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学校一 我出生之初，学校最为兴盛。就像上海一所学校，除乡贤奉祠生和告老衣巾生以外，现列在岁试、科试红案中的廪生、增生、附生，总数约有六百五十多人；以一府五所学校计算，大约有三千多人。相比过去三年两次考试，每科录取的新生每县六十多人，岁试录取略增至七十人，其中略有增减，学臣可以酌情办理。因此少年子弟，只要提笔能作文，就立即能够进入学校。一时间家家弦歌，户户诵读；县试的童生不少于两三千人，文教兴盛，称得上达到极点。顺治乙酉年，江南刚刚平定，学政全部沿用旧制度。到顺治三年丙戌，才开始裁定入泮名额：大县不过四十人，中县三十人，小县二十人。学臣严格遵守法令，不敢稍微超过一人。然而松江府各县都是大县，县学录取四十人，县里又选取二十人拨入府学，这样仍有六十人，距离旧名额不远。后来议论此事的人追究两年前的案件，说不符合新例，准备把超过新名额的人称为溢额，并命令从学册中除名；幸好那些已经考中省解、中南宫的人，没有被追究。在学的人无缘无故被黜退，士林中没有不为他们惋惜的。到十六年己亥，又裁减入泮名额，大县不过十五人，中县十人，小县七八人。像我县这样的大县，连同拨入府学的名额，每次考试录取的不过二十人而已。然而新录取的人虽然稍少，郡中的人才并未受损，学校仍然有光彩。到了十八年辛丑，又因为江宁抚臣朱国治奏销一案，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合计黜退诸生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人。苏、松两地粮额最重，所以受到牵连误处的人最多。这年冬天，学臣胡在恪举行岁试，留在名册上并来应试的人，各学校多的不过六七十人，少的只有二三十人，像嘉定学校甚至只剩几个人。胡公唱名时为此落泪，认为江南的英俊人才几乎全被销磨殆尽了。自十六年裁减名额后，就制定了岁试可以入泮而科试不能入泮的制度。康熙改元后，学臣孙天闲胤骥接替胡在恪主持岁试，重新考试童生并考取入学，却受到弹劾，部议驳回，几乎遭遇不测。幸亏中州的学使与他共事，合力挽回，才准许作为以后岁试录取的名额。因此江南自壬寅年冬季入学以后，直到康熙六年丁未，才恢复童试，入泮之难到了极点。所以后来学子都意气消沉，严重的甚至改做其他行业；每逢县试，不过两三百人而已。十二年癸丑，重新实行岁试、科试两次考试入泮的制度，读书人刚刚庆幸又有进取的机会，随即因为各地多事，国库告急，总河臣王光裕建议暂停一年一科的考试，让童生缴纳银两入泮，以资助河工。部议众人都认为，捐纳已经有入监的制度，那么入泮不应再缴纳银两；只是如果进一步裁减入泮名额，使有志之士全部进入国子监，也算是一个可以采用的办法。于是裁定岁试、科试入泮名额：大县不过四名，中县三名，小县二名，几乎等于停止考试。十六年丁巳，才采纳江南督臣阿公席熙的意见，认为入泮名额既然狭窄，许多有才之人被埋没、遗弃很可惜；在四名之外，有志上进的人不受名额限制，只要缴纳若干两银子，就准许入泮，这样也许可以兼顾国用和人才。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后，议定每人缴纳银一百两，准许作为生员。于是多的每县缴纳达到几十人，少的也有二三十人，几乎超过当年旧额。然而中等人家的产业尚且难以勉强承担，贫寒家庭更无力办理，这只成为富民求取功名的捷径，对真正有才的人没有好处。到了十八年八月，皇帝因为地震而修身反省，群臣纷纷上书，都请求立即停止捐纳生员，恢复原来的入泮名额，因而得到皇帝的谕旨。于是岁试、科试两种考试都恢复，仍然按照康熙十五年以前的名额：大县十五人，中县十人，小县七八人，考取入泮；后来求学的人才又重新有了入仕进身的阶梯。康熙十九年春，又因安徽巡抚徐国相上言，下令学政在科试中录取入泮者，除按照康熙十五年以前的旧定名额录取外，如果有人愿意急公奉献，仍准许缴纳白银一百两，准其作为新生一同送入学校，再等候岁试、科试两次考试。后来停止了捐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皇帝南巡。下诏说，江南、浙江两省人才日益兴盛，入学名额应当扩大，命有关督抚酌情议定应当扩充的名额数上报。于是议定府学增加五名，大县增加四名，中县增加三名，小县增加二名，和原定康熙十五年以前的进取名额一样录取入泮。奉旨准许施行。

译◎学校二 太学的选取，在明初最为慎重，有的从学校中选拔进入，有的因皇族或勋贵的恩荫进入，天下英才全都汇集于此。因此历朝把太学生除授官职，与进士同等看待。自景泰以后，缴纳粮食入太学的例子实行，太学于是泛滥，士林也逐渐轻视它。渐渐到了启、祯年间，俊秀之士虽然列身官绅，官长看待他们，几乎和富民没有区别，这是长期轻视造成的。我国朝代定鼎以后，革除援例纳资的规定，太学因此清整起来。后来因事情需要，偶尔开放，但例定银数很重，随开随停，不是很有财力的人不敢问津。因此整个顺治年间，选拔入学的多，援例纳资的少，确实是慎重办理。康熙初年，一概遵循旧章。三四年间，缴纳银两入监的规定还停止着。后来由于城工、河工相继兴办，旧例才重新开放。不久淮河一带发生水灾，流民接踵而来，又开放了赈济饥民的捐纳条例。所收银两比过去的例银还重，庠生二百两不等，俊秀三百两有余，但捐纳者仍然不多。自康熙十三年甲寅以后，军需紧急，事例广泛开放，有的缴纳米、豆，有的缴纳马草，有的缴纳鸟枪，种类繁多不一；近的有本省，远的有秦、楚，更远的有闽、越，最终都归入大堂办理。计算他们所花费的钱，俊秀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廪生、增生、附生不过几十两银子罢了。于是当时人人趋附风气，争着急公奉献，唯恐落后。有司承奉诏旨，多方劝告晓谕，礼遇也更加优厚，太学生员增加到几十万人；名列藩籍但尚未得到咨文送入太学的，不计算在内。成均的兴盛，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然而入仕的途径既然混杂，出身等级难免难以辨别，所以暴客的子弟、捕盗的差役也全都列入国子监，致使大司成特别上疏弹劾，这大概也是学宫的耻辱。只是考虑到他们的资财和路费，可以不必坐监读书，便能请求选官，各自回本省参加选用；还可以在本省参加乡试，稍有才干能力的人，都觉得这样很方便。只是恐怕仕途阻塞，乡试解额又没有扩大，如何长期穷尽变通办法，也是应当赶紧讨论的事。康熙二十年辛酉，因为▯南已经平定，四方没有警报，下诏说，凡是因军事兴起而在各省开办的各项捐纳事例，全部停止实行。只有沿袭已久的旧例，生员、俊秀通过援例纳资进入太学的，按照康熙十四年以前缴银入监的办法办理。这样，贤关便有了清理淘汰的机会。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因为畿辅以及山、陕、淮南、淮北发生荒年，御史周士星上题请求天下郡县修建常平仓，命职官可以缴纳粮食升级，生员、俊秀可以缴纳粮食入监，所纳粮食都储存在当地常平仓中，以备荒年赈济。后来科臣谭▯分条上奏说，沿边郡县陆路运输费用太高，请按照各省捐纳米谷的数目酌情减免，以表示鼓励。奉旨准许各衙门共同议定：各省俊秀缴纳米二百石或谷四百石，廪生、增生、附生依次递减，直到米八十石或谷一百六十石，准许作为监生。直隶以及山、陕沿边郡县，捐纳数额减半；缴纳银两的旧例暂时停止，等到常平仓的积存粮食充足后，再由督抚上题请求重新开放。◎学校三 前朝学校最为兴盛，但廪贡最难。凡是岁试、科试，两次考试都没有列入一等第一、第二名，就没有希望补为廪生；甚至有考取第一、第二名却没有空缺可以补授的。廪生如果不是经过二十多年，也没有希望成为岁贡；甚至有人到了三十四年，头发秃了、牙齿也脱落了，才得以成为岁贡生。大概是人才多了就难以显出长处，人多了就难以按次序等待，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然而一旦列入廪生名册，每年便领取廪饩银十八两；县令要发给印串，就从本户应纳的田粮中扣除，而廪生本人还不愿领取，认为田粮银可以逐渐缴纳，廪饩本来就应该足额领取。一旦被推荐为岁贡生，便发给旗匾银一百二十两，可以作为赴京参加廷试的费用。廷试以后，可以立即授予教职。本朝顺治九年、十年以前，岁贡生的铨选和进士相同。后来因为财政困乏，廪饩逐渐减少；铨选政务阻塞，岁贡生停止选用，诸生如果不能考中，便没有进身之路，连一点升斗之禄也沾不上。渐渐到了顺治十八年奏销以后，学校几乎空虚，于是出现了今年补为廪生、明年就成为岁贡生，年纪不到二十岁就登上岁荐名册的情况；岁贡之容易，是从来没有过的。府学空缺的廪生名额达到三十多人，县学空缺达到十七八人，岁试、科试一等末名也能依次补入；廪生之容易，也同样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康熙十三年军事兴起以后，廪饩全部裁减下来充作军饷，廪生和增生、附生没有区别；岁贡开放援例纳资的规定，不论廪生、增生、附生，都可以通过捐纳成为岁贡生，监生也一样。大致说来，由廪生身份起捐的，缴银三百两；由增生身份起捐的，四百两；由附生身份起捐的，五百两。若想铨选授予教谕，银数加倍；训导则略少一些。今天缴纳库银，明天就上报为贡生；今天缴纳急选银，明天就注入铨选名册。至于按次序等待岁贡的廪生，旗匾银全部裁去；不缴纳急选银的，始终没有铨授地方官职的机会。即使在急选之中，也有先用、先先用、急急选、即用等不同次序；如果不是即用，也仍在依次等待之列。岁贡生和廪生没有区别，盛极而反，也是形势使然；这又是廪贡制度的一次变化。自康熙二十年起，天下平定，停止各项援例纳资的规定，唯独仍准许生员捐纳成为岁贡生。到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二月，礼部上题请求停止岁贡，廷试改为命本省学政考试，汇集试卷，造册上报礼部，不必到京，以免年老者长途跋涉、花费路费。铨选训导仍按照旧例依次选用，大家也觉得方便。这年五月，又因兵科给事中王绅上疏请求停止岁贡捐纳的规定，户部奏请复核后获准，岁贡的途径才开始清整。

译◎学校四 前朝只有京师设有武学，郡县没有。凡是参加武科乡试的人，虽然称为武生，但大多都是学业粗疏、恃才任气的子弟；有的原属军籍，却不能成就文业，于是学习武经，练习弓马，考中便成为武举人，考不中仍然是普通百姓，没有所谓武生员。崇祯末年，才开始下诏命郡县考取武生员，并列入学校，命督学考核。然而轻视武学的积习已久，有志于此的人如果确有志向，反而不屑参加考试，学政也把它看作具文；有的地方有无武生、人数多少都不管，不拘泥于固定名额。到了本朝顺治初年，仍未实行。顺治九年、十年之间，才按照旧例增设，但应试的人还没有。顺治十一年甲午，石仲生以翰林侍读的身份任江南督学，下令郡县考选并送上儒童，仍未涉及武童。当时只有想借助生员服饰以便进出衙门的人，或者请托缙绅，请学政批文发往学校罢了。所以虽然有武生员这个名目，人们却不知道它。丙申以后，才开始命令文、武生童一体考核，应试者才渐渐偶尔出现。到顺治十四年丁酉以后，裁定大县入泮名额不过十五名，武生也一样。于是不能在文科中取中的人，纷纷参加武科，有司也明知其中缘故，便以礼相待，几乎和文生同等，从事武学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康熙十五年丙辰，又裁减入泮名额四名，参加文科考试更加困难，而武科仍按旧额；武生每年可以入泮，但科试不能取中，原来十五名的名额仍未减少，难怪求取功名的人全都进入武科了。然而丁巳年，求入武学的人反而减少，竟使二十名的名额中有一半以上出自贫寒之家，这也是人情上难以解释的事。过了两年，到己未年，应试的人又多起来，几乎多到名额容纳不下，难道全都是由于主持衡量取舍的人造成的吗？康熙十九年庚申，命学政暂时停止武生入泮考试。武童中有志于求取功名的，每人缴纳白银五十两，准许作为武生员；但只实行这一次，随即停止，以后仍旧通过考试录取。

译◎学校五 考试规制严厉，已经很久了。听前辈说，一切都如《会典》所载；例如县试考童生，就有蓬厂和供给，文雅有序，十分可观。再往上一级，府试的规模是县试的三倍。再往上一级，学院考试的规模又是府试的十倍。府试、县试后来变得宽简，是从禹修方公任郡守开始的。方公守松十四年时，我刚开始应试，还赶得上亲眼见到这种情况。那年蓬帐虽然上面不加帷幔，下面没有木板铺设，但高度仍有数丈，窗户明亮，空间开阔；也不搜身检查、不▯▯望、不编排坐号。不过复试最为严格，舞弊的漏洞得以肃清。而且减少文书，杜绝馈赠，每次发榜，前列几十名都是真有才学的人。至于学院，供帐的盛大可以比拟王侯，是各上台中最为显赫的；规矩严肃，比考场还要严格。诸生参加府、县季试时，有供给、有奖励，规矩则完全宽松；到了录科时，才严格整肃。学院的赏银：一等每人一两二钱，第一名加倍；二等八钱；三等在三十名以内的，准备纸笔。花红都另行发给。供给方面，每人八个饼饵、几枚时令水果，摆列得满满当当，没有空席。其他各上台巡视察访时，供给最多；除抚院代巡之外，巡差、巡屯、巡江、巡漕，以及下至监司，无不各有供给。汤饭茶点和郡县一样。季试的赏银和学宪一样，只有盐台更加丰厚。即使不在当堂发放，吏胥也不敢侵吞。我国朝代定鼎后，沿袭这种做法十多年。后来因军事兴起，节省钱粮，供给逐渐减少，应试者日益减少，规矩也日益宽松。赏银、供给变薄，府县蓬厂变得简陋，是从学政改道开始的；赏银、供给全部裁撤，府县考试不再搭盖考棚，是从奏销以后入泮名额减少开始的。当时各县停止差遣，观风的赏银也全部废止了。到了康熙十三年，户部酌情议定节省开支，后来修建考棚、协助供给，费用便摊派到诸生身上。诸生的试卷以及学政的供应，也都发给价银，由各自置办。我还记得往年每逢岁试、科试，水边停泊的船只，首尾相接数里；高大的鳊船、画舫，多得像梳齿一样密集。如今全是小船，数量也寥寥无几。稍微能够容下膝盖的船，每逢上台征用船只的命令一下，县邑就可以把它封存解送上去。由此也可以看出物力日益艰难，人心士气日益不振，而时局又多有变故。这些一并记在这里。小试的提调，过去一向由府、县印官担任，正如乡试在京城由京兆尹主持、各省由方伯主持一样，是因为重视这件事。往年外省学政都属于监司，守令还必须亲自承担提调的职务，南北两畿的学院更不用说了。自顺治十一年甲午，总制马公国柱建议说，当时事情多有变故，正印官不应轻易离开地方；于是每逢学政考核，才开始由府佐担任提调，此后便成为定制。不过考试结束后进行考察，仍然要亲自到场。后来改为学道，不再有考察的形式，府、县印官很少到场，只有遇到有关事务，才偶尔来一次。县试整肃有法，只有崇祯七年甲戌，刘念先先生秘密前来担任我们县的县令时，做得最为严密。当时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提前在北察院中搭盖考棚，借取总甲的棹杌，编号排列，用竹木捆绑固定，不得移动；把儒童姓名编定次序，像学院考试按牌次序等候那样。各条道路和巷口的栅门，先派官役把守，早晨不得提前开启，只留下学宫前的一条道路。各童生都集合到广场听候点名，主考自己坐在高座上，依次唱名发卷。领卷以后，立即向东转北，从东栅进入考场；试卷上已编定坐号，入场后对号入座。又分配号房出题，题目秘密藏在试卷后面。关门以后，才告知题目藏在什么地方。外面没有拥挤骚扰，里面没有传递作弊，也是我一生仅见的情形。后来娄县初次分置，真定李雪生老师浣首来任县令，以三月二十五日举行县试，二十八日复核案卷，全部案卷都发出，复试二十七名，正式取中二百五十名。初一日在内衙复试，舞弊漏洞得以肃清，试卷随交随阅，当面评定甲乙，缙绅的推荐名帖来不及送入，胥役上下也无从插手。因此我在复核名单中列第二十五名，被提拔列为第二名，由此入学；这也是县试的良法。府试的严肃，只有顺治四年丁亥卢公士俊任松江府守时，搜身检查、▯▯望、编排坐号、点名，都完全按照学宪的制度办理。当时法令严明，人们畏惧卢公的严厉，没有人敢扰乱越规。后来康熙六年丁未，张公升衢任松江府守时，也同样如此。总之，都是由官府准备棹杌，所以能够使考生严格遵守规矩；其他地方让童生自行准备棹杌，却想让他们守法，绝没有能够做到的。新生分拨进入府学，在发榜时并不知道，等到红案转发下来，才办理分拨。自顺治戊子年苏次公铨主持科试入泮开始，在发卷拆号时就明确分拨府学，另列一榜，排在各学之前。此后有时先行分拨，有时后来再分，各自听凭学使的意思，不得再受旧例拘束。旧例是：诸生入泮，必须把府、县考试的原卷和入学试卷一并连在一起装订；复试那天发给新生，命令他们把复试所作的文章抄写在入泮试卷之后，以便核对笔迹异同，防止冒名顶替。顺治丁酉年，我刚入泮时仍然如此。到康熙初年，才废除三份试卷连在一起的规定，命新生另行准备试卷参加复试；但入泮原卷仍在考试当天发给新生查看，府县试原卷，提调官仍带到公寓，以备调取查验。自援例纳资的规定兴起，连入泮原卷也不再发出，更不用说三份试卷连在一起了。我还记得明朝末年，我初次应试时，入学榜发出以后，凡是府试录取童生的院试落卷，都一并发出来，让人自行查看，以表示绝对公正。没有入泮的童生，也都奔走前去寻找、查看落卷，以检验自己的得失；国初仍然如此。顺治五六年以后，这个典制便废除了。唉！所录取的不是主考所喜爱的，所喜爱的又不是所录取的，试卷的高下，主考自己已经不敢追问，又怎么能经得起世人的追问呢？这也是考试制度的一次变局。

译号房从乡试、会试考场直到学使考试，都分列东西两侧，文场和武场都面向南坐。到康熙十八年己未，刘文宗木斋果在昆山举行岁试，调取苏、松二府的生员、童生参加考试，忽然改为面向北坐，这也是一次变局。坐号按旧例，在唱名发卷时印在堂上的浮票上；出场交卷时揭去，所以必须等到拆开折角弥封，才能知道编号和姓名。如今坐号先印在试卷表面，发卷时随即印入点名册，一眼就能看清，不必拆号便先知道姓名了。旧例发榜时，上面写所编坐号，下面填写姓名；后来直接填写姓名，不再标明字号，已经觉得过于简略了。自康熙十七年起，捐纳生员开始不在榜上写明姓名，榜上只列所坐字号，由各人自行记认。到康熙十八年己未，刘文宗主持岁试，发榜陆续悬挂，前后名次都无法辨认，又是一变。童生参加府试选取，在我这一代开始就已经没有公道了。凡是想被府试选取，必须请求缙绅推荐引荐。听前辈说，每名的价钱是百金；应试童生即使文章义理通顺，如果没有推荐名帖，府试一定不录取。当时入泮，每县有六七十名，府试选取不过一百多人；文理稍微通顺的人竭力经营谋求，便能通过府试入泮，简直像拾取芥草一样容易。所以当时童试并不难在入泮，唯独难在通过府试选取，这叫作“府关”。自方禹修先生来任松郡守以后，才开始选取真正有才的人，录取名额也逐渐扩大；但每县选拔的贫寒子弟不超过二三十名，而录取名额竟多到三四百人，所以府试选取的身价，连缙绅之家也自行压低了。方公任职十四年间，价格从五十两逐渐降到一二十两。本朝顺治初年，郡守考核，大体就是这样。只有李茂先先生任郡守时，极力打破情面，完全杜绝请托文书，唯独府试录取时略微通融。当时两旁有势力的缙绅，每次推荐不过二三人，因此名额价格也很高，每名增至三四十金，后来逐渐减到二十金，乃至几金。到了康熙初年，入泮名额减少，府试录取仍照旧，所以每名所值不过三四金。及至捐纳的例子开放，入泮名额减到大县四名，府试录取的价格更加低贱。渐渐到了十八年己未，刘木斋宗师来者不拒，府试录取每名不过一两银子，甚至有五六钱的，府试录取的泛滥，到这时达到极点。十九年庚申，户部等衙门议定科臣余□奏疏中的一条：凡应试童生，每人缴纳白银四两，由该州县发给本人印票，拿到道署投递试卷参加考试，不必再由府、州、县逐级录送，可以节省旅费，以充军需。这也算是一条办法，只是真正贫寒的人，四金也并不容易筹办啊！赶集的人，带着货物，随学宪所在之处开市。只有崇祯十三年庚辰，陕西张公凤翮督学南畿，当年考试临松时最为兴盛，古玩珍异之物，挨家排列。那一年，因为试院东西房屋的租金过高，于是约定都在对河庄老桥南北街上开市。一家陈列的货物，价值竟有几千几百金。改朝换代以后，经过战乱焚毁，集市日渐衰落。近年来集市上只有书铺还多，但也没有什么价值很高的书。其余不过略微陈列一些寻常日用之物，古玩已经绝迹，这也是世风的一种变化，所以附记于此。旧例：童生入泮，在覆试的第二天，就穿公服，由各学的学师率领，向文宗行谒谢礼，行师生之礼。文宗亲自率领新生，先在考试所在地的文庙中参拜，然后各自返回本籍。等到发下红案，分别发往各府、州、县，择吉日迎送他们入学，国初仍是这样。自顺治七八年以后，新生拜谒文宗完毕，才命令各学学师率领他们谒庙，而文宗亲自送行的礼仪便废除了。康熙以后，连学师也不再率领，诸生各自跟随师友，或三人或五人，先后到庙中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旧例：上海县试中的童生，附在南汇所参加考试，就像金山卫附属于华亭的例子一样。投递试卷、命题、发榜，都与本县分别进行；府试录取入泮，则总归金山卫学。最兴盛时，南汇县录取二三百名。崇祯八年乙亥，我的姐夫罗尚暗，名士杰，是南汇县第一名，仍然沿用旧制。本朝顺治二年举行科试时，人们惊惧于风声鹤唳，参加县试的人总共不到一、二百人，没有人愿意隶属南汇，此后仍然如此，这项制度便废除了。如今只有华亭仍像过去一样，带着金山卫学一同考试。◎礼乐 《传》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礼乐，是驾驭社会的大防，也是达到治平的根本。夏、商、周三代以后，礼乐已经无从谈起了！孔子说：“人们说礼、说礼，难道只是说玉帛吗？人们说乐、说乐，难道只是说钟鼓吗？”周朝末年尚且如此，何况今天呢？据我所见，玉帛钟鼓等礼乐文饰，在三四十年之间，又不能不发生变化，所以略举几件，用来概括其余。至于礼乐制作的大道、中和的精微，更不是我这个草野之人的管窥见解所敢议论的。冠礼，是古人最为重视的礼仪。我小时候听说父亲举行冠礼时，还要邀请冠宾，三次加冠服，完全依照古礼。等到我亲眼所见，初次加冠的人出来见亲长，必定要拜见行揖礼；亲友见到他，也必定作揖并称贺。我在顺治初年加冠时，仍然沿袭旧礼。近来三岁儿童就加冠服，和成年人没有区别；不选择吉日，不拜谒家祠，设置香案、参拜天地、拜见父母、穿盛服设宴请宾等礼仪全都废弃，古代制度荡然无存了。婚礼的隆重或简略，据我所见，大体还算正常。唯独迎娶新娘时所用的彩轿，日益变化。崇祯初年，轿衣只用蓝色绸子，四角悬挂桃红色彩球而已。后来使用刺绣。不久便完全改用红绸刺绣。又不久，改用大红色织锦或大红色纱绸满幅刺绣。轿上装饰，过去在后面悬挂一面大镜，有的在左右各悬一面，后来又用几面小镜子缀在轿顶上，更觉得轻便而美观。如今都使用西洋圆镜，大得像橘子柚子，夹杂在五彩球中，像明亮的星星，点缀在彩云之间，华丽到了极点！轿子左右过去各悬挂染红的彩筛，不知取的是什么意义。顺治以来，沿袭军营中的习俗，在每只筛子上各加三支箭。如今不再悬挂在轿上，而由两个人执持，夹着轿子前行，更加显得驯雅。

译丧礼很久以来就不合古制了！但我小时候所见，还没有完全废弃。凡是守制而稍微讲究礼仪的人，三年之内，衣服和冠帽必定用麻，间或用白布；不缉边、不缝合，也不用于吉礼。缙绅出行所乘的轿子和服装，必定用白布或麻；居家器物不用红色。治办丧事以后，凡来祭奠的人，主人必定赠送祭肉；出门向亲友谢孝时必定徒步，不乘轿。如今衰服和麻服几乎都废弃了，间或用白布做袍子，出门见宾客时必定加穿黑色外套。白轿上盖着雨衣。帽子只去掉红缨，或者用白布做帽顶，也只是刚办丧事时这样。至于期服、功服，几乎已经无人过问。缙绅之家办丧事不再赠送祭肉。不是缙绅一类的人，谢孝时有的乘肩舆，嫌穿丧服，反而认为徒步不雅，这种习俗相沿成风，安然不以为怪，这就是风俗的变化。祭祀先祖的大典，是用来表达诚意的。据我所见，我乡缙绅之家，如潘家、陆家、乔家，家中必定建立祠庙，设置祭品，四时举行祭祀；主人必穿公服，准备牲畜，演奏音乐，子孙无论内外都要拜谒祠庙，从岁时节日直到每月朔日、望日都这样。乔氏家祠中，椅子桌子也按照昭穆排列，始终不改变；例如夫妻二人共用一桌二椅相连，三人则一桌三椅相连，左右各设屏障，代代不相见。虽然这不是古礼，也可以看出他们专心致敬的意思。至于其他祭器不作别的用途，更可以看出其虔诚。士林中家力薄弱的人，有时不能备齐祭品，但总而言之，稍微懂得礼法的人，必定尽到自己的诚意。如今缙绅之家不建祠庙，也不准备祭品，至于寒士，更不用说庶民，也都更加无所谓了。古代的乐器已经看不到了，而这种衰落由来已久。我小时候还听说郡庠、学宫中的乐器仍然齐备。每逢春、秋两次丁祭，钟鼓、管▯、笙簧、琴瑟、▯兆磬、祝圄之类，全都拿出来陈列。舞蹈所用的朱干、玉戚、鹭羽、鹭▯，都让黄冠羽士穿皮弁、黄衣，按照歌声出舞，并在地上划出八佾的界线，差不多还保留着古代的风貌。自从改朝换代之际，乐器几乎全部散失。顺治年间，我曾入庙观看祭祀，只有编鼓、钟磬、箫管、琴瑟之类，仅存十分之一。至于巨业、崇牙，再也无从查问；黄冠在地上画界起舞，也只是徒然保存形式而已，鹭羽、鹭▯已经无法见到。庙中祭祀尚且如此，民间家中的乐器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他如尊彝一类的礼器，也全都散失殆尽，反而不如我乡学宫保存得完整。然而乐器和乐舞，在乡学中更是看不到了。民间的音乐，过去一向和平常一样。近来有西洋琴瑟一类的乐器，都用铜丝作弦，弹奏起来声音非常淫靡华丽。过去我在江上听到边关曲调，都是用胡琴、箫笛，杂以弦索合奏，和当时的音乐很不相同，军中往往把它作为娱乐，民间还不常见。最奇怪的是，乡城近来的风气，如果不是缙绅官长在座，歌伎和乐工都列坐着弹唱；这虽然与音乐的根本无关，却也是乐工情形的一种变化，可惜没有人起来纠正它。刚死后入殓、出殡，过去即使是缙绅之家，也一概不演奏音乐，只有服丧期间才使用鼓乐。如今中等人家的财产，入殓时也必定奏鼓乐、放火炮。向乡绅报丧，只由知事家人出名。向郡县呈报，只具呈文，不刊印讣告。后来用白色全帖印制讣单，报知亲友，这种做法始于缙绅家的丧事。几年来，才开始使用整幅泾县连泗纸，刊刻大字，不只是缙绅家使用了。丧事中的孝帖，过去使用连泗纸。如今苏州风俗改用奏本白全，而我郡还沿用旧制。恐怕几年以后，好事者又会仿效得更加过分了。前朝缙绅大官去世，只有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和家传，都借名公巨卿之手撰写，没有由孝子出名撰写的行述。刻印行述、行略，从顺治年间开始。起初缙绅大官之家偶尔使用，后来凡属缙绅都使用。如今士人也仿效。恐怕日后泛滥开来，会流传到市井中靠劳作谋温饱的人和轿夫、仆役那里，他们也会随风而从。还有人在身后称为“待赠”者，必定是其子孙列身士林，或者已经进入仕籍却尚未得到诰命，亲友于是随之颂扬祈祝。后来则一概使用，好像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连子孙也自行这样称呼，习惯了而不加察觉，实在可发大笑。婚姻六礼，贫寒人家很久以来就无法完备。至于纳采、问名，即使是贫民寒士，也不能免除。据我所见，顺治戊子年，民间错误传言朝廷将选取民间女童入宫。城乡有女儿的人家，纷纷为女儿婚配，不论年龄大小，也不选择门第；早晨交换庚帖，晚上就成婚，傧相和乐工奔走忙碌，连忙碌的时间都不够。从早到晚，几天之内没有一天不是吉日良辰，阴阳禁忌全都不讲究选择；然而当时结婚的人家也没有见到因此触犯不祥，这才知道选择日期、合婚八字，不过是徒然增加炫惑罢了。到了康熙壬申十一月，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不过朝廷正式选取的是旗下女童，与民间无关。此前六月中，昌儿家书中说：见到礼部郎陆曾庵先生，他说将要有像汉代制度那样选取侍女的举动。到了八月还没有听到消息，便以为事情已经中止了。没想到十一月望日以后，全国好像发狂一样。不过婚嫁因此完全删减了繁琐礼文，也是一件便利百姓的事，所以有关官员没有禁止，这也是圣人顺从俭朴的意思。◎科举一 〔原文缺失〕 ◎科举二 旧制：逢辰、戌、丑、未年，在二月八日举行科举会试。只有崇祯十六年癸未，因为流寇充斥河南，已经停止了壬午年乡试；各省计偕赴京的举子因道路阻隔难以聚集，于是改到八月举行会试。按照旧例，会元大体上不是鼎甲，就是被馆选。只有崇祯庚辰科，会元杨琼芳年老中式，不能进入词林，这些都是会试制度的变化。到了本朝顺治丙戌年会试，仍完全沿用旧典。不久因为开国之初，特意加恩于士子；这一年秋天，又举行乡试。第二年丁亥春天，再举行会试，又超出通常的规格。到九年壬辰，会元程周量可则因文体问题受到议论，不准参加殿试，到了康熙年间才恢复。十五年戊戌，因为滇、黔新近平定，计偕赴京的士子不能按期到京，皇帝下诏推迟十天，到二月十八日才举行第一场考试。当时为惩戒丁酉年战事，会试考场的严肃程度与乡试考场相同。四书题三道，都是钦定的；考试当天特意命大臣带到贡院，缮写刊刻后颁发。此科录取四百人。第二年己亥，又因为天下完全平定，急需人才，秋季八月再次举行会试。我乡朱岵思锦因此考中第一名，进入馆职。

译自十八年辛丑起，会元陈铁山常夏才开始补授外任官缺。此后，康熙甲辰科会元沈昭子珩、丁巳科会元黄礻乃绪，都不能进入翰苑。庚戌科会元宫宗衮梦仁，因为冒籍受到议论，虽然很快辨明了事实，却来不及参加殿试。到了癸丑科会元韩元少▯、丙辰科会元彭凝祉定求，先后取得大魁，而宫宗衮也得以进入馆选，这也是本朝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会元陆肯堂也考中状元。钦定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始于顺治十五年二月，由御史赵祥星上疏请求。到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礼部请求仍照戊戌科的例子，第一场题目由皇帝钦定，在考试前一日午时密封送交试院，其余题目由考官拟定。此后顺天乡试也照此办理。到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八月初一日，上谕说：顺天乡试的题目，竟可由主考官自行拟出，不必请旨；试卷录取，也不必进呈。历来会试分为南卷、北卷、中卷。顺天府、延州、保州，盛京的奉天府、锦州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属于北卷；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广五省，江南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一府，以及广德州，属于南卷；四川、广西、▯南、贵州四省，江南的庐州、凤阳、安庆三府，徐州、滁州、和州三州，属于中卷。后来因为滇、黔、川、粤道路阻塞，赶到会试的人很少，自康熙丙辰年起取消中卷，只分南、北卷。二十四年乙丑，台臣刘□上疏请求恢复中卷，奉旨交给有关部门议奏。二十七年戊辰，礼部以皇祖母太皇太后去世为由，请求把会试日期推迟到三月初九。皇上想到举子中贫穷的人旅费难以为继，命令只推迟十天，改在二月十九日举行第一场。又采纳台臣陆祖修的建议：考试官评阅试卷，旧例是乡试不超过九月初一，会试不超过三月初一发榜；担心内帘官草草塞责，导致遗漏人才的遗憾，特意把期限一并放宽十天，务必让他们细心校阅，以选拔真正的人才。至于誊录所苛求细小过失、贴出不予誊录的弊端，也一并下令禁止。除了真文、草文没有写完篇章，以及题目漏写，乃至“七夫七盖七结”等字相同的情况，仍照旧贴出外，其余小过失以及试卷上犯有考官名字的，一律不准贴出。如果墨汁涂抹、油污使卷面污损严重，便禀明监临，发给试卷更换。康熙庚午年，顺天乡试的同考试官都聘用知县，不点选中行、评事、博学等官员，这是采纳上一年左都御史董纳的建议。按旧例原有十五房，这一科因任县知县贺勋受聘却没有到任，内监临加以纠察参劾，并且把春、秋两房合为一房，因此只剩十四房；这是采纳正主考王▯的请求。◎科举三 临轩策试士子时，鼎甲最为尊贵，其中鼎元尤其尊贵。不过其中遭遇也各不相同。崇祯庚辰年，魏公藻德考中鼎元，不到两年就被任命为宰相，为什么突然尊贵到这种地步呢？等到甲申年都城陷落，他最终被闯贼杀害。此科落第举人和岁贡生都蒙召见应对，符合皇帝心意的有几十人，并且都赐予进士出身；进士也被召见应对，符合皇帝心意的便授予科道官，这也是制度上的变化。癸未科鼎元杨冰如廷鉴，不到半年就遭逢国难，而且受到清议指责，终身被废弃。此科榜眼是溧阳陈百史名夏，归附本朝后，不到三四年便由少宰升为宰相，但最终没能善终。探花宋其武之绳，也归附本朝，官职不过是编翰而已。即使只论本朝的鼎甲，只有顺治丁亥年的吕公宫由状元不久便升任宰相。其余即使有官位列于大僚之中的，也没有登上宰辅之位。其他如戊戌科鼎元孙扶桑承恩、辛丑科鼎元马章民世俊，都因寿命短促，不能充分施展才华，尤其可惜。只有韩、彭二位鼎元，会试、殿试接连取得魁首；玉峰徐氏的立斋元文，首先考中顺治己亥年鼎元；其长兄健庵乾学，接着考中康熙庚戌年探花；次兄果亭秉义，又考中康熙癸丑年探花。同胞兄弟三次登上鼎甲，也是隔好几代才偶尔见到一次的事。康熙二十八年春，徐元文以户部尚书的身份被任命为宰相。殿试过去在会试后三月十五日举行。到了康熙壬戌年，因为皇帝驾临奉天，五月銮驾返回，礼部议定九月初七日举行殿试，皇帝特旨改为九月初一日。到初四日传胪，赐蔡升元、吴涵、彭甯求等人进士及第，出身各有等级。康熙乙丑科，三月二十日举行殿试，赐会元陆肯堂为状元，第二名陈元龙为榜眼，黄梦麟为探花及第。因为这一科会试榜前十名，都是主考官阅卷拟定的，重新誊录朱卷后进呈，请皇帝亲自确定名次；在发榜前一日封好送入贡院，与其他中式试卷一同公开拆号填榜。因此皇上把陆肯堂定为会元，并批示主考诸臣说：朕没有学习时文，只看了大概；这份试卷的时文格局醇正，第二场写得工整稳妥，第三场议论很好，但还担心不够妥当，你们再仔细斟酌。皇上这样虚心采纳意见，正是如此。◎科举四 进士这一科，除了鼎甲之外，最受重视的是馆选。通过庶常馆教习，可以培养成为宰辅的人才，不是一般进士所能相比的。前朝不是庶常出身的，不能进入翰林院，只有崇祯末年偶尔有推知行取而进入翰林院的。不由翰林院出身，也不能进入内阁；自嘉靖以后，偶尔有凭外官身份入阁的，但都知道这不是通常的规制。因此旧制规定，殿试以后，在新进士中精心选取年少而资质优美、学问丰富、才能出众的人，命学士担任馆师，让他们接受教习。学习期满之日，以留在馆中为尊贵，外放补授科道官还会感到不满。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开始采用点选的办法。然而每科选得人才，也只有这一项最为盛大。只是近年来留馆的人少，外放的人多；外放补授科道的人少，补授部曹的人多。康熙初年，会元如陈某、沈某、黄某，都没有被馆选，只有宫某以下一科的殿试进士，反而才得到馆选。庚戌年以后，天子崇尚文教、尊重道术，每次选取庶常，必定采择当时有文名的人，所以凡是解元考中会试登上会榜的，都一定获得馆选。然而求贤若渴，只嫌时间不够，因此康熙十七年戊午，特意开设博学鸿儒科的选拔，命令京内外高级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不论山林朝野，也不论在任或在籍，都可以应举。

译诏令规定在八月会集京师，皇上将亲自考试他们；后来因为路途遥远，事情又不一，不能立即会集，直到第二年己未三月初一才举行御试，录取己亥进士彭孙通等五十人，分为二等，充任纂修《明史》的官员。有官职的，按照原官品补授翰林院侍读；没有官职的，一律授为编修、检讨。这又是把馆选扩大了。康熙壬戌年，因为殿试改期，馆选直到十月初八日才开始点选。历来没有翰林官每年外调的先例。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皇上听从部臣的意见，仿照吏部属官以及科道官每年外调的办法，每年由掌院学士指名四百人，会同吏部列出姓名上报，请候圣旨外放。从修撰以下，按相当品级外调：修撰调任府同知，编修调任知县及三司首领，甚至还有被革职的。这一年，侍读高莱因不谨慎被革职。编修冯勖等二人补授布政、盐运司首领，这也是翰林制度的变局。到二十七年戊辰秋，奉旨停止。◎科举五 乡试、会试考中者，各自刻印朱卷，分送亲友。旧例是：本房座师在第一页上，在考中名次和籍贯之后，统写总批，使用四六骈俪文，连篇累牍；以后同考官依次写小批，最后由两位主考官批定取中并写明中字。自顺治己亥以后，开始革除分房的名目，同考官共同阅卷、共同推荐，于是便没有四六体的总评了。当时，除了受业师和教官之外，凡是房师、座师、荐主以及拜认的老师，一概禁止。会试考中以后，刻有大小题房稿，改称京稿；从前还有同门稿，汇集一房，考中者的窗稿也选刻其中，到这时也一并禁止。从前有《序齿录》，汇刻同年考中的姓名、字、号，以及出生的年、月、日、时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伯父、叔父、兄弟、子、侄、婚娶履历；每人一页，按照年龄编排前后，装订成书后分送，当时已经先行禁止。于是乡试、会试考中者，把上述履历另刻一页，装在所刻朱卷之前；另有一本履历册，每人只刻字号、籍贯为一行，接着列出三代脚色为一行，每人共两行，这也是一种变局。刻印朱卷的人，仿照朱卷的体例，既然把姓名列在前面，按旧例题目下面本来没有姓名，现在题目下面也重新刻上姓名了。由廪生考中者，称为某府、州、县学生；增生称为增广生；附生称为附学生。如今廪生考中者称为廪膳生，不合乎原来的体例。康熙己未年，御史大夫魏象枢建议说，公开共同阅卷反而有互相推诿的弊病，不如仍旧分房阅卷；如果有徇私舞弊，可以专门追究责任。谕旨下达后照此执行，才恢复旧制。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旧例是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如今会试考场增加到四员，有时还任用总宪、掌科、参列参加，以便防范，制度更加严密了。江南乡试的主考官，过去一向任用翰林，后来也偶尔任用科臣和部属。到了康熙戊午年，任用太仆少卿熊一潇，也属于特别简拔；这一科选取最为公正，凡是势力很大的人都没有考中，可以说没有辜负皇恩。副主考李迥是刑科给事中，也以清廉耿介、声望卓著闻名，所以放榜以后，众人一致心服。此科监临所属的慕公天颜，是江宁巡抚。考试条规宽简，也从来没有过。凡试卷除了没有写完以及污损破坏最严重的以外，所有差错一概不许粘贴。考生入场到第二天午后仍未誊录完的，也不许抢先收卷，必须等誊录完以后分类收取，许多士人都感念这一做法。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恭敬地为太皇太后奉上徽号，恩典遍及朝廷内外；凡牌坊、旗匾以及举人、贡生、监生的费用和花红银两，先前因战争兴起而裁减的，准许按照旧额全部发给。一向以来，乡试、会试的朱卷，只有考中的才送交礼部，其余都丢弃了。好事的人各自到本府、本县收回，等到有志向的诸生来，每卷出银二三钱购买阅读；其中有批改删改的，往往没有完成，甚至一笔也没有批改过的，也只好交付而无可奈何。顺治辛丑年，才下令会试朱卷无论考中与否，都必须仔细阅看并加以评语。到康熙二十年辛酉乡试时，因科臣建议，凡朱卷同考官都必须详细评阅；考中而呈堂的，明确注明并加以褒奖；没有考中的也必须分别详细评判，以表示勉励。放榜以后，除了考中的朱卷送交礼部之外，落卷立即让考生本人各自领回；如果有错误，可以允许考生本人据实向礼部告发。我的朋友周子鹰的试卷，因为同考官点窜破坏句读，三场误把别人的文章誊写进去，他便呈报礼部，请求题请参劾；结果同考官以及收卷、誊录的各位官员分别受到降职或革职处分，士人舆论都称快。乡试、会试的试录，旧例是在放榜以后，依次列出考中的姓名，下面注明某府、州、县学生，或增广生，或学生，或贡生、监生以及所学习的经书。前面先列监临、提调等各职衔；接着列主考官、同考官、弥封、对读以及巡绰、供给等职衔；再列三场的四书、五经、诏诰、论、表、策问题目；然后列出前五名第一、第二、第三场的文章。汇集刻印装订成书，两位主考官作前序，监临作后序，进呈皇帝后分发给考中者的家里，是很盛大的典礼。自顺治十八年辛丑停止刻印，到康熙八年己酉恢复刊刻。康熙十四年乙卯，因为浙江巡抚陈东直上疏请求而停止，以节省费用。二十三年甲子，因为俞科臣请求，又恢复刊刻。等到京师放榜以后，舆论沸腾。九月初三日，皇上谕令九卿、詹事、科道官以及进士出身者，立即到午门外，共同复核顺天乡试朱卷，将不合格式却原已取中的举人汪起蛟等十二人，交给礼部看守。主考秦松龄、王沛思，同考官王谆等七员，命吏部、礼部、刑部会同审讯口供。十一日上奏说：徐树屏、徐树声、史麒生、汪起蛟、朱廷迪五人革去举人资格。其余七人一律罚停参加科举考试。两名主考官、两名同考官一律革职。其余同考官分别降职、罚处。奉旨：这次顺天乡试，徇私舞弊的情形明显，严格审查马上就会见效。朕从宽处理，免去严审。对于文体不正、文理悖谬的举人徐元文之子等人，革去举人资格；其余按照常例议处。顺天府进呈题名录。奉旨：录内第二名高曜，属于哪一类监生？第八十七名陈于荆是江南人，却注明为廪膳生，明显是错误，命令把情况明确奏报。将原录一并发回。

译历来京兆乡试的同考试官，按例任用中、行、评、博以及六部主事和科甲出身的知县。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左都御史董纳建议说，中、行、评、博、主事这些官员官阶闲散，平日又与在京监生往来交好，进入考场恐怕有徇私情弊；主考、监临之间过去又没有统属关系，一时难以稽察。因此请停止分房阅卷，专门任用科甲出身的知县；直隶人员不足，就转而聘用邻省科甲出身的教官。到时由督抚遴选二十人，斟酌路程远近，都在八月初一日到达顺天，初五日与主考官一同进入贡院，这样或许可以杜绝过去的弊端。奉有谕旨照此执行。到了八月初一日，直隶巡抚发文征调帘官齐集京师。初二日，京兆尹奏报此事，皇上传谕九卿说：往年列出的京官人数较多，尚且要防止请托；如今从外县起送二十多人，其中进士不过十多人，而所任用的却有十六房，外人怎么会不猜疑，四处钻营？应当按照旧例，赶快把京官召进来，朕亲自点选。于是当天便召他们入内，二鼓时屏退左右，皇上亲自批写、封固，发交内阁；初六日，由中堂拆封，按照名单点名进入贡院。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江南乡试按例轮到上江安徽巡抚监临，安徽藩司提调。因为巡抚薛斗柱内升，敕印在两江总督董纳那里，而新任巡抚杨素蕴受命不久，考期将近，原本应当聘用内外帘官，安徽藩司柯永升于是请求由总督监临，处分已经确定。到了八月初□日，杨巡抚兼程赶来，还没有到安庆赴任，先来到省城。董公于是把监临的权力交还给他，全省士子已经私下议论他仓促行事、不合体制。到二十八日放榜，省城的生员、监生看到考中的人一半都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平，于是遍贴揭帖，指责主考徇私受贿。众人相继在九月初三日先到文庙敲钟击鼓，跪在棂星门外哭诉。常熟知县杨震藻是房官，经过庙门时下轿，诸生、监生一同殴打他，把轿子砸碎。又遇到监试凤庐道杨嘉，众人拥上前去。杨嘉说：我只是外帘官，不负责取舍，你们便放开了他。众人转而前往正主考米汉雯的官署，击鼓喧闹，大声辱骂。米汉雯命三十多个家丁拿着器械奔逐，众人都惊慌逃散。米家的家丁抓住十三人，捆送给臬司李国亮；李国亮转交江宁府署府粮厅赵显，又发交上元县收审。米汉雯又报告了监临，请求具疏上奏。初四日，上元县令于述审讯十三人，其中只有一名生员、一名监生、一名武生，其余都是路过的平民；他详细复报臬司。臬司会商后想释放平民，安徽藩司不同意。杨巡抚随即在初五日具疏上报。当时总督董公奉命前往淮上会同勘察河工，省中的司道官也写成公文详细报告。董公初六日在高家堰也具疏说明此事。二十六日，总督回到衙署，一百多名生员、监生呈文控告，董公召他们进来，当堂详细询问事情经过；他们说已经拜疏上奏，诸生便各自回去等候旨意。第二天，董公即传召臬司，将十三人暂时释放，等候命令下来再决定。督抚的奏章下到礼部，礼部议定请皇帝敕令督臣查审后具题，后来遇到恩赦，全部免罪。等到礼部复核江南朱卷，不合格式的有十人，分别罚停会试一科或二科。米汉雯和副主考龚章都按照不谨慎的条例革职。◎江南诸生、监生控告督院的呈文（据省中报告抄录） 为控告虐待士人、虐害百姓的奇惨异变之事。我们认为，乡试这一重大典礼，不仅关系到朝廷授予名器，也关系到士风的兴衰，因此圣谕反复叮咛，务必要秉持公心加以甄别。哪里想到江南主持考试的米汉雯，垄断考试，任意操弄文辞，公开行贿受贿，一榜之中富贵人家竟占十分之八九，而全省的寒门士子却没有录取一二人。即使王谢一类的显贵子弟中不乏奇才，落魄的贫寒儒生难道就没有特别出众的吗？以致十四府的生员、监生激愤起来，发出不平之鸣，拜见先师后，彼此指责此事。放榜后有千人拥挤，加上风吹日晒摧残，所以守门的官吏报告说榜文被毁。然而生员尚未亲身列入其中，也不敢擅自发表意见。至于捏造说打毁官署，都是因为全省士子遵照部文，要求发还落第试卷，而米汉雯内心惭愧，不敢面对众多士子，便呵斥他们赶出门外，士子于是四散离去。哪里知道米汉雯担心舆论汹汹，想借此事搪塞，突然派出几十多个凶恶的仆役，各自拿着铁尺、短棍，在通衢拦截；凡是遇到来往的士民，便立即捆绑，企图把无辜者诬陷为恶党而加以残害。生员仍遭受毒打，靴子踢伤耳门，棍棒打中太阳部位，虽然只剩一口气，但全身鳞伤累累，又被送到上元县监禁。可怜那些守法的士民：有的家中白发双亲，望着监狱门悲惨呼喊；有的还是头发初长的幼童，却遭受毒刑而悲哀哭叫。事情开始是因为公开行贿而激起全省士子变乱，后来又因为结党行凶、冤害百姓，惊动得各行各业都停市罢业，确实是近来从未有过的奇异变故。恳请太宗师大老爷亲自提审，严加追究，并赐令拘拿米汉雯来对质审问案情，按照法律参奏处置。士子幸甚！百姓幸甚！◎江南檄文 私下认为，唐尧统治天下时，尚且有放逐、诛杀元凶之举；司马氏的文章中，也不乏一同升用偏远之士。然而豺狼般的声音还没有振作起来，先已显出横加阻挠的情形，难道是鸱鸟般的性情肆意张扬，而这颗心却不明白吗？如今这个贪贼米汉雯，依托权贵门户，进献松寿之物，荒谬地称权贵为阿舅；暗中乞求怜悯，拜倒在菊丛之间，排挤并杀害陶渊明。他过去已经把污秽散布在滇中，如今又玷污南国。主持考试时颠倒是非，只凭这一日的昏庸；封闭考场深居其中，却忘了当年读书应试的辛苦。他暗中勾通乡里故旧，巧妙地仿效杨亿拂衣而去的姿态；招揽亲近知交，难道肯学习夏卿那样甩袖离开吗？他违背皇帝明白昭示的话，轻慢圣人的训言。“阿房宫”赋成了却无人流传；“郁轮袍”曲调奏出，又有谁来欣赏？南方的金钱已经耗尽，确实是车载斗量般的财物；隋侯之珠没有留下，全都装进了奚囊木橐。赵公子因海税漏掉极少的钱财，伟大啊，姓名竟列入二十名之中；骆员外典当库中渗漏些微财物，光荣啊，姓氏竟标在六十名之内。祖父任总宪，父亲任督关，哪里还需要金雀使门第生辉；内有大成，外有三寿，又何必在萤窗下苦读五更。凡是我们同辈，都应改变打算，挑短担、拿长锄，从今以后不要再悬梁刺股。司马迁所说的货殖之道，应当各自用心研究；王安丰筹算持筹的本领，也仍须熟练讲习。如果在求学道路上因没有门路而哭泣，谁来怜悯满头白发的人；徒然在松窗下忧愁得不能入睡，也不要问春日逼近年关。哪里是欧阳修那样击鼓喧闹，应当像刘□那样为自己申诉冤屈。请看今天簪花耀彩的人，都是这类鼠目獐头之辈。

译礼部为说明此事而上奏。议定认为，总督董纳等人的奏疏称，江南放榜以后，有一百多名生员、监生打破榜文，大声叫喊，拥入主考米汉雯的官署内，毁坏器物等；现已捕获不知姓名的十三人，因此具题上报。查科场条例规定，如果放榜后有这类生员儒士，不责怪他们学业不精，只怨恨主考官不明察，便无故造谣，编造歌谣，已经严令禁止。如今该督既然说其中可能有党援关系和挟私情弊，应当取得各犯明确的供词和姓名，另行具题上报。因此请敕令该督，将现已捕获的十三人以及一百多人中的姓名查明，严加审讯，确实查清后具题上报，届时再行议处。礼部复核顺天乡试朱卷，发现不合格式的九人：屈如辰、穆宗道、王家桢、谢宗玉、路得、李安迂（以上六人罚停会试一科）；沈博、乔崇烈、何瑞明（以上三人罚停会试二科）。正主考杨大鹤、副主考王思轼以及同考官兵部督捕主事赵增等人，一律交吏部议处。礼部复核江南乡试朱卷、墨卷，发现不合格式的十人。其中四人罚停会试一科，六人罚停会试二科。正主考米汉雯、副主考龚章，都按照不谨慎的条例革职。解元张兆鹏是松江人，是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张□的儿子。王桢是浙江学院王□的儿子。徐树本、徐树敏都考中了高名次，因此有人不服。上元县学生员赵建中，是辽东人，是原任总督赵廷臣的孙子、江南海关道赵□的儿子。骆鸣驺是句容人，是大富人家的儿子，被拨入江宁府学。◎科举六（记载到松郡为止，从甲子年开始，只根据亲见亲闻记录。此前的内容，载在各郡县志中，可以考查。） 前朝天启甲子科周镳榜：黄德麟（青）、袁▯黄（华）、杨汝翼（华）、吴天胤（金）、陆磐（华）、郭继周（华）、唐允谐（华）、张肯堂（华）、蔡文陛（上）、张元始（上）、章简（华）、乔之文（上）、潘衷▯（青）、徐天麟（上）、朱永佑（上）、俞廷谔（华）、吴佳胤（北）、计安邦（北）。天启乙丑科华琪芳榜：一甲：余煌、华琪芳、吴孔嘉（三人都属外郡）、唐昌世、袁▯黄、张肯堂、单国祚、杨汝城（五人都属松郡）。天启丁卯科沈几榜：主考：陈具庆。中式：张士范、唐昌龄（青）、陈于明（华）、张元珑（上）、张安磐（府）、张玄之、王钟彦、金于山（青）、王廷贞（上）、潘垣（上北）、李淑（青北）、施沾（青北）、陶良楫（北）、宋征璧（北）。崇祯戊辰科曹勋榜：一甲：刘若宰、何瑞征、管绍甯。中式：陈正中、施沾（姓李）、庄元祯、张元始、曹勋（本属浙江界内，同时兼有松江籍贯）。崇祯庚午科杨廷枢榜：主考：姜曰广、陈演。中式：夏廷球（府）、张世基（青）、黄征兰（上）、朱积（府）、陈子龙（青）、彭宾（华）、杨枝起（金）、张眉锡、何厚（名刚）、乔履将（上）、李待问（北）、徐期生（北）。祟祯辛未科吴伟业榜：一甲：陈于泰、夏曰瑚、吴伟业。中式：吴祯（天胤）、张世基、徐天麟、杜麟征。崇祯癸酉科桂伸榜：主考：丁进、蒋德▯。中式：周汝谊（上）、薛靖（华）、杨懋官（青）、单恂（华）、叶兆龙（华，本姓平）。张安恭（华）、郁汝持（华）、郑雅孙（府）、朱绍凤（上）、李愫（华）、沈泓（北）、徐行（青）、徐铭常（府）、张寿孙（华）、朱在廷（北）、王陛彦（北）、吴文胤（华，后来改名培昌）。崇祯甲戌科李青榜：一甲：刘理顺、杨昌祚、吴国华。中式：杨枝起、翁元益、吴文瀛、朱永佑。崇祯丙子科章旷榜：中式：章旷（华）、包尔庚（上）、陈于王（上）、韩文昭（上）、郑重光、钱绮（府，本姓李）、包垲（府）、袁国休（名定）、严在明（本姓徐，上海人，属嘉定学）、徐缵高、朱襄孙（上）、陈玄焘、王宗熙（北）、徐世祯、奚士龙（府）、郁继垣、吴永孚（北）、叶日华（金）、莫日严（华）、徐铭敬（府）、李长苞（浙江籍）、高汝量。崇祯丁丑科吴贞启榜：一甲：刘同升、赵士春、陈之遴。中式：唐昌龄、陈子龙、章旷、夏允彝、袁定（原名国休）、包尔庚、奚士龙、吴培昌。崇祯己卯科汤斯祜榜：中式：张若羲（青）、诸舜发（府）、沈龙（华）、陈正容、徐丙晋（华）、吴钦章（府）、唐汝玫（上）、张所珍（北）、顾其言（金）、徐氵存承（华）、沈士英（府）、钱世贵（青）、钱嘉泰（青）、秦宜弘（青）。崇祯庚辰科杨琼芳榜：一甲：魏藻德、葛世振、高尔俨。中式：单恂、钱绮、吴永孚、钱世贵、顾其言。崇祯壬午科卢象观榜：中式：陆庆衍、陆亮辅、张<羽分>之、陆庆臻、陆庆绍、许启源、袁国梓、宋之兰、张黼、朱在镐（北）、徐孚远（北）。崇祯癸未科陈名夏榜：一甲：杨廷鉴、陈名夏、宋之绳。中式：张若羲、沈士英、李待问、徐丙晋、陆亮辅、郁汝持、陆庆衍、王宗熙、宋征璧、张<羽分>之、朱积、沈泓、沈龙。本朝顺治乙酉科张九征榜：主考：成克巩。中式：李延榘、张安茂、宋征舆、徐鼎、曹垂灿、周茂源。顺治丙戌科李▯棠榜：主考：冯铨。一甲：傅以渐、吕缵祖、李▯棠。

译中式：缺。顺治丙戌秋复行乡试范龙榜：中式：何铿、姚腾芳、顾镛（后来改名大申）、曹尔堪（浙江籍）。顺治丁亥复行会试李人龙榜：正主考：冯铨。副主考：宋维（名权）。一甲：吕宫、程芳朝、蒋超。中式：张安茂、诸舜发、徐鼎、宋征舆、曹垂灿。顺治戊子科袁大文榜：主考：梁清宽。中式：王广心、姚世曙、许缵曾、陆振芳、施维翰、王日藻、田茂遇、郭藩（本姓袁，后来改名袁璇）、胡复诚。顺治己丑科左敬祖榜：主考：范文程、洪承畴、王文▯奎、宋权。一甲：刘子壮、熊伯龙、张天植。中式：许缵曾、何铿、王广心、周茂源、陆振芳、朱绍凤、袁国梓。顺治辛卯科袁孟义榜：大主考：黄机。副主考：高珩。中式：沈荃、张有光、陆梦蛟（姓高）、王之明（姓程）、章本练（后来改名霖）、陆鸣珂、徐士吉、朱锦、张郴、方文席（北）、陶忄岑、陆广（都属浙江籍）、沈▯、杨应标（浙江籍）、张锡怿。顺治壬辰科程可则榜：大主考：胡统虞。副主考：成克巩。一甲：邹忠漪、张永祺、沈荃。中式：李愫、沈荃、许启源、徐士吉、李廷榘、顾大申（原名镛）、施维翰、曹尔堪。顺治甲午科朱朝桂榜：大主考：姜元衡。副主考：马烨曾。中式：单▯、蔡文炳、张渊懿（北）、董含、潘尧彩、宋祖年、顾昌时、夏长泰、冯善世（后两人都属北籍）。顺治乙未科秦钅式榜：大主考：金之俊。副主考：胡兆龙。一甲：史大成、戴王纶、秦钅式。中式：陆鸣珂、王之明、王日藻、夏长泰、张有光、章霖、潘尧彩、张云孙、张锡怿。顺治丁酉科蒋钦宸榜：大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中式：何炳、黄枢、周官、王又▯、莫春芳、叶映榴、唐子瞻（姓赵）、李枢、张士绅、张一鹄、陆篪（上三人都属北籍）、张陈鼎（浙江籍）。顺治戊戌科张贞生榜：大主考：傅以渐。副主考：李{▯尉}。一甲：孙承恩、孙一致、吴国对。中式：陆梦蛟、张一鹄、沈▯。顺治己亥科复行会试朱锦榜：大主考：刘正中。副主考：卫周祚。一甲：陆元文（姓徐）、华亦祥、叶芳霭。中式：朱锦、陆篪。顺治庚子科申オ榜：大主考：谭篆。副主考：谌名臣。中式：董俞（金）、朱忄詹（姓王）、诸嗣郢（青）、朱廷献（上）、宋庆远（府）、朱玉（青，昆山人）。顺治辛丑科陈常夏榜：大主考：卫周祚。副主考：成克巩。一甲：马世俊、李仙根、吴光。中式：叶映榴、董含、王又▯、唐子瞻、诸嗣郢、宋庆远。康熙癸卯科马晋锡榜：大主考：王勖（编修）。副主考：王日高（工部给事）。中式：王顼龄、张▯、吴元龙（北）、程文彝、张世绶（北）、朱衮（浙籍）。康熙甲辰科沈珩榜：一甲：严我斯、李元振、秦宏。中式：吴元龙、程文彝。康熙丙午科储方庆榜：中式：金维甯、钱芳标（北）。康熙丁未科黄礻乃绪榜：一甲：缪彤、张玉裁、董讷。中式：阙。康熙己酉科牛奎渚榜：中式：王元臣（青）、程化龙、黄云企、张集、顾昌祚、沈蕖（俱北）。康熙庚戌科宫梦仁榜：一甲：蔡启傅、孙在丰、徐乾学。中式：黄云企、王元臣、程化龙。康熙壬子科陆舆榜：主考：沈允范。中式：张守、张起胤（本姓顾，后改名启祚。）何绥来（姓焦）、范勰、金然（本姓周，北）、龚尔美（姓周）、唐子锵（北）、钱芳模、王鸿绪（原名度心）。康熙癸丑科韩▯榜：一甲：韩▯、王鸿绪、徐秉义。中式：王鸿绪。康熙乙卯科施震铨榜：中式：杨▯、沈藻、张翼（北）、高层云（北）、闵玮（北）、彭开▯（北）、张士钅宏（浙）、沈业。康熙丙辰科彭定求榜：一甲：彭定求、胡会恩、翁叔元。中式：杨▯、张启祚（姓顾）、王顼龄、范勰、张集、高层云、唐子锵、朱衮、彭开▯。康熙丁巳科潘麒生榜：主考：赵士麟。中式：艾汝成、陈琰、沈宗叙、陆祖修、宋志梁、何康锡、胡昆、王九龄（是科特试，现年到监生员，不得与试）。康熙戊午科宋衡榜：大主考：熊一潇。副主考：李迥。中式：陆燧、陈嘉璧、王师旦、曹泰曾、杨继祖、金甫（本姓钱，北）、沈宗敬、董德其。康熙己未科马教思榜：主考：冯溥、宋德宜、杨雍建、叶芳霭。一甲：归允肃、孙卓、茆荐馨。中式：金甫、朱廷献、王师旦、陆祖修。康熙辛酉科胡任舆榜：主考：朱彝尊。中式：冯瑞（府）、戚懿（金）、姚弘绪（娄）、路垓（北）、徐宾（北）、曹国维（北）、张映璧（浙籍）。康熙壬戌科金德嘉榜：大主考：黄机。副主考：张英。一甲：蔡升元、吴涵、彭甯求。中式：曹国维、金然、宋志梁、王九龄、王▯生。康熙甲子科潘宗洛榜：中式：张渊、戴有祺、李登瀛、高曜、施是培、姚钊（上三名北）。康熙乙丑科陆肯堂榜：主考：张士甄、王鸿绪、孙在丰、董讷。

译一甲：陆肯堂、陈元龙、黄梦麟。中式：冯瑞、沈藻、高曜、李登瀛。康熙丁卯科张兆鹏榜：大主考：米汉雯。副主考：龚章。中式：张兆鹏（华）、张永申（上）、潘轶美、王桢、吴元诒、王原、张王▯（北，本姓王）。康熙戊辰科范光阳榜：主考：王熙、徐乾学、成其范、郑重。一甲：沈廷文、查嗣韩、张豫章。中式：沈宗敬、王原、王▯、张豫章（名翼）、徐宾。康熙庚午科刘辉祖榜：主考：王尹方。副主考：裴衮。中式：王镐（上）、聂恒（府）、刘贞吉（上）、张德纯（青）、姜遴（北）。康熙辛未科张瑗榜：主考：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王士祯。一甲：戴有祺、吴▯、黄叔琳。中式：姜遴、吴▯、陶尔オ、姚弘绪、王桢。●卷三 ◎建设 历来兴制作建设，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办法。制度的变通随着时代，废止和兴起取决于形势；即使圣人，也不能使千百年间的制度永远不改变。只是善于变通的人，能够把弊病转化为利益；不善于变通的人，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增加祸害。探究制度兴革的本意，无非是为了国家和百姓；但等到变更之后，便形成了世道有升有降，这也只能说是气数使然，并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现谨略举其大概，写下来记录；大的方面可以借此观察世运，小的方面可以借此考察士风，希望后来阅读的人能够有所考证。华亭水次仓在西郊跨塘桥里面、秀州塘以南，土地开阔、水很深，便于漕船停泊和交运。起初不过是四周用水沟围起来，里面排列仓房和官署，以便储存粮食、供官员暂时休息罢了。崇祯初年，谷城方禹修先生来任本郡长官，考虑到这里靠近泖滨，盗贼不时出没，冬春储存米粮时难以周密防御，于是便和乡绅士大夫商议筑城来保护它。随即就在这里疏浚护城濠、挖土，四周用瓷砖筑城，修建四座城门以便出入，分设街道以便往来，引水穿过城中，架桥渡水，并派人监临督护，官署房屋密集排列。虽然城池只有斗那么大，却人烟聚集，俨然有固若金汤的形势。本朝沿用了这一设施。后来分设娄县，以城中的河为界，北面属于华亭，南面属于娄县。每逢储存米粮时，便由提标所属的娄县官员负责防汛，直到今天仍依赖它。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本县陈仲台于阶，当时任凤司博士，是相国徐文定公的外甥。他才智多、善于谋划，和方守成为忘形之交；工程完全交给他负责，相关册籍至今还保存着。几年前，仲台的儿子子式、子正带来这些册籍，我曾经见过；如今已经无法再考察了。府、县城隍之神，过去本来各自都有庙宇形制，用来主管香火；不过也只是重重门道、层层通路，殿宇高大轩敞，具备堂皇的格局罢了。自崇祯初年起，府城隍庙在前面开设台门，后面修建寝殿，格外壮丽；而本县县城隍庙也在仪门上修建楼阁，用来演戏，又向后扩展中堂的地面，建造寝宫，可以说同样美观。大概从殿宇以前的部分看，规模比不上府城隍庙；但后寝的制度却更胜一筹，这也是地势造成的。从此以后，村镇的社庙也纷纷修建楼门和寝殿，但总比不上府、县城隍庙规模宏大深远。阁老坊在县衙以南，是相国徐文定公讳光启所建，完成于崇祯辛巳年秋天，工程费用非常多。我最初看见它竖立柱子时，每根柱子的基脚下面，先挖出一丈见方的地面，排列几十根木桩，又在高大的木架上悬挂大石向下压桩，使木桩与坑内的土面齐平，再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