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四(九则)

译询问医生，医生认为是蛊病，不治疗就会死人。医生拿走了他的百金来治病，给他喝蛊药，攻伐他的肾肠，烧灼他的身体皮肤，禁止他吃美味的食物。一个月后各种疾病发作，内热怕冷且咳嗽不止，衰弱不堪，真是得了蛊病。又去求医，医生认为是热症，给他寒药，早上让他催吐，晚上让他泻下，于是开始不能进食。害怕而改变方法，则钟乳、乌喙，杂乱地一起服用，而溃烂、痈疮、疥癣、头晕目眩的症状，无所不有。换了三个医生而病更加严重。乡里的老父亲教导他说：“这是医生的罪过，药物的过错。你有什么病呢？人的生存，以气为主，以食物为辅。现在你整天药物不离口，异味扰乱于外，而百毒交战于内，劳累你的主气，隔绝你的辅食，因此生病。你退下来休息，辞退医生拒绝药物，而吃你所喜爱的食物，气充足而食物美味了。那么那些好的药物，可以喝一次就见效。”听从了他的话，一个月后病完全好了。从前治理国家的人也是这样。我看秦国从孝公以来，到秦始皇，立法改制，来刻削磨练他的百姓，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萧何、曹参亲眼见到这种残害百姓的祸患，而在百战之后收拢百姓，知道他们厌苦、憔悴、没有依靠，而不能有所作为，因此一切让他们休养生息，而天下安定。”这时，是熙宁年间，苏辙在密州，说这些话，是用以讽谏王安石的新法。他的议论，关于病的三次更换医生，以及秦、汉之所以兴亡治乱，不过三百字就讲完了。

译张文潜撰写《药戒》，仅有一千字，说：“张子患有痞病，积滞在体内的，潜伏而不能下行；从外部侵入的，抗拒而不能接纳。于是向医生询问。医生说：‘不通过泻下法是不行的。’回家后喝下药，喝完药后剧烈腹泻。不到一天，先前潜伏的病邪消散得干干净净，先前抗拒的病邪变得柔弱而不能支撑。焦灼的膈膜得以疏导通畅，呼吸变得开阔顺利，痛快得好像从未生过病一样。没过几天，痞病又发作，再次服用原来的药，那种痛快的感觉也和当初一样。从此以后，一个月之内痞病发作五次，泻下五次，每次泻下就痊愈。然而张子的元气，说一句话就要喘三次气，身体不劳累却出汗，腿脚不走路却发抖，皮肤肌肉在外表没有消耗，但体内却萎靡不振，不知道这病根从何而来。听说楚地南部有一位良医，就前往询问。医生叹息说：‘你不要感叹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天下的道理，那些让内心非常痛快的事，其最终必然有伤害；想要最终没有伤害，那么起初就不要指望让内心痛快。痞病横亘在胸中，它的危害很大。打击并去除它，片刻之间就消除了很大的危害，平和的药物是做不到的。必须通过猛烈打击、震动扰乱之后才行，但功效尚未完成，平和之气已经受损。那么你的痞病，每痛快一次，你的平和之气就损伤一次。不到一个月就痛快了五次，那么平和之气，不是已经枯竭了吗？况且要去除你的痞病，而又对平和之气没有伤害呢！你回去，安静居住三个月，然后我再给你药才能治好。’张子回去三个月后又去请教。医生说：‘你的元气稍微恢复了！’取出药给他。说：‘服用三个月病会稍微平复，再三个月会稍微康复，满一年就能恢复常态。而且喝药不能急于求成。’张子回去按照这个方法做。起初让人闷闷不乐地拖延，大概是因为三次服药又三次退药。然而每天看不出它攻伐的痕迹，长久比较则每月不同，每个季节也不同，大概满一年病就平复了。张子拜见医生道谢，并询问其中的缘故。医生说：‘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难道没看见秦国治理百姓吗？用政令约束他们，他们抗拒而不听从命令；用事务督促他们，他们放纵而不畏惧法律。命令不听从，治理不改变，那么秦国的百姓曾经就有痞病了。商君看到他们的痞病，用刑法严厉对待，用斩伐威慑，痛切地铲除并用力锄除。四处流荡通达，没有人敢拒绝，痞病曾经一度痛快了。到了二世，大概几次痞病就几次痛快了。积累痛快而不停止，而秦国的四肢，空虚地只剩下躯壳而已。民心日益离散，而君主孤立在上，所以匹夫一声大呼，不到一天各种疾病都起来了，想要运动手脚肩膀背部，却漠然不回应我。所以秦国的灭亡，是好求痛快者的过错。从前先王的百姓，起初也曾经有痞病。先王不敢追求内心的痛快，暗中化解动乱，去除阻滞，使他们悠然自得地趋向平安而自己不知道。于是政事成功教化通达，长久而没有后患。那么我的药满一年才治愈疾病，大概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我看文潜的论述，完全继承苏公的绪论，而一千字的繁冗，不如三百字的简练。所以详细记载下来，让写文章立学说的人知道所应效法的榜样。我私下推测苏公的记述，文潜一定没有见过，所以写下这篇；如果已经见过，就不会再屋下架屋了。

韩文称名

欧阳公写文章，大多自称“予”，即使说到君主的地方也是这样，三笔曾经论述过。欧公效法韩公，但韩公不是这样。《滕王阁记》、《袁公先庙》是为尊者所作，谦恭而称名，是适宜的。至于《徐泗掌书记壁记》、《科斗书后记》、《李虚中墓志》之类，都称“愈”，可见他谦卑地对待下属。后来写文章的人所应效法的。

棘寺棘卿

现在人称大理寺为棘寺，卿为棘卿，丞为棘丞，这出自《周礼·秋官》：“朝士掌管建立邦国外朝的法度。左边九棵棘树，孤、卿、大夫位列其中。右边九棵棘树，公、侯、伯、子、男位列其中。”郑氏注说：“种植棘树作为位次，是取其赤心而外刺的意思。棘与枣同。”棘字，是两个束相并；枣字，是两个束相承。这里所说的，是现在的枣树。然而孤、卿、大夫都相同，那么难以单独指代大理寺。《王制》说：“正官以狱讼成案，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下听审。”推测后人借此而言。郑注也只引用前面的说法，这只是说他们入朝立治的地方，如果用来指代刑部尚书也可以。《易经》坎卦“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以处于险阻囚禁为词，其意义自然不同。

晋代遗文

在旧书箱中得到旧书一帙，题为晋代名臣文集。共十四家，所载大多不能完整，真是泰山上的一根毫毛罢了。有个叫张敏的，太原人，历任平南参军、太子舍人、济北长史。他有一篇叫《头责子羽文》，极为尖刻新奇。古来文士都没有这样的作品，恐怕《艺文类聚》、《文苑英华》或许有，可惜湮没不传，随意采录下来留给博雅君子。其序言说：“太原温长仁、颍川荀景伯、范阳张茂先、士卿刘文生、南阳邹润甫、河南郑思渊。我的朋友有个叫秦生的，虽然有姐夫的尊长身份，年少时就与他亲近，同时亲密友好。张、荀等人，几年之中，相继登朝，而这位贤人身处陋巷，屡次卖身却没有好价钱，志向高昂自若，始终不衰颓。为此感慨不已！又奇怪各位贤人既然已经在位，却没有伐木嘤鸣的声音，又违背了王、贡弹冠的道义，所以趁着秦生容貌盛大

译（有人）写了一篇《头责子羽》的文章来戏弄他，并借此嘲笑那六个儿子。虽然看似诙谐戏谑，实则含有讽喻之意。文章说：“泰始元年，头颅责备子羽说：‘我寄居在你头上，已经一万多天了。大自然赋予我精气，塑造我的形体。我为你培育头发肌肤，安置鼻子耳朵，安顿眉毛额头，插入牙齿。眼珠明亮有神，双耳高高隆起。每当出入人间，游逛街市，行走的人避让，坐着的人惊惧跪拜。有的称你为君侯，有的称你为将军，拱手侧身，恭敬站立。像这样，是因为我的形体足够伟岸。你不戴冠冕，不佩金银，用草茎当发簪，用草绳代腰带，不尝百味，只吃粗粮蔬菜，岁月流逝，却从不后悔。你厌恶我的容貌，我轻视你的神态。像这样，一定是你自身行为有亏累。你把我当作仇敌，我把你当作仇人。平时都不快乐，双方都忧愁。多么鄙陋啊！你想做仁德贤能的人吗？那就应当像咎陶、后稷、巫咸、伊陟那样，保卫治理王室，永远受到封赏栽培。你想追求高尚的名声吗？那就应当像许由、子臧、卞随、务光那样，洗耳逃避禄位，千载流传美名。你想从事游说吗？那就应当像陈轸、蒯通、陆贾、邓通那样，转祸为福，言辞从容。你想进取仕途吗？那就应当像贾谊请求试用，终军请命出使，磨砺锋芒，以谋求王事。你想恬淡无为吗？那就应当像老子坚守大道，庄子自我放逸，超脱世俗，志向凌云。你想隐居遁世吗？那就应当像荣启期系着草绳，渔父潜入水中，栖身名山，垂钓深谷。这些是一个普通人显扬自身、成就名声的途径。如今你向上不仰慕道德，中间不效法儒墨，孤零零地穷困卑贱，固守愚昧迷惑。考察你的情况，观察你的志向，退隐不做处士，进取也不指望三公之位。却只是虚度光阴劳损形体，习以为常地做普通人喜欢的事，不也是过错吗？’子羽脸色严肃，深思后回答说：‘所有教诲，我恭敬地领受了。我天性拘谨，不懂礼义，误蒙天幸，被你寄托。现在你想让我做忠臣吗？应当像申包胥、屈原；想让我做守信的人吗？那就应当杀身成名；想让我做有节操的人吗？那就应当赴水火保全贞洁。这四种，是人们所忌讳的，所以我不敢起意。’头颅说：‘你所说的天刑地网，是刚德的极致。不登山抱树，就撩起衣裳赴水。我想告诉你养性的道理，教诲你优游自在。却与虮虱同悲，不听我的谋划。可悲啊！同驾驭人体，却独独做你的头颅！况且拿同类相比，比喻你的同伴，还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禹，范阳张华，士卿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这几个人，有的口吃没有音律，有的矮小丑陋少言语；有的迟缓多姿态，有的喧哗少智谋；有的口如含胶饴，有的头如巾虀杵。却仍然因为文采可观，思路详实有序，攀附权贵，一同登上天府。舔痔得车，沉渊窃珠，哪里像你，徒然让唇舌腐烂，手足沾湿呢？处在有事之世，却以权谋为耻，好比凿地抱瓮，难以求富。唉子羽！与牢笼中的熊，深阱中的虎，石间饿蟹，灶中之鼠有何不同！事情虽多，但见工甚少，理应蜷缩煎熬，到老无所希望。形体支离的人，尚且能不困顿，这是命运啊，与你同处！’”这篇文章九百余字，颇有东方朔《客难》、刘孝标《绝交论》的风格。《集仙传》所载神女成公智琼传，见于《太平广记》，大概是敏之的作品。邹湛的姓名，因羊叔子而流传，而字曰润甫，则见于此处。

译汉武帝、田蚡、公孙弘

推崇议论古人的人，如汉史所记载，对于汉武帝则讥讽他好大喜功，穷奢极侈，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于田蚡则诋毁他依仗权贵骄横放纵，以亲信之臣担任丞相，杀害窦婴、灌夫；对于公孙弘则说：“他生性猜忌，外表宽厚内心深沉，矫饰欺诈以钓取名声，不被贤良的大夫们所称道。”然而根据我的考证，这三位君臣，实际上对名教有巨大的功劳。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之学散失残缺，高帝刚兴起时，来不及顾及学校教育之事，孝惠帝、吕后时期，公卿都是武力功臣，孝文帝喜好刑名之学，孝景帝不任用儒生。到了汉武帝，田蚡担任丞相，罢黜黄老、刑名及百家之言，招引文学儒者数以百计。皇帝详细延揽天下博学多闻的人士，都让他们登上朝廷，命令礼官鼓励学习，讲议广博见闻，举荐遗逸，振兴礼制，作为天下的表率。而公孙弘凭借精通《春秋》担任丞相，天下的学士都顺从风向归附。公孙弘担任学官，哀悼道统的郁结停滞，开始请求为博士官设置弟子，郡国有才能出众的秀才，就立即上报名字。请求制定为法令。于是《诗》《书》《易》《礼》之学，纷纷兴起，使得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以来考察古礼文治的事情，得以不致废弛。如今之所以能认识圣人至道的要领，实际上根源就在于此。史书称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号令文章，光辉灿烂值得称述”。大概还不足以尽述他的美德。那么，武帝的奢侈暴虐，固然给当时留下了祸患；田蚡、公孙弘的为人，得罪了公众舆论，但他们扶持圣教的行为，却是万世的功劳。平帝元始年间的诏书，尚能称赞公孙弘率领下属敦厚风俗，只是没有提到这一点罢了。

近世文物的差异

国家南渡以来，典章制度与文物，大多与太平时期不同。暂且以我亲眼所见的事情来说，大概是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相同，现在姑且记录从官立班随驾、省试官进入考场、政府呼召、百官随从、朝报删减这几项，以此告知子侄们。

侍从官参加常朝，绍兴年间分立在垂拱殿隔门上，南北相对，等待追班。干道年间还是这样。到了淳熙年间，则引导至殿门上，东西对立。皇帝车驾出来，常朝的文臣从宰相到两史，武臣从宗王、使相到观察使，按照杂压次序行走。孝宗在普安王府时，官职是检校少保节度使，每次出行必定处在正尚书之后。而从干道年以来，两班分为两部分，只有使相不这样。所以开府仪同三司都与执政官联行，且位于其上。

绍兴十二年壬戌，我寓居南山净慈寺，等待词科考试，看见省试官联骑而行，穿着公服戴着帽子，不加披衫。每一位官员由一名亲事官手持敕黄走在前面。这时，知举、参详、点检官，共三十一员，最后一位中官宣押，进入下天竺贡院。等到三十年庚辰，我担任吏部郎中充任参详官，进入内廷接受敕命后，则各自骑马，不同时前往考场。到了淳熙十四年丁未，我忝列贡举官，则完全与过去不同。三三两两，各自快慢不一，其中坐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

宰相府呼召的礼节，开始时庶僚都这样，后来卿、监、郎官以及史局、玉牒所因为提举官属的缘故，一概得以免除。等到干道以后，宰相更加自谦，于是馆职也免除了。到了淳熙年间，则凡是职事官都废除了这种制度。

朝士的随从最少，各自可以雇佣若干人，从步军司的名籍中选取，而在左藏库补贴钱米，通常雇佣游手好闲之徒和冗杂士兵，两人可以供给一名随从。如果向邻近郡县借用的，给一半费用。起初还节省，马匹并一名驭者，后来再也没有了。如果坐轿，仅能充当搬运工而已。如今日益增加，即使是下级官员也占据十多人。

进奏院的报状，必定记载外郡谢上或监司到任的表章，以及庆贺表章一篇。凡是朝廷任命郡守，先前除目上，只说：“某人差知某州，替代某人。”等到录黄下发吏部，则前衔后拟说：“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权知、权发遣某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替代某人。到任成资阙，或者说年满。仍借紫借绯，等候回京时恢复旧服色。”外官请求退休，则说：“某州申某官姓名，因病乞求致仕。”或者两人三人之后，说：“某时已降敕，命各守本官致仕。”现在不再实行，只有小报批下。如果禁止小报，就无法得知。这一定是某位宰相以死亡为忌讳，所以去除了。外官表章传闻，有一二想要士大夫看见的，必须托付给东省才可以。郡守更不报告详细衔名。礼文简略脱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容斋五笔

卷第五（十五则）

庾公之斯

孟子说：“逄蒙向羿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羿的技艺，心想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于是杀死了羿。孟子说：‘这也是羿有罪吗？’公明仪说：‘应该好像没有罪吧。’孟子说：‘只是轻微罢了，怎么能没有罪呢？’”这一段结束后，接着说：“郑国人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不能拿弓，我必死无疑了！’问他的仆人说：‘追我的是谁？’他的仆人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我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