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十六日癸酉，未时，京师响起天鼓声，从东南一直传到西北，有一道白气向下垂落。有人说是星星坠落，见于邸抄。十一月丙辰朔日为冬至。过了一天，即丁巳日，傍晚，长星出现在西南方，从申时到酉时才消失，形状像一匹白帛，白光数丈。三四天后，逐渐向北方移动，向上贯穿斗柄，一个多月不灭。二十九日甲申，半夜，白虹横贯天空，从西方延伸到东方，云也遮不住。康熙二十年辛酉正月十五日己巳望日，月食达到全食。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月二十七日壬申起，每夜都在西南方看见彗星，光芒四五丈。皇上亲自向群臣传谕，让大家一同修身省察。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正月十六日戊午，发生月食，从早晨一直到傍晚，当时还听到雷声。这是立春后的第八天。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初十日乙亥，太阳出现耳状光环。十四日己卯，月亮旁有白气。二十二日丁亥起，太白星在白天出现，京师发生黑风、雷电等异常现象，这些都见于邸抄。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九月二十二日癸卯，立冬，当夜雷电交加，下大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十五日戊子，月食。四月癸卯朔日，日食，从辰时到巳时，日食接近六七分，太阳失去光彩。七月十四日夜，黑虹贯穿月亮。八月初二日傍晚，白虹贯穿太阳。初三日，黑虹贯穿太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初十日癸卯为冬至。前两日辛丑夜里，电光闪烁，雷声隆隆。此前六月十八日癸未午时，我在笋里馆中，众人都说太白星横过天空，便都到背阴处观看；星光明亮，我虽然望去没有看见，但众人都指认确实看到了。十一月十八日辛亥夜里，酉时，刚刚雪停，听到淅淅沥沥的声音，怀疑是雨夹冰雹，打开门一看，只见满天星斗，明亮得没有一丝云彩，可是雨仍不停地下，到吃饭时才停。此前月初，东南方有一股白气，自下向上冲起，约有数丈长。我们乡里看见的人很多，都说白气下面有三颗星，星上生出光芒，越向上越宽；但根据邸报中钦天监上奏的内容，只说有白气，没有说三颗星。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亥朔日，日食。巳时与午时之间，我所看见的日食不过三分。下午，太阳失去光彩。据笋里诸位生员说：日食以后，有白气纵横出入太阳之中，气体内部又有数十个像太阳一样的黑色光体彼此间隔、上下浮动，这尤其是奇异的征兆。◎历法 明朝一代所用的《大统历》，其方法源自元朝太史令郭守敬的《授时历》。一年二十四节气以及每月日出的时刻，都记有时和刻而没有分；昼夜十二时合计九十六刻，其中子、午两个时辰各多出二刻，所以把昼夜分为一百刻。每月上旬计算日期而不加“初”字；值日的建、满、平、收、开、成、除、危等日名，排列在二十八宿之上，记载得十分详尽。后来沿用日久，节气气候不免逐渐出现误差，只因历法官拘守旧法，没有能够变通补救的人才。本朝创建兴起之初，开始颁布《时宪历》，任用西洋陪臣汤若望为钦天监正，依照西洋的算法，把每月日出日落的时刻以及十二个月的二十四节气，都按照京城和各省城分别校定。即使日食、月食的分数也是如此，似乎更加精密。历书封面上明白刊印着“钦天监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等语，以彰显一代大典。汤若望被赐号为通微教师，官职加为通政司使，又加一级，仍然掌管钦天监事务，可以说受到了极为优厚的知遇。康熙五年丙午，罢免汤若望，任用张其淳为监正，开始把历书封面上的“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字样删去，仍仿照《授时历》《大统历》的历法；但是西洋历法仍然参照使用，并没有完全废除。康熙六年丁末，任用进士马祜、武举杨光先为钦天监正，完全排除西洋历法，全部依据《授时历》《大统历》的制度。康熙八年己酉，推算确定这一年闰十二月，议论此事的人极力争辩认为不对，便改为闰下一年的二月。因为历书已经先行颁布，不便重新颁发，于是告诫天下，不准采用本年的闰月，仍以第二年颁布历书所规定的闰月为准。康熙九年庚戌闰二月。这一年，杨光先被罢免，马祜升任都御史，巡抚江南，而历法又发生变化，逐渐恢复西洋历法的制度。康熙十年辛亥，改用西洋人南怀仁主持西历法，于是完全恢复西洋历法，以十二时共九十六刻来确定日时，各省确定二十四节气以及日出的时刻。每月上旬仍加“初”字，把二十八宿改列在开、成、收、闭等日名之上，并把参、商排列在觜宿之前。只是历书封面仍像丙午年所颁的那样，只写“钦天监奏准印造《时宪历》颁行天下”等语，没有“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等字样，直到今天仍沿用这种格式。

译◎水利 淞郡濒临海边，江河环绕，渔业、盐业和灌溉都依靠水利，百姓的生计寄托在水利上。然而海水有清有浊，有淡有咸，并不相同，所以沿海都修筑塘堤作为屏障，只选择水清、海水淡的地方，使潮水能够进入塘内。因为担心咸潮一旦进入，肥沃的土地就会全部变成盐碱地。海@@芦苇丛生、低洼潮湿的地方，远的距塘数十里，近的也有数里或二三里；只有青村、柘林以西直到金山卫一带，水势冲决，潮水直接逼近塘下，日久月深地侵蚀，咸潮有冲入的危险。崇祯初年，方禹修先生任松郡守，修筑石塘来保护这里，石塘曲折绵延，抵挡狂澜，沿海地区都依靠它。明清易代以后，冲决一天比一天严重，幸好石塘坚固，仓促之间还毁坏不了。到了康熙初年，水从塘下冲开通道流入，田地房屋被漂没，水势一泻数里；咸潮经过之处，禾苗倒伏，庄稼枯死，地方上对此十分忧虑。主管此事的人面对汪洋无计可施，只能从内地栽树、筑土修塘，以避开咸潮的冲击。可是水势汹涌，不是土木能够抵挡的，塘堤随筑随溃，水道随决随避，到现在塘堤距离石塘旧址已不下数里。潮水退去后，放眼望去一片渺茫，仿佛在烟云之外。于是签派富户服役，强行把他们称作义户。义户这个名称一出现，就成为松郡的一项大役，但只是白白耗费钱财，面对怒涛也难以削弱其冲击，主管此事的人难道可以没有长久的谋划吗！江南、浙江的水，通过三江流入大海，水有了归宿，旱灾和水灾才不会造成祸患。《禹贡》所说的“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就是今天的太湖。三江是：第一条叫娄江，就是太仓的刘家河，因为“娄”字讹写成“刘”字；它从震泽出发，经过吴江县，从苏州城的娄门流过，由昆山转入太仓，是苏州、常州二府的大水口。第二条叫东江，就是上海的黄浦，因为两浙的水流到这里，所以称为东江；黄浦、范家浜都是它的下游，这是松江以及杭州、嘉兴、湖州的大水口。第三条叫中江，就是今天的吴淞江。它从东到西横贯七八十里，江口一旦淤塞，苏州的下游和松江的上游就都无法排水，苏州、松江的低洼乡村便一起受困。这是吴江、常熟、常州、昆山、嘉定、太仓以及华亭、娄县、青浦的大水口。我出生时，吴淞江已经淤塞很久，招人承佃、征收赋税后，已经变成肥沃的土地，旧迹已无法查考了。我还来得及看到娄河能够通行潮汐，海船扬帆进出的情形。三十年来，娄江也变成了平地。康熙九年庚戌，浙西发生大水，督抚用紧急奏章上报，诏令凡是遭灾的地方，漕米改为折征，分作三年带征，条银免除十分之三。到了冬天，浙江巡抚范公承谟考虑为国家制定长远而重大的计划，会同江南制府麻公勒吉、抚院马公祜上疏，请求疏浚娄江、中江的旧河道，以便蓄水和泄水。得到圣旨，先疏浚刘河。到了第二年辛亥，夏天四月工程告成。就在这一年十二月开始疏浚吴淞江，朝廷拨出江、浙二省正供银一十四万余两，发给士民，招募民夫开挖疏浚；除按每名民夫发给工食银二两五钱外，甲户又加倍出资，这以后远近民众纷纷响应，一同赶赴工地。禁止侵吞渔利，严查虚报冒领，把任务分派给丞、尉，由群ヘ督率，监司亲临监督，最后由抚宪验收，经过五个月才宣布成功。役夫有数万人，以上海人居多，大约每一甲出一名民夫。嘉定、华亭、娄县、青浦各县次之。又担心浑浊的潮水带来泥沙，使江道容易淤塞，于是在上海北郊修建闸门，按时启闭。三江具备后，浙西的水大概就有了归宿。然而怒涛冲击，闸门也容易毁坏，不到三年就几乎废弃。主管此事的人商议修缮，召集工匠估算工程，约计费用十分庞大。大尹任公辰旦仍然招募熟悉修建闸门的江北石匠来修葺，费用较省，工程也较简约，于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只是闸门虽然设置了，却不能挡住水流；浑浊的潮水进进出出，距离江口不过几里，水已经逐渐变浅，将来又有淤塞的忧患了。蒲汇塘位于郡城和县城之间，是海邑进入郡城的水路必经之地，通达新泾、泗泾，兼有灌溉、蓄水和排水的作用，也是重要的河渠。蒲汇淤塞后，必得改道大浦，那里风浪险恶，暴徒出没，几乎成了令人畏惧的险途；而走陆路又劳苦费钱，不能承载重物，人们一向以此为患。我在崇祯十年丁丑，第一次参加府试。当时蒲汇还没有严重淤塞，我经过这里；后来竟然变成了平地。十七年甲申秋，弘光帝在南都即位。县人徐思诚叩击宫门上书，请求疏浚，朝廷把这件事交给抚、按两台办理，责成郡ヘ，发文给有关县，集合派定塘长，征集民夫前往服役。只是工程费用极其浩大，里役承受不了这种苦累，中等人家没有不因此破产的，严重的甚至接连逃亡，受到牵连波及；徐思诚也因此倾家荡产，过了半年多才得以宣布工程完成。第二年乙酉，大兵已经攻下江南，总兵官李成栋攻取松江，从松城到达海邑，取道蒲汇，水陆两路并进。八月二十五日，于是平定上海；先前的劳费最终竟成了兴复王朝的助力，难道不是天意吗！康熙年间，蒲汇再次淤塞，县绅张越九锡怿于康熙十八年己未春，呈文给抚院，请求恢复疏浚。檄文下达到郡县，当时按时令实行均编。塘长一职已经废置很久，于是仿照开浚吴淞的先例，按甲编派民夫，并命令各甲户自行供给工程所需的饭食。远道服役的人以此为苦，因此疏浚也没有按照规制办理，只是大略疏通水道，草草报称完工；恐怕不到几年，又将重新变成平地了。

译上海的赋役，大半出自浦东。东乡把粮食运进县城，以及邻近地区的贸易往来和仕宦出行，从郡城到省城、进京，都有从十七保出浦的水道：一条叫周浦塘，一条叫白莲泾，一条叫洋泗泾。从十九保出浦的水道有：闸港、沈庄塘、杜家行。然而白莲泾、洋泗泾水浅而狭窄，只能容纳小船，不如周浦塘能够承担重载。崇祯初年，周浦塘通行无阻；后来逐渐日益淤塞。到了本朝顺治九年壬辰，正逢旱灾，业户和居民各自到田间疏浚，不过略微疏通了细小水流。后来潮汐往来，不知不觉间水道逐渐变深变宽。到了十六年己亥秋，朝廷特意举行会试，朱岵思太史成为会试第一名，议论的人都说，周浦塘的淤塞自行疏通，是乡里有人考中第一名的先兆。然而从此以后，周浦塘又立即趋于淤塞，恐怕也不能作为可靠的凭证。现在只有在潮水大涨时，才勉强能通行小船、轻载货物；水退干涸时就难以通行了。闸港时通时塞，没有固定时间。这里顺便记下，它也在弘光初年与蒲汇同时开浚，工程量比蒲汇稍小，但与通常的疏浚相比，费用也十分浩大。闸港畅通时，潮汐可以直达新场镇；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而淤塞也已经二十多年了。从浦口进入内河不到三里，便被芦苇交错堵塞，泥沙淤平成陆地，原来的河道几乎无从查考。不仅沿港的肥沃土地无法依靠水耕，大小船只也必定要绕道借行沈庄塘。沈庄塘堵塞后，又要绕道杜家行。再加上周浦塘淤塞，十七保出浦的船只也必定要经过这里。因此，杜家行这一条水道承担着全县大半船只的通行；一过冬季，它不至于拥挤堵塞、耽误时间的情况还能有多少呢！议论的人说，闸港容易淤塞，是因为港口有横沙；近年来沙洲不断增长，日益高大，于是浑浊的潮水流入后，泥沙沉淀下来，越来越不能排出。想要开通闸港，必须先清除横沙，这是对的。但横沙绵延横亘在港口，处在大浦中央，怒涛冲击，只有潮水退落的短暂时间可以动用人工；潮水一来便被淹没，即使有巧妙的力量也无从施展，清除它非常困难。何况如今塘长的差役已经废除，居民和业户十家中有九家空虚，当政者又凭什么制定长久有效的办法呢！旧时听说有民谣说：“潮到泖，出阁老。”嘉靖辛亥年，潮水到达泖地，徐文贞公受到大拜。崇祯初年，机山钱先生受到大拜时，潮水也到达泖地，可以说屡次应验了。到了近年，泖上的潮水与浦中的没有差别，连靠近泖地的支河也没有不被潮水浸灌的；可是我郡却没有人拜相，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另一种说法是，海口的老鹳嘴一向横亘在吴淞海口，近来被潮水冲决，日益坍塌，以至潮汐直入，不再有迂回之势，所以受潮影响的地方更远，大概不能再用风水来解释了。比如潮水在朔日、望日涨发，过去以午时为准，如今县城的潮水提前将近一个时辰，这就是明显的验证。又有一种说法，“潮到泖”两句是地师赖布衣题写的。陈眉公《宝颜堂秘笈》也谈到过这件事。我还记得小时候，亲眼见过一天涨潮三次，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是崇祯十二年乙亥秋天的事。当时县城里的河道全都溢出，老人和孩子惊讶地相互叹息，这又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解释了。按照府志记载，自从海潮冲决李家洪后，吴淞江口以南二十里处的潮汛便提前了几刻，所以浑浊的潮水每天到来，泥泞也日益积聚。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乡里人因为闸港长久淤塞，呈文请求抚院洪公主持开浚；抚院下令郡县限期动工。但全县士民认为，这条港只对东南地区有利，与全县的交通要津无关，便援引康熙初年县绅施清惠公题准的一案：“本图的水利，只准本图居民和业户开浚，不得远为别处出力而使本地百姓受累。”于是具呈抚院，获准停止办理。灾祥 灾害和祥瑞的征兆，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关键在于遇到灾害便心怀警惧，这样上天就不会把它变成灾难；救治修明有方，百姓就不会受到祸害，所以圣人对此谨慎对待。史册记载的事情，数不胜数。以我亲眼所见，灾害最严重的，没有比崇祯十四年辛巳的旱灾更甚的了。从这以后，灾异变化不断，都可以略作记载。崇祯十四年辛巳夏天，发生严重旱灾，飞蝗遮天蔽日，禾苗枯焦、庄稼被毁。郡守方公岳贡审理诉讼、收取赎金时，都责令相关人员捕捉蝗虫并掩埋，动辄以数十、数百石计算，但蝗虫始终不能捕尽，这一年发生了大饥荒。到了第二年春天壬午年，有关官员分别劝告士绅和富裕人家捐米煮粥，分设地点发放。各地饥民纷纷响应，扶老携幼、背着婴儿，络绎不绝。严重的还没赶到施粥处便死在路上，有的刚吃饱粥回去便死在途中，道▯堇相望，婴儿被遗弃，妇女流离失所；有的人投宿于望见的人家门下，却没有人收留怜惜，转眼便死在沟壑之中。当时白米每石价格五两，豆子和麦子稍微便宜一些，糟糠▯比▯旱，价格也突然昂贵；宾客往来，供给一顿饭，便等同于盛大宴席；雇人做工，唯一要求就是吃饱，不再计较牟麦，社会风气因此完全改变。松江百姓做生意谋利，大半依靠纺织业维生。可是山东发生荒乱，中州糜烂，情况尤其比我乡更严重，甚至到了交换孩子吃、剖取尸骨烧煮的地步；布商不敢前来，松江百姓只有站着等待死亡罢了。又加上战争兴起、军饷紧急，所欠漕米一石，当时常常需要折价五两多银子。本县没有米，只得请求到别的地方买粮，无不因此倾家荡产。正值县绅张讠刃叟先生入朝掌管户部都察院，上疏请求准许以麦折价缴纳，获准十分之二，每石折银一两五钱；与米价相比，还算容易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石〕 延续到初夏，麦子获得大丰收，百姓庆幸获得新生；然而疫病大规模暴发，几乎家家户户接连有人死亡。这是我一生以来所见的第一个最凶险的年景。

译十七年甲申六月，县城里有一种像猴子的东西，总是到人家偷吃食物，追赶它便不见了；有时一天到一家数次，有时同一天同一时刻到几家，于是人们一起发出震响来把它惊走，金属和竹器的声响彼此相闻，连续数日不绝。不久，嘉定县有一名狡黠的奴仆聚众结党，向主人索要归还身契，稍有迟延便抢掠焚烧，逼迫凌辱也随之而来。祸患蔓延到海上各地，凡是被这种猴状物骚扰的人家，往往又遭受奴仆作乱的祸害。当时弘光帝在南都称帝。六月，发生严重旱灾。一直到冬至都没有下雨，井水全都汲取干涸。除了浦潮之外，其余支流全部干涸，船只断绝航行；走陆路的人借道河床，河道于是成了平坦大道；争夺水源的人，往往斗殴并形成诉讼。后来人们都从池底向下凿井一二丈，才得到咸而浑浊的水，澄清后用来烧饭饮用。还有的地方边凿边干，始终得不到泉水。县令彭公的报荒奏疏中有两句话：“米价贵，水价更贵；饥得要死，渴更要死。”说的正是实情。商旅无法通行，物价飞涨。到了十二月，才下了一场连续多日的雨，旱情这才稍稍缓解，但百姓已经困顿疲惫了。顺治五年戊子五月十六日，狂风、骤雨和大水同时发生。二十四日戊子，又下大雨，低洼地区被水冲没。七月十七日庚辰，风雨连日不停，晚稻遍野焦枯萎蔫。究其原因，是虫子蛀食稻心、稻节，一根稻茎中就有无数小虫，这就是《诗经》所说的螟、螣、蟊、贼。幸好高乡的早稻获得收成，三农不至于因此死亡。九年壬辰，发生大旱，水源枯竭，几乎赶上甲申年夏天的旱情。从五月到八月，外河才开始通潮水，内池仿佛只是积存着一些水。直到第二年癸巳四月十五日，才下大雨，使水塘完全充满。这一年禾苗全都枯槁，百姓无法维持生活。十一年甲午六月二十二日庚辰，狂风暴雨，海水泛滥，直到外塘，很多人溺死，房屋住宅被冲走。听说崇明的水几乎涨到城墙上的女墙，百姓被冲走淹没的数量无法计算。十二月初三开始，严寒大冻，河中的冰厚达一尺，行人如同走在平地上。浦中的冰层堆叠如山，随着潮水冲下，船只一碰就立即撞破，过了数日才开始融解。十三年丙申九月初十日乙卯，巳时，发生地震，声音像雷一样。十月十六日庚寅，地面又像前次一样震动。十五年戊戌八月初九日甲戌夜间，大雨倾盆而下。到了初十日乙亥，风雨更加猛烈，河水在午后突然上涨数尺。我家的住址颇称得上地势高，但水位再上涨一寸，便会进入屋内。当时我在郡城，亲眼看见府治内的水从谯楼下面涌出，门内水深二三尺，水势像山峡倾泻；府治前面人不能行走，这也是我一生中仅见的情景。十八年辛丑，发生大旱。从六月初到闰七月中旬，只下过几场偶尔洒落的小雨。八月十五日以后，才下了充沛的雨。大约连续十旬严重干旱，禾苗枯槁，河流沟渠全都干涸，人们可以在河底行走，来往如同走平地。早稻中有内池积水的地方，偶尔成熟并收获一半；晚稻完全绝收，百姓大多面带菜色。能够收租的田地，上等的最多收米二石，次等的收一石五斗，差的只收一石左右。康熙二年癸卯六月到十月底，疫病遍地流行，从郡城到县城，又蔓延到乡间。逐家逐户都有人患病；一个村有数百家，想找到一家没有病人的都不可能；一家几十口人中，能有一人不病也极为少见；至于一个人，则有接连患病几次、拖延二三个月才痊愈的。至于病后不再复发，或者患病却没有造成损害，各人的情形又各不相同。这也是我一生中仅见的事情。三年甲辰八月初一日庚申夜间，暴风大作，海水泛滥，涨到外塘，崇明尤其严重。漂来的房屋木料和家具遍布塘外，往往有男女依附在木头上漂浮于海ㄛ之中。当时惠禧庵祯祥任川沙参将，冒着风雨迎着狂风，亲自率领将士，驾船来到海滨，到处打捞救人，使很多人得以生还。四年乙巳六月十五日以后，有海鸟来到海岸停留。这一年发生大水，从正月到九月，连续阴雨，水势总共上涨了十五次。朝廷下诏征求直言，允许中外臣工各自陈述政治的得失。五年丙午六月十四日癸亥，暴风骤雨，河水突然上涨四、五尺，冲毁百姓房屋住宅的数量无法计算。我乡如川沙城中的乔宪副石牌坊、大圣寺的屋脊，以及乡里十多围粗的大树，传说都是洪武初年栽植的，这一天全都倒塌拔起。听说有群龙在空中争斗，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风潮。七年戊申六月十七日甲申，酉时，发生地震。我当时住在郡城的馆舍，楼房有倾斜的势头，过了一会儿才稳定下来。后来看到邸报，知道这一天北直、山东、河南、淮扬一带地震尤其严重。又加上水势上涨，冲倒城郭和房屋，百姓死亡很多。七月初三庚子，京师下大雨，连续三昼夜不停，平地积水深达数尺。初九日雨势更加猛烈，到晚上，山西水势暴发，冲倒芦沟桥，桥上水高数尺；西城坍塌数丈，行人无法通行，公文传递也停滞搁置。九年庚戌四月，发生大水。五月，连日积雨，水势更加上涨，与顺治戊戌年八月的水灾相同。但戊戌年的水灾计算日子便退去，而这一年过了一个多月水势仍然如故。月底，我前往澄江，从郡城经过青浦、昆山、吴门、无锡，到达江边，沿途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的水。六月十一日丙申，风潮大作，暴涨的水势进一步上升，浙西各郡几乎沉没在水下，直到过冬又到第二年春天才止。这也是数十年间仅见的水灾。我写有《庚戌水灾闻见录》，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十五年丙辰十二月初一己酉，狂风凛冽，严寒异常，比朔北还要厉害，也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

译十七年戊午四月初五日甲戌，未时，发生地震，声音像闷雷。当时我在笋里馆中，正在起草这部编书，田产的事情刚刚办完，恰好遇到地震。六月、七月，发生严重旱灾，河水全都干涸。我于四月二十六日前往澄江，六月二十六日回来，船停在杜行内的赵家楼，潮水不能到达，只得弃船步行到笋里，有一半路程是把河底当作道路走的。后来看到邸报，知道大江南北、河南、山东都发生旱灾，赤地千里，京师尤其严重，每天有许多人因口渴而死。皇上亲自步行祈祷，每天到天坛跪拜祈求，斋戒并禁止屠宰。我在江上已经吃素超过半个月，沿途回来时，市场店铺里完全没有出售荤腥，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又，华、娄二县从六月十五日以后到十一月发生大疫，我乡逐家逐户都有疫病，因病死亡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了几十人。我在泖上有少量田地，佃户不过六七家，患病死亡的男女共有三人，大致情形由此可知。由于旱灾而患病，既没有力气汲水灌田，也无人可招募，田地大多荒废；即使号称有收成的，也都歉收三斛。能够起租的田地，上等的最多收米二石，次等的一石五斗，差的只收一石左右。农家八口人饥饿哀叫，家中一贫如洗，逃亡的人接连不断。幸好浦东一带沟渠较深、稻子较早熟，农民虽然劳苦，还大体称得上有收成。十八年己未正月，山东、河南以及江南、江北发生大饥荒，朝廷派遣官员分道赈济。山东的道路和旅客全都断绝，大概是因为马料刚一喂下，饥民一看见便立即吃光，所以骑马的人不敢通行。河南的情况稍好一些。往来京城的人，宁可绕道经过那里。然而人们吃草根、剥树皮，成百上千地聚集起来，想要抢夺官粮，当政者对此忧虑。庐州、凤阳以及江宁、常州、镇江，都向抚院慕公鸣鹤请示，抚院发檄文劝告所属官员、士绅和富户捐米施粥以赈济灾民。苏郡以及松江的青浦也这样做。只有我县因为上一年收成比邻县稍好，所以独自免于流离饥困。七月二十八日庚申，京师发生地震。从巳时到酉时，声音像轰鸣的雷，震势像波涛涌动，白天也昏暗如夜，震倒了顺承门、得胜门、海岱门、彰仪门等城门，城墙坍塌的地方数不胜数；从宫殿到官署、民居，十处中倒塌了七八处。大学士勒得宏被压伤，内阁学士王敷政、掌春坊□□子翰林侍读庄□生，以及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被压死；其他文武官员、命妇死亡的也很多，士人和百姓的死伤更是无法计数。二十九日、三十日，又发生大地震。通州、良乡等城都陷落，地面裂开形成沟渠，流出黄黑色的水，黑气遮蔽天空。有一位总兵官的家眷经过通州，住在公馆里，家属八十七人被压死，只剩下三人。直到八月初二日才安定下来。朝廷驻跸煤山，共三昼夜。臣民活着的露宿在外，空着肚子；死者散发的秽气弥漫蒸腾。皇帝下诏征求直言，严令百官，一同修身反省，发放钱帛赈济百姓，修缮房屋。从此以后，地面不时轻微震动。只有初八日、十二日和十三日又发生大震，像最初那样。京城附近三百里以内，被压死的百姓无法计数。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雨不断，九门街道积水形成沟渠。二十五日晚上，又发生大震。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大臣，引咎自责，详情都见于邸报。八月初，飞蝗遮天蔽日，从江北飞向南方，一直到了苏州、松江。当时我在昆山，亲眼看见这种情形，心里非常忧虑。幸好蝗虫没有吃禾稼，偶尔聚集在芦苇地里，成群聚集在东海岸边，所以没有造成很大灾害。九月初，江水发出声响，像牛吼一样，三天才停止。广东肇庆府城东北又发生地震，声音像雷鸣。九月二十四日丙辰，京师又发生大地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七口、三口、十二三日〕 皇帝斋戒，亲自到天坛，换上礼服行礼。十一月初九日庚子，陕西西安府和兴安州发生地震，从早晨一直震到中午，房屋被震倒，压死的百姓无法计数。十一月二十四日乙卯酉时，江南溧阳县发生地震，黑气冲上天空，声音像轰雷，房屋被震倒，压死百姓，情形大略像京师七月的地震，都见于邸抄。十九年庚申四月十八日丁丑，京师发生地震，从巳时到午时，声音像雷鸣。二十八日丁亥，又发生地震，从酉刻开始，连续震动四次，房屋摇晃，官民整夜露宿在外，到五月十八日仍未安宁。六月至七月望日以后，大雨时常发生，江南发生大水。七月底，水才退去。八月初二日夜里，大雨下了一整夜，水又突然上涨，冲倒上海南城数丈，压死居民七人。七月初四、初五、初六日，山西大同、辽州等三四十个州县降雨雹，雹子大如斗、如升，地上积了数尺，堆积之处像冰山。江南、江北发生大水，一眼望去如同大海，很少能看见平地。从常州一直到苏州、松江，到处发生大疫；我乡每家每户都受到影响，谈论鬼事的人就像亲眼见到一样。二十二年癸亥十一月初十日，狂风大作，到十三日，严寒冰冻，是数十年间未曾见过的，十七日尤其严重。我在笋里馆中，从早到晚整天拥炉饮酒，寒冷却仍不能驱除；砚池里用酒和醋，片刻之间就结成了冰。黄浦中也结了冰，两塘的冰层重叠起来像山一样。从闸港以北，中间只有数尺宽的一条通道稍微畅通；然而冰排随着潮水冲下，势头像推山一样，船只遇到它，往往立即被撞碎。以西则整个浦面都结了冰，潮汐往来都从冰层下面通过，船只不能通行。闵行渡口略微通行时，冰排掀翻渡船，死了几十人。上海董家渡的渡船也被掀翻，死者人数也相同。县大夫亲自到场查验，重重责罚撑船人，禁止开渡。漕运和白粮也都停办，直到二十四日，冰才稍稍融化。二十七日，浦中才开始通船，两塘的冰层重叠，仍然没有完全融化。二十六年丁卯九月初二日丑时，京师发生地震。午时，皇帝召集满洲大臣和九卿，当面传谕说：“朕奉太皇太后的懿旨，太皇太后说，地震都是因为朕的过错。有的大臣罪轻却受到过重的谴责而发配边地；有的用刑过度，使无辜者受到伤害；有的带着随从参加行围，使他们陷于困苦，各家男女都心怀怨恨，这些都是朕的不是。以后再也不带你们大臣去行围了。”当时，因为满洲吏部尚书达哈达奉命骑马奔驰，坠落而死；汉军内阁学士吴兴祖因为不善于骑马奔驰而受到责罚，愤而自刎。因此太皇太后的慈谕提到了这些事，皇帝也深深悔过。

译二十七年戊辰五月十七日等日，云南鹤庆军民府、剑州发生地震，压死兵民和军马，震倒公私房屋，毁坏军器、城楼、垛、桥等物很多，见于邸抄。二十八年己巳五月初五日庚子，夏至。二十五日，起初阴雨连下十多天，天气凉得像深秋，白天穿夹衣，夜里盖棉被；当时患病的人很多。到了秋天，我郡歉收异常。直隶、辽东发生旱灾和荒歉。皇帝下诏免除本年和来年的田租，派官员运米分发赈济，京师施粥给贫民食用。淮、徐两地也都是这样。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停止。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二十一日壬子，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乡民张希亮家的牛生下麒麟，生下来就死了，见于邸抄。这一年，三辅以及山东、山西大旱。到四月二十七日，大雨下了一整天。二十九日又下雨，京城内外同时降雨和冰雹，内城更加严重。五月二十日庚戌，陕西镇原县降下大雨雹，平地积了一尺多，豆子和麦子全被压毁，百姓都号哭。七月二十三日壬子四日癸丑，浙江余姚、上虞、慈溪三县山洪暴发，水势高达一丈多，田里的禾稼和房屋都被淹没，据说是蛟龙引起的。这两天，我乡风雨水势都很大，田禾、花生、豆类也受到相当损坏，见于邸抄。三十二年癸酉五月，周浦有人家的菊花盛开。川沙有人家生下八只小猪，其中一只猪只有一只眼睛，额头中间有一根向下垂的肉角。邑城俞家弄的居民生下一个孩子，身体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头，随着出生就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口〕 田产一 我乡属于《禹贡》所说的扬州区域，田地品级称为下下等，如今征收的赋税却列在上上等，百姓当然已经穷困到极点了。然而天下号称繁华的地方，仍然首先要推这里。虽然说这是习俗沿袭的结果，也有赖于土地所能产生的财富。想来是因为铲除荒地、开垦荒芜之处，已经不是三代以前的旧状况了吧？只就我郡一府的田地来说：华、娄、青邑，每亩收三四钟，都是按石以上起租，甚至每亩收一石五六斗的也比比皆是。只有上海的上等田不过每亩一石一二斗起租，其次是八九斗，最低到六斗起租。崇祯年间，华、青的好田每亩价值十多两。上海肥美的田地，每亩价值三、四、五两；缙绅和富裕人家，最多也不过有几千亩。没有价格很低的田地，也没有超过万亩的产业。顺治初年，米价暴涨，人人争着置办田产。已经卖掉的产业，又加价赎回并争讼；相连地界的田产，彼此拉拢谋划、制造嫌隙。因此破家的人有，因而发家的人也有。华、青每亩收五六斗的田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每亩收六七斗的田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产价格的昂贵，到此达到了极点。后来米价逐渐平稳，赋役日益加重，田价也立即逐渐驯服下降。到了康熙元、二、三年间，每石米价达到五六钱，但差役接连而来，一旦被签充赋长，立刻就会破家；乡里小户，有田三亩五亩，哪怕只摊派极少的差役，也会使中等人家的产业化为乌有。狡猾的书吏和贪婪的官吏相互勾结作奸，图谋从差役中侵蚀财物，催逼呼喊的人络绎不绝，百姓把田地看得像可怕的险途，彼此相戒，不敢拥有田地。人们往往把田契空写出来，求送给缙绅；缙绅竭力拒绝、坚决推辞，把田产并归大户，好像怕被玷污一样；百姓不得已只好放弃，有的逃到他乡。中等产业不值一文，最肥美的田产，每亩价值也不过三钱、五钱而已。自从均田、均赋的办法实行后，民心才稍稍安定。然而谷价低落使农民受损，流离者刚刚回来，没有空闲顾及产业。于是有心计的人家乘机大量收购，便出现了一户人家田地连绵数万亩的情形；其次有三、四、五万亩，直到一、二万亩的，这也是田产的一次变化。当时几年之间，丰收和歉收不一，米价也没有大幅上涨；但赋役远非过去可比，所以只有田多的人才能大量积藏。只是缙绅户的漕白已经加征十分之三，士民所承担的差派，如十六年的舡工、青树、灰炭、河夫等，也逐渐兴起；那些越过田间小路、拥有大片田地的人，不可不预先考虑如何防备这些负担。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天，因为米价上涨，田价突然增长。比如我县每亩七斗起租的田地，价格涨到每亩二两；甚至有田的地方，附近的人争相购买，价格涨到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每亩四五斗起租的田地，价格涨到每亩七八两。过去价格低廉的田地，要求加价赎回的人纷纷出现。到了第二年辛酉，米价突然下降，这股风气才稍稍平息。田产二 濒临海边的盐碱地、低湿泥泞的芦苇地，总称为“荡”，不列在三种土地之中。明朝兴起后，把这些地一并给灶户，不准买卖，让他们砍柴、汲取海水来煮盐。商人运米换盐，不过是勉强用来代替粮食罢了。后来沙滩逐渐扩展，内地逐渐开垦。于是同样是荡地，又有西熟、稍熟、长荡、沙头的区别。西熟、稍熟可以种植五谷，几乎和下等田相同。后来长荡也有一半可以种植。只有沙头是芦苇生长的地方，向海滨延伸，几乎无法计算其面积。芦苇地之外可以捕鱼，长荡之间可以煮盐，税轻役简，虽然有当年总催的名目，税收没有赔累，差役没有额外征收；低湿的盐碱地于是成了好产业，富家大户反而出面租种。名义上称为佃种，实际上和口分田相同；灶户转成佃户，哪里有利益，人们就共同争夺，这是形势所造成的。本朝沿袭这一做法，长荡以内的税隶属于鹾司，比田赋少得多，不到田赋的十分之一。业户凭此置办产业，司役却把它看作奇货，在正供之外加倍收取使用费，不过百姓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自顺治十六年己亥，江、上海一带海上形势深入。第二年，朝廷派大臣苏公讷海等考察沿海事务，奏请把濒海百姓迁往内地，同时放弃长荡，不许砍柴、耕种和驻留。

译于是山东、闽、浙以及江北、江南滨海地区的百姓全部迁走，严禁人迹到海边，不准一块木板进入海洋，盐课、芦税几乎都无法过问了。只有我乡听从南汇所守备刘效忠的意见，认为松江所属沙滩一向号称“铁板”，船只不能靠近，不在迁徙和放弃之列；只是把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因迁徙而缺少的税额，均摊到苏州、松江没有迁徙的地方，称为“摊派”，于是盐课的数额极重。自海宁将军郎赛驻扎吴门，把几千匹马放牧在沿海，沙头便成了牧地，芦课的税收也赔累不堪。于是百姓看待荡业，几乎像康熙元、二、三、四年间看待田地一样；即使白白交给别人，也没有人肯过问。近些年来，海禁已经放宽，摊派逐渐减少，总催的负担稍稍平息。只是沙头自康熙元年芦政达阳安亲自到场丈量以后，有人上下其手，因而从中获利。直到现在仍不停清丈，弊端层出不穷，监司、郡县官员接连督办，所掌事务越来越多，业户也越来越困苦。究其根本，沙头荒芜，茫茫没有边界，不像成熟田地有沟渠、道路的界限，有房屋、坟墓可以辨认，能够按照图形和册籍计算亩数。凭空增加赋税，结果总是造成赔累；遥远地测量后减免赋税，更只是空谈。民间要承担数倍的征收，公家却得不到丝毫益处；将来这种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私下恐怕渔盐之地会被人们群起抛弃，全部变成瓯脱的废墟，难道能不忧虑吗？滨海盐课自明朝以来一直沿袭这种办法：各盐场在灶户中登记家产富裕、荡地较多的人，每年选出若干人担任总催。各灶户每年把粮交给当年的总催，总催从盐场官那里领取批文，送到分司验银，换取批文，再解送到盐运司入库；这样辗转经办，计算各项贴费，按三限缴足后，大约额银一两，实际花费却要加倍。若逾期征收考核，或者托付给不合适的人，或被役蠹、场蠹侵吞，就要以两倍价格赔累，甚至达到三四倍。康熙二十一年，浙江巡抚王康侯国安立法，完全照县里征收民田赋税的办法，在分司衙门设置柜子，让纳户自行封好投入柜中，分司按期限转解到运司；历来积累的弊端因此得到肃清。然而役蠹、场蠹千方百计作奸，声称这样不方便，必定要煽动巡鹾使者，千方百计加以挽回。不久，王康侯调任督抚闽中，这项办法果然改变，弊端不能革除。到了二十七年戊辰，我郡王印周先生任大司徒，俨斋王鸿绪任总宪，竭力主持此事，改为由纳户自行封投柜中并归县征收，不再经过分司，这套制度才稳定下来。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