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卷六 ◎赋税 我们家乡的赋税，在天下各地中最重。苏州一府的赋税，超过浙江全省；松江所属地区的地方税，约为苏州的十分之三，但赋税额却达到苏州的一半。这样看来，江南的赋税没有比苏州、松江更重的，而松江尤其严重。我曾经同当地老人谈论隆庆、万历年间的事情，他们都说那时物产丰饶、百姓安乐，做官的不受拖欠赋税的惩罚，百姓也没有被催征科税的骚扰。如今的粮税比从前加重，也不过有限罢了。可是如今主管官员竭力催征，参劾、罚款接连不断，闾阎百姓的财力被搜刮殆尽，积欠的赋税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当年的考核很宽松，所以郡县催征赋税也缓慢，积久之后便日益松弛，大多随从蠲免赦免而消除；这就是所谓只有重粮的名义，却没有重粮的实际。比如崇祯末年，战争兴起、军饷缺乏，大司农屡次报告财用匮乏，朝廷特意派遣科臣，严格清理积欠，法律已经十分严厉了。正粮之外，还有炼饷、加派，征收也很苛刻。然而本年的白银，必须等到来年二月才开始征收；如果在本年秋冬征收，就称为预征银。因为朝廷向百姓征税，应当在缴纳禾谷之后，先征收本色以输送漕粮，再征收折色以接济军饷，把白银留到来年春天开始征收，这也是一缓二急的意思。因此明朝整个时期，官府把征收八成作为考核标准，民间能够完纳八成的便称为良户，完纳六七成的也认为不是十分顽劣。何况这是承接历代多年太平之后的情况，规制十分完备，留在地方的粮食既多，起运的数额便少。比如官员俸禄不能拖延，吏胥及各类差役的工食不能拖延，师生的廪饩不能拖延；衙门、城池、仓库每年的修缮，难道能及时进行吗？广储济农仓虽然设置了，却未必能从正供粮中扣除并储存足额粮食。学臣每年的科试赏银、新科举人的旗匾和路费固然不能缺少，但郡县岁末考试的蓬厂、供给、赏银，未必能按时办理。科举考试的盘缠必须按定额发给，但那些因遗才而取得科名的人未必能领到。守城军队的军饷必须发给，而四时操练的赏银、供给和火器却都停办了。其他如扬仓风泛、行粮之类可以缓办的项目还不止这些，所以征收达到六七成，就可以把起运的钱粮解送到八成；至于存留部分，则根据事情的缓急，依次征发。这样，官员没有荒废职守的惩罚，百姓也没有被竭泽而渔的忧患。本朝顺治二年五月进入江南时，下诏规定本年漕白条银依照旧额加征十分之五，一时人心都欣然归向。此后裁减不急需的征收，减少可以缓征的税，节省可以缓办的开支，合计每年的赋税，虽然不能恢复到隆庆、万历初年的水平，却已经比启、祯年间轻了许多，这难道不是谋划国事的人体恤百姓的最大诚意吗？其中那些并不紧急的项目如果裁减，那么凡是列入定额编制的，都将成为万万不能停止、万万不能缓办的需求，官府挪用缓项来救济急项的办法也就穷尽了。况且按照定额编征的赋税，往往拨作军饷；军饷一分一厘都不能减少，那么征收粮税也一丝一毫都不能缺少。从此以后，负责征收的官员都以完成十分之额作为考核标准，稍有不及，即使龚、黄再世，也难免被弹劾处罚。因此，守令们惶惶不安，唯一把征粮当作要务。所有安抚教养百姓的事务，都来不及谋划；但百姓有良善和顽劣之别，田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年成有丰收和歉收之异，各种情况并不相同，定额赋税势必不可能每年都达到十分。加上习俗仍沿袭旧样，既不知道如今粮税比过去轻，也不知道法令的严厉，拖欠赋税的地方到处都是，守令又常常因为积欠而被罢官。县里负责向藩司解送军饷，又有用新征之粮抵偿旧欠的办法；交接账册时，新任和旧任县官互相推卸责任，以致一个县前后数任官员只能租房居住，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到了顺治末年，江宁抚臣朱国治无法应付，便把过失归咎于绅衿和衙役。题奏参劾并议处的命令，先在常州府的无锡县、苏州府的嘉定县实行。到顺治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将题奏陈明钱粮拖欠原因的内容补入年终奏销条例，这是一份奏疏。当时，绅衿、衙役确实有欠缴的，但总共还不到百姓欠缴数的十分之一。何况法令刚开始实行时，负责造册的官吏，都还不知道警戒，只按照当时的尾欠草草申报：有的已经缴清却误记为欠缴，有的欠得很少却误记为很多，有的早已缴清却在册中一律列名，有的后来缴清却仍在册中一律挂欠。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后，部议不论官员品级大小，也不分欠额多少，对在籍绅衿按名黜革，对现任缙绅一律降级调任。于是，乡绅张玉治等二千一百七十一名，生员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都列入降革之中。起初议定押解到京，严加议处，人心惴惴不安；后来限期诏旨到达之日已经全部缴清的，免予押解，舆论才稍稍安定。然而，仍有一些人在诏旨到达时尚未缴清，到押解进京之日才缴清而获释，数百人之多；可见也不能说他们都是毫无缘故而甘愿成为累臣。苏、松、常、镇四府无不受到波及，只有江宁独自免除，是因为太守知道法令严厉，先把应缴数额全部报足，然后才催促征收，所以没有受到牵连。只有溧阳一县，正好遇上抚臣巡驻，直接从县里取册，不经过府中，所以也被列入其中。此后，官府遭受重大创伤之后，十年积欠一并征收；百姓在经历了风声鹤唳之后，争先恐后地输纳，变卖田产却无人购买，狡黠的办法也【原文缺字】。有时一天要应付数个期限，有时一个人要面对数名官员；在这里应付了，在那里又被认为失误。押解的吏役势如狼虎，读书人和囚犯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唯一还有的一条路，就是借营债：每月利息加二分或加三分，稍微迟一天，利息上又再生利息。还有“雷钱”“月钱”等名目，大多借银十两，扣除折算的利息，到手实际只剩九两；按足色纹银估算，不过八两几钱，缴清串钱也只剩七两有余。如果一时不能按期限缴纳，衙门里的使用费用已经去掉一半以上，即使剩下的缴清串钱也没有多少；一个月以后，营兵前来追索，呼朋引类，连百亩田产以及全家日常使用的器皿、房屋、人口都登记没收，仍不足以清偿。鞭打、捆绑，窘迫危急到了各种地步；明知借债有害，急迫之下也顾不得选择。因此，当时很多人抛弃田地逃走，只以能够脱身为幸；赋税造成的惨祸，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谣传皇上下谕，要求各年钱粮限于当天全部缴清；欠缴者抄没家产，全家流徙到极远的地方，人心大为震动。从辰时到傍晚，缴清的人争先恐后，负责收取的差役应接不暇；其中大多属于营债拖欠，后来知道传言不确，人人都胆战心惊。奏销这一案件，据参劾的四府一县，共欠条银五万余两，黜革绅衿一万三千余人。

译造册以后，乡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员一万五千四十八名，就凭已经缴清的银四万九千一百五两九钱，题报在案并继续缴纳，希望能够挽回局面。然而皇上当时年幼，政务由四位辅臣主持，只要求治理措施一定实行，不体察其中的曲折情由；一经列入弹劾章奏，便立即降级或革职。只有大学士金公之俊因自行陈述而复职，其他如张太常讠刃庵、叶编修芳蔼，仅仅欠一厘也被降级调任。郡庠生程兆璧在册上记载欠七丝，便被黜革；法令的严厉，由此大致可以知道了。到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皇上才亲自处理政务，下诏征求意见；大司马芝麓龚公上疏特别请求宽免，苏、松、常道安公世鼎也详细请求抚院韩公题奏恢复资格，都没有获准。康熙八年己酉，总督麻公勒吉奉旨巡历沿海，苏、松的绅衿一同呈文公开恳请；麻公对此有所怜悯，有意怜惜人才，批示等待详细呈报后由抚院会同题奏。郡守张公升衢备文详细请示，奏疏上达后反而遭到部驳，从此不敢再行申诉。他们不知道皇上体恤下情，清楚知道民间的拖欠实在是不得已，所以康熙三年蠲赦以后，到康熙九年发生水灾时，凡遭灾地区，白银蠲免十分之三，漕米分作三年带征，并改折征收。康熙十年，皇上仍然不断挂念，下诏对康熙九年以前拖欠的钱粮暂时停止征收，明白表示将予以蠲免。康熙十三年四月，皇上谕示：江南连年发生水灾，康熙十四年应征的钱粮蠲免十分之五。这不是经过户部议定，而是皇上亲自裁决；不蠲免积欠，而蠲免尚未征收的部分，委曲体察百姓的隐情，确实如同上天的恩德。由此可知，过去处理得过于急切，都是当事官员不能体察皇上的心意罢了。康熙十四年乙卯，因为战争兴起、军饷缺乏，广泛开办捐纳事例。户部开始在酌议捐纳减省条例中列出一项：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凡绅衿没有因其他案件被黜革的，分别缴纳银两，准许恢复原有资格；原为职官的，按照品级缴纳银两，从六千两起至五百两止；进士缴纳银一千五百两，举人缴纳银八百两，贡生、监生缴纳银二百两，生员缴纳银一百二十两，都准许恢复。若向秦、楚、闽、粤等危急边疆运送米、豆、草束作为缴纳的，减免本省数额的一半。然而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年，壮年者已经衰弱，强健者已经衰老，求取仕进的志向已经消沉，财力上的困难一天比一天严重。况且捐纳事例广泛开放，有财力的人都可以捐纳取得官职，不凭借科举，也不依靠资格；即使由太学中式的人，往往也能取得巍科鼎甲。因此，乡绅之中一百人尚且只有一两人或两三人能够缴纳，进士、举人之中十人尚且只有两三人能够缴纳；至于贡生、监生、生员，千人之中不过一两人能够缴纳。我因为受到亲友牵累，也列在奏销案中。刚开始题奏参劾时，人心震恐；那些彼此牵累的人还抱有不安的心情。假如当时立即有恩例，即使有人替我出面捐纳，也还不难办到。等到事情拖久了，人情一天天松懈，即使呼唤也无人响应；而且年岁增长，求取功名的志向也衰退了，哪里能够筹办十家的财产，来换取一个生员资格呢？看世事到了这个地步，实在令人感慨！我略微选取现存的奏疏稿、呈文稿，附录在后，用来说明此案也有可以原谅的情由。究竟不能上达皇上，是因为后来天心已经转变，而人事又不能与之相应；这既是一个人一生的时运所决定，也是一场时运际会中的奇事。兵部尚书臣龚鼎孳题奏：请求宽免奏销，以扩大恩诏之事。臣恭敬地读到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的恩诏：凡顺治十八年以前拖欠的钱粮，以及官吏侵吞、欺骗、盗窃库银的，一概宽免。大恩广泛施及天下，四海都欢呼雀跃。可是，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顺治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件，巡抚不论欠额多少，一律指名参劾；有关部院未经查核，也一律降级或革职。以致三吴财赋最重、从明代三百年来向来不能完纳的地方，近年来竟都报告已经全部缴清。虽然人们畏惧法令，不敢不竭力输纳，但巡抚日夜艰难筹措，以及地方上挖肉补疮的情形，也可以想见。臣私下思考，自古帝王治理天下，都是把财富留给百姓，所以能够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足；即使遇到荒年，也不至于陷入严重困境。若只是奔走催征，拼死承受鞭打，东挪西凑，使百姓皮骨全都枯竭，一遇灾荒，没有不流转迁徙、死于沟壑的，这并不是皇上怜恤百姓的本意。如今顺治十八年以前侵吞、盗窃钱粮的，已经在法外得到恩免；那么这些拖欠顺治十七年钱粮的绅士，难道不能得到皇上的怜悯吗？恳请皇上大发慈悲，念及奏销之事是首次创行，过失在于初犯，惩罚警戒已经很久；又遇恩诏颁下，巡抚全面查核处分。如果这些人果真在顺治十八年以内将原先申报的欠数全部缴清，请按照有关官员在任内完纳钱粮的事例，酌情准许恢复资格，使天下清楚知道朝廷的本意是为了警戒昏昧愚顽之人，并没有断绝他们改过自新的道路。这样或许可以在催征赋税时不失安抚教养百姓之意，使人心感激喜悦，百姓的困苦也因此得以缓解。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题奏。六月初六日奉旨：知道了。整饬苏、松、常道安，为奏销案中许多人值得怜悯、千载难逢的恩典，请求将输纳补助之法上报宪台，响应诏令予以题奏，以推广皇上的仁德、弘扬培育人才的恩意：臣私下认为，钱粮正供关系重大，缴纳本来就应当符合定额；国家有经常性的费用，官员有考核成绩的标准。若拖欠一分，不仅官员要承受被参罚的牵累，国家也有收入亏缺的忧虑。天下编户百姓都因此战战兢兢地急于为公家输纳，更何况名列绅衿，怎么敢抗拒法令而拖欠呢？从前宪臣在顺治十七年奏销时，题奏参劾苏、松等府绅衿并予处分的，有一万三千多人。这是朝廷惩治怠玩以警戒将来，剥夺资格、革除名籍确实适宜；朝廷秉持公正忠诚、忧虑国计，所议之事确实恰当，实在是激励世人、磨砺懒惰者的大权。但总计这些人数，虽然多达数万，究竟每个人所欠只有分厘不等。其中有的是亲族冒用姓名立户，有的是因为年成歉收，缴纳稍晚；作为官户的，有的是因为在外地做官；作为儒户的，有的是因为到各地游学，一时无暇照管；各种情由，本人往往并未察觉，而且在被参后又按照定额全部缴清。这与那些顽固强横、故意抗拒缴纳的人有区别，推究情理似乎有可以原谅之处。何况顺治十八年的恩赦广泛颁布，天下普遍受到恩泽；奏销案中剥夺资格、革除名籍，是为了创立新法，虽然各地绅衿都伸长脖子盼望恩典，地方官吏却不敢援引请求。

译例如康熙三年又奉皇上谕旨，蠲免顺治十五年以前拖欠的钱粮，因牵连而误受处分的各官都准免议。如今皇上敬畏上天、勤于爱民，广泛施行汤王网开三面的仁政，洪大的恩德浩荡无边，连幽暗之处也如沐阳春。恭敬诵读诏令条款，凡顺治十六、十七、十八等年，各项因催征不及而形成的旧欠钱粮，都按照顺治十五年以前的规定全部蠲免。又规定过去侵吞盗窃库银者不在赦免之内，如今也准许一并豁免。奏销案中的绅衿，既然是按拖欠论处，就不同于侵盗；与编户百姓一样，同属拖欠钱粮；与各官一样，同属因钱粮问题受到的处分。如今对百姓的欠粮予以蠲免，对侵盗者予以赦免和处分，对受到处分的各官免于议处，唯独这些被参后已经缴清的绅衿，郁郁地处在失意之地，沉沦五年，不能与编户百姓、官吏一样共同得到一视同仁的仁恩，按情理推究，更加值得怜悯。本道因此想到，国家的用度有固定数额，收入和支出本来相互对应。如今多年积存的这类金银全都蠲免，虽然朝廷的主意在于爱护百姓，但户部也难免告乏。是否可以议定，将奏销案中的人分别按乡绅、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办理：过去曾经出仕的，每人缴纳银二千两；进士每人缴纳银一千两；举人每人缴纳银五百两；生员每人缴纳银五十两；贡生、监生一律同样办理。都限定六个月，愿意甘心缴清的，汇总造册具题，按姓名恢复资格，赦免从前的过失，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承蒙宪台俯允这个最后的建议，那么人才不至于终身沉沦废弃，国家用度也能得到涓滴补益，而重新造就人才的恩德也将与皇上的仁德一样广泛施行。因此具呈请求，祈请按照详细意见施行。康熙四年呈报。因为康熙三年十一月出现彗星，当时诏令内外各官直陈政事得失，所以向宪台详报，请求题奏。江南松江府知府张呈：人才受到淹没压抑，实在值得怜悯；所受处分的是非应当加以辨明，恳请援引先例题奏恢复资格，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以示鼓励：臣私下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必须一向有计划地储养，才可以无穷无尽地任用。因此朝廷设立科举选取士人，又为此从各方面广泛访求、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为了给予鼓励，使人知道进修上进的乐趣，家家诵读、户户吟咏，家家都可受到教化，这确实是因为文运同国运的关系十分深远。自顺治十七年，承蒙前任抚院朱造册申报所属欠粮的绅衿各户，共一万三千余员名，全都应当降级或革职，以表示严厉惩罚；按照法律本来并不冤枉。但查考苏、松二郡，赋税沉重而人民贫困，自明朝末年以来，每年只能完纳六七成，积久成习，不知道警戒畏惧，其中确实有欠粮的人。查得造册是在这一年冬月底，而题奏参劾是在第二年四月，有的在造册时已经缴清；有的在参劾以前缴清；有的在参劾以后、部文到达以前缴清；也有奸民冒用官户、儒户的名义立户，而本人实际上并不知道；还有人在外地做官、远地任教，而所托非人，侵吞钱粮或办理错误，造成欠缴的。还有因经承书吏办事错误，已经缴清却仍然造册为欠缴的。种种情形，实在难以逐一列举。一经题奏参劾，就不分良莠，一概受到牵连，拖延滞留至今，几乎已经数年。于是，怀有才华、胸藏美玉的士人沉沦埋没、毫无光彩，家家弦歌、户户诵读的风气突然中断，一方的文运顿时显得冷落萧条，这难道不是文教衰微，也使守土官员扼腕叹息吗？何况朝廷对于有功和有过的人，往往都体现宽宥的仁慈；唯独这些欠粮各户，并没有触犯不可教化之人的条款。在各省屡屡可见，缴清欠粮的人随即准许恢复资格，只有江南的官户、儒户被永远禁锢。职下我过去常想据实情申诉，又怕冒犯而获罪，所以迟疑不敢。如今遇到本部院这位斯文宗主，出任两江的节制官，正是革除弊病、扶助衰弱、振兴人才的时候。近来看到邸报，广东省题奏恢复资格，已经缴清欠粮的户部覆议后一概准许恢复资格，那么此事与江南属于同一条例。恳请宪台发扬培育人才的大德，特别上疏说明：凡受处分的绅衿，其原先所欠钱粮已经缴清的，请通令各州县查核督促，取得印串，汇总造册送达户部，一律准许恢复资格。这样地方人心没有不踊跃感奋、争先为公输纳的，人才不至于永远废弃，民间必定不会遗失贤才，风俗也会大为改变，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为此说明缘由呈报，恳请按照详细意见施行，谨此呈上。抚治辖下原任湖广提学佥事、现被降级的周起岐等；原任翰林院编修、现被革职的沈世奕等；原任候选进士、现议定革职的邹象雍、华振鹭、黄与坚等；原任举人、现议定革职的沈晋初、王淳中、郁裴等；原任贡生、现议定革职的胡王宾等；原任生员、现议定革职的卢矢、顾赓等，联名具呈：国家法律不容宽免，但臣等所受的罪责尚有值得怜悯之处，恳请宪台俯允特别题奏，以扩大皇恩，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臣等查，周起岐等在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中，前任抚台朱最初上疏题奏参劾，随后已经报称缴清在案。因为查核其中有的欠额取得了缴清凭证，却没有注明先缴后销；有的是奸吏把已经缴清的改造为欠缴；有的是出仕在外而来不及照料；有的是因水灾、旱灾、荒年偶然拖欠尾数。这些种种情状，实在值得怜悯。臣等恭敬查考近年来的诏令条款，凡顺治十六、十七、十八年因催征不及等项形成的钱粮，都按照顺治十五年以前的规定一律蠲免。又规定过去侵吞盗窃库银者不在赦免之内，如今也准许开免。又有康熙三年皇上的谕旨：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的钱粮，凡负责追征欠粮而受里甲牵连、办理错误的各官，都准许免予议处。这就是皇恩明确写入诏令条款的体现。又如各省奏销案件，山东举人张景灿等、福建举人张瑞俊等、陕西贡生张焯等，以及广东、浙江等地的绅士士子，都蒙受免于议处的恩典；这就是皇恩宽宥其他各省的情形。如今起岐等人的情形与他们相同，却唯独因为被列为“抗粮”，而被摈弃在圣明时代之外。他们对百姓来说，都是同样有钱粮未完纳，既然对百姓可以赦免；他们对徭役来说，并不是侵吞盗窃，既然对徭役可以赦免；他们对官府来说，同样属于▯误，既然对官府可以赦免；他们与各省的情形，同样都是奏销，既然对各省可以赦免。我们冒昧援引类似情形陈诉：凡是有志于报效国家的人，愿意按照原先参奏的欠额，加等议罚，以赎此前的过错。这样对朝廷来说既可普遍施行浩荡恩德，对国用来说也能收到点滴补助。只是众人的报效之心已经盼望很久，仰叩高天却无门可达，恭请宪台俯察我们的苦情，恩准代为题奏，只要片言便能挽回天意，您的恩德就等同于使我们获得第二次生命了。因此我们怀着迫切心情，联名呈上。

译江南松江府绅士士子现为请求降级革职的某某等人呈文，事由是续完钱粮的报册如今与有关部门准许开复的成例相符，谨陈述事情始末，恳请代为题奏，以求蒙受一视同仁的宏大仁恩：我们私下想到，顺治十七年，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奏销钱粮一案，尾欠五万余两，绅士士子被褫夺功名、革除身份的有一万三千余人。当时新例刚开始施行，各县仓促造册，虽然又竭力奔走争取完纳，但欠册已经送达户部。幸蒙巡抚朱大人俯念情有可原，随即造册具报续完，奉旨将册存于部中。近来阅看邸报，见户部复广东巡抚刘大人援引续完免议等事的一道奏疏，其中引述康熙三年闰六月礼部复都察院、遵旨查议具奏的事情，奏疏中说：陕西贡生张焯等、广东生员欧鉴等、江西贡生万来炜等、福建举人张瑞俊等，都属于拖欠钱粮，后来已经续完，于是照张瑞俊等人的先例，仍然恢复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的身份；如果有这类尚未完结的人，应等到欠册到达户部之日再议。如今万▯臣等人，该巡抚既然援引欧鉴的先例具题，查得续完并开复的年月都相符合，于是仍然恢复生员等身份；这些事情在今年四月已经遵奉谕旨办理备案。我们私下想到，关于欠粮的条例，三部都是相同的；关于开复的皇恩，五省也是一致的。就所欠的钱粮而言，都是顺治十八年以前应当赦免的钱粮；就续完的期限而言，也都在前任巡抚奏销后一个月以内。如今幸逢宪台秉持皇权镇守东南，清廉英明冠绝当世，如果不向您陈诉，又怎么能够上达天听？恳请宪台体念我们都承受国恩，本应想到急于报效朝廷、求取上进，却只因为少数分厘的欠尾，在补缴之后超过了期限，致使长期背负“抗粮”的名声，独自被圣明时代所弃；上天的恩典屡次赦免，却没有涉及我们，各省遇到同样事情而得到伸张，我们却没有。仰望您援引成例代为题奏，使我们共同得到这项宽大的恩典，那么我们有生之日，都是宪台使我们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恩德。为此，我们怀着迫切心情联名呈上。康熙十五年丙辰年，因为军需极其繁重、国库用度不足，才开始向天下城市中的房屋征税，不论内间房屋多少，只按门面间数计算，每间征税银二钱，只征收一年。除了乡僻之处的田庐以外，凡是京城和各省各府、州、县的城市，以及有数家人家聚居的村庄聚落，都普遍征收；即使草房也一样。江南总督阿公因为报上的房税数额太少，以致受到严厉的圣旨，由此可知对于隐瞒漏报的情形，概可推知。康熙十五年丙辰年，御史张维赤上奏建议说：如今战事兴起、军饷缺乏，臣子分内的情义，尤其应当急于为公家效力。请查核天下地丁钱粮，除生员的田亩以及百姓的田地照常征税以外，凡缙绅本户原有的钱粮额数之外，再加征十分之三，以资助军需；等事情平定后，再停止征收，恢复旧制。于是无论在任还是在籍的乡绅，以及贡生、监生，不论已经出仕还是尚未出仕，都无不被普遍征及。白银每两在原额上加征三钱，漕粮每石加征三斗，白粮、白折也同样办理。吴地的粮税很重，大约计算每亩增加银六七分、米五六升。往往还有把民田收入官户的，也列在加征范围内，于是出现了官户反而不如民户的感叹，这项加征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也是赋税制度的一次变化。康熙十八年己未年，下诏天下钱粮：凡康熙十三年以前百姓所欠的钱粮，一律蠲免；康熙十六年以前百姓所欠的钱粮，暂时下令停止征收。到康熙十九年，再带征三分，这是因为各省上报灾荒的缘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春天，因为国库用度不足，江南巡抚慕天颜上疏请求再征收一年房税。比照康熙十五年编造的房屋册籍，蠲免村落中的草房，以及城镇偏僻巷道中鳏寡孤独者所居的一间门面房屋；其余城镇、城郭的门面房屋，平房每间征银四钱，楼房每间征银六钱，天下都这样办理，只有山西因旱灾特予免征。旧例是：每年秋季，户部就下行各直省，核算第二年所需的钱粮，编定来年的地丁税额。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量入为出”，如今却成了“量出为入”。各直省计算确定后，送达户部。户部核算清楚，题奏请旨批准后，就颁发给各直省刊刻公布。各地从巡抚、藩司直到府、州、县，都印刷文书并钤盖衙门印信，普遍送给乡绅，发给士人和百姓，使人遵照办理、完纳钱粮，以显示标准统一，杜绝衙门蠹虫和吏胥私自摊派、加添的弊端，不敢擅自差遣分毫。顺治以后，改称为“由单”，但刊刻公布、钤盖印信仍照旧。自康熙丁未年，科臣周明新上疏参奏松江知府张羽明私自增加税额，超过户部颁定的数额，并以该府发出的、钤有府印的由单作为证据，因此受到严厉的谴责。此后由单一概不再发给士民，只在最初确定税额的当天印四张，实际粘贴在城门上，另有一张粘贴在县衙门前，缙绅士民无法查考真实税额，只能凭经承所摊派的数额完纳钱粮。倘若因循不改，这就会变成本来想清除弊端，反而滋生弊端。将来一天比一天严重，还顾忌什么呢？康熙二十年十二月，朝廷因为滇南已经平定、四海安定，于是大赦天下。凡绅户田亩的加征钱粮，康熙二十一年立即停止。白粮折色到康熙二十二年仍照旧改征本色。百姓所欠的钱粮，康熙十七年以前的全部蠲免。康熙二十六年春天，下诏将京畿八府的地丁银全部蠲免。冬十一月，皇上想到江南、江苏等地是财赋重地，近年来供给和运输极为繁重，于是下诏：本年地丁钱粮中凡属百姓拖欠的，一律免征。康熙二十七年江宁、苏、松、常、镇、淮、扬七府应征的地丁各项税粮，除漕项以外，也全部蠲免。陕西又因往年用兵，不能没有受到骚扰，已经免除钱粮一年；如今再将康熙二十七年应征的地丁银蠲免一年，以表示体恤百姓的诚意。圣恩优厚，这是史册中罕见的事情。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迎太皇太后的神主升祔太庙，恩泽遍及朝廷内外，于是下诏：山西、浙江二省，以及江南安（庆）、徽（州）二府，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康熙二十八年应征的地丁各项钱粮，一律蠲免。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年春天，圣驾南巡，再次颁布恩诏，各项税银一律蠲免。又在三月二十三日，皇上谕告户部等官员说：苏州、松江的浮粮，是明太祖的苛政。朕巡幸江南，亲自了解到民间的疾苦，早就想把它蠲除，又想到国家的赋税十分重要，恐怕会导致国用不足。现在斟酌计算，国用已经足够，可以传谕九卿等官员，集合议定适当减免的办法；如果国用出现亏缺，再行征收。于是九卿等在午门外议定妥当，二十四日覆奏皇旨。◎徭役

译我们乡里在天下居首的，不只是赋税，徭役也是如此；这是其他省、其他郡所没有的，其中最重的徭役，没有比布解、北运更重的了。就拿我们县来说：布解每年一名，后来增加到三名，都领取库银购买粗布、细布、青布、蓝布、素布，雇船装运，运到京城交卸。北运每年二十三名，都领取漕米，舂制办理上等白粳米、糯米一万三千余石，雇船装运，运到京城交给光禄寺禄米仓、供用诸仓，必须签派最富有的大户充任。其次是南运，运到南京，每年二名。再其次是收催、坐柜、秤收，全县白银二十余万两，每年四十八名。再其次是收兑、收银，全县里催所催收的漕米一十一万余石，交兑给运军，每年三十八名。这就是所谓五年一次编审的大役。小役则是十年一次编审的排年、分催，都由有土地的百姓充任；缙绅按例享有优免，不参加这些徭役。贡生、监生、生员享有优免的田亩不过一百余亩。除去优免部分以外，田地多、家产富裕的人家也一并承充。大致说来，两榜出身的乡绅，无论官阶高低以及田地多少，绝没有被签派徭役的事情。乙榜出身的人，则根据官职尊卑，田地多的可以免除二三千亩，少的也能免除一千亩。出仕的贡生，也根据官职，田地多的可以免除一千亩，少的不过三五百亩。未出仕的监生与生员相同，即使参加选任，所得优免也没有多少。其余平民，大致有田一千亩以上的，充任布解、北运，从一二分派到一二名为止；有田五百亩以上的，充任南运；有田二三百亩以上的，充任催兑，或按一名、或按若干分派，数量不等，都是由全县百姓承担全县的徭役。有田二三十亩以上的，充任排年、分催，则只由本区、本图的百姓办理本区、本图的钱粮。又有总甲、塘长，就在分催、排年之中按年轮流承充。总甲负责接待往来的官长，铺陈公馆，凡一切所需以及重大诉讼案件，都必须关报。塘长则负责修理城郭、公廨，疏浚官塘水利，以供各种杂泛差徭。立法之初，布解、北运有贴解银、雇船水脚银、起驳车脚银、舂办折耗米、夫船工食米等各项费用；作为大役计算，已经十分周密。南运比照北运，因为路程较近，所以费用和贴补也有差别。至于收催、坐柜、收银，串张和工食都由官府发给。收兑、收漕、出兑，官府有脚价，百姓有加耗，这是出力而不花钱。排年就是在分催中十年轮值一年；分催把本图各业户的钱粮、白粮交给排年，排年到县里完纳串票，接受考核后返回。做一年排年，就做九年分催；今年的排年，就是过去的分催，今年的分催，就是以后某年的排年，彼此照应，互相调剂劳逸，也没有杂费。至于年久以后弊端滋生，充任解运的人领不到库银、仓米，官府便发给串票，命他们自行收取，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在家乡时，总部协官有供应和索取；在路上，沿途催盘的官役按例索取；到了京城，各衙门的人员把他们看成奇货，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用各种办法勒▯，常年守候，不能办完事务，于是布解、北运两种徭役的痛苦到了极点。收催到柜，要花钱聘请算书；坐柜秤收时，势豪和衙门蠹虫包揽亲戚的钱粮完纳，低色的银子、分量不足的银子，百姓不敢争辩；上级差役和承办人员络绎不绝，于是折席、程仪没有一天停止；再加上倾销、贴解等种种费用，收催徭役的痛苦到了极点。至于收兑，从前善于办理、又遇到时机好的人，不但没有花费，反而可以获利，因为收米一石就加耗三斗，粮户乐于输纳，认为这是成例，即使豪强也不会稍稍减少。完纳漕米的米中本来就有很多秕米，而收兑时又必须买进秕米、稗米掺和其中；遇到监兑官稍微严格督察，运丁便唯唯诺诺地把米斛去掉一部分。这是因为漕米每石只解送六斗到京城，另外四斗作为耗米，供运军使用；此外还有轻赍米，每石加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米色太差的，私下增加的数额各不相同；而负责讲兑的官员所收受的赠送好米还不包括在内。再加上京仓交卸也较容易，运军原本没有什么不能得到的，所以双方彼此通融。收兑虽然属于大役，却很少有人因此破产。顺治三、四年以后，漕运规制整顿清明，米必须筛选扬净，民间才开始选择精米储存以供漕运；进仓时，有司又仔细查阅验看，抓起一把米偶然发现其中有谷粒，也要笞打惩罚，绝不宽贷，于是收兑糠秕的弊端断绝了。然而运军仍然借米色为名，索取勒▯会银、酒饭等，名目种种不一，逐渐发展到顺治十一二年间，会银每石增加到三钱，米色每石增加到一钱五分，而在官员面前赠送的耗米、额定设置的银米还不包括在内。把各种杂费计算在一起，共约每石五钱多；再加上踢斛、淋尖，几乎要用平米二石，才办完漕运一串的一石，至于铺仓、租廒、脚米以及承上接下、送迎官长的费用，还在这些之外。从此收兑徭役没有不使人破产的，民间把它看作陷阱。裁减运役从崇祯十四年开始，但把北运改为官运，改由收催的人充任；虽然没有北运之名，实际上仍有北运之实，百姓的困苦还没有停止。到了本朝顺治三年，巡抚土公国宝洞察百姓的隐情，发文命令各郡县详细斟酌，议定裁减布解、北运、收催三种徭役，并命令由官府负责收取、由官府负责解送白粮、漕粮。旧例是：府佐总管，县佐协助管理，专门委派人员办理，命他们率领所属人员完成事务；官布则由县里发给库银，到牙行购买，再由委员起运；白粮、漕粮则由县里派役，在各柜收取，并亲自督促完成。幸而得到谕旨，虚耗费用被革除，繁重徭役停止。只是柜书收银时勒索耗费，不免过重，后来确定了封好后投入柜中的办法。柜上不许秤兑，吏书无从插手，即使三尺高的儿童到柜上完纳银两，也与豪强百姓一样，百姓的困顿才逐渐缓解。废除收兑徭役，从顺治十五年开始。

译当时，本县绅士朱蒿庵绍凤掌管户部都察院，抗疏竭力陈述漕政的弊端，请求仿照布解、北运、收催的成例，也改由官府收取、官府兑运，使运军和百姓不得相见。计算漕粮一百石，除四耗以外，议定加给米五石、银一十两；其余陋规全部严禁革除，奉旨遵行，于是收兑徭役就废除了。从此民间的徭役只剩下里催。人们以为大役已经除去，小役不会伤害百姓，哪里知道弊端流传发展到极点，里催的负担反而比大役更加严重呢？一方面，编审时，图书、保正上下其手。田地连绵成片的人家，有的投靠权要而全部免除，有的凭借地方豪强，有的用钱财打点而减轻徭役；在这种情势下，不得不让中等人家和小户承担。起初涉及有百亩田地的人家，后来降到几十亩，甚至几亩的人家也被派役，每一分一厘都必须办理。大户有数百亩田粮，到了放征之日，图书因为贪索没有得到满足，就把良户的田粮全部留下来作为自己的津贴，而把顽户的田粮全都拿来，命他们催办；有时让小户办理大户的钱粮，有时让乡村愚民办理衙门蠹虫、城市恶棍的钱粮，有时让平民办理缙绅子弟的钱粮。不论他们能否按期收齐，几乎都不可能见到官府的面，只能每天在权势豪强门前等候；到了应当接受考核的期限，早已超过期限。银两又被衙门挪作费用，于是正供之中积欠的数额越来越多；赔补拖累到了穷尽，天天挨打，不得已借营钱、借雷钱、借掇米钱，以一还百，最终仍然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无存，连性命也赔了进去。排年的办法败坏后，改成五囤均摊承担，但五囤的弊端仍然如故。五囤的办法穷尽后，又改成按厘头分派责任，而厘头的危害更加残酷。于是每当听说要编审，全国都惶恐不安，只有里书、衙门蠹虫乐于从中获利。一方面，在承办徭役时，吏书、押差坐地摊派、索取钱财。粮书掌管期限，把某甲、某区分定下来；差役催收钱粮，预先命令各图、各保承担。起初见面要花费，酒席要花费；后来按期限输纳要花费，下乡要花费，逢节要花节仪费，年成好要花抽丰费，年终还要花年例总酬费；再加上保歇、区皂之类，估计每图一年所花不下数百金。即使按期限完纳钱粮，这几项费用也已经成为成例，一点都不能少。假如完纳不合规，便增派签票和差役，络绎不绝地四处出动，乘船骑快马，索酒要钱，连夜不停，气势如狼似虎。常常每逢一限的钱粮迟交一天，就要供给这一限的虚费还不够，于是粮役之事望见城邑就像走进险途。一方面，总甲、塘长所受的拖累无穷无尽。最初设置总甲时，凡遇官长往来，不过是打扫公馆、铺设公座而已；塘长每逢开河，不过是准备车辆、汲水排水而已。重大的诉讼案件，不过是让县长负责报结，准备顾问人员，质询是否公道罢了。到了后来，却日渐酿成祸患。在城里的总甲，每逢上级官员按临，有司便曲意逢迎，于是公馆的陈设铺排极尽华丽，甚至把古玩珍奇罗列四周，大多是借用有势力的大户人家的物品来应一时之需；偶然遇到损失，倾家荡产赔偿也还不够，所以在城里的负担最大。在乡里的虽次于此，但一旦遇到重大案件，动辄获罪，也就动辄要花钱；审判官吏的索取，以及诉讼双方到庭对质的各种事务，全都责成总甲办理，使其经年累月奔波服役，负担有时竟与正犯相等。至于在河上戽水，有时遇到连绵大雨，便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又是较小的一种祸害。塘长一职起初原是为了承办公家的兴修工程；涉及全郡或全县、万不得已才做的工程，才酌量拨派塘长，或修筑，或疏浚。如果地处偏僻，工程又不紧要，那么有的几年也不扰役一个人，并不像其他差役那样不能空过。后来吏胥把他们看作鱼肉，豪强把他们看作私人，河道因为靠近坟墓，便命令塘长疏浚；池塘因为靠近住宅，便命令塘长修筑；巧立名目向官府请派，官府也明知是私事，却徇情拨派，经承因此作奸，差役由十人派到百人，借机索贿，要求以贿赂免役。有时既没有修筑也没有修缮，便倡言这是旷废的差役，每名缴纳二、三十两银子，官吏和豪强蠹虫借公事之名从中分肥。至于实际有工程而到工服役的祸害，便由地棍、土豪出具原呈，以府佐官员临压，以委员督促，各自带着衙役，没有不索取钱财的；沿河的保正、歇家里外勾结，共同作奸。官府蠹虫和出具原呈者所得的差役钱已经满足，即使没有工程，也会说工程已经完成；开挖、疏浚、挑土、修筑的劳力徒然耗费；即便确有工程，也不准许他们施工。因此往往工程尚未完工，塘长的家产已经耗尽。何况塘长本人，同时就是分催钱粮的人；身在工程现场，有时误了正供，便连身家性命一起赔上，这种事比比皆是。其一，是各种杂派差役一天比一天严重。前朝夫徭很多，至于杂差，却还没有。自从大役裁减后，杂差才开始兴起：例如顺治初年，剿灭泖寇便派水手；调遣客兵便要准备马草、马豆、马糟、草刀；制造战舰便有水夫、钻夫、买树等差役。后来因海寇入侵，又有沿浦修造桥梁、梅桩、铁练、寨台；沿海修筑城堡、烟墩，分拨斥堠；沿海养马，又要制造马船、修造渡口石坡，种种多得无法列举。大概上级官员偶尔巡视一两次，经承就一定派遍全县；土豪积年作恶，乘机作奸，声称军务兴起、法令严肃，形势上难以不赴工服役。小民畏惧，不得不靠行贿脱免，每一次图谋免役的费用就要一二百金，少的也必定有数十金。这里免掉了，又派到那里；只要有能力免役的，没有不倾家荡产去办理的，其余无计可施的人，便只好承担差役。

译等到实际到工服役，又必定刻意索取；计算他们所花的费用，务必要让它超过行贿的数额，使已经脱免的人暗自庆幸自己想出了办法，让被充役的人后悔没有把全部家产拿出来设法免役，而兵工胥役更加肆意猖狂。前一项工程还没有完成，后一项工程又接着开始；刚派的差役才完，接续的差役又紧跟而来。承担粮役的人家，凶恶的差役时常挤满屋子，酒浆和供顿不断供应，灶上炊烟没有停过，其他费用也就可想而知了。我邻居顾氏，家产超过中等人家，以前曾送他的子弟到我这里求学，后来遭受差役拖累，说一天之内竟要做饭二十四次。逐渐到了康熙三年、四年间，家家弃业逃亡，百姓都因恐惧而两脚重叠站立，这实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于是巡抚部院韩公世琦听说此事，将要巡历各属，先在预定日期前微服私访，查访得知实际情况，奸猾的胥吏和大蠹虫往往立即处以重典，各种杂派差徭从此顿时停止，而差役制度也到了物极必反的转折关头。此前，均田、均役的办法，在浙西嘉、湖二府已经实行很久，苏、松百姓十分羡慕却无法得到。适逢李应斗先生再次任娄邑令，熟悉厘头之害，深深担心百姓逃亡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于是决定请求实行这一办法，分条陈述它的好处，先呈给郡守张公升衢。张公认为很好，转呈督、抚；抚公也早已熟知这种情况，于是依照议案发檄实行。张公发文给嘉、湖二郡，请求让当地负责差役的制度以及能干的经承、吏书二人到松地商议，依照成法而灵活变通，去除其中弊端，采纳符合人情、适合当地风俗的部分，逐条详细分析后，把这套办法上报给两台，并请求具题，奉旨遵行备案。这套办法不拘泥于原来的丈量、版籍和圩区，把全县的田地总计为若干亩，应新设若干图、保；每保应有若干田，每图应有若干田。听任各业户把自己的田亩收并成甲，不论甲的数目多少，都自行立户名，按期完粮；田地不足一甲的，允许自行选择亲戚朋友的田亩归并成甲，造册呈报县府，以缴册先后作为编定图、保次序。荒坟和绝户的零星田地，没有人收管的，称为图底；便在原来丈量的本图中收取田地，编甲时按照田地位置就近平均搭配。钱粮既然各自缴纳，不需要他人催办，那么分催、排年等差役就可以废除。如今上级官员很少到郡县巡察，驿站也不过是打扫清理；地方上的诉讼案件，最终只须依据诉讼双方审理裁断，那么总甲这个名目就可以不设了。水利淤塞，便由各本图的业户自行开挖、自行疏浚，不得远处派差、远处派役，那么塘长这种差役也不必设置了。偶尔有万不得已的差役，也必须按照田地平均派摊，不得役使这一家而遗漏另一家，不得重复派役而层层加重负担。里胥、保正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权力；衙门蠹虫、土豪也没有地方逞行欺诈。人人都登记在册，完全如同绅衿；到田间完粮，一声召唤便立即响应。往年抗拒顽抗、赔累、飞洒、诡避等各种恶弊，因而一扫而清，民间才不再把拥有恒产视为祸患。几年来，逃亡迁徙的人又返回故乡，民困大概稍稍得到苏息了。即使这种办法实行久了，日后不可能没有弊端，但要说康熙元、二、三年承担差役时的情形，与如今相比，确实如同从汤火中出来而登上安适的坐席；然而却有缙绅嫌它不分贵贱，想废除均编，恢复里役。康熙十五年间，奸民和衙门蠹虫迎合他们的意图加以附和，几乎欺骗宪台使之准许施行。幸亏我的朋友周子鹰低首率领士民，竭力陈诉控告，才得以照旧不变。他对地方风俗和百姓生计所带来的好处实在不小。那些厌恶均编办法的人说：为什么要使我们这些人降低身份，和编户一样？他们不知道，均编的办法并不是使缙绅屈身而同于编户，实际上是使编户得到提升而同于缙绅。虽然按照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道理来看，表面上似乎没有区别，但难道没有想到缙绅人数少而编户人数多吗？即使是缙绅的后代，长久保持缙绅身份的少，降为编户的多。恢复里役对缙绅毫无益处；在任官守职的时候，在读书谈道的时候，为百姓谋划休养生息，尚且不遗余力，等到仕途已成、退居林下，却只凭意气一定要压在别人之上，忍心对故乡亿万贫苦百姓，夺去他们的安适生活而把他们赶入水深火热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啊！这就是周子鹰垂不拘泥于眼前看法，独自开启博爱的心胸，宁愿违逆乡中贵人的意图，也不顾倾家荡产、崇尚义举而竭力为之挽救的原因。华亭每图均编田三千五百二十一亩，娄县每图均编田二千八百四亩，上海每图均编田四千九百四亩；青浦则按照旧有定额二百二十三图，每图均编田三千三百八十二亩。上海共设十保，大约十图为一保，一百甲为一图，四十九亩有零为一甲。其他各县的田地数目、图保设置虽不相同，但办法相同。后来如果日久生弊，就要看贤能的地方长官仿效它的宗旨，因时制宜地斟酌调整，以弥补偏失、挽救弊端罢了。总之，这种办法即使百世不变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