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九　　　　　　唐　吴兢　撰

译贞观四年，有关官员上奏说：“林邑蛮国【林邑是南方蛮族国家的名称，是汉代南象郡的地方，在交州以南一千多里】的表章言辞不恭顺，请求发兵讨伐。”太宗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到不得已时不能使用。因此汉光武帝说：‘每发一次兵，我都不知不觉头发胡须变白。’自古以来，穷尽兵力、极力用武的，没有不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力强大，想一定吞并晋朝，发动一百万军队，一战便灭亡【苻坚是略阳氐人。晋朝时苻健占据长安，建立前秦；苻健死后其子继位，苻坚杀死君主自立，攻伐晋朝大败，后来被姚苌杀死】。隋炀帝也一定要夺取高丽【“丽”读平声】，连年使百姓服劳役，人民不堪怨恨【“胜”读平声】，最终死在一个普通人手里。至于颉利，往年多次【“数”读音同“朔”】侵犯我国，部落因征战劳役而疲惫，最终灭亡。我如今看到了这些，怎么能立即发兵？况且要经过山岭险阻，土地上又多瘴疠；如果我军发生疫病，即使能够消灭这个蛮族，又有什么补益？言语之间的小事，哪里值得介意？”最终没有讨伐林邑【按《资治通鉴》：林邑进献大珍珠，有关官员认为其表章言辞不恭顺，请求讨伐。】皇上说：“喜欢战争的君主会灭亡，隋炀帝、颉利都是亲眼可以看到的例子。战胜小国算不上武功，何况胜负还未必确定呢？”胡氏说：“太宗不因为夷狄一句怠慢的话就贸然发动战争，几乎可以说是能够忍耐了。然而，林邑表章的措辞之所以敢于不恭顺，是因为他们进献大珍珠来试探朝廷。把他们的进献退还回去才是正确的；如今既不追问，也不退还他们的进献，这就是太宗贪图他们的宝物而甘愿承受他们的轻慢。第二年鹦鹉又进献来，受到的侮辱就更多了。虽然下诏让使者把鹦鹉送还，但珍珠最终仍没有退还，这难道是对待远方人的方法吗？” 【愚按：这一年刚刚擒获突厥，北方土地得以安宁，有关官员请求讨伐林邑，而太宗不愿再次劳师动众、滥用武力。然而自古以来，穷尽兵力、极力用武的，没有不灭亡的。太宗又以苻坚攻打晋朝、隋炀帝攻取辽东以及颉利侵犯疆土为例，它们都走到了灭亡的境地，可以说是知道应当以什么为鉴了。这三件事，都是太宗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并且亲自了解的。以此为鉴，本应终身不忘。为什么到了晚年，却在辽水之上因愤怒而兴兵，不知道停止呢？】

译《尚书》说：“自始至终都要谨慎对待所亲近的人，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做到明察。” 后世的君主，应当以此为鉴。贞观五年，康国【就是汉代的康居国，又称萨末鞬，也称飒秣建；元魏所说的悉万斤，在那密水以南。国君姓温，本是月氐人，被突厥攻破后，逐渐向南依附葱岭；其国王名屈木支】请求归附。当时太宗对侍臣说：“前代帝王大多致力于扩大土地，以求死后的虚名，这对自身没有益处，却使百姓十分困苦。假使这对自身有益而对百姓有害，我也一定不做，何况是为了追求虚名而损害百姓呢？康国既然前来归附朝廷，一旦有急难，就不能不救援【“难”读去声】；军队行进万里，怎么能不使百姓劳苦？如果劳民伤财来求取名声，不是我的愿望。至于他们请求归附，不必接受。” 【范氏祖禹说：太宗知道招徕极远地区的弊端，所以有些事不肯做；然而，对于用兵力攻取的地方，他又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设置郡县治理，这同样会使百姓疲劳，难道是先实行自己的这些话，后来又违背它们吗？不过，他不接受康国归附，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假如他处理事情总是这样，他盛大的德行难道还会稍有减损吗？唐氏仲友说：古代对待荒远服属以外地区，正是如此。太宗把对待康国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夷族，不要求他们臣服，这不是很好吗？可惜他没有始终如此。】【愚按：开拓四夷的疆界，招致风俗不同的民族归附，夏、商、周三代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远方荒僻的夷族，不足以影响中原的轻重；得到它们，正好劳累百姓而没有益处，舍弃它们，反而足以使百姓安宁而没有损害。这样的利害难道还不十分明白吗？汉代建武年间，西域请求归属内地，光武帝认为天下刚刚平定，无暇顾及外事，最终没有答应。唐朝贞观初年，康国请求归附，太宗认为这是求取虚名、损害百姓，最终也没有接受。两位君主安抚远方的做法，可以说无愧于古代，难怪他们成为开创基业的明王。《诗经》说：“施恩于中原，使四方安定。”说的就是这两位君主。】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幽州人，以雄才著称；年轻时侍奉秦王，跟随出征讨伐立有功劳。秦王即位后，升任吏部尚书；后来参与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诛杀】征讨高昌。军队抵达柳谷【西域地名】时，侦察骑兵报告说高昌王麴文泰已经死了【文泰听说唐军来到碛口，忧惧得不知怎么办，发病而死】，定好日期将要下葬，国人全都聚集在那里。如果率领二千轻骑袭击，可以全部俘获。副将【“将”读去声】薛万均【敦煌人，薛万彻的兄长；高祖因他有才干武略，授予上柱国。他曾用计战胜窦建德，攻打突厥有功，被任命为将军】、姜行本【名确，以字行世，以才干能力著称；任宣威将军，太宗每次出巡都让他随从；平定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都认为这样做对。侯君集说：“天子因为高昌骄横怠慢，才让我恭敬地执行天诛；如今却在坟墓之间袭击它的葬礼，不足以称为武功，这不是讨罪之师。”于是按兵不动等待，等葬礼结束后才进军，最终平定了高昌国【按《资治通鉴》：于是击鼓进军，到达田城，晓谕其投降而不降；第二天早晨攻城，到中午攻克，俘获男女共七千多口，于是高昌投降】。【唐氏仲友说：高昌土地不到方圆千里，能作战的士兵只有一万人，却仗恃路远而不来朝贡。太宗讨伐它，是因为它的土地控制着西域的中部。】【愚按：军队平定高昌，是为了开拓西部边疆。高昌距离唐朝七千多里，在当时可以说是远征了。然而幸亏有功臣和宿将，智谋勇力足以制胜，所以能够成就这番功业。高昌平定以后，唐朝的疆域东西九千五百多里，南北一万九百多里，达到唐朝最盛时期。因此我曾说，太宗在帝王怀柔之道方面虽然有所不足，但同汉武帝远征开拓的功业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北方少数民族世代成为祸乱的来源，如今薛延陀倔强【“倔”切音为渠勿；延陀是铁勒各部的姓，倔强就是不柔顺服从】，必须早日设法处理。我仔细考虑过，只有两个办法：挑选十万士卒攻击并俘虏他们，清除凶恶之徒，使百年没有忧患，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满足他们的请求，同他们结为婚姻，我作为百姓的父母，只要能够使百姓获利，难道会吝惜一个女儿吗？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往往由内政所决定；一旦生下孩子，那么我的外孙就不会侵犯中原，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这样说来，边境足以得到三十年没有战事。提出这两个办法，哪一个应当优先？”司空房玄龄回答说：“隋朝大乱之后，户口大半还没有恢复，兵器和战争带来凶险，是圣人所谨慎的。和亲的办法，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按《资治通鉴》：当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出使薛延陀，把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 【胡氏寅说：人各自有配偶，天子的女儿，不应当配给外族。昏乱的时代和愚昧的君主，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汉高祖、唐太宗都是世间少有的英主，却都把外族当作女婿。君主如果发现自己的见识有所不及，就应借助群臣来纠正自己。房玄龄习惯援引汉代的做法，所以不知道远远考察先王的制度，这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薛延陀尚未服从，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德政还有欠缺吗？应当增加修养仁义，明确施行政令和刑法；他们来归附就接纳，不来归附也不强迫，这才是上策。舍弃上策不用，却嫁女儿来结交他们的心，这就是把不是办法的办法当作办法，而太宗君臣还在那里彼此赞叹，不也太鄙陋了吗？】【愚按：上古帝王驾驭四方夷狄，归服的就用德行安抚他们，叛乱的就用威势震慑他们，从未听说要同他们结为婚姻。汉高帝时，冒顿屡次侵扰北部边境，高帝听从刘敬的请求而与其结亲。唐武德年间，突厥派使者请求通婚，高祖听从裴矩的建议而答应通婚。这样看来，和亲的做法，汉高帝在汉朝开了先例，唐高祖在唐朝开了先例，都不是用来昭示子孙后代的。刘敬固然不必提出这个建议，裴矩也不值得责备。房玄龄是太宗的贤相，却说：“战争，是圣人所慎重对待的事；和亲，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为什么竟然这样不加思考呢？只应当勉励他的君主说：“战争会使百姓劳苦，和亲会使国家受辱；二者都不足以安定百姓、威服四夷。”君主若能实行帝王之道，修明德教，严明政令刑法，那么中原就会安定，边境就会牢固，远方来宾，夷狄相继归服，自然会有不待期望而实现的结果。唉！君主这样做却不以为耻，臣子也不认为这是错误，实在可惜。】

译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他的国君，夺取了国家政权，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如今凭国家的兵力，攻取它并不困难；只是朕还不能立即出动大军，姑且命令契丹、靺鞨去骚扰它，你们看怎么样？”【“令”读平声；“契”读“乞”，“靺”读“末”，“鞨”读“曷”。契丹，是东胡的一支，元魏时称为契丹。靺鞨居住在肃慎旧地，共有若干部落，其中黑水部最强。】房玄龄回答说：“臣观察古代各国，没有不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如今陛下抚养百姓，将士勇猛精锐，力量有余却不去攻取，这正是所谓‘止戈为武’。从前汉武帝多次讨伐匈奴，隋朝皇帝三次征伐辽东，百姓贫困、国家败亡，实在都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详察。”太宗说：“好。”【按《资治通鉴》不记载房玄龄的话，只记载长孙无忌说：“盖苏文知道自己的罪过很大，害怕大国讨伐，必定会严密设置防守。陛下暂且对他隐忍，使他能够自安；他一定会更加骄横懈怠，越发放纵自己的恶行，到那时再讨伐他也不迟。”太宗说：“好。”】贞观十八年，太宗因为高丽莫离支杀害国君、残暴虐待臣民，商议准备讨伐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言说：“陛下用兵的机谋和神妙的筹划，没有人能够猜知。从前隋朝末年天下动乱，陛下能够平定盗寇的祸难；以及北方夷狄侵犯边境、西方蕃国失礼时，陛下想要命令将领攻击他们，群臣无不苦苦劝谏，只有陛下英明果断，最终把他们全部诛灭。现在听说陛下将要讨伐高丽，大家都感到疑惑不安。然而陛下神武英明、声威显赫，不同于周、隋的君主；军队一旦渡过辽水，事情就必须取得胜利。万一不能取胜，便无法在远方显示威严，陛下必定更加愤怒，再次发动军队。如果到了这一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对。【按《资治通鉴》载，李勣又说：“近来薛延陀入侵，陛下想要发兵彻底追讨，魏征进谏而使陛下停止，因此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当初若采用陛下的防备计划，北方边境就安定了。”太宗说：“是的，这确实是魏征的过失。”朕不久便后悔了，却不愿说出来，恐怕堵塞了好的谋略。】太宗想亲自征伐高丽，褚遂良上疏认为：“只要命令二三名勇猛将领，率领四五万军队，凭借陛下的威灵，攻取它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如今太子刚刚册立，年纪还很幼小；其余藩屏，都是陛下所知道的。一旦放弃金城汤池般的完整防守，越过辽海的险阻，以天下君主的身份亲自进行远征，这些都是愚臣我非常忧虑的事。当时群臣中有许多人进谏，太宗都不听。范祖禹说：“高丽臣属于唐，而它的国君又被奸臣杀害，作为大国，不能不讨伐它。然而高丽的国势还不如突厥，它的险阻和路途也没有超过高昌、吐谷浑。这三个国家，都是只命令将帅率偏师攻取，便使它们的国家成为废墟。为什么唯独到了高丽，却想亲自出征呢？”太宗如果听从褚遂良的话，即使出兵而不能取胜，也没有什么损失。【朱黼说：从古以来，君主亲眼见过祸乱败亡的人，不用劝告也会自行警惕；深知祸患罪咎的人，不用告诫也会自行收敛。隋炀帝征伐辽东的祸患，终于造成家族覆灭、国家破亡，自己身死、宗族被屠。太宗大概亲眼看见过这样的惩罚，却反而急切地赶去重蹈覆辙。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他心里自以为：我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国家富足、百姓众多，是隋朝不敢奢望的。我乘着平定四夷所剩的力量，凭借诸将荡平敌国所积的威势，来到城下击一通鼓，就可以把它消灭。主意已定，意志已决，即使满朝大臣都进谏，也不能再使他停止了。】【唐仲友说：王珪、魏征已经去世，谏臣只有褚遂良了，但他的见识和器量比不上魏征、李勣。褚遂良一遭挫折，进谏便不能实行；李勣不过是武臣，所看重的只是边功，哪里顾得上天下大计？如果魏征还在李勣的位置上，这种话一定不会说出来；即使有这样的意见，魏征难道肯只说到这里就停止吗？褚遂良把能够取胜当作好事，那么他的言论已经不能没有过错了。他为什么不明确夷夏之分，重申知足的告诫，来告诉皇帝：“高丽不过是个小小的丑类，并没有侵犯边境官吏，如今去讨伐它，取胜也算不上武功，不能取胜反而会被人耻笑，岂不是很不值得吗？”李勣指责魏征，实际上是为了阻止褚遂良再次进谏，可惜他没有上疏竭力陈说。太宗想要用兵时，就指出魏征的过失；他后悔用兵时，又想起魏征。谏臣关系到国家的轻重竟然如此，所以议论进谏，必须像魏征那样才行。】【愚按：贞观十七年，朝廷大臣请求增加戍守军队来逼迫高丽。太宗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明文德来使他们归附；从未听说驻扎军队能够威服极远之地。”这句话体现了帝王安抚远方的原则，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可是不到几个月，就有了讨伐辽东的议论；过了第二年，又有了亲自出征的行动。无非是要替辽东国主洗雪怨恨，替新罗报仇，却想仿效汉武帝、隋炀帝的做法。所保留的是小事，所舍弃的却是大事，为什么言论和行动竟然相反呢？难道说话并不困难，而实行才特别困难吗？当时进谏的人很多。像房玄龄的言论，以汉武帝、隋炀帝为鉴戒，确实是保全国家的深谋远虑。长孙无忌的言论，想等高丽放纵肆虐之后再讨伐，也是保全国家的长远防备。褚遂良在开始议论出兵时，本来就阻止太宗的意图；到了亲自出征之时，又阻止他的行动，也足以稍稍起到警戒作用。可惜太宗心意已定、意志已决，这些意见全都没有被采纳。至于李勣阻止褚遂良的进谏，反而说魏征是错误的，明明把他的君主引向不善的境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逢迎君主的恶意’；他的罪过难道不大吗？】贞观十九年，太宗将要亲自征伐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如果皇帝车驾亲自前往辽东，皇太子又在监国；定州、东西二京的府库所在之处，虽然有军队镇守，终究还是空虚。辽东道路遥远，恐怕会发生玄感之变【隋炀帝亲自征伐高丽时，杨玄感于是起兵包围东都】。况且边境小国，不值得劳驾万乘之尊亲自前往。如果取胜，不足以显示武功；假如不能取胜，反而会被人耻笑。臣恭请把这件事交给贤能将领，自然可以及时摧灭它。”太宗虽然没有听从他的劝谏，但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尉迟敬德说得对。【按：《资治通鉴》记载，太宗没有听从此言，却任命尉迟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他随行。】

译【愚按：陈恒杀害他的国君，孔子斋戒沐浴后请求讨伐他。古代臣子杀害国君、儿子杀害父亲，人人都可以诛讨。高丽是唐朝的藩臣，它的国君被莫离支杀害，太宗发兵讨伐它，这难道与隋炀帝师出无名的战争相同吗？只是本不应当让皇帝亲自出征罢了。尉迟敬德请求把它交给贤将，当然可以推翻并消灭它。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我曾经论述过这一点。高丽不过是个极小的国家，却四次抵御隋军，五次抵御唐军；如果没有有谋略的大臣和善战的将领，怎么能做到这样？当时李靖曾说：莫离支自以为懂得用兵，所以轻视中原。太宗也曾暗示李靖，让他去征伐高丽；李靖欣然请求出征，但太宗没有采纳。后来军队无功而回，太宗问李靖说：‘我凭天下的力量，却在小小夷国面前受挫，这是为什么？’李靖说：‘这件事，道宗知道。’大概是指驻跸山之战中，应该分兵袭击平壤的事情。由此说来，太宗如果任用李靖为统帅，平定高丽是一定的。太宗不能任用李靖，却任用李勣为将领；李勣违背惠真、延寿的意见，放弃乌骨城而不进攻，忽视了攻取安市城的计策，驻守安市城时又没有设置足够的军队，粮食将尽、兵力减少，最终无功而返。这都是因为不用李靖而任用李勣。】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跟随太宗征伐高丽，太宗下诏命令李道宗和李勣担任前锋。等到渡过辽水，攻克盖牟城【“盖”读“盍”；如今为盖州，隶属于镇东】时，遇到大批敌军赶来，军中众人都想深挖壕沟、凭险固守，等待太宗到达后再慢慢推进。李道宗说：“不可以。敌人急忙从远处赶来，军队实际上已经疲惫困顿；他们依仗人多而轻视我们，一战就可以摧毁他们。从前耿弇没有把敌人留给君主和父亲【“弇”读“揜”；耿弇是汉光武帝的将领】。我既然职责在前军，就应当清除道路，等待皇帝车驾。”李勣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率领几百名骁勇骑兵直接冲入敌阵，在敌阵左右来回冲击；李勣乘势合兵攻击，大败敌军。太宗到达后，对他们大加赏赐慰劳。李道宗在阵中脚受了伤，太宗亲自给他针灸【“灸”读“救”】，并赐给他御膳。【按：《资治通鉴》记载此事很详细，这里大多不再抄录。】【范祖禹说：太宗征伐高丽，并不只是依仗四海的财富和军队的强盛。他从年轻时出身平民，奋发而起，志气英武果敢，经历百战百胜而取得天下。天下安治已经很久了，他却不能深思熟虑、安然高居，仍然想要施展自己的意志，急切兴奋，喜爱用兵，就像冯妇打虎一样，不能自行停止。没有用礼义来涵养自己的心，用中和之气来涵养自己的气质，他只是开始于勇敢，结束于勇敢罢了。《记》说：‘可贵的是勇敢有力的人，而更可贵的是他敢于实行礼义。’天下没有事情时，就把勇力用在礼义上；天下有事情时，就用在战胜敌人上。用在战胜敌人上，就能无敌；用在礼义上，就能使天下顺从而得到治理。太宗在天下太平时，不懂得把勇力用于礼义，只把战胜敌人当作美德。因此，他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却同远方夷狄较量胜负，一战就取胜，便自以为是功劳；他的器量难道不是太小了吗？】【愚按：汉代耿弇讨伐张步时，耿弇被飞箭射中；光武帝当时在鲁地，知道耿弇受到张步攻击，便亲自前往救援。光武帝还没有到，陈俊对耿弇说：‘强悍的敌军势盛，可以暂且关闭营门，休整士卒，等待皇帝到来。’耿弇说：‘皇帝车驾将要到达，臣子本应杀牛斟酒来迎接，百官反而想把敌人留给君主和父亲吗？’于是出战并击败敌军。这件事同李道宗击败高丽军的事情完全相同，大概臣子应尽的义务，本来就应当如此。像李道宗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充分尽到了臣子的义务，耿弇在汉代也不能独自享有这份美誉了。】太宗在《帝范》中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撰成《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兵器和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土地虽然广阔，喜欢战争就会使人民凋敝；中原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就会使人民陷入危险。使人民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使人民陷入危险，也不是防备寇乱的办法。兵器不能完全废除，也不能经常使用。所以要在农闲时讲习武事，以熟悉军威和仪容；每隔三年整治军队，以辨明等级次序。因此，越王勾践下车向青蛙行礼，最终成就霸业【勾践是越王的名字。越王被吴国打败后，修养德行、整治军队，谋求洗雪被吴国羞辱的耻辱；他看见一只青蛙鼓气，就下车向它行礼，左右侍从奇怪地询问，越王说：“它也有勇气。】徐偃王抛弃武备，最终使国家陷入危亡【徐国是夷狄之国，爵位为子爵，却僭越称王，号偃王。周穆王听说后，命令楚国讨伐徐国。徐子说：“我依靠文德，却不明白武备的重要，所以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越王练习并保持他的威武，徐偃王却忘记了他的武备。孔子说：“不教导人民作战，这就叫作抛弃他们。”【此语见《论语》。】所以要知道弓箭的锋利，用它来威服天下【《易传》说：“弓箭的锋利，用来威服天下。”】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愚按：《尚书》称说‘放牛归马’，诗中说‘收起兵器，收藏弓箭’，可见兵器实在不是圣人所崇尚的东西。然而我曾考察周公制定《周礼》，极力讲述师帅、旅帅、卒长、伍长等军队编制，详细陈述振旅、苃舍、治兵、大阅的仪式。至于杀牲、巡视军阵，严肃得如同强敌即将到来。可见兵器也不是圣人所废弃的东西。太宗说得好：‘使人民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使人民陷入危险，不是防备寇乱的办法。兵器不能完全废除，也不能经常使用。’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这句话。】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要再次讨伐高丽【“重”读平声】。当时房玄龄卧病，病情日益加重；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如今天下清平安宁，所有人都得到适当的安排。只有想要向东讨伐高丽，正是国家的祸害。我知道这件事却不说，可以说是要含恨入地了。”于是上表进谏说：“臣听说，战争最忌讳不能收止，武力最可贵的是止息战争。当今圣明的教化广泛施行，没有远方之地不能达到。上古帝王不能使之臣服的人，陛下都能使之臣服；不能控制的地方，陛下都能加以控制。详细考察古今，给中原造成祸患的，没有超过突厥的。陛下于是安坐殿堂运用神妙的谋略，不必走下殿堂，就使大小可汗相继束手归服；又分派他们掌管禁卫，执掌兵器，进入军队服役。后来薛延陀像鸱鸟一样张狂【鸱，是一种凶恶的鸟】，不久便被消灭。铁勒仰慕大义，请求设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之内没有战尘。至于高昌在流沙一带叛乱，吐谷浑在积石山归降，陛下只派偏师稍加讨伐，便都被平定荡平。高丽历代逃避诛讨，没有人能够讨伐它。陛下责备它叛逆作乱、杀害国君、虐待百姓，亲自统率六军，到辽东碣石问罪。不到十天，就已经抵达辽东。前后俘获敌人以数十万计，分配到各州，到处都住满了。”

译洗雪前代长期积累的耻辱【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高丽侵犯辽西，隋朝派杨谅讨伐，没有成功。隋炀帝大业六年，征召高丽王元入朝，他没有到。大业八年，征发天下军队攻击高丽，炀帝亲自出征，攻打各城都不能攻下；于辽东碣石，宇文述等人又遭到惨败。大业九年，再次亲征，仍未成功。大业十年，又讨伐高丽，征召其王入朝，最终仍没有到】；掩埋崤陵的枯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军和姜戎在崤地击败秦军。文公二年，秦伯讨伐晋国，渡过黄河后焚烧船只，攻取王官和郊地；晋人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封埋崤地秦军尸骨后返回】。拿功劳相比、把德行相较，陛下超过前代君王万倍。这是圣明君主自己知道的，微臣哪里敢详尽说明？况且陛下仁爱的风气遍及天下，孝德光明显著，可以与天相配。看见夷狄将要灭亡，便指出期限不过几年；授予将帅节制调度之权【“将帅”的“将”读去声，后同】，便能在万里之外决定战机。屈指等待驿使，观察日影盼望文书，符应如同神机妙算，没有遗漏。能从行伍之中提拔将领，从平凡低微的人中选取士人。远方夷狄的单独使者【“使”读去声】只见过陛下一面，便终身不会忘记。小臣的姓名，陛下从未需要再问。加上陛下留心古代典籍，专意于诗篇【“属”读“嘱”】，书法超过钟繇、张芝【见《师傅篇》注】，文辞胜过贾谊。马周说：汉代的贾谊、司马相如都是文人。文章的锋芒一经振起，宫、征等音调自然和谐；轻轻挥动笔锋，文采便如花朵竞相绽放。陛下以慈爱之心安抚万民，以礼节褒奖群臣，连细微的善行也加以褒扬；连能吞下大船的大鱼都能用网捕获，逆耳的劝谏一定听取，肤浅而伤人的谗诉就此断绝【《论语》说：“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爱护生命的恩德，使江湖上的禁阻和塞障都被消除【“好”读去声】；厌恶杀戮的仁心，使屠宰场停止挥刀击鼓。野鸭和仙鹤承受稻粱的恩惠【“荷”读去声】，犬马也感受帷帐车盖的恩德。陛下屈尊为李思摩吮吸伤口【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讨辽东，攻打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箭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登堂亲临魏征的灵柩前【“临”读去声。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去世，太宗亲临哭吊，悲痛异常】；为战死的士卒哭泣，悲哀震动全军【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讨高丽，抵达营州时，下诏把辽东战死士卒的遗骸全部收集起来，集中在柳城东南，命有关部门设置太牢祭祀，太宗亲自撰文祭奠，临场哭泣，极尽哀痛】；背负填路的柴薪，感情感动天地【贞观十九年，太宗渡过辽水，辽泽泥泞积水，车马无法通行，便命长孙无忌率领万人割草填路；水深之处用车作桥，太宗亲自把柴薪系在马鞘上以助劳役】。陛下重视百姓的生命，尤其尽心于审理各种狱讼。我才智昏昧，哪里足以谈论圣上的功业多么深远、天德多么高大呢？陛下兼有众多美德，无不完备具足。我深深替陛下珍惜、看重、爱护并视若珍宝。《周易》说：“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退让，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取得而不知道防备。”又说：“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这是《易·文言传》解释乾卦的话】由此说来，进取中含有退让的道理，生存中潜伏着灭亡的契机，取得中有防止丧失的道理。我之所以替陛下珍惜，正是这个意思。《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业和德行已经足够了，开拓土地、扩张疆域也可以适可而止了。高丽不过是边远的夷狄贱类，不值得以仁义对待，也不能按照通常的道理去责备。自古以来，人们只是把他们当作鱼鳖畜养，应该采取宽简的策略。如果一定要灭绝他们的种族，我深恐野兽困窘时就会反扑。况且陛下每次判决死囚，都一定命令三次复核、五次奏报；进食素食、停止音乐，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最为可贵。这足以感动圣上的慈悲之心。何况如今这些士兵没有一个犯有罪过，却无缘无故把他们驱赶到战场之中，置于刀锋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魂魄无所归依；又使他们年迈的父亲、孤儿、寡妻和慈爱的母亲，望着载尸的车掩面哭泣，抱着枯骨痛彻心扉。这足以使阴阳为之变动，使和气受到伤害，实在是天下最大的冤屈和痛苦。况且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只有不得已时才可以使用。假如高丽违背臣节，陛下诛灭它是可以的；假如它侵扰百姓，陛下消灭它是可以的；假如它长久地能够成为中原的祸患，陛下除掉它也是可以的。三条中只要有一条成立，即使每天杀死一万人，也不值得惭愧。如今这三条都没有，却只是因为替旧主雪恨而使中原疲困【“为”读去声。贞观十七年，高丽臣子莫离支弑杀国君建武，独自专擅国政，太宗于是产生征讨辽东的议议】；又因为替新罗报仇而出兵【贞观十七年，新罗派使者说百济攻取其国四十多座城，又同高丽联合用兵，谋划断绝新罗入朝的道路，请求出兵救援。皇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携带玺书赐给高丽，叫它不要攻打新罗，莫离支最终不听；玄奖回来后详细说明了情况，皇上于是想要征讨高丽】。这难道不是所得很小，所受损失却很大吗？希望陛下遵循皇祖老子知足知止的告诫，以保全万代巍巍的声名，施发丰厚的恩惠，下达宽大的诏令，顺应春阳来播施恩泽，准许高丽改过自新，焚毁凌波船，停止招募的士卒【贞观十八年，太宗想要征讨辽东，在长安、洛阳招募士卒三千人，战舰五百艘】。这样自然会使华夏和夷狄共同庆幸蒙受恩惠，远方肃敬，近处安宁。我年老多病，位列三公，早晚将要入地，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像尘露那样对山岳增添微小的益处。因此谨以残魂余息，预先代为表达结草报恩的诚意【《左传·宣公十五年》：秦国攻打晋国，驻军于辅氏，魏颗击败秦军，俘获杜回。起初，魏武子有一个宠妾，没有儿子。武子病重时命令魏颗说：“一定要嫁了她。”病危时又说：“一定要让她殉葬。”武子死后，魏颗看见一个老人结草来抵挡杜回，杜回被绊倒而跌倒，因此被俘。当天夜里，魏颗梦见老人说：“我是你嫁出去的那个妇人的父亲。你依照你父亲清醒时的遗命办事，所以我来报答你。”】如果陛下能够记下这声哀鸣，即使我死后尸骨也不会朽烂。太宗看了奏表，叹息说：“这个人病危到这种程度，还能忧虑我国，虽然劝谏没有被采纳，终究是良策。” 【唐氏仲友说：《易经》既济卦六二和未济卦九三，都是征伐鬼方，都是征战三年。在既济卦中是告诫，在未济卦中是勉励。武功尚未完成，圣人一定在开始时勉励；武功已经完成，圣人一定在结束时告诫。房玄龄的奏书具有既济卦的象意，太宗没有听从，是因为缺少畏惧丞相的心罢了。】

译【朱氏黼说：房玄龄在太宗身边，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可或不可；每当皇帝发怒，只是震恐地退让谢罪，并不是不能进谏。史书称王珪、魏征善于直谏，房玄龄、杜如晦却让他们保持正直，所以太宗最初举兵征辽时，褚遂良两次进言，太宗都没有听从。到这次再次出兵，朝廷外廷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即使房玄龄长期受到任用、深受信任，也不敢在朝廷上当面陈说，只在临终将要断气、仅存一息之际独自上表劝谏，情理恳切，言辞竭尽。太宗嘉奖并采纳了其中的道理，却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直到房玄龄去世以后，太宗才停止这件事。由此观察太宗晚年的作为，大致可以考见了。】【我认为：房玄龄这篇奏疏，是在太宗征讨辽东没有成效以后、考虑再次出兵之时，而房玄龄即将临终的日子上奏的。这篇奏疏言辞和意旨都很恳切，为什么在太宗第一次亲自征讨时却没有见到呢？难道是太宗的愤怒之心难以止息，即使忠言苦口也不足以阻止他的行动吗？莫非是等到他大举出兵而没有成功以后，这才进谏吗？然而房玄龄这篇奏疏确实恳切，太宗只是说：“这个人病危至此，还能忧虑我国，看来也没有乐于听从他的意思。”过了第二年，太宗便因病命皇太子听政了。否则，如果因愤怒而再次出兵，事情就难以预料了。】《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夷狄都会前来称王。” 又说：“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养德行，四方夷狄都来宾服。”帝王要保有安定的政治，难道还有什么可以防备的吗？凭太宗这样的贤明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有所防备的人呢？贞观二十二年，军队频繁调动，宫室相继兴建，百姓颇为劳苦疲弊。充容【唐代制度中的女官名号，是九嫔之一】徐氏【名徐惠，长城人。出生五个月便能说话，四岁通晓经书，八岁撰写文章。父亲徐孝德曾试着让她仿作《离骚》，写成《小山篇》说：“仰望幽深的山岩而流转目光，抚摸桂枝而凝聚思念；将要千年啊，才能遇到这样的荃草，为何独自离去呢？”】太宗听说后，召她入宫为才人。她手不释卷，文辞敏捷丰富，皇帝更加礼遇和顾念她。永徽初年去世，追赠贤妃。她上疏劝谏说：贞观以来二十多年，风调雨顺，年成丰收，百姓没有水旱灾害的困苦，国家没有饥荒的灾难。从前汉武帝是守成守常的君主，尚且登泰山刻玉立符【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山下东方如举行祭祀太一的礼仪；封土宽一丈二尺、高九尺，土坛下面有玉牒，玉牒上书写秘密文辞，礼毕后在肃然山举行禅祭】；齐桓公作为小国的平庸君主，尚且涂泥金以表达封禅的愿望【齐桓公称霸后在葵丘会合诸侯，想举行封禅。后汉制度中，封禅使用玉牒、玉检，用水银调和成泥；“望”是远望而祭祀】。陛下推让功劳，克制自己，不把德行据为己有，亿万百姓都倾心拥戴，却还缺少告成功业的礼仪【《通典》说：古代帝王兴起，每逢改朝换姓而天下太平，必定在泰山举行封禅，以告知上天功业已经成功】。云云山、亭亭山正等待着接受朝拜，陛下还没有施行登山告天的仪式【黄帝在亭亭山举行禅祭，五帝在云云山举行禅祭，都是山名；《礼记》说“升中于天”】。这样的功德，足以咀嚼历代帝王、包罗千秋万代了。然而古人说过：“即使有了美善，也不要自以为美善。”这确实是有道理的。能够守住开端、保全结局，圣贤之人很少能兼备。由此可知，功业越大越容易骄傲【“易”读以豉切，下同】，希望陛下把它看得困难。善于开始却难以坚持到底，希望陛下把坚持到底看得容易。我私下看到，近年来劳役一并征发：东面有辽海的战争，西面有昆丘的劳役；士卒因穿戴铠甲而疲惫，舟车因运输粮饷而困倦【“转”读去声】。况且招募人从军，他们无论留下还是离开，都怀有对生死的痛苦；又因风浪阻隔，往来有漂流溺死的危险。一个农夫竭力耕作，一年却收获不了几十；一艘船一旦损失，就会倾覆数百船的粮食。这就好比运送有限的农夫劳作去填塞无穷的大浪，图谋尚未得到的他国民众，防备已经形成的我军。虽然铲除凶恶、讨伐暴乱是国家惯常的法则，但滥用武力、穷尽兵力，是前代圣哲所告诫的。从前秦始皇吞并六国，反而加速了危亡祸患的根基；晋武帝一度拥有三方土地，反而造成覆败的事业。这难道不是因为夸耀功业、倚仗强大，抛弃德行、轻视国家，只图利益而忘记祸害，放纵情欲，最终使广大的天下虽然辽阔也救不了它的灭亡，使哀号的百姓因困弊而酿成祸乱吗？由此可知，土地广大并不是使国家长久安定的办法，百姓劳苦才是容易产生动乱的根源。希望陛下广施恩泽、流布仁爱【此下疑缺四字】，减少出行劳役的烦扰，增加如雨露般的恩惠。我又听说，治理政事的根本，贵在无为而治。我私下看到，土木工程不能同时全部完成。北阙刚刚修建，南面又营造翠微宫，还没有超过一段时间，玉华宫又开始兴建【“曾”读层；翠微、玉华都是宫名】。这不只是架设建筑的劳苦，也颇有耗费工力的代价。即使说是通过和雇来雇用人力，也不能没有烦扰百姓的弊病。因此，简陋的宫室，是圣王所安居的；金屋瑶台，是骄奢君主所认为的华丽之物。所以有道的君主使人安逸来安置百姓，无道的君主以享乐来满足自身【“乐”读洛】。希望陛下让劳役按照时令进行，这样民力就不会枯竭；使用劳力后让它休息，民心就会喜悦。珍玩和奇巧之物，实在是败坏国家的斧斤【“夫”读扶，下同】；珠玉锦绣，实在是迷乱心志的毒药。我私下看到，所穿戴和玩赏的物品鲜明华美，仿佛是自然生成的；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好像是神仙制造的。虽然在末世俗风中驰骋华丽，实际上却败坏了质朴淳厚的风气。由此可知，漆器并不是招致叛乱的办法，但夏桀制作漆器后百姓就反叛了；玉杯难道是招致灭亡的办法吗？但商纣使用玉杯后国家就灭亡了【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说：“他使用象牙筷子，就一定会制作犀角、玉石的杯子。”】现在正可验证奢侈华丽的根源，所以不能不加以遏制。用俭朴制定规范，尚且还担心它会变得奢侈；如果用奢侈制定规范，又凭什么来约束后世呢？我恭敬地认为，陛下能够明察尚未形成的事物，智慧周遍而没有边际，在麒麟阁穷尽探究深奥之理【汉宣帝曾在麒麟阁绘制功臣画像】，在儒林中尽力探索幽微【“探”读平声，“赜”读土革切】。历代君王治乱的踪迹、百代安危的事迹、兴亡衰乱的规律、得失成败的关键，本来都已经包藏在陛下心中，反复呈现在陛下眼前。陛下内心早已长期明察这些道理，不需要我再说一两句话。只是知道并不困难，实行却不容易。希望陛下不要因功业而骄矜，不要因时局安定而使身体沉溺于安逸。恭敬地希望陛下抑制意志、警醒内心，谨慎地完成结局而成就开端，减少轻微的过失来增加厚重的德行，选择今天正确的做法来替代过去的错误，那么盛大的声名就能与日月一样无穷，伟大的功业就能与天地长久相配。【原文“永防”疑有讹误，义不明】太宗非常赞赏她的话，特意给予十分丰厚的优厚赏赐。【我认为：臣子向君主进谏，古人把它比作批逆龙之鳞，即使士大夫也认为困难，何况妇女呢？史传中所见的，有邓禹的后人邓防议论莫敖失败，成风请求把须句封给鲁国，班婕妤辞绝与汉成帝同乘车辇，刘氏救元达免受刑罚；千年之中寥寥可数，并不多见。太宗能够采纳劝谏的德行，冠绝古今；外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内有文德皇后，也足以相互修治、共同辅佐他了。宫妾之中，又有像徐氏这样的人。看她的劝谏奏疏，即使老儒宿学，也很难远远超过她。唉，真贤德啊！】安定边疆第三十六【共两章】

译贞观四年，李靖攻打突厥颉利可汗，击败了他；他的部落中有很多人前来归降【“降”读下江切，下同】。皇帝下诏商议安定边疆的办法，中书令温彦博建议把他们安置在河南【“处”读上声，下同】，按照汉建武年间的办法，把投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下【“塞”读赛。五原塞今为丰州，隶属河东】，保全他们的部落，使他们能够成为屏障，又不离开自己的风俗，因势加以抚慰：一方面可以充实空虚的土地，另一方面可以表示朝廷没有猜疑之心，这是包容养育的办法。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秘书监魏征说：匈奴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败亡，这是上天要消灭他们，也是宗庙神灵和皇上的神武所致；况且他们世代侵扰中原，是万民的仇敌。陛下因为他们投降，不能诛灭他们，那么就应当把他们遣送到河北【今山东道】，居住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匈奴面貌像人而内心如兽，不是我族类；强大时一定侵扰盗掠，弱小时就卑躬屈服，不顾念恩义，这是他们的天性。秦、汉之所以受到他们的祸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当时常派遣猛将攻击他们【“将”读去声】，收取河南地区设置郡县。陛下为什么反而把他们安置在内地呢？况且现在投降的人将近十万，几年以后，繁衍增长就会超过一倍，居住在我们的肘腋之下，靠近王都，必将成为心腹之患，尤其不能把他们安置在河南。温彦博说：天子对待万物，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凡是归附我的人，就一定要养育他们。如今突厥被攻破，残余部落归附陛下，如果不加怜悯，抛弃而不接纳，这不合天地之道，也会阻碍四方夷狄归附的心意。我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可取，应当把他们安置在河南，这就是所谓使将死的获得生存、已经灭亡的得以保存；他们感念我国深厚的恩德，最终不会叛逆。魏征说：晋代、魏时，胡人的部落分散居住在靠近中原的郡县，江统劝说把他们驱逐到塞外，晋武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几年以后，终于使瀍水、洛水一带倾覆【江统字应元，陈留人，晋武帝时任山阴令。当时关陇地区受到氐、羌侵扰，江统深刻推究四方夷狄扰乱华夏的原因，认为应当防止祸患萌芽，于是写了《徙戎论》，皇帝不能采纳。不到十年，夷狄便扰乱华夏，当时人们都佩服他的深刻见识】。前代覆车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陛下如果一定采纳彦博的意见，把他们安置在河南，这就像养虎一样，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患。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的道理无所不通。突厥残余部众把性命交给我们，收容他们居住在内地，用礼法教导他们，选取他们的首领【“酋”读慈由切，下同】派去担任宿卫，使他们畏惧威势、感怀恩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况且光武帝把河南的单于安置在内郡【“单”读蝉】，把他们作为汉朝的屏障，最终一代之内没有发生叛逆。魏征又说：隋文帝劳累军队、耗费仓库，扶立可汗，使突厥恢复国家【“令”读平声，下同】；后来突厥辜负恩德、失信背约，把炀帝围困在雁门【隋开皇二十年，文帝任命突厥突利为启民可汗，并把义成公主嫁给他。大业十一年，炀帝巡行北部边境，始毕可汗率领数十万骑兵谋划袭击皇帝。义成公主派使者报告突变，炀帝奔驰进入雁门，突厥紧急围攻雁门。炀帝因忧惧而双眼哭肿，后来义成公主用计使围兵撤退】。如今陛下仁厚，顺从他们的愿望，让他们任意居住在河南、河北；各有自己的首领【“长”读掌】，彼此不相统属，力量分散、势力分裂，怎么能够为害呢？给事中杜楚客【是杜如晦的弟弟，年轻时崇尚奇异的节操。起初建成之乱发生时，他逃到嵩山隐居。贞观四年被召为给事中。太宗说：“人不忧虑没有官职，只忧虑才干不能相称。你哥哥和我同心协力，你应当像侍奉哥哥一样侍奉我。”后来升任蒲州刺史，以有才干著名；又升任工部尚书，代理府事，以威严整肃闻名】进言说：“北方夷狄面貌像人而内心如兽，难以用德行使其怀服，却容易用威势使其服从【“易”读以豉切】。如今让他们的部落分散居住在河南，逼近中原，久而久之必定成为祸患。至于雁门之战，虽然是突厥背叛恩德【“背”读倍】，但也确实是隋朝君主无道造成的；中原因此丧乱，难道能说是因为使亡国复兴才招致这种祸患吗？” 夷狄不扰乱华夏，这是前代贤哲的明确教训；使将亡者存续、使断绝者延续，这是历代圣君共同遵循的原则。臣担心办事不以古人为师，就难以长久。”太宗赞许他的话，当时正致力于怀柔，因此没有采纳。最终还是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直到灵州，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来安置他们。那些住在长安的突厥人，接近一万家。自从突厥颉利可汗失败以后，各部落首领前来投降的，都授予将军、中郎将等官职，分列于朝廷之中；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几乎和朝廷官员人数相当。只有拓跋不来，于是又派遣招抚慰问的使者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往来。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对事情没有益处，只是白白耗费中原的财力，于是上疏说：“臣听说，要安抚远方，必须先安定近处。中原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夷之人，不过像枝叶一样。扰乱根本来滋养枝叶，却希望天下安宁，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自古以来，贤明的君王以诚信教化中原，以权宜之术驾驭夷狄。所以《春秋》说：‘戎狄像豺狼一样，怎么也满足不了；中原诸夏相亲相近，却不能抛弃。’自陛下君临天下以来，根基深固，根本稳固，百姓安逸，军力强盛，九州富足，四夷自然臣服。如今招引突厥，虽然把他们纳入疆域之内，臣愚昧地觉得渐渐造成了劳费，却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然而，河西百姓负责镇守抵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很少；又因隋末战乱，损耗尤其严重。突厥尚未平定以前，他们还不能安居乐业；自匈奴衰弱以来，才开始从事农业。如果立即让他们服劳役，恐怕会造成妨害和损失。依臣愚见，请停止招抚慰问。况且所谓荒服之地，本来就是臣服而不纳入内地的。因此，周王室爱护百姓、排斥戎狄，最终延续了八百年的国运；秦王轻率地发动对胡人的战争，所以四十年就灭亡；汉文帝休养军队、安静守成，天下安定富足；汉武帝炫耀武力、谋划远征，天下空虚耗损，虽然后来后悔经营轮台，但追悔已经来不及了。至于隋朝，很早就取得伊吾，兼并统辖鄯善。取得之后，劳费却日益严重，使国内空虚而求取国外，最终徒然造成损害而没有益处。向远处考察秦、汉，近处观察隋朝，行动或停止、安定或危乱的后果，已经非常明白了。伊吾虽然已经臣服归附，但远在藩篱沙漠之外，百姓不是华夏之人，土地多沙碱；那些自行建立政权、称藩称臣的，可以用羁縻之法接受他们，让他们居住在塞外。他们必然畏惧威势、感怀恩德，永远成为藩臣，这就是施行虚名上的恩惠而获得实际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里〕

译近来突厥倾尽全国前来入朝，既不能把他们俘到江淮地区来改变他们的风俗，却把他们安置在内地，距离京城不远；这虽然体现了宽仁之义，却也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每当看到一个人刚刚投降，就赏赐五匹物帛、一领袍服；酋长全都授予高官，俸禄优厚、地位尊贵，按道理会造成许多浪费。用中原的租税，供养这些积恶之人的防卫，人数还会越来越多，这对中原并没有好处。太宗没有采纳。贞观十三年，太宗巡幸九成宫，突厥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中联结所属部众，并带着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夜间侵犯皇帝的营帐，事情败露后，全部逮捕处斩。太宗从此认为安置突厥不当，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中原，便把他们送回河北原来的部落，在原定襄城建立牙帐，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让他统领这些人。于是对侍臣说：‘中原百姓确实是天下的根本，四夷之人只是同一棵树的枝叶。扰乱根本来滋养枝叶，却想求得长久安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起初没有采纳魏征的话，终于觉得劳费日益严重，几乎失去了长久安定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十三年”以下的文字，接在前一段之后作为一章。现在考察这件事，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按照次序整理文辞，合并为一章。又考察《资治通鉴》记载此事，群臣的议论十分详尽，但文字大多没有收录。胡寅说：进献言论的原则，只凭借道理，那么所说的话一定忠诚；听取言论的原则，不要因为它与自己的意见相同就认为正确，这样听取才一定审慎。太宗安置投降的突厥时，遍询朝廷群臣，但没有哪一个人的话像魏征说得那样完备。可是太宗不听从魏征，却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为什么呢？温彦博的策略，正是太宗想要实行的，难道只是偶然相同吗？无法知道。难道是迎合太宗的先意、顺承太宗的意旨吗？也无法知道。如果只是所见偶然相同，就不应当再三进言；如果是迎合太宗的意旨，就不能算作忠臣。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便发生箭射入行帐殿宇的变故。像这样却想在荒远地区建立功业、使各方蛮夷都戴冠束带归服，不能算圣明君主的盛大节操。又说：魏公曾经劝太宗任用侯君集为宰相，后来侯君集谋反，太宗怀疑魏征与他结党，便断绝了魏征的婚姻关系和交往。碑文说：温彦博劝太宗把突厥安置在塞内，后来突厥反叛，太宗没有责怒温彦博，反而追念魏征的话。同一件事，处理却不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把突厥留在塞内，让他们充当宫廷宿卫，像一家人一样，是太宗自负雄才、夸耀武功的想法；温彦博探知了他的隐微心意而加以赞成，所以太宗没有把责任归咎于他吧？即便如此，行宫中突厥入帐的变故，也已经十分危险了。太宗羡慕使百蛮冠带归附的声名，推心置腹而毫不怀疑，几乎到了危险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后世应当永远警戒的事情吗？唐仲友说：荀卿说，用德行兼并、感化他人的人能够成就王业，用财富兼并、压服他人的人最终会贫困。突厥已经被击破，颉利可汗已经被擒获，如果采用魏公的意见，让他们居住在河北，边境没有骚扰，国家也不费财力，岂不是很好吗？可是最终还是采用了温彦博的建议。如果不是因为结社率作乱，全部迁回原来的土地，任凭他们经过数代繁衍，成为唐朝的负担，岂不是更加严重吗？大体说来，安置投降者最困难：把他们放入中原，会扰乱华夏的风俗；把他们安置在塞内，又会产生后患。只有送回原来的土地，为他们建立君长，让他们遵循原有风俗；服从时就是藩国，离去时也不是叛臣，这才是长久的办法。我认为：从前成周强盛时，四夷前来朝见，坐在国都城门之外，大概也是按照九服的制度，蛮夷作为镇守藩屏，本来就应当在外。春秋时期，秦国、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后来扬拒、泉皋、伊雒的戎人进入王城，攻打京师；即使这是子带召来的，也始终是当初迁徙他们所造成的过失。晋代江统的论说，可以作为鉴戒。唐朝兴起后，太宗用武力平定天下；天下已经平定，极远荒僻之地全都臣服，突厥把生命托付给朝廷，更是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本来应当把他们安置在中原，用来向远近夸示国威。当时魏征以忠诚正直得到太宗的信任，多次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却最终没有使太宗改变主意。温彦博以儒臣身份得到知遇，在安置部落的问题上，为什么偏偏与众位正直之臣的意见不同呢？于是使藩部酋长列在禁卫之中，并且有人因此进入长安居住，接近一万家。这与陆浑之戎居住在伊雒，有什么不同呢？前者发生在成周衰败之时，后者发生在有唐盛盛之际。太宗乐于听从魏征的话，为什么唯独在这件事上不听从呢？后来安禄山作乱，宫廷内室的祸患，难道不是太宗遗留下的谋划为其开启了根源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以后，太宗想把高昌的土地设置为州县。魏征说：‘陛下刚开始君临天下时，高昌王先来朝见；后来多次有商胡说高昌王阻断、断绝贡物，又加上他对大国的诏使没有礼数，于是才使高昌王麴文泰的罪行不断加重。如果罪责只归于文泰本人，这样也就可以了。不如趁机安抚他的百姓，立他的儿子为王，这就是所说的讨伐有罪者、慰问百姓，使威势和恩德传布到遥远之地，是有利于国家的好办法。现在如果贪图他的土地，把它设置为州县，就必须常年派一千多人镇守，几年更换一次；每次来往交替，死去的人有十分之三四。还要替他们置办衣物资财，使他们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地区将会空虚。陛下最终得不到高昌的一粒谷、一尺布来帮助中原，这就是耗散有用之物而经营无用之事，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太宗没有听从，最终还是把高昌之地设置为西州，并且以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每年征发一千多人防守抵御那里。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不可行，上疏说：‘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临朝，圣明的君王创业，必定先治理华夏，后处理夷狄，广泛施行德化，不经营遥远荒僻之地。因此周宣王只对猃狁进行薄伐，抵达边境便返回；秦始皇把边塞修到遥远之地，使中原百姓离散。陛下诛灭高昌，威势加于西域，俘获那里的首领，把它设置为州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译然而，王师最初出发的那一年，也是河西供应劳役的年份；运送粮草，十家中有九家空虚，数郡萧条，五年都不能恢复。陛下每年派一千多人远赴那里从事屯戍，整年与家人离别，相隔万里思念归来。出发的人所需的资财装备，都必须自行筹办；卖掉豆类粮食，甚至变卖织机和布帛，途中死亡的人又有不少发生在塞外。还派遣罪犯，增加防守抵御的人数；被派出的人中又有人逃亡，官府还要加以捕捉，给国家制造事端。高昌道路绵延千里，全是沙漠；冬天的风寒冷刺骨，夏天的风像火焚烧，行人遇到这种环境，大多会死亡。《易经》说：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治理时不能忘记动乱。假如张掖尘土飞扬、酒泉烽火燃起，陛下难道能够得到高昌一人的粮食来应付事情吗？最终还必须调发陇右各州的军队，星驰电击般赶去。由此说来，河西相当于心腹，高昌只是别人的手足，怎么能耗费中原来经营无用之事呢？陛下在沙塞平定了颉利可汗，在西海消灭了吐谷浑；又为突厥的残余部众立可汗，为吐谷浑遗留下来的后裔另立君长；重新建立高昌，并非没有前例。这就是所谓有罪便诛罚，既已服从便保存其国。应当选择高昌中可以立为君主的人，征召并供应各部首领，遣送他们回到本国，使他们承受皇帝深厚的恩德，长久成为藩屏。这样中原不受扰乱，既富足又安宁，并传给子孙，留给后代。奏疏上报后，太宗没有采纳。到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出现紧急警报，虽然不足以造成祸害，但怎么能不忧虑呢？过去刚平定高昌时，魏征、褚遂良劝我立麴文泰的子弟，仍旧让高昌成为一个国家，我最终没有采用他们的计策。今天才自己悔恨责备自己。从前汉高祖遭遇平城之围，后来却赏赐娄敬；袁绍在官渡战败，却杀了田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千户、八百骑〕 田丰说：‘您如今战败归来，内心的愤恨将要发作，我不希望自己还能活着。’袁绍对逢纪说：‘田别驾先前曾劝阻我，我对此感到惭愧。’ 逢纪说：‘田丰听说将军退兵，拍手大笑，庆幸自己的话说中了。’ 袁绍于是杀了田丰。我一直把这两件事作为警戒，难道能忘记那些曾经进言的人吗？范祖禹说：魏征的话，其中利害关系并不是不清楚。凭太宗的智慧，难道还不足以知道吗？只是他喜好大功、喜欢远方，夸耀功劳、追逐声名，不能用义理约束自己的内心，所以没有听从忠言，还想让前代帝王都没有一个比得上自己。又说：拥有国家的人，军队失败的祸患较小，有时反而因此成就霸业，秦穆公、越王勾践就是这样。取得土地的祸患很大，有时反而因此灭亡，楚灵王、齐湣王就是这样。所以，扩大土地不如扩充德行，增强军队不如使百姓强盛。先王担忧的是德行不足，而不担忧土地不广；担忧的是百姓不安，而不担忧军队不强。疆域之外、声威教化不能达到的地方，不应当拿来烦扰中原。太宗不听从忠诚的劝谏，最终自己责悔，何况那些力量不如太宗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胡寅说：中原是礼义之地，是四夷用来观察、效法并宾服的地方。高昌有罪，王师讨伐它；既然听说高昌王已经死了，就说明罪人已经死亡，那么应当停止进攻，派遣使者，立他的继承人为王，用恩德和诚信安抚他，这才是不攻而使其自行服从的办法。现在却趁着别人忧患、荒乱之时进行讨伐，既没有礼，也没有义，这难道是天子的军队吗？所以从利益方面说，乘人之危，用强暴逼迫对方，可以坐收数百里土地，扩张地图，确实足以在一时之间夸耀；从义理方面说，却是穷兵黩武、远道征讨，因为高昌王一人的桀骜不驯，便牵连他的孤儿，吞并他的土地设置郡县，这是仁人不会做的事。真德秀说：当时褚遂良也曾进谏，太宗没有听从。贞观十七年，西突厥入侵，太宗后悔地说：‘魏征、褚遂良劝我重新立高昌，我没有采用他们的话，如今才自己悔恨。’最初商议把突厥安置在河南，魏征据理力争，太宗没有听从；后来因为结社率作乱而后悔。后来商议把高昌设置为郡县，魏征又据理力争，太宗再次没有听从；又因为西突厥入侵而后悔。如果早些听从忠臣的话，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然而能够知道过错并且悔改，这正是他能够兴盛的原因。我认为：自从夏禹以后西戎开始有秩序，成周时期西方旅国来进贡，开通西域、开设玉门关，使远方各城郭国家都臣服，实际上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但中原的劳苦困敝也已经非常严重了。关闭玉门关、辞谢西域，这正是光武帝成为盛德之主的原因。太宗灭掉高昌、设置都护府，由此开启了开通西域的计划，于是燕支、疏勒、丘兹、于阗四镇逐渐成为遥远边陲的重要地区。到开元年间，从玉门以西，烽火相接万里，成为唐朝极盛的景象。可是没有过多久，天宝以后，形势日益恶化，先前的疆域图全都变成了戎马驰骋的郊野。周公说：‘德行没有施加在那里，君子就不会享用他们的贡物；’ ‘政令没有施行在那里，君子就不会使那里的人臣服。’何况还要夺取他们的土地，把它设置为郡县呢？致力于扩大土地，不如致力于扩充德行，古代的训诫难道是空话吗？《贞观政要》卷九。钦定《四库全书》。《贞观政要》卷十　　　　　　唐代吴兢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