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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石墨镌华十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石墨镌华,卷六>

史藏 · 目录 · 已译 · 第 28–28 段

至元十四年五月日

  右别二碑署年月字如此

  元重修说经防碑

李道谦文记修説经防事,幷及老聃之道,纚纚数千言,格虽卑冗,意亦详尽。如谓孔子师承老子,孟子不非▯庄,又以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黄白,隋唐行符箓,至丹药竒技,悉附道家为乱,老子皆殊有防趣。碑书出李志宗,真行不大佳。道谦正书教祖碑,虽近墨猪,而亦颇遒伟。何不自书,乃使志宗操笔耶?

  元希声堂碑

  希声堂元建在説经防北下一级今废而建阁独朱象先所为碑存碑词卑不足观而杜道坚书非▯非分去古益逺于法益盭如吾子行所谓挑防平硬若折刀头者不复可得殊令人有韩蔡诸人之想

  元文始碑

此杜道坚撰书,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与碑尚存,词本芜冗,而书与《希声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

  元篆书道徳经碑

余所蓄篆书神禹碑,坛山石有疑非真者。石鼓文出史籕手,披之恍游三代下。此则李阳氷缙云城隍庙记为最,盖其字细而遒,飞动如神。欧阳公乃以细疑之,不知篆正以细为佳。如李斯峄山,翻刻子羙有肥失真之诮。夫肥为失真,则其真正当瘦劲如缙云碑也。不然,先茔三坟亦阳氷手笔,何一经翻刻亦肥失真耶?其余如英太师郭忠恕,虽甚夸诩,终逊古人髙翿者。李道谦称其善于古篆,此书杂出颉籕欵识,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者。暇日与诸篆碑同观,而题此于后,不知于法当否。

  元正书道徳经碑

此似出杜道坚、李志宗軰,而无名氏,如枯树枝,无复生意,聊与篆碑俱存,以备一种。

赵崡曰:余集古碑,自唐以前,虽断残必録;至宋以后,便择其佳者。至国朝诸名书,不敢概及,以待后之博雅君子。亦犹欧阳修、赵明诚之不及于宋也。且以余所见,录古碑者,自欧、赵而外,多慿耳食,致使后之人无所徴信。如郑夹漈之《金石略》,朱长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要论》,纰缪十五,何以称焉?求其考据精审者,于宋莫若黄长睿,于有明莫若王元羙。余么防虽不能望二公,然寜逊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寔。其撰书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见,不敢妄书。而碑多残泐,不能如赵明诚之以年月叙也,遂用欧阳公例,随所得先后,略分世代而已。至于妄加讥评,以贻诮让,使余不佞,借是以不朽,抑亦有厚幸焉。

石墨镌华卷六<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石墨镌华>

译至元十四年五月某日。右边另外两块碑所署的年月字就是这样。元代重修《说经台碑》。李道谦撰写碑文,记述修建说经台的事情,并且谈到老聃之道,洋洋数千言。文章格调虽然低劣冗杂,意思却也详尽。例如说孔子师从老子,孟子不非难庄子;又说汉武帝相信方士,淮南王喜好黄白之术,隋唐施行符箓,至于丹药和奇技,也全都附会到道家而造成混乱;至于老子本人,则特别有深远的旨趣。碑上的书法出自李志宗,真书、行书都不算好。李道谦书写的正书《教祖碑》,虽然近于“墨猪”,却也颇为遒劲雄伟。他为什么不亲自书写,反而让李志宗执笔呢?元代《希声堂碑》。希声堂建于元代,在说经台北面下一级台地,如今已经废毁,只留下阁楼。朱象先所撰的碑还在,但碑文格调卑下,不值得观赏;杜道坚的书法既不像隶书,也不像分书,离古法越来越远,违背法度也越来越厉害。正如吾子行所说,挑法、撇法平硬得像折断的刀头。这样的书法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实在令人产生追想韩择木、蔡有邻等人的感慨。元代《文始碑》。这块碑由杜道坚撰文并书写。所谓文始先生,就是尹喜。如今殿和碑都还存在,碑文原本杂乱冗长,书法与《希声堂碑》完全相同,也软弱无力,不值得保存。元代篆书《道德经碑》。我所收藏的篆书《神禹碑》,以及坛山石刻中有些疑似不是真迹。石鼓文出自史籀之手,打开来读,恍惚如同游历三代之下。篆书中以李阳冰的《缙云城隍庙记》为最好,因为它的字细而遒劲,飞动如神。欧阳修却因为字细而怀疑它,不知道篆书正是以细为佳。像李斯的《峄山碑》,反而因为翻刻,遭到杜甫讥为字肥而失真。既然肥厚就是失真,那么真正的篆书应当像《缙云碑》一样瘦劲。否则,先茔《三坟》也是李阳冰的手笔,为什么一经翻刻也会肥厚失真呢?其余如英太师郭忠恕的篆书,虽然极力自我夸耀,终究也比不上古人的高超成就。李道谦称赞他擅长古篆;但这部书杂用颉、籀的款识和古文大小二篆,只是沾沾自喜,甚至经不起郭忠恕一笑。我闲暇时将它与各块篆书碑一同观览,并把这些话题写在后面,不知道是否合乎书法法则。元代正书《道德经碑》。这块碑似乎出自杜道坚、李志宗一类人之手,但没有署名。书法如同枯树枝,再没有生意;姑且与篆书碑一同保存,以备作为一种书体。赵崡说:我搜集古碑,唐代以前的,即使残断也一定记录;到了宋代以后,便只选择其中佳作。至于本朝各位名家的书法,我不敢一概收录,留待后世博学高雅的君子来评定。这也如同欧阳修、赵明诚没有涉及宋代以前的碑刻一样。并且据我所见,记录古碑的人,除了欧阳修、赵明诚以外,多凭道听途说,导致后人无从查考取信。例如郑夹漈的《金石略》、朱长文的《古碑考》、曹明仲的《格古要论》,谬误竟达十分之五,怎么能称得上可靠呢?要说考证精审,宋代没有比黄长睿更好的;明代没有比王元美更好的。我虽然不能望其项背,但宁可让出博闻的名声,也不敢不追求精确的事实。碑文撰者、书者姓名以及所在州郡,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的,我不敢妄自记录。碑刻多有残缺剥蚀,不能像赵明诚那样按年月编次,于是采用欧阳修的办法,只按获得先后的次序,大略分列时代而已。至于妄加讥评,以致留下后人的讥笑责备,假如我这个不才之人能够因此而不朽,那也实在是很大的幸运了。《石墨镌华》卷六。《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石墨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