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方石，然后把柱子竖立在上面。竖立柱子时，先在木架上横放粗大的木料，制成盘车形状，挂上大ㄌ向下垂，把它系在石柱上，数十人一起用力转动盘车；ㄌ逐渐缩短，柱子便逐渐升起，不一会儿就直立起来。又用两块大石做成斗笋，合抱在柱脚，用压石兽压在它上面，所以顶盖层层叠下，柱子却不会摇动，这也是石工技艺的巧妙之处。后来本郡有名望的公卿大臣不在少数，但不久便遭逢鼎革，修建牌坊的人就很少见了。江南过去是陪京，原来设置五府、六部、大小九卿、科道，完全和北京的制度一样。后来官员虽然裁减了佐贰官，但衙门仍旧保留。只有都察院设有操江都御史，管理上下两江地方的民事；其余官员如果不是奉钦差之命，便和地方事务没有关系。因此明朝末年喜欢打官司的百姓，到了操江都御史这里便停止了，不设总督以及布政、按察两司。顺治二年乙酉年夏天，大兵攻下金陵，把南京改为江南行省，才开始设置布、按两司。豫王凯旋时，命大学士洪公承畴总理并巡抚江南，驻扎在江南省城，统管文武、军队和粮饷，总督一职从此开始。后来马公国柱继任，总督江南、江西、山东三省；不久河南、山东也设置总督，江督所管辖的就只有两个省了。康熙四年，麻公勒吉来任，统辖范围仍和以前一样。到了康熙十二年癸丑年，每个省各自设置总督，沿袭至今。总督的品衔与巡抚相差不大，但事权极重；奉敕令可以节制巡抚、提督，文臣六品以下、武臣四品以下，都可以便宜行事，差不多有古代节度使的气象了。吴中地带江临海，赋税在天下居首，最被称为重要地区；但前朝没有听说设置武臣提督。相传嘉靖年间，因为倭寇之乱，在镇江京口设置总兵，后来只是移驻到吴淞海口而已。自顺治二年大兵平定江南，才开始设置提督。当时奉旨，张天禄授都督同知，充任总兵官，提督徽、甯、池、太的军务；吴胜兆授郡都督同知，提督苏、松、常、镇的军务。像我们松江，虽然有李总戎成栋，也只是以都督佥事的身份驻扎吴淞，有时到松城而已。自从李帅调兵征讨闽、广，吴、张二人相继来到松江，本郡才开始有提督。但到马惟善、逢知任职时，也只管辖四府，常驻吴淞，并不专门驻在松城。十六年己亥年，崇明水师总兵官梁公化凤在江上击破海▯宗，于是解了金陵之围，收复镇江等府、州、县。朝廷嘉奖他的功劳，便让梁化凤代替马惟善，提督江南全省，仍驻防松江，于是成为固定制度。康熙辛亥年七月，梁化凤因病死于任上。继任的王公之鼎、杨公捷，统辖和驻防都照旧。康熙十三年甲寅年，因为楚中告急，徽、甯、安、池震动，提督驻扎在海滨，鞭长莫及，于是把上下两江分开，各设置提督。江南原来是南京直隶的卫、府、州、县，自顺治二年改为行省后，才开始设置布政、按察三名官员；但仍沿用前朝行省的制度，设置布政使二员，分左右并设，按察使则只有一员，都驻在省城。顺治末年，因为苏州、松江的赋税沉重，特意把江甯以及苏、松、常、镇五府划归右藩，驻扎在苏州；左藩则管辖安徽等九府，以及徐、和、滁、广四州，驻扎在省城。到康熙六年丁未年，裁撤天下所有右藩，只在江南增设江苏布政使，仍照旧驻在苏州；按察司也增设一员，分管安徽等府，驻扎安庆。这样一来，上江、下江名义上虽是一个省，实际上几乎和分成两个省一样。

译上海仓，旧址在小南门外，仓门朝东，正对浦水薛家港口，因为漕船停泊在浦中，便于交接、兑换和转运。仓地四方各有一百多步，外围环绕土墙，里面排列仓廪，中间设置公廨，用来供官府人员临视，规制也大体具备。崇祯十三年庚辰，县令章茂暗、光岳因此修葺它，四周墙垣覆盖瓦片，门上修建重楼，城垛森然，很有仓城的样子；中间又增建公廨一所，作为监司督促交兑时休息的地方，尤其宏丽。不久改朝换代，储米和运输漕粮的设施仍保留旧制。顺治十年癸巳九月，海寇进入浦中，直至闵行镇，大肆掠夺后离去。当时汝南人阎康、侯绍庆正在担任本县县令，担心征收的漕粮储存在仓中，万一海▯宗再次侵入，延误将会很严重，于是向各台官申请，将仓迁入城内。他们勘察东南面的空地，便在杜氏废宅的旧址上建仓。因为这里靠近旧仓，离浦水不远，运米进出也容易，而且位于城内水关的关口，防守更为便利。仓房共数百间，有重重门禁和公廨，虽然稍逊于旧仓，却只用了两个月便全部建成，公私双方都受其益，也称得上是能干的官吏了。松江设有娄县，是从顺治十三年开始的。考察旧志，元代以前这里是华亭县，隶属嘉兴府。元代开始建立淞江府，又把府北一带分出，设立上海县。明初，因为本郡水灾很多，于是把“淞”字去掉水旁，纵写成“松”，称为松江府。后来又从上海县西部划出，设立青浦县，之后一度废除，到嘉靖年间又重新建立。我出生时，松江府只有华亭、上海、青浦三个县。钱粮和土地方面，华亭最多，上海次之，青浦又次之。遇到公事，华亭承担十分之五，上海承担十分之三，青浦承担十分之二，一百多年没有改变。顺治十年，河间人李茂先由华亭县令来任松江知府，因为松江所属各地积欠赋税很多、差役繁重，而华亭尤其严重，于是商议把华亭县一分为二。顺治十二年，他向各台官申请。当时巡抚大中丞张中元认为李茂先廉洁能干，便同意了这个建议，写成奏疏上报朝廷，获得谕旨批准。于是把华亭西半部划为娄县。娄县初时暂借西仓城治理，后来因办理公事要进城，往返道路遥远，于是买下府署后面朱太史的宅第，建立县治。不过，监狱囚犯和仓库仍附属于华亭县，县学也还没有正式建成，各项事务仍多处于草创阶段。苏州的赋税甲于天下，但府治城门没有华美的谯楼。只有松江的谯楼最为高大壮丽，下方筑台基，上面建五间高楼，楼上横匾题为“谯楼”，楼前竖匾题为“松江府”，匾额两旁立着两个戴冕穿官服的木人。相传楼中设置大鼓，掌管报更计时，规模极其宏大。崇祯十七年五月，因为避弘光帝的讳，把“松”改为“嵩”，于是更换匾额并重新修葺。第二年八月，大兵攻下松城，府前一带直到西郊街市全都被毁，谯楼也烧毁了，守臣便在台基上盖屋，把匾额立在门上。顺治十五年，辽左人祖公永勋以任子身份来任松江知府，谋划恢复旧日景观。他不支用公帑，也不扰民，只命令呈递文书的人按纸张数缴纳砖料，三至五块不等，每人所费不过一文钱。松江民间多有热心公益的人，每天早晨总计收取，很快就集齐了成百上千块砖。又取本府赎锾以及属县官员捐助的工费银，派幕僚到上江采购木料，用来建造台下的栋宇；至于台上的重楼，则买下故尚书张公宅第后面的楼房，改建为谯楼。在旧台基外面砌筑新砖，在旧楼基上建造新楼，东西两侧比旧楼略窄，虽然因此减少了一间，但绣饰的门扉、雕刻的屋脊、翘飞的檐角和尖锐的装饰，南面的轩、北面的窗，外面环绕花栏，工艺比从前更加精巧。谯楼的横匾照旧安置，楼前的竖匾仍然移到楼下，门上的规制比旧时稍微远离一些，但楼前开阔明亮，可以登楼远眺；楼上架设鼍鼓，用来掌管报更计时，成为全郡的壮观景象。谯楼上下两块匾额，都是周公远裕度所书。周公远就是学宪莱峰思兼的孙子，书法笔力刚劲。前朝吴中抚院，原来管辖应天、苏、松、常、镇五府，衙门驻扎在苏州府学宫的西北面，体制和规模极其宏大。顺治初年，苏城刚被攻下，抚院的公廨毁于战火。当时河南总戎土公国宝改任大中丞，首先来巡抚吴地，便暂时驻节在故相国申文定公的旧宅。顺治八年辛卯春天，我正好到吴门去，经过抚院旧址，放眼望去仍然只是一片瓦砾。第二年，土公被弹劾后自缢，周公国佐接任。他不愿住在申相国的宅第，于是又在抚院旧址大规模建造衙署，设置重门和复道，前面是正堂，后面是寝室，连绵占地几百余亩；又建楼台亭榭，以供宴饮游赏；设置库房、马厩和仓廪，用来储存粮食。宾客有公馆，吏员有值宿房，门前排列戟仗，高大的牙旗在外面环拥。康熙初年，又兼管淮扬，俨然成为江南半壁的屏障。前朝文宗每逢科试，便在句容进行吊考；遇到岁试，则巡按各府。自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起，把南直学院分为两处：上江管辖八府、三州，即应、安、徽、甯、池、太、庐、凤八府以及滁、和、广德三州；下江管辖六府、一州，即苏、松、常、镇、淮、扬六府以及徐州。于是上江仍以句容作为驻扎地，下江则在江阴建立书院作为驻扎地；但科试吊考、岁试按临仍照旧办理。玉峰有旧书院，过去是学使者巡按苏州举行岁试的地方，并且因为处在苏州、松江之间，偶尔也在那里吊考松江，来往两边都方便。恰逢改朝换代，书院倾圮废弃。顺治乙酉年冬，江阴尚未攻下，学使陈公昌言在常州府吊考苏州、松江，后来按临苏州，便驻节于苏州府学，地方更加宽敞，尤其便利。顺治十二年乙未，奉旨把学院改为学道，由山西张公能麟督学三吴。因为府学位于抚院前面，击鼓吹角、发炮传令很不方便，于是就在玉峰书院旧址重新修建。建筑材料取自苏州、松江，各属共同资助工程。

译过了两年工程落成，前堂后寝，一如江阴的规制；文场号房也都盖了瓦，只是下面还没有铺砖，内衙稍微狭窄罢了。此后又有奏销、减额等命令，苏州、松江前来应试的生员和童生没有多少，即使遇到岁试，也竟然在玉峰进行吊考，而按临松江的旧例便废止了。康熙十八年己未，总宪魏公象枢上奏学政，其中一条说：凡学臣举行岁试，必须逐府按临，不得任意吊考，以免士子跋涉艰难，患病者还要远赴考地接受验看。只是松江的馆舍已经坍毁，有司商议修缮，但工程费用难以筹办，于是详细请示抚院，由抚院移文咨请部院，事情便停止了，仍在昆山玉峰书院吊考。前朝旧制，学臣负责提督学政；南、北两畿各派御史一员，其他行省则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中各特别派出一名佐贰官，并赐给敕书、印信和关防，专门负责提督学政。凡是有关学政的事务，巡抚、巡按各衙门不得参与其中，以便加强学臣的事权。南直隶地域方圆将近二千里，三年内的岁试和科试不能周遍举行，生员中常有终身没有参加过岁试的人，童生取得功名的期限也被耽误，这很不符合鼓励培养人才的本意。万历年间，乡绅姚永济，字通所，任职礼部都给事中，上疏请求把南畿学臣分开，上江、下江各设置一员。于是三年举行两次考试，士人知道警惕自励，入学也更容易。本朝沿袭这一制度，江南虽然改为行省，提督学政仍由御史担任。顺治十年癸巳，皇帝认为御史是充当耳目之官的，不应派出任使；除巡盐仍照旧钦差外，其他如提学、巡按、巡漕、巡屯、茶马等派遣御史的差事，全都撤回。京畿和江南督学则派翰林院侍读担任，仍与各省不同。过了两年，到乙未年，谕旨认为行省不应与京畿相同，才开始命令上下两江都改为学道。江南学道，上江从李公来泰开始，下江从张公能麟开始。康熙改元后，又裁撤江南学道一员。从此以后，由佥都御史负责提督全省学政，与各省采用同一制度。御史出任外差，从前朝就已经如此。例如两畿提学、京省代巡、两淮和两浙以及河东、长芦的盐课，四川、陕西的茶马，河南、江北的巡屯，上下江的巡江，淮上的巡漕等，职务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都是代表皇帝出使，奉命考察官吏，凭借风闻纠察，具有特别严厉的威势。本朝沿袭这一制度。起初代巡御史任用不当，长官便无所顾忌，士民只能畏缩站立。世祖章皇帝洞察其中弊端，极其重视巡方御史的权力，首先惩处不称职的代巡御史，立即依法严办；革除巡书、承差，以清除本衙门的弊病；禁止携带主文、记室等属员，以端正文职官员的作风。敕书中载明：在外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官，如果有蒙蔽上级、专擅权力、擅自作威作福、纵容士兵残害百姓、放纵盗贼伤害良民等事情，允许巡方御史随时弹劾，那么以下各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江南正处于法令败坏、纲纪松弛的时期，瑞寰秦公世祯奉命巡方，首先弹劾监司中最不称职的人，接着参劾总戎，后来又参劾巡抚。巡抚土公国宝留心地方事务，兴利除害，没有其他大的过错，只因对考察官吏过于宽松，逐渐导致放纵奸邪，于是受到严厉谕旨，投环自尽。至于那些盘踞衙门、挟制官府的衙门蠹虫，以及巧于讼争、欺压善良百姓的地方恶棍，巡方御史往往查访后惩处，甚至杀死，使江南半壁因此肃清。顺治十年癸巳，皇帝担心台谏官员空缺，撤回各项外差，巡方御史的制度于是废止。过了两年，到乙未年，又重新派遣。至顺治十八年辛丑，所有御史的外差一概停止，只有巡盐一项一向保留。近来盐使也被禁止出巡，只专驻省会，几乎与运使没有区别。其他御史直到现在仍没有出任外差的。道臣的职务不止一种，出驻外府、州、县的，一种叫分巡，一种叫分守，都由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佐贰官担任。在尚未设置巡抚、巡按时，道臣拥有专门举劾官员的权力。分巡就像代巡，分守就像巡抚。等到设置了巡抚、巡按以后，道臣的权力便减轻了，但总管文武官员，兼统军队和百姓，仍然保持着宪台官员的体制。南、北两京没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便从其他省借调官员，所以官衔称为“钦差整饬某府等处地方兵备兼理粮储，某省提刑按察使司”，有时是副使、佥事，有时是布政使司参政、参议，与京差相等。后来因事增设，一个省增加到数人；把分巡、分守两道合计起来，几乎每府都有一员，未免过于冗滥。建国初年沿袭这一制度。到康熙六年丁未，裁汰各道，凡不是省会、要地以及事权专一之处，共裁撤道臣一百零八员。后来逐渐恢复了一些，但已经不是昔日的旧制了。就如苏、松、常、镇四府，起初有两道：一道驻在太仓州，一道驻在江阴县；驻在虞山的督粮道不在其中。如今两道衙门都已废除，并把苏、松、常三府合为一道，驻扎苏州，也可以由此看出道员已经减少。康熙二十一年，巡抚余公国柱奉旨商议裁减道员，又裁去苏、松、常道，将其并入虞山的督粮道，移驻苏州。松江府的佐贰官，旧制共有五员：一名海防、一名督漕，都是同知或通判；一名水利、一名粮捕，也都是同知或通判；一名理刑，即推官，位次列在五员之末，但他是各上台官员的耳目。按院出巡时，必先委派一名推官，到所属州县查察钱粮和刑名事务，完全按照上台出巡的体制办理，因此按院所管辖的地方，都要禀报听从他。如本府的司理最被视为掌握要权，他的胥吏、舆夫等人比绅士还骄横，平民怕他们如怕毒蛇和害人的虫子；他们把府中其他吏员看得非常轻蔑，各厅官员就更不用说了。顺治四、五年间，裁去督漕和水利，理刑的权力更加重要。顺治九、十年间，先恢复水利。康熙四、五年间，又恢复督漕，于是重新出现五厅的制度。康熙六年丁未，把天下的理刑官全部裁撤，多年盘踞衙门的蠹虫都被仇家告发揭露，纷纷逃窜离散，理刑一职至今永久废除。郡守属下的官员，过去有经历、知事、照磨、检校，如今检校也被裁汰。

译前朝的儒学制度中，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建国初年沿袭这一制度。到顺治五、六年间，府学裁去训导二员，县学裁去训导一员。康熙初年，又把天下各学的训导全部裁撤，每所学校只保留一名教职官。康熙十五年丙辰，因为学贡铨选壅塞，不论府学、州学还是县学，都增设训导一员。又因为战争兴起、费用繁多，俸禄薪资难以筹办，于是命令正职和佐职共同领取一名官员的俸禄，同时兼管各自的事务。松江的守御，前朝只设置千户一员，统领的兵力有限。大概因为内地太平，不需要设置武卫，只是姑且用来管理囚犯、仓库以及城门的开启和关闭罢了。本朝初年，驻扎总兵官，后来又设置提督，于是所属军官逐渐增多。提标额兵五千名，分配到前、后、左、右、中五营；又设置城守营兵一千名，分别由游击、守备、把总统领，共计六营，但提督亲兵的戎▯营不在其中，这里俨然成了重镇。上海过去经历倭寇之乱，后来留驻的兵特别多。我出生时，太平日子已经很久，裁定额兵后仍有三百多名。但只由哨官统领，官员都是札委任命，官衔不过是千户、把总；在城隍庙东面的李公祠内设置公廨。遇到霜降以及上台按临时，按例应当检阅操练，各营士兵便集中到演武场听候操练；如果是县令或哨官新任，则由县令和哨官共同到场检阅。不过每日饷银每名不过二分，士兵都是本地人，有的学习工艺技术，有的肩挑贩卖、经商贸易，与市井百姓没有区别。崇祯末年，又增设水营，配备几只哨船和一名水哨官。改朝换代以后，间或由参将、游击统领各营兵分驻，于是裁去本地士兵，只剩几十名，用来守卫仓库和城门，称为城守营。到了顺治十年，海▯宗入侵，直至闵行，人心惶惶。当政者认为城守兵力单薄，便商议拨派抚标参将一员，统兵一千名，长期驻守上海，称为黄浦营，并在学宫东面的南察院建立营署。顺治十七年庚子，大司马苏公讷海奉诏巡阅，请求调拨崇明水师二千名，并将一名副总兵移驻上海，在虹桥南面艾方伯的旧宅建立营署，规模几乎与郡城相等。康熙七年戊申，邑绅张青▯周宸任夏官郎，上疏请求将这支部队裁撤归还崇明，同时从提标适量拨出汛兵防守，驻扎在城隍庙西面的驿馆，即今天所称的松江分府，也是海防驻扎的地方。康熙十三年甲寅，因为各地多有变故，又把一名吴淞副将移驻上海，也称黄浦营，驻在北门褚氏的民宅中。康熙十七年戊午，副将王虎山陛（升）迁离任，于是又从提标拨出一名守备作为黄浦营的长官，仍驻扎在南察院。川沙濒临海边而建城，过去设置把总一员，额兵四、五百名；北面连接宝山，南面通达南汇，与青村、柘林等堡寨一起隶属于金山卫参将。顺治十七年，江上发生警报。第二年庚子，皇帝命兵部尚书苏公讷海等人勘察沿海防务，便议定在镇江京口设置镇海大将军一员，在松江设置川沙参将一员，撤去宝山城守兵并入川沙，共一千名，在南城旧乔宪副宅第建立营署；原来的总司则作为中军守备的驻所。川沙参将与金山卫参将分辖松江沿海地区，南汇以北归川沙管辖，南汇以南归金山管辖。当时苏州增设甯海将军，驻扎在娄门海甯陈相国的拙政园内。康熙甲辰年，撤回将军，园址改作苏、松、常道的衙门，后来又归还陈相国的儿子，不久卖给王额驸永甯。永甯是平西王吴三桂的女婿。康熙癸丑年冬，吴三桂反叛，额驸已经去世，宅第便收归官府。康熙十七年戊午，苏、松、常道祖公泽深把钱交给官府，又买回作为驻扎的公廨。我们郡府学明伦堂后面，旧时有一座尊经阁，我还来得及见过。崇祯末年，阁虽已经稍有破损，却仍然高大雄伟地耸立着。后来遭遇兵火，终于坍塌毁坏，明伦堂也荒废了。顺治初年，廖公文元任松江守，重建明伦堂，不到三年又毁于飓风。顺治十二年乙未，太守李茂先正华因审理诉讼，罚庠生唐廷球宝言主持营建，共花费八百多金，规制不算宏伟华丽，此后一直沿用至今。堂上的匾额原来是朱徽国文公亲笔所书，笔法端庄凝重而雄健壮阔，不知后来到哪里去了。现在悬挂的匾额，是宝言嫌重新请名家书写费用太多，便不再另求名笔，任意挥笔写成的，完全没有古意。文庙的红墙以西，是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都是训导的公署。如今也全都废弃了。上海县学文庙西北面有训导斋和射圃，东南面有文昌祠，如今全都废弃了。尊经阁原本收藏有几十部书，自改朝换代以后，散失得一部不剩。顺治年间，学博高雨吉遇到重修尊经阁的机会，便把文昌像迎来供奉在阁上，又把旧藏书柜移到旁边，此后一直沿用至今。松江郡过去有三处公馆，用作上台官员巡行时驻扎的地方。府城东面的东察院，规模最为壮丽，大体上是抚院、按院以及文宗各院驻扎的地方。华亭县南面的南察院，体制相同，但宏伟壮丽稍差一些，大体上是各道官员以及监兑诸部派员查验盘诘、审理刑狱时驻扎的地方。城东南角的新察院，则是商灶所建，用作盐运司分巡官驻扎的地方，崇祯以前还没有。顺治末年，南察院还称得上完备，府试时生员、童生都在这里应试，和东察院没有差别。如今已经废弃成一片瓦砾场。东察院自从按察使差遣裁撤以后，文宗又因奏销而削减名额，生员、童生渐渐稀少，不再巡行考试，几年之内便一天天坍毁，已经不能停留。康熙十八年己未，学臣根据总宪的条奏，要求岁试、科试必须逐府按期前来，发文要求搭盖考棚，有司商议修葺，却因物力难以筹办而作罢。只是恐怕现在不修，将来也必定夷为平地，旧日制度就无法追问了。我在康熙乙丑年进入郡城时，它本来早已成为平地了。听说东察院东面还曾有一处公馆，说是东理刑厅。大概是因为司理嫌本衙门低洼狭窄，只能作为私宅，便另外营建这座厅，作为审理案件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座荒废的土丘旧址，门前的外屏也仅存残迹，放眼望去一片空旷，哪里还能够追问旧日遗迹呢！

译海邑县衙内衙的前后堂之间，旧时有一条界河横贯其间，河上有石桥，规制十分壮观。崇祯甲戌年，刘念先潜来任我们县的县令，填土建造房屋，于是失去了旧日的景观。大堂后面原有穿堂，康熙年间，陈县令的佐贰官卸任时拆掉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重建。大门外的石狮，是陈县令从北察院移来的，旧时那里并没有。沿着浦江从吴淞海口进入，通常都在岸边修筑土墩，高的有几丈见方，土墩上环绕着土墙，里面盖着小房子，称作寨台，以前没有这种设施。自顺治十年海寇入侵以后，便因此征调劳役修建；又在浦江附近各县通往郡城的一面，约有数里路，选择险要处筑台，并拨兵防守。浦江两岸，大大小小的水口全都建造桥梁，以便马兵、步兵通行。每逢海寇到来，守御官兵便在两岸夹击堵截。顺治十二年己未闵行之战的胜利，也不能说没有从中得到助力。然而这些设施建立之初，台上有士卒，哨所有人巡逻，人心还知道警备。等到日久之后松懈废弛，登上城墙却没有士卒，台上的墙屋也全都废弃了，严重的有的被水冲毁，有的被杂草掩没，白白占用良田，徒然劳费民力罢了。后来又有架木筑台的办法，每隔九里建一座，台上设置鼓，一听到海寇警报，鼓声彼此响应，以便官兵前往援助捕剿；这样一来，官塘要路处处都有，不只是沿浦一带如此。然而制度并非不好，如今也有的毁坏、有的废弃，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哪里只是一个寨台如此呢！太平庵在裕伯题桥的北面、百曲的西面，过去只有一间茅屋。有个陈和尚，是当地人，住在这里苦行修炼。顺治七年庚寅，他忽然像是受到某种凭借，说话常常应验，于是人们成群结队前去叩问。病人请求医治，他便随手取座间的灰土之类给他们，往往都有效验；远近的人一齐仰慕归向，进香归信的人络绎不绝地到来。一年之中，通往那里的一条路竟因此开通，庵也大规模营建起来，重重轩廊环绕屋宇，宛如名园，涂饰丹红、青碧并施以金彩，足以和古刹相比。追逐末业的人纷纷聚集在左右，于是形成了市集，肩膀相摩、车轮相碰，昼夜不停；旅店住满宾客，船只连接数里，从江南和海外赶来，唯恐落在后面。抚院土公担心会发生其他变故，发文把和尚迁到苏州北寺。过了三年和尚去世，庵也随即衰落。如今更加冷落了。万安桥在朱泾镇，正处在苕、▯等溪流由浦江入海的冲要处，水势最为汹涌。镇中居民众多，商贾聚集，来往渡河时，船只航行很是艰难。崇祯初年，谷城方禹修相国来任我们郡的长官，设法筹集资助，建造石桥，极其雄伟壮观。顺治初年，桥有倾斜的势头，忽然遇到一个奇人，自称有力气能够把桥拉正，于是募集了几条麻ㄌ，约定在某日某时，等东北风刮起，用麻ㄌ缠住桥，召集许多人向南拉。到期时围观的人像堵墙一样，不一会儿东北风果然刮起，便按照他的方法，敲锣助威，片刻之间桥就扶正了。那个人没有收取酬劳便离去，众人都觉得奇异。过了几年，一天夜里暴风骤雨，桥终于轰然倒塌。后来有僧人募资重建，桥头略向北移，桥基刚刚确定，工程却因工料和费用接续不上而停滞，直到如今仍没有完工的期限。甲寅年春、冬两季，我曾两次经过那里，石块堆积着填塞池塘，工程仍未动工。镇东面的集市上，过去听说有明洪武年间富人沈万三的卧床，如今成了佛座。我当时去观看，座高六、七级，上面四周围着雕栏，里面设置窗棂，质地都是朱红色的雕镂木料；顶部像佛殿的形制，斗拱层层架叠，盘旋向上，逐渐变尖而收结，俗称螺顶。听说在过去，漆色最为古旧，像有断纹的古琴，因此被视为珍贵。如今却涂成鲜明的丹红色，已经无法再辨认它是古器了。不过现在看来，它或许本来就是佛座，只是由沈万三施舍的，未必真是卧床。松江城西南几里处，有个北钱村，相传是吴越王把子弟分封在这里。之所以称为北钱，是因为它的南面也有一个钱村。如今居民稀少，当年的府第已经无法追寻，大半废弃成了丘墓。有一座石桥在道路上耸立，桥下全都开垦成田，完全看不见池塘的水影；只有桥北有许多坟墓，想来造坟时，是从这里收束水口引水而入，再用桥锁住水口，后来水道已经淤塞成平地的缘故。桥下刻着：‘成化五年里人张辅等鼎建。’这个张辅一定不是英国公张辅，按年代计算，他不过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罢了。然而世事变迁，已经无法辨认，何况相隔千百年之久呢！可是如今造坟的人，却打算让坟墓千百年不朽，为争夺风水不遗余力；我恐怕数百年之后，又有谁能辨认它的旧迹呢？这实在值得人猛然醒悟。崇福庵，俗称三官堂，在十七保七团大护塘里面，是滨海乔氏的发源之处。庵建于元代，嘉靖初年修缮过一次，先大夫东瀛公把这件事写在碑上，立在门的左边；万历初年又修缮一次，张方伯七泽先生为它撰写碑记，立在门的右边。虽然不是古代的形制，但由来已经很久了。每到初春，这座庵的香火便吸引千里之外的人赶来聚集。从早到晚，船只往来不断，香客乘坐的船停泊时，首尾相接达三、四里。崇祯辛未年，我刚入小学，跟随老师游览，庵的附近有街市，人们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炉烟在里外都能闻到，仍然十分兴盛。自从乔氏衰败以后，年轻子弟轻浮无赖，到了春日便以游荡为事，三五成群地围观前来进香的妇女，遇到年轻女子，甚至沿路跟踪，私下调笑戏弄，远近的人因此惩治他们，于是进香者便很少来了。改朝换代以后，香火日益衰落，二十年来寂静得没有一个人来，庵的面貌也一天天毁坏。庵后有一座高阁，下面俯临八灶港，向东可以眺望海塘，众多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历历可数；阁上供奉三茅真君，左边是文昌，右边是真武，很足以壮观。康熙十九年春天，被乔氏子弟拆掉了，如今也只剩下剥蚀的残迹；恐怕再过一、二十年，没有人修理，必将废弃成一片瓦砾场了。东北面有一座庵，在护塘下面，叫作小普陀。它起初香火也很兴盛，凡是到崇福庵的人一定会到这里来。如今庵已经荒废，只有正殿还保存着，巍然独存，像鲁灵光殿一样。到了康熙甲子年，乡里人龙九上等倡议募款修葺，如今又恢复了旧日的面貌，只是崇福庵仍然照旧废弃。松江西门外，市集西面的尽头，有一座南北向的石梁桥跨在秀州塘上，叫作跨塘桥。这里潮汐最急，船只航行遇到逆水时，几十名篙师也不能拉着一条船通过；三个水洞环列，高度足以让大船通行，漕船即使在水涨时也能出入无碍。南北两岸各有更楼建在桥上，排列栅栏掌管开闭，规制相当壮观。康熙十九年庚申年坍塌毁坏，当地人改用木材架桥。要完全恢复旧制，尚不知何日才能做到。到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终于重新建造完成。

译崇明县过去隶属于苏州太仓州，是苏州、松江沿海的外部屏障；然而在前朝，向来没有驻扎重兵。本朝定都以后，因为海寇不时出没，特设水师营总兵等官，定额兵员六千。康熙十三年甲寅，起用原任浙江总督刘公兆麟为统帅，因为官阶已经很高，便把总兵提升为提督，而定额兵员仍照旧。到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台湾平定，海上祸患完全平息，户部酌情议定削减军饷，上疏请求裁减，崇明营水师于是裁去三千人，保留三千人，仍设置总兵官统辖，提督撤回。提督学政一职，各省过去都设置司、道官员担任。江南在建国初年，虽然沿用旧京的制度，与北直隶一同派遣御史，却从来没有改用翰林。到了顺治十二年乙未年，上、下两江都改由学道担任，和各省一样了。康熙二十三年冬，山西道御史郡绅张集上题奏说：学臣关系文教气运，必须得到年富力强、才华出众的人员，才能考察选拔人才，不应专门任用资历俸禄深厚、任期已满的部郎、道员、知府等升补。皇帝下旨说：各省提学，必须是品行一向优秀、才学兼长的人，才称得上胜任；应当不拘泥于固定成例，如何从内外各衙门中选取进士出身的官员铨选补授，着令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后具奏。于是江南原已铨选的赵随改用翰林院侍讲李振裕；浙江原已铨选的毕忠吉改用右春坊右赞善兼检讨王▯；各自都以本衙门提督学政的身份，与直隶学臣同等，而各省仍照旧使用佥事。五方贤圣神，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也不清楚他们的姓氏、族属、爵位和籍贯。有人说通常称作福德五圣，本来是上界的尊贵神祇；明太祖怜悯阵亡将士，因五人为一伍的含义，使他们得以在一方享受祭祀，于是借托五圣之名。但总之正史中没有记载，无法考证。只有长江以南，庙宇最为兴盛，从交通发达的大城市直到三家村落，到处都有，数量不下数千百万，名称也种类繁多而不统一。设在田边的叫田头五圣，设在大树旁的叫树头五圣，设在民居屋顶上的叫檐头五圣，设在道路中的叫路头五圣，设在水边的叫水仙五圣；民间嫁娶时有的供在新妇的冠上，叫花冠五圣；设在桥上的叫桥前五圣。庙宇形制壮丽的，等同于府第；狭窄低矮的，面积不过一尺，高不过一箭。有的塑像，有的画像，有的借巫师传话，有的凭附病人，有的迷惑妇女，有的显现真形，都能显示灵异。祭祀、祈祷、迎神赛会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而尤其以苏州上方山最为严重。大体上，一席祭祀约要花费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士人百姓竭尽全力、勉强筹措来表达虔诚，每天多达数起，仍然担心不能感通神明。于是庙里的僧人和巫师便借此作奸，编造荒诞言辞加以恐吓；无论贵贱贫富的人，都不敢提出异议。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中州汤公斌以阁学士身份来抚治吴中，廉洁明察、严于自守，属下官员都战战兢兢地奉行法令。他查访得知吴地风俗迷信淫祀，一到任便实行严禁，却不能立即制止。第二年乙丑年秋天，他亲自前往上方山，先把五圣神像取出，立即毁掉。于是向所属郡、州、县普遍发文，无论庙宇大小，一律拆毁；无论神像是塑的还是画的，全都投入水中或火中。整整一个月之内，汤公已经被召回朝廷任大宗伯。当时所属境内虽然已经没有五圣的踪迹，仍担心他离任以后，巫师们又重新创设兴建。于是他在启程之前上疏报告，请求敕令各省一律通行禁止，部议准许施行。皇帝下旨说：淫祀迷惑百姓的事情很多，着令再行议奏。部议请求敕令各省严加查禁，凡属淫祀，一并禁绝革除；如有遗漏放纵的，将地方官严加议处。皇帝下旨依议。数百年的迷惑一朝解除，也算是世事变化中的一件奇事。郡城的蓬莱道院，在东门大街上，南面牌坊下方往北，院落很小，门向西开，进到里面才转向南面建庙。改朝换代以后，日渐倾塌破败。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年，在大街上重建字庙的大门，面向南方，高大敞亮，规模十分壮观，远胜于旧日的面貌。县城的正阳道院，俗称水仙宫，因为庙内供奉着水仙五圣像。旧制是庙门朝南。建国初年，乡里人嫌五圣庙的庭院狭窄，每年举行出会时，队列拥挤不堪，便改建为朝东，前庭相当宽大。康熙二十五年春天，毁掉五圣像，在里面供奉天妃，正好符合水仙宫的名称，也算是早有征兆。我起初见到缙绅人家大门外的墙门，有六扇的、四扇的、两扇的，都是以木材为骨架，把竹子削得像筷子一样，竖着编排上下，中间用横板，并在横板上雕刻花纹；全都漆成黑色，花纹有的涂红，有的涂绿，以显示文采。后来下面改用木板，上面仍然编竹，或者使用细碎花纹的竹篾席，再用镏锡钉钉牢，可以说十分华美。近些年来，则用厚约三寸的整块木板做门，又把宽约一寸、长约一尺、截成竹筒形的材料像人字一样密密排列，再分别用镏锡泡钉钉牢。这种做法都是先从世家开始，后来推广到士人阶层，甚至流传到医生、卜者和胥吏之家，如今全都使用了。上海设置榷关，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年。关使者最初来到松江，驻扎在氵崇阙，后来因为公署狭窄简陋，便移驻县城。往来的海船全都进入黄浦登记编号。海外各种货物都集中到这里，但都运到吴门发卖，海邑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只有县里的商人愿意把货物运往海外，比外地商人方便一些。大体上，同浙江、福建以及日本做生意的商人居多。据归来的商人说，日本有个长耆岛，距离其国都还有二千多里，各番国的货船都在那里贸易，不得驶入国都。岛上居民华夷杂处，精通物产器用的人很多，货物价格只相当于中国，不能卖到两倍。凡是奇技淫巧之物，市场上都禁止交易，只有必需品才收购；像细绢、书籍尤其容易卖出。严格禁止西洋货物和画像，携带进入的人一定处以重刑。过去交易都使用纹银，如今银质滥劣，只值八九成，有的甚至只值三成；客商扣除盘缠和官税之外，剩下的利润没有多少了。当地人的相貌、土地物产和风俗颇有中华风气，起初还崇尚正直朴实，如今渐渐变得狡猾。我担心任由他们往来，奸民或许会和倭人中的狡黠者勾结，像明嘉靖年间的旧事一样，又给地方酿成祸患！有关当局不可不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