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石墨镌华》卷一明赵崡撰防三十六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石墨镌华》卷一，明赵崡撰，收录三十六首 夏禹衡岳碑【二种】禹碑有七十七字，在衡岳云密峰。杨用修得到它。张佥宪说：宋嘉定年间，何致字子一游览南岳，解读出碑文，刻在岳麓书院。杨用修又把它刻在滇中安宁州。近世杨时乔又把它刻在栖霞山天开岩。我所收藏的有两本，其中一本略有磨损剥落，几十个字尤其无法辨认；上面隐约有“何致”二字，应当是何子一的旧本。另一本则是杨时乔所刻。杨用修说，韩愈、刘禹锡、朱熹、张栻等人都曾寻求而没有得到，只有自己得到它，认为是奇异而幸运的事。但王元美又对此表示怀疑，说铭文词句不符合圣人经典，类似汲冢《穆天子传》的文辞，这是为什么呢？杨用修、《金石古文》和杨时乔都作了隶书释文，彼此有所不同。王元美也有两种版本，释文同样不一致。杨时乔的版本出现在王元美之后，那么王元美得到的，难道就是何子一、杨用修所刻的两本吗？为什么彼此抵牾得如此相同呢？不过其中所谓“龙画螺书，鸾漂凤泊”，即使经过摩刻，仍然可以想见古人的风采。可惜不能得到衡岳石上的原迹。周武王铜盘铭 这篇文字是元代延祐年间摹刻《汝帖》时刻在石上的，文辞简约而意境深远；虽然不是原物，也仍然值得珍重。周穆王坛山刻石 “吉日癸巳”几个字刻在坛山。宋代宋祁寻找到它并摹刻下来，县令刘庄凿取石刻带回州中，权知郡事李中祐把它嵌置在官署右壁，并为它作了题跋。国朝宋濂考证款识，认为是周穆王的书迹，毫无疑问；可是宋人施宿却说，这是州衙旧有的石刻，在政和五年取入内府。既然如此，宋濂所见的、我所收录的，难道是后人的拓本吗？宋濂曾摹刻在浦阳山房，并且亲自作了题跋。我的本子有李某的题跋，没有宋濂的题跋，也不是宋代本子，实在无法弄清。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文的文字出入《雅》《颂》，书法淳朴质实，应当出自周宣王时期。史籀的笔迹已经失传，都玄敬、杨用修、王元美等人对此作过辨析，详情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借到一本，虽然磨损剥落得特别严重，却确实是三代遗物。古人有人认为它是秦代之物，这已经不对；又有人认为是宇文周的遗物，就更加可笑。欧阳公号称博雅，却也对此表示怀疑，于是让后人有了讥刺驳斥他的口实，真是无地自容了。如今石鼓仍在太学门内，我又从李典籍那里找到这一本，漫漶不清比我借来的本子更严重，而且没有人保护看守，可惜啊。周仲尼比干墓题字 这部书，是程邈、李斯所没有写过的，却说是仲尼亲手所书。洪氏《隶释》《汉隶字源》已经辨明了这种说法的错误。然而，因比干忠贞刚烈，尼父又是他的族孙，姑且妄自相信它，也足以替忠臣吐一口气了。周仲尼季札墓题字。这篇题字流传已久，所以陶渊明、季札都曾称赞说：“夫子逝止，于是下诏制作铭文。”唐代张从申说：“旧石已经湮灭，玄宗命殷仲容摹拓，大历年间萧定重新刻在石上。”又有人说，李阳冰学习《峄山碑》，得到此本后才有所变化。根据这些说法，便似乎真是仲尼所书。欧阳公怀疑仲尼未曾到过吴地，而且这些字很大，不适合古代简牍书写。又有人说，原文只有“呜呼，有吴君子而延陵之墓”八字，后世妄自增添了其余文字。即使黄长睿、董广川也都对此表示怀疑，最终没有人敢确定它的真伪。不过，《淳化帖》所收的字较小，而镇江石刻的字较大，二者不相类，不知是什么缘故，姑且保存下来，以等待博学有识之士考定。秦峄山刻石【二种】。唐代封演说，魏太武帝登山时推倒了这块碑；然而前来摹拓的人仍然很多，当地百姓疲于奔命，便聚集柴薪把它烧掉了。有县令取旧文重新刻在石上。后来徐铉得到摹本，郑文宝在长安刻石，从此翻刻此碑的人很多。评论者说，长安本第一，邹县本最差。杜甫诗又说：“峄山之碑被野火焚烧，枣木翻刻使字肥大而失去真貌。”根据这些说法，峄山旧石在开元以前已经亡失，其翻本有的用石刻，有的用木刻。那么就不知道徐铉所录的，是县令所刻的石本呢，还是所谓“肥失真”的木本呢？而徐铉自己说，他是在天人之际获得思考所得，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所收藏的两个本子，一个是郑文宝本，确实是临摹徐铉本的，只保存了外形相似，已经没有神韵。另一个是至元年间翻刻的本子，据说是仿照元祐年间县令张文仲再次刻的本子；这样看来，它又应当排在文宝本之下。原文分为两段，后一段其实是二世皇帝的诏文。都玄敬说它应当刻在石碑旁边，文宝却误把它录成一段；至元刻本又以为两段都是二世歌颂始皇的话，尤其可笑。汉五凤二年残字。这块石碑，是金代高德裔修建孔庙时，在太子钓鱼池中挖掘得到的。水池在灵光殿基址以南三十步。所谓太子，是景帝之子刘余，受封于鲁，所以当地人习惯称他为太子。石上写着“五凤二年”，这是宣帝的年号；又写着“鲁三十四年”，高德裔认为是刘余的孙子鲁孝王在位时的纪年。还写着“六月四日成”，一定是当时修建某物，或者开凿水池，并记下工程完工的日期。西汉石刻流传下来的极少，这些字简约质朴而古雅，保存下来给后人看。汉代防山都尉孔宙碑。孔宙是孔融的父亲，孔子的第十九代孙。他死于延熹六年，碑建于延熹七年。然而赵明诚、欧阳永叔、王元美都说是延熹四年。孔宙字季将，隶书字样很容易辨认，而欧阳永叔文集的一种本子却作“秀持”，都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郑渔仲《金石略》又记载有两块孔宙碑，更是错误。我借到东肇商的本子，又从王户部尧年、赵郡丞可行那里得到两张拓纸。大体上都比玄敬所录的残缺得更厉害，但仍然神采动人。王元美竟说文章和书法都不是上乘，这是为什么呢？又有一块孔宙碑的碑阴，刻着门生和故吏的姓名，我没有见到。根据《金石录》，其中有“捕廵”二字。“升台捕”这个姓，《姓苑》中没有记载。碑上的称谓又有门生、门童、弟子、故吏、故民的不同。洪丞相适说：“亲自接受学业的叫弟子，互相传授的叫门生，尚未加冠的叫门童，属官叫故吏，登记户籍的叫故民。”因为这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说法，所以附录在这里。汉代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

译这块碑的始末，都是都少卿玄敬考证得很清楚的，杨用修《金石古文》把全文都录下来了。但是碑文中“奏洛阳宫下”以下，有“司徒公河南【阙】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武都【阙】字意伯”，二十四字中缺了六字，而两位公都没有提及。都玄敬说，这块碑已经残缺，依据宋代洪丞相《隶释》录下全文，却竟然遗漏了这里，难道两位只是凭抄本记录，没有见到拓本吗？碑后又有刻文说：“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考察此碑是在永兴元年建造的，钟元常在汉献帝初年才开始任黄门侍郎，距离永兴年间已经将近四十年，因此这显然不是钟元常所书。不知道张稚圭依据的是什么图？碑文叙事简洁古雅，隶书遒劲飘逸，使人可以想见汉人的风采，实在不必牵强附会为钟元常所书。碑中的赵戒，《范史》注文作字志伯，现在却作意伯；赵明诚说，怀疑这是为了避桓帝的讳。赵戒，袁宏又写作赵诫。汉代韩勑造孔子庙礼器碑。这块碑，都玄敬、杨用修两位都录下了七个缺字，而我得到的拓本只缺五字，比他们多出“皇▯统华胥戯”七字。一个问题是等待知晓“奥奥”二字的含义；两位比我早八十年，都玄敬所收藏的又自称是旧拓本，为什么反而是今天的本子保留了缺字部分呢？而且，都玄敬录碑阴时说，《隶释》所载有六十二人，比都家旧拓本少三十八人。《隶释》从曲成侯王暠开始，到洛阳王敬结束；都家本从涿郡太守鲁麃次公开始，到河南樊文高结束。按碑文，在“韩明府”之下已经列有颍川长社王玄君真至相史鲁周干伯德等八人，似乎不应在碑阴重复记录。《隶释》开头正好少了这八人，这符合汉文简古的体例；都家本却重复出现，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可惜不能到碑所在之处验证。至于这块碑的隶书，与卒史碑没有两样，而且记事方法简洁质朴，不是今天的人所能做到的；玄敬却因为其中杂用了纬书的内容而轻视它，我私下并不赞同。汉代鲁相史晨孔子庙碑。这是史晨向尚书呈上的奏章，大概汉代制度是郡国通过尚书把事情上达天子，就像今天通政司办理的事务一样。史晨刚到任时，亲自拿出俸钱供奉祭祀，可以说是懂得尊崇圣人了。汉代鲁相史晨孔子庙碑。另一块碑记载，史晨的姓和字，以及当时到孔庙参加祭享、观看礼仪的人共有九百零七人；又记载修治沟渠、设置水井以及安排守墓人，可以说是盛大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七人〕 我收藏的两块碑，在汉碑中算是相当完整的。前碑只缺十一字，后碑只缺一字。根据都玄敬和杨用修所录，前碑缺两个字，而后碑却缺三个字。而且，前碑上“尚书后有时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治所部从事”等二十字，都、杨二人的本子都没有。后碑又比两位多出“望见阙”中的“观”字和“享献之荐”中的“荐”字。难道都公收藏的正好是残缺本，杨公又从都公的抄本中抄录，没有拿碑文来核对吗？我出生在两位之后，却能够看到他们没有见过的文字，实在因此感到快慰。汉代北海相景君碑。这块碑残缺不全，几乎不能成文。考察《集古录》，大概从欧阳永叔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然而都玄敬却录下全文，只缺三十字，不知道依据是什么。玄敬又说：“我家收藏的汉碑凡是不完整的，都是用洪丞相的《隶释》补足的。”这块碑也是这样吗？王元美说：“隶法本来就古雅，只是‘益州部’应当说‘刺史’，不应当说‘太守’。”碑额题作“铭”，正文却称“诔”，也不恰当。东京作者往往如此。碑中把“眉寿”写作“麋寿”，欧阳公认为古字可以通用，确实有道理。汉代淳于长夏承碑。都玄敬引用考证极其广博，大体上认为这块碑自元代王文定公恽定以来就被认为是蔡邕所书，并说其气势凌驾百代，笔力堂堂。洪丞相《隶释》说它的字体奇怪，郑侨《书衡》说它兼有篆书和八分书的体势。综合这些说法，便怀疑此碑不是蔡邕真迹。又说江阴徐扩有一块旧刻，缺字四十五个，唯独这一块完好无缺，那么它是伪作就可以相信了。我也寻得一张拓纸，不是汉代刻本，似乎不必再辨别；但杨用修说它是仅存的汉刻，王元美也说它的隶法时时带有篆籀笔意，骨力贯通，神采飞动，不是中郎蔡邕不能达到的。难道他们所见的是另一块碑吗？汉代郭有道碑。这块碑在介休县。我的同乡王正巳曾经做过该县县令。我从他家寻得一张拓纸，原来是王正巳重刻的本子。深深遗憾没有得到原刻。近来有晋地人对我说，旧石曾经被一个秀才极其喜爱，他每次到碑下都抚摸观赏好几天。有一天夜里盗贼把碑抬走，县令无可奈何，只好重新刻一块石碑来应付索求拓本的人。后来重刻的石碑又被磨损，王正巳再次重刻。那个秀才盗走的石碑竟然始终没有流传出来，真奇怪啊！汉代李翕折里桥郙阁铭。这块碑在略阳，相传是蔡邕所书，马伯循相信这一说法，但毕竟没有确切证据。碑文中有“醳散闗之▯漯，徙朝阳之平▯”。欧阳公对此表示怀疑。董逌在《书诀》中说：“‘防’在古文字中是‘显’字，‘漯’在《川汉》中读作显，意思是河川处于低湿之地；书法学者所说的古文字至今相同。古文字中‘湿’写作□，又写作▯，所以汉人把‘湿’又写作‘累’。这样看来，‘漯’应当作‘湿’；‘喿’和‘叄’形体相同，所以古文字的‘燥’写作▯。其中‘醳’与‘易’相同，占卜中说‘用醳’，也是‘用易’的意思。”杨用修认为，“醳”在古字中与“释”相通，“漯”借作“湿”，“▯”与“燥”相同，解释为除去湿气而趋向干燥，大概本于董氏的说法。但碑文已经磨损剥落，欧阳公说这两句当时还很完整，如今也损坏过半了。碑中又称太守李君名翕，字伯都，现在的刻本都写作李防，可能是传抄错误。只有郑樵《略》说：“李翕与碑相合。” 汉代郃阳令曹全碑。

译万历初年，郃阳县城墙下挖掘出这块碑。碑建于中平二年，其中称曹全为戊部司马，征讨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战，谋略如泉水涌出，威势超过诸贲。和德反绑双手归降求死，军队撤回，整顿军容。各国赠送的礼物将近二百万，全部登记入官。考察《范史·西域传》，和德射杀本国国王，自立为王。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率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宴率领各国军队，共三万人讨伐疏勒。攻打疏勒中城四十多天不能攻下，于是撤军。两种说法并不相合，而且司马是曹宽，不是曹全，难道就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范史》传写有误？即使记功的人夸大了言辞，但“面缚归死”似乎不是虚构，那么又该怎么解释呢？碑上又称光和七年，而史书所记光和只有六年，大概是光和七年冬十一月才开始改元中平。碑文隶书遒劲古雅，不比卒史碑、韩勑碑等逊色，而且完整无一字缺损，确实值得珍藏。我曾和朋友谈到古碑，朋友说：“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还能见到汉晋人的书法，恐怕后世再也没有保存下来的了。”我说：“神奇之物的显现和隐没自有时日，难道不会有埋藏起来等待后世之人发现的吗？” 像曹全碑这样，欧阳公、赵明诚、都玄敬、杨用修诸位先生，难道能够见到吗？”两人相视一笑。汉代西岳华山庙碑。汉魏时期的碑例通常不写刻书人的姓名，唯独这块碑题作郭香察书，因而特殊。洪适《隶释》说：“东汉遵循王莽的禁令，不署姓名。所谓郭香察书，是说郭香审察别人的书法。”唐代徐浩《古迹记》却认为是蔡中郎所书。我考察碑文说：“京兆尹命令监都水掾霸陵杜迁购买石料。”又命书佐新丰郭香察书。购买石料和审察书法是两件事，那么洪公的说法似乎也有根据。但这书法虽然遒劲，却很不像蔡中郎。郭香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审察蔡中郎的书法呢？而且购买石料、审察书法、刻碑的人都写了自己的姓名，唯独没有写蔡中郎的姓名，这是为什么？徐浩生在唐朝盛世，距离汉代很近，而且他精通文字学，不应当错误荒谬到这种程度，这些都无法解释。至于杨文贞公的跋文，竟然认为是郭香所书，那么“察”字就没有归属，文意也不通了。这块碑在嘉靖年间还在，当时有县令修建岳庙石门，看见殿上的碑都是当时显贵人物所题，担心获罪受罚，便把这块年代久远的碑砸碎作为砌石。我从东肇商那里借来旧本，于是在后面写下这些话。魏代封孔羡奉祀孔子碑。梁鹄字孟星，向师宜官学习书法，举为孝廉，官至选部尚书。汉灵帝器重他，曹孟德喜爱他的书法，王逸少也学习过他的书法。梁武帝评论他的书法说：“如龙威虎震，像剑拔弩张。”可见他的书法确实值得珍重。这块碑的结体古朴遒劲，不知道果真是梁鹄所书吗？碑后题有曹植的文辞。说梁鹄书法出自张稚圭，也说“根据图记，与卒史碑相同”，实在令人不明白。魏代百官劝进碑。这块碑有人说是梁鹄所书，有人说是钟繇所书，但没有确切依据。不过其隶法遒劲古雅，非这两位公不能达到，本来就是钟鼎之间的珍品。魏文帝受禅碑。传说这是司徒王朗撰文、梁鹄书写、太傅钟繇刻石的碑，称为“三绝碑”。又有人说就是钟繇所书，也没有确切依据。不过，认为是钟繇所书的说法出自颜鲁公，或许并非妄说。其隶法大体与《劝进碑》相同。王元美说：“凭太傅的腕力书写，前后《出师表》刻在七尺美石上，难道不会与日月交相辉映吗？”但它的文章和所记之事，是天下士人所指斥唾骂的，然而人们仍珍爱把玩而不忍释手，谁能说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呢？又说：“我起初喜爱明皇的《泰山铭》，见到这块碑后，恍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汉代书法方正而瘦劲，刚劲而整齐，情态少而骨力多；唐代书法宽博而肥厚，妩媚而舒缓，骨力少而姿态多。汉代书法如建安时期，唐代书法如三谢时期，受到时代的限制，自然不能超越时代。这句话深得评论书法的精髓，所以记在这里。晋代将军周孝侯碑。宜兴周处碑，王元美考证得很详细。大体上说，碑文记载周处以身殉国，战死了；却忽然又说他在元康九年因病去世，前后文意不能衔接。考察吴、晋两国都没有元康年号，而且追赠周处为将军、赐给葬地、供给他母亲医药酒米等事，都是永平七年战死时的事情。十五年以后，到建武元年才谥为孝侯，但碑文却把这些事都写成建武年间的事情。建武元年时陆机已经去世，怎么可能撰写涉及这些事情的文章？大概碑文前面署有陆机撰写，下面留有空石，后来的人妄自增添了文字。只是借王羲之的书法来抬高碑的价值罢了。碑后又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义兴县令陈从谏重新树立此石，协律郎黄某书写，这更加可疑。我认为，碑中“唐元和重树”等语，实际上出自黄某所书；此人学习右军书法，后人见其字迹像王羲之，于是加上“羲之”二字。陆平原的文章没有提到谥孝侯的事情，重新书写刻碑时，或许有人凭意愿增添了这些内容。至于“以身殉国”以下到“元康九年”等文字次序错乱，就无法解释了。难道陈从谏刻成之后，又有人重新刻写而把文字弄乱了吗？然而也不应当荒谬到这种程度。现在只因它的书法具有右军遗意，姑且保存下来，以等待博学有识者考定。后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张猛龙任鲁郡太守，郡中人立碑颂扬他。正书遒劲如虬，已经开启了欧阳询、虞世南书法的门径。碑首用正书写的十二个大字，尤其险峻劲健。这也是兰台书法的源流所在。张猛龙不见于史册，根据碑文，他名“猛龙”，字“神▯”。《金石录》中有《刘干碑》，名“干”，字“天”。魏人的名字竟是这样，也很奇异。后魏修孔子庙碑。李仲璇任兖州都督时，修建孔庙并立碑，事情发生在兴和三年，史官对此作了记载。当时高欢正与宇文泰在关洛一带激烈交战，东魏又正处于迁都之际，李仲璇却能够修整孔庙，崇尚文教儒学，实在贤能。碑文用正书书写，有时使用篆书笔意，间杂分隶，形体奇异。考察古代书法，大篆、小篆都称为篆书；东汉各碑减少篆书笔意而带有隶法的，称为隶书；用篆书笔意写隶书的，称为八分，也称隶书。正书称为今隶，也称楷书。那么像这块碑，究竟是篆书、八分书，还是古今所说的隶书呢？后魏豆卢恩碑。《魏史》在豆卢恩附于其兄豆卢宁的传记中说：“永恩。”现在根据碑文来看，大概是以字行世。碑上称保定二年追赠柱国大将军、涪陵郡公；史书却称追赠少保、幽冀等五州诸军事、幽州刺史，谥号为敬。似乎应当以碑文为正确。碑在咸阳豆卢恩墓前，由咸阳令王公家瑞寻得。我的摹本有许多地方无法辨读；而王公所刻的《金石遗文》还保存了一大半，大概是从碑下录出的。后魏周惠达碑。

译这块碑和豆卢恩碑都是咸阳县令王公所得，比豆卢恩碑稍微完整一些，使用隶书。王公刻录碑文，只缺三十三字，但拓本却已经无法辨读。碑首“大魏故司空匡穆周公之碑铭”十二字用篆书书写，宛如新刻。考察史传，和碑文大略相同；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的追赠和谥号，史书却没有记载，史书只说“开皇初年追赠萧国公”。后周华岳颂碑。碑文题为“万纽于瑾造”，由赵文渊书写。考察于瑾，即唐瑾，是被赐姓的人。史书称他撰写碑颂数十万字，这篇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文章辞采很平常，实在没有超出常格之处。史书称赵文渊的书法高雅，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则，笔势很值得观赏。宇文防当政时，命赵文渊与黎季明等人刊定六体文字。赵文渊曾到江陵，书写景福寺碑，梁主称赞他。后来又因题写匾额有功，增加封邑，授任郡守。后来即使出任外官，每逢需要题写匾额，仍常把他召回来。窦臮在赋中说：“文渊如孝逸，唯独仰慕前代踪迹；到了师法王献之，仿佛要登上龙门。他有宋、齐时期书法的面貌，却没有【“孔薄”一词疑有讹误】的胸襟。”这样看来，赵文渊的书法在当时本来就很有名。此碑建于天和二年，正是在他书写路寝等处匾额之后。因此碑文称他为赵兴郡守。碑中文字稍微带有隶书笔意，当时又兼用篆籀，正与李仲璇的孔庙碑相同，也是褚河南《圣教序》、欧阳兰台《道因碑》书法的来源。江陵景福寺碑不知是否还存在，这块碑却保存完好，没有一个字被磨损剥落，实在是赵文渊的幸运。史书为避唐高祖的讳，把“文渊”写作“文深”。《隋安喜公李使君碑》奉天乡人挖掘得到这块碑，把它立在上官村庙前。我经过那里前去观看，拓了两张纸。碑上的隶书也很遒劲飘逸，而且碑体保存得相当完整。李使君是凉武昭王的后代；祖父李景超，官任员外散骑侍郎；父亲李通逸，官任使持节东南道都督、狄道县开国子；叔父李琰之，曾出任荆郡太守。李使君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卭州诸军事、卭州刺史、安喜县公。开皇十六年去世，十七年立碑。碑文都清清楚楚可以读出，唯独缺少李使君的名字。考察得知，李使君与唐朝皇室同宗，官位也不低，但《隋史》没有他的传记，于是无法考证。使君的祖父、父亲和叔父中，只有琰之见于《魏书》。由此可知，史官遗漏简略的情况，像这一类实在数不胜数。《隋海陵公贺若谊碑》这块碑的楷书方正整齐而精劲，是唐初诸家书法中的先声。碑在兴平县文庙，宋人磨去了碑阴，改刻《夫子庙记》。如今这篇碑文只保存了十三字；听说原来曾经完整。一位县令苦于权贵不断来摹拓，便命人把它捶毁。贺若谊的事迹见于《隋史》本传，这里不再赘述。《隋龙藏寺碑》龙藏寺就是今天真定府的龙兴寺，碑还保存着。碑上的书法遒劲有力，也是欧阳询、虞世南书法的源流之一。不过，这块碑立于开皇六年，当时北齐灭亡已经很久了，而张公【“▯”字疑为讹误】还称作齐官，这是为什么呢？碑上又称建造寺院的人为太师、上柱国、太威公的世子，官任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末字漫漶或讹误】。史传遗漏了他的事迹，于是无从考证。《隋陈明府修孔子庙碑》陈明府名叫陈叔毅，字子严，是陈宣帝的儿子，任曲阜县令时修缮孔子庙。仲孝俊撰写碑文，立了这块碑。碑上的书法也很有汉魏分隶的法度，但《集古录》和《金薤琳琅》都没有收录，只有《金石录》记载了它。况且都玄敬说隋碑流传很少，自称爱好金石将近三十年，只得到皇甫君龙藏碑、姚辨墓志、江夏砖塔记四种。皇甫碑是唐代所刻，由此看来，都玄敬实际上只有三种隋碑。我所记录的有四块碑，再加上《常丑奴墓志》和《李渊记》，共六种；不过皇甫碑、智永碑不在其中。真想让都玄敬从九泉之下起身，把这些拿给他看一看。《隋智永真草千字文》智永传承了他家祖先王逸少的书法，一笔一画都与这次刻本相合。到大观年间，这个刻本精美而值得珍藏。《南部新书》说，智永住在长安西明寺，写《千字文》八百本。书中作“但是律召，调阳乃真迹”。大概是因为草书“召”字像“吕”字，所以俗本误作“律”。“吕调阳”这一说法，徐散骑也误写成“吕”。用闰余来对应“律召”，才合乎其中的意义。今天的版本正确地写作“召”字。《隋常丑奴墓志》常丑奴是始平人，曾任都督、荧泽令。大业元年去世。墓志在兴平崇宁寺的墙壁之间，我为童子摩挲【此处原文疑有脱误】所得，拓了一张纸。书法也不算很好，只是因为它是隋代遗物，才保存下来。兴平就是古代的始平，如今不知道墓葬在哪里。《隋李渊为儿子世民祈求疾病痊愈记》这个李渊就是唐高祖。碑记称，郑州刺史李渊因为儿子世民眼睛患病，先在这座寺里祈求仙灵，承蒙【“防仙恩力”原文疑有讹误】使他的病有所减轻，于是恭敬地制作石碑和佛像一铺，愿以这项功德资助、增益弟子李渊全家大小，使他们福德兴盛充足，永远没有灾祸。弟子李渊一心供养。末尾题署为大业二年正月八日。考察当时唐太宗才九岁，而史书称唐高祖曾任谯州、陇州、岐州三州刺史，并没有说任郑州刺史；这件事也可以用来证明史书有所遗漏。《隋皇甫诞碑》皇甫君名叫皇甫诞，死于隋代，但碑立于唐代，是因为他的儿子皇甫无逸显贵。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写。王元美认为，若与欧阳询其他作品相比，这块碑尤其险峻劲健。我认为它劲健而不险峻，只是用笔峻拔，一变晋人的法度罢了。它可以称为楷书的神品。碑原来在鸣犊镇，如今在西安府学。戊子年，余君房任督学时建亭覆盖保护它。丙申年，亭子倒塌，把碑压断为两截，因此剥落了二十多个字。到后来又损失了五十多个字。我收藏的是碑断以前的拓本，十分珍爱。《石墨镌华》卷一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石墨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