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朋党六案

译卷九 朋党六案

一、汉儒盛名致祸

东汉桓帝时期，黄琼担任太尉，征召名士范滂等十余人。天下人都仰慕他们的风采。黄琼去世时，各地前来参加葬礼的名士有七千多人。太原人郭泰，博学多才且善于谈论，受到河南尹李膺的器重。他游历洛阳归来时，众儒生送他到河边，车辆多达数千辆。李膺只与郭泰同船渡河，人们望着他们，如同登仙一般。起初，桓帝还是蠡吾侯时，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等到桓帝即位，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房植，也在朝廷享有盛名。乡人为此编了歌谣说：“天下的规矩由房伯武制定，因为老师而获得印绶的是周仲进。”这两家的宾客，以名声相互竞争，于是形成了甘陵南北两派。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任用岑为功曹，都让他们各自树立严正的操守，肃清朝府。范滂尤其刚强劲直，憎恨恶人如同仇敌。因此这两个郡流传着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只负责画诺同意。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只是坐着吹口哨。”太学中的学生有三万多人，郭泰、贾彪是其中的领袖，与李膺、陈蕃互相褒奖推崇。太学中的舆论说：“天下的模范是李元礼，不畏强暴的是陈仲举。”于是，朝廷内外承袭这种风气，竞相以褒贬人物为风尚。公卿以下的人，没有不急于穿鞋（表示恭敬）的，畏惧他们的讥讽弹劾。当时宦官掌权，成追捕得紧迫，于是范滂被宦官诬告。桓帝大怒，将成在狱中杀害。岑逃脱免祸。当时有河内人张伐，擅长通过风角占卜，预测将有赦令，便教唆儿子杀人。李膺逮捕了他，恰逢大赦，李膺坚持追究并杀了他。宦官憎恨李膺，教唆成在狱中诬告李膺。太学中的游学士人共同结成朋党，将此事布告天下。于是桓帝将李膺等人下狱，连同杜密、陈实、范滂等二百余人。有的人逃跑未能捕获，就悬赏重金捉拿。贾彪向西游说窦武、霍〇为他们辩白，桓帝的怒气稍解，赦免了他们，但禁锢他们不再任用。范滂回到洛阳，士大夫迎接他的车辆多达数千辆。范滂说：“这是加重我的祸患啊。”于是逃遁离去。灵帝时期，陈蕃、窦武诛杀宦官，事情泄露，被曹节所杀。到了灵帝二年，又发生了钩党之祸。

论曰：龙在野外争斗，其血呈玄黑色；君子知晓事机，不担忧阴阳变化；穷尽变化而通达事理，进退关乎存亡；那些君子，以道义为常法。他们的智慧可以企及，他们的愚拙（指不避祸患的执着）却难以企及。

二、东汉党祸杀身

汉灵帝二年，起初李膺等人虽然被废黜禁锢，但天下士大夫崇尚他们的道义而认为朝廷污秽，互相标榜，为他们定下称号。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说他们是一世所尊崇的人。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祜、魏朗、赵典、朱宴为“八俊”。俊，是说他们是人才中的英杰。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为“八顾”。顾，是说他们能以德行引导他人。张俭、翟超、岑、范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为“八及”。及，是说他们能引导他人追随尊崇。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是说他们能以财物救济他人。等到陈蕃、窦武掌权，再次举荐提拔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诛杀后，李膺等人再次被废黜。宦官憎恨李膺等人，每次颁布诏书，都重申对朋党之人的禁令。侯览对张俭的愤怒尤为强烈，侯览的同乡朱慈上书，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另外订立称号，结成朋党，图谋危害国家。诏书刊刻章文捉拿张俭等人。十月，曹节暗示有关部门，奏请对勾结朋党的人进行审查。虞放、李膺、杜密、朱宴、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人，请求下交州郡拷问治罪。有人对李膺说：“可以逃走了。”李膺回答说：“事不避难，罪不逃刑，是臣子的责任。我年已六十，生死有命，逃走又能到哪里去呢？”于是前往诏狱，受刑而死。门生故吏，都被禁锢。都邮吴导，接受诏书捉拿范滂，到达征羌县时，抱着诏书，关闭驿站，伏在床上哭泣，全县不知如何是好。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行前往监狱。县令郭楫大惊，出来解下印绶，拉着他一起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患就止息了，怎敢因罪连累您，又让老母亲流离失所呢？”他的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说：“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还有什么遗憾！”范滂跪下接受教诲，拜了两拜后辞别。凡是党人死去的有一百多人，妻子、儿女都被迁徙到边疆。天下的豪杰以及儒学中品行道义高尚的人，宦官一概指为党人。有怨恨嫌隙的人，趁机互相陷害。微小的愤怒，也滥入党中。有的人未曾交往，也遭受祸害。那些被处死、迁徙、废黜、禁锢的人，又有六七百人。起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去世，归葬颍川，虽然全郡的人都到了，但名士没有去的。张让以此为耻。陈独去吊唁。等到诛杀党人时，张让因为这件事，多所保全宽恕。

论曰：儒家的道义，就像天地与万物的关系一样。承担劳苦而不居功，隐藏作用而不显扬名声。因此阴阳虽然疑惧争斗，但元贞（正道）却不遭受祸患。所以龙的德行归于潜藏，圣人的德行归于隐遁。玉因为包裹着璞石而隐藏光辉，金因为混杂在沙中而隐匿色彩。麒麟、凤凰、龟、龙，不在破碎的蛋壳郊野游荡；謣荚、芝兰，不在刺人的荒野生长。这并不是看重道义而吝惜宝物，而是气息尚未契合就急切地与之争斗，如同用隋珠弹射麻雀，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啊。所以知晓事机、通达事物的人，君子成就

译事物成就，是保全自身的权术。东汉的名儒，能够磨砺自己的廉洁方正，却缺乏不破坏原则而能随和相处的妙处。在夜长日短、阴气盛行的时节，北方寒暑主事，万物凋零肃杀，此时起身与阴寒之气为敌，这与在鸱枭面前鸾鸟鸣叫、在狐狸身旁驺虞长啸有何区别？那些阴险之人若不磨牙吮血，是不会甘心的。既然不能默默运用权变来挽回局势，却仍然标榜“三君八顾”等名号，互相祖送往来，车马喧阗于成都，这恐怕是有市侩之心吧？傲慢，是凶险的德行；结党，是败坏道义的行为。龙门未必能让人登堂入室，仙舟未必能让人登岸。太学中的三万学生，未必都是闵子、孟轲、颜回、曾参那样的高贤。而宾客嘈杂，群小沸腾，各位君子能不失败吗？方正而不偏激，圆融而不流俗，我在林宗、元方等人身上有所取法。虽然如此，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至于败坏名教以追求圆融，借模棱两可作为捷径，这又是各位君子的罪人了。唉！明智的人保全自身，大概只有中和的圣人才能做到吧？

译三、牛李两党因朋党之争而败亡

唐穆宗长庆元年，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为中书舍人李宗闵在对策中讥讽切直，李吉甫对此怀恨在心。双方各自结成党派，互相倾轧。有人弹劾李宗闵主持科举考试不公，李德裕加以协助，李宗闵被贬为偏远州的刺史。从此，双方的嫌隙便形成了。户部侍郎牛僧孺一向受到皇帝宠信，李宗闵等人引荐他担任宰相，将李德裕外放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予升迁。排挤李德裕这一派的人，被清洗一空。唐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吐蕃将领悉怛谋带着维州来投降，李德裕详细上奏。皇帝对此很高兴。牛僧孺嫉妒他的功劳，认为新近与吐蕃约定和好，不应接纳投降而失信，下诏将城池及悉怛谋全部归还给吐蕃。吐蕃便在边境杀死了悉怛谋。李德裕与牛僧孺的怨恨更加加深。皇帝也后悔拒绝投降不是好计策，尤其认为牛僧孺失策，将他外放为淮南节度使。召回李德裕，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而罢免了李宗闵。太和七年，李训、郑注都怨恨李德裕，再次引荐李宗闵来对抗他。皇帝于是任命李宗闵为宰相，将李德裕罢黜到兴元。于是，两家朋党，互相排挤援引。皇帝常常叹息说：“铲除河北的叛贼容易，铲除朝廷中的党派难。”等到唐武宗即位，会昌元年，再次召李德裕同平章事，加封太尉卫国公，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流放李宗闵到封州。李德裕专权日久，颇徇私情，朝廷内外都厌恶他。武宗去世，宣宗即位，再次罢免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再贬为崖州司户而死。彻底推翻了李德裕的政策，凡是李德裕所推荐的人，都被构陷。从长庆元年历经五朝，党锢之祸没有解除，唐室也因此衰败，牛、李两党也随之衰落。

论曰：怨恨的毒害，太严重了！一个人的私怨，竟然盘踞五朝而导致国家灭亡。最终两人都身败名裂，算是两败俱伤。看到这些，也可以使他们的气势衰落了。

四、章惇党锢元符名贤

宋哲宗绍圣元年，再次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引用蔡京、蔡卞、林希、曾布等人，完全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以司马光为党首，流放吕大方、刘挚、苏辙、范纯仁等到岭南，贬韩维等三十人到偏远州郡，禁锢他们的子孙，范祖禹、刘安世被贬到化州、梅州。章惇想置他们于死地，曾经提拔土豪为判官，让他经过梅州时杀死他们。还没走到三十里，判官呕血而死，因此他们得以幸免。于是，元符年间的名臣被排斥殆尽。一天之中，遍布海内。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追复吕大方、刘挚等人的官职，将章惇贬到潭州。靖国六年，台谏官论奏章惇迷惑国家、欺瞒皇上，屠杀毒害士大夫，于是再次贬为雷州司户而死。起初，苏辙被章惇贬谪到雷州，不允许占用官舍，于是租住民房。章惇又认为他擅自夺取民居，命令州官追究治罪，因为租房契约非常明确才停止。到了这时，苏辙返回，章惇来到，向百姓询问住处，百姓说：“以前苏公来，被章惇所害，几乎毁了我的家，现在不行了。”章惇于是露宿野外。这也算是一种快速的报应吧。

论曰：历代的党锢之祸，其危害虽然一样，但随时代而有升降。党派之中也有区别。如东汉的党祸，始于各位君子，八顾、八及互相标榜，违背了尊崇养晦之道，所以被宦官所中伤，不到十年国家就灭亡了。至于唐牛、李之党，起于对策中的私恨，彼此排挤，历经五朝唐朝于是衰败，已经不及东汉那些以道自立的儒生了。然而李德裕、牛僧孺，还称得上是唐室名臣，只是城府未化罢了。到了宋元符年间，则是群小充斥朝廷，铲除兰草种植艾蒿。蜀学、洛学的各位儒生，一网打尽，御书党人碑，遍布伪学禁令，始于王安石，成于蔡京，比汉、唐更加卑劣了。如果徽宗能以罢黜章惇的心，不被蛊惑，难道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吗？忽然云翳蔽空，借丛火之明，反而被诸奸陷害。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呢？就像人元气不调，五脏之中，必然形成壅塞。开始感到疼痛，还可以治疗。久了就习以为常，散布在百脉之间，人于是就灭亡了。唉！宰相必称盐梅，是用来调和好的。

五、嵇康高旷

晋朝嵇康，文辞壮丽，喜好谈论老庄，崇尚奇侠，与阮籍以及侄子嵇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相友善，号称“竹林七贤”。都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当时士大夫都认为他们贤能，争相羡慕效仿，称之为“放达”。钟会听说嵇康的名声去拜访他。嵇康叉开腿坐着打铁，不给他行礼。钟会深深怀恨在心。山涛担任吏部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于是说不堪流俗，而菲薄汤、武，司马昭听说后，认为这是诽谤自己。钟会于是进谗言说嵇康言论放荡，危害时局扰乱政治，应该尽早除掉。于是被杀。嵇康曾经拜访隐者孙登，孙登说：“你才多识寡，难以免于今世的祸患啊。”所以“竹林七贤”大多没有善终，由此形成了晋室清谈之祸。

论曰：《晋书》说：学问非常，那么万物没有不通晓的。道理有忘言的境界，那么在情感上就能遣散。其进取时，扶植世俗同坐，不拘泥于名利；其退隐时，餐和履顺，以保全天真。如果统一本源，体悟无为

译（这是）所发挥的作用。区分其华美的枝叶，开启寄托深意的言说之道，因此老子垂示典范，以谦卑确立准则。想要尊崇自己，先要谦下于人，就像宏大的音乐无声无息，而鸾鸟却随之应和起舞一样。庄子放达其主旨，言辞无穷无尽，抛弃那些荣华富贵，轻视爵位官职，怀抱其道术，因而视王公如草芥。舔舐痔疮而获得五辆马车，鸣叫的鸢鸟吞食腐肉，用这些来自污秽的事物，在此玩弄物欲，与空船截然不同，却与攘臂争利者相同。嵇康、阮籍在竹林聚会，刘伶与那些鄙薄名教的友人交往，驰骋于庄子的门庭，排挤并登临李耳的室宇。至于那些效法天道颁布法度，百官遵循轨范，在经典礼制之外，抛弃而不留存，因此帝尧将许由放逐到尘埃之外，光武帝将严子陵舍弃在潺湲的急流之中。松萝低垂高扬，用来优游自得；岩石流水澄澈华美，在此赐予隐逸；臣子践行其志向，君主获得美名。至于嵇康写给山巨源的书信，阮氏撰写先生的传记，军谘散发狂放，吏部偷酒豪饮，难道是因为世人厌恶名流？在此自我污损，面对煅烧的皂石而不回头，登上广武山而长叹，于是嵇康的琴声绝响，阮籍的气节徒存。开通其旁门左道，必定败坏风俗，合起来效命于官职，竟然尸位素餐。在轨范足迹之外，或许有可取之处。都能契合情性灵明，各自敦厚始终，在晚笛声中感伤神交，有时因相思而劝驾，然而对世道并无补益。

译六、郭解以侠族

郭解，是汉武帝时期的游侠。他身材矮小但精明强悍，阴险狠毒，常借出自己的身体替人报仇，杀的人非常多。年纪大了之后，他改变节操，轻视钱财，喜好施舍，喜欢名声，所以远近的恶少都尊崇他。那些被他瞪了一眼的人，必定遭到报复，没有能幸免的。等到汉武帝迁徙豪强到茂陵时，官吏登记了郭解的名字，郭解不愿意，托大将军卫青说自家贫穷。汉武帝说：“郭解是个平民，却能让大将军为他说话，这就不算贫穷。”最终将郭解迁徙。送行的人几乎有万人，车辆数千辆。郭解哥哥的儿子倚仗郭解的势力杀人，因此逮捕郭解。郭解逃亡，所经过的地方，留宿的主人因害怕不敢上报，大多自杀。他威慑别人到了这种地步。轵县有位儒生坐在席间说郭解的坏话，郭解的门客听说后，就杀了这位儒生，割断他的舌头。案件交给官吏审理，郭解实际上不知情，上奏判决郭解无罪。丞相公孙弘说：“郭解是个平民，因为任侠行事，以至于因小怨杀人，虽然不知情，但他的罪过比知情更重，应当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论处。”于是诛灭郭解全族。

论曰：现在号称侠士的人，倚仗权势欺凌他人，在乡里专横跋扈，我简直认为他们是盗窃团伙中的头目罢了。即使是像郭解这样的侠士，也仅仅落得个灭族的下场，何况那些被郭解所鄙视的人呢？当时的剧孟、朱家，也都重视信守诺言。天下人敬重他们，而郭解喜好巧诈杀人，最终难免灭族。所以说：喜好勇力却不喜好学习，就会作乱。

卷十 左道二十四案

一、九黎乱德

《史记》说：少昊氏衰落时，九黎扰乱道德。扰乱天常，神灵与百姓混杂，无法分辨事物。每家都设有巫史，没有确定的准则，百姓亵渎祭祀，灾祸接连不断，无法耗尽他们的元气。于是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以统领神灵，北正黎主管地理以统领百姓，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大概是左道（邪道）的开始。

二、孔子诛少正卯

荀子说：孔子担任鲁国宰相，代理国政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学生问：“少正卯，是鲁国有名望的人。您执政却杀了他，难道没有失误吗？”孔子说：“人有五种大恶，盗窃不在其中。一是内心阴险而危险，二是行为邪僻而固执，三是言语虚伪而巧辩，四是记住丑恶之事而广博，五是顺从错误而加以润色。这五种恶行，只要有一种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免不了被君子诛杀。少正卯兼有这五种恶行。他居住的地方足以聚集门徒形成团伙，他的言谈足以粉饰邪恶迷惑众人，他的力量足以违背正道而独立存在，这是小人的杰出首领。不能不杀。”孔子执政三个月，鲁国就大治。

论曰：乱臣贼子，弑父弑君，孔子不能全部诛杀，却首先杀了少正卯。大概是因为乱臣明显背叛，不足以开启千古的疑惑。而异端邪说则潜入人心，使风气大为败坏，这是鸩毒啊。在两观台上诛杀少正卯，难道是为了万世道统的长远考虑吗！

三、王安石父子济恶

王安石，是临川人。宋仁宗朝，考中进士第一名，授河南判官。他性格刚强，善于辩论，急躁逼迫，固执己见，果断地自以为是，以矫正世风、改变习俗为己任。外表显示恬淡退让，屡次征召都不起用。神宗熙宁元年，越级入朝应对，任参知政事，商议推行新法，任用吕惠卿、曾布、蔡确、元绛、章惇等人，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将青苗、保甲、方田、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令，颁布天下。于是拿出内库百万缗钱，发给乡下小民。每户借一千钱，却要求缴纳一千三百钱。百姓不愿意的，州县强行分发，称为“青苗常平钱”。保甲法把百姓当作士兵，设立保正副连坐的法令。苛刻急切，频繁变更，以至于有人断腕、截指来逃避当兵。市易、均输法则用内藏库的钱帛，在京城设立市场，全部卖给百姓以供给使用。甚至瓜果蔬菜、柴薪炭火，都命令官府供给，向官府收取利息。于是，天下的场务、冶坑、河渡、房舍墙壁，都有租税。朝廷内外骚动不安。最终没有成功，其余法令不便利的大多如此。排斥驱逐大臣中意见不同的人，贬谪韩琦、司马光、富弼、程颢、苏轼、文彦博等数十人。引用阴险邪恶之人，盘踞在亲近要职。又用自己的学说创立新经，让主考官用来选拔士人。贬黜孔子的《春秋》为断烂的朝报，不列入学宫。穿凿附会字义，流于佛老，而士风学术，颓然发生巨变。王安石有一个儿子名叫王雱，聪明豪横，未成年就能写数万言的书。然而凶悍阴刻，无所顾忌，早早考中进士，傲视一世。不想做小官，王安石就把他写的策论及注解的《道德经》，刊印在市井间，传达给皇帝，让他的党羽互相推荐。皇帝召见，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他曾称商鞅为豪杰，因为新法推行不了，劝杀异己者。王安石有一天与程颢论事，蓬头赤脚带着妇人帽子出来，问所谈何事，回答说“因为新法推行不了。”大声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挂在市场上，那么法令就能推行了！”他的横暴放肆到了这种地步。熙宁八年，凭借《三经新义》，加封王安石为左仆射、龙图阁直学士。第二年，背上生疽而死。皇帝也早就厌恶王安石，于是罢免了他。司马光入朝为相，全部废除新法。等到王安石死后，最终酿成元祐党人的祸患。宋朝于是衰落。

论曰：王安石，是一个固执己见、果断闭塞的人。他的志向也想有所作为，但只是模仿古人画葫芦罢了。极力想伸张自己的学说，仇视众人，护短，意气用事太过，所以扰乱了宋朝天下，最终上天杀了他的继承人，他死后法令也不能推行。所以君子的学问，不可不纯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