是封建时代的事情。唐代的都督、刺史，职务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诸侯，但实际情形不同，并不像建立封国那样有卿、大夫、士共同辅佐。如今让年幼的皇子担任这些职务，不是懦弱而不能自立，就是骄纵自大而招致失败，实在不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褚遂良的奏疏，确实可以作为极好的借鉴。】劝谏太子第十二【共四章】贞观五年，李百药任太子右庶子。当时太子李承乾很留意经典古籍，但闲暇玩耍时却过度嬉戏。李百药作《赞道赋》来讽谏他，赋文说：“臣下私下听闻先圣的格言，曾经阅览古籍中流传下来的法则。从天地玄妙的创造，到帝王建立国家，都说人的纲常和人伦，需要借助立言与立德来建立。实行它，就能顺应本性而成就大道；违背它，就会产生邪念而造成过失。应当把兴亡看得如同从秤上升降，把吉凶看得如同纠结的绳索，清楚分辨。至于接受图谶、承受符命，手握明镜而君临天下，就应当顺应万物的感化，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心念，体察天地运行的深奥规律，考察往古直到当今。在夜半以前尽力行善，珍惜短暂光阴中的勤劳。因此才能使瀚海的坚冰消融，使塞外的山谷变成蹛林，使众多百姓都欢悦，直到天地四方都怀念其声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岁、十七年、十八年〕 “显赫啊，圣明的大唐！伟大啊，神圣的天命！当大始之时，时运降临于上圣之君；上天纵任皇太子，使他固守根本、居于正位，机敏颖悟而志向宏远，神采姿容凝重明朗；顾念三善便一定加以弘扬，敬守四德而奉行。每次趋入庭中都听闻礼义，常常问候父母起居以资助敬意；奉行圣人的教训而周旋处事，承受上天赋予的明白使命，胜过仰望乔木、俯视梓木的道理。既像元龟和明镜一样可作准则，自大道有所变革以来，礼教由此兴起，用来端正君臣关系，用来笃厚父子亲情；君臣之礼、父子之亲，把情感和义理都发挥到极致，实在说明弘扬大道在于人自身。难道夏启与周成王，或丹朱与商均，不都是如此吗？既加以雕琢，又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只要做到忠与敬、孝与仁，就可以向下光照四海，向上照耀日月星辰。从前三王教导儿子，兼用四时的次序来安排学习；内外交相启发之前，先用礼乐教导：乐用来移风易俗，礼用来使上位者安定、使百姓受到教化。” “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喜爱钟鼓之乐，而是要借此宣达心志、调和精神；也不是贪恋玉帛，而是要克制自己、保护自身。生长在深宫之中，居于群臣诸侯之上，却没有深入思考帝王事业，也不知道珍重匕鬯；把富贵看作自然如此，凭借崇高地位而自负自大，内心放纵骄横，举动常常违背礼让；轻视师傅而怠慢礼仪，亲近奸邪谄媚之人而放纵淫逸。太子之星的光芒突然隐没，少阳所代表的长子之道也随之败坏。即使天下是自己的家业，所经历的平坦和险阻也并不相同：有的人凭才能得到提升，有的人因遭受谗毁而被贬黜。这些都足以用来反省自己的祸福得失。观察他们的成败得失，请允许我大略陈述一番，希望读者披览文章而结合事实加以考察。周王室积累德行，于是周文王执掌符契、承受天命，依靠昌、发父子二人作为辅贰，开创七百年的宏大基业。至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并不是在声望和名誉上有什么亏损，而是凭长嫡子的尊贵身份，统领偏军驻守亭障。祸乱开始时，金玦使它寒冷而分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那种妖异的征兆，就是火焰不能向上燃烧。五行家的解释说：废弃法律，驱逐功臣，杀死太子，以妾为妻，就会使火不能向上燃烧；这是说火失去本性而造成灾害。既然建立、安置太子的做法违背正道，宗庙祭祀很快就会遭受祸患。汉朝世代长久，本来有明亮相继出现的太子；汉高祖却被戚夫人迷惑而宠爱赵王，把天下大事当作儿戏。汉惠帝结交商山四皓，借助他们的力量，才使羽翼得以高飞。汉景帝对邓通感到惭愧，后来成帝又放纵淫虐，最终因吴王势力强大而留下祸患，起因都是对弈争执而发怒。汉景帝名启，是汉文帝的太子。邓通是文帝宠信的奸佞之臣。所谓强吴，是高祖兄长仲的儿子、吴王刘濞。文帝曾患痈，邓通常为他吮吸脓液。文帝问：‘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应当没有谁比太子更爱您。’太子进宫问候病情，文帝让他吮吸痈疮，太子吮吸时面露难色。后来太子听说邓通曾为文帝吮痈，心中惭愧，因此怨恨邓通。景帝即位后，邓通被免职。太子又曾与吴太子饮酒博弈，吴太子一向骄傲，争棋时态度不恭，太子拿起棋盘将吴太子打死。吴王因此怨恨不满，渐渐失去了藩臣的礼节。” “汉武帝刘彻身为储君时还很年幼，能够防止衰败之年出现断绝议论的情况，认识到周亚夫自恃功劳的危险，所以才能弘扬祖业，继承三代遗留下来的风尚。汉武帝刘彻占据博望苑时，名声还没有显著；可叹时运命运奇异乖舛，遇到了江充这样的谗贼。他虽然准备军队来诛讨叛乱，最终却背弃义理而不得善终。汉宣帝继承帝位后喜好儒术，大道得以施行、彰明；可叹他在德教方面受到责难，却赞美忠正直言。他开始从匡衡、韦玄成那里听闻治道，最终却因弘恭、石显而获罪。” “汉宣帝名刘奭。他喜好儒术和文辞，任用韦玄成、匡衡先后担任丞相，采纳了许多建议。后来弘恭、石显先后擅权当政，萧望之、京房、贾捐之等人都因言语显露出对他们的非难而死。汉成帝名刘骜，字太孙，是汉元帝的太子。他杂学各种技艺，虽然才艺不同寻常；他做太子时，定陶王所行的驰道没有断开，只不过是这件小小的善行，仍然受到通达之人的重视，应当在前代典籍中流传美名。汉成帝博览喜好经书，做太子时，元帝急召他入宫，太子从龙楼门出来，不敢横断驰道，向西走到直城门才横穿驰道，然后从作室门返回。元帝等得久了，问明原因，太子据实回答，元帝很高兴，于是下诏允许太子横断驰道。后来元帝认为定陶王有才艺，想立他为继承人，幸亏侍中史丹辅佐太子，才使太子没有被废。汉朝中兴之后，继承帝位的明帝、章帝都很贤明，通晓时政，也都精通经书礼仪；他们把敬爱之情发挥到极致，厚重友爱兄弟。因此，汉明帝巩固了东海王遗留下来的友爱之堂，汉章帝承继了西周兄弟相继的宗统。史臣赞语：显宗大力承继先业，战战兢兢，内心戒惧，恭敬修德，治理政事，明察并战胜奸邪。肃宗天性贤善，和乐仁厚，后来的德行确实深厚。魏文帝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没有什么声誉可称，他的德行声名甚至受到妲己式的讥刺；又沉溺于打猎取乐，虽然才高学富，最终仍因荒淫而招致祸患。等到他把帝位传给明皇曹叡，曹叡建立起三代相承的宏大基业，却兼有秦始皇的奢侈和汉武帝的才艺，于是驱使群臣服役，也无法挽救天下的凋敝。其后，明皇在内抚慰宽爱，外表显得多有奇异之处；他重视桃符而受到迷惑，采纳钜鹿人的明确规谏，最终能够扫除江南的污秽，使边远荒服之地都来受拘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晋武帝姓司马，名炎，是晋王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在魏任中抚军；“桃符”是武帝弟弟齐王司马攸的小名。当初，晋王想立司马攸为世子，何曾、裴秀说：“中抚军聪明而有神武之才，声望已经很高，具有这样的天生仪表，本来就不是做臣子的相貌。”晋王因此打定主意，立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的爵位，接受魏的禅让，国号为晋。惠帝居于东宫时，考察前人的事迹，发现圣德起初是那样美好，实在可惜御座将要被不肖之人占据。（“处”读上声。晋惠帝名司马衷，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这里说的是他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当时朝廷内外都知道太子昏庸愚钝，不能胜任继承人。尚书令卫瓘想上奏说明，却一直不敢开口。一次陪侍皇帝在凌云台宴饮，卫瓘假装醉酒，跪在皇帝面前想说话，停了三次，于是用手抚摸座位说：“这个座位真是可惜！”）悼念愍怀太子，担心他将被废黜；又遇到烈风吹起沙尘。他放纵自己的性情，沉溺于技艺，最终也败在凶邪之人手中，怎么能够奉献祭祀之物、继承这个国家呢？（“粢”读“咨”，“盛”读“成”。晋愍怀太子名司马遹，是惠帝的长子，有美好的声誉。贾后嫉妒他，指使宦官们诱导他做出非礼之事，于是他的防范越来越明显。贾后便设计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太子被废为庶人。）只有圣上以慈爱之心，按照最高的正道教导太子，使他在汉代宫禁中共同讨论政事，在京镐修养并接受警戒。（“镐”读“浩”，地名。）不要像晋元帝那样，把韩非子赐给太子；应当重视经术，把它当作珍宝。

译考察政事治理的好坏，也用文采来加以润饰。希望愚夫也能有所选择，惭愧自己向遗老请教，借此使各种政绩达到安宁。首先要得到贤才才算盛美，帝尧以善于知人、任人为治国法则而留下训谟；周文王因贤士众多而兴起歌咏。（《虞书》说：“能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贤能。”《诗经》说：“贤士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要从正直的人中选取人才，以明镜般的鉴察来辨识他们，衡量其器量才能，审察其操守品行，务必根据时机和事务来分配职任，不能违背职分而任意从政。如果在听取意见时受到迷惑，在识别人方面昏暗不明，那么有道德有才能的人都会受到压抑，无用的人一定会得到伸展。进谗言的人争相求进以讨好，玩赏之物不用召唤就自行送来；直言正谏的人因为忠诚守信而获罪，卖官鬻狱的人却因货贿而受到亲近。这样就损害了国家的法度，败坏了固有的伦理秩序。（“斁”读“妒”，意为扰乱。）周朝的九鼎遇到奸邪之人而远远流失，万民盼望有人抚慰他们，便归附仁德。（这一节讲的是任用人才的警戒。）天地化育万物，最珍贵的唯有人类的灵性。狱讼得不到公正处理，便会使有生之人与死者走上不同的道路；冤屈结滞而不能伸张，就会破坏阴阳和谐的气息。士人的通达或困厄，也会因苛细深文而受到牵连。他们生命的长短，竟悬系在酷吏手中。因此，帝尧画像旁陈列着怜悯隐情、慎用刑罚的话。（《虞书》说：“以象征图示明示刑罚”；又说：“使用刑罚一定要谨慎啊！”《汉书》说：唐虞时代画出刑罚的图像，百姓便不敢犯法。注释说：所谓画像，是画出衣冠和不同的服色来象征五刑：犯黥刑的把头巾染成黑色，犯劓刑的把衣服染成红色，犯宫刑的在鞋上杂用不同颜色；犯大辟之罪、受诛杀之刑的，则在衣裾上绘布而不加领缘。）夏禹因见罪人而哭泣，充分表现出哀怜罪人的心意。（见《封建篇》注。这一节讲的是刑罚方面的警戒。）于是从《大壮》卦取法，建造高峻的宫宇，雕饰墙壁，还要建造瑶台和琼室。（《易传》说：上古的人住在洞穴、居于旷野，后代圣人改用宫室，建上栋、置下宇来抵御风雨；宫室大概就是取法于《大壮》卦。夏桀建造瑶台，商纣建造琼室。）有的雕画栋梁、架设彩虹般的高梁，有的建凌云台以远眺。（《世说》说：魏国建造凌云台，极其精巧，随风摇动，却始终没有倒塌。）有的建通天台以纳凉。（汉武帝在林光宫建造神明通天台，高五十丈。）纵情于酒醉饭饱，以致形体损伤，气力和生命衰败而自身遭受灾祸。（“痿”读“逶”，“蹷”读“鳜”。）因此说，应当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汉文帝以昭示节俭，为后世留下宽裕的福泽。（汉文帝想建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造价要一百金。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享用先帝留下的宫室，常常还担心辱没它，为什么还要建造露台呢？”）即使把园囿建成方圆百里的规模，周文王也因为百姓像对待子女一样前来效力而得以昌盛。（《孟子》说：“文王的园囿，方圆七十里。”这里说百里，是举成数而言。园囿，是繁殖养育鸟兽的地方。《诗经》说：“开始营建，不要急迫，百姓会像爱护子女一样前来。”规划营造它，不到一天就建成了。） （这一节讲的是营造宫室方面的警戒。）那种美好的宴会使礼仪通行，更要重视节制饮酒的德行。（仪狄发明了酒，夏禹饮后觉得甘美，说：“后世一定会有人因为酒而亡国。”） 于是疏远仪狄，断绝饮酒。出自《战国策》。）即使沉醉到忘记归来，也可能因此遭受祸患；只有具备圣明而温厚的品德，才是可取的。如果酗酒而发怒，以致昏乱；沉溺饮酒而形成过失；像商纣王受和灌夫那样，最终也会丧失自身、败亡国家。（“酗”读“昫”，“醟”读“咏”，意为酣醉发怒；“酖”读“眈”，“湎”读“沔”，意为嗜好饮酒。商纣王名受，以酒为池，最终亡国。汉代灌夫醉酒后辱骂宴席上的人，最终被诛杀。）因此，伊尹以沉湎于酣歌为戒。（《商书》说，伊尹作训诫道：“如果有人长久在宫中跳舞，在室内酣歌，这叫作巫风。”）周公则以酒乱国家的事为后世留下法则。（《周书》说，周公作诰道：“无论大小国家，使用酒都没有不是祸患的。”） （这一节讲的是贪恋美酒的警戒。）啊，那些幽静娴雅而美善的女子，确实是君子的好配偶。（“好”读上声，“逑”意为配偶。） 《诗经》说：“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辞却玉辇而克制爱恋，这是班婕妤所感到可耻的事。（汉成帝游幸后宫，曾想和班婕妤同乘一辆车。班婕妤辞谢说：“我看古代图画，圣贤的君主身边都有著名大臣；夏商周三代末世的君主，才有受宠的女子在身边。今天想和我同车，恐怕不免近似这种情形吧？”皇帝认为她说得好，后来便停止了这件事。）脱下簪子耳饰来反省过失，这也是宣姜的美德。（宣姜是周宣王的王后。周王曾经晚起，王后便脱下簪饰，在永巷等待治罪，派傅母向周王传话说：“大王贪恋美色而忘记德行，失去礼法而晚起，祸乱的兴起是从我这个婢子开始的，请允许我认罪。”周王说：“是我没有德行，实在是自己造成过错，不是夫人的罪过。”从此周王勤于政事，早晨上朝，晚些退朝，最终成为成就中兴的君主。）晋国却有带来祸患的骊姬。（晋献公讨伐骊戎，俘获骊姬，宠爱她，生下奚齐。晋献公有八个儿子，只有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贤能。骊姬表面上赞誉太子，暗中却让人进谗言，想立自己的儿子。太子自杀，她又诬陷两个公子，于是重耳逃到蒲，夷吾逃到屈，最终使晋国陷入混乱。）周朝又有败坏周室的褒姒。（周幽王宠爱褒姒，生下伯服，竟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后来周幽王为了博取褒姒一笑而失信于诸侯，西夷犬戎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俘获褒姒，掠尽周王室的财物后离去。）把各种妖媚艳丽都画在图画中，把违背人伦的凶恶悖逆表现到极点；倾城倾国的美色，应当作为后代君王的明鉴；美丽的资质和妖冶的容貌，应当永远成为前代历史的鉴戒。（这一节讲的是沉溺女色的警戒。）又有春季搜田、冬季狩田的礼制和驰马射猎的场所；如果不以正义加以节制，必然会自行陷入沉溺田猎的荒乱。不只是身体因奔跑驰逐而疲惫至极，也会从内心产生狂乱。（《老子》说：“纵马奔驰、沉迷田猎，使人心神发狂。”）那些不怕登高涉深的人，和胥靡之类的徒役，以持鹰、系猎犬为娱乐，不过是小人的事情。（“韝”读“钩”，是鹰的护具；

译“緤”读“慑”，是用来拴狗的绳子。）身负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持有先王传下的名器，却和鹰犬一同奔驰，冒险经过艰难险阻，放纵马匹疾驰，马匹也有被衔勒、木橛等物牵制而发生意外的道理。（“橛”读“厥”，司马相如《谏猎书》中说到过马匹被衔勒牵制而发生变故。）即使到了野兽受惊、无处藏身的地方，还以捕获很多猎物为荣；难道内心就没有羞惭吗？（“腼”读“腆”，意为惭愧。）（这一节讲的是沉溺田猎的警戒。）我以小臣的愚昧浅陋，忝居不可估量的恩荣；从草野中被提拔为无能之人，使鄙陋的资质厕身簪缨之列。正逢大道施行、天地安泰，欣喜太子辅政、万国守正；因掌管府署而有许多闲暇，常常讲论政事，恭敬地完成职守。仰观圣人的敏捷，感叹将成为圣人的聪明；从秋天果实成熟时礼贤下士，到春天辅佐君王归于正道。正值美好的年华和宜人的景色，时令温和，空气清朗；华美的宫殿幽深，帘幕安静；灌木森然，风云轻淡；花朵飘香，引动笑声；阳光明媚，黄莺鸣啭，仿佛彼此哀鸣。面对万物繁盛华美的景象，尚且断绝迎来送往的杂念。（“思”读去声。）仍然允当地践行正道而不知疲倦，极力沉潜玩味，钻研精微。命令我这个平庸之才执笔，辞谢在天庭般的朝廷上铺陈文采；这与汉元帝在东宫时以洞箫之乐供人侍奉不同。（汉元帝做太子时喜欢吹洞箫，自己创制曲调，王褒进献《洞箫赋》，于是元帝命后宫贵人都诵读它。）也不同于曹丕做世子时以飞车游园寄托情怀。（魏文帝做世子时，曹植作诗说：“清静的夜晚游西园，飞盖彼此追随。”）我缺少高雅的言辞来赞美您的德行，却想着以轻生来报答恩德；谨敢下拜叩首，愿让您的声名永远流传，奉愿皇帝享有久远的寿命，成就冠绝古今的美名。（“冠”读去声。）太宗看了这篇赋，派使者告诉李百药：“朕在皇太子那里看到了你所作的赋，叙述古来太子善恶的事情，用来告诫太子，十分典雅而切要。朕选你来辅佐太子，正是为了这件事。”对你所承担的任务非常满意。（“称”读去声。）只是必须善始善终罢了。于是赐给他一匹御马和绢帛三百段。（我认为：这是东宫培养德行的开始，也是群臣担任赞善职务的开端。李承乾颇为留意经典文献，然而在燕居闲处之后，嬉戏却没有节制。从前贾谊说辅佐太子时曾有这样的话：“年少时形成的习性如同天性，长期习惯便会成为自然。”爱护子女、用正道教育他们，谁不想从最初就这样教导呢？为什么后来竟相差如此之远？这难道就是孔子所说的“下等的愚人不可改变”吗？还是辅佐太子的措施有所不足呢？然而恭敬地看李百药的《赞道赋》一篇，历数秦、汉、魏、晋以来太子的善恶，以及任用贤能、去除邪佞的道理，明察刑罚、谨慎用刑的方法，高楼雕墙、贪酒好乐、内有女色荒淫、外有沉溺田猎等方面的警戒，没有不完备的。事实切实恰当，文辞流丽，足以光辅太子，堪为典范训诫。） 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多次失礼，奢侈放纵一天比一天严重。（“数”读“朔”。）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写《谏苑》二十卷，用来讽谏太子。当时，太子右庶子孔颖达屡屡冒犯太子的脸色进谏。（孔颖达字仲达，冀州人，八岁入学，每天能记诵一千多字。隋朝时考明经科得高第，贞观初年多次进献忠言，任右庶子，曾撰写《五经义疏》，号称详尽博洽。）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对孔颖达说：“太子已经长大成人，怎么能屡屡当面折辱他呢？”孔颖达回答说：“我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所以进谏要更加恳切。”李承乾命他撰写《孝经义疏》，孔颖达又借着解释经文表达自己的意思，更加扩大规劝进谏的道理。太宗一并嘉奖采纳，分别赐给二人绢帛五百匹、黄金一斤，以此勉励李承乾。（按《史传》记载，各赐绢帛百匹、黄金十斤。） （我认为：于志宁撰写《谏苑》，以具体事例说明匡正救助的益处；孔颖达疏解经义，以此扩大规劝进谏的道理。太宗又赏赐这两位臣子，寄寓激励之意。君、父、师、友所应尽的责任，都已经尽到了。当时李承乾虽然失礼、奢侈放纵，但对于文史和规诲，还没有违抗拒绝。难道不是知晓道理并不难，难的是付诸实行吗？） 贞观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张玄素认为李承乾很是因为游乐田猎而荒废学业，便上书劝谏说：“我听说皇天并不偏爱任何人，只辅助有德之人。（这是《周书·蔡仲之命》的话。）如果违背天道，人与神都会共同抛弃他。然而古代三驱的田猎礼，并不是想教人滥杀，而是要替百姓除去祸害。商汤出猎时只在一面张网，天下因此归附他的仁德。（商汤出外看见有人张网四面，祷告说：‘天下四方的鸟兽都进入我的网中。’商汤说：‘唉，这样就把它们全捕尽了！’于是撤去三面的网，祷告说：‘想向左的就向左，想向右的就向右，不听命的才进入我的网中。’诸侯听到后说：‘商汤的德行达到鸟兽了。’）如今在苑囿中以游猎为乐，虽然名称不同于游乐田猎，但如果经常这样做，最终仍会损害高雅的法度。况且傅说说：‘学习如果不以古人为老师，就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说”读“悦”，这是《商书》中傅说告诫高宗的话。）既然如此，弘扬道义在于学习古代，学习古代必定要依靠老师的教导。既然奉行恩诏，命孔颖达侍讲，希望能多多召见、询问，以弥补万一。还应广泛选拔有声名、有德行、有学问的士人，兼任早晚侍奉之职，阅读圣人的遗教，考察前代的行为，每天知道自己所欠缺的地方，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具备的能力；这样便是尽善尽美，夏启、周成王又哪里值得称道呢？一个处于上位的人，没有不希望自己向善的，只是本性不能胜过感情，沉溺迷惑便会造成祸乱。” 沉溺迷惑到了严重地步，忠诚的言论就会全部被堵塞。因此臣下苟且顺从，君主之道便逐渐亏损。古人有句话说：不要因为小恶而不除去，不要因为小善而不去做。所以可以知道，祸福的到来，都起于逐渐积累。殿下身居储君之位，应当广泛树立美善的谋略。既然已经有沉溺田猎的过失，又怎么能主持祭祀、继承宗庙呢？即使谨慎到最后如同开始一样，尚且担心会逐渐衰退；开始时都不能谨慎，最终又怎么能够保全呢？”李承乾没有采纳。张玄素又上书劝谏说：“我听说称皇子入学而举行齿胄之礼，是想使太子懂得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道理。（“长”读“掌”，下同，见《教诫篇》注。）然而君臣的义理、父子的亲情、尊卑的次序、长幼的礼节，在内可以存于方寸之间，在外可以推广到四海之外，都要通过实行来远播声誉，借助言语来发扬光大。伏惟殿下天资聪慧已经很高，还应当学习文章来修饰外在仪表。我私下看到孔颖达、赵弘智等人，不只是德高望重的鸿儒，也兼通政事要领。希望命他们多次侍讲，开导解释事理，考察古代、评论当今，增益殿下明睿的德行。至于骑射田猎、酣歌女乐以及各种玩赏，如果只图悦耳娱目，最终必定玷污心神。长期受到浸染，必然会改变性情。古人有句话说：心是发动万事的根本，但没有节制就会造成混乱。”

译恐怕殿下败坏德行的根源就在这里了。”李承乾看了这封奏书更加愤怒，对张玄素说：“这个庶子是得了狂病吗？”贞观十四年，太宗知道张玄素在东宫频繁进谏，便提拔授予他银青荣禄大夫，代理太子左庶子。当时李承乾曾在宫中击鼓，鼓声传到宫外。（“闻”读去声。）张玄素叩击宫门请求见太子，极其恳切地直言进谏。李承乾于是把宫中的鼓搬出来，在张玄素面前毁掉，并派家奴等候张玄素早朝，暗中用马檛击打他，几乎将他打死。（“檛”读“查”。）当时李承乾喜欢营造亭台楼观，奢侈到了极点，费用一天比一天增加。张玄素上书劝谏说：“我凭着愚昧蒙蔽，私下占据两宫的职位；对我个人来说有江海般的恩泽，对国家却没有丝毫益处。因此我一定要竭尽愚诚，努力尽到臣子的节操。伏惟太子所承担的储君寄托，承受的责任特别重大。若不能广积德行，凭什么继承并守住先帝成就的事业呢？圣上想到殿下与自己是父子，所做的事又关系到家庭和国家，所以对所需使用的物品不加限制。恩泽施加还不到六十天，所用物品已经超过七万。骄奢到了极点，谁能说还有超过这的呢？龙楼之下只聚集着工匠，望苑之内却看不见贤良。如今说到孝敬，却缺少侍奉饮食、问候宦官的礼节；说到恭敬顺从，却违背君父慈爱教诲的原则；要求有好的声誉，却没有学习古代、爱好道义的实际；观察所作所为，却有因缘而诛戮他人的罪行。宫中的臣僚和正直之士从未在身边，群邪和淫巧之人却亲近深宫。所爱好的都是游乐、伎艺和各种杂色之物，所施舍的也都是图画、雕刻和镂饰之物。在宫外所能看到的，已经有这些过失；居处宫禁深处而不为人知的，难道还数得清吗？在禁门中宣扬谋略，和处在集市没有不同；早晨进宫，晚上出宫，恶劣的声誉逐渐传到远方。右庶子赵弘智经学明达、品行修洁，是当今的善士。我每次请求，希望多次召他入宫，与他谈论，或许可以扩充美善的谋略；皇太子反而猜疑嫌弃，认为我在妄自引荐他人。从善如流，尚且担心还做不到；掩饰过错、拒绝进谏，必定是自取损害。古人说：‘苦药有利于治病，苦口之言有利于修身。’伏愿殿下居安思危，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奏书送入后，李承乾大怒，派刺客准备杀害张玄素。不久正逢东宫被废。（按后一条奏书，《资治通鉴》系于贞观十三年，诏令说：“从今以后，皇太子取用府库物品，主管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取用无度，所以张玄素上疏。贞观十七年，李承乾被废。） 【胡寅说：周官中有关于君王、王后和太子不必会计的文字。依我看来，没有比君王更尊贵的，其次是王后，再次是太子。使用财物而不加限制，是因为他们尊贵的缘故；如果因此放任他们奢侈浪费，难道这是用制度节制、使自己和国家受到约束的道理吗？即使《周官》中膳夫、酒正、内府等职官有这样的规定，然而冢宰的职责是量入为出，能够依据九式均衡节制财用，那么虽说不让他们参与会计，实际上会计之道已经包含其中了。只是不能让有关官员以法令加以阻止，好像是以下制约上罢了。太宗对太子的诏令，使太子大为失意。诸位贤臣在朝，却没有听说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唯独张玄素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末流时加以劝止，几乎因此遭害。这难道不是君臣交往都失当了吗？】【唐仲友说：太宗对于张玄素，可以说是没有察觉他的苦心了。玄素竭力劝谏太子，达到一两次，甚至三四次。李承干忌恨他的直切恳至，派家奴拿棍棒殴打他，又派刺客伺机杀他。他能够逃脱死亡，已经算幸运了。后来他与其他宫僚一同被治罪，直到被除名贬为平民；后来又起用为刺史，但始终没有重新受到亲近。太宗在这件事上刑罚过度，祸害殃及善人，能不令人悲痛吗？这件事与于志宁的情况相同，但赏罚却不同。太宗究竟看到了什么，竟然这样处理呢？】【我按：隋朝太子杨勇、唐朝太子李承干，都因罪被废黜。虽然二人都不贤，有些祸患是自己招致的，但文帝、太宗处理这件事也失去了正道。为什么呢？文帝既已立杨勇为太子，却又宠爱优待杨广；太宗既已立李承干为太子，却又宠爱优待魏王李泰。最初便发生了争夺，后来魏王又仿效这种做法。李承干亲眼看见庶人杨勇的祸患，所以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邪恶谋略。假如太宗在太子和诸王之间早早确定名分，那么李承干即使不贤，也不至于恶化到这样的程度。如今既不能消除他的不平之忿，却又奖赏提拔张玄素、于志宁这一类人，让他们只在言语和章疏的末端进行挽救纠正，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贞观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东宫设置詹事府，掌管统领三寺、十率府的政务】于志宁因为太子李承干大肆营造宫室、奢侈过度、沉溺于音乐，上书劝谏说：“臣听说，能够克制节俭、节省费用，确实是弘扬道德的根源；崇尚奢侈、放纵情欲，正是败坏德行的根本。因此，宫室高耸凌云、遮蔽日光，戎人由此加以讥笑【秦穆公夸耀宫室的盛大，被西戎由余嘲笑，详见《纳谏篇》注】；屋宇高峻、墙垣雕饰，《夏书》以此作为警戒【《五子之歌》说：‘沉溺于美酒，嗜好音乐，宫室高峻，墙垣雕饰，这些事情只要有一项，未有不灭亡的’】。从前赵盾匡正晋国【赵盾是晋灵公的大夫，即赵宣子】，吕望辅佐周室【吕望就是太公，任周太师】，有人劝他们节省财用，有人劝谏他们不要横征重税；他们无不竭尽忠心来辅佐国家，尽诚意来侍奉君主，希望使盛美的功业流传无穷，使英名声誉传布于世人的耳目，并都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况且如今所居住的东宫，是隋朝时营建的，看见它的人尚且讥笑其过于奢侈，见到它的人还叹息其过于华丽，怎么能容许在这里再进行修造？财帛每天耗费，土木工程不停，穷尽斧凿工匠的技艺，极尽磨砺雕琢的精巧。况且丁役、工匠和官奴进入宫内，近来竟然再也没有人监视【‘比’读作‘鼻’；‘曾’读作‘层’】。这些人有的兄长触犯国法，有的弟弟遭受王法惩处，却往来于御苑，出入禁宫，钳子凿子带在身上，槌子杵子拿在手中。监门本来是为了防备意外，宿卫本来是为了预防不测【‘监’读平声】，直长自己既不知道【直长是官名，‘长’读掌声】，千牛又再也看不见【千牛是官名，见《纳谏篇》注】，外面有武力爪牙，里面有劳役之人，有关官署凭什么能够自我安处？”

译“臣下难道能没有恐惧吗？况且郑、卫之乐，古人称为淫靡之声【郑、卫是两国名。《礼记·乐记》说，郑、卫之音是乱世之音，近于怠慢；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之音，政治因此离散，百姓因此流亡，诬蔑君上、行私之事盛行而无法禁止】。从前到了朝歌这个地方，墨翟曾掉转车头离开【‘朝’读昭声，‘翟’读狄声；朝歌是殷代的城邑，《汉书·邹阳传》说，城邑名叫朝歌，墨子便掉转车头】；在夹谷会盟时，孔丘曾拔剑相向【夹谷是鲁国地名。《孔子家语》说，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见，孔子代理相礼之职。齐国派莱人带兵劫持定公，孔子登上台阶前进，使定公退后，说夷狄不能图谋中原，俘虏不能干预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之国。齐侯内心惭愧，挥手让他们退避。齐国又奏乐，令俳优、侏儒在前面演戏。孔子说，以匹夫之身蛊惑侮辱诸侯，罪应诛杀，于是斩杀侏儒。齐侯害怕，脸上露出惭愧之色】。先圣既然已经认为这是错误的，通达贤人也会认为这是过失。近来听说宫中屡屡传出鼓声，大乐署的伎人进去后便不出来，听到的人两腿发抖，谈论此事的人心中战栗。去年已有口头诏令，伏请重新遵循圣上的训示，殷勤而明确地加以告诫；这些恳切的话，对于殿下不可不加以思考。至于微臣，也不能不感到恐惧。臣自从奔走于宫阙之间，已经积年累月，即使犬马尚且懂得感受恩德【‘解’读懈声】，何况人呢？” “臣所有的管见，怎敢不全部说出？如果您能鉴察臣的赤诚，那么臣就有活路；如果责怪臣违忤圣旨，那么臣就是罪人。只知道讨您欢心、求得容纳，臧孙却正是因为把疾病说到您的面前、讲出逆耳之言，《春秋》把这种话比作药石【臧孙是鲁国大夫臧纥，即臧武仲。《左传·襄公三十三年》说，臧孙说：季孙爱我，是像疾病一样的爱；孟孙厌恶我，是像药石一样的帮助。美好的疾病不如令人厌恶的药石，药石尚能使人活命，而我那种令人喜爱的疾病，毒害会越来越多】。伏愿停止工巧制作，遣散长期服役的人，断绝郑、卫之音，斥退群小之徒，那么三种善政就都具备了，万国也会以此为准则。李承干看了奏书很不高兴。贞观十五年，李承干在农忙时节征召驾士等人服役，不允许轮班替换，人人都心怀怨苦。又私自把突厥的群小之人引入宫中，于志宁上书劝谏说：臣听说上天高远，日月以光明彰显它的德行；圣明的君主达到至圣境界，辅佐之臣便能赞成他的功业。因此，周成王诵读《诗经》而登上储位，能够得到毛公、毕公的匡正【毛叔郑、毕公，都是周朝的辅臣】；汉文帝刘恒居于震位，能够从黄绮那里取得辅弼【见《定分篇》注】；姬旦以法度约束伯禽【姬是周人的姓，旦是周公的名字，伯禽是周公的儿子。《礼记》说：成王年幼，不能登位处理政事，周公代成王登位而治理天下，又把世子的法则施行于伯禽】。” “成王有过错，便鞭打伯禽，以此向成王显示做世子的道理】；贾谊向汉文帝陈述政事【贾生就是贾谊，见《纳谏篇》注】。他们全都殷切地对待端正之士，也都恳切地求助于正直之人。历代贤君，没有不反复叮嘱太子的，实在是因为太子承受皇位继承人的地位，处在储君的位置【‘处’读上声，后文同】；太子行善，天下都会沾受他的恩惠，太子作恶，海内都会遭受他的祸害。近来听说仆寺的司驭、驾士、兽医，从春初一直到现在夏末，长期在宫内服役，不让他们轮班替换。有的人家中有尊长，无法做到冬温夏凊【《礼记》说，子女侍奉父母，冬天使其温暖，夏天使其凉爽】；有的人家中有幼小，不能抚养。春天已经耽误了他们耕种，夏天又妨碍了他们播种繁殖；这种做法违背了保存养育的道理，恐怕会导致怨恨叹息。倘若上天听见这些，日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又如突厥的达哥支等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用礼义来要求他们，也不能以仁爱诚信来对待他们；他们心中还不懂忠孝，言语上也不能辨明是非。亲近他们会损害您的英名，亲昵他们对盛大德行没有益处。把他们引入宫阁，人人都感到惊骇，难道只有臣见识浅陋，才独自感到不安吗？殿下必须上合至尊的圣意，下顺百姓的根本愿望，不可以轻视小恶而不加躲避，也不能忽略小善而不去实行。” “治理国家要重视杜绝渐渐滋长的祸患，必须有在祸患萌芽时加以防范的方法。屏退不肖之人，亲近贤良之士，这样善政就会日益兴盛，美好的德音自然会传播到远方。”李承干大怒，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纥’读鹘声，纥干是胡人的复姓】到于志宁住处刺杀他。当时于志宁正因母亲去世服丧，后来被起复为詹事。两人偷偷进入他的宅第，看见志宁睡在苫草搭成的丧庐中【《礼记》说，居父母之丧的人睡苫草、以土块为枕】，最终不忍下手而停止。等到李承干败亡，太宗得知此事，深深勉励慰劳于志宁【‘劳’读去声。按：前一书《资治通鉴》系于贞观十四年，《旧唐书》说，李承干败后，推鞫审问得知此事，太宗对志宁说：‘知道您多次规谏，而且事情没有隐瞒。’于是深加勉励慰劳。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人因为没有进谏之书，都跟着被贬降】。” 【胡寅说：詹事，是东宫官员中地位尊贵的官职。太子在这里学习怎样做父子，学习怎样做君臣。于志宁不应当被起复，太宗也不应当夺去他的丧服。臣下有可以夺去丧服的情况，只有战争之事罢了。詹事负责辅导储君，以忠孝之道教导他，却按照战争的例子，在哀痛服丧期间任职，那么拿什么来教训太子呢？太子不接受劝谏，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如此，从太子方面说，他放纵欲望、任情而行，又将要杀害劝谏之臣，这还不如两个刺客有人心。他不能善终，是应当的！我按：自古以来臣子侍奉君亲，能够尽到自己的道义，就可以感发他人的善心。我曾看《春秋传》：晋灵公不行君道，赵宣子屡次劝谏。晋灵公厌恶他，派鉏麑去刺杀他。鉏麑早晨前往时，寝门已经开了，赵宣子穿戴整齐正准备上朝。鉏麑退出来说：‘不忘恭敬，是百姓的主人；杀害百姓的主人，就是不忠。’因此，赵宣子因为对君主恭敬而免于灾难。如今看李承干不行正道，于志宁上书劝谏他。李承干发怒，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杀他。当时志宁因母亲去世服丧而被起复，两人偷偷进入他的宅第，看见他睡在苫庐之中，便不忍下手而停止。因此，志宁因为孝敬亲人而逃脱祸患。这两个人，大概可以说没有愧对鉏麑了。】李承干的作为，竟然还不如刺客有人心。然而，也没有听说过有人睡苫草、枕土块，却到别人的国家去任职，承担辅佐太子的职责。太宗和于志宁在这件事上都失误了。】《贞观政要》卷四 《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钦定《四库全书》《贞观政要》卷五　　　　　　唐代吴兢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