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石墨镌华》卷六明赵崡撰防四十一首

译宋代苏轼书写《醉翁亭记》。这是新郑公从徽宗废弃的王府中得到的本子，新郑公命人摹刻，摹写者是文寿承，所以能够纵横自如，字字不失原来的神态。它的真迹一进入江陵，后来又进入大内，如今世上流传的只是摹本罢了。王元美再三表示怀疑，起初认为不像苏公的书法。苏公死后，有个叫王逸老的人，自己想超过怀素；也许是他的笔迹，又或许是陆务观、张温甫一类人后来戏作的。又有人说其中的渴笔、纵笔、拂防、磔掠，有折钗股、屋漏痕的笔法，认为是苏公兴到时所写；但这又不像。又有人说赵吴兴、宋昌裔、沈启南、吴原博认为，这是入石时寿承所作，这样便使其中没有一笔是真的，应当全部割去，以作为一家之言。我收藏有这件帖，也时常展开玩赏，其中没有一笔像苏长公的。但这个人的笔法虽然不能完全脱离宋人的习气，却胜过苏长公，为什么不显露自己的姓名而署作苏长公呢？实在无法理解。然而说它或许是苏长公兴到时所写，绝无此理。诸家的怀疑并非真实，也似乎有依据，只是无从证明。宋代苏轼书写《上清宫词》。上清宫就是徐铉撰写碑文的地方，碑文记述神人降临凤翔之事，如今在盩厔。盩厔过去隶属于凤翔，苏子瞻任凤翔判官时，经过这里，邀请苏子由一同作诗。薛绍彭请求苏轼书写并刻石，笔势遒劲飘逸、丰润优美，比苏公其他书法尤其出色。石碑过去在本宫一座道士院中，后来断成两截。我和朋友徐宣伯偶然经过，观看后拓下两张。后来县令王公之栩把它移置到衙署斋室，修建砖亭加以保护。宋代苏轼书写《楼观诗》。诗刻在唐代《灵应颂碑》旁边，笔势遒劲飘逸，很值得观赏。元人把原碑磨损剥蚀，另摹刻了一通碑。如今拓取的，是元刻本。原碑旁的字虽然已经不能拓取，但与这通元刻相比，优劣相差如霄壤。至于诗的内容，我实在不敢说懂得是什么话。宋代苏轼《仙游塔题字》。塔上有唐代所画的天王鬼神，苏子瞻说不是吴道子不能画成，并在画的下方题写了【云云】。这篇书法虽然采用卧笔，时时又使用渴笔，很有怀素字藏真、律公两帖的意味。与苏公其他书法不同，即使是《上清词》也应当逊色于它的俊爽。宋代章惇《草堂寺题记》。章子厚与苏子瞻交游，并题写了这篇书法；也使用卧笔，间或采用渴笔、游丝的笔法，仍然遒劲飘逸，值得保存。宋代苏元老《龙洞记》。苏元老深得君家卧笔的笔法，这篇记也很像它。石碑剥蚀严重，已经无法通读，间或只存下几个字。宋代蔡京《草堂寺题记》。蔡太师本来就不是正直的人，但他的书法自然并不坏。这篇书法出自龙图阁，他任知永兴军时，在祀高观潭所题。考察当时的情况，他与章子厚相继来到这里；书法虽然逊于章子厚，但两人共同助成恶政，应当一同看待。宋代米芾《芜湖县学记》。米颠在书法家中说话很夸张，很少称许别人；但他自己写的这篇札记，侧笔、纵笔虽然极其雄健杰出，却免不了粗疏。王元美竟称它有千金宝马缓步行走、驰过都城和践踏土块般的气势，恐怕还不敢相信。宋代米芾《第一山》大字。这通刻石在盱眙县中南楼，观看石刻可知只是摹刻本罢了。笔势纵逸飞动，很有一夫当关的气势。宋代黄鲁直《狄梁公碑》。自古以来的楷书，笔法没有采用倾斜侧出的。晋人的姿态包含在法度之中，所以圆润而多有飘逸；唐人的姿态体现于法度之中，所以方正而多有遒劲。宋初诸人还遵守唐人的规矩，四大家出现后，唐法完全改变，竞相采用倾斜侧出的笔势。黄鲁直尤其严重，但古人却说狄公的事迹、范公的文章、黄公的书法是三绝。即使范文正公的文章和书法柔弱不振，又有什么能与黄公并列为绝呢？试拿它同裴公的文章、李西平的文章相比，再看看诚悬的书法如何？更不用说蔡中郎之于郭有道了。宋代黄鲁直《夷齐墓碑》。我起初认为黄氏书法倾斜侧出，完全改变了唐法；又得到这通碑，竟不知不觉离开座席站了起来。此碑确实是黄氏书写的，却没有一笔像《狄梁公碑》；笔法完全出自褚登善《圣教序》，瘦劲无比，撇拂钩磔，各方面都无可遗憾，只是结体疏松，比褚登善稍逊罢了。我疑惑同一个人的手腕，怎么会相差如此悬殊？况且黄氏其他书法都不像这通碑，这是为什么？如今世上学习书法、出自苏黄一派的人，大半反而使唐法失传，却不知道黄氏本来正是能够传承唐法的人。至于碑文说伯夷、叔齐没有被立祀，必定是他们的宗族和国人中有不满的人；又说二人的事迹是孔子、孟子所没有说过的，不足以相信，这正是宋人迂腐荒谬的说法，往往如此。宋代黄鲁直《了元歌》。这是唐代故去的腾禅师所作的文字，俚俗得很，很像禅家宗乘；没有见过一类这样的书法，而且书法也很差，没有署名，世人说是黄鲁直所作，我怀疑不是。宋代黄鲁直《草庵歌》。这篇书法采用行书笔法，稍胜一筹；《狄梁公碑》倔强倾侧，总比不上《夷齐碑》。石头和尚的口语也十分鄙俗浅陋，不值得再看。宋代薛绍彭诗刻。虞学士在文集中评论书法，说苏轼、黄庭坚出现后，魏晋的法度就完全消失了；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才懂得古法。又说黄长睿的书法不如他的言论，只有薛绍彭最好，但世上最终没有流传。米氏父子世代学习他的奇特怪异之处，据此看来，在苏轼、黄庭坚之后，他们独独取法薛绍彭。如今中南楼所观有薛绍彭的诗刻，我总共得到五张：一张用小楷书写唐人《玉真公主庄》《玉真观》诸诗，笔法出入于《黄庭经》《洛神赋》，没有一丝渗漏；一张书写苏子瞻的诗；一张书写其▯薛周的诗；一张书写王工部的诗；一张书写一首绝句，字稍大，有的作真行书。它们的笔法都出自晋唐，绝不作侧笔的恶劣姿态，实在值得珍藏。薛绍彭号翠微居士，他的父亲薛师正重新摹定武《兰亭》，他的儿子薛嗣昌刻《智永千文》。看来，世上有书法学问的人，伯生的鉴赏真是精到啊。宋代李騊《游中南诗刻》。李騊任秦中通判，留下题诗于中南山，鄠县县令崔珙书写并刻石。李騊的诗、崔珙的书法，都没有脱离宋人的本色；把它们留存下来，是为了用来见证那个时代。处在时代之下的人，自然不能使自己超越时代。崔珙是另一个人，并不是唐代那位废相、后来任凤翔判官的崔珙。

译宋代《草堂寺舍利亭记》。碑记采用分隶书书写，腕力自然逊于古人，但有时有一两笔仿效唐以前的人，实在不值得击掌称赏。宋代《慈云寺集右军书诗》。这是晋代《玉兔寺志》、应请所作的张仲尹诗、《静万集》，以及王右军书法的《集书》；自唐太宗《圣教序》兴起以来，集王羲之书法的作品没有能超过它的。这篇书法尚且比不上绛州碑，只保存了形似罢了。至于诗的内容，我实在不敢说懂得。金代《普照寺兴造记碑》。唐文皇具有旷世的雄才，平定天下后，又以余力纵情临池学书。他的臣子中又有率更、永兴一类人共同成就此事，所以能够集成《圣教序》的书法法度；从此以后千秋岁月，集字书法没有能赶上它的。《普照碑》建于金代，在兵戈纷乱、草创未定之后，有仲汝尚文，颇能尽力，集公权的书法，方正整齐而遒劲，紧密之处尤其出色。柳公权亲自书写的作品，简直可以同《圣教序》并兴。碑上署名仲汝羲刻字，我怀疑集字的工作就是出自他的手；没有这样的君子，怎么能够治理金国呢？碑文说寺院是王右军的故宅，真假尚未辨明，而王元美径直认为是淮南公的宅舍，这又增加了一层妄说。金代赵秉文草书刻石。赵秉文是金代礼部尚书，号闲闲居士，曾为张天锡《序草书韵》写道：“徘徊闲雅的仪态，飞走流注的气势，惊竦峭拔的气概，卓荦跌宕的志趣；矫健如腾龙，迅疾如惊蛇，似乎欹斜却又恢复正直，想要分开却又回旋相连，千姿万态，无法看出端绪，也算是闲居中的一项乐趣。”由此看来，就知道他对自己的书法多么自负。这些诗的草书笔法，很像郑驸马《心经》。王元美说：“还不能成为怀素大师的奴仆。”这样看来，闲闲居士难道免不了受到米元章所说的重复陈言之讥吗？金代《博州重修庙学记》。王庭筠在金代，与赵秉文、党怀英等人同享书法声名，而王庭筠极像米南宫，这篇书法就是如此。考察当时的情况，王庭筠的父亲王遵古实际成就了修建庙学之事，王去非撰写记文，便命王庭筠书写，因此尤其得意。篆书碑额的书写者就是党怀英。金代《博州庙学碑》碑阴。这也是王庭筠的书法；他父亲所写的记文，字稍大，结构和风骨似乎不如前碑。金代《中岳庙碑》。这通碑的楷书方正整齐、遒劲有力，大概学习了欧阳询、柳公权，同时兼用虞永兴的笔意，是金代碑刻中最精妙的作品。书写者姓郝，史书没有为他立传，也没有书法声名。看他的结体，王庭筠一类人似乎都比不上。党怀英号称善于书法，却只负责篆写碑额而不负责正文，可知郝氏书法在当时也确实很有名。碑立于大定年间，与《博州碑》同时；世宗励精图治，颇称太平，所以能够利用闲暇修整祭祀之事。金代《都统经略郎君行记》。“郎君”称为皇弟，却没有姓名。碑记于天辅十二年，应当是太宗的弟弟。考察《金史》，世祖有十一子，除康宗、太祖、太宗以外，还有八人，不知道究竟是谁。碑上一个字也无法辨认，大概女真文字就是这样。王元美所录“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八字，正与这里采用同样的书法。而这篇共有一百零五字，后面还有译成汉字的文字，全部刻在左方，也是一件奇异之处。字刻在乾陵无字碑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人〕

译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向防，边境无事，在梁山南面打猎。到了唐代乾陵，殿堂廊庑破败不堪，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命有关官员召集工匠修缮装饰。如今再次拜谒陵墓，下面的绘像焕然一新，回廊四面建起，心中非常欣喜。与醴阳太守畅饮后返回。当时为天辅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四日。尚书职方郎中黄应期、宥州刺史王圭随行，奉命题写。以上是译写前文。元代集颜真卿书《默庵记》。默庵，是道士邢道安修筑的，赵良弼为它撰写记文。庵建在樊川之上，景色非常好。记文也简洁完备，值得阅读。集字书法也属于怀仁一流。不过，苻秦时期的释道安居住在樊川东南，如今洞窟还在，而邢道安也名为道安，难道是他的后身吗？赵良弼曾任副使，和希宪、商挺担任陕西宣抚参议，后来升任行省参议，从未担任宣抚使。但蒲知常说：“宣抚使大概只是表示尊称的说法。” 元代赵孟頫《孙公道行碑》。这是赵孟頫的书法，虽然出自李北海，却又增添了婉转妩媚。可取之处在于，他出生于宋代四大家之后，能够改变他们倾斜欹侧的笔法。拿它同李北海相比，李北海瘦劲有力，却不善于藏锋；赵承旨肥厚舒缓，却善于表现姿态。而王元美说，赵氏书法的姿韵从波拂之间洋溢出来，大概是能够把大令的指法运用到李北海的腕力中；真是这样吗？后来他又说：赵承旨可以超过宋人，比起唐人来，仍然相差一等。这才是定论。元代赵孟頫《敕藏御服碑》。这通碑也婉转妩媚，大体上与前一碑相同，只是稍微逊于前碑的圆润飘逸。所谓御服，是元成宗因感应奇异梦境，而在万寿宫赐给孙德彧的衣服。如今衣服还在道士那里，时常拿出来让人观看。有人误传为王喆的衣服，不是这样。元代赵孟頫《番君庙碑》。这篇承防的书法到了晚年，笔力也显得老练遒劲，但仍比不上孙公碑。所谓番君，就是长沙王吴芮。他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为什么两千年以后祭祀仍未断绝呢？元代赵孟頫书《裕公和尚碑》。福裕没有其他特别的德行，却一直到被追赠仪同三司，爵位授予竟然如此泛滥。承防的书法不太令人满意，圆熟是有的，但姿态不足，也比不上孙德彧的《御服二碑》。元代赵孟頫书《玄元十子赞》。中南楼观有这块碑，石质恶劣，剥蚀得非常严重，现存的字也只剩下字形相似而已。南方有人听说有这块碑，却不知道哪一块才是真本。元代赵孟頫书《佑圣观记》。王元美说这幅书法仿效李邕。我得到一张，字迹一丝不损，但肥厚迟缓，十分缺乏筋骨，难道是摹本吗？姑且保存下来，等待有识之士鉴定。元代《重阳仙迹碑》。姚牧庵姚璲追摹书写金代刘祖谦的文章。文章颇为含蓄蕴藉，书法则完全取法颜平原，只是波、拂、钩、磔等笔画稍稍不及，因此可以知道前代元朝并不缺少善于书写的人。元代《重阳教祖碑》。王重阳在金朝遇到异人，被度化为全真道士；他的弟子丘处机等人替他扩大宣扬这一学说并加以推行。他的道法以全真为本而兼有禅宗意味。这块碑由密国公璹撰文，李道谦书写，书法也仿效颜平原，但仍不如姚璲的《仙迹碑》。元代《马丹阳碑》。丹阳王嚞是王重阳的高足弟子，和他的妻子一起得道。王利用撰写碑文，孙德彧书写，文章颇为详尽丰润。书法也有颜平原的遗意，只是用笔过于肥厚，免不了像“墨猪”一样。元代蒙古字碑。重阳万寿宫的元代碑刻，许多都用蒙古字书写，再用汉字翻译。蒙古字的书法都源自梵天、伽卢字体的变化，所以都与佛教真言相类似。蒙古字书法中也有写得好的，有写得不好的。碑上署写年月的地方，使用类似钩体的书法，如今世上流传的飞白字。王元美所记载的蒙古八字，又像符箓篆书和草书，与这里的不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只是年代久远以后，本地有势力的人大多把这些当作元碑，取去作其他用途。现在还保存着五六块碑，不能全部记录，只记录其中一块的碑文、一个年月字以及译文，详列如下。它与《行记》一同作为另一种景观。《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石墨镌华》卷六。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防助里，皇帝圣旨，军官们跟前，军人们跟前，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们跟前，往来使臣们跟前。宣谕的圣旨说：“青吉思皇帝、伊克岱皇帝、色辰皇帝、旺扎勒图皇帝、库鲁克皇帝的圣旨中说：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们，不论什么差发，都不要承担；只管向上天祈告、为皇帝祝寿。”既然已经有这样的宣谕，如今也只依照先前圣旨的体例，不论什么差发，都不要承担，只管向上天祈告、为皇帝祝寿。于是又说：“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以及所属下院宫观中居住的先生们，已经赐给他们可以执持施行的圣旨。这些宫观庵庙的房舍，不许使臣住下；不许征用铺马和各种供应；不许征收税粮。凡属于宫观的水土、人口、牲畜、园林、碾磨、店舍、铺席、典库、浴堂、船只、车辆，以及不论其他什么物件，连同渼陂、甘涝等三处的水利，甘谷山林，不论属于谁，都不许倚仗势力，不许夺取。若有人说自己依仗圣旨，便不许再做不合体制的事情；如果做了，他们难道还怕什么圣旨吗？” 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在有空的时候写下。至正十八年八月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