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五　　　　　　唐　吴兢　撰

译元代戈直汇集评论 仁义第十三【共四章】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用仁义治理国家的，国运长久；任凭法令驾驭百姓的，虽然能在一时挽救弊病，但败亡也很快。既然已经看到了前代君王成功的事例，足以作为根本的借鉴，如今我想专门用仁义和诚信治理国家，希望革除近代以来浇薄的风气。”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受到雕琢损害的风气已经持续很久，陛下承接了这些遗留下来的弊病。弘扬道德、移易风俗，是万代的福祉，但如果没有贤能之人就无法治理，关键只在于得到人才。”太宗说：“我思求贤才的心情，难道会在睡梦中忘掉吗？”给事中杜正伦进言说：“天下必定有才华之人，应该根据当时的需要任用，难道一定要等到梦见傅说【‘说’读悦声】、遇到吕尚以后才能治理国家吗？”太宗深深采纳了他的话。【我按：太宗即位之初，知道古代帝王以仁义治理国家，想用诚信来实行仁义，这就是他造就贞观盛世的原因。然而我曾听说：端正自己的心，修养自己的身，然后把这种修养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这才是二帝三王实行仁义的事情。心未必端正，身未必修养，但爱护人民、使万物受益的功业，以及禁止暴乱、平息祸乱的成效，对于当世也有补益，这就是齐桓公、晋文公借用仁义的事情。太宗削平祸乱，使天下达到太平，可以说是伟大了。然而从内心到自身，从自身到家庭，这些方面都还有亏欠德行之处。凡是魏征所劝谏的，太宗所实行的，不过是勉强努力于仁义的功业罢了。所以他虽然有志于成为三王那样的君主，最终仍未能与五霸有很大不同。王珪说：‘没有贤才就不能治理，关键只在于得到人才。’这句话是对的。但所谓得到人才，必须得到周公、召公、孔子、孟子这样的人才可以。假如能够得到周公、召公、孔子、孟子并任用他们，那么就能施行使君主受到辅佐、百姓受到恩泽的方法，尽到端正君心、培养德行的方略，使仁义的全部道理具备于君主自身，使仁义的广大作用遍及后世天下。】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原以为，经历战乱离散之后，风俗很难改变；近来观察【‘比’读鼻声】百姓渐渐知道廉耻，官员奉行法令，盗贼日益减少，这才知道人的风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是政治有治有乱罢了。因此，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用威严和信用向他们昭示，顺应人的本心，去除苛刻的做法，不制造异端，自然就会安定。你们应当共同实行这件事。” 【我按：风俗有古今之别，人心却没有古今之别。人心不如古人，是因为风俗不如古代。然而要使风俗美好，关键在于端正人心。人心端正，风俗就会美好。太宗说：‘近来观察百姓渐渐知道廉耻，所以知道人的风俗并非固定不变，只是政治有治有乱罢了。’这句话，是在魏征劝太宗实行仁义、略见成效的时候说的吧？太宗所实行的，不过是类似仁义的东西而已，效果和验证就已经这样显著，何况真正认识并实践仁义，先端正自己来端正人心呢？】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如今检阅武库中的铠甲兵器，比隋朝时强得多了。”太宗说：“整治军备、防备寇盗，虽然是重要的事情，但我只希望你们把心思放在治理道理上，务必竭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乐’读洛声】，这就是我的铠甲兵器。隋炀帝难道是因为铠甲兵器不足才灭亡的吗【‘为’读去声】？正是因为不修仁义，群臣百姓怨恨叛离的缘故。你们应当懂得我的这番心意。” 【我按：《周颂》赞美周武王说：‘收藏干戈，收起弓箭。我追求美好的德行，于是施行于这华夏。诚信的君王能够保有它。’周武王重视文德而不重武力，确实如此。武王能够保有天下。太宗亲自经历战争，削平群雄；即位第四年，认为‘不要把甲仗装备看作美事’，告诫朝廷大臣要以德义相互辅佐，这也确实如此。这大概就是他保有天下的道理吧。】贞观十三年，太宗对侍臣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广，鱼就聚集；仁义积累深厚，万物自然会归附。人人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却不知道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发生。仁义之道【‘夫’读扶声】，应当在心中思考，经常使这种念头连续不断【‘令’读平声，后文同】；如果片刻懈怠，便会距离仁义很远【‘去’按本字读】。这就像饮食用来滋养身体，必须经常使腹中饱足，才可以保存性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够懂得这番话，天下真是大幸。” 【唐仲友说：仁义是帝王之道，但必须像《中庸》所说的九经以及《大学》所说的由诚意开始，把明德彰明于天下，这样才算纯正完美。太宗谈论仁义，本来是受到魏征劝谏的启发；然而他所谓的仁义，只是在制度和纲纪方面罢了。】【我按：太宗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广，鱼就聚集；仁义积累深厚，万物自然会归附。’这话确实是很好的比喻。他说仁义之道应当存想于心，就像饮食滋养身体、经常使腹中饱足；这固然是希望人不要忘记仁义，却不知道仁义本来就是我心中固有的道理，是孟子所说的‘根植于心’的东西，又何必等待在心中反复思考呢？】

译论忠义第十四【共十五章】冯立【冯翊人】在武德年间任东宫率【‘率’读律声；唐制，东宫设置左右率府，掌管兵仗、宿卫的政令，并统领各曹事务】，深受隐太子李建成的亲近礼遇。太子死后，左右属下大多逃散。冯立叹息说：“哪里有活着时接受他的恩惠，死后却逃避他的灾难的道理？”于是率兵进攻玄武门，苦战并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绛州人】，对他的部下说：“这样就可以报答太子了。”随即解散军队，逃到野外。不久回来请求治罪。太宗责问他说【‘数’读上声】：“你昨天出兵来交战，杀伤了我的许多士兵，打算用什么逃脱死罪？”冯立流着泪回答说【‘饮’读去声】：“我出身以来侍奉君主，早已决定献出生命效命；到了交战那天，什么也顾不得害怕。”于是抽泣悲叹【上字读虚声，下字读希声，表示悲叹的样子】，悲痛得不能自制【‘胜’读平声】。太宗安慰勉励他，授任左屯卫中郎将【‘将’读去声，后文同；唐制，掌管宿卫的属官】。冯立对亲近的人说：“承受了莫大的恩惠，幸而获得赦免，终究应当用功劳来报答。”不久，突厥抵达便桥，他率领数百骑兵在咸阳与突厥交战，杀死俘获很多敌人，所向之处都使敌军溃败。太宗听说后赞叹嘉许他。当时齐王李元吉府中的左车骑谢叔方【万年人】率领府兵与冯立合军抵抗交战。等到敬君弘被杀，中郎将吕衡【‘将’读去声；史书作吕世衡，这里避太宗讳而删去‘世’字】时，王师不能振作。秦王府的防军尉【唐制，掌管宿卫事务的官职】尉迟敬德【‘尉’读蔚声；尉迟是复姓，名恭，以字敬德行世，朔州人，曾任刘武周的将领，武德初年率领所据之地投降，任右府统军，后来跟从讨伐隐太子和巢王，有功，封鄂国公，死后追赠徐州都督】，便拿着李元吉的首级给他看。谢叔方下马号哭【‘号’读平声】，拜谢告辞后逃走。第二天出来自首【‘首’读去声】，太宗说：“这是义士。”下令释放他，授任右翊卫郎将【唐制，掌管供奉、侍卫事务的官职】按《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冯立听说李建成已死，便与副防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府的精兵二千人，奔驰赶赴玄武门。张公谨力气很大，独自关闭关门抵挡他们，使他们不能进入。敬君弘掌管宿卫军，驻屯玄武门，挺身出战，与吕世衡大声呼喊着进攻，二人都战死了。守门士兵与薛万彻等奋力战斗了很久，薛万彻想要进攻秦王府，尉迟敬德拿着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给他们看，宫府的士兵于是溃散。薛万彻逃亡到终南山，冯立也解散军队，逃到野外。唐高祖大赦天下后，冯立、谢叔方都自行出来自首。薛万彻逃亡藏匿起来，朝廷多次派人晓谕他，他才出来。秦王说：“你们都是忠于自己所事奉的主人，是义士，释放他们。”冯立后来被授任广州都督，死在任上。敬君弘后来追赠左屯卫大将军，吕世衡追赠右骁卫将军。唐仲友说：“像冯立这样的人，正所谓一心可以事奉百位君主，忠义和勇敢兼备。看他在隐太子李建成死时，能够不避祸难；可是敬君弘、吕世衡死后，他便解散军队离去，不做得过分，这就不同于只有蛮勇的人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不过，冯立和谢叔方，都可以说是面临危难而献出生命的人。比较他们的人品，谢叔方大概仅次于冯立吧。” 【我认为：冯立说过：“哪里有活着时接受他的恩惠，死时却逃避他的灾难的道理？”这就是子路所说的“吃了人家的俸禄，就不应逃避人家的灾难”。谢叔方也有慷慨舍身、从容赴死的意志。这两个人虽然都接受了爵位，但也完全可以说是忠义之士。唐太宗表彰他们，正是兴起王业的人所应当这样做的。至于薛万彻，也可以说是忠于自己所事奉的人，他起初与冯立、谢叔方没有不同。然而他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退让，最终因采用邪恶的谋略而被诛杀，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史臣编写这部书，把冯立、谢叔方列在忠义之士的前面，却删去薛万彻而不记载，其中难道有什么深意吗？】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从容谈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叹息说：“姚思廉不惧刀兵，以此彰明大节；即使寻求古代的人，又有谁能超过他呢！”姚思廉当时在洛阳，唐太宗于是寄给他绢帛三百段，并附信说：“想到你的忠节风范，所以有这份赠礼。”起初，大业末年，姚思廉任隋代王杨侑的侍读【代王杨侑是隋元德太子的儿子，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南巡时，让杨侑留守长安；唐高祖攻克长安后，拥立杨侑为帝】。义军旗帜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僚属大多惊慌逃散，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片刻也不离开他的身边。士兵将要登上殿堂，姚思廉厉声对他们说：“唐公【唐高祖起初被封为唐公】兴起义兵，本来是为了匡正王室，你们不应该对大王无礼。”众人都佩服他的话，于是稍稍退却，排列在台阶下面。不久，唐高祖到来，听说此事后认为姚思廉很有义气，允许他扶着代王杨侑到顺阳阁下，姚思廉哭泣着拜别而去。看见的人都感叹说：“忠烈之士，仁者必有勇，说的就是这种人吧？”【张九成说：君子以仁保存诚意，以义作为勇气；刀刃摆在面前也不能使他恐惧，凶暴的气势也不能使他畏惧。这大概不是凭借武力，而是由于忠义所产生的壮烈。】看看隋朝灭亡时的混乱局面，军队进入京城，侍从大臣惊慌溃散，姚思廉凭着微小的身躯奋勇而出，毫不顾惜自己，以保全旧君和亲属的性命；即使众多甲兵，又怎么会抵不过他的一句话呢？这确实是因为仁德存在于他的心中。《易经》说：“能够止住刚健之势，是大正之道。”可惜大厦倾覆，一根木头终究支撑不住啊！这种令人凛然起敬的风范和义气，足以激发懦夫的志气了。”唐仲友说：“姚思廉是有节义、有学问的人。孟子谈论为人，说欲望少的人，即使有不能保存本心的地方，也很少；说的不就是姚思廉吗？做学问，只有欲望少才能精进；守节义，也只有欲望少才能确立。” 【详见第四章。】贞观二年，将要安葬已故的息隐王李建成、海陵王李元吉，尚书右丞魏征和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预先陪同送葬，上表说：“我们过去接受太上皇的命令，把自身托付给东宫，出入龙楼，将近十二年。前太子与秦王结下仇隙，使宗庙社稷得罪于天地神明；我们不能以死相随，甘愿一同被杀，背负了这样的罪过，蒙受录用而列于朝班，只能耗尽一生，今后将拿什么报答陛下呢？陛下的德行光照四海，道德超过前代君王；登山冈而有所感触，追念兄弟之情，阐明社稷的大义，申明骨肉的深恩。安葬二王的日期已经择定，远日即将到来。我们永远追思从前，惭愧地称为旧臣；心中有君主，也有君主的恩德，虽然可以尽到办理丧事的礼节，但等到墓上宿草将要长出时，仍未能表达送别故人的悲哀。遥望九泉，义理深重，远非一般情感可比，希望在安葬之日送他们到墓地。”唐太宗认为他们有义，答应了他们，于是宫府中的旧日僚属官吏全都命令参加送葬。

译【我认为：王珪、魏征请求为息隐王、海陵王送葬，唐太宗认为合乎义理而答应了他们，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深厚笃实地守义。孟子说：“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选取义。”王珪、魏征是名臣，哪里容得轻易议论呢？自然有朱熹的评论判断在那里。过去管仲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却辅佐齐桓公；子贡、子路拿这件事问孔子，孔子称赞他的功劳。《论语集注》引用程子的说法，因评论管仲而谈到王珪、魏征的事情。朱熹说，管仲有功而无罪，所以圣人只称赞他的功劳；王珪、魏征先有罪而后有功，就不能用后来的功劳掩盖先前的罪过，这样说是可以的。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忠臣烈士，哪个时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贞之臣吗？”王珪说：“臣听说太常丞元善达【太常丞是太常卿的属官】，留守京城时，看见群盗纵横，于是改换骑马远赴江都，劝谏隋炀帝让他返回京师；炀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他又流着眼泪极力劝谏，炀帝发怒，便派远征军去追赶他，元善达死在瘴疠之地。江都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独孤是复姓，盛是名】负责宿卫，宇文化及发动叛乱，独孤盛凭一己之身抵抗，战死了。”唐太宗说：“屈突通担任隋朝将领【屈读作区勿切，将读去声；下文同。屈突是胡人的复姓，通是名。隋朝时任虎贲郎将。起初，代王派他守卫河东，唐高祖军队包围河东，他坚守节操不投降，后来被擒。唐高祖慰劳他时，他哭着说：‘臣不能尽到做人臣的节操，所以到了这个地步，这是本朝的羞耻。’唐高祖说：‘这是忠臣。’于是授任他为兵部尚书，让他跟随讨伐王世充。当时屈突通的两个儿子在洛阳，唐高祖说：‘把东征的谋略交给您，怎么样？’屈突通说：‘两个儿子死了，是他们各自的命数，我终究不会因私情损害大义。’】唐太宗说：“烈士为节操而死，我如今见到了这样的人。”屈突通在贞观初年去世。隋军曾与唐军在潼关交战【在今华州华阴县，隶属陕西省】，听说京城失守，便率兵向东撤走。义军追到桃林【今陕州桃林县，隶属河南】。我派他的家人前去招抚慰问，他立即杀死了自己的家奴；我又派他的儿子前往，他便说：“我曾为隋家驱使，事奉过两代皇帝；如今是我为节操而死的时候了。你过去在我家是我的儿子，现在对我家来说却是仇敌。”于是向儿子射箭，他的儿子躲开逃走，所统率的士卒大多溃散。屈突通独自向东南方向痛哭，尽情表达哀痛，说：“臣承受国家恩遇，担任将帅，智慧和力量都已经用尽，以致失败灭亡；并不是臣没有竭尽忠诚于国家。”话还没有说完，追兵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予他官职，他每次都借口有病坚决推辞。这样的忠节，足以嘉奖崇尚。于是下令主管部门访求大业年间因直谏被杀者的子孙，查明后上报。【唐仲友说：屈突通没有在稠桑为隋而死，后来却尽力效忠唐朝，还能算节义吗？回答说：隋朝的国运已经灭亡，守卫河东时，他奋力作战而不屈服；天命已有归属，屈突通又能怎么办？他杀死家奴，向儿子射箭，兵败力尽后才被擒，也足以报答隋朝了。】商朝灭亡时，即使像箕子那样的人，仍然陈述《洪范》，后来被封在朝鲜；如果因此要求臣下必须以死相随，不也很难吗？像屈突通这样竭尽力量事奉自己的主人，也足以称为有节义了。【我认为：唐太宗称赞隋朝的忠义之臣，对文臣说的是姚思廉，对武臣说的是屈突通。有人说：这两个人都是隋臣，后来又在唐朝做官；国家灭亡时都不能以死殉国，能称为忠臣吗？我回答说：不能这样相比。姚思廉在隋朝任职，不过是给诸王讲读的官员，对于军国的重大事务、社稷的大计，本来就没有参与和听闻的资格。国家灭亡时，其他人都离去，只有姚思廉没有离开；他呵斥乱兵，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当，又能扶助旧君，哭泣拜别。后来代王终于得以善终，姚思廉以讲读调护为职，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职责，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至于屈突通却不是这样。屈突通在隋文帝时任官，就已经达到显贵地位；到了隋炀帝时，受到的尊崇恩宠更加深厚。他曾平定杨谅、杨玄感之乱，立下大功，名声传遍天下。隋炀帝南巡，把关中的事务交给他，屈突通亲自承担重大托付，手中掌握强兵。国家灭亡、军队失败后，屈突通怎么能推辞以死相殉呢？综合看这两个人的事情，平庸之人也能判断其中的是非了。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表彰忠义，在姚思廉身上做得对，在屈突通身上却做错了吗？】贞观六年，授任左光禄大夫陈叔达【字子聪，是陈宣帝的儿子。武德初年，任判纳言。当初李建成兄弟之间产生嫌隙，唐太宗被其迷惑，陈叔达极力加以救护辩解。等到李建成被诛杀，唐高祖对裴寂等人说：“没有想到今天竟发生这样的事，应当怎么办呢？”萧瑀、陈叔达说：“李建成、李元吉本来没有参与义军谋划，对天下也没有功劳，却嫉妒秦王功劳高、声望重，合谋作奸。如今秦王已经讨伐并诛杀了他们，秦王的功劳盖过天下，天下人都归心于他。陛下如果把他立为太子，委任他处理国事，就再没有什么事情了。”唐高祖说：“好，这本来就是我的夙愿。”】他任礼部尚书时，唐太宗对他说：“武德年间，您曾向太上皇进直言，说明我建立了平定天下的大功，不可以把我废黜退下。”陈叔达说：“我本性刚烈，如果受到压抑挫折，恐怕承受不了忧愤，以致疾病死亡。现在是因为赏识您的忠诚正直，所以有这次升迁授官。”陈叔达回答说：“臣因为看到隋朝父子自相诛杀，最终导致灭亡，哪里能眼看着前车覆灭，却不改变后车走过的道路呢？臣之所以竭尽忠诚进谏，正是这个原因。”唐太宗说：“我知道您不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实在是为了社稷着想。” 【胡寅说：做人臣的道义，在于不结私交，何况正是藩王与太子有嫌隙的时候呢？所说的劝谏，正是身边人的言论；所怀疑的，正是聚集在身边的人。而陈叔达没有这种私心，只是认为秦王有功，不可废黜，担心将来产生悔恨；这些都是天下的公论，也根本没有赞成高祖废立、偏向秦王的私交。以陈叔达端正善良的品行，本来就应当处在亲近之地；如果想给他升迁，难道还怕找不到名义吗？可是唐太宗却提出武德年间的直言，把当时涉及危疑和向背的事情拿来诱导臣下为日后打算，这难道是君主应有的做法吗？】【我认为：时局太平时先考虑年长的嫡子，世道动乱时先考虑有功之人。陈叔达当时的直言，本来就有他的用意。那确实是公论，不是为个人谋划。唐太宗当时即位已经六年了，却宣扬陈叔达忠诚正直而给他升迁官秩。虽然任用得是适当的人，但用心却像是出于私情。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怎么能不谨慎呢？】

译贞观八年，先前桂州【今仍为旧制，隶属广西】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等他死后，他的家人却出卖珍珠。唐太宗听说后，便在朝廷宣布说：“这个人一生的行为，宰相们都说他清廉。如今既然发生这种事，那么当初举荐他的人难道能没有罪吗？一定要严加追究，不能宽赦。”侍中魏征乘机进言说：“陛下一向都说这个人贪浊，却没有见到他收受财物的地方；如今听说他的妻子家人卖珍珠，就要治举荐者的罪，臣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自圣朝建立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贞正、谨慎守节，始终不改变的，只有屈突通、张道源罢了【张道源是并州人，起初镇守并州，盗贼平定后被授任大理卿。当时何稠获罪，朝廷没收他的家属，赏赐给群臣；张道源说：‘祸福无常，怎么能利用别人的死亡获利，把他的子女取来供自己享用？仁人是不这样做的。’于是反而资助他们衣食，放他们离开。他家没有财产，临死时只剩下二斛粮食】。屈突通的三个儿子来参加选官时，只得到一匹瘦弱的马；张道源的儿子不能自立，朝廷也没有听到有人替他们说一句话。如今李弘节为国家立有功劳，前后接受了许多赏赐，任官直到去世，也没有说他贪污残暴；他的妻子儿女卖珍珠，并不能算有罪。如果确实认为他清廉，却不加以存问；如果怀疑他贪浊，却牵连责罚举荐他的人，虽然可以说是痛恨邪恶而不迟疑，但这也是喜爱善行却不够笃实。臣私下反复思量，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恐怕有见识的人听说后，一定会产生不公正的议论。”唐太宗拍着手说：“我仓促之间没有思考，竟听到了这样的话，这才知道谈论事情并不容易。此事一概不要追问；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应当各自授予一个官职。【旧本这一章附在《直谏类》，现在编入这一类。】” 【我认为：皋陶称赞尧、舜时说过：“刑罚不要牵连后代，奖赏要延及世世代代。”这大概是行善的心意长久，憎恶恶行的心意短促。唐太宗知道屈突通、张道源的善行，却不能录用他们的子弟；听说李弘节有暧昧可疑的过错，就立即想把举荐他的官员也治罪。这难道是唐尧、虞舜赏罚人的原则吗？如果不是魏征进言，这也足以成为唐太宗君德上的负累了。】贞观七年，唐太宗将要派遣各道的黜陟使【唐朝把天下分为十道：一是关内，二是河南，三是河东，四是河北，五是山南，六是陇右，七是淮南，八是江南，九是剑南，十是岭南，都是根据山川地势便利而合并裁省的】。京畿内道【唐朝建都之地，即关内道】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唐太宗亲自决定人选，问房玄龄等人说：“这一道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任使者？”右仆射李靖说：“京畿内道事务重大，除了魏征没有别人可以胜任。”唐太宗变了脸色说：“我现在要前往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难道可以派魏征出使吗？我每次出行，都不愿意和他分离，正是因为他能指出我的对错得失；你们能够匡正我，却不能因此动不动就进言，那是很不合道理的。”于是立即命令李靖担任黜陟使【按《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想分别派遣大臣担任各道黜陟使，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李靖推荐魏征，唐太宗说：“魏征能规正我的过失，不可以一日离开左右。”于是命李靖与萧瑀等共十三人分赴天下，考察地方长吏的贤能与不肖，询问百姓疾苦，礼敬高龄者，救济贫困者，褒奖善行，起用被埋没的人才，使使者所到之处如同朕亲自看见；这与本条略有不同。】【我认为：唐太宗曾问群臣：“魏征和诸葛亮谁更贤能？”岑文本回答说：“诸葛亮兼有将帅和宰相的才能，不是魏征所能比的。”这话是对的。然而我曾经评论过这件事：唐太宗在才干方面有余，在德行方面不足；勇于有所作为，却不能不去作为。当时能够针对他的短处进谏，挽救他的偏失的，只有魏征一人。如果魏征生在三国时期，未必能够胜任武侯诸葛亮的职责；但是假如武侯生在唐太宗的时代，也不过做魏征所做的事情罢了。因此从唐朝的时势来看，这两个人的优劣实在难以轻易判断。李靖的才能兼有文武，不是魏征所能比的。然而在贞观时期，可以没有李靖，却不能没有魏征。为什么呢？李靖的才能不过是增加了唐太宗本已有余的方面；魏征的谏诤，却能够补足唐太宗所不足的方面。所以对于京畿内道的使者，唐太宗宁愿派李靖而不派魏征，难道不是对自己的情况有清楚认识吗？】贞观九年，萧瑀任尚书左仆射。一次因宴饮聚会，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已经有了废黜和改立的想法。我处在那种时候，不能被兄弟容纳，确实有功劳很高却得不到奖赏的恐惧。萧瑀既不能用丰厚的利益诱惑，也不能用刑罚杀戮使他害怕，真是社稷之臣。”于是赐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萧瑀拜谢说：“臣只是恭敬地接受诫勉训诲，陛下以忠诚正直许我；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还活着的岁月一样。【旧本这一章开头说“贞观中”，与第五章合为一章；现在按照《资治通鉴》标明年份，附在这里。又按史传记载，魏征说：“臣下有违背众人而坚持法令的，君主以公正宽恕他；有孤立特立而守节的，君主以正直宽恕他。”过去只是听到这番话，如今才亲眼见到了。假如萧瑀没有遇到陛下，哪里能够自行保全呢？】【范祖禹说：唐太宗因为萧瑀对自己没有二心而称赞他，可以说是能够了解臣下。况且太子尚在，却偏爱藩王，这是明君所十分厌恶的。有人用利益诱惑，有人用死亡威胁，而因此顺从的人，难道还少吗？只有萧瑀耿介自守，至死也没有二心。唐太宗之所以知道他在面临重大节操关头时不可改变，正是因为这一点。君主如果用这种标准选取人才，难道会得不到忠贞正直之士吗？】【唐氏仲友说：如果拿隐巢的事来看，一个人不因利益诱惑，不因死亡而恐惧，也就可以称为社稷之臣了。然而太宗说这番话，大概也是有用意的。瑀起初因为严厉斥责房玄龄、杜如晦而被罢免，后来又因为痛切弹劾房玄龄、杜如晦而被罢职，到这里又参与知政事。太宗赐诗，是想让群臣知道任用他的用意。魏征的话，也是用来阐明太宗的意思的。如果拿瑀与扬子云所说的近世社稷之臣相比较，他还是有所惭愧的。】【我认为：武德末年，高祖立秦王为皇太子，最终是由瑀的一句话决定的。瑀器量急躁狭窄，性情刚强有气节，三次被罢免，却终于参与国家大政。太宗确实能够容忍他，难道不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吗？瑀曾经弹劾魏征的过失。如今看魏征所说的话，仿佛他与瑀从来没有嫌隙；所谓以义相交，不把一点嫌怨放在心里，说的就是魏征了。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能说是更加贤明吗？】

译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的墓前【杨震，字伯起，弘农人。他喜好学习，精通经学，诸儒称他为“关西夫子”。汉安帝时任刺史，号称清白吏。后来被征召为太常，升任太尉。因受到外戚的谗毁，被遣返回乡。杨震说：“死，是人的正常归宿。我身居高位而受国恩，奸臣狡猾却不能诛杀，受宠的女子扰乱朝政却不能禁止，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日月？”于是饮毒酒而死。】太宗哀伤他因忠而死于非命，亲自撰写文章祭祀他。房玄龄进言说：“杨震虽然当年死得早且冤枉，几百年后才遇到圣明的君主。陛下停车驻跸，亲自降临神作【一作‘玉趾’】，可以说使他虽死犹生，死后仍不朽。我不觉替伯起感到幸运，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欣喜跳跃了。”我恭敬地读到圣上的文章，既感动又欣慰。天下所有君子，怎么敢不努力砥砺名节【“焉”读“于反切”】，知道行善是会得到实际成效的。【我认为：太宗经过不同朝代名臣的墓地，亲自撰文祭祀他们，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忠贞之臣是多么殷切。相隔不同世代，尚且如此仰慕敬重，何况所有身居百官之列的君子呢？】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说：“狄人杀死卫懿公【名赤】后，把他的肉全都吃了，只留下他的肝。懿公的臣子弘演仰天大哭，亲自剖出自己的肝，把懿公的肝放进自己的腹中【‘内’读作‘纳’】。如今要寻找这样的人，恐怕是找不到了。”特进魏征回答说：“从前豫让为智伯报仇【‘为’读去声，以下同。豫让是智伯的臣子。智伯名瑶，号襄子，是晋智宣子的后代，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消灭】，想要刺杀赵襄子【名无恤，是晋赵简子的后代】。襄子把他捉住，对他说：‘你从前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春秋时期，晋国有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卿。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弱，六卿势力强大，各自占据采邑，彼此攻伐。贞定王十一年，智氏、魏氏、赵氏、韩氏共同讨伐范氏、中行氏，将其消灭并瓜分了他们的土地】？智伯把他们全都消灭了，你却把自己托付给智伯，不替他们报仇；如今却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回答说：‘我从前侍奉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把我当作普通人对待，我也以普通人的方式报答他们；智伯把我当作国士对待，我也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事情见《史记·赵世家》】。只要君主以礼相待就够了，难道还会没有这样的人吗？’” 【我认为：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下，臣下用忠诚来侍奉君主。”孟子说：“君主把臣下看作自己的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心。”孔子的话宽厚含蓄，孟子的话激切直截。大体说来，忠臣义士哪一个时代没有呢？在上位的人如果能够感召他们，在下位的人就会奋发而起。太宗赞叹古代的忠臣，说如今寻找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这句话固然是为了激励天下忠义之士，但若说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却是不对的。魏征应当是因此引用智伯和豫让的事情作比喻。即便如此，做臣子的本分是：君主对待我有时还未能尽善尽美，但我用来侍奉君主的心，难道可以不竭尽吗？】贞观十二年，太宗巡幸蒲州【今为解州，隶属河东】，于是下诏说：“隋朝故鹰击郎将【‘将’读去声。隋制，设置亲侍，置鹰扬府，有鹰扬郎将，后来改副郎将为鹰击郎将】尧君素【魏郡人。炀帝为晋王时，尧君素以左右亲信身份跟随他；炀帝即位后，多次升迁为鹰击郎将。天下大乱后，只有尧君素所统率的部众保持完整。后来跟随屈突通守卫河东，屈突通兵败，诱使他投降，尧君素责备屈突通不讲义气，始终没有投降之心。他的妻子诱骗他投降，他便张弓将妻子射死。他曾说：‘大义所在，不得不死。’后来被身边人杀害】从前在大业年间，受命镇守河东，坚守忠义，终于保持了臣子的节操。虽然是桀的狗也会向尧吠叫【《汉书》说：‘桀的狗向尧吠叫，尧并非不仁，只是那条狗把尧当作不是自己的主人罢了’】，但这与倒戈的意志不同【《周书》说：‘先前的军队倒转兵器’，意思是众人服从周的仁政，没有作战之心；先前的军队倒戈，是转过来从后面攻击原来的军队】。疾风中的劲草，确实表现出岁寒时节的操守。如今我来到这个地方，追念往事，应当赐给他恩宠，以表示劝勉和奖赏。可以追赠他为蒲州刺史，并查访他的子孙，报告上来。” 【我认为：汉高祖赦免季布，唐太宗褒奖尧君素，都是帝王盛德之事。然而把这两个人合起来评论，尧君素更贤，这是为什么呢？季布身为楚国将领，多次使沛公陷入困窘，这是臣下的常事。国家灭亡后不能以死守节，反而逃走，有什么值得特别称取的呢？唐朝正在兴起，兵精将勇，作战没有不胜，攻城没有不破。尧君素凭借一座小城的兵力，外面没有强大的援军，只是靠忠义激励士卒。从义宁元年至武德三年，前后整整四年，唐朝先后更换了几名将领，才勉强攻克他。这不仅是忠义值得嘉奖，他的智谋、勇气和才能，也是古今少有的。唉，实在难得啊！太宗不只是褒奖并追赠他的官爵，还查访记录他的子孙；忠义之士难道会有不因此奋发的吗？】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梁姓萧氏，接受齐的禅让；陈姓陈氏，接受梁的禅让】有哪些名臣可以称道？还有没有值得征召任用的子弟？”岑文本奏说道：“隋军进入陈国时，百官纷纷逃散，没有人留下，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君主身旁。王世充将要接受隋朝禅让时，群臣上表请求劝进，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托病不出，唯独没有署名。这父子二人，足以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如今任建昌令【建昌县名，今属升州南康路，隶属江西】，品行清正高雅，确实继承了先人的风范。因此召来授任晋王友，并兼任侍读【‘令’读平声。唐制，诸王友掌管陪侍诸王游居，规劝并讲说道义；侍读掌管讲授经学】。不久又授任弘文馆学士。” 【唐氏仲友说：古人说：‘一颗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说的或许就是袁氏的子弟吧？忠诚谨慎的风操，不忍心辜负君主，谁不希望拥有这样的人？既然做了臣子，就只能勉励自己这样做。】【我认为：梁、陈距离唐朝已经很远了，太宗仍然提到征召任用前朝名臣子孙的话，可见他的用意深远。岑文本说隋军进入陈国时，袁宪有独自侍奉君主的忠诚；王世充接受禅让时，袁宪的儿子独自不肯署名；他的弟弟又有清正高雅的操守。一家父子兄弟把忠义传承下来，却没有显扬于世。假如不是太宗心中存有对忠义之臣的重视，因而谈到此事；假如不是岑文本公正忠诚，像这样不掩盖别人的善行，那么袁氏的忠节又怎么能够显扬呢？】

译贞观十五年，太宗下诏说：“朕在处理朝政之余，阅读前代史书，每当看到前代贤人辅佐时政、忠臣为国而死，何尝不想见到他们本人，停下读书，恭敬赞叹。至于近代以来，年代并不久远，但他们的后代有的也许还在世【‘见’读作‘现’】；即使还不能公开加以表彰，也不应把他们遗弃在边远之地。周、隋两代名臣和忠节之臣的子孙中，有自贞观以来因犯罪而被发配流放的，应令【读平声】有关部门全部登记，奏报上来。”于是多数人都得到宽宥【旧本此章在《刑法篇》，今附入这里】。【我认为：太宗喜爱贤才，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他不只是尊荣本朝的臣子，还能上溯到前朝；不只是提升尊崇他们本人，还能惠及他们的后代。因此祭祀比干的英灵，封护杨震的墓，褒奖追赠尧君素的官爵，录用诸儒的子孙。如今又下诏，周、隋名臣的后代中被发配流放的全部予以宽宥。那么凡是身居百官之列的人，谁不知道应当受到劝勉呢？难怪忠良之士接连不断地出现，从而开启三百年的盛运。唉，真是盛大啊！】贞观十九年，太宗攻打辽东安市城【今为安市州，隶属镇东】。高丽军民全都拼死作战。太宗下诏命令耨萨高延寿、耨萨高惠真等投降【‘耨萨’是高延寿的北部官职、高惠真的南部官职；‘降’读作‘杭’】，他们停留在城下招降，城中却坚守不动。每次看见皇帝的旗帜，必定登城击鼓呐喊【‘乘’读平声】。太宗非常愤怒，下诏让江夏王道宗【高祖的堂兄弟，字承范。十七岁时跟随秦王讨伐盗贼有功，起初封任城王，后来封江夏郡王。道宗好学，接待士人不因地位尊贵而傲慢，是宗室中最贤能的人】筑土山进攻城池，最终仍未能攻克。太宗将要撤军时，赞赏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用来劝勉侍奉君主的人【旧本此章与第十二章合为一章，今据《通鉴》按年份附入此处。又据《通鉴》，太宗亲征辽东时，命李勣攻打安市。安市人望见皇帝的旗帜车盖，就登城击鼓呐喊。皇帝大怒，李勣请求城破之日把男子全部坑杀。安市人听说后，更加坚守，久久不能攻下。江夏王道宗在城东筑土山，逐渐逼近城墙。城中也加高城墙抵御。攻城的冲车和礮石毁坏了城墙女墙，城中随即竖起木栅来堵塞缺口。土山昼夜不停地修筑，共用了六十天，投入人力五十万。土山坍塌，压垮了城墙，城中数百人出战，于是夺取土山并据守。各路将领攻打了两天仍未攻克，皇上因天气寒冷、粮食用尽，又要先防备辽州、盖州的户口渡过辽水，于是在城下炫耀军威后撤军。城中人全都隐藏不出。城主登上城楼拜谢辞别，皇上赞赏他坚守不屈，赐给缣帛一百匹。【我认为：辽东之战与从前的义师相比，已经不同了。凭太宗的英武，在群雄竞相兴起之时平定祸乱，皇帝的军队所指向之处，夷狄没有谁能抵挡其锋芒。可是到了晚年，他用尽全部心力，却不能制服一个远方国家，这是为什么呢？撤退以后赞赏安市城主坚守的节操，赏赐他以表彰这种节操，来激励侍奉君主的人，这个用意固然美好；但还不如不滥用武力，那才是最完美的。】孝友第十五【共五章】司空房玄龄侍奉继母，能够以和悦的脸色奉养她【‘养’读去声】，恭敬谨慎，超过常人。继母生病时，请医生来到家门，他一定迎接跪拜，流泪不止。等到继母去世服丧，他悲伤憔悴得更加厉害，形体消瘦如柴【意思是憔悴消瘦得像柴一样】。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宽慰劝解，又赐给他睡床、粥食、盐和菜【‘遗’读去声】。我认为，《孝经传》说：“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诚可以移用于君主；这是因为天理根植于人心，表现在侍奉父母上是这个道理，表现在侍奉君主上也是这个道理。忠和孝难道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吗？所以要从孝子之家求取忠臣，从来没有侍奉父母孝顺而侍奉君主不忠的人。想要修养自身，就不能不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自身不能修养，却能够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人。”房玄龄是唐朝的名相，而孝行又达到极点，本来就应当把忠诚也做到极点。况且古代以孝著称的人，如闵损、王祥之类，也都是侍奉继母的。这才叫孝，房玄龄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虞世南起初在隋朝做官，历任起居舍人【隋制，掌管记录君王言语和行动的事情，用来编成国史】。宇文化及弑逆作乱的时候【‘杀’读作‘弑’】，他的哥哥虞世基当时任内史侍郎【隋朝把中书改为内史】，将要被杀，虞世南抱着哥哥号哭【‘号’读平声】，请求用自己的性命代替哥哥去死。宇文化及最终没有答应。虞世南从此悲伤憔悴，形销骨立了好几年，当时人都称道并敬重他。【我认为：虞世基兄弟出身于吴中，曾跟随顾野王学习，当时的文学才华和声誉，人们把他们比作晋代的陆机、陆云兄弟。进入隋朝后，兄弟二人都升入官员行列。虞世基遭逢宇文化及之难时，虞世南不顾惜自身，请求代替哥哥去死，他的孝友确实值得崇尚。虞世南归附唐朝后，成为唐朝的名卿，大概是因为他的温和恭敬、友爱和顺出于天性。】韩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年少时喜好学习，藏书多达万卷，全部用古文参校订正异同，当时人称赞他】贞观初年【史书作贞观六年】任潞州刺史【潞州今仍沿旧名，隶属河东】。当时他十五岁，在潞州听说太妃病了【太妃是韩王的母亲，隋朝大将军宇文述的女儿。她曾任昭仪，很受宠爱；高祖即位后想立她为皇后，她坚决推辞不接受】，便流泪哭泣，不肯吃饭。到京师后，穿着丧服哀痛，悲伤憔悴超过礼制，太宗赞赏他的真挚天性，多次安慰勉励他。元嘉在家门之内修养整饬，生活有如寒门士人；士大夫与他的弟弟鲁哀王灵夔【高祖第十九子，是韩王的同母弟弟。喜好学习，擅长音律，后来因谋划起兵响应越王贞，父子二人的事情泄露而自缢，谥号为哀】非常友爱。兄弟们聚会相见时，礼数如同平民。他修身洁己，内外如一，当时各位亲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多才多艺。出任刺史后，所到之处都闭门读书，和处士刘玄平结为平民朋友。有人问元轨有什么长处，刘玄平说：“大王没有哪一方面不具备，我凭什么来称述他呢？”】武德年间，起初封为吴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改封吴王】。贞观七年，任寿州刺史【寿州今为安丰路，隶属淮西】。适逢高祖去世，他离职服丧，悲伤憔悴超过礼制；从此常穿布衣【‘衣’读去声】，表示终身哀悼。太宗曾问侍臣：“我的子弟中谁最贤能？”侍中魏征回答：“臣愚昧，不能完全知道他们的才能；只是吴王多次同臣谈话【‘数’读音为‘朔’】，臣没有一次不自感惭愧。”太宗说：“你认为他可以和前代的谁相比？”魏征说：“论经学和文雅，可以比汉代的河间王、东平王【汉河间献王刘德、东平宪王刘苍】；至于孝行【‘行’读去声】，就是古代的曾参、闵损【曾参、闵损】。”因此太宗对他的宠爱更加深厚，便让元轨娶魏征的女儿为妻【‘令’读平声，‘妻’读去声】。

译【我认为：孟子说人性本善，尧舜和普通人原本是一样的。王孙公子身份尊贵，他们的本性难道与普通人不同吗？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变成这样”。观察太宗的弟弟，如韩王元嘉、霍王元轨，他们天性孝友，生活俭朴，操守品行清正，有些是普通士人也难以做到的，可以说是贤能了。这尤其可以看出，人的本性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些昏昧无知的人，只是自己断绝了天理罢了。】贞观年间，有个突厥人史行昌【突厥人姓阿史那氏，这里以“史”为姓，行昌是他的名字】在玄武门【玄武是北方星宿的名称，取它来命名宫门】值守，吃饭时把肉留下。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带回去供奉母亲。”太宗听说后感叹道：“仁爱孝顺的本性，难道会因华夏和夷狄而有区别吗？”赐给他尚乘马一匹【‘乘’读去声；尚乘是主管车马的官署】，并下诏命令供给他母亲的肉料【‘令’读平声】。【我认为：一个在宫门值守的人，是夷狄之人，却有孝敬母亲的心；这件事被万乘之尊听说后，他获得仁孝的褒奖和优厚的赏赐。那么凡是具有人心的人，谁不会因此感动奋发而行孝呢？】公平第十六【共八章】太宗刚即位时，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旧日的属官中还没有得到官职的人，都怨恨前太子宫和齐王府属官先行得到安排。”太宗说：“古人所说的极其公正，是指公平宽恕而没有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尧、舜却废弃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周公却诛杀了他们。因此可知，统治人民的人，应把天下看作公有之物，不能对任何人存有私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小国的丞相，尚且说：‘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替人任意增减轻重。’何况我如今治理大国呢？朕和你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百姓以劳力供奉君上，而君上的恩泽还没有施及百姓。”（“行”读去声；“为”读去声。丹朱因不肖，尧知道他不足以把天下交给他，最终传位给舜；舜的儿子商均也不肖，于是把天下传给禹。管叔名鲜，蔡叔名度，都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灭殷后，封鲜于管，封度于蔡，让他们辅佐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治理殷的遗民。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专掌王室政务，管叔、蔡叔怀疑他，于是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诛杀武庚，杀死管叔，流放蔡叔。诸葛亮字孔明，复姓诸葛，名亮，琅琊人，任蜀国丞相。“称”与“秤”相同。） 如今之所以选择贤能的人才，本来就是为了求得百姓安定。任用人只应问他是否胜任，怎么能因为是新旧不同而采取不同态度呢？凡是初次见面的人尚且可以亲近，何况是旧日的部属，怎么能突然忘掉他们呢？如果才能确实不能胜任，难道也能因为是旧人就优先任用吗？如今不谈论他们是否有才能，却只说他们在叹息怨恨，这难道是最公正的道理吗？贞观元年，有人上密封奏章，请求把秦王府旧日的士兵都授予武职，召回宫中担任宿卫。太宗说：“朕把天下看作一家，不能偏私于任何一物，只任用有才干、有品行的人，怎么能以新旧作为差别呢？况且古人说：‘兵器就像火一样，不加收敛，终将自焚。’你的这种想法，并不能有益于政治治理。” （我按：〈尚书〉说：“上天所见，就是从百姓那里所见；上天所听，就是从百姓那里所听。”上天本来没有自己的视听，而是把百姓当作自己的视听，这就是极其公正的道理。太宗刚登帝位，首先发表了至公无私的论说。古代帝王效法上天的聪明，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房玄龄说：“秦王府中还没有得到官职的人，都怨恨前太子宫、齐王府属官先行得到安排。”太宗便说：“任用人只看才干，不论新旧亲疏；不这样就是偏爱旧王府的属官。”有人请求把秦王府旧兵授予武职，召回担任宿卫，太宗又说：“只任用有才干和品行的人，怎么能以新旧作为差别呢？不这样就是偏爱旧王府的士兵。统治天下的人，每每以至公之心存念，所作所为哪会不合乎人心呢？）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被召见，他没有解下佩刀便进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定，监门校尉没有察觉，罪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内，应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了。大理少卿戴胄驳议说：“校尉没有察觉，和无忌带刀进入宫内，同样都是过失。臣子对于至尊，不能说是‘误’。按照法律，‘供给御用的汤药、饮食、舟船，误而不合规矩的，都处死。’陛下如果要记录无忌的功劳而减免处罚，那不是司法官署所能决定的；如果应当依法罚铜，也没有做到公正合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朕一人的法律，而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因为无忌是国戚，便想要扰乱法律呢？再让他们重新议定。”封德彝仍坚持原议。太宗将要采纳他的意见，戴胄又驳奏说：“校尉是因为无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如果论其过失，二人的情形是相同的，却一人生一人死，差别竟如此悬殊，臣冒昧坚持请求。”太宗于是免去了校尉的死罪。当时，朝廷大规模举行选举，有人伪造资历和官阶。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罪至于死刑。不久，有人伪造资历的事情泄露，戴胄依据法律判处流刑并上奏。太宗说：“朕当初下诏说不自首的处死。如今却判处流刑，这是向天下显示朕不守信用。”戴胄说：“陛下当时就应杀掉他，这不是臣所能干预的。既然已经交给主管官署处理，臣不敢损害法律。”太宗说：“你自己遵守法律，却要使朕失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广布大信用的。诏令言语，不过是当时因喜怒而发出的。陛下一时愤怒，答应杀掉他们；后来知道此事不可行，便把他们交付法律处理，这正是忍住小的愤怒而保存大的信用。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太宗说：“朕的法律有所失误，你能够纠正它，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张九成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法律，即使天子的喜怒，也不能任意改变刑罚轻重。戴胄在大理寺的议论，可以说是运用法律公平允当了。他坚守主管官署所依据的法律，不顾天子的诏令，挽救君主的过失，使君主听到正确意见，让四海取得信任，百姓不受冤枉和滥刑。做官能像这样，国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唐仲友说：〈尚书〉说：“不要欺凌隐僻孤独的人，却要敬畏高明之人。”大概小人的心术，一定会欺凌隐僻孤独者而畏惧高明者；君子则相反。如果没有戴胄的话，太宗就会成为刑罚失当的人，违背皇极的训诫。这件事造成的利害，哪里是浅薄的呢？）

译（我按：封德彝是隋朝的奸佞之人。唐朝兴起后，他凭借秘密谋划而被任用，于是把过去侍奉隋朝的那一套转来侍奉唐朝，鼓吹任用法律的说法。如果照他的主张实行，那么仁义的功效、百姓的生活，在贞观时代就不会看到了。现在看封德彝与戴胄争论长孙无忌和校尉的罪责，在取舍之间，他所作所为的得失，与仁义和法律的说法相比，并没有轻重之分。治理国家在于任用人才，任用人才怎么能轻率呢？如果不是戴胄执法公正、太宗迅速听从善言，那么不使人蒙受冤屈的情况就几乎没有了。） 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朕近来见到隋朝的遗老，都称赞高颎善于做宰相。于是朕查看他的本传，确实可以说他公平正直，尤其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隋朝的安危，系于他的在位或去世。隋炀帝无道，高颎无辜被诛，朕何尝不想见到这样的人？每当读到他的事迹，就放下书来敬佩感叹。又如汉、魏以来，诸葛亮担任丞相，也十分公平正直。他曾上表请求废黜廖立、李严，流放到南中。廖立听说诸葛亮去世，哭泣说：‘我们恐怕要披发左衽，成为蛮夷了。’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发病而死。因此陈寿称赞诸葛亮执政时，‘敞开心胸，布行公道；竭尽忠诚、有益于时局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触犯法律、懈怠傲慢的人，即使是亲近的人也必定惩罚。’你们难道不可以仰慕并赶上他们吗？朕如今常常仰慕前代帝王的优点，你们也可以仰慕前代宰相的贤能。如果这样做，就可以长久保有荣誉声名和高位。”玄龄回答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在于公平正直。”（高颎字昭玄，是隋朝的贤相。隋炀帝因他忠诚进谏而说他诽谤讥刺，最终将他诛杀。廖立字公渊，武陵人，在蜀国任长水校尉。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在蜀国任中都护。陈寿是晋人，撰写《三国志》。） 所以《尚书》说：“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广阔平坦；不要结党，不要偏私，王道平正宽广。”又有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如今圣上的思虑所崇尚的，确实足以穷尽政治教化的根源，完全把握至公之道的要旨，包容天下四方，使天下化育成功。”太宗说：“这正是朕心中所想，难道会有同你们说了却不实行的吗？”（“错”读作“措”。这些话出自《尚书·洪范篇》；孔子这句话是回答鲁哀公时说的。） （我按：从前傅说告诫商高宗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长久保有天下，这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太宗说：“朕常常仰慕前代帝王的优点，你们可以仰慕前代宰相的贤能。”这与以古人为师的道理相合吗？前代帝王的贤德，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再往后说，汉代实行七种德政的君主就是如此。前代宰相的贤能，如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再往后说，萧何、曹参、丙吉、魏相就是如此。高颎的公平正直，也可以说是贤相了。可惜他不明白事情不可为时就应停止的道理。诸葛亮有辅佐君王的才能，确实有古代贤相的遗风，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不常见的。太宗命令宰相们仰慕他，难道不是很会识别人才吗？唉！尧、舜、禹、汤、文、武等帝王的宰相已经无法见到了，能够见到像武侯这样的人，也就可以了。） 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所生。贞观六年将要出嫁，太宗下诏令主管官署送给她的资财，按长公主的两倍置办。魏征上奏说：“从前汉明帝想给自己的儿子封王，明帝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同呢？’于是只给他封为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封地，前代史书把这件事看作美谈。天子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天子的女儿称为公主；加上‘长’字，本来就是因为长公主尊贵于公主。感情虽然有亲疏不同，礼义上的等级却不应有差别。如果让公主享受的礼遇超过长公主，恐怕道理上说不过去。臣实在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太宗称赞说好，于是把这番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叹息说：“我曾听说陛下敬重魏征，却一直不知道原因。如今听到他的劝谏，才知道他能够用道义来约束人主的感情，真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妾与陛下结发成为夫妻，处处防备言行、恭敬礼待，感情和恩义深厚，每当将要进言时，还必须观察陛下的脸色，尚且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臣下与君主感情疏远、礼制有隔，所以韩非说游说很难，东方朔称这是不容易的事，实在是有道理的。”（“乐”读洛声。长乐公主是太宗第五女，封为长乐郡公主，下嫁长孙冲。“降”指下嫁。“长”读掌声。长公主见《通鉴》作永嘉长公主，是高祖的女儿。楚王英、淮阳王昞都是汉光武帝的儿子。韩非是战国时期研究刑名之学的人。东方朔字曼倩，平原人，汉武帝时任大夫。） 忠言虽然逆耳，却有利于实行；凡是拥有国家或家族的人，都应把它看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接受忠言，天下就会安定；拒绝忠言，政治就会混乱。实在希望陛下认真考虑，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于是请求派遣中使带着五百匹帛到魏征家中赏赐给他。（我按：《易经·归妹》说：“帝乙嫁女，君王的衣袖还不如陪嫁女子的衣袖美好。”这是说，王姬下嫁，身份虽然极其尊贵，却不以修饰容貌为事；陪嫁的娣媵以容饰为事，而衣袖正是用来装饰容貌的。她崇尚礼义而不崇尚外饰，所以衣袖不如娣媵的衣袖美好，这是以俭朴为德。太宗嫁公主时，下诏令主管官署所备送的资财为长公主的两倍，虽然是皇后所生，难道不是受宠爱牵累而没有用制度节制吗？这就是引导她逾越礼制、违犯法度了。幸亏有魏征忠诚劝谏，太宗听从，而文德皇后又进一步褒奖他。皇后的德行，即使汉代的阴后、马后也不能比得上，可以说无愧于周代的任姒、邑姜了。端正家庭，天下就能安定，说的不就是这位皇后吗？） 刑部尚书张亮因被指控谋反而下狱。（张亮任相州刺史时，收公孙节为养子；公孙节以“弓长”为主的谶言另建都城，张亮自认为“弓长”就是自己的姓氏，暗中怀有奇异的谋划。陕西人常德告发了他的阴谋，并说张亮收养了五百名养子。太宗说：“这正是想谋反。”于是派房玄龄对张亮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准绳，朕和你共同遵守。你不自我修养，竟到了这一步，怎么办呢？”于是将张亮斩杀，并没收了他的家产。）太宗下诏令百官议论此事，多数人说张亮应当诛杀，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的谋反形迹尚未完备，表明他无罪。太宗当时正在盛怒之中，最终还是杀了张亮。不久，刑部侍郎出现空缺，太宗令宰相精心选择人选。宰相多次上奏都没有合适的人。太宗说：“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了。过去李道裕议论张亮时说谋反形迹尚未完备，可以说是公平公正。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我至今仍然后悔，于是授予李道裕刑部侍郎之职。”（“少”读去声。唐制，殿中监掌管天下服饰和御用器物，少监是他的副职；侍郎是尚书的副职。） （唐仲友说：李道裕议论张亮时说谋反形迹尚未完备，太宗当时无暇省察。一年多以后却把刑部侍郎之职授予李道裕，太宗可以说是能够改正过错的人，李道裕可以说是善于议论刑罚的人了。）

译（我按：因为李道裕议论张亮一案，后来便有了授予他刑部侍郎的任命，这不仅表现出太宗悔过的心意，也足以看出太宗选择人才的方法；同时还用来向天下表明慎重用刑的意旨，为臣下打开有过失也必须进谏的道路。唐朝的刑部，相当于《周官》中的司寇，掌管国家禁令和刑法，必须精心选择人选，不能轻率授职。帝舜任命皋陶，也是因为这样的选择。太宗这次任用，使各种善举都汇集在一起。）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朕如今勤勉不懈地寻求人才，是想专心治理政务。听说有好的人才，就提拔任用他们。但议论的人大多说，那些人都是宰相的亲属和旧交。你们只管以最公正的态度办事，不要因为顾忌这些议论，便故意避嫌、留下任用的痕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正是因为举荐时能够得到真正的贤才。只要能够举荐任用有才能的人，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者与自己有仇怨嫌隙的人，也不能不举荐。” （我按：祁奚举荐贤才，不避开自己的儿子祁午；谢安举荐将领，不避开自己的侄子谢玄。大臣任用人才，只在于是否公正罢了。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子弟也可以，何况亲戚呢？太宗对侍臣说：“只要能够举荐任用有才干的人，不要顾忌表面上的嫌疑。”这话是对的。后来有人告发魏征偏袒亲戚，太宗命令查验，结果没有实据，便派人对魏征说：“从今以后应当注意避嫌。”这又与前面的话相矛盾了。假如不是魏征直言不屈，太宗果真能够践行前面的话吗？） 贞观十一年，当时屡次有宦官充任外使，擅自妄奏政事，激起太宗的愤怒。魏征进言说：“宦官虽然地位低微，却亲近侍奉在君主左右，时常能够进说言语，君主容易轻信。这样的逐渐浸润、暗中进谗，造成的祸患尤其深重。陛下今日圣明，必然没有这种忧虑；但为了给子孙留下教训，不能不从根本上杜绝它。”太宗说：“如果没有你，朕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从今以后，停止让宦官充任使者。”魏征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做人君的关键在于喜爱善人、厌恶恶人，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明确地喜爱善人，君子就会进用；明显地厌恶恶人，小人就会退避。亲近君子，朝廷就没有弊政；远离小人，听取意见就不会被邪曲私情蒙蔽。小人并非没有一点小的长处，君子也并非没有一点小的过错。君子的小过错，就像白玉上的细微瑕疵；小人的小长处，就像铅刀偶尔割断一件东西。铅刀偶尔一割，良工不会看重；小长处不足以遮盖众多恶行。白玉有细微瑕疵，善于估价的人也不会舍弃；小瑕疵不足以妨害大的美好。所谓喜爱善人，是说即使是小人的小长处，也要辨明其是否为善；所谓厌恶恶人，是说即使是君子的细小过错，也要辨明其是否为恶。” 如果这样，就会把蒿草和兰草混在一起闻，把玉和石头混为一谈。这正是屈原沉江、卞和泣血的原因；也是既不能辨别玉石，又不能分辨蒿兰气味的表现。明知善恶，却不能进用善人、斥退恶人，这是郭氏之国成为废墟、史鱼留下遗憾的原因。（屈原名平，是楚怀王的大夫，楚王听信谗言而不任用他，于是他投汨罗江而死。卞和是楚国人，得到一块玉璞，献给厉王，厉王认为是假的，砍断了他的脚；卞和抱着玉璞哭泣，后来哭出了血。郭氏之国成为废墟的事见《纳谏篇》。《孔子家语》说：史鱼病重将死时，命令儿子说：“我不能进用蘧伯玉，斥退弥子瑕，这是我做臣子却不能匡正君主的过错。活着不能匡正君主，死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完成礼制的了。我死后，你把我的尸体放在窗下。”他的儿子照做了。卫灵公来吊唁，儿子把这件事告诉灵公，灵公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命令把史鱼殡葬在宾客之位，进用蘧伯玉，斥退并疏远弥子瑕。孔子说：“古代进谏的人，死了也就罢了，从没有像史鱼这样用尸体进谏、以忠诚感动君主的，难道不能说是正直吗？”）陛下聪明神武，天资英明睿智，心志存有广泛的仁爱，能够从多种途径接纳人才，喜爱善人却还不能十分审慎地选择人，憎恶恶人却还不能远离奸佞。” 还要做到直言无隐，但又嫉恶太过；听到别人有善行，有时还不完全相信；听到别人有恶行，却认为一定如此。即使有独到的见解，尚且担心道理可能没有穷尽，为什么呢？君子宣扬别人的善处，小人揭发别人的恶处。听到恶行就一定相信，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长”读掌，后同】；听到善行却有所怀疑，君子的道路就会消退。治理国家的人，最急切的事是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如果反而使君子的道路消退、小人的道路增长，那么君臣就会失去秩序，上下隔绝不通【“否”读枇】，祸乱灭亡将会接踵而来，还拿什么治理国家呢？况且世俗的普通人心中没有长远的考虑，感情上喜欢告发揭露，乐于谈论朋党。用善行相互成就，叫作同德；用恶行相互助长，叫作朋党。如今却把清浊混在一起，把善恶混为一谈【“别”音彼列切】，把告发揭露当作诚实正直，把同德看作朋党。把它称为朋党，就说事情没有什么可以相信；把它称为诚实正直，就说话语全都可以采纳。这就是君主的恩德不能结于下，臣子的忠诚不能通达于上的原因。大臣不能辨明纠正，小臣没有人敢于议论。远近都顺着这种风气，混然形成习俗；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也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只足以助长奸邪、扰乱人的视听，使君主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使臣下不能彼此安处。如果不作长远考虑，彻底断绝它的根源，那么后患就不会平息。如今有幸还没有败亡，是因为君主有长远的考虑，虽然开始时有所失误，最终却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假如时运正逢稍有衰败，事情一去不返，即使想要后悔，也一定来不及了。既不能把这些传给后代，又凭什么把法则留给将来呢？况且，进用善人、斥退恶人，是施加于他人的；以古人为鉴，是施加于自身的【“施”读平声，后同】。鉴察容貌，要靠止水；鉴察自身，要靠明智的人。能够用古代圣哲君王来鉴照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容貌的美丑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事情的善恶也会自然明白于心中。不必劳烦记载过错的史官，也不必借助樵夫百姓的议论。崇高的功业会日益显著，显赫的声名会流传得更加长远。做君主的，怎么能不努力做到这些呢？臣听说，道德深厚，没有超过轩、唐的；仁义隆盛，没有比舜、禹更显著的。想要继承轩、唐的风范，追随舜、禹的足迹，就必须用道德来安定天下，用仁义来弘扬治道，举用善人并任用他们，选择善行并遵从它。不选择善人、任用能者，却把政事交给庸俗的官吏，既没有长远的谋划，也必然会失去大体。只知道奉行三尺之律，用它来约束四海之人，却想求得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所以圣哲君王统治天下，移风易俗，并不依靠严刑峻法，依靠的只是仁义。

译所以，没有仁爱就无法广泛施行恩惠【按本字读】；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爱惠及臣民，用义端正自身，那么政令不严厉也能治理好，教化不严肃也能取得成效。这样说来，仁义是治理的根本，刑罚是治理的末端。治理国家而设置刑罚，就像驾车御马而使用鞭子和策杖；如果人人都受到教化，刑罚就没有施用的地方。马已经竭尽力量，鞭子和策杖也就无处可用。由此说来，刑罚不能导致治理，这已经很明白了。所以《潜夫论》说【“夫”读本字；后汉王符，字节信，著书名为《潜夫论》】：君主治理天下，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百姓有本性，有情感，有教化所形成的状态，也有习俗。情感和本性，是内心，是根本；习俗和教化，是行为，是末端【“行”读去声，后同】。因此，上等的君主治理世事，先处理根本，后处理末端，顺应百姓的内心，继而规范他们的行为。内心和情感如果确实端正，奸邪就无从产生，邪恶的意图也无处寄托。所以最圣明的君主没有不致力于治理民心的，因此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一定要做到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吧【这是孔子的话】。”用礼来引导百姓，致力于使他们的本性敦厚、使他们的情感明白。百姓彼此相爱，就没有互相伤害的意图；行动时思考义理，就没有积蓄奸邪的内心。像这样，并不是依靠律令治理出来的，而是教化所达到的结果。圣人非常尊崇道德礼义而轻视刑罚，所以舜先告诫契，让他恭敬地广泛施行五教【“契”读泄，舜的臣子；五教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然后才任用咎繇施行五刑【咎繇与皋陶相同；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凡是制定法律，并不是为了专门掌管百姓的过失、惩罚他们的错误，而是为了防止奸恶、救助祸患，约束淫邪、使人归于正道【“内”读作“纳”】。百姓如果受到善的教化，就会具有士君子的心志；如果遭受恶政，就会产生怀有奸邪、扰乱社会的念头。因此，用善的教化养育百姓，就像工匠制作麯和豉一样。六合之内的百姓，就像同处一片荫蔽之下；百姓之类【秦朝称百姓为“黔首”】，就像豆子和麦子一样。他们的变化和作为，全在于治理他们的人。遇到良吏，就怀有忠信之心，实行仁厚之道；遇到恶吏，就怀有奸邪之心，行为浅薄。忠厚不断积累，就会达到太平；浅薄不断积累，就会导致危亡。因此，圣明的帝王都敦行道德教化而轻视威刑。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威刑，是用来治理别人的。百姓的生存状态，就像熔炉里的金属，方圆、薄厚都随着熔铸和制作而改变。所以，世道的善恶、风俗的厚薄，全在君主。世上的君主如果真能使六合之内、全天下的人都感受到忠厚的情怀，而没有浅薄的恶习；都奉行公正之心，而没有奸险的念头，那么醇厚浓烈的风俗【“醇”读淳，“酽”读验，说风俗如酒味醇和】就会在这里重新出现。后世君王即使不能完全遵循并专门崇尚仁义，也应当谨慎对待刑罚法典，怀着哀怜敬慎之心而不偏私。所以管子说：“圣明的君主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个人智谋，任用公道而不任用私情，因此能够称王天下【“王”读去声】。”治理国家，在贞观初年，君主的志向存于公道；有人犯罪，就一一依法处理。即使临时判决【上字读上声，下字读去声】有时有轻有重，只要看到臣下坚持申辩，君主没有不欣然接受的。百姓知道定罪并无私心，所以心甘情愿而不怨恨。臣下看到进言不会触犯君主，所以尽力来效忠。近年以来，心意渐渐变得深刻苛峻，虽然张开三面的网【见《规谏篇》注】，却又要察看河中的鱼；取舍取决于爱憎，轻重取决于喜怒。喜爱的人，罪过即使很重，也强行替他寻找说辞【“强”读上声】；厌恶的人，过错即使很小，也要深挖他的用意【“恶”读乌去声，后同；“探”读平声】。法律没有固定的科条，任凭感情决定轻重；有人坚持申辩，就怀疑他是在阿谀虚伪。因此，受罚的人没有地方申诉，任职的官员也不敢说正直的话。不使他的内心信服，只是穷究他的言辞；想要加罪于人，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吗？另外，五品以上官员有犯罪，都命令所属曹司上报【“令”读平声】，本来是想察看他们的情状，对他们有所哀怜宽宥；如今却曲意搜求细小的节行，有时反而加重他们的罪名，派人攻击他们，只恨罪责不够深；事情本没有严重条文，却要到法律之外去搜求，加给他们的罪责十件中有六七件如此。所以近年以来，犯罪的人害怕事情被君主听闻，能够交给法司处理，反而认为是很幸运的事；告发揭露没有止境，穷究案情也不停止。君主在上面偏私，官吏在下面作奸，搜求细小过错而忘记大体，施行一种刑罚却引起众多奸邪。这就是背离公平之道【“背”读倍】，违背哀怜无罪之人的本意【见《封建篇》注】，却想使人们和睦、诉讼止息，是不可能的。因此《体论》说：淫逸和盗窃，是百姓所憎恶的；我顺从民意而对他们施加刑罚，即使超过适当的程度，百姓也不认为我暴虐，这是因为公正。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憎恶的；我避开有关惩罚的法令，宽宥他们，百姓也不认为我偏私，这是因为公正。我所看重的，是百姓所憎恶的；我所轻视的，是百姓所怜悯的。因此，即使赏赐很少，也能劝人行善；即使刑罚简省，也能禁止奸邪。由此说来，法律一旦出于公心，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过错即使轻微，也可以依法处理；法律一旦出于私心，就没有什么是可以的。过错处理过轻，就会放纵奸邪；处理过重，就会伤害善人。圣人对待法律，已经足够公正了；然而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所以再用教化来补救，这就是上古所致力的。后世审理案件的人却不是这样：还没有审问罪人，就先替他预设罪意；等到审问时，又驱使他去符合这个预设的罪意，还把这称为能干。不探究案件发生的根由，却替它作出区分【“探”读平声】，向上迎合君主隐微的禁忌来制定处理办法，还把这称为忠诚。这样的人在任官时被认为能干，侍奉君主时被认为忠诚，于是名声和利益就随之而来。驱赶百姓、压制他们，却想使道德教化兴盛，也就困难了。凡是审理诉讼、听取狱案，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义理，权衡轻重的次序，测量深浅的程度，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到忠诚和爱护之心。有疑问，就同众人共同商议；有疑问，就从轻处理，这正是慎重对待案件。因此舜命令咎繇说：“你担任士官，对于刑罚一定要谨慎怜恤【出自《虞书》】。”又要再加上三次讯问【《周礼》说用三次询问来判定庶民诉讼的公断：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群吏，三是询问万民】，得到众人认可后才作出判决；所以制定法律还要参照人情。因此《左传》说【“传”读去声】：“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全部明察，也一定要根据实情处理。”可是世俗之人拘泥愚昧，苛刻的官吏认为所谓实情，就是收取财物的人，就是树立爱憎的人，就是袒护亲戚的人，就是防备怨仇的人【“怨”读平声】。世俗小吏所谓的实情，与古人的实情相差多么遥远啊！主管官吏用这种所谓实情来怀疑人，群吏和君主也用这种所谓实情来怀疑人；主管官吏因此怀疑君臣上下，彼此通通相互猜疑，想让他们尽忠守节就很困难了。凡审理案件的实情，必须以所犯罪行本身为依据，以主旨为准，不敢只凭审讯，也不在旁处广泛搜求，不以头绪繁多来显示聪明。因此法律规定了举发弹劾的办法，把供词相互参验，是为了求得事实，不是为了粉饰事实。

译只应当把各种供词相互参验，明辨审听罢了，不要让狱吏在手中锻炼案情、粉饰理由、炮制成罪的言辞。孔子说：“古代审理案件，是寻求使人得以生存的理由；如今审理案件，是寻求杀人的理由。”所以，有的人拆分言辞来突破法律，任凭案情来成就法令，执持旁门左道，务必要加以刑罚。又《淮南子》说【汉淮南王刘安所著，书名为《淮南子》】：“丰水的深度有十仞，金铁沉在其中，形状还会显现在水外【‘见’读现】；水并不是不深不清，但鱼鳖却没有归附它的。”所以，办事的人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建立功劳当作聪明，把刻薄对待下属当作忠诚，把多次告发当作功劳，就好像皮革越宽越大越好，实际上正是走向撕裂的道路。赏赐应当从重，刑罚应当从轻；君主保持宽厚，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制度。刑罚的轻重、恩惠的厚薄、被人思念还是被人憎恨，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况且，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权衡用来确定轻重，准绳用来校正曲直。如今制定法律，贵在宽平；惩罚罪人，却希望严酷；任凭喜怒放纵心意，高下全由自己内心决定。这就是舍弃准绳来校正曲直，抛弃权衡来确定轻重，不也太糊涂了吗？诸葛孔明作为小国的宰相【“相”读去声】，尚且说：“我的心就像秤，不能替别人决定轻重【‘为’读去声】；何况万乘之主【天子的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所以称为万乘之主】，正当天下人人都可以受封的时代【唐虞时代，家家都可以受封】，却任凭心意而抛弃法律，向人民招致怨恨。” 况且有时遇到小事不想让人听见，就突然发作、摆出威势和怒气来压制非议。如果所做的是对的，传到外面又有什么伤害？如果所做的是错的，即使遮掩起来又有什么益处？所以俗话说：“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自己不做；想让别人听不见，不如自己不说。”做了事情却想让人不知道，说了话却想让人听不见，这就像捕捉鸟雀时蒙住自己的眼睛，偷盗钟时堵住自己的耳朵，只是自取讥笑，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又听说：“没有永远混乱的国家，也没有不可治理的百姓。”百姓的善恶，取决于教化的厚薄。所以禹、汤能够凭借它治理天下，桀、纣却凭借它造成混乱；文王、武王凭借它使天下安定，幽王、厉王却凭借它使天下危亡。因此古代的明哲君王，总是责备自己，而不把过错归咎于别人；要求自己，而不责备臣下。所以说：“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盛就迅速起来；桀、纣归罪于别人，他们的灭亡就突然到来【《左传》中臧文仲告诫鲁君的话】。”这样做没有止境，深深违背了恻隐之情，实际上是在开启奸邪之路。温舒曾经对过去的情形感到痛恨【温舒是前汉人，曾上书谈狱吏的危害】；臣也想为此感到惋惜而不采用这种做法，并不是没有听闻这些道理。臣听说，尧设置了敢于进谏的鼓【《通历》说：尧确定四岳，设置谏鼓】；舜设置了诽谤之木【《淮南子》说：舜设置诽谤之木】；汤设置了掌管过错的史官【《淮南子》说：汤有司直之人】；武王有告诫谨慎的铭文【太公记述《丹书》的话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怠惰胜过敬慎就灭亡；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义就凶险。”武王听到这些话，退朝后把它们作为戒诫，于是写在几、鉴、盂、槃上作为铭文，见《大戴礼》】。这些做法，都是在事情尚未显现时听取意见，在问题尚未发生时加以寻求，虚心等待臣下进言，希望下情能够传达到上面。上下没有私心，君臣同心同德。魏武帝说：“有道德的君主乐于听取逆耳之言，接受冒犯威严的诤谏【‘乐’读洛】，亲近忠臣，厚待进谏之士，斥退谗邪，远离佞人【‘远’读去声，后同】，确实是想保全自身、保卫国家、远离灭亡的人。”凡是各位君子，承受天命、统领时运，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难道可以不保全自身、保卫国家、远离灭亡吗？然而自古以来圣明贤哲的君主，功业成就、事情建立，没有不凭借同心同德、我有过错你们来辅弼的。从前在贞观初年，君主谨慎自持、勉励修行，以谦逊接受各方意见，因为听到善言就一定改正，偶有小过失，便引纳忠直的规谏；每次听到直言，喜悦之色都显现在脸上。所以凡是忠诚刚烈之臣，都竭尽言辞。近年以来，天下没有忧患，远方夷狄畏惧臣服，志意自满，事情与当初不同了：高谈阔论痛恨邪恶，却喜欢听顺从奉承的话；空谈忠直正谏，却不喜欢逆耳之言；偏私宠幸的门路逐渐打开，至公之道日益闭塞，往来行路的人全都知道这些事。国家的兴衰，实在由这条道路决定；身居君位的人，怎么能不自我勉励呢？臣这些年以来，每次奉行明诏，都深深担心群臣没有人肯尽情进言。臣私下思考这件事，近来【“比”读鼻】有人上书，事情有得有失，臣只看到他们陈述自己的短处，还没有看到有人称说自己的长处。况且天子的居所高高在上，龙鳞难以触犯；在仓促之间【“造”读七到切】，也不敢把话说尽。有时有所陈说，不能充分表达心意，再想要竭尽其道，也没有机会。况且所说的如果符合道理【“当”读去声】，未必能因此增加宠信和官秩；如果意见稍有违背忤逆，就可能有耻辱随之而来。不能尽忠守节，实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左右近侍，早晚都站在朝廷台阶之下，事情有时触犯君主的威严，也都心怀顾虑观望；何况关系疏远、不能接近的人，又凭什么把忠诚真挚之情充分表达出来呢？又有时君主公开说：“臣下看见事情，只管来告诉我，为什么一有进言就希望我采用呢？”这就是拒绝进谏的话，实在不是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冒犯君主的严厉脸色，进献可行的意见、替换不可行的意见，是为了成就君主的美德、匡正君主的过错。如果君主听取意见后仍然疑惑，事情有些不能实行，那么即使臣下竭尽忠直之言、用尽辅佐之力，尚且担心他们临时畏惧，也不肯献出真诚。假如按照明诏所说，便是允许臣下当面顺从，却又责备他们把话说尽，那么他们进退之间将依据什么呢？难道一定要这样做才行吗？能否招致进谏，只在于君主是否喜爱进谏罢了【“好”读去声，后同】。所以齐桓公喜好穿紫色衣服，整个国境内就没有不同颜色的服装；楚王喜好细腰，后宫中就有许多人饿死【意思是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会更加过分地迎合】。为了耳目享受，人们尚且愿意死也不违背，何况圣明的君主寻求忠正之士，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实在不难。如果只是口头上有这样的言论，内心却没有相应的实际，想要他们一定到来，是不可能的。太宗亲手下诏说：“我省察你前后讽谏劝喻的话，都有切实恳到的意思，这本来就是我对你的期望。”朕过去住在寒门之中，尚且年幼无知，没有受到师保的教导【“渐”读尖】，很少听到前代贤达的言论。恰逢隋主崩溃，万国陷入涂炭，忧惧不安的百姓【“惵”读蝶】没有地方可以保全自身。朕从二九之年起，就怀有拯救溺水者的志向，发愤挥袖而起，便拿起干戈，冒犯风霜露水，东西征伐，天天忙碌得没有空闲，居处也没有安宁的岁月。承蒙苍天降下神灵，得到朝廷谋略的帮助，义旗所指之处，一触即平；弱水、流沙【今属甘肃】也都通行轻车使者【“輶”读去声，輶是轻车】，披发左衽的人【指四夷之人】也都成为衣冠之域；凡颁行正朔的地方，没有远近而不能到达。

译等到恭敬地承受帝王之位，谨慎地奉行帝王的大业，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战乱尘埃在这里平息，已经有十多年了。这大概是由于股肱之臣竭尽帷幄中的谋略，爪牙之臣用尽熊罴般的力量，彼此协同、同心同德，才达到这个地步。朕自认为德才浅薄，却厚享了这样的福祉；每当抚临国家这个大神器，就忧虑深、责任重，常常害怕万机之事有许多被荒废，四方的见闻不能传达上来，因而战战兢兢，坐等天明。朕向公卿询问，直到隶皂等下层人员，也都推心置腹地对待，希望能够明白并依赖他们。每一个举动都像钟磬一样传播，使淳厚的风俗和高尚的德行永远传在史册上，能够播扬显赫的名声，常常成为首要的称誉。朕因才德浅薄，对前代感到惭愧；如果没有任用舟楫，哪里能够渡过那条大河？如果不借助盐和梅，怎么能够调和五味【《尚书·说命》载，高宗命傅说说：“如果要渡过大河，就任用你作为舟楫。”又说：“如果要调制羹汤，你就如同盐和梅】？赐给你绢三百匹。” 【愚按：春秋时代，卫国已经非常弱小，季札知道它后来会灭亡；齐国已经非常强大，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会发生篡夺和弑杀。圣贤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从礼制看出政治，从事先预见尚未发生的事情。魏征说得好：“宦官即使加以防范，造成的祸患也特别深重。如今的明君一定不会有这种忧虑。为了子孙后代着想，不能不堵塞祸患的根源。”后来唐朝中叶，果然因宦官而发生动乱；到了唐朝末世，终于又因宦官而灭亡。魏征的明见，即使周公、季札相比，又相差多远呢？太宗在这个时候，正应当把这件事明确写成法令，使后代子孙世世代代都不得让宦官参与政事才是。可是他只不过停止宦官充任使者，这只是当时的一时之计罢了，哪里是为子孙后代留下谋划呢？魏征既然说了宦官的祸患，又上疏数千言，极力陈述当时的过失。史书称魏征的谏疏有二百多篇，流传于世的，其中这篇最为详尽。太宗答诏恳切周详，宠赐优厚，君臣相互对待的情形，是多么盛美啊！】诚信第十七【共四章】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除掉奸佞之臣。太宗说：“朕所任用的人，都认为是贤能之人，你知道谁是奸佞吗？”上书人回答说：“臣居住在民间，确实不知道谁是奸佞，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探群臣。如果能不畏惧雷霆之威，直言进谏，就是正直之人；如果顺从您的心意、阿谀奉承，就是奸佞之人。”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清澈还是浑浊，在于源头。君主是政事的源头，臣民就像水。君主自己弄虚作假，却想让臣下行为正直，这就像源头浑浊却希望水清澈一样，按道理是不可能的。朕常常认为魏武帝多用诡诈，十分鄙视他的为人；像这样，怎么可以拿来作为教令呢？”又对上书人说：“朕想使最大的诚信施行于天下，不想用欺诈之道来教化风俗。你的话虽然有道理，朕却不采纳。” 【范祖禹说：太宗可以说是懂得君主之道了。君主以一人的身份，治理四海之广的天下，应付众多的政务，如果不能以至诚之心任用贤人，而只凭一人的才智来治理天下，那么耳目心智所能达到的范围，又能有多大呢？所以人君必须清心静意来处理政务，虚心等待臣下，就像明亮的镜子，就像静止的水；这样，万物呈现出来时，就不能蒙蔽他了。权衡设置在那里而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它，只因为它平；绳墨设置在那里而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只因为它正。我凭借正直，对方凭借偏邪；我凭借真实，对方凭借虚伪。既然这样，又何必担心不能察觉邪恶、不能辨别奸佞，而一定要用欺诈来试探他们呢？一旦有一件事不诚实，内心就会被蒙蔽，哪里还能辨别邪正呢？所以镜子有污垢，就不能照察事物；水面动荡，就不能显现形象，都是因为自身不明净的缘故。况且以诚信对待事物，尚且担心不能使它们有所感动，何况不诚信而能感动别人吗？做君主却使身边前后的人都猜不透自己的意图，即使想不被欺骗，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至诚来驾驭臣下，忠诚正直的人才会得到任用，奸邪之人也就没有机会自行进入了。】【愚按：从前孔夫子回答颜渊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最后说：“远离奸佞之人，奸佞之人实在太危险了。”奸佞之人足以祸害国家，禹回答皋陶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之人，还怕什么花言巧语、伪善的面孔和极其奸邪的人呢？”大概君主的内心，受到攻击它的人很多，稍有偏向，进谗邪、阿谀奉承的人就会乘隙而入。假如君主内心虚静明察，能够从旁洞察一切，那么正邪自然不能逃过我们的明镜。太宗说：“君主自己弄虚作假，却想让臣下直言，这就像源头浑浊却希望水清澈。”想使最大的诚信施行于天下，不想用欺诈之道，这真是王者之言啊！】贞观十年，魏征上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基，必定要凭借德和礼；君主能够保有国家，关键只在诚信。诚信确立，臣下就没有二心；德礼表现出来，远方的人就会来归服。这样说来，德、礼、诚信，是国家的大纲，存在于君臣、父子之间，一刻也不能废弃。所以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下，臣下用忠诚来侍奉君主。’【孔子回答鲁定公的话】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孔子回答子贡的话】文子【姓辛，名钘，又名计然，濮上人，拜老子为师，著书十二篇，书名为《通玄真经》】说：‘同样的话而能取得信任，是因为在说话以前就已经有信用；同样的命令而能得到执行，是因为在命令之外本来就有诚信。’既然如此，说了却不实行，所说的话就是没有信用；下达命令却没人服从，所下的命令就是没有诚信。没有信用的话，没有诚信的命令，用于上位就会败坏德行，用于下位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处在颠沛困顿之中，君子也不做这种事。自从王道显明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声威施加到海外，各国都来朝见，粮仓日益充实，土地日益扩大，然而道德没有更加厚重，仁义没有更加广博，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对待臣下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虽然有善始时的勤勉，却还没有看见善终的美好。”

译“从前贞观初年，听到善言就惊叹；到了八九年间，仍然因采纳谏言而喜悦；从这以后，渐渐厌恶直言，即使有时勉强有所容纳，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豁达。正直敢言的人，稍稍避开君主的威严；善于逢迎巧辩的人，则肆意施展他们的诡辩。他们把意见相同的人说成专擅权力，把忠诚正直的人说成诽谤，把他们说成结党，即使忠信之人也可以被怀疑；把他们说成极其公正，即使虚伪矫饰也没有罪过。刚强正直的人害怕被指为专擅权力，忠诚正直的人忧虑被斥为诽谤。这样，正直的臣子不能把话全部说尽，大臣也不能同他们争辩。使视听受到迷惑，使大道郁塞，妨害政事、损伤德行，难道就在这里吗？所以孔子说：‘厌恶那种能够颠覆国家的利口之人，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为”读去声】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相同，内心却不同。君子掩盖别人的恶处，宣扬别人的善处，面临危难时不苟且求免，甚至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小人不以不仁为羞耻，不畏惧不义，只看利益所在，危害别人来使自己安全。既然只要有利于危害别人，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现在如果想求得天下大治，就必须把政事托付给君子；事情有得有失，有时却去询问小人。” “对待君子，就恭敬而疏远；遇到小人，就轻视而亲近。亲近了，小人便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疏远了，君子的真情就不能上达。这样一来，毁誉掌握在小人手中，刑罚却施加于君子身上，实际上正是祸患产生的地方，怎么能不谨慎呢？这就是孙卿所说的：让有智慧的人谋划，却同愚昧的人商量；让品行修洁的人实行，却同污秽鄙陋的人猜疑。想要这样取得成功，可能吗？具有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吗？但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考虑又不能达到长远，即使竭尽力量、用尽诚心，仍然不能避免倾覆失败。何况内心怀有奸诈和私利，迎合脸色、顺从意旨，他们造成的祸患，不是更加深重吗？竖起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耗尽精神、劳费思虑，也不能得到正确结果，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君主能够完全遵守礼，臣下才能竭尽忠诚，必定在于内外没有私心，上下彼此信任。上面不信任下面，就无法役使下面；下面不信任上面，就无法侍奉上面。信任作为一种治道，意义太重大了！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爵中腐败，肉在俎中腐败，这难道不会损害霸业吗？’管仲说：‘这当然不是最好的做法，但也不会损害霸业。’桓公说：‘怎样才会损害霸业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会损害霸业；” “识别人却不能任用，会损害霸业；任用了却不能信任，会损害霸业；已经信任了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损害霸业。”晋国的中行穆伯【中行氏的穆伯，是晋国的卿】攻打鼓城【城名】，经过一年仍不能攻下。鼓城的啬夫间伦说：“我知道鼓城的情况，请不要使士大夫疲劳，我可以取得鼓城。”穆伯没有答应。身边的人说：“不用折损一片舌头，不伤亡一个士卒，就可以取得鼓城，您为什么不接受呢？”穆伯说：“间伦的为人，奸佞而不仁。假如让间伦攻下鼓城，我可以不赏赐他吗？如果赏赐他，就是赏赐奸佞之人。奸佞之人得志，就等于让晋国的士人舍弃仁德而去做奸佞，即使得到了鼓城，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列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良佐，尚且能够谨慎于信任、远远避开奸佞之人。这样说来，何况是做统治四海的大君、承当千年一遇的圣人之位，怎么可以让巍巍至德的盛大事业有所间隙呢？如果想使君子和小人的是非不相混杂，就必须用德来怀柔他们，用信来对待他们，用义来激励他们，用礼来节制他们；然后奖善惩恶，审慎地施刑，明确地行赏，那么小人就断绝私心和谄佞，君子自然会自强不息。达到无为而治，哪里还会遥远呢？” “能够奖善却不能使善人进用，能够惩恶却不能使恶人退去，刑罚没有施加到有罪之人身上，赏赐没有给予有功之人，那么危亡的期限也许就难以保全，永远赐给子孙后代的国祚又能指望什么呢？”太宗读了这篇奏疏，叹息说：“如果不是遇到您，我凭什么能够听到这样的话呢？”【按：史传记载此事在贞观十一年。这一年大雨，谷水、洛水泛滥，冲毁官署寺观十九处，漂走居民六百家。因此魏征上疏陈述政事，皇帝亲手下诏嘉奖答复。于是废止明德宫、玄圃院，并赈济遭水灾的人。奏疏文字比这一章还多。】【唐仲友说：魏征所论，以德礼为根基，以诚信为保障。然而道德没有更加厚重，仁义没有更加广博，是因为对待臣下的心意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这最切中太宗的弊病。假如道德、仁义、礼都以诚信来实行，那么始终如一，时时更新，哪里会有善始时的勤勉而没有善终的美好呢？愚按：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德，是得到这个道理；礼，是践行这个道理；诚信，是使这个道理成为真实。魏征的谏疏把德、礼、诚信一并提出，而要点在于诚信。其中像文子、管仲、中行穆伯所说的话，也都是从诚信这个方面说的。诚信，就是实心。有德有礼而用实心去实行它们，本来就会善始善终，又何必忧虑危亡呢？魏征的话，到这里才算知道了根本。】太宗曾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即位之初，上书的人不止一个，有人说君主必须独自掌握威权，不得把权力委任给群臣；有人想炫耀兵力、振奋武威，使四方夷族畏惧服从。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武事、兴办文治，广布恩德、施行惠政；中原安定以后，远方之人自然会服从。朕听从了这番话，天下大为安宁，远方极地的君长都来朝贡，九夷之人经过多次翻译的使者接连不断地行走在道路上。凡是这些事情，都是魏征的力量。朕任用人才，难道不是得到了合适的人吗？”魏征拜谢说：“陛下的圣德来自上天，留心于治理国家的方法，臣实在因为才能平庸短浅，承受这些事业还来不及，哪里有什么益处能够贡献给圣明呢？” 【愚按：先儒谈论学问，把改变人的气质放在首位；谈论克制自己，把克服性情偏向作为开端。这难道只是求学之人的事情吗？大臣匡正君主的方法，也不过如此罢了。我看太宗天资英武、明敏，不担心他不能有所作为，只担心他做得过多；不担心他不能决断，只担心他决断过度。贞观即位初年，有人劝他独自运用威权，有人劝他震慑并使四方夷族服从，这些都是太宗本来已经能够做到的，正所谓以水助水、以火助火。只有魏征劝他停止武事、兴起文治，广布德惠，削减他的有余，补益他的不足，这难道不是改变他的气质、克服他的偏向吗？魏征能够匡正君主，实在太高明了！否则，贞观之治，太宗为什么唯独把功劳归于魏征呢？】

译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左传》称舍弃粮食而保存信用。孔子说：‘人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都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从前项羽已经进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当时能够实行仁义和信用，谁能夺走天下呢？”【项羽率军屠杀咸阳，杀死投降的秦王子婴，焚烧秦朝宫室，收取秦朝的财物、宝物和妇女向东而去，秦地百姓因此大失所望。】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行，努力实行它们，会有很大的益处。殷纣王轻慢侮辱五常，周武王便夺取了他的天下。”【《周书》中武王誓师的话说：“如今商王受轻慢侮辱五常。”】项羽因为没有信用而被汉高祖夺取天下，确实如圣上的旨意所说。” 【愚按：董子说：“仁、义、礼、智、信，是五常的道理，是王者应当修治整饬的。”先儒认为，这是董仲舒因汉武帝询问“应当修治什么、整饬什么”而说的；他的意思虽然非常正确，可惜分析得不够明白，使汉武帝不知道怎样实行仁、怎样实行义，那么修治整饬的方法又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呢？这实在令人替仲舒惋惜。现在看来，太宗还能够用“舍弃粮食而保存信用”的话告诫群臣，而房玄龄回答说“五常废弃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行”，确实说得对。假如能够逐一把它们辨析清楚，使太宗知道人的性情、心的体用，本来都完整具备，并且各自有条理，必定应当反求于自身，默默体认并加以扩充，这不是很好吗？我在这里又替房玄龄感到惋惜。】《贞观政要》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贞观政要》卷六　　　　　　唐　吴兢　撰 元　戈直　集论 俭约第十八【共八章】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是有所兴建，都必须重视顺应民情。从前大禹开凿九座山【《禹贡》说：‘九山开通道路。’蔡氏注：九州的山，例如冀州的梁山、岐山之类】，疏通九条江【《禹贡》说：‘九江水势非常盛大。’蔡氏注：就是今天的洞庭湖。如今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都汇合于洞庭湖，所以称为九江；《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九江不是这个】，动用的人力极其广泛，却没有招来怨恨和非议，是因为这符合民情，也是众人共同希望的。秦始皇营造宫室，百姓多有非议，是因为他顺从自己的私欲，不和众人共同承担。朕现在想建造一座殿，木材已经准备齐全；想到秦始皇的事情，便不再建造了。古人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周书·旅獒》的话】‘不要显现可欲之物，使民心不乱。’【《老子》的话】由此确实知道，显现可欲之物，民心一定会动乱。至于雕刻器物、珠玉、服饰和玩物，如果放纵骄奢，危亡的日子就可以立刻等待了。自王公以下，住宅、车马服饰、婚嫁、丧葬，凡是不符合品秩规定而使用的，都应当一律禁止。” 由此二十年之间，风俗简朴，衣服没有锦绣，财物布帛富足，没有饥寒的弊病。贞观二年，公卿上奏说：“按照礼制，季夏之月可以居住在高台楼榭上。【《礼记》说，仲夏之月，不要用火；南方可以居住在高敞明亮之处，可以远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居住在台榭。】如今夏季暑气还没有退去，秋雨刚刚开始，宫中低洼潮湿，请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太宗说：“朕有气疾，哪里适合住在低湿之处？如果答应你们的请求，浪费的费用一定很多。从前汉文帝将要建造露台，却爱惜相当于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见《教戒篇》注】朕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费用却超过他，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道理吗？”公卿再三坚持请求，太宗最终也没有答应。【朱黼说：财物用度的盈亏，关系到奢侈还是节俭。社会风俗的喜好崇尚，根本在于君主；以俭约为先，公卿大夫就不敢超越制度。朝廷以俭约为先，士人和庶民就不敢越过本分。尊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