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二　　　　　　唐　吴兢　撰

译辅佐天子处理大政并总管本省事务，是宰相】，贞观三年，授任尚书左仆射，兼监修国史【唐代制度中，史馆设监修国史一职，由宰相兼任】，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代爵位分九等：第一等为王，食邑万户；第二等为郡王，食邑五千户；第三等为国公，食邑三千户；第四等为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第五等为开国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第六等为开国县侯，食邑一千户；第七等为开国县伯，食邑七百户；第八等为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第九等为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这里所说的“一千三百户”，是实封的户数，后文仿此。房玄龄总领百官以后，夙夜勤勉，竭尽心力和节操，不愿有任何事物失其所宜；听说有人有长处，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他通晓吏治事务，又以文章学问加以修饰；审慎确定法令，意在宽缓平和，而不是苛求完备；选用人才不以自己的长处来限制别人，而是根据各人的才能加以收用和叙用，不隔绝疏远或卑贱之人。当时评论者称他为良相。（“相”读去声，后文同。）贞观十三年，加授太子少师。（“少”读去声。唐制，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掌管晓谕三师的德行，以教导皇太子，并奉行、观摩三师的德行。）玄龄自认为身居端揆（舜命禹总掌百官，端揆就是宰相之位）已经十五年，多次上表请求辞去职位，太宗下优厚的诏书不许。贞观十六年，晋拜司空。（唐制，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辅佐天子调理阴阳、治理国家，没有不统辖的事务。）仍总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又因年老请求退休，太宗派使者（“使”读去声）对他说：“国家长久任用你为宰相，一旦忽然失去贤相，就像失去两只手一样。你如果筋力还没有衰退，就不必提出这个请求；你自己知道已经衰老，就应当再上奏说明。”玄龄于是停止了请求。（按《史传》记载，玄龄上表坚决辞职，太宗派使者对他说：“从前留侯辞让职位，窦融辞去荣禄，都是因为害怕盈满，知道进取也能退让，善于自我止足，前代称美他们。您也想追踪古代贤哲，实在值得嘉许。”） 然而国家长久任用你为宰相，一旦忽然失去贤相，就像失去两只手一样。”玄龄于是停止了请求。太宗又曾追思创建王业的艰难，以及辅佐开国、匡正扶助的功劳，于是作《威凤赋》来自我比喻，因而把它赐给玄龄。这里所说的受到称许，大致就是这样。（按《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太宗追思王业的艰难和辅佐开国的功力，作《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这些都载在《长孙无忌传》中。《资治通鉴》也如此记载；《贞观政要》却作赐给玄龄，不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我认为，所记载的人名虽然不同，但太宗眷顾、任用功臣的用意是一样的。现在把这篇赋录在这里，以备观览。赋文说：“有一只威严的凤凰，停息翅膀于朝阳之地，早晨在紫色云雾中飞游，晚上饮用玄色霜露；凭借长风举起翅膀，冲上天路远远飞翔。向西飞去，烟霭阴霾便失去颜色；向东飞去，日月便显得更加光明。”它在北方边远之地化作大鹏，在南方荒远之地教导群鸟；平息乱世而降临，遇逢清明时代便自然显露光彩。低下翅膀行经云路，把功劳归于根本之树；抬头仰望高枝却受到猜忌，低头俯视修长的枝条却发现其中藏有蛀虫。同林的伙伴都嫉妒它，同一树干上的同伴也都与它相忤。没有桓山鸟群相互友爱的情义，反而有炎洲鸟群彼此防范的情状。即使栖息在芦苇中也能安居，它却独自怀着危险之感，行走时心怀恐惧；鸱鸮在旁边的叶间鸣叫，燕雀在下面的枝头喧闹。” 它惭愧于自己的浅陋至极，也忧虑会妨害其他贤能者的独特才华。有时群鸟聚集着张嘴交相攻击，忽然又被罗网分开而遭到拘禁。于是收敛凌云的飞羽，隐藏足以光耀当世的清雅仪态。就这样在夜影中积蓄心志，在晨光中坚定意愿。霜露残损了华美的翅膀，露水沾湿了鲜红的羽衣。感叹忧患容易纠结，也叹息弓弩和系箭的丝绳难以躲避。只希望以一死结

译束生命，本来就不打算再飞翔。幸而依靠君子、信赖君子，借助这风云之势，洗濯这些尘垢。在叶下拨开遮蔽，令枝叶中的光彩重新显现。仙鸟的翅膀屈曲之后又重新舒展，灵异的鸣声受挫之后又重新响起。远望八方而高飞，登临九天而高高挺立。只希望把恩德广施于众鸟，并不是为了抬高一己之利。因此徘徊而感念恩德，回望并思慕贤者。凭借明哲之人的力量使灾祸消散，托付英才使福祉得以保全。报答恩惠的情意更加深厚，报偿功劳的志愿正要申明。不是因为知道事情艰难却把实行看得容易，而是思考如何使后代受益，并使前代的功业最终完成。使贤德之人的福庆流传下去，直到万代仍然芳香流传。”

译朱黼说：君主以任用宰相为职责，宰相以任用人才为职责。让禹总掌百官，是舜任命禹的做法；广泛招揽俊杰，使他们列居各个职位，是傅说辅佐高宗的做法。太宗曾对玄龄说：“应当广泛寻求贤人，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可以说，他懂得如何任用宰相。玄龄听说有人有长处，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不以求全责备来选取人才，不以自己的长处限制别人，可以说，他懂得宰相的职责。因此，他身居宰相之位十五年，各个有司和众多府署都称职。我私下曾评论说：宰相并不是难在量才授任，而是难在替国家任用人才。贞观时期盛况空前，各种人才像蚂蚁归附一样汇聚；即使是财计这种地位较低的职务，也尚且有人能够胜任。玄龄特别因为度支关系天下利害，宁可让这个职位空缺，也不把它交给别人；宁可由自己承担，也不肯交给平庸之士。因为民力所系，不能托付给苛刻搜刮的官吏；国家财政的根本，不能交给聚敛之臣。因此，他宁可承受缺少人才的叹息，也不允许苟且用人来凑足员额；宁可受到吝惜权力的讥讽，也不忍昏昧地把职权交给下属。这大概就是他被称为名相的原因吧。吕祖谦说：房玄龄辅佐太宗，王珪、魏征凭借善于进谏而主持正直之事，尉迟敬德、李靖凭借善于用兵而建立功勋。玄龄在君主面前忠诚专一，成为一时的名相，可以说他没有其他枝节才能，却有宽容接纳之量，足以担当天下的事务。看他因为度支关系天下利害，职位曾经空缺，求取合适的人没有找到，于是亲自兼领此职。他的才能本来足以办理天下事务，却能够不自行施展。由此说来，没有其他技能而有宽容之量，固然足以成为可贵之处；至于自己不专擅使用才能，却能任用别人的才能，这正是玄龄的贤能之处，别人无法企及。真德秀说：梁文昭公辅佐太宗平定天下，直到终老于宰相之位，总共三十三年。他持身恭敬，谋划国事忠诚，大概接近古代大臣的风范了。至于任用人才，则把进谏争辩的事务交给王珪、魏征，把征伐的事务交给尉迟敬德、李靖，使众人的长处全都汇聚到君主身边，自己退处一旁，好像没有什么作为。这一点，自秦、汉以来还没有人能够赶得上。后世君子对于梁公的用心，应当端正行礼而以他为师。我考察说：从前汉高祖刚进入关中时，诸将争相奔向收藏金帛财物的府库，只有萧何独自收取丞相府的律令和图书，最终成为开创基业的根本。萧何起初只是秦朝掌文书的刀笔小吏，却有如此高明的见识和深远的谋略，成为兴王事业的名相，难道是偶然的吗？房玄龄手执策杖来到军门求见，太宗一见他就像旧相识一样。每当贼寇被平定，众人争着搜求金银珍宝，玄龄却独自先收罗人才，把他们安置到幕府中。他知道什么是最优先的事务，与萧何收取丞相府图书一样，都是高明的见识和深远的谋略，成就了兴王事业和宰相功业。萧何并不只是汉代独享美名；风云际会、感召贤才，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不是上天，又有谁能使他们如此呢？杜如晦，字克明，年轻时英俊豪爽，以风流自许，内心负有大节，遇到事情常能当机立断。隋代曾参加吏部选拔，高孝基认为他非同寻常，说：“您将来应当成为栋梁之材，希望保全美好的德行。”其余事见下文。杜如晦是京兆万年人。（京兆是郡名，今为奉元路；万年是县名，今为咸宁县，隶属陕西。）武德初年，任秦王府兵曹参军。（唐制，掌管王府武官的簿书、考课、仪卫、假使等事务。）不久调任陕州。（今仍为旧名，隶属河南。）任总管府长史。（“长”读掌声。唐制，在边要地区设置总管以统领军队，长史是总管的副职。）当时王府中有许多英俊人才，被调往外地的却很多，太宗为此忧虑。记室房玄龄说：“府中属官离去的虽然多，但大概不值得惋惜。杜如晦聪明而有见识，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如果大王只守藩国、端坐无为，就用不上他；如果一定要经营四方，除了此人没有谁可以胜任。”太宗从此更加以礼相待，托付他以心腹之任，于是上奏请求让他担任王府属官。他曾参与帷幄谋划；当时军国事务繁多，他剖析裁断如流水，深受当时同僚佩服。多次授任天策府从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认为秦王功劳很高，古代官号不足以相称，于是加号天策上将，地位在王公之上，开府设置官属，从事中郎就是其属官。）兼任文学馆学士。（太宗任天策上将，战乱稍稍平定后，便亲近儒学，在城西修建文学馆，招揽聘用贤才，询问访问并讨论学问，学士就是其中的职务。）隐太子失败时，如晦与玄龄的功劳第一，升任太子右庶子。（唐制，东宫右春坊的右庶子掌管侍从左右、进献纳言、启奏以及宣传诏令等政务。）不久升任兵部尚书。（唐制，兵部掌管武官选任、地图、车马、铠甲兵械等政务，尚书是其长官。）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身份检校侍中。（唐制，检校某官，都是奉诏暂行其职，而不是正式授官。）贞观三年，授任尚书右仆射，兼掌吏部选任事务。（唐制，吏部掌管文官选授、勋爵封赏和考核等政务；“知”就是主管。）仍与房玄龄共同掌理朝政；至于台阁的规模、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也都由二人制定，深受当时的称誉，当时称为“房杜”。（按《史传》记载，如晦升任仆射后不久，因病辞职，去世后追赠司空，谥号为“成”。皇帝亲自下诏命虞世南撰写碑文，表达痛惜哀悼之意。后来有一天，皇帝进食美味，停食一半，拿来祭奠他。后来梦见如晦仿佛还活着，第二天便下诏将御用膳食送去祭祀，并慰问他的妻子儿女，恩礼一点也没有衰减。后来又下诏让功臣世袭，追赠如晦为密州刺史，并把封国迁到莱。柳芳说：“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太宗治理天下，被称为贤相；然而他们的功劳没有明显事迹可寻，他们的德行也达到了极高境界。所以太宗平定祸乱，房、杜不谈自己的功劳；王珪、魏征善于进谏，房、杜便把贤能让给他们；尉迟敬德、李靖善于统率军队，房、杜便推行他们的治国之道。治理达到太平，把美名归于君主，成为唐朝的宗臣，是很合宜的。”） 刘昫说：房玄龄、杜如晦都有盖世之才，遇到贤明的君主，谋略和君主的意图完全协调，因此实现太平。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汉代的萧何、曹参，确实如此。然而杜如晦能够被任用，是房玄龄推荐的。太宗曾与玄龄谋划事务，就说：“不是如晦，没有人能够筹划这件事。”等如晦到来，最终采用的果然如同玄龄原先谋划的方案。大概房玄龄了解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杜如晦了解房玄龄善于提出美好的谋略。裨谌负责草拟，东里负责润色，彼此相需而成，使事情不留下悔恨。贤达之人的用心，确实是有道理的。若用古人来比拟房玄龄，他就像管仲、子产；杜如晦则像鲍叔、罕虎。

译宋祁说：太宗夺取孤立的隋朝，驱除群盗，天下已经平定，于是任用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朝政。大乱之后，法纪纲常衰败松弛，他们却能振兴衰颓、扶植倾倒，使号令和典章刑法鲜明完备，可以说是名宰相。然而要寻找他们究竟凭借什么而达到这种成就的具体痕迹，却几乎看不见。为什么呢？即便如此，宰相是代替上天治理天下的人；他们辅佐君主、补救缝合政事，却把功用隐藏起来，使百姓能够由此受益而不知道其中的作用。那些张扬自己、求取名声，事事弄得明白，使每家每户都知道的人，大概只是房、杜所看不起的小节吧。张九成说：太宗亲自披挂弓箭，以此奠定帝王基业；在外统兵的大臣，都把建立战功看作最重要的事，而房玄龄、杜如晦却默默成为国家著名的大臣。从后世看来，像玄龄这样尽心竭力、身处要害职位的人，谁能与他相比？像如晦这样临机独断、吐露胸中奇谋的人，又有谁能与他相比？吕祖谦说：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但后世看来，他们的事迹却无从寻觅，这就接近于无声无息的最高境界了。因此，汉代的文帝、景帝，史书没有多少可以记载的事情，却成为西都的仁君；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传记没有多少可以载录的功劳，却成为贞观年间的贤相。唐仲友说：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之间君臣相契，关系深厚，说是明主与贤臣相遇，可以了。然而古代的君王还一定有可以作为老师的大臣。商汤对伊尹，周武王对尚父，就是这样。因此，他们能够用正道匡正君主，使君主改正错误的思想，从而达到尧、舜时代的盛治。所以说：“成王敬畏辅相。”房玄龄、杜如晦对于太宗，可以称为名相，却还不能称为使君主敬畏的辅相。我考察说：苏文忠公曾说：“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传记没有可以记载的功劳。”现在根据史传考察，那么褚遂良曾说，玄龄自从义旗初举之时，就辅翼赞助圣业；武德末年，冒死决断谋划；贞观初年，选拔贤能、建立政事，人臣的勤劳，以玄龄为最多。高祖说玄龄即使在千里之外议论政事，也如同当面应对。长孙皇后说玄龄的奇谋秘计，从来没有泄露。这说明玄龄的功劳还是可以考察而知的。至于如晦的为人，世人都说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每逢有大事，玄龄总说：“不是如晦就不能决断。”等如晦到来，最终采用的仍是玄龄的谋划。因此，如晦的决断，起初并不能超出玄龄的谋略；所以如晦的功劳，反而无法考察而知。然而世人难道会因此认为如晦不如玄龄吗？唉！后世的大臣，有幸与贤者同列，却以自己的短处为耻，反而企图压过别人，真是如晦的罪人啊！” 魏征，字玄成，孤苦贫困而放荡不羁，却有远大志向，不经营谋生的产业，出家做了道士。他喜欢读书，尤其留意纵横家的学说。大业末年，李密看见魏征所作的文章，召用他。魏征进献十条计策，李密认为奇异，却不能采用。后来窦建德进攻黎阳，俘获魏征，任命他为起居舍人。等窦建德被擒后，魏征与裴矩向西进入关中。隐太子听说他的名声，召他任直洗马，对他十分礼敬。其余事见下文。魏征是钜鹿人。（钜鹿是郡名，今为顺德路钜鹿县，隶属河东。）后来把家迁到相州内黄。（“相”读去声。相州今为彰德路，隶属腹里；内黄是县名，今属滑州。）武德末年任太子洗马。（“洗”读跣。洗马一职汉代已有，太子出行时，值班者负责在前面驱驰清道；唐制，东宫左春坊司经局设置洗马，掌管经、史、子、集四部图籍的刊刻编纂等事，天下图书进献东宫的，都由他接收并收藏。）魏征看见太宗与隐太子暗中相互争夺，常常劝李建成早作谋划。太宗诛杀隐太子后，召见魏征责问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众人都替他担忧害怕，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太宗因此收敛容色，厚加礼遇，破格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召入内室。（“数”读朔。）向他询问治国之道。魏征一向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情又刚正耿直，毫不屈服退让。太宗每次与他交谈，没有不感到喜悦的；魏征也高兴遇到理解自己的君主，竭尽力量为其效用。太宗又慰劳他说：（“劳”读去声，意为慰问、劝勉。）“你前后进谏二百多件事，都符合我的心意。（“称”读去声。）如果不是你忠诚奉国，怎么能够做到这样？”贞观三年，魏征多次升迁至秘书监，参与朝政，深谋远虑，带来很大的益处。太宗曾对他说：“你的罪过比射中带钩还重，而我任用你超过齐桓公任用管仲。（“中”读去声。管仲名夷吾，是齐国卿。起初齐襄公被杀，商议拥立国君时，高、国二氏先暗中把公子小白的消息告诉莒国；鲁国也发兵护送公子纠，并派管仲另带军队拦截鲁国道路，管仲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公子纠到达齐国时，小白已经即位，这就是齐桓公。管仲请求囚禁，鲍叔牙请求齐桓公任用他，齐桓公任命他为大夫，后来又任相，终于称霸天下。）近代君臣之间能够彼此相得，哪里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贞观六年，太宗巡幸九成宫。（九成宫就是隋代的仁寿宫。）宴请近臣，长孙无忌说：（“长”读掌声，凡是“长孙”都如此。“长孙”是复姓，“无忌”是名，字辅机。文德……” 皇后的哥哥跟随太宗征讨立有功劳，多次升任比部郎中。贞观初年，调任吏部尚书，封齐国公，又进封司空，任太子太傅。高宗时，因为阻止立武后，被削夺官爵，安置到黔州，后来去世。”王珪、魏征过去都是我的仇敌，我没想到今天又和他们同席宴饮。太宗说：“魏征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尽心尽力地侍奉君主，有值得嘉许的地方。我能够提拔并任用他，为什么要对古代的贤烈之臣感到惭愧？魏征每次冒犯我的威严，恳切进谏，不允许我做错事，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魏征拜了两拜说：“陛下引导臣下发言，所以臣才敢于进言；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话，臣又怎么敢冒犯龙鳞、触犯忌讳呢？（《史记·韩非传》说：‘进谏游说的人，不可以不明察。龙可以抚弄亲近而驯服，但它的下颔有逆鳞，直径约一尺，触碰它一定会被杀死。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者如果能够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就成功了。’）太宗非常高兴，各赐钱十五万。贞观七年，代替王珪任侍中，多次进封郑国公。不久因病请求辞去职务，请求改任散官。太宗说：“朕把你从仇敌之中……”

译您难道没见过金子处在矿石中时（“古猛切”，指金矿中的璞金），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吗？经过优秀的冶工锻炼铸造成器物后（冶工，就是陶铸工匠），才成为人们珍爱的东西。我现在正把自己比作金子，把您比作优秀的工匠；我虽然有病，却还没有衰老，怎么能就这样离开呢？”魏征才停止辞职。后来他又坚决请求辞职，太宗听任他解除侍中的职务，授予特进，仍然让他主管门下省事务。贞观十二年，太宗因为皇孙出生，下诏宴请公卿。太宗极为高兴，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经艰难险阻，房玄龄的功劳没有人能够与之相让；贞观以后，对我尽心竭力，进献忠诚正直的意见，使国家安定、百姓受益，成就我今天的功业，受到天下称赞的人，只有魏征而已。古代的名臣，还有谁能超过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赏赐给房玄龄和魏征二人。庶人李承干（太宗初年，长子承干被立为太子，后来因犯罪被废为庶人）在春宫不修养德行、经营事业，魏王李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封魏王，喜爱士人，善于作文，后来降封为濮王，谥号恭）却日益受到宠爱，朝廷内外的众官都对此产生疑虑和议论。太宗听说后很厌恶这件事（“恶”读作乌去声），对侍臣说：“当今朝臣中忠诚正直、敢于直言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魏征。我派他去辅导皇太子，就可以断绝天下人的疑望。” 贞观十七年，太宗于是授予魏征太子太师（唐制，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负责用道德辅导皇太子），仍然像以前一样主管门下省事务。魏征自称有病，太宗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必须有师傅，所以要选择正直公正的人来辅佐。知道您有病，可以卧床办公；为了防备病情加重，您还是来任职吧。”魏征于是接受职务。不久魏征患病，魏征宅中原先没有正堂。太宗当时正想营建一座小殿，于是停止使用那些木材，改用来为魏征建造正堂（“为”读作去声），五天就建成了；又派中使（“使”读作去声）赐给他布被和白色褥子，以满足他的崇尚俭朴。过了几天，魏征去世。太宗亲临哭吊，追赠他为司空，谥号文贞。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又亲自书写在石碑上，特别赐给魏征家食邑，实封九百户。太宗后来曾对侍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整理衣冠；用古代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错。如今魏征去世了，我就失去一面镜子了。”因而流泪很久，便下诏说：“从前只有魏征常常明确指出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以后，即使有过错也没有人揭示出来。难道我在过去独有过错，而到了今天全都正确了吗？恐怕也是因为群臣苟且顺从，不敢触犯我的威严吧？所以，我要虚心向外寻求意见，打开被蒙蔽的内心来自我反省。有人进言而我不采纳，这是我心甘情愿承担的责任；如果我采纳了意见而没有人进言，那该责怪谁呢？”从这以后，群臣都尽情表达自己的诚意；如果有是非，都直言不讳，不加隐瞒。（按《史传》记载：魏征病重时，太宗赐给他的药物和膳食没有一样不是最好的；太宗亲自去问病，谈话直到一整天。后来太宗又和太子到魏征那里，魏征穿着朝服、拖着腰带，太宗悲伤烦闷，抚摸着他，准备把衡山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叔玉。当时公主跟随太宗，太宗说：“您勉强睁眼看看新妇。”魏征不能起身致谢。到第二天早晨魏征去世，太宗亲临哭吊，停止朝会五天。太子在西华堂举哀。太宗下诏，内外百官入朝集会者都去参加丧礼。晋王奉诏前往祭奠，并陪葬昭陵。太宗登上苑西楼，望着魏征的灵柩痛哭，尽情哀悼。） 刘昫说：魏公魏征与文皇帝讨论治理国家的方法，往返问答，总共有几十万字。他纠正过失、辅弼不当，能够就近取譬，以浅近事物作比喻；旁征博引而又能简约概括，连续援引同类事例，这些都是前代诤臣所不能达到的。他自身端正而意志坚强，对上不辜负当时的君主，对中不迎合权贵宠臣，对内不放纵亲族，对外不结党营私。不因逢遇时势而改变节操，不因谋求官位而出卖忠诚；前代的诤臣，只有他一人达到了这种程度。宋祁说：君臣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很难处理吗？以魏征的忠诚，以及太宗的睿智，太宗去世还不到一年，猜疑和谗毁就立即发生了。起初魏征的谏言送到时，君子和小人无不反复议论它。由于奸邪谄媚之人扰乱忠臣，魏征最终还是没能避免这种结局。所以说：“洁白明亮的东西容易被污染，孤高刚直的人难以保全。”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感叹的。曾巩说：太宗能够屈尊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魏公魏征等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太宗知遇之恩，所以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虽然这来自他们本身的忠诚正直，但也是因为得到了能够听取意见的君主才这样。吕祖谦说：有人说，所谓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是说他们以至公之心为本，不把拘泥于事情表面形式当作美德；把后发的言论当作戒慎之处，不以立即回应为嫌疑；承担刚强正直的责任，而不顾忌别人议论擅权；发表忠诚正直的言论，而不害怕诽谤讥刺。太宗贞观时期的治理，唯独归功于魏征劝太宗实行仁义的成效，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吧。唐仲友说：责难君主，叫作恭敬；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叫作尊敬；认为我的君主做不到，叫作贼害君主。这些孟子所说的谏诤之道，魏征都有。真德秀说：魏公魏征始终把规劝进谏作为自己的责任，《唐史》认为前代的诤臣只有他一人，难道不是事实吗？然而考察他的学问源流，却几乎无法弄清。《文中子世家》说魏征曾经跟从王通学习，接受了辅佐君王的道术，先儒对此表示怀疑。看他劝太宗实行仁义，就一定有所依据。不过我曾经评论过：仁义有仁义的本体，也有仁义的作用。端正自己的心，修养自己的身心，再把它推广到国家天下，无论做什么都不是仁义；这是二帝三王所实行的，是兼备本体和作用的完整仁义。内心未必端正，身行未必修养，却假借仁义来施行，而不能免除利欲的混杂；但是，他们爱护人民、使万物获利的功绩，以及禁止暴乱、平息动乱的政策，对于世道人心也有补益。这就是齐桓公、晋文公所实行的，他们依循仿效仁义的作用，但仁义本体还不纯正，所以仁义的作用也没有完全发挥。太宗平定隋末的乱局，使天下达到太平，可以说是伟大的功业。然而从内心到自身、从自身到家庭，都还有有愧于德行之处。看魏公所发表的议论和谏言，大多是就具体事情而言，很少从内心根本上论述；针对已经表现出来的过失加以纠正的多，改变尚未表现出来的根本问题的少。君臣之间相互成就功业，不过是在仁义的作用方面勉力而行罢了。所以贞观之治虽然有志于达到三王的境界，到最后仍未能与五霸有很大不同。魏征端正君主的功劳，即使是秦汉以来也难以相比；但拿他同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相比，仍然令人遗憾。有人认为这出于纵横家的学说，但又并非如此。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多有邪曲谄媚的言论，而魏征所陈述的全是正大之论，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叔玠王珪把王珪、魏征并称；考察事情的始末，大概王珪也属于魏征这一类人物。

译我认为：魏郑公魏征的进谏，自两汉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史书称他为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难道不是事实吗？然而我曾听孟子说：“人不值得与之责罚，政事不值得与之非难，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更换一项弊政，也只不过是更换了一项弊政；除去一个小人，也只不过是除去一个小人。如果错误的内心仍然存在，我恐怕即使不断除去小人、不断更换弊政，也终究不能胜任。如今看魏公的谏疏，大体能够对政事有所补益，却不能从根本上匡正君主；能够针对临时发生的事情规劝进谏，却不能在平日里涵养君主的德性。按照孟子的话来衡量，这大概只是责备过错、纠正用人的不当，而不是从根本上纠正政事的过失罢了。难道他在纠正君主内心的方法上，仍有未达到之处吗？所以程子说，他能够端正君主，却不能培养君主的德性；真德秀说，他就事论事的多，从内心根本上论述的少；针对已经显现的过失加以纠正的多，改变尚未显现的问题的少。他对这些话的理解真是深刻啊。王珪（字叔玠，志向和气度深沉正直，能够安于贫贱，交友不苟且迎合。开皇末年任奉礼郎，他的叔父王颇因事获罪被诛，王珪应当连坐，于是逃亡藏匿，前后十多年。高祖进入关中后，相府司录李纲推荐王珪，说他正直诚信、有才器见识，便召用他为世子府谘议参军。东宫建立后，授任中舍人，不久转任中允，其余事迹见下文）是太原祁县人（太原是郡名，今翼宁路所属河东；祁县至今仍为旧名）。武德年间任隐太子中允（唐制东宫官属，负责侍从、赞相、驳正和启奏，总管经典、膳食和药物），深受李建成礼遇。后来因为牵连李建成的阴谋之事，被流放到嶲州（“嶲”读作髓；武德末年，高祖因为太子与秦王有嫌隙，责备王珪等人不能辅导太子，王珪等都被流放贬谪；嶲州属于罗罗斯之地，今为建昌路所属云南）。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召回王珪，授任谏议大夫。他每每推诚尽节，提出和采纳了许多意见。王珪曾上密封奏章极力进谏（封事，就是密封起来的言事奏章）。太宗对他说：“您所议论的，全都切中了我的过失（“中”读作去声）。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希望社稷长久安定的，然而不能做到，只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或者听到了却不能改正。如今我有过失，您能够直言，我又能听到过错便改正，还担心什么社稷不能安定呢？”太宗又曾对王珪说：“您如果一直担任谏官，我一定永远不会有过失，只会更加厚待您。”贞观元年，王珪升任黄门侍郎，参与政事，同时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升任侍中。当时房玄龄、魏征、李靖（详见下章）、温彦博（字大临，并州人，机警聪悟而善于辩论。隋末幽州总管罗艺以幽州归降，温彦博参与谋划，召入朝廷任郎官；他在与突厥作战时被俘，贞观初年才得以返回。不久任检校吏部侍郎，当时有人讥讽他办事烦琐细碎；后来升任尚书右仆射，去世后追赠特进，谥号恭）、戴胄（字玄胤，相州人，性情明察正直，擅长处理簿册和考绩。王世充谋划篡位，戴胄以大义劝说他；秦王召用戴胄为府士曹参军。贞观初年升任大理少卿，又升任尚书左丞，号称称职，授任谏议大夫。杜如晦临终遗言，请求把选举之事交给戴胄，于是任命戴胄检校吏部尚书，死后谥号忠）与王珪一同主管国政。一次侍宴时，太宗对王珪说：“您的识见和鉴别能力精通，尤其善于谈论。玄龄等人都适合由您来品评（确定他们品德、才能的等级）；您也可以自我衡量一下，和这些人相比，谁更贤能（“量”读作平声）？”王珪回答说：“勤勉不懈地奉行国事，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我比不上房玄龄；总是把进谏争辩放在心上，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为耻，我比不上魏征；才能兼备文武，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我比不上李靖（“将”“相”都读作去声）；陈述奏报详细明白，传达诏令恰当允当，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治理纷乱局面，各项事务都能办成，我比不上戴胄（“处”读作上声）。至于澄清浑浊、褒扬清正，憎恨邪恶、喜爱善良，我与这几位相比，也有一天的长处。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群臣也都认为他完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称这是确切的评论。（按《史传》记载：王珪后来进爵为郡公，贞观八年授任礼部尚书，贞观十一年正定五礼，兼任魏王的老师；贞观十三年去世。太宗穿素服举哀，下诏让魏王李泰率百官前往哭吊，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懿。） 刘昫说：王珪履行正道而不屈服，忠诚正直无人可比。君臣之间的时运和使命，都在这里相互成就。《易经》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叔玠王珪就是这样的人。陈惇修说：太宗曾经逐一列举各位大臣的长处和短处，借此夸耀自己，又让王珪评论人物。王珪本来应该趁此机会进谏说：“认识人的方法，尧都认为困难。陛下不应当把能够识人看作自己的才能。子贡评论人物，孔子还说自己没有闲暇去做这种事。我也不敢以善于识人为自己的长处。”从前皋陶陈述谋略，分列九种德行，也是想从多方面考察验证，以表明识人是困难的。如今陛下怎么可以轻率地发问，臣又怎么可以轻率地回答？可惜王珪不懂这一点，反而列举一二人来加以品评，于是使太宗认为“我识人的能力竟然这样容易，而王珪的品评竟然这样恰当”。天下人的贤能与否、善恶与否，就都不足以辨别了，而奸邪谄媚之人的言论也因此乘隙而入。这样看来，太宗作为君主，本来就有愧于帝尧；王珪等人，大概也有愧于皋陶。我认为：太宗既然正式成为东宫太子，首先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王珪为谏议大夫。因此，王珪担任谏官，时间还在魏征之前。当时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党羽，大多心怀异志而不安，王珪首先请求太宗坦诚相待，使他们知道彼此没有隔阂。这说明王珪的议论和进谏，也在魏征之前。后来王珪与魏征相互发扬各自的议论，最终能够和魏征齐名，难道是偶然的吗？然而我曾看宋代真德秀评论后世贤臣，都是用四件事来衡量他们：第一是端正自己，第二是端正君主，第三是谋划国事，第四是任用人才。拿唐初的几位贤臣来看，论谋划国事、任用人才，王珪和魏征不如房玄龄、杜如晦；论端正自己、端正君主，房玄龄、杜如晦不如王珪、魏征。这四位贤臣如同耳目、股肱，互相借助、共同发挥作用；他们成就贞观之治，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译李靖（字药师，仪貌魁伟奇异，年轻时就有文武才干，常说：“大丈夫如果遇到贤主、逢上好时机，一定应当建立事业、立下功劳来取得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号称名将，每次和他谈论军事，都一定说：“这是可以同他谈论孙武、吴起的人。”李靖入仕隋朝，任长安县功曹，历任驾部员外郎；杨素、牛弘都器重他，其余事迹见下文）是京兆三原人（京兆见前注；三原是县名，今属辉州路所属陕西）。大业末年任马邑郡丞（大业是隋炀帝年号；马邑郡今属河东朔州路；丞是郡守的副职）。当时高祖任太原留守，李靖察觉高祖，知道他有志于夺取天下，于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上报变故，前往江都（今扬州路江都县，属淮东）；但到长安的道路阻塞不通，便停了下来。高祖攻克京城后，抓住李靖，准备杀掉他。李靖大声呼喊（“呼”读作去声）说：“您兴起义兵是为了除去暴乱，难道不想成就大业，却要因为私怨杀害壮士吗？”太宗也出面营救李靖，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李靖因平定萧铣、辅公祏有功（“铣”读作跣，“祏”读作石；萧是姓，铣是名，后梁宣帝的曾孙。隋末在巴陵起兵，自称梁王。李靖陈述十条计策，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率军讨伐，萧铣于是投降。辅是姓，公祏是名，任淮南道行台仆射；武德年间据守丹阳反叛，朝廷又下诏命李靖辅佐李孝恭讨伐，擒获辅公祏后，叛乱便平定），历次升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长”读作掌；扬州见上注。唐制，总管十州的称为大都督，长史是大都督的上佐）。太宗即位后，召回李靖，授任刑部尚书（唐制，刑部掌管律令、刑法、徒隶、审查复核和审理狱讼；尚书是刑部的长官）。贞观二年，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任代州行军总管（代州至今仍为旧名，属腹里；唐制，武德初年设置行军总管，以统领军队）。李靖进攻突厥，攻破定襄城（定襄是郡名，今属腹里忻州），突厥各部都逃往碛北（“走”读作奏；沙土堆积之处叫碛，碛北在塞外北方）。李靖向北擒获隋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和隋炀帝的萧皇后，将他们送到长安。突利可汗前来投降（“汗”读作韩；凡是“可汗”都这样读。“降”读作下江切，后文同。可汗是蕃王的称号，犹如汉代称单于，中国称天子。突利可汗是始毕可汗的儿子，名叫什钵苾，曾经主动与太宗结交，请求入朝，太宗以很优厚的礼节接见他，授任右卫将军），颉利可汗（处罗可汗的弟弟，名叫莫贺咄设，牙帐在五原以北；太宗因其地设置伊西州）仅仅带着自己逃走。太宗对李靖说：“从前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不能免于向匈奴投降（李陵字少卿，汉武帝时任侍中，率兵讨伐匈奴，因没有援军而失败，于是投降匈奴），尚且能够名载史册。您率三千轻骑深入敌军境内，攻克定襄，威名震动北方少数民族，实在是古今未有，足以报答往年渭水之战的耻辱了。”李靖因功晋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非常恐惧，贞观四年退守铁山（西北地区），派使者入朝谢罪（“使”读作去声，后文同），请求举国归附。太宗又任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前去迎接颉利可汗。颉利虽然表面上请求投降，内心却怀有疑虑和二心，太宗下诏派鸿胪卿（秦代官名为典客，汉武帝时改名为大鸿胪，负责郊庙行礼时赞导九宾；“鸿”有大之意，“胪”有传达之意） （唐制中，掌管宾客及防仪之事。）唐俭（字茂系，并州人。听说隋朝政局日益混乱，便劝说秦王制定大计，担任天防长史），代理户部尚书（唐制中，户部掌管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以及贡赋等级等政务，尚书是户部的长官；奉诏任命而不是正式任命的，称为“摄”），与将军安修仁（安是姓，修仁是名）前往慰问安抚。李靖对副将（“将”读去声）张公谨（字弘慎，魏州人。曾任王世充的洧州长史，带领全城归顺高祖，授任检校邹州别驾；李勣等人启奏秦王，将他引入王府。贞观初年任代州都督，因谋划击败颉利有功，封邹国公，后改任州都督，以施行仁政闻名，贞观七年去世）说：“诏使到了那里，敌虏一定会自行放松戒备。”于是选拔精锐骑兵，携带二十天的粮食，率军从白道袭击突厥。张公谨说：“既然已经答应他们投降，诏使又在他们那里，现在不宜进行攻击。”李靖说：“这是用兵的机宜，时机不可错过。”于是督促军队快速前进，行军到阴山（在西北极远处，绵延数百里）时，遇到突厥斥候的一千多帐，便全部俘获，带着他们随军前进。颉利见到使者非常高兴，没料到官军会到来。李靖的前锋乘着大雾行进，距离颉利的牙帐七里时，颉利才察觉；他列兵还没来得及布成阵势，便骑一匹马仓皇逃走，部众因此溃散。唐军斩首一万多级，杀死他的妻子隋义成公主，俘获男女十多万人，并把土地界线从阴山划到大漠（北方广阔荒漠之地），于是灭亡了东突厥。不久，在另一个部落中捕获了颉利可汗，其余部众全部投降。太宗非常高兴，回头对侍臣说：“我听说，君主忧愁，臣下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去死。从前国家刚刚建立，突厥强横，太上皇为了百姓的缘故，向颉利称臣。我没有一天不痛心疾首，立志抵御匈奴，坐卧不安，吃饭也觉得没有滋味。如今只是暂时调动一支偏师，却所到之处无不取胜，单于叩头称臣，这个耻辱可以洗雪了吧？”群臣都高呼万岁（汉武帝举行祭祀中岳太室的礼仪时，随从在山下听到仿佛有人三次高呼“万岁”；后世臣下称“万岁”，典故就出于此）。不久授予李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给实封五百户；又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讨吐谷浑（“谷”读胡昆切；吐谷浑是西域国名，本是辽东鲜卑徒河涉归长子的名字，其孙叶延于是以此名为氏），大败吐谷浑，改封卫国公。李靖去世后，诏令允许他的坟茔制度依照汉代卫青、霍去病的旧例（卫青、霍去病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军，因讨伐匈奴建立大功；霍去病又娶了公主，死后，汉武帝下诏让他与公主合葬，并仿照卢山修筑坟墓）：修筑阙门，形制仿照突厥境内的燕然山和吐谷浑境内的积石二山，以表彰他特殊的功绩。（按史传，贞观十四年李靖的妻子去世，因此有关于坟茔的诏令；“及靖身亡”四字疑有错误。）

译贞观十八年，太宗亲临李靖宅第慰问他的病情。太宗将要征伐辽东，李靖入阁，太宗赐他坐下，对他说：“您南面平定吴国，北面清除沙漠，西面平定慕容，只有东面的高丽还没有归服。您的意见如何？”李靖回答说：“我过去依靠天威，略微取得了一点微薄的功效；如今已是残年朽骨，只希望参加这次出征。陛下如果不嫌弃老臣，我的病也就会痊愈了。”太宗怜悯他年老体弱，没有答应。贞观二十三年去世，追赠司徒，谥号景武。” 张九成说：隋氏将要覆亡之时，正逢唐高祖腾飞而起的时代；能够依凭风云际会，在帝王的功勋册上建立功业，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他的根本在于忠诚和智慧，所以功名才这样显赫。看他用兵，善于判断敌情，迅速适应战机，因此所向之处都能立功。南面平定吴国，北面击破突厥，西面击走吐谷浑，功劳巨大，恩宠隆盛；但他又能够闭门自守，以此谢绝过分的恩宠，可以说是能够保全自身了。他起初能够避免被俘被杀，最终能够保全自己的身体，远远胜过韩信。我认为：太宗天资英武，善于作战，在当时无人能敌，群臣都不足以仰望。清光帝所推重并向他请教的，只有李靖一人。大概自孙武以来，能够统率严格遵循将帅法度的军队的，只有诸葛武侯和李靖罢了。如今世间流传的《武经》，虽然未必出自李靖之手，但一定有与他相近的内容。它论述霍邑之战，说李建成负责防守，是奇兵；太宗从侧面攻击，是正兵。大意是说，唐军的胜利只是暗中符合兵法罢了，也如同韩信说汉高祖是上天授予帝位，并非人力所能达到一样。后来太宗征伐辽东，无功而返，对李靖说：“我凭天下的力量，却被小小的夷族困屈，为什么呢？”李靖没有回答他所问的问题，只回头说：“这件事，李道宗知道。”大概是指驻跸山之战中，请求分兵袭击平壤的事情。唉！只就他所达到的成就来说，李靖可以说是懂得用兵的圣人吗？世人把英公李勣和卫公李靖并称，但总的说来，李勣并不是李靖的匹敌，只是同类人物而已。虞世南（字伯施，性情沉静，欲望很少，专心致志于学问。他和兄长虞世基一起在隋朝做官，都享有很大的声名，当时人把他们比作晋代的二陆。虞世南多次升迁，任至秘书郎、起居舍人，跟随宇文化及到聊城，后来又陷入窦建德之手，被伪授黄门侍郎。太宗后来消灭窦建德，把他召来任秦王府参军；其他事迹见下文）是防稽余姚人（“防”读桧，“稽”读基；防稽是郡名，今为绍兴路；余姚是县名，今升为州，隶属浙东）。贞观初年，太宗召他为上客，因而开设文学馆。馆中号称人才众多，大家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任他为记室，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文书。太宗曾命他抄写《列女传》（“传”读去声）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现成的底本，虞世南凭记忆默写了一遍，没有遗漏。贞观七年，他多次升迁，任秘书监。太宗每当处理政务稍有空闲，就召他来谈论，一同阅读经史。虞世南虽然容貌柔弱，好像衣服都不能承受他的身体（“懦”读乃乱切，也读儒；“胜”读平声），但志气性情刚强激烈；每当谈论古代帝王施政的得失，他一定加以规劝讽谏，给太宗带来许多补益。高祖去世（《汉书》说“宫车晏驾”，注释说，天子本应早晨起床处理政务，却在这时去世，所以称“晏驾”，臣子的心情就好像认为宫车只是晚些出行；按高祖于贞观九年五月去世），太宗服丧时礼数超过常规，面容因悲哀而憔悴，长久荒废政务，文武百官都想不出办法。虞世南每次入朝都进谏，太宗非常赞许并采纳，因而更加亲近礼遇他。太宗曾对侍臣说：“我利用闲暇日子，常常同虞世南商议古今之事。我有一句话说得好，世南没有不高兴的；我有一句话说得不对，他没有不惆怅遗憾的。他的恳切真诚到了这种程度，我因此赞赏他。群臣如果都像世南一样，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呢？”太宗曾称赞虞世南有五种绝长之处：第一是德行，第二是忠直，第三是博学，第四是文辞，第五是书法。虞世南去世（“卒”读子聿切）时，太宗在别殿举哀，哭得非常悲痛；丧葬所需的事务由官府供给，又赐给他东园秘器（即丧葬器具），追赠礼部尚书（唐制中，礼部掌管礼仪、祭祀、贡举等政务，尚书是其长官；人在去世后加授官职，称为“赠”），谥号文懿。太宗亲自写诏书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于我来说，犹如一体。他拾遗补阙，没有一天片刻忘记；他确实是当代名臣，也是人伦的准则。我有一点小的善行，他一定顺势加以成全；我有一点小的过失，他一定当面冒犯威严来进谏。如今他去世了，石渠阁、东观之中，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观”读去声；汉代设置石渠阁，东观都是收藏图籍秘籍的地方）。痛惜之情，哪里说得尽呢？”不久，太宗作了一首诗，追思古代治乱的道理。写完后又叹息说：“钟子期死了，伯牙就不再弹琴（《列子》说：钟子期和伯牙是朋友，伯牙弹琴，子期善于听琴；子期死后，伯牙断绝琴弦，因为世上再没有知音）。我的这首诗，将拿给谁看呢？”于是命起居官（官名；唐制，门下省设置起居郎，中书省设置起居舍人，掌管记录天子的举动和法度，以编修记事的史书，并把记录交给国史）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览经史，擅长楷书、隶书，多次升迁任起居郎；贞观十五年授谏议大夫，兼掌起居之事，后来授太子宾客；高宗时任仆射，因阻止册立武后而被贬，最终去世）到虞世南的灵帐前，读完那首诗后将它焚烧掉。太宗悲痛哀悼到这种程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太宗又命虞世南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的画像一同绘制在凌烟阁（按史传：贞观十七年，诏令赵国公长孙无忌、河间元王李孝恭、莱国成公杜如晦、郑国文贞公魏征、梁国公房玄龄、鄂国公尉迟敬德、卫国公李靖、宋国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国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国公张亮、陈国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国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国公唐俭、英国公李勣、胡壮公秦叔宝二十四人，都可以把画像绘制在凌烟阁。张九成说：虞世南起初凭借文章和书法在陈、隋之间驰名，兄弟二人在长安被比作二陆；到了唐朝，又因五种绝长之处受到称誉。他的议论、规劝和讽谏，本来就多有忠言；他弥补过失、匡正错误，有所触犯也从不隐瞒；对上辅佐圣明君主的德行，对下培植百姓的利益，难怪太宗对他眷恋殷勤，甚至在梦中也会见到他。君臣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啊！我认为：虞世南确实是德行高尚、忠诚正直、文章出众的人，是唐朝兴起时的儒臣。他终身以正道侍奉君主，顺势成全、匡正救助，其贡献是很大的。

译君臣之间虽然相互投合得很深，但虞世南始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太宗也只是叹息石渠阁、东观之中再没有这样的人，这实在是可惜。李勣（本名李世勣，字茂功；永徽年间因为触犯太宗的名讳，改为单名“勣”，其余事迹见下文）是曹州离狐人（曹州至今仍旧隶属腹里；离狐是县名，后来改名南华，如今已废）。他本来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任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字元邃，祖先是辽东人。大业末年，他是韦城人；翟让聚众为盗，李勣前往投奔。李密起初跟随杨玄感起兵谋事，杨玄感失败死亡后，李勣被任命为雍丘令。他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号称魏公。李密后来杀死翟让，人心才开始离散。武德初年，李密入关拜见高祖，授任光禄卿，后来又因反叛被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击败（王世充字行满，本是西域人，姓支；他的母亲改嫁王氏，于是冒用王姓。他在隋朝任民部侍郎，暗中结交豪杰，自任太尉，诈称隋恭帝杨侗下诏禅位，杀死杨侗自立。武德初年击败李密，高祖下诏命秦王攻打他，将他擒获押送长安，并把他的家族迁徙到蜀地），李密带领部众归顺唐朝后，李勣仍占据李密旧有的十郡土地（李密旧境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当时这些地方尚未归附，李勣全部占据）。武德二年，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长”读掌；郭孝恪是许州人，起初归附李密任长史，后来拜见秦王并上奏，擒获窦建德，授任上柱国，后来升任大总管，攻破龟兹国，被流箭射中而死）：“魏公既然已经归顺大唐，如今这些人口和土地，都是魏公所有的。” “如果我上表献出这些土地人口，就是把主君失败的成果据为己有，借此邀取富贵，这是我感到羞耻的事。现在应当详细登记各州县以及军人的户口，一并启奏魏公，听凭魏公亲自献出，这样就是魏公的功劳，难道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去向李密报告（“使”读去声，后同）。使者刚到，高祖听说没有表章，只有给李密的启文，感到非常奇怪。使者把李勣的意思上奏，高祖才非常高兴地说：“徐勣感念恩德，把功劳推给别人，实在是纯正的臣子。”于是授任他为黎州总管（黎州今为睿州，隶属腹里），赐姓李，登记入宗正寺的属籍（唐制中，宗正府掌管皇族亲属，以区别昭穆次序，由宗室担任）。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济”读上声，是水名），李盖坚决推辞王爵，于是改封舒国公，授任散骑常侍（唐制中，掌管规劝讽谏过失，以及侍从顾问之职）。不久，加授李勣右武候大将军（唐制中的武卫官职）。李密反叛被诛后，李勣发丧并穿着丧服（“丧”读平声），依照君臣礼节，上表请求收殓安葬。高祖于是归还李密的尸体；李勣便大规模设置威仪，三军都穿白色丧服（三军指上军、中军、下军）。李密被葬在黎阳山（在今浚州），礼仪完成后，李勣脱下丧服，军队解散。朝廷内外都认为他有义气。不久，李勣被窦建德攻打，投降窦建德，后来又从窦建德那里回到京师（窦建德是贝州人，世代务农，体力和才干超过常人。大业年间，他应募从军征伐辽东，补任队长；后来占据渤海，自立为夏王，建年号，设置官属。武德初年，他在魏县擒获宇文化及，进军攻打李勣，李勣力不能支而投降；窦建德扣押李勣的父亲作为人质，命令李勣重新收复黎阳。武德三年，李勣从窦建德那里回到京师。武德四年，他跟随太宗平定窦建德，窦建德于是被擒获并斩首）。后来他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也被平定。贞观元年，授任并州都督（并州就是太原；唐制中，武德七年把总管改为都督，设置都督府并配置属官）。在那里政令畅行，禁令得到执行，号称称职（“称”读去声），突厥对他非常畏惧。太宗对侍臣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来镇守安抚边境，只知道远远地修筑长城，大量屯驻将士以防备突厥（隋大业三年，诏令征发丁男一百多万人修筑长城，西边抵达榆林，东边到达紫河，十天就完成了工程）；而认识和判断人事的昏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我把李勣委任在并州，于是使突厥畏惧威势而远远逃走，边塞安定，难道不胜过修筑数千里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勣为长史（“长”读掌）。他多次进封英国公，在并州共十六年，召回朝廷，授任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勣当时突然患重病，验方说必须用胡须灰才能治疗。太宗亲自剪下胡须为他调药（“为和”中的“为”读去声，后同）。李勣叩头，额头磕出血来，哭泣着陈述谢意。太宗说：“我是为社稷着想罢了，不必深深道谢。”贞观十七年，高宗居于春宫，李勣转任太子詹事（唐制中，东宫官掌管统领三寺、十率府的政务），加授特进，仍然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回头对李勣说：“我将把孤儿托付给您，想来想去没有谁能超过您。您过去没有遗弃李密，如今难道会辜负我吗？”李勣擦拭眼泪，致辞谢恩，于是咬破手指流血，不久沉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覆”读副）；太宗对他的委托和信任就是这样。李勣每次行军用兵，都能在临敌前筹划计算，随机应变，行动符合战机。自贞观以来，讨伐突厥颉利、薛延陀（北狄国名，本是延陀部与薛部杂居，号称薛延陀；贞观年间，夷男被立为首领，李勣灭掉其国，设置州县）以及高丽等，全都大败这些敌国。太宗曾说：“李靖、李勣二人，即使是古代的韩信、白起（韩信是汉代将领，白起是秦代将领）、卫青、霍去病（见前注），又怎么能比得上呢？”（按《史传》：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患病，对太子说：“李勣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不能使他归心服从。我现在把他贬出京城；如果他立即动身，等我死后，你就任用他为仆射，亲近信任他。如果他徘徊观望，就应当杀掉他。”于是授任李勣为叠州都督。他接受诏令后，连家也没有回便上任去了。高宗即位，召回他并晋升为仆射。后来高宗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害怕大臣们提出异议，事情迟迟没有决定。高宗秘密询问李勣，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必询问外人。”高宗的主意于是确定下来。诏令李勣率领百官奉册立武氏为后。总章二年去世，追赠太尉，谥号贞武。” 范祖禹说：太宗认为李勣是怎样的人呢？如果认为他愚蠢，就不可能把辅佐太子、托付天下的大事交给他；如果认为他贤能，就应当任用他而不怀疑他。为什么却担心后嗣不能使他归心服从，先贬退他然后再任用他？这是把他当作犬马来畜养。难道是尧舜亲近贤人的道理吗？这样做，只能役使那些追逐利禄的人。范祖禹又说：高宗想废黜并另立皇后，却仍然难以对顾命大臣作出决定，最后取决于李勣的一句话。如果李勣认为不可以，武氏一定不能被立为皇后。李勣不但没有进谏，反而劝高宗促成此事。祸乱的皇后被立，无忌、遂良之死，唐朝宗室的中断，全都是由李勣造成的。这样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太宗因为认为李勣忠诚，所以把辅佐太子、托付后事的责任交给他；可是他的大节竟然如此。懂得识别人，恐怕连帝王也很难做到，这话确实可信。”}],

译【胡寅说】古人不必订盟，只需彼此约言就离去，大概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吝惜表达真情，彼此相互告知，便能取得信任。等到德行日渐衰败，人们相互猜疑、阻隔、怀有二心，甚至杀牲取血来订盟，转眼之间又背弃盟约。因此，孔子在《春秋》中不看重盟誓，而赞许彼此以言相约，这是取法荀息希望人们笃实守信、不食言的意思。像李勣咬破手指出血来接受太宗的托付，如果不算辜负君命，那么在王武氏族兴废的关键时刻，他只要用一句话来保全国家，也不必等到像里克那样才算毁坏大节。用言语答应别人，尚且担心那并非他的本心；李勣接受托付却一句话也没有，只是咬破手指出血罢了，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智慧，难道能够逃避责任吗？吕祖谦说：太宗任用李勣守卫边疆，可以说是善于用人。至于把托孤的重任交给他，却不是他所能胜任的。考察吴起与田文谈论功劳的故事，吴起说：“统率三军，使士卒乐于战死，敌国不敢谋算，你和我相比怎么样？”田文说：“不如你。”吴起又说：“治理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你和我相比怎么样？”田文说：“不如你。”吴起说：“这两方面都不如我，地位却在我之上，为什么？”田文说：“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大臣尚未归附，百姓不信任，正当这个时候，把国家托付给你，还是托付给我？” 吴起沉默了很久，说：“应当托付给你。”大概李勣长于守边，这也是吴起所擅长的方面；太宗却把田文所承担的那种托孤重任交给他，他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叶适说：李勣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只是不辜负别人。不辜负别人，固然可以任用他办事；至于关系到朝廷重大事务，就不是仅仅不辜负别人这一点所能胜任的。比如拥立武氏的主张，他难道有意要辜负太宗吗？只是利害关系摆在那里，而他没有学问，实在不懂得这一点，唉！周勃文才不高，尚且能够防止吕氏之祸；霍子孟为人持重厚道，尚且还有不能避免的祸患，都是因为没有学问和谋略才导致的。何况李勣因为一句话的失误，哪里知道后来会造成这样的祸患呢？我认为，太宗英明勇武，军事谋略胜过汉高祖；至于识别人和判断事情，却远远不如汉高祖。其中显而易见、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李勣的事情。从今天看来，李勣为人，外表似乎纯朴诚实，内里却任用权术，不仅太宗不能看透他，直到今天人们也不能看透，这是为什么呢？李勣起初侍奉翟让，翟让被李密杀死，李勣不能为他死；后来又被窦建德打败，屈服请降，也不能为之死。李勣起初与单雄信发誓同生共死，单雄信被杀，他又不能为之死；他的名节就是这样。唯独在李密失败这件事上，李密活着时他把功劳推给李密，李密死后他又收殓埋葬他。太宗相信他这一点小小的节操，于是认为可以把太子托付给他，实在错了。太宗将死时，把李勣贬为叠州都督，并对太子说：“如果李勣立即上任，你就任用他为宰相；如果他不立即上任，你一定要杀掉他。”李勣接到命令，不向家人告别就离去了。太宗的权术，可以说很精妙了！谁知李勣的权术又高出他一筹呢？后来武氏被拥立，竟然因为李勣的一句话而确定下来；唐朝的子孙，也几乎都断送在武氏手中。大概太宗用权术对待李勣，所以李勣也用权术回报太宗，根本无暇替唐朝社稷考虑。李勣将死时，告诉弟弟说：“我见房玄龄、杜如晦辛苦创业，最后都败在不肖子孙手里。我的后代如果有与不相类的人交游的，你一定要杀掉他。”后来李敬业起兵，导致宗族覆灭，甚至掘开坟墓，使尸骨暴露。唉！李勣所依仗的权术，到这时也无法施展他的机巧了！所以君子厌恶任用智术，而重视居心正直。” 马周【字宾王，家境贫寒却喜爱学习，资质和志向都很高远。武德年间，补任州助教，因为不理政事而离去。密州赵仁本认为他的才干很高，赠给他丰厚财物，让他入关；他留在汴州时被浚仪令崔贤侮辱，于是受到激发而西行。他住在新丰的旅舍，店主人也不理睬他。马周叫来一斗八升酒，悠然自饮。众人都觉得奇怪，余事见下文】是博州茌平人【“茌”读“士疑切”。博州今为东昌路茌平县，县名至今仍旧，隶属山东】。贞观五年到京师，住在中郎将【“将”读去声。唐制，中郎将是太子府属官，掌管校尉、旅帅以及亲勋翊卫等属官】常何家中【常是姓，何是名，史书没有他的传记】。当时太宗命百官上书陈述政事得失【“令”读平声，后同】。马周替常何陈述二十多件利于政事的建议【“为”读去声】，让常何上奏，所陈述的事情都符合皇帝的旨意。太宗惊异于他的才能，询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不是臣所思考提出的，而是臣家中的门客马周。”太宗当天就召见马周，在他还没有到达期间，先后四次派使者催促【“使”读去声】。等到召见交谈时，太宗很喜欢他，命他在门下省当值，授任监察御史【唐制，监察御史掌分别监察百官，巡按州郡，审理狱讼，管理军戎、祭祀、营造以及太府出纳等事务】。后来屡次升任中书舍人【唐制，掌管侍从进奏，参与议论表章】。马周机敏善辩，能够陈述奏对，深刻了解事情的关键，所以处理事情总能切中要害【“中”读去声】。太宗曾说：“我暂时见不到马周，就会想念他。” 贞观十八年，马周历次升迁为中书令【按字读】兼太子左庶子。马周既兼任两宫的职务，处理事情公平允当【“处”读上声】，很受当时人的称誉。又以本官代理吏部尚书。太宗曾对侍臣说：“马周处理事务敏捷迅速，性情非常谨慎正直【一作‘贞正’】；至于评论衡量人物【“量”读平声】，总是直道而言。我近来任用他办事【“比”读“鼻”】，多半符合我的心意【“称”读去声】。他既然尽显忠诚，又亲近依附于我，实在是借助这个人与我共同使时政得到安定。”【据《旧唐书》记载，太宗曾用飞白书赐给马周说：“鸾凤冲上云霄，必定要借助羽翼；股肱大臣的寄托，关键在于忠诚和尽力。”马周病重，太宗下诏派人探视，还亲自替他调制药物。马周把自己上奏的章奏全部烧掉，说：“管仲、晏婴揭露君主的过错，求取身后的名声，我不这样做。”贞观二十二年去世。考察本章说“贞观五年，马周替常何陈述利于政事的建议”，与旧史相同。《资治通鉴考异》说：“贞观五年没有看到命令百官上封事的诏令。《唐历》说：‘贞观三年六月，诏令文武官员陈述政事得失。’马周代常何陈述事情，旧史或许本于《贞观政要》，而吴氏所记是正确的。”】【宋祁说：马周遇到太宗，难道不是很奇异吗？一个平民百姓谈论天下大事，仿佛一向在朝廷任职、熟悉法令制度的人一样；他把自己同筑岩的傅说、钓渭水的吕望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考察太宗急于建立功业，而马周所提出的建议都切合当时的实际；君主与宰相之间并没有经过长期磨合，却能够牢固相合，确实是相遇得晚而彼此投契。然而马周的才能赶不上傅说、吕望，使后世没有什么可称述的，真可惜啊！】

译【唐仲友说：看太宗对待马周，超过了对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像四次派使者催促、赐予飞白书，都是非同寻常的恩宠。可惜马周比不上这四人的功业，成就仅止于此。史官说君主与宰相之间没有经过长期磨合却能牢固相互信任，确实如此。然而马周的才能，难道只是比不上傅说、吕望而已吗？】【林之奇说：魏无知在汉朝，常何在唐朝，他们的才能和功业起初并没有特别超过别人；但魏无知因为举荐陈平而获得赏赐，常何因为举荐马周而受到赏赐。因此魏无知的名声寄托在陈平身上，常何的名声寄托在马周身上，凭此成为万世不朽的传名。由此看来，人的善行难道一定都要出自自己吗？】【我认为：自从耕莘的伊尹、饭牛的宁戚、筑岩的傅说、钓渭的吕望以来，由平民登上朝廷，显现君臣相互契合、建立事业功勋的情况，后世已经不多见了。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知道那不是常何自己所作，常何又能够如实告诉他，于是马周从新丰旅舍中的平民被起用，进入众多清要官职，最终果然如太宗从奏章中所看见的那样。像马周这样，固然伟大；太宗识人的能力，岂不是更加伟大吗？马周固然还不能与先贤并驾齐驱，但太宗却可以说具有古代先贤君王遗留下来的风范。】《求谏》第四【共十一章】太宗仪容威严肃穆，百官进见他【“见”读“现”】时，都失去了举止常态。太宗知道他们是这样，所以每当有人奏报事情时，一定和颜悦色，希望听到劝谏，了解政教的得失。贞观初年，他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照见自己，必须借助明镜；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忠臣。君主如果自以为贤明，臣下又不加以匡正，想要不遭遇危亡败乱，怎么可能呢？”所以君主失去国家，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族。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都闭口不言，终于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卒”读“子聿切”，“令”读平声】，最终走向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你们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地方，都必须极力直言规谏。【我认为：太宗求取劝谏，可以说非常迫切；而他接受劝谏，也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他不只是能够容纳别人的劝谏，还引导别人来劝谏；不只是不会因别人劝谏而发怒，还赏赐劝谏的人，使他们愿意劝谏。所以当时的臣子，不仅大臣能够劝谏，小臣如皇甫德参也无不劝谏；不仅内臣能够劝谏，外臣如李大亮也无不劝谏；不仅文臣能够劝谏，武臣如尉迟敬德也无不劝谏；不仅朝廷大臣能够劝谏，宫妾如充容徐惠也无不劝谏。贤臣能够劝谏，本来如此；像裴矩这样的佞臣，也能劝谏。中原的臣子能够劝谏，本来如此；夷狄的臣子如契苾何力，也能劝谏。大概自三代以后，求取劝谏的诚意、接受劝谏的美德，还没有谁超过太宗。看贞观初年，太宗知道自己的威容严肃，所以曾经对人和颜悦色；深刻鉴戒隋炀帝灭亡的教训，所以曾经主动要求别人劝谏。能够鉴戒隋朝灭亡，内在就有乐于接受劝谏的实际；对人和颜悦色，外在就没有拒绝劝谏的姿态。因此他的影响能够遍及当时，上下大小的臣子都来劝谏，即使古代设置谤木、谏旌的盛况，也没有超过它的。大概是因为太宗即位初年确实有这两件事来感召臣下。史臣把这篇放在《求谏》的开头，难道有什么深意吗？】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君主任用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正直的臣子侍奉奸邪的君主，也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只有君臣相互投合，像鱼和水一样，天下才可以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亏诸位屡次匡正救助我【“数”读“朔”】，希望凭借直言和刚直的议论【“鲠”读“梗”，意为像刺在喉中】，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臣听说，木材依照墨线加工就能变直，君主接受劝谏就能成为圣明之主【这是《尚书》中傅说告诫高宗的话，说明劝谏不可不接受】。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有七名敢于进谏的臣子；如果进言不被采用，他们就相继以死相争【‘争’读作‘诤’。《孝经》说：天子有七名诤臣，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陛下打开圣明的心胸，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使愚臣身处一个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处”读上声】，实在愿意竭尽自己狂妄浅陋的意见。”太宗称赞他的话说得好，下诏从此宰相入内【“令”读平声，“相”读去声】议论国家大计时，必须让谏官【唐制谏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四人，负责规劝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八人，掌管谏诤评论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十二人，掌管供奉讽谏，大事在朝廷议论，小事则上封事；左右拾遗十二人，职掌同补阙】跟随入内，参与听闻政事；他们有所启发、说明意见时，君主一定虚心接受【据《资治通鉴》：下诏令谏官随中书、门下省与同三品官一同入阁】。【孙甫说：太宗任用谏官，确实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天下事务极其广泛，军国大事极其重要；即使是明主裁决，贤相谋议，也不能避免思虑上的过失。在君主和宰相讨论事情时，让谏官预先听闻，得以参与陈说，有缺失就随即纠正，难道不是好事吗？然而大臣在君主面前讨论事情，规劝纠正君主，哪有不被采纳的议论呢？这也可以说是驾驭和约束大臣、使他们不犯过失的方法。假如认为谏官是小臣，不可以预先听闻国家机密，必须等到众人都知道有缺失后，才允许他们劝谏纠正，那么事情有时已经实行而无法挽救，过失有时已经显露而无法再说。因此刚直的臣子才有激烈揭发、不顾一切地争辩的情况。君主即使听从，也只能掩饰自己的过错；如果不听从，那么君主的过错和大臣的罪责就更加严重了。太宗任用谏官，可以说真正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胡寅说：有了过失就立即允许谏官劝谏制止，这是贞观实现政治清明的根本；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都可以实行，这是给君王提供的老师。不过，如果谏官都像魏征、褚遂良、王珪这些人，那么上面不畏惧君主的威严，下面不迎合大臣的风气，所说的话就可以听取。如果只是徒有听取劝谏的名声，却不选择忠诚正直、懂得治理国家的人，那么他们有的相互攻击，有的结党依附，暗中实行私心，而君主还没有察觉，这种弊端反而比不设置谏官更严重。因此，耳目之官最重要的是得到合适的人。尹起莘说：官职既以谏诤为名，所说的话就必须以公义为根本；而宰相主持天下事务，难道一定能够毫无过失吗？如果确实让谏官能够随时就事情发表意见，就不必等到命令已经实行以后，才在事情发展的末端设法挽救。不过，谏官入阁，或许并不是大臣所乐意的。必须有英明的君主理解并实行这一制度，贞观之治才可以重新出现。】【我认为：唐制入阁的仪制，是后世最为称美的制度。天子已经在紫宸殿临朝，又移驾到便殿，百官随从进入，称为“入阁”。太宗采纳王珪的意见，下诏令谏官随中书、门下省与同三品官一同入阁。君主和宰相本来就是一体；而宰相入内时又一定让谏官跟随，那么君臣就都没有过失了。这大概就是太宗能够实现政治清明的原因吧？我希望后世的君主也能如此。】

译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明智的君主思考自己的短处，因而更加趋于完善；昏暗的君主掩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自我夸耀【“好”读去声】，掩饰短处，拒绝劝谏，确实实在难以挽救。臣下即使触犯、违逆虞世基，他也不敢直言，或许还不能算是罪过深重。从前箕子假装疯狂来保全自己，孔子也称赞他的仁德【箕是国名，子是爵位。纣的叔父，见纣无道而进谏，纣把他囚禁并降为奴隶，箕子于是装疯。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微子离去，箕子做奴隶，比干进谏而死】。等到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不应当同他一起死吗？”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敢于进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仲尼称赞史鱼正直：国家有道时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时也像箭一样直【仲尼即孔子；史鱼是卫国大夫，名鱼，字子；‘如矢’意为正直。史鱼自认为不能进用贤人、斥退不肖者，死后还用尸体进谏，此事见《孔子家语》】。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接受劝谏，就闭口不言，苟且偷安而身居高位？又不能辞职请求退隐，那么他和箕子装疯后离去，事理并不相同。过去晋惠帝【姓司马，名〔缺字〕，晋武帝次子，是西晋昏庸的君主】的皇后贾后【惠帝皇后，后来被赵王伦废黜，并以矫诏赐死】准备废黜愍怀太子【名遹，惠帝太子，被贾后杀害；赵王伦后来追谥为愍怀】时，司空张华【司空是三公之一；张华字茂先，范阳人，惠帝时任丞相】终究不能苦苦争辩，只是一味迎合贾后的心意，苟且求免。” 等到赵王伦【字子彝，晋宣帝第九子，后来因篡位叛逆被杀】起兵废黜贾后，派使者逮捕张华【“使”读去声，后同】。张华说：“当初将要废黜太子时，并不是没有进言，只是没有被采纳【“当”读去声，后同】。”使者说：“您身为三公，太子无罪却被废黜，既然进言不被听从，为什么不引身退职呢？”张华无话可答，于是被斩杀，三族也被夷灭。古人说过：‘国家危急而不扶持，快要倾倒而不扶助，那么还要那样的辅相做什么呢？’【‘焉’读“于何切”，“相”读去声】所以君子面对重大节义时，不可以被夺去志节【这些都是《论语》中的话】。张华既然不能抗言直谏，又不能成全自己的节操；退让言辞既不足以保全自身，作为王臣的节操也已经丧失了。虞世基身居宰辅，处在可以进言的位置上，最终却一句劝谏也没有，确实也应当与隋炀帝同死。”太宗说：“你说得对。君主必须有忠良的辅弼，才能自身安稳、国家安宁。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下面没有忠臣，自己听不到过错，罪恶积累、祸患盈满，以至于灭亡很快就降临吗？如果君主所做的事情不恰当，臣下又没有匡正劝谏，只是一味苟且迎合，凡事都称赞说好，那么君主就是昏暗的君主，臣子就是奸佞的臣子；君主昏暗、臣子奸佞，离危亡就不远了。我如今的志向，是希望君臣上下各自竭尽公心，共同切磋，以成就治理天下的道理。你们各人都应当努力竭尽忠诚正直，匡正挽救我的过错，我绝不会因为直言触犯我的心意就轻易责怪发怒。”【我认为：太宗的发问把责任归于君主，杜如晦的回答把罪责归于臣下，可以说双方都掌握了正确的道理。】大概君主知道把过错归到君主自身，才算是君主，必定能够尽到君主的职责；臣子知道把过错归到臣子自身，才算是臣子，必定能够尽到臣子的职责。太宗与群臣之间的言辞应答，难道不是双方都得其道吗？然而太宗因此向臣下求取意见，说自己终究不会因为直言触犯心意就随意责怒他们，这可以说尤其贤明了。何况当时正值年谷丰熟、百姓安乐谋生、近处安定、朝廷肃静、上位者安闲而下民和乐。太宗正要施行帝王之道，并已有成效显著的话语，本来就应当希望侍臣发挥匡正补救的作用。要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方略，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这是古代圣哲君王处于太平安定时的大谋略，太宗也具备这一点。贞观三年，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目很多，我把它们全都黏在屋壁上，出入时都观看省察。我之所以勤勉不倦，是想完全了解臣下的实情。每当思考政治治理，有时到了三更天才睡，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愿。” 【愚按：成汤那样的圣人，天将明时就大大振作精神，坐着等待天亮；周公那样的圣人，思考兼及夏、商、周三代的治道，夜以继日地经营治理万事，这些都是因为有这样的心志。圣哲尚且如此，何况贤明的君主呢？太宗每每思考政治治理，有时直到三更，还希望群臣同心协力、不知疲倦。这种心志，是坐以待旦的心志吗？是夜以继日的心志吗？】贞观五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帝王大多任凭自己的感情和喜怒行事，高兴时就滥赏没有功劳的人，发怒时就滥杀无罪的人，所以天下发生祸乱，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我如今早晚从未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常常希望你们尽情极力地进谏。你们也必须接受别人的劝谏，怎么能因为别人说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认为是在揭自己的短处而不接受呢？如果不能接受劝谏，又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胡寅说：太宗让大臣接受劝谏，大概是想让大臣知道劝谏是难以接受的，欲望也是难以违背的，从而明白自己也并不容易做到。然而他的话确实说得好，不仅责成臣子劝谏君主，又教导臣子端正自己，这是相互切磋的意义。三代的君主一定有老师和朋友，后世难以找到合适的老师；如果能得到端正善良、正直的人，让他们讲论经书训诫，规劝纠正过失，如同有三种有益的朋友，也就可以成就德行而少犯过错。太宗勉力实行这一点而不懈怠，他能够达到太平之治，是应该的。】【愚按：太宗接受劝谏，是三代以后所没有的。他已经能够接受劝谏，可以称为贤明了；又劝勉臣子接受别人的劝谏，难道不可以说是尤其贤明吗？而且他说：“不能接受劝谏，又怎么能劝谏别人？”这话说得极其正确！大概一定要自己已经能够改从善行，然后才能把善行告诉君主；自己已经能够改正过错，然后才能纠正君主的过错。因此曹参成就清静的治理，是凭借盖公的一句话；狄仁杰成就中兴的功业，是依赖王行冲的良药和砭石。传记说：“只有善人能够接受直言。”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直言，却希望他向君主直言，不也是很难吗？】

译贞观六年，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密封奏事，称赞他们，召见并对他们说：“我遍观自古臣子建立忠节的事迹，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就应该竭尽诚意地规劝进谏；至于龙逄、比干，不免遭受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诛戮的灾祸。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尤其艰难。我又听说龙可以被驯服，但喉下有逆鳞；你们竟然不避讳触犯君主，各自递上密封奏事。常常能够这样，我难道还会忧虑宗庙社稷倾覆败亡吗？我每每想到你们的这番心意，片刻也不能忘记，所以设宴取乐，并且赏赐绢帛，多少各有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唐仲友说：这是太宗看见进谏的人而感到高兴，并且听从劝谏的一件事。有功劳的人受到赏赐尚且会高兴，何况进谏而被采纳呢？设宴赏赐帛，是说太宗想到他们的至诚之意，所以举杯与他们同乐，其中很有《鹿鸣》宴请嘉宾的意味，也是太宗施行王道的一个方面。】【愚按：太宗因为朝廷大臣上密封奏事而称赞、设宴、赏帛，用来奖掖、激励和劝勉他们，可以说做到极点了。而且以触犯龙的逆鳞作比喻，使臣下知道触犯君主也一定不会获罪，那么他们将会冒犯君颜而进谏。况且龙逄、比干被诛，是因为侍奉无道的君主才导致的。以太宗的聪明英睿，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但他能够把无道之君杀戮进谏之臣的事作为警戒，这也是圣王战战兢兢、心怀警惧的意思吗？】太常卿韦挺曾经上疏陈述政事的得失，太宗赐给他诏书说：“你所上奏的意见非常正确，正直的言论和论理都值得称道，我对此十分欣慰。从前齐国遭逢危难，管夷吾有射中齐桓公衣带钩的罪过；蒲城之战中，勃鞮有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怨，但小白并不因此怀疑管夷吾，重耳也像对待旧交一样对待勃鞮。难道不是因为各自只知向自己的主人效忠、志向没有二心吗？你的深厚诚意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如果你能够始终保全这一节操，就能永远保持美好的名声；如果因此懈怠，难道不可惜吗？希望你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世树立榜样，使后世看待今天，也如同今天看待古代一样，难道不是美好的事情吗？” 我近来没有听到你的过错，也没有看见你的缺失，全赖你竭尽忠诚恳切之意，屡次进献美好的言论，用来滋润我的心怀，这是多么值得称道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二章〕 【愚按：太宗赐书给韦挺，显示了以至公之道任用人的原则，并举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勃鞮为例。齐、晋两位霸主，放下射钩、斩袖的旧怨而任用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也确实能够对自己的君主尽忠。然而我曾考察此事，晋怀公入国时，狐突的儿子狐毛、狐偃跟随重耳。怀公命令狐突召回他的儿子，狐突说：“儿子能够出仕，是父亲教他忠诚；既然已经署名献身并确定了主从关系，再怀有二心就是逃避。”狐突宁死不改，而狐毛、狐偃侍奉文公也没有二心。如果按照狐突这番话来衡量，那么管仲、勃鞮又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当闲居静坐时，就自我反省，常常担心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心意，下又被百姓怨恨。只是想到应当依靠正直的人来匡正劝谏，希望使自己的耳目向外通达，使下面没有怨恨和壅塞。近来我又看见前来奏事的人，大多神情恐惧，因而说话失去条理。平常奏报事情尚且如此，何况想要进谏，一定会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进谏，即使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把它看作触犯。若立即发怒责备，我很担心人们心中怀有战栗恐惧，哪里肯再说话呢？【愚按：从前汉代贾山说：“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般的震怒；权势的沉重，也不只是万钧之重。君主开导臣下而求取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它，人们尚且恐惧而不敢尽情直说，何况用威势和愤怒来震慑他们呢？”太宗常常因为担心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心意、下被百姓怨恨而自我反省，本来就应当开导臣下说话，和颜悦色地听取并接受意见。做君主的人如果想到贾山的话，扩大充实太宗这样的气度，还担心臣下不忠诚进谏吗？】

译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说：“近来朝廷大臣都不谈论政事，是什么原因呢？”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意见，确实应当有人进言。然而古人说：‘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诽谤自己；取得信任却不进谏，君主就会认为是在尸位窃取俸禄。’只是人的才干器量各不相同。懦弱的人，怀有忠直之心却不能说出来；关系疏远的人，担心不被信任而不能进言；贪恋俸禄的人，担心进言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说。因此大家一起缄默不言，低头抬头之间混过日子。”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我常常思考这件事，臣子想要进谏，往往害怕死亡的祸患，这和奔赴鼎镬、冒着刀刃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贞的臣子并不是不想竭尽诚意；能够竭尽诚意，才是极其困难的事。这就是禹拜受昌言的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劝谏，你们不必徒然害怕恐惧，而不把话说尽。” 【朱黼说：言路的通畅或闭塞，关系到君主德行的盛衰。君主根据进谏者的多少，本来就可以自己考察自身的得失。进谏的人多，必定是因为我能够听取意见；进谏的话直率，必定是因为我能够容纳直言。臣下冒犯君颜而不害怕，必定是因为我没有拒绝人的神色；臣下苦口相劝而毫不隐瞒，必定是因为我没有喜好谄媚的心。只要有一方面相反，就是我的德行没有进步，我的心胸没有扩大，我喜好谄媚而厌恶正直，喜欢奉承而害怕忠言。太宗即位之初，虚心访求并采纳意见，所以谈论进谏的人接踵而来，衣袖相接，表章奏疏不断呈进，竹箱装满，案几也几乎堆满。每日处理万般政务，如今与过去并没有不同，但谈论政事的诚意却突然消减。君主如果内心反省，一定应该知道有某种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开始时，他引导臣下进谏，听到意见便高兴并采纳；后来却勉强应付，魏征多次进言。现在仍然这样，太宗反过来问魏征是不是爱惜自身、害怕获罪，大概是想让太宗自己醒悟罢了。太宗把进谏比作奔赴鼎镬、冒犯刀刃来解释，却始终不能深入责备自己，也没有再广泛求取意见。】【愚按：贞观十五年，魏征说陛下想要向善的志向不如过去，听到过错就改正，也比从前稍有亏损。贞观十三年，他又说陛下的志向和事业与贞观初年相比，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地方共有十件，那么君主的德行也稍有降低了。幸好勉力求善的心意仍然能够自我克制，所以还能开导臣下、听取采纳意见。至于说群臣近来都不谈论政事，这又是在魏征告诫其不能坚持到底之后了，难道不是有些像魏征所说的吗？后世的君主应当谨慎地开始，更应敬慎地坚持到最后。】贞观十六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够自知是明智，确实很难做到。比如写文章的人、从事技艺的人，都自以为是自己的长处，别人比不上自己。若有名家工匠对他们加以评议、指责，他们的荒芜文辞和拙劣手迹这才显现出来。由此说来，君主必须得到能够匡正劝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每日有万般政务，由一个人听取裁断，即使又忧虑又劳苦，怎么能全部做到完善呢？我常常想到魏征随事进谏匡正，大多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镜照见形貌，美丑一定都显现出来。”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愚按：魏征在贞观十七年春正月去世，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曾想到魏征随事进谏匡正，就像镜子照见形貌，美丑一定都显现出来。”又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来勉励他们，大概是希望群臣也像魏征一样极力进言而毫不隐瞒。然而这段话恐怕是在魏征去世之后说的，未必是在贞观十六年。】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舜制作漆器，禹便加以雕饰，当时进谏的人有十多人。饮食器具之间，何必苦苦进谏呢？”褚遂良回答说：“雕琢会妨害农事，织组会损伤女工；一开始创制奢侈，就是走向危亡的开端。漆器不停止，必定会用金来制作；金器不停止，必定会用玉来制作。因此诤臣一定要在事物刚刚出现苗头时进谏，等到欲望已经满溢，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进谏的了。”太宗说：“你的话是对的。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不恰当之处，有的还在苗头阶段，有的已经将要完成，都应当进谏。近来我读前代史书，有时看见臣下进谏，君主便回答说‘事情已经做了’，或者说‘这件事已经答应别人了’，最终也不肯停止或改正。这样一来，危亡的祸患就可以翻手之间等着到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二章〕 【范祖禹说：贤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止它，在邪恶尚未显露时防范它。如果事情已经发生，那么就是众人都能知道的，还依靠贤者做什么呢？关于危亡的言论，只有明主能够相信，昏暗的君主会忽视它。因此自古在没有事变的时候，常常忧虑劝谏难以被采纳。所以圣明的君主能够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听从劝谏，贤明的君主能够在事情已经发生时改正过错；进谏而不听从，这就是最下等的情形。忠臣侍奉上等君主，也进谏尚未发生的事情；侍奉中等君主，大多进谏已经发生的事情；侍奉昏暗的君主，就要挽救已经泛滥的祸患。因此有人因进谏而牺牲生命。唐尧、虞舜之时，群圣聚集于朝廷，没有错误的举动。他们忧虑应当忧虑的事，警戒应当警戒的事，所以常有警戒恐惧的言论，是因为他们预先考虑祸患并加以防备。到了后世，即使是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也多半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后进谏，同时防范尚未发生的祸患。太宗向群臣求取劝谏，难道是有意防患于未然吗？】【唐仲友说：褚遂良的回答是对的，但是否还有别的说法呢？舜、禹是大圣人，细小的过错也一定改正，这与太保召公所说的意见相同。荀卿说侍奉圣明的君主，有听从而没有进谏争辩，哪里懂得进言呢？】【愚按：从前商纣王开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叹息说：“他制作象牙筷子，就一定不会再用土制的簋来盛食物；将要制作犀角、玉石的酒杯。有了玉杯和象牙筷子，就一定不会再吃豆类和藿叶做的羹汤，不会再穿短褐、住在茅草屋下，而会穿锦衣、建造重重高台和宽大的宫室。这样相称着追求下去，天下的财物也不够用了。远方珍奇怪异的物品、车舆马匹和宫室的逐渐奢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害怕它最后的结果。”褚遂良的话，其意思大概也是这样。然而所谓“到了满溢就没有什么可再进谏的”，似乎不是忠臣爱护君主应说的话。幸好太宗的话足以挽救这句话的过失。】纳谏第五【共十章，直谏另列为一类，附在本篇之后】

译贞观初年，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饮交谈，当时有一位美人在身旁侍奉。她原来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失败后被登记没收，收入宫中。太宗指给王珪看，说：“庐江王不行正道，杀死她的丈夫而纳取他的妻子，暴虐到了极点，哪有不灭亡的呢？”王珪离开座位说：“陛下认为庐江王这样取得她，是对还是不对呢？”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反过来问我这是对是错，为什么呢？”王珪回答说：“我听管子说过：齐桓公到郭国的旧地，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它以善人为善，以恶人为恶。’齐桓公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那就是贤明的君主了，怎么会灭亡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十二月、十八篇〕 老人说：“不是这样。郭君能辨别善恶，却不能任用善人、罢黜恶人，所以才会灭亡【‘去’读上声，以下同；以上是王珪引用管子的话来作比喻】。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身边，我私下认为这是圣心认可她。陛下如果认为不对，却仍不把她遣走，就是所谓知道是恶却不除去。”太宗非常高兴，称赞这话说得极好，立即命令把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令’读平声。按新旧《唐书》，都说太宗虽然没有遣出这个美人，却很看重王珪的话，与这里不同。《通鉴考异》说：太宗是贤明的君主，既然重视王珪的话，怎么会反而弃置不用呢？况且美人只是泛泛地侍奉左右，并不是以受宠著名的人，太宗有什么理由爱惜她而留下呢？本章的记载是对的】【唐仲友说：王珪所进的谏言，都是在人主处于情欲关头时提出的，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可以说并不愧于魏征】【我按：《春秋左传》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王珪直言不讳，说出了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太宗不吝改过，改正了别人难以改正的过错。王珪进谏的诚意，太宗采纳谏言的美德，与古人相比，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贞观四年，太宗下诏征发士卒修缮洛阳的乾元殿【洛阳是古代成周的地方，今属河南路；乾元殿是隋朝所建】，以便准备巡狩【《孟子》说：天子到诸侯国叫作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地方】。给事中【唐制，掌管侍奉皇帝左右、分理尚书省事务的官员；负责考察弘文馆缮写、校勘的工作，大事复奏，小事署名后执行】张玄素【蒲州人，隋朝时任景城县户曹。窦建德攻陷景城，准备杀他，乡里人哭喊说：‘杀死这样的清官，是上天无道！’于是释放了他。贞观初年，太宗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历任太子詹事，升任左庶子；因防止东宫被废而获罪，贬为平民。不久又召回授任刺史，麟德初年去世】，上书进谏说：“陛下的智慧周遍万物，囊括四海，命令所到，哪里有不响应的；意志所要，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微臣私下想，秦始皇做君主时，凭借周室衰微后留下的条件，依靠六国强盛的基础，想把帝业传给万代，结果传到他的儿子就灭亡了【周朝末年，天下大乱，秦国吞并了天下；六国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始皇说：‘我做始皇帝，后世按次序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永远传下去。’秦始皇死后，二世即位，被赵高杀死；子婴即位后，终于向汉朝投降】，实在是因为放纵嗜好、追逐欲望，违背天意、残害百姓造成的。” 由此可知，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到底，神灵也不能靠亲近来依仗；只有扩大节俭的原则，减轻赋税【‘敛’读去声】，谨慎地处理事情的始终，才能长久稳固。如今正承接百王衰末之后，又处在凋敝残破的余波之中，如果一定要用礼制加以节制，陛下应当亲自作表率。东都还没有确定巡幸的日期，就下令修补；诸王如今都要出镇藩国，又需要营建房舍，征发劳役的次数很多，这难道是疲惫百姓所希望的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陛下刚平定东都时，高楼大殿都命令拆毁，天下人一致欢欣，同心敬仰，怎么能当初厌恶它的奢侈华丽【‘恶’读乌去声】，现在却又承袭它的雕饰华美？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每次承蒙陛下颁下音信，却迟迟不能巡幸，这只是并不急迫的事务，造成徒然的费用和劳役。国家没有积存两年的粮食，为什么要经营两都的美好宫室【两都是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劳役过度，怨言就会兴起。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百姓经历战乱离散之后，财力已经耗尽，承蒙天恩涵养，才勉强得以生存【‘粗’读平声】，但饥寒仍然迫切，生计还没有安定，三五年间还不能恢复旧日状况，为什么要营建尚未巡幸的都城，反而夺取疲弱百姓的力量？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从前汉高祖将要定都洛阳，娄敬只说了一句话，高祖当天就驾车西行【汉高祖姓刘，名邦，沛县人，讨伐秦朝后取得天下，国号汉】。” 娄敬是齐国人。汉高祖在洛阳时，娄敬劝说：“陛下取得天下的方式与周朝不同，应当进入关中定都，依照秦朝的旧都来建都。”高祖没有决定。张良说进入关中很便利，高祖当天就驾车西行，定都长安。高祖赐娄敬姓刘，任命他为郎中】。难道高祖不知道洛阳处在天下中央，可以使各地贡赋输送的路程均衡吗？只是因为洛阳的地势险要不如关中罢了。臣恭敬地考虑，陛下教化凋敝的百姓、革除浇薄的风俗，时间还很短，社会还没有十分淳厚和谐。斟酌事情的适宜与否，怎么可以东行巡幸？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臣曾见隋朝当初建造这座宫殿时，柱子和栋梁高大壮丽，大木材不是附近道路所能产出，大多从豫章采运而来【豫章是郡名，今属龙兴路、江西】；两千人拖拉一根柱子，柱子下面安装车毂，全部用生铁制成；中间如果使用木轮，一转动就会冒火。大略计算，一根柱子已经耗费数十万钱，那么其他费用又超过这个数的一倍。臣听说，阿房宫建成，秦人就离散了【‘房’读旁，见《政体篇》注】；章华台建成，楚国民众就离心了【楚灵王建造章华台，收容逃亡者来充实它】；乾元殿完工，隋朝人就解体了。况且以陛下现在的财力和劳力，怎么比得上隋朝当时？在凋残破败之后役使满身创伤的百姓，耗费亿万的功力，承袭百王的弊病。这样说来，恐怕比隋炀帝还要远远过分了。”

译我深切希望陛下考虑这件事，不要让由余讥笑【由余是西戎人。戎王派由余观看秦穆公的宫室和积聚，秦穆公向他炫示这些。由余说：‘如果是鬼神建造的，就会劳累鬼神；如果是人建造的，也会使百姓困苦。’秦穆公对此感到奇怪，问道：‘中原凭借《诗》《书》、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尚且时常发生祸乱；如今戎夷没有这些，凭什么治理呢？’由余笑着说：‘这正是中原所以混乱的原因。’等等，见《史记》】，这样天下就太幸运了。”太宗对玄素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桀、纣相比怎么样？”玄素回答：“如果这个殿最终建成，就是所谓同样归于祸乱。”太宗叹息说：“我没有思量周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又回头对房玄龄说：“如今玄素上表，洛阳确实也不适合修造。以后如果事情确实必须进行，即使露天而坐又有什么苦处？所有劳作役使，都应当立即停止。”然而，以卑微的身份触犯尊贵的君主，自古以来并不容易【‘易’读以豉切】；如果不是忠诚正直，怎么能够这样做？况且众人一味唯唯诺诺【‘唯唯’都读韦】，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争辩。可以赐给他绢五百匹。魏征感叹说：“张公竟然有扭转天意的力量，真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语，它的利益多么广大啊【按史传，这篇奏疏还有这样的内容：‘臣听说东都刚刚平定，太上皇下诏说宫室超过限度的就烧掉。】” 陛下说瓦木还可以使用，请把它们赐给贫民。事情虽然没有照办，天下人却称赞这是盛大的德政。如今又重新估量并营建它，这是又兴起隋朝的劳役。不到五六年，一次舍弃，一次取回，天下人将会怎么议论呢？”太宗回头对玄龄说：“洛阳位于天下中部，各地朝贡都便利，朕营建它的本意，是想便利四方百姓。如今玄素说得这样，即使以后一定要前往，露天而坐又有什么苦处？”于是立即下诏停止劳役。范祖禹说：“上位者所喜好的，下面的人就会争相追求。太宗虚心寻求直言，所以群臣争着挽救他的过失，唯恐自己的话说得不够切实。太宗不只是高兴地听从，还用赏赐来鼓励他们，这是君主难以做到的事。能够这样，还担心会有过错吗？” 【张九成说：古人凭一句话求取知己的赏识，以疏远卑贱的身份投向极其尊贵的人，如果不是极其真诚、恳切而正直，哪里足以彼此遇合？起初，玄素以小吏身份处在动乱之中，适逢天子询问隋、唐兴衰的原因，于是获得宠信和礼遇。洛阳修建工程中，他恳切地上疏劝谏，于是产生了扭转天意的力量。可惜后来遇到不是人的昏乱之主，轻慢并厌恶忠诚的劝诫，功业没有成就，迁徙流放的灾祸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忠良之士因此悲伤哽咽而痛哭】【吕祖谦说：尧、舜是天下最善的人，所以人的本性没有不想成为尧、舜的；桀、纣是天下最恶的人，所以人的本性没有不以谈论成为桀、纣为耻的。世上做君主的人，没有谁曾不说自己要效法尧、舜，却未必实行尧、舜所做的事；也没有谁曾不说自己反对桀、纣，却未必不做桀、纣所做的事。这样一来，即使知道要以尧、舜自称，也未必不会归于桀、纣。只有圣明的君主知道，成为尧、舜的关键在于努力实行，而不在于空口说话。如果自己的行为还不够善，即使别人把桀、纣的名号加在自己身上也不发怒，这样以后才可以进于尧、舜之道。汉高祖、唐太宗就是这样的人。高祖问周昌：‘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昌回答：‘是桀、纣那样的君主。’太宗对玄素说：‘我和桀、纣相比怎么样？’玄素回答：‘如果这项劳役不停，就会同样归于祸乱。’这两位君主，是三代以后的英明君主。虽然他们的臣子把他们比作桀、纣，两位君主却接受了；虽然不能完全像尧、舜，也已经是尧、舜一类的人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以桀、纣自我警戒，所以不敢走向桀、纣的归宿】【我按：洛邑处在天下中央，使四方贡赋和道路里程都比较均衡。周朝定都镐京，以洛阳为东都，在那里朝会诸侯。汉朝定都长安，洛阳设有南宫，皇帝曾到那里临幸。唐朝定都长安，看待洛阳与周、汉相同；天下平定后，修治洛邑，如果工程不过分，似乎也没有多大危害。然而洛阳有许多隋朝宫室，规制过于奢侈，不适合修缮。太宗采纳玄素的劝谏，立即下令停止劳役，很好。后来飞仙、翠微、玉华等工程，又不是洛阳陪都的事情；如果太宗能够追忆玄素的话，那就更好了】太宗有一匹骏马，特别喜爱它，常常养在宫中。马没有生病却突然死了，太宗大怒，要杀掉养马的宫人。皇后【长孙氏】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齐景公名杵臼】，晏子请求列举这个人的罪过，说：‘你养马却让马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使国君因为马死而杀人，百姓听说后一定会怨恨我们的君主，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诸侯听说后一定会轻视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齐景公于是赦免了那人的罪。陛下曾读书见过这件事，难道忘了吗？”太宗的怒意于是消解了。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对各种事情都能启发劝导我，极有益处。” 【我按：晏子劝谏齐景公时所说的三条罪，意思很好。现在看太宗要杀宫人的事，大概也有三种过失。为什么呢？不珍爱贤才却珍爱骏马，就是所珍爱的对象不对；不任用牧马人却任用宫人，就是所任用的人不合其职；因为马死了就想杀人，就是刑罚与罪行不相称。如果不是文德皇后劝谏，难道不会成为盛德的累赘吗？史书称，太宗有一匹壮马不能驾驭，武则天当时作为宫人进言说：‘我有三种东西可以驾驭它：第一是铁鞭，鞭打它的背；第二是铁檛，敲打它的头；第三是匕首，割断它的喉咙。’太宗认为她很豪壮。太宗让宫人养马，不过是一时沉溺于嗜好罢了，谁知道宫人中有像武则天这样善于驾驭烈马的人，已经暗中为后来的一切作准备了呢？唉，真可畏惧啊】贞观七年，太宗将要巡幸九成宫【九成宫就是隋朝的仁寿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说：“陛下高居紫极，安定救济百姓，应当使自己的欲望服从百姓，而不能使百姓服从自己的欲望。既然如此，那么离宫游幸，就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情【秦始皇姓嬴，名政，国号秦；汉武帝姓刘，名彻，国号汉】，并不是尧、舜、禹、汤所做的事。”话说得非常恳切。太宗告诉他说：“朕有气疾，天气炎热就会突然加重，所以并不是出于喜好游幸【‘好’读去声】。”非常赞赏他的意思，于是赐给他帛五十段。

译【我按：汉元帝想乘楼船，因为薛广德的劝谏而停止；武则天想观看舍利，因为狄仁杰的劝谏而停止。汉元帝是平庸的君主，武则天是女主，尚且能够不吝改过，何况一向以采纳谏言著称的太宗呢？思廉劝谏巡幸九成宫的话，并不是不恳切。太宗以气疾作解释，也近于为自己的错误掩饰。况且既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赏赐他很多帛，这就使君主的过错似乎可以用贿赂免除，臣子的直谏似乎可以用贿赂改变。太宗的赏赐和思廉的接受，都有失当之处】贞观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干。高祖进入关中时，他主动归附，被授任土门令，攻击盗贼，盗贼全都投降；升任金州司马。贞观初年，授任太府卿，又出任凉州都督。不久任西北道安抚大使，用来安抚各部，投降者达八年之久；讨伐吐谷浑有功，晋爵为公，任右卫将军。临终时上表请求停止辽东战事】，任凉州都督【凉州，今为西凉州，属甘肃】。曾有台使来到州境【‘使’读去声，以下同】，见到一只著名的鹰，暗示李大亮进献。大亮秘密上表说：“陛下已经很久停止打猎，如今使者却这样索求鹰，实在深深违背陛下从前的训诫；如果是使者擅自索取，那就是任用使者不当。”太宗下诏书说：“因为你兼有文武才干，志向坚定正直，所以把藩镇牧守的重任【藩屏、牧守】交给你。近来你在州镇任上声誉功绩远播，想到你的忠诚勤勉，朕怎么会在梦寐之间忘记呢？使者派人进献鹰，你竟不曲意顺从。你援引今事而论古事，从远方进献直言，披露内心，十分恳切周到。朕读到后赞叹不已，不能停止。有这样的臣子，朕还忧虑什么？应当守住这份忠诚，始终如一。《诗经》说：‘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神明听见这些，就赐给你大福。’【‘好’读去声，这是《诗经·小雅·小明》的诗句】古人称一句话的分量等同于千金，你所说的话，实在非常可贵。” 现在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件，虽然没有千镒那么重【‘镒’读益，二十四两为一镒】，却是朕亲自使用的东西。你立志方正刚直，竭尽忠节、至公无私，任职做官【‘处’读上声】时总能符合所托付的职责，将来还要承担重大的任用【按字面读】，借此完成重要的使命。处理公务的空闲，应当阅读典籍；另外赐给你荀悦的《汉纪》一部【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时任秘书监，撰写《汉纪》三十卷】。这部书叙述简明，议论深广，极其体现治国的原则，充分说明君臣之间的道义。现在把它赐给你，应当更加认真阅读【旧本本章开头写作‘贞观初’，今按《通鉴》标明年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张九成说：侍奉君主必须凭忠诚，树立忠诚必须凭才干，立身行事必须凭真诚。这三方面都完备修养，可以称为贤者。大亮有文武才干，而劝谏不要进献鹰，接近于忠诚。太宗亲自信任他十分坚定，大概是因为他兼有文武才干，又以忠诚真诚来成就自己。房乔称赞他有陵、勃那样的节操，难道不可信吗】【我按：太宗朝廷中，台阁和侍从之臣进献可行意见、纠正错误，必定反复开导说明，简直像饥渴的人需要饮食一样。这样看来，身处外地任职的臣子，也不肯顺从迎合、曲意听从，敢于超越职分进言。像李大亮劝阻求鹰的谏言，太宗不但高兴地听从，还给予如此丰厚的赏赐！太宗采纳谏言，即使朝廷大臣进谏，也不过说是早晚讨论思考、日日进献意见。远方藩臣不在君主身边，宁可违背圣意，也不顾自身安危。像大亮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忠臣了。这尤其应当成为藩臣效法的榜样】贞观八年，陕县丞【陕县今仍旧属陕州，隶属河南】皇甫德参【皇甫是复姓，德参是名】上书触犯圣意，太宗认为他是在讥谤【‘讪’读所谏切】。侍中魏征进言说：“从前贾谊侍奉汉文帝时，上书说了许多话，认为有一件事值得痛哭，有六件事值得长叹息【汉文帝名恒，是高祖的次子。贾谊是洛阳人，文帝召他任博士，后来任梁怀王太傅；他上书陈述政事，多有匡正和建议，大意说：‘臣私下认为，事情的形势中，有一件可以痛哭，有两件可以流泪，有六件可以长声叹息’】。自古以来上书进言，大多激切直率；如果不激切直率，就不能触动君主的心。激切直率就容易像是讥谤，请陛下详细考察其中的是非。”太宗说：“除了你，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命令赐给德参帛二十段【‘令’读平声。按《通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建洛阳宫殿使百姓劳苦，收取地租过重，民间流行高髻是宫中风俗影响所致。太宗大怒，对房玄龄等说：‘皇甫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税、宫人全都不留头发，才肯满意吗？’于是想治他讥谤之罪】魏征劝谏说：“等等。”太宗说：“如果朕治这个人的罪，那么以后谁还敢进言？”于是赐给他绢二十四匹。后来有一天，魏征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听直言，虽然勉强包容，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宽豁了。”太宗于是加倍优厚地赏赐德参，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此事与本章记载虽有小小不同，但这里记载得较为详细，所以附带列出。” 【胡寅说：最没有常性的，难道只有人心吗？太宗刚攻下洛阳时，毁掉隋朝宫室，是厌恶它的奢侈。后来又想修建，虽然因谏言而暂时停顿，但心意始终没有改变，终于还是让它建成了。最后还对进谏的人发怒，想加罪于他们。一念之间为什么这样难以回转呢？太宗能够克制自己听从谏言，最终还是自我勉励而改正。他心中的蒙蔽尚且不能自行消除，仍然如此，何况那些不能克制自己、听从谏言的人，又会怎样呢？那就会触动私情、放纵欲望，正如芦苇一样，哪里会有停止的时候呢？】【我认为：作为君主，虚心听取谏言实在太难了。以太宗起初对皇甫德参发怒、想治他的罪，后来又听从魏征的进言，德参于是被提升为高官，接受丰厚的赏赐为例：开始时恼怒别人的话，最终却听从别人的劝谏。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而以能够改正过错为可贵，说的就是太宗了。然而，他因触犯禁忌而发怒，究竟是内心真实情绪的流露，还是一时受到刺激而如此呢？如果不是魏征忠诚耿直地进谏，这对君主德行的损害，难道还会小吗？德参不过是区区一个县丞，却能这样奋不顾身，尤其可以作为地位卑微的臣子效法的榜样。】

译贞观十五年，派遣使者前往西域【“使”读去声，后同。西域，是西方夷国】册立叶防可汗，尚未回来【“叶”音摄；叶防，是突厥大臣的称号。本来称叶防，统叶防继承其兄射匮可汗之位，于是号称叶防可汗。这一年，叶防多次派使者入朝进贡。秋七月，左领军将军张大率持节前往他的所在地，按照他所称的名号册立为可汗，并赐给他鼓纛】。又派人携带大量金帛【“令”读平声，后同】，遍历各国购买马匹。魏征进谏说：“如今派遣使者，以册立可汗为名；可汗还没有确定，却立即前往各国买马。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的意图在于买马，而不是专门册立可汗【第二个‘为’读去声】。可汗如果得以册立，就不会十分感念恩德；如果不能册立，就会产生深深的怨恨。各蕃听说这件事，也将不再看重中国。只要使他们的国家安宁【‘使’依本字读】，各国的马匹不用求取也会自行来到。过去汉文帝有献千里马的人，文帝说：‘我平安出行每天走三十里【平安出行，指巡幸、祭祀】，出兵行军每天走五十里【“凶”字，《汉书》作“师”；出兵行军，指率军出征】，鸾车在前【“舆”字，《汉书》作“旗”】，属车在后【“属”音嘱。汉朝沿用秦制，大车八十一辆，前后相连】，我独自乘坐千里马，将要到哪里去呢【“乘”读平声】？’ 于是按照道路里程偿还他所花费的钱，让他回去了【“之”仍是前往之意】。又有光武帝【名秀，汉朝中兴的君主】时，有人献上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把马用来驾鼓车，把剑赐给骑士。如今陛下凡有所施行【“施”读平声】，都远远超过三王之上【“邈”音莫】，为什么到了这件事上，却要做得比汉文帝、光武帝还差呢？魏文帝【姓曹，名丕，曹操的儿子。接受汉朝禅让，国号为魏】又想购买西域的大珠。苏则说【苏是姓，则是名，字文师，扶风人，在魏朝任侍中】：‘如果陛下的恩惠遍及四海，大珠不用求取也会自行来到。通过求取得到它，就没有什么可贵的了。’陛下即使不能仰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行”读去声】，难道不应该畏惧苏则的正直言论吗？”太宗立即下令停止此事【旧本这一章开头说“贞观中”，现在根据《资治通鉴》标明了年份】。【唐仲友说：魏征的谏言，是不让蛮夷窥伺中国。先王以内中夏、外四夷为原则，对待四夷本来就有相应的道理。后世不是被他们扰乱，就是被他们窥伺，都是由于喜欢建立功业、贪图利益造成的。太宗如此圣明，仍然不能免于这种情况。魏征所说的，切中了他的弊病；唐朝始终受乱华之患困扰，难道不值得警戒吗？】【我认为：《禹贡》说：‘织皮的昆仑、析支、渠捜等西戎，于是归于治理。’是因为他们进贡织皮，便使他们归附而得到治理。这是大禹安抚四夷的方法。汉武帝因为名马而与大宛交通，导致连年用兵；光武帝拒绝名马，关闭玉门关，断绝了西域使者往来。两位君主的得失，大概可以看清了。因此魏征进谏，太宗幸而能够听从，实在是应当的。】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名冯，以字行世，德州人，以孝著称。贞观初年，任监察御史，不避权贵。多次调任后任中书舍人，上奏陈列五件事情。后来授任这一职务，升为吏部侍郎。死后谥号为宪】上疏陈述政事的得失，太宗特意赐给他一剂钟乳【钟乳产于石中，服食后能使人气机通畅、胃部舒适】，并对他说：“你进献了有益于国的药石之言【说他的言论有益于国家，就像药石有益于疾病一样】，所以我用药石来报答你【根据史传，季辅后来任吏部侍郎，善于铨选、评定人物。皇帝曾赐给他一面金背镜，以比喻他清明的鉴识。】” 【唐仲友说：《尚书》说：‘德行厚重的，就授予厚重的官职；功劳厚重的，就给予厚重的赏赐。’君主勉励臣下建立功德，希望他们不懈怠，就是这个意思。太宗两次赏赐季辅，得到了厚重赏赐的意义。但是季辅文武兼备、正直，却没有做到宰辅，仍未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干。】【我认为：药石是用来治愈沉重难治的疾病的，金镜可以辨别美丑的形貌。太宗赞赏臣子进谏，把它比作药石；希望臣子具有清明的鉴识，把它比作金镜。这可以说是君臣相互成就的盛事。】贞观十八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回答帝王的问题【‘夫’音扶】，大多顺从而不违逆，用甜言蜜语来取得容悦。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得有所隐瞒，应当依次说出我的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都说：“陛下以圣明的教化使天下达到太平，在臣等看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字思道，荆州人。贞观七年任治书侍御史，升任右丞，号称称职。十七年轮值东宫，升任侍中。太宗征讨辽东时，下诏辅佐太子监国，刘洎说：‘希望不要忧虑，大臣如果有罪，应当依法诛杀。’皇帝对他的话感到奇怪，回来后便赐他死】回答说：“陛下平定乱世、开创基业，实际功劳高过万古，确实如无忌等人所说。但是近来有人上书，言辞和道理不相称【‘称’读去声】，陛下有时当面追问，使他们无不惭愧退下，恐怕这不是鼓励进谏的人。”太宗说：“这话说得对，应当为你改正这一点【‘为’读去声。根据《资治通鉴》，这一年夏四月，皇帝到太平宫，因而有这番询问，并没有唐俭的名字。又记载马周说：‘陛下近来赏罚往往因喜怒而有所高下，除此之外看不出您的过失。’皇帝都采纳了。】” 【林之奇说：仁人君子侍奉君主，在天下太平安定的时代，却把危败祸乱的言论一天也不曾忘记在口中，这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维持太平安定、保全君主的聪明。舜继承尧的帝位，实行尧的治道，可以说是太平之世了。然而益说：‘不要失去法度。’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皋陶说：‘君主却琐碎烦杂啊。’难道舜真有这些过失吗？但禹、益、皋陶却不能没有这些话。太宗的德行，本来不能完全等同于尧舜；贞观之治，也本来不能完全等同于唐虞时代；但他想亲自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他的内心仍然足以称为尧舜之心。可惜太宗有尧舜那样喜欢询问的心，却没有长孙无忌一类人具备禹、益、皋陶那样规谏劝诫的责任，怎能不令人叹息！】【我认为：贞观末年，魏征已经去世，在朝廷的群臣，大多形成了阿谀取容的风气。其中阿谀取容尤其严重的，长孙无忌就是一个。太宗想让群臣直言，无忌却说：‘陛下没有过失。’太宗想知道自己的过错，无忌却说：‘陛下的武功文德，我们这些臣子只顾顺从成全还来不及。’太宗想询问攻破高丽的策略，无忌却说：‘诸位将领不过是奉行已经制定的计划罢了。’唉！孔子所说的‘说话却没有人违逆我’，不正是说无忌吗？如果不是刘洎等人当面据理力争，或许魏征的风气就会逐渐消失，那么贞观的政治就很难善始善终了。】

译太宗曾经因苑西监【掌管宫苑的官员】穆▯【穆是姓，▯是名】而发怒，下令在朝堂上斩杀他。当时高宗是皇太子【高宗名治，起初封为晋王，十七年立为皇太子】，立即冒犯皇帝的威严进谏，太宗的怒意才消解。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有时趁着机会从容地进言【‘乘’读平声，‘间’读去声，‘从’切音即容】，如今陛下发雷霆之怒，太子却当面冒犯威严进谏，实在是古今未有。”太宗说：“人与人长期相处【‘夫’音扶，‘处’读上声】，自然会受到熏染。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虚心接受正直的进言，于是有魏征早晚进谏；魏征去世后，又有刘洎、岑文本【字景仁，邓州人。贞观初年授秘书郎，因上奏《籍田颂》而升为中书舍人，号称称职，后升为侍郎。十七年，岑文本不愿兼任东宫官职，于是下诏每五日到东宫参见一次，后来升为中书令，去世】、马周、褚遂良等人接续进谏。皇太子从小就在我的膝前，每次看见我心里喜欢进谏的人，便受到熏染而养成了这种性情，所以有了今天的进谏【旧本把本章与前章合为一章，现在根据篇章不同分为两章】。” 【我认为：高宗处在东宫时，不仅自己能够接受谏言，还能够向父亲进谏，这是多么贤明啊！等到他在位已久，武后擅权，谏臣都闭口不言。李善感的一句话，竟被比作朝阳中的凤凰鸣叫，由此可知他已经不能接受谏言了。一个人自身，起初能够进谏，最终却拒绝进谏，原因是什么呢？我曾经考察《唐史》，高宗因为长期听不到谏言，向李勣询问，李勣回答说：‘陛下所做的都很完善，没有什么可谏的。’唉！高宗起初能够进谏，大概是由于太宗的德行对他有所教化；后来拒绝进谏，难道不是李勣一类人实际上迎合了君主的恶行吗？】直谏【附录共十章】贞观二年，隋朝通事舍人【隋朝制度中，掌管引导、接纳通奏】郑仁基的女儿，年纪十六七岁，容貌美丽绝伦，当时无人能比。文德皇后【长孙氏，喜欢读图书传记，崇尚礼法，性情简朴。曾著《女则》十篇，又撰文斥责汉代马皇后不能约束外戚，使他们参与政事，并告诫车马奢侈；这叫作从根本上预防，体恤枝末小事。临终时请求皇帝接受忠谏，不要听信谗言，减少游猎和劳役】访求到她，请求让她充任嫔御。太宗于是聘她为充华【唐朝制度中的女官名号，九嫔之一】，诏书已经发出，聘使尚未出发【“使”读去声，后同】。魏征听说她已经许嫁陆氏，急忙进言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尚书》说：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抚养爱护百姓，应当忧虑他们所忧虑的，喜爱他们所喜爱的【两处‘乐’都音洛】。自古有道的君主，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君主住在台榭上【‘处’读上声，后同】，就希望百姓有住屋安居；吃着精美膳食，就希望百姓没有饥寒之患；看到嫔妃，就希望百姓有家庭团聚的欢乐。这是君主通常应遵循的道理。如今郑氏的女儿早已许配给别人，陛下却毫不疑虑地把她取来，完全不加顾问，并把这件事传布四海，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道理吗【‘道’一作‘义’】？臣所听到的消息或许还不确实，但恐怕会损害圣德，感情上不敢隐瞒。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应记录在史册上，所希望的只是陛下特别留意思虑。” 太宗听后大为震惊，亲手写诏书答复他，深深自我责备，于是停止派遣聘使，便命令郑氏女子回到原来的丈夫那里【“令”读平声，后同】。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人说：“女子嫁给陆氏，并没有明显确凿的证据；既然婚礼已经举行，就不能中途停止。况且陆氏上表说：‘我的父亲陆康在世时，曾同郑家往来，时常互相赠送财物，起初并没有婚姻关系或亲戚关系，只是说外人不知道，凭空产生了这种说法。’大臣们又劝皇帝继续迎娶。”太宗因此颇为疑惑，问魏征说：“群臣有的顺着陆氏为他辩解，为什么这样过分地分辨？”魏征说：“依臣推测【‘度’切音待洛】，他们的意图是可以看出的，是想把陛下同太上皇相比。”太宗说：“为什么？”魏征说：“太上皇当初平定京城，得到辛处俭的妻子，逐渐对她宠爱优待。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唐朝制度中，东宫右春坊设置舍人，掌管发布令书、表章、启奏】，太上皇听说后不高兴，便让他离开东宫，出任万年县令【见《任贤篇》注】。辛处俭一直心怀恐惧，常常担心不能保全性命。陆爽【陆氏的名字】认为陛下现在虽然容忍他，恐怕以后会暗中加以谴责惩罚【‘讁’音摘，意为责罚】，所以反复为自己申辩，意图正在这里，并不值得奇怪。” 太宗笑着说：“外人的想法或许确实会这样，但我所说的话，还不能让人一定相信。”于是颁布敕令说：“如今听说郑氏的女儿先前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聘礼，前次发布文书时，事情没有审查清楚，这是我的过错，也是有关官吏的过错。授予充华的命令，应当停止。”当时人们无不称赞感叹。【朱黼说：君主把改正过错作为德行，把以过错为耻却掩饰过错作为警戒；臣子把纠正错误作为职责，把顺从错误、逢迎恶行作为罪过。太宗曾说：‘前代帝王拒绝谏言的多了，有的说事情已经做了，有的说事情已经答应了，最终都不肯改正；这样下去，想要不灭亡，能做到吗？’因此他终身引导臣下，使他们能够像水流一样顺畅地进谏、从善，从未稍有吝惜。聘娶陆氏，实际上是已经许嫁的女子，这确实属于不了解情况便贸然行事。听到魏征一句话后，便责备自己并停止聘娶，可以说是改过了，因此人人都仰望他。房玄龄等当时都是名臣，本应帮助成就君主的美德，纠正挽救君主的过错，以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才是。可是他们却说：‘大礼既已举行，不能中途停止；即使妾妇出于爱护主人，也不应这样做，何况大臣呢？’太宗有改过的德行，房玄龄等却免不了逢迎恶行的罪过。像魏征这样，才真是贤明啊！我认为：古代天子有一位皇后、三位夫人、九位嫔、二十七位世妇、八十一位御妻。大概天子所娶诸国嫡女为正后，庶女为娣媵。正后去世后，她的娣媵代行皇后职务，所以说‘天子诸侯不再娶’。大体上，六宫的职分一经确定，就不能改变迁移，也不能增加。】后世治理家庭的道理不明，正后之位的确立，也多因美色而选定，何况妃嫔呢？所以凡有美貌女子的地方，就算远隔千里也要去寻求，即使是已经有丈夫的妇女，也没有时间顾及。以太宗这样的君主、文德皇后这样的皇后，仍然不能免于此事。魏征的谏言，太宗也只是勉强听从罢了。后来武士彟的女儿，也因为美色被选入宫，谁知道牝鸡司晨的祸患已经在这里埋下征兆了呢？益告诫舜说：‘不要在享乐中放纵。’仲虺称赞商汤说：‘不亲近声色。’后世的君主也只须以此为法罢了。

译贞观三年，下诏关中免除两年的租税，关东给予一年免除徭役的优待【关东，指潼关以东】。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的，都要再运送缴纳；第二年一并折算发给【“为”读去声，后同】。给事中魏征上书说：“我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天下都给予一年免除徭役的优待，老幼相互欢庆，有的唱歌，有的跳舞。又听说有敕令，已经被征发服役的丁男，等服役期满后折算成其他物品，也要运送缴纳。等到第二年一并折算，道路上的人都大失所望。这确实是把百姓平均看待，如同一视同仁地对待七个儿子。但百姓不容易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日常用度又不足，都会认为国家后悔了先前的话，品德和政令反复无常。臣私下听说：上天所辅佐的是仁德之人，人们所帮助的是守信之人。如今陛下刚登上大宝【《易传》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亿万百姓正在观察您的德行，刚刚发布重大诏令，便出现两种说法，使四方生出疑心，失去四时一样不可违背的大信用。即使国家有倒悬般的危急，也尚且不可以这样做，何况如今国家安稳得像泰山一样，却轻率地实行这件事。替陛下谋划此事的人，从财利上看只是小有益处，从德义上看却有很大损害。臣确实才智见识浅薄，但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希望陛下稍微审察臣的话，详细选择利弊；即使因此获罪，臣也甘心承受。” 简防使【“防”读去声，以下同】右仆射封德彝等人都想把年满十八岁的中男简选入军。皇帝下诏三四次，魏征执意上奏认为不可。封德彝再次上奏【“重”读平声】，说现在看到被简选的人中，次男里有很多身材强壮的。太宗大怒，于是下诏说：中男以上，即使未满十八岁，只要身形高大强壮，也要征发入军。魏征又不听从，不肯签署诏书。太宗召见魏征和王珪，变了脸色等着他们，说：“中男如果确实年幼，自然不会征入军中；如果确实年长强壮，也可以简选征发。你们有什么可嫌弃的，竟这样固执？朕不能理解你的意思【“觧”读“懈”】。”魏征严肃地说：“臣听说，把水排干来捕鱼，并不是捕不到鱼，只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树林来打猎，并不是捕不到野兽，只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次男以上的人全都征入军中，租赋和杂徭将靠什么来供给？况且近年来，国家的卫士不能胜任攻战，难道是因为人数少吗？只是由于礼遇失当，于是使人没有战斗之心。如果大量征取人员，又让他们充当杂役，即使人数很多，最终还是没有用。如果精心简选强壮健康的人，以礼相待，一个人的勇力可以抵得上百人【意思是一个人可以抵挡一百个士卒】，何必在乎人数多呢？陛下常说，我作为君主，是以诚信对待万物，想使官员和百姓都没有虚假欺骗之心。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几件大事都三番两次地失信，又是为什么呢？要取得他人的信任，太宗惊愕地说：“你所说的失信，究竟是哪些事？”魏征说：“陛下刚即位时，诏书说：‘拖欠的私人债务、欠负的官物，一概全部免除。’随即命令【“令”读平声】主管部门列出具体条目；秦王府的国司也不属于官物，那么陛下从秦王成为天子以后，国司不算官物，其余还能有什么东西呢？又免除关中两年的租调【“调”读去声】，关外免除一年徭役，百姓感受到恩惠，无不欢喜。后来又有诏令说，今年白丁大多已经服役完毕，如果从现在起予以免除，那就是徒然承受国家的恩惠【“荷”读去声】；如果已经折纳、已经输送的，就命令全部收取完毕，那么所免除的都从来年开始。退还之后又重新征收【“征”读平声，以下同】，百姓心里不能不感到奇怪。已经征收到的物资，便又把人征入军中，说从来年开始，凭什么取得信任？况且共同治理天下所寄托的，是刺史【唐代武德初年废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掌管宣扬德化，每年巡行所属县，观察风俗，登记囚犯，抚恤鳏寡】和县令【唐代县设置县令，掌管引导、宣扬风化，安抚养育百姓，勉励民众从事生产，发展土地资源，赡养鳏寡，救济孤贫，审理冤屈，亲自处理狱讼】；平时登记户籍、相貌和征税等事，也全都交给他们。至于简选、征发，却怀疑他们有欺诈虚假的行为，想要让天下信服，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太宗说：“我见你固执不止，怀疑你被这件事蒙蔽了；如今谈到国家失信，才知道这是人情事理不通。我没有仔细思考过错，也实在太深了。办事往往这样失误，还怎么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呢？”于是停止征发中男，赐给魏征黄金一罋，赐给王珪绢五十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愚按：孔子说：“去掉粮食，去掉军备，但没有信用就不能立国。”商汤拥有天下时，首先说要向天下百姓彰明信用；周武王拥有天下时，首先说要敦厚信用、彰明义理。三代能够取得天下，没有不把信用放在首位的。太宗即位之初，首先想以诚信对待万物，可以说是能够以商汤、周武王为法则的人了。然而他只是知道要讲信用，却不知道怎样才算守信，所以魏征逐条陈述，说：“免除拖欠债务却不包括秦王府，这是第一件失信；发放、退还租调，已经发放后又重新征收，这是第二件失信；简选、征发丁男，却不信任守令，这是第三件失信。”太宗欣然听从魏征的话，君臣之间像鱼和水一样融洽，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最终造成贞观年间的盛治，确实是有原因的啊！】贞观五年，持书侍御史【唐代制度中，掌管举劾官员品秩的官职，原本称“治书”；因避唐高宗名讳，所以改称“持书”】权万纪【权是姓，万纪是名，京兆人，性情刚强正直，任治书侍御史时，魏征上奏将他贬黜；数年后又恢复此官职】和侍御史【唐代制度中，掌管纠察弹劾百官，以及入阁承受诏令、推问弹劾杂事】李仁发，都因为告发、攻击、诋毁他人【“讦”读“居谒切”】，多次被召见【“数”读“朔”，“见”读“现”】，任凭自己的意志弹劾抨击【“弹”读平声，以下同】，肆意施展欺诈诬陷，使皇上震怒【“令”读平声】，臣下没有办法自我安处。朝廷内外都知道他们不对，却没有人能够议论谏诤。给事中魏征严肃地上奏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懂大体，把诋毁别人当作正确，把告发别人当作正直；凡是他们弹劾抨击的，都不是有罪之人。陛下掩盖他们的短处，收取他们的一切言论，反而使他们施展奸计，结附下属、欺瞒皇上，多次做出无礼之事，以取得强硬正直的名声。他们诬陷房玄龄【房玄龄曾掌管内外官员考核，权万纪弹劾他考核不公平】，斥退张亮【郑州人，起初房玄龄推荐他任车骑将军，详见《公平篇》注文】，并没有起到整肃激励的作用，只是白白损害圣明。

译道路上的人都在议论诽谤。臣私下揣度圣上的心意【“度”读“待洛切”】，一定不是认为他们谋虑深远、可以委以栋梁之任，而是想利用他们无所顾忌这一点来警戒和督促群臣。如果相信并亲近邪僻奸佞之人，仍然不可以用小人的谋略来成就大事；群臣本来没有虚假之心，却白白使臣下离心。像房玄龄、张亮这样的人尚且不能为自己申明冤屈，其他疏远低微的人，谁能免受他们的欺骗和蒙蔽？臣恳请陛下留意，再三思考。自从驱使这两个人以来，只要他们有一件事能够增益国家，臣就甘愿接受斧钺之诛，承受不忠之罪。陛下即使不能举用善人来崇尚德行，难道可以进用奸人来损害自己吗？”太宗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赐给魏征绢五百匹。后来权万纪的奸邪行状逐渐暴露，李仁发也被解除职务、贬黜。权万纪被贬为连州司马【连州至今仍属广东，司马是州府的属官】，朝廷上下都互相庆贺。【愚按：《中庸》说：“敬重大臣，就不会迷惑。”先儒说：“信任应当专一，小臣不能从中离间。”所以临事时就不会迷惑。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如汉武帝、汉宣帝、隋高祖、宋孝宗，既然已经任用、委托大臣，却又听信小臣的话，大概是担心大臣专权，想依靠小臣的监察来防备他们。太宗对待权万纪等人，也是这样罢了。即使是房玄龄这样的亲近之臣，尚且能够被他们离间，何况其他人呢？天下的权力本来没有固定归属，专门集中在大臣手中，固然足以导致祸乱；转移到小臣手中，更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只有保持敬慎，才足以增加自己的聪明；穷究事理，才足以辨察他人的邪正。君主也只需在这两方面努力罢了。只是依靠小臣的察辨，想要扩大自己的耳目，实在是太迷惑了！】贞观六年，有人告发尚书右丞魏征，说他偏袒、结党于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验此事，结果说告发者的说法不正直。温彦博上奏说：“魏征既然被人指责，即使确实没有私心，也还是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于是太宗让温彦博对魏征说【“令”读平声，以下同】：“你劝谏纠正我数百条，难道因为这件小事就损害了你许多美德吗？从今以后，不得不注意保全外在的形迹。”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征：“这几天在外面，听说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吗？”魏征说：“前些天陛下让温彦博传达诏令，对臣说：‘为什么不注意保全外在的形迹？’这话大错特错。臣听说君臣同气，义理上如同一体，从没听说不遵守公道，只顾外在形迹。如果君臣上下都沿着这条路行事，那么国家的兴亡，或许就很难预料了。”太宗惊醒变色说【“矍”读“厥缚切”，是惊讶醒悟的样子】：“先前说出这话后，我不久就后悔了，确实大错特错。你也不能因此就心怀顾忌而有所隐瞒回避。”魏征于是拜谢说：“臣把自身托付给国家，按照正直之道行事，绝不敢有所欺骗辜负；只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不同吗？”魏征说：“良臣能够使自己获得美名，使君主获得显赫的称号，使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穷；忠臣则自身遭受诛杀，君主陷入大恶，家国一同败亡，只有忠臣的名声留存。这样说来，两者相差很远。”太宗说：“你只要不要违背这番话，我一定不会忘记为社稷谋划。”于是赐给魏征绢二百匹【按《资治通鉴》记载，魏征又说：“稷、契、皋陶是良臣；龙逄、比干是忠臣。”】【胡寅说：忠臣和良臣是一条道，未曾有高于忠臣而低于良臣的，也未曾有偏重良臣而短于忠臣的。魏征的话把两者区别得过分了，不如说：“臣愿意成为稷、契、皋陶那样的臣子，进谏能够实行，言语能够被听从；不愿意像龙逄、比干那样，自己被诛杀、国家灭亡。”这样就足以警醒皇帝的心意了。稷、契和比干，正是所谓换一个处境也都会这样做的人。后世侍奉君主的人，温和地进献意见，不敢强硬进谏，说：“我是在效法稷、契、皋陶。”如果有人犯颜苦谏，当面抗争、在朝廷上争辩，有人就责怪他说：“你为什么把桀、纣那样对待臣下的方式用来对待我们的君主，却想做忠臣呢？”这就是魏征的说法所造成的影响了。】【林之奇说：自古以来，君主英明、臣下贤良，就像腹心和手足同为一体，欢洽无间，然后朝廷的政事才没有不能办成的。哪里能拘泥于外在形迹这些末节，反过来使自己疑虑重重呢？从另一方面看，太宗对魏公，虽然可以说是魏征说话必听、进谏必从，但又责备他应当顾及外在形迹，那么后来太宗命人推倒魏征所立碑石的征兆，在这里已经显现了。吕祖谦说：魏公的回答，确实足以警醒、震动太宗的内心。为什么呢？臣下进谏而君主听从，就可以成为稷、契、皋陶那样的良臣；君主不听从，也不失为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这样看来，忠与良本来相距并不太远。至于君主听取并采纳进谏，就成为尧、舜；不听取、不采纳，就成为桀、纣。两者相差不只是天壤之别，那么太宗对此怎么能不警醒呢？】【愚按：魏征关于忠臣、良臣的论说很美，但考察文字义理，却并不完全如此，为什么呢？文王、武王的臣子，自身获得美名，君主获得显赫称号，专门称作良臣可以；可是《冏命》却说：“都怀有忠良之心。”商纣的臣子，自身遭受诛杀，君主陷入大恶，专门称作忠臣可以；可是周武王却说：“焚烧、炙烤忠良。”这还是把两者混合而言。子文出仕担任令尹，自己得到善终，可以说是良臣了；孔子却称他为忠臣。奄息杀身殉葬，跟随他的君主，可以说是忠臣了；《诗经》作者却称他为良臣。既然如此，魏征的话难道能成为确定不变的论断吗？先儒说：“忠臣和良臣是一条道。未曾有高于忠臣而低于良臣的，也未曾有偏重良臣而短于忠臣的。”这话是不可改变的。】

译贞观六年，匈奴已经平定，远方夷族入朝进贡，祥瑞符征每天都到，年成和谷物接连丰收，岳牧等人多次请求举行封禅【“禅”读去声。封禅，是在山上堆土封祭，在地上祭祀】。群臣又称颂皇帝的功德，认为时机不可错过，天意不可违背，现在举行封禅，臣等还认为已经晚了。只有魏征认为不可。太宗说：“朕想听到你的直言，不要有所隐瞒。朕的功劳不高吗？”魏征回答：“高。”太宗说：“德行不厚吗？”回答：“厚。”太宗说：“华夏不安定吗？”回答：“安定。”太宗说：“远方夷族没有仰慕吗？”回答：“仰慕。”太宗说：“祥瑞没有到来吗？”回答：“到来了。”太宗说：“年成和谷物没有丰收吗？”回答：“丰收了。”太宗说：“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呢？”魏征回答：“陛下的功劳很高，但百姓还没有感受到恩惠；德行很厚，但恩泽还没有广泛流布；华夏安定了，却还不足以供应封禅之事【“供”读平声，以下同】；远方夷族仰慕了，却没有办法供应他们的需求。祥瑞虽然接连到来，但罗网仍然密集【“罻”读“蔚”】；年年丰收，但粮仓还很空虚。这就是臣私下认为还不可行的原因。臣不能作远方的譬喻，姑且借眼前的事来说明：有人长期患病疼痛，不能承受治疗调理，刚刚痊愈到只剩皮包骨头，就想背一石米、每天走百里，必定做不到。隋氏的祸乱，不只是十年造成的；陛下作为他的良医，除去了他的疾病和痛苦，虽然已经康复安定，却还不十分充实。现在就向天地报告成功，臣私下对此有疑虑。况且陛下要到东方泰山封禅【指到东方泰山封禅，泰山在今天的兖州一带】，万国都要聚集，边远地区之外【“要”读平声；要服、荒服，指蛮夷之地】也没有不奔走而来的。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海、岱之间【“岱”指泰山】，芦苇丛生的荒野和巨大的沼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听不到鸡鸣犬吠，道路萧条，进退艰难。难道可以引来那些戎狄，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虚弱，竭尽财物赏赐他们，却还不能满足远方人的愿望【“厌”读“淹”，是满足的意思】；再加上增加年份的免役复业，也补偿不了百姓的劳苦吗？倘若遇到水旱灾害、风雨变故，再加上庸人妄议，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不只是臣的诚恳意见，也是民众的议论。”太宗称赞说好，于是停止了封禅【按《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正月，文武官员请求封禅，皇帝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大事业，朕却不这样认为。如果天下安定，家家富足、人人有余，即使不封禅，又有什么妨碍呢？过去秦始皇封禅，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会因此认为汉文帝的贤能不如秦始皇吗？况且侍奉上天，扫地设祭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登上泰山山顶，封上几尺高的土，然后才可以表达自己的诚敬呢？”】群臣仍然不停地请求，皇上也想听从他们，只有魏征认为不可。事情大致如此】。黄河以南、以北有几个州发生大水，封禅之事于是搁置。孙甫说：“封禅的礼文，不见于经典；秦、汉的儒生采用管仲的说法，认为这是帝王盛大德行的表现，没有比这种礼仪更大的，所以秦始皇、汉武帝实行了它，仪式和器物极其奢侈宏大，自以为光辉无穷。然而封禅之后，灾异多次发生，天下多事，大概是繁重的费用损害百姓、触动和气所导致的。这样看来，推崇这种礼仪，哪里足以符合天意呢？何况这种礼仪并不见于经典。司马迁撰写《封禅书》，引用经典中的文字，其实只是巡守的礼仪罢了。帝王巡守，每到一方的山岳，必定焚烧柴薪以报告到达，并不是说要向上天自我陈述功劳。帝王治理天下，能够以功德救济百姓，使时世太平，那么上天一定会保佑他，赐予长久的福祉；举行郊祀之礼就足以表达报答之意，何必还要自己报告功劳呢？太宗曾说：‘侍奉上天贵在至诚恭敬，扫地设祭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登山封土？’这实在是至理名言。范祖禹说：‘古代天子巡守，到达一方山岳，必定举行告祭、燔柴、望祭，这是为了尊崇上天并怀柔众神。’后世学习礼制的人失去了这种传承，而谄媚者编造说法，以此迎合世主，把它称为封禅；实际上这种做法从秦代才开始，古代本来没有。况且三代没有封禅却能称王，秦朝封禅却灭亡；不效法三代却效法秦朝，把它当作太平盛事，也已经错误了。太宗正当英明，朝廷中有许多贤臣，但谄媚者仍然倡议封禅，只有魏征认为时机尚不可行，却也没有认为封禅之礼本身是错误的。后来太宗派颜师古讨论封禅礼仪，房玄龄裁定，魏征也参与其中。贞观末年，太宗想东到泰山封禅，因事情而停止。高宗、明皇于是接着实行，整个唐代，只有柳宗元认为不对；以韩愈这样的贤人，尚且劝说宪宗举行，那么其他人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唉！礼制的失传已经很久了，世俗的迷惑，哪里救治得过来呢？【胡寅说：自从孟子去世，圣学失传，学者把天与人看成两回事，以致不能鉴察、观照吉凶祸福的征兆。凡是上天的事情崇尚象征，往往因为道理遥远、难以知晓，就把它置于茫昧之中而不加省察；昏昧的人如此，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以太宗的英明，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都侍奉在左右，正月初一发生日食，这是重大的天变，却没有听说他们互相训诫、互相教导，以消除阴气造成的灾异、恢复阳德，反而群臣进献谄媚夸大的言辞，动摇皇上的心意，请求登临泰山，公开显示皇帝的德意。太宗口头上虽然没有答应，实际上却想听从，甚至说自己的功劳很高、德行很厚，安然自满；魏征虽然以国库空虚、劳民费财为理由进谏，如果不是几个州发生大水，也未必会停止封禅。大水，是阴气造成的灾异；日食，是阳气受到遮蔽。二者都象征君主，更应当警惧，却不知道戒慎，难道不是因为把天与人看成两回事，因而不学习、不明白道理的过错吗？】【愚按：文中子说：“封禅，大概是秦、汉奢侈的欲望吧？即使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这句话。”虞舜的制度是五年巡视一次；成周盛世时，六年举行一次大规模巡视，遍见诸侯，明确赏罚升黜，依次祭祀山川，这大概是为了充分表达报答根本的诚意，彰明天命与讨伐的公义。难道是指把泥涂在金上、把玉刻成文字，登上泰山告成吗？太宗说得好：“秦始皇举行封禅，汉文帝没有举行封禅，后世难道会因此认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吗？”后来他受谄媚奸佞迷惑，自己违背了这句话。替魏征谋划，只有援引古事、依据经书，端正名分、确定论断，借此恢复先王的常礼，借此扫除秦、汉的谬说，难道不伟大吗？只是因为罗网仍然严密，仓廪还很空虚，才坚持认为此事尚不可行。既然认为还不可实行，就一定会有可以实行的时候。唉！大道不明，礼学没有依据，做君主的在上面昏昧，做臣子的在下面迷惑；如果没有圣人出现，谁能除去这些谬误，使它回到正道呢？

译贞观七年，蜀王【名愔，是太宗的第六子】的妃子之父杨誉在尚书省争夺婢女，都官郎中【唐制，都官郎中掌管刑徒的配役，登记俘囚，供给衣粮药料，审理诉讼、争讼和冤屈；凡公私良贱的情况都必须周知；凡遇谋反叛逆而连坐没入其家的人，便收为官奴婢】薛仁方留住杨誉本人进行审问，还没有作出处理决定【“予”音同“与”】，他的儿子便任千牛【后魏的官名。隋代有千牛刀，是君主防身的刀。千牛的职掌本来是掌管御用刀具，大概取自《庄子》所说庖丁为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宰牛数千头而刀刃仍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石言说此刀可以用来护身，于是以此命名官职。唐制，左右千牛卫将军掌管宫殿侍卫以及供奉皇帝的仪仗，左右执弓箭值宿警卫】在殿庭陈诉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谋反叛逆，就不应扣留本人。正因为他是国亲，所以故意制造这种困难，迟迟不肯裁决，拖延了好几年。”太宗听后大怒说：“明知是我的亲戚，故意这样刁难。”当即命令【“令”读平声，后同】杖打仁方一百下，解除他的官职。魏征进言说：“城里的狐狸、社坛旁的土狗，都因为有所凭恃，所以要除掉它们也不容易【‘为’读去声，后同；‘易’音以豉切。古语说‘城狐不灌，社狗不熏’，是说它们所栖息的地方有可以凭恃的条件，所以议论者常把君主身边的近臣和亲信比作城狐社狗】。何况世家贵戚，过去就号称难以治理，汉、晋以来都不能禁止和控制；武德年间已经有很多骄横放纵的，陛下登基后才开始使这种风气收敛。” 仁方既然是主管此事的官员，能够替国家守法，怎么可以无理加以刑罚，以成全外戚的私情呢？这个源头一旦开启，各种事端就会争相出现，以后必定会后悔，到那时将来不及挽回。自古以来能够禁止断绝这种事情的，只有陛下一人。防备意外，作为国家的常道【“为”按本字读】，难道能因为洪水还没有横流，便想先毁掉堤防吗？臣私下反复思量【“度”音待洛切】，还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刚才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但仁方动辄禁止别人却不向我说明，也很像擅自专权。虽然不应判重罪，却应略加惩罚，以肃清法纪。”于是命令杖打二十下，然后赦免了他【愚按：仁方审问杨誉，即使比作申屠嘉的刚直、邓通和董宣抗拒湖阳公主的事，也不过如此。太宗不但不能奖赏他，反而还想加刑，这同汉文帝、汉光武帝相比，差得多么远啊！况且既然听从魏征的劝谏，免除仁方的罪责就可以了，却还要杖打二十下后才赦免他，这就像扭着兄长的胳膊却说“姑且慢一点”，又像偷邻居的鸡却说“请等到明年”，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听从劝谏的道理，难道是这样吗？】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名俭，是齐清河王岳的孙子。起初隐居终南山，武德初年，秦王兼任雍州牧，举荐他为治中；太宗居东宫时，授任右庶子，后升任益州都督长史，努力整饬风俗而有声望；入朝任吏部尚书，拜为仆射，死后追赠司徒】在路上遇到少府监【“少”读去声；唐制，掌管百工营造事务】窦德素，问他北门近来又营造了什么。德素把这件事报告了太宗。太宗于是对房玄龄说：“你们只知道南衙的事务；我在北门稍有营造，关你们什么事？”房玄龄等人拜谢。魏征进言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他们【‘解’音同‘懈’，后同】，也不明白房玄龄、士廉为什么拜谢。房玄龄既然担任大臣，就是陛下的股肱和耳目；凡有营造，怎么能不让他们知道？陛下责备他们询问有关官署，这是臣所不明白的。况且营造有利有害、使用工役多少，陛下所做正确的，他们应当帮助陛下完成；所做不正确的，即使已经营造，也应奏请陛下停止。这就是君主任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的道理【《论语》记载，孔子回答鲁定公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以忠心侍奉君主】。”房玄龄等说：“既然我们没有罪，陛下却责备我们，这是臣所不明白的。” 房玄龄等人不知道自己应当坚持什么，只知道拜谢，臣也不明白。太宗深感惭愧。【朱氏黼说：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摄。冢宰用九种财政制度均衡节制财用，本来就是朝廷中各种事务都应参与。营建东都洛邑时，周公、召公负责经营；修成未央宫时，萧何总理其事。哪里有营造修缮这种小事，宰臣却不知道的道理？把将军看作内廷，把宰相看作外廷，正是汉人的体统混乱。太宗正要革新政治，三省又重新修订六典，却偏偏想让宰相专门在南牙任事，不参与北门营造，这是把朝廷分成两支，把内外分成两处，让一个部门来限制宰相。若不是魏征极力直言，唐代宰相的职权，难道能算端正吗？】【愚按：君王把天下看作一家，而他的大臣就是宗子之家的辅相。因此天下的事情，天子没有不应当同宰相共同参与的，也没有不应当让宰相参与的，哪里有南衙、北门的区别呢？太宗责备了本不该责备的事，房玄龄等人谢罪于本不该谢罪的事，若不是魏征说出这些话，君臣大概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唐朝中叶以后，以中书门下为南衙，以枢密中尉为北司，军机的秘密防备被建立并受到重视，宰相于是不能参与知悉。太宗这次失言，实际上开启了这种局面。】贞观十年，越王【名贞，是太宗的第八子】是长孙皇后所生，是太子的同母弟，聪明非凡，太宗特别宠爱看重他。有人说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轻视诸王，意在诬陷侍中魏征等人，以激怒皇上。太宗驾临齐政殿，召三品以上官员入内就坐，突然大怒变色说道：“我有一句话，要对你们说。过去的天子就是天子，现在的天子难道不是天子吗？过去天子的儿子是天子的儿子，今天的天子之子难道不是天子之子吗？我看隋家的诸王，即使是达官以下的官员，也都免不了受他们的折辱。我自己的儿子，自然不许他横行霸道；你们以为可以轻易应付过去、共同轻视我吗？如果我纵容他，他难道不能折辱你们吗？”房玄龄等人战战兢兢，全部拜谢。魏征神色严肃地进谏说：“当今群臣，必定没有轻视越王的。然而按照礼制，臣子和王者有同样的等级称谓【‘传’读去声】。《王制》说，王者即使地位卑微，也排列在诸侯之上。诸侯任用他为公，他就是公；任用他为卿，他就是卿；如果不任用他为公卿，就应当把他作为士来对待，而士在诸侯之下。如今三品以上的官员位列公卿，都是天子的大臣，是陛下所应当尊敬和区别对待的人。”

译即使他们稍有不对，越王又怎么能动辄加以折辱？如果国家的纲纪已经废坏，臣就不知道了。处在如今圣明的时代，越王怎么能这样做？况且隋高祖不懂礼义，宠爱并扶植诸王，使他们做出无礼的行为，不久又因罪被废黜；这种做法不能作为法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太宗听了这番话，喜悦之情显露在脸上，对群臣说：“凡是人的言语，只要道理讲到这个地步，就不能不服。我刚才所说，是出于个人的私爱【‘当’读去声】；魏征所论，是国家的大法。我刚才发怒，自以为道理无疑，等听到魏征的论说，才发觉大错特错。作为君主说话，怎么可以轻率呢？”于是召来房玄龄等人严厉责备，赐给魏征绢一千匹。【愚按：齐桓公在首止与周王世子会见，《春秋》认为这是大义之举。胡氏解释说：‘从周天王的角度看，是想使自己的儿子屈居较远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下，以显示谦逊的德行；从臣下的角度看，是想尊敬王世子，于是把他排列在自己之上，以端正名分和礼义。’那么，按照胡氏关于名分礼义的说法来看，魏征的话难道不对吗？回答说：‘两者都对。’胡氏的话说的是在外的诸侯，魏征的话说的是在内的公卿；胡氏的话说的是王世子，魏征的话说的是诸王。做大臣的，如果不能权衡轻重，随着时势采取适当的中道，又哪里值得同他讨论《春秋》的义理呢？】贞观十一年，有关官署上奏凌敬贪污求利的情况【“凌”读平声；凌是姓，敬是名。起初在窦建德手下任祭酒】。太宗责备侍中魏征等人滥行举荐人才。魏征说：“臣等每次接受陛下询问，常常把他的长处和短处都详细说明。他有学问见识，敢于直言进谏，这是他的长处；热心谋求生计，喜欢经营求利，这是他的短处【‘好’读去声】。如今凌敬替人撰写碑文【‘为’读去声】，教人阅读《汉书》，借此依附请托、周转谋利，这与臣等所说的情况不同。陛下没有任用他的长处，只看见他的短处，便认为臣等欺骗蒙蔽陛下，实在不能使臣心服。”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愚按：孔子说：‘孟公绰担任赵氏、魏氏的家臣很优胜，却不能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一寸有一寸的长处，一尺有一尺的短处，君主任用人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是可以的。魏征说得好：‘有学问见识、敢于直言进谏，是凌敬的长处；热心谋生、喜欢经营求利，是凌敬的短处。’太宗既不能任用他的长处，反而想因他的短处责怪举荐他的人，难道是用人的道理吗？如果不是郑公进谏，太宗爱惜贤才的心意就荒废了。】贞观十二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我的施政和教化做得怎么样，有哪些得失【‘比’音同‘鼻’】，同以前相比如何？”魏征回答说：“如果说恩德和威势所及，远方夷族前来朝贡，与贞观初年相比，已经不能相提并论；如果说德义潜移默化地通达四方，百姓心悦诚服，与贞观初年相比，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夷族前来归服，应当是德义所感化的结果【‘应’读平声】；过去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加盛大了？”魏征说：“过去四方尚未安定，陛下常常把德义放在心上；后来海内平安无事【‘旋’读平声】，便渐渐增加骄傲奢侈、自我满足的心态，所以功业虽然盛大，最终还是不如当初。”太宗又说：“我的行为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魏征说：“贞观初年，陛下担心人们不肯说话，便引导他们进谏；三年以后，看见有人进谏就高兴并接受；这一两年来，陛下不喜欢别人进谏，虽然勉强听取接受，心里始终不平，恐怕已经有些困难了。”太宗说：“在哪些事情上是这样？”魏征回答：“陛下即位之初，判元律师死罪【‘处’读上声，后同；元是姓，律师是名】，孙伏伽【贝州人。武德年间上书陈说三件事，太宗称赞他为‘谊臣’；贞观年间任御史，升任大理卿】进谏说：‘法律没有规定判死罪，就不应滥加严酷刑罚。’ 于是陛下赐给他兰陵公主的园林，价值钱一百万。有人说：‘他所说的只是通常的事，所给予的赏赐却太丰厚了。’陛下回答说：‘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是在引导人们进言。’徐州司户柳雄【徐州如今仍旧隶属河南；司户是州属掌管户籍的官，柳是姓，雄是名】在隋朝的资历上虚妄地加授官阶，有人告发他，陛下命令他自首【‘令’读平声；‘首’读去声，后同】，并说不自首就定罪；他于是坚持说那件事是真的，始终不肯自首。大理寺审理查出那是伪造的，将判柳雄死罪；大理少卿戴胄上奏说，按法律只应判徒刑【‘少’读去声；唐制，徒刑从五年到三年】。陛下说：‘我已经替他判决完了，只应判死罪。’戴胄说：‘陛下如果不认为这样做正确，就把他交给臣所掌的法司；罪行不合死刑，就不能严酷滥罚。’陛下变了脸色，派人去杀戴胄；戴胄坚持不改，陛下多次坚持，达到四五次，后来才赦免他，并对法司说：‘只要能够像这样替我守法【‘为’读去声】，难道还怕滥杀而获罪吗？’这就是高兴地接受劝谏。过去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极大地违逆圣意，陛下认为他是在诽谤；臣上奏说，进书如果不写得激切，就不能触动君主；写得激切，就容易像诽谤。当时陛下虽然听从了臣的意见，赏赐绢帛二十段，但心里很不平，这说明陛下已经难以接受劝谏了。” 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除了你，没有人能把这些话说出来。人人都苦于不能自我察觉；在你刚才没有说出这些话以前，我也完全自以为所作所为没有变化，等听到你的议论、指出我的过失，才觉得惊心动魄。你只要保持这份心意，我终究不会违背你的话。” 【胡氏寅说：天下的道理，不前进就会后退，不后退就会前进。观察天地、日月、四时的运行，以及万物的盈亏消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人的德行、智慧和才术，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太宗自以为如今的作为还同往年一样，其实这正说明他已经不如往年了。譬如太阳，即使在偏西和日暮时分，也未尝不明亮；但如果说它正趋向光明盛大，哪里比得上正午以前呢？所以《乾卦》的象辞说：‘君子应当自强不息。’商汤的盘铭说：‘如果一天能够更新自己，就应当天天更新，不断更新。’知道致力于此的人，只要持守忠心、存有诚意，以尧、舜为法，难道会有达不到的吗？应当勤勉努力，每天孜孜不倦，直到死后才停止。这样才是商汤能够进入圣人的境界并成就功业的原因，可惜太宗没有学习这一点。】

译【愚按：隋文帝失去天下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没有比拒绝劝谏更大的；唐太宗取得天下的方法也不止一个，但没有比接受劝谏更重要的。太宗接受劝谏，难道是他的天性本来如此吗？实在是因为亲眼看见隋炀帝灭亡，所以矫正自己、勉强实行。因而贞观初年，天下尚未安定，能够引导人们进谏；中年时天下逐渐安定，还能因别人的进谏而高兴；末年天下已经安定，便只是勉强听从别人的进谏。过去舜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禹听到善言就下拜，商汤接受劝谏而不违逆，终其一生都像在同一天内实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大概圣人接受劝谏，是由于志气自然如此，所以没有开始和后来不同的地方；太宗接受劝谏，是由于血气上的矫揉造作，所以年轻时锐意进取，年老后便衰退了。既然如此，君主想要完全做到接受劝谏的道理，难道能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习圣人吗？】《贞观政要》卷二 <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 钦定《四库全书》《贞观政要》卷三　　　　　　唐代吴兢撰 元代戈直汇集评论 君臣鉴戒第六【共七章】贞观三年，太宗对侍臣说：“君臣本来共同治理国家的安危，也共同承担安危。如果君主接受忠诚的劝谏，臣下进献直言，这就是君臣意气相合，是自古以来所重视的事。如果君主自以为贤明，臣下却不加匡正，想要国家不陷入危亡，是不可能的。君主失去国家，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族。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都闭口不言，最终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卒’音子聿切；‘令’读平声】，于是到了灭亡的地步。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朕和你们难道能不谨慎吗？不要让后世讥笑我们。” 【愚按：太宗常常把隋炀帝作为自己的鉴戒，又想让臣下把虞世基作为鉴戒，这种意思已经多次表现在言语中了。人即使愚蠢到了极点，也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隋炀帝放纵欲望、任意行事，未必不会说“我只知道爱惜自己，没有空闲忧虑百姓”；虞世基闭口不言、保住官位，未必不会说“我只知道爱惜自己，没有空闲忧虑君主”。他们哪里知道江都西阁发生变乱时，君臣都不能免于死亡呢？所以君主把隋炀帝作为鉴戒，那么我接受直言，并不是为了爱惜臣下，而是为了替自己打算；臣下把虞世基作为鉴戒，那么我尽忠而毫无隐瞒，也不是为了爱惜君主，而是为了替自己打算。君臣各自替自己打算，那么无论处于炎凉寒暖、顺境逆境，都没有一刻不爱惜自身，怎么可以在细小的防范上稍有不谨慎呢？头发、皮肤、牙齿、指甲，没有一处不是自身，怎么可以认为细小的防范无关紧要而不谨慎呢？既然如此，君臣早晚辛劳、共同施惠于百姓，并不是为了使天下国家获利，而只是各自爱惜自身罢了。推究太宗这句话的本意，似乎出于个人私心；但把它的义理贯彻到底，却正好能够成就天下的公义。】贞观四年，太宗谈论隋朝时，魏征回答说：“我过去在隋朝，曾听说有盗案发生，炀帝命于士澄追捕（‘令’读平声，后同；‘于’按本字读，是姓；士澄名为隋朝将领，后来以魏郡投降唐朝）。只要有一点嫌疑，就严刑拷打，逼迫无辜者承认是盗贼，这样被冤屈定罪的有二千多人，并且命令在同一天斩决。大理丞（隋朝司法官的副职）张元济对此感到奇怪，试着查访他们的情况，才发现其中有六七人是在盗案发生当天先被关押在别处，刚被释放出来，也遭到审问拷打，无法忍受痛苦（‘胜’读平声），便自己诬认盗窃。张元济因此进一步查究，二千人中只有九人因迁延不明（‘逗’读豆，‘遛’读留，意为迁延）而被怀疑，熟悉情况的官员知道，这九人中有四人并不是盗贼。但主管官署因为炀帝已经下令斩决，便没有上奏申辩，连同他们一起杀死了。”太宗说：“这不只是炀帝无道，也是臣下没有尽心尽职。臣下应当互相匡正劝谏，不避杀身之祸，怎么能只知道阿谀奉承，苟且求取君主的欢心和赞誉（‘誉’读平声）呢？君臣如果都这样，怎么会不失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于是使监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永远像今天这样。” 我认为：《大学》说：‘君主的作为应止于仁，臣子的作为应止于敬。’这是说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虞廷赓歌中，虞帝舜先说股肱之臣，皋陶先说元首，这是说君臣要互相责难。各自尽职，是为了明确上下的区别；互相责难，是为了表明上下之间的交往。现在看前一章，太宗把炀帝作为自己的鉴戒，希望群臣把宇文化及（世基）作为鉴戒，这是君臣各自尽职。此章谈到隋朝滥施刑罚，魏征把过错归于君主，太宗又把过错归于臣下，这是君臣互相责难。这两章所说的防范，实际上可以相互发挥作用。史臣把它们列在鉴戒之首，难道不是贞观达到太平治理的根本吗？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和秦朝当初取得天下时，所处情势没有不同；然而周朝只专心行善，积累功劳、累积德行，所以能够保有八百年的基业；秦朝却放纵奢侈淫逸，喜欢施行刑罚（‘好’读去声，后同），不过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的人福禄长久，作恶的人寿命不长吗？我又听说，桀、纣是帝王，把他们同普通人相比，便以为耻辱；颜回、闵损是普通人（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都是孔子的弟子，以德行著称），把他们同帝王相比，便以为荣耀。这也是帝王深感羞耻的事。我常常把这些事作为鉴戒，时常担心自己做不到，而被后人嘲笑。”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鲁君，名蒋）对孔子说：‘有一种健忘的人，搬家时竟把自己的妻子都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更健忘的人，我见过桀、纣这样的君主（“丘”是孔子的名），竟把自己也忘了。’希望陛下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许可以免得被后人嘲笑。” 我认为：桀、纣是帝王，把他们同普通人相比，便认为是耻辱，这有什么可耻的呢？这是人心厌恶邪恶。颜回、闵损是普通人，把他们同帝王相比，便认为是荣耀，这有什么可荣耀的呢？这是人心喜爱善良。勤勉不懈地行善，就是颜回、闵损一类的人；他们虽是普通人，却受到天下后世仰慕敬重，这样的普通人就等同于帝王了。勤勉不懈地作恶，就是桀、纣一类的人；他们虽是帝王，却为天下后世所羞耻、所不愿称说，这样的帝王就等同于普通人了。太宗所说的，也算是懂得重要道理了！魏征的回答，又说明了桀、纣之所以成为桀、纣的原因。我则说：想要知道桀、纣与颜回、闵损的区别，就在于善与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