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石墨镌华》卷五明赵崡撰防四十一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石墨镌华》卷五，明代赵崡撰，共四十一首。宋代蓝田县修建夫子庙碑。孙穆之任蓝田县令时，重修夫子庙，进士董储为此作记，僧人嗣端书写。董储的文章柔弱空泛，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嗣端的分隶书却深得唐人遗法。碑后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祭祀汾阴的月份”。考察史书可知是在二月。当时契丹岁币三十万，徐州、兖州发生水灾，江淮旱灾连续不断，无为又遭遇猛烈大风，金陵发生大火灾。这些异常现象接连出现，而皇帝却大肆夸耀天书降瑞，追寻汉武帝、唐明皇的旧迹；难怪后来世道不能振兴。宋代修建唐太宗庙碑。宋代承接五代，文风已经极其衰靡。这篇碑文是李莹奉诏撰写的，鄙陋烦冗，很不相称。孙崇望书写，完全出自吴通微，前人称之为院体。院体就是如今所谓的中书体，大概是带有讥讽之意。我认为吴通微的书法清秀飘逸而有法度，稍稍得到《圣教序》的结构，就足以成为名家。孙崇望只是吴通微的次一等，但在宋初，也可以说是步趋唐人书法的人了。根据碑文，宋太祖当时修缮历代帝王陵庙；王元美题写唐宪宗庙碑，说太祖由于鉴戒藩镇之乱，所以特别重视宪宗。唐宪宗庙碑与此碑都在开宝六年立成，只是王元美偶然没有见到。宋代所刻《昭陵六马图赞》。《六马赞》是唐文皇帝亲自撰写、欧阳询书写刻石的，与《文德皇后碑》一同立在陵墓后面。唐高宗又下诏命殷仲容另行把马赞题写在石座上，那么马赞应当有欧阳询、殷仲容两位的书迹。如今《文德皇后碑》和欧阳询的书迹都已亡佚，昭陵上的石马也没有石座题字。世间流传的图本，是游景叔所刻。游景叔在序中说：“得到唐代陵墓图记，记载就是这样。”杨用修《丹铅录》记载《六马赞》说：“在秦中，由殷仲容撰写，欧阳询书写。”又有元代学士王恽的记载，内容大致如此；他的说法与游景叔略有不同。难道杨用修所见的是旧石吗？然而一件是欧阳询书写的刻石，另一件是殷仲容书写在马座上的文字，实在都是唐太宗的制作，并不是殷仲容撰文、欧阳询书写一件作品。游景叔所刻的图流传很广，杨用修不应当没有见过，为什么竟然这样相互抵牾？如今距离杨用修还不到一百年，难道旧石突然亡佚，只剩下游景叔所刻的图吗？游景叔又说：“欧阳询的书迹已经看不到了，只有殷仲容的还保存着。”昭陵以北五里，现在石马正在陵墓下，不到几十步的地方，却没有石座题字；这显然不是唐代原有的石马。这样看来，殷仲容的书迹宋代还存在，如今也沉沦亡失，无法寻求了。若不是游景叔刻下图本，还有谁能知道这件事？游景叔又说：“殷仲容的书法是薛仁杲所作，薛仁果可以用来证明史官记载有误。” 像这样的情况还很多。游景叔很擅长临池学书，李靖、李勣碑的碑阴各有题字，草书、行书都很好；而这幅图的序却是醴泉县尉刁玠用正书写的，深得欧阳询遗意，也值得观赏。宋代译《三藏圣教序》。西域僧人天息灾翻译三藏经，宋太宗为此作序说：“胜过此书的，天息灾没有玄奘法师那样的奇异才能，宋太宗也没有唐文皇帝那样的雄才。说它胜过王怀仁的手腕，既没有王怀仁的书写技艺，也没有王逸少的残墨，只有断残的纸张可以供人拼补。时代既然不同，就不能越级而上了。后世想要成就不朽，难啊！” 宋代北岳安天圣帝碑。宋真宗封禅泰山、祭祀汾阴之后，又把褒奖推及恒山之神。陈彭年本来就不是正直之人，言辞多有逢迎谄媚。邢守元的书法也学习《圣教序》而有所收获，只是结体太疏松；如果遇到王缙，便应当退避三舍，更何况是王羲之呢？宋代重修北岳记碑。我曾见王元美称赞此碑说：“魏公的书法取法颜平原，却时时显露柳公权的骨力，锋芒四面突出，使人不敢正视。我急切地仰慕它，寻求购买。得到以后再次阅看，所谓锋芒四面突出，确实如此。但拿三位公的书法来比较，似乎还是稍有逊色。它有颜真卿的方正整齐，却偏偏得到柳公权的奋张气势，置于颜、柳之间是可以的。哪里至于兼有两位公的长处，使人不敢正视呢？”魏公接受两代遗命，以自身关系到国事轻重，确实无人能够比拟；但在书法家的嫡传一脉中，恐怕不敢过分曲意称誉。宋代《劝慎刑文》碑。这是宋代晁迥叙述自古酷吏、循吏所得报应的文章，用来劝诫执掌刑罚的人。文章冗长，像[疑“▯”字]鬼一样；书法方正劲健而有[疑“防”字]法，具有欧阳询率更的法度，只是稍逊于他的刚劲飘逸。碑上没有书写者姓名，根据后来的《慎刑箴》碑来考证，应当是卢经所书。宋代《劝慎刑箴》碑。晁迥既写了《慎刑文》，又把这篇箴言刻在石上。碑在永兴军文宣王庙，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府学碑，立于天圣年间。当时晁迥任西京判官，已经八十多岁了。皇帝召他赴太清楼宴饮，随后他献上《慎刑箴》；说的就是这件事吗？箴文中多是对长吏说的话，似乎不是写给皇帝的。晁迥任殿中丞时，曾误把死罪囚犯收监定罪，因此被削夺两个秩级，所以晚年这样津津乐道于慎刑。书写碑文的是进士卢经，极有欧阳询的法度，也值得保存。宋代《清净消灾延命得道经》。这通碑开头是《清净经》，其次是《消灾延命经》，再次是《生天得道经》。书写者是始平县的庞仁显，完全学习皇甫碑的法度，虬曲刚健，无与伦比；把它放在唐代名家书法中，几乎无法辨别。但经文开头竟然刻成菩萨的完整像，这是为什么呢？宋代《摩利支天并阴符经》。这通碑开头的《摩利支天经》前刻有佛像，接着的《黄帝阴符经》前刻有黄帝向广成子问道的像，绘画都不差。书写者是汝南袁正己，也能学习欧阳询率更的法度；由此可见，宋初诸人仍然在步趋唐代的规范。宋代郭忠恕三体《阴符经》。郭忠恕的三体《阴符经》，其中两种是大篆、小篆，另一种是隶书。郭忠恕的篆书笔法可与徐铉相匹敌，却讥评英公；又兼工小楷，绘画品评列入妙品。后来他又能登仙而不死，真是奇异之人。我没有见过他的小楷和绘画，但从这通碑也足以窥见他才艺的一斑。宋代篆书《千字文序》。英公在篆书方面唯独推重李阳冰，陶承防、谷这篇序中也说：“阳冰死而梦英生，难道真是这样吗？”这篇序的书法出自皇甫俨之手，可以说登上了欧阳询率更的堂奥。宋代梦英篆书《千字文》。英公精通各种书体，李监的书法比不上孙敖；袁正己的隶书方正劲健，具有欧阳询的法度，与《阴符经》相同，并非嘉祐以后的人所能比。

译宋代梦英的十八体书。黄鲁直说：“李龙眠在市场上得到了一块金铜牌，是汉代的制度。上面有‘金’字六个，书家都不能读。虫书精妙绝伦，是今世所未见的字体，各家都没有见过这种书体，这才知道唐代的玄度、僧梦英都是凭空制作的。然而现在流传的十八体，出自英公杜撰，是欺骗世人，并非古代确实有此书体。音释部分用分隶书写，很有批法。碑首所载的赠诗，以及正文的楷书也都劲健，难道全是英公亲手所书吗？如果这样，英公也不是轻率妄为的人了。” 宋代梦英的偏旁篆字。梦英生活在宋初，自负精通篆书，所以制作偏旁字，仿照古书并加以著录，留给后人。大体上他贬斥李斯等人，唯独推重李阳冰，但也免不了受到后世吾子行的讥评。至于他说自己没有师承，郭忠恕与他同时代，又是梦英所推重的人。现在看他的答书说：“什么人知道这件事？只有英公知道。”似乎含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意思。难道英公是不懂这些吗？为什么还把郭忠恕的书附在碑后呢？只是，他的碑文、郭忠恕的书，都是楷书，很有虞世南《皇甫碑》的法度。由此才知道，十八体的《释文》和赠诗，全都出自他的手笔，不必怀疑。我合看数通碑刻，梦英的书法应当以楷书为第一，篆书次之，分隶又次之。不知有眼力的人会怎样评价它？宋代梦英《夫子庙堂碑》。梦英所写的篆体偏旁字，两块碑都附有碑文；他为郭忠恕所书的文字也都用楷书，方正劲健而有法度。可是这块碑忽然写得放纵张扬，完全采用柳公权《玄秘塔碑》的方法，不学它的遒劲，却学它的粗疏，真是所谓恶劣的书法。米南宫可以作证，请以此来验证我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石〕 宋代《登太山谢天书碑》。真宗皇帝既然大肆宣扬天书这种荒诞之事，又举行泰山封禅，便作了这篇铭文，叙述太祖、太宗以及自身的事迹，语言多有浮夸，文章也拖沓。楷书只能做到方正，丝毫没有钩磔之势。想来皇帝也不能亲自写成，或许是王旦等人替他润色，尹熙古之流执笔书写。碑的方广规模与《开元碑》相等；皇帝的《泰山铭》字小，连一半都不到，但文章笔力和书写气势，却如同泰山与邹峄山相比一样悬殊。宋代《华严寺文殊阁碑》。文殊阁是杜顺禅师收藏肉身的地方。宋人重修此阁，英公撰写碑记。何润之书写英公的文章，笔力软弱；不过，英公既然自负精通篆书，他的楷书却非常好。竟然让何润之来书写，润之行书的用笔也不差，只是结体疏松罢了，还不至于辱没我的珍藏。宋代《兴平县保宁寺碑》。知遵铸钟、建楼，也不过是僧人的通常事务，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冉曾撰写碑文并书写碑字，大概只是替他的弟子张扬而已。冉曾的文章有五代的靡弱之气，但楷书、行书精整劲健，很有《圣教序》的法度，是宋代书法中卓然可称的一家。宋代《玄圣文宣王赞》。真宗东封泰山回来后，经过曲阜，祭奠孔子，制作了两方碑：上面刻御制《赞》，下面刻加封名号的诏书。字体是楷书、行书，没有署名，我怀疑也是书院待诏尹熙古之流所写。虽然没有脱离书院体，但也有《圣教序》遗留下来的意味。根据碑文所说，这是奉诏令诸道、府、州、监都在文宣王庙刻《赞》和诏书，并不只是曲阜有。我所收藏的是曲阜碑，大概其他地方的碑容易毁坏，只有孔林的保存了下来。宋代《修兖州文宣王庙碑》。吕文穆在廷试中考取第一，后来成为贤相；这篇文章却特别软弱，与他的身份不相称。白崇矩的书法很像孙崇望，但圆润飘逸方面稍逊一筹。两人都是以书法供职、充任待诏的人，可见当时所崇尚的书风就是这样。宋代《玉华轩记》。吕大防总管永兴军，在兴教寺创建玉华轩。陈正举为它撰写记文。吕大防名载青史，曾与弟弟吕大忠等考订礼制、制定乡约，直到今天仍流传不废的蓝田吕氏乡约，便与他们有关。难道只有一座轩和一篇记值得称道吗？如今玉华轩已经消失，记文还在寺院墙壁上。文章和书法都不足称道。宋代《三十六赋》。四明人楼异所作的《令嵩高赋》《少室赋》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书写它们的是武林僧人参寥，极得苏轼卧笔的笔法，遒劲古雅，即使苏轼本人见到，也应当点头称许。宋代《绛州夫子庙碑》。《圣教序》大概是唐文皇帝从王羲之墨迹中汇集而成，又得到善于书写的怀仁参与，所以能够成为百代书法的师法对象。这块碑是从刻本摹写汇集而成，只得到了形似罢了，更不用说比不上《圣教序》。即使拿它与吴文的断碑相比，也还差着一层。宋代《于真庵记》。这是宋徽宗为道士于元隐羽化所作的碑记，由都转运使任谅撰写，并汇集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李阳冰等人的书法。亡国之君崇尚虚无而忘记治理政事，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碑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占十分之七，颜真卿、柳公权、薛稷的字偶尔出现；或许是颜、柳的字较大，而薛稷的书法较少，所以如此。李阳冰的篆额和集刻都很好，但正文的集字像百衲衣一样拼凑，实在不值得观赏，姑且保存以备一种书体。宋代集王羲之《牡丹诗》。《牡丹诗》与绛州碑相比，稍稍觉得风流有致，但苍老劲健之处不如。偶尔有一两笔写得缠绵柔婉，这在王羲之的法帖中是没有的。宋代《普济禅院碑》。碑在汧阳，是于侍御永清首先发现的，他极力称赞，认为不比《圣教序》差。我得到一张拓本，观看它的书法，不仅不及《圣教序》，而且还不及《隆阐法师碑》。这是时代造成的，不应归咎于书写者。书写者是僧人善俊，署名为“学习晋代右将军王羲之的书法”。碑刻年代是大中祥符年间，当时苏轼、黄庭坚四家尚未出现，所以书法虽然逊于古人，仍然保有唐代风韵。宋代《承天观碑》。承天观在真宁县，唐开元年间创建，宋大中祥符年间奉诏重修，由尹熙古书写碑文。尹熙古是书院待诏，所写楷书与汧阳《普济碑》相同，不过此碑更多采用《隆阐碑》的风格。碑文叙述创建的缘由：开元皇帝梦见群仙来请求，于是在这里得到石象二十七尊。这件事与《玄元》所记极为相似。考察《唐地理志》，该县原名罗川，因为得到石象，所以改名为真宁。宋代刻僧人彦修的草书。彦修的草书，由诗人李丕绪刻在石上，并说：“笔力遒劲，得到了张旭的书法法度。”如今观看他的书法，实在没有一笔像张长史。王元美说：“像淮阴的恶少年，狂风般跳跃奔窜，确实如此。”

译宋代抄写《高僧传》的序。陶承防的文章完全没有含蓄蕴藉之意，英太师的书法只是徒然夸张，都不是本行名家。王元美说得好：“陶是佛法门中照葫芦画瓢的人，英是笔冢中盗取枯骨的人，两者没有什么可以更换的。” 宋代僧人静己所书的偈语碑。这块碑与《抄高僧传序》碑都在西安府学，俗称都叫《抄高僧传》。【原文此处“▯余视之”疑有串句或缺字，句意不确定】我看它其实是某位禅师所作的偈语，偈语并非上乘之作；书法出自僧人静己，行书、草书很像英太师的《嶷二碑》。两碑同时建成，静己是英太师的弟子，但也免不了写成恶劣的书法。宋代《修周武王庙碑》。这是卢多逊撰写、孙崇望以行书书写的碑，也建于开宝六年。大概与唐太宗庙同时修葺。庙靠近周王陵，如今已经废毁倒塌，不知碑是什么时候迁到咸阳城中的。宋代《修周康王庙碑》。宋太祖修葺前代帝王的寝庙，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都有。如今保存下来的碑，只有成王、康王两块；而康王碑已经断裂剥蚀，无法辨读。碑建于开宝六年，黄逊浮撰文，孙崇望以行书书写，也与唐太宗庙碑同时建成。王元美题写宪宗庙碑时，说宋太祖特别重视唐宪宗，大概是没有见过周成王、周康王和唐太宗等碑。孙崇望是书院待诏，书法受到当时风尚影响，所以没有脱离通行的书院体。宋代《修唐宪宗庙碑》。我收藏宋太祖修建古代帝王庙的碑，共有周文王、周武王、唐太宗以及这块宪宗庙碑四通，这一块最后得到。赵【缺字】撰文，张仁愿书写。张仁愿与孙崇望、白崇矩、尹熙古都是书院待诏。王元美所谓文章和书法都拖沓，不值得观赏，说的就是这类碑。不过，宋太祖凭谈笑之间取得天下，却对古代帝王的陵墓、庙宇全都加以崇饰，作为开国之君，忠厚而且规划宏远。他在开宝六年做这件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鼎成之功，就使他的志愿得以最终完成。幽燕之地又哪里值得劳烦一次出兵呢？可惜啊。宋代赠梦英大师诗。赠给英公的诗有三十多人所作，陶谷、宋白、苏易简、郭忠恕等人都在其中，但各种恶劣的诗法全都具备，没有一首写得合格。宋初人的语言竟然如此，何况初唐、盛唐的诗歌，怎么能让许浑见到呢？书写者是庐岳僧人正防，得到柳公权的法度；从英公的庙堂碑来看，他是深知英公书法的人，所以想在书法上效法英公。诗中把刘伶写作了刘灵。宋代《太平兴国宫碑》。说有神降临在凤翔，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话，却把它大肆夸大，这难道是天书出现以前的先声吗？徐常侍的文章纤弱绮靡，是五代遗留下来的习气。张振的书法也拖沓不堪，与孙崇望相差不多。宋代《同州龙兴寺塔碑》。龙兴寺创建于隋代，宋开宝末年重修，檀越是杨继宗。碑中说：“府主、连帅、太师，有一位称为统总陇右公；有一位称为观风谯郡夏侯公；这些人都无法考证。”撰写碑文的人名叫岵，却不说他的姓，因此也无从知道他的身世。书写者没有留下姓名，书法有率更令欧阳询方整的特点，但不如欧阳询遒劲飘逸。宋代《复唯识廨院记》。唯识廨院，就是蓝田原来的龙泉寺。有一个叫洪集的人，与姚氏共同恢复了这座寺院，并为此立碑。碑文很简略。书法有时用楷书，有时用行书、草书，有时还夹杂一两笔小篆、分隶；其中草书又常常使用渴笔，极其奇异遒伟，像颜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但又时有出入。不过，撰写记文的是豫章人黄【缺字】，书写者是琅琊人元【缺字】（姓名二字缺失），题写碑额的是郑【缺字】，立碑者是大雅【缺字】（姓氏缺失）。这些人的姓名没有一个完整的，唯独刻字者张遵的姓名没有缺损。人本来就有幸与不幸啊。宋代《赐西岳庙乳香碑》。高绅任荆湖转运使时，上奏请求敕赐南岳焚香，后来四岳也一并涉及。根据碑文，南岳各殿每天焚烧乳香一两，西岳各殿共十一处，每天焚烧半两。古人焚香，节省到这种程度。而且所焚烧的乳香，也不是今天的香。碑文用楷书书写，也有柳公权用笔的意味。宋代枢密赵瞻碑。赵懿简公赵瞻是我的同乡，去世后葬在城南四里的墓地，墓地几乎全被耕作者侵占，碑也倒伏并剥蚀了，只剩几十个字可以辨认。观察它的书法，劲健有力，可知撰文、书碑的人一定不是默默无闻者。可惜前代贤达为我的家乡编纂志书时没有收入他的文章，于是再也无从考证，令人感慨。宋代游师雄墓志。游公表彰古迹，从周、秦直到唐代，没有一处不留下题记，这些题记至今还保存着。墓志中也这样说。墓志记载的内容多与正史相合，大概修史时采录了墓志中的话。墓志由张舜民撰写，很能充分阐发游公的事迹。书写者邵防，书法清秀圆润而劲健，完全足以称为名家。可惜过于轻佻。墓志中把“尺牍”写作“赤牍”，“赤”与“尺”相通。杨用修把尺牍写作赤牍，依据的是《禽经》所说：“雉上有丈，鹌上有赤。”王元美又引用《华山石阙》的话：“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说：“高二丈八赤。”他却怀疑这种用法隐僻，想改作“尺牍”。根据这篇墓志来看，宋代已经经常这样使用，并不隐僻。《石墨镌华》第五卷。钦定《四库全书》。《石墨镌华》第六卷，明代赵崡撰，共四十一首。宋代蔡襄《万安桥记》。王元美说：“万安桥是天下第一桥，君谟的这篇书法雄伟遒丽，应当可以同桥争胜。结体的方法完全出自颜平原，只是用笔的‘防法’采用了虞永兴的罢了。”我看这篇书法雄伟遒丽，确实如此；但结体像颜平原，却没有他的紧密；用笔的‘防法’像虞永兴，却没有他的秀逸。这是时代造成的，并不是君谟的过错。宋代蔡襄《荔枝谱》。这是闽中的刻本，刻工不佳；但君谟的楷书仍有虞永兴遗留下来的意趣，苏、黄、米三家都比不上。评论者说这是土偶蒙上金粉，实在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