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七(十四则)

译东都尉，揪住并侮辱决曹班躅，班躅的堂兄之子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贬斥班固无所叙录，这些说法恐怕都不对。而班固自己说：“在成帝、哀帝时期，担任淮南相。”查考当时淮南国早已废除很久了，这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虚妄。于是编次这些诗作，姑且记载在这里。

译唐代的赋在遣词造句上相似

唐人写赋，大多以造语奇特为能事。杜牧《阿房宫赋》说：“明星荧荧，是宫女打开梳妆镜。绿云扰扰，是宫女梳理早晨的发髻。渭水涨起油腻，是宫女丢弃的脂粉水。烟雾斜横，是焚烧椒兰香料。雷霆突然惊响，是宫车经过。辘辘声远去，不知它去了哪里。”它的比喻、起兴和引喻，如此铺张。然而杨敬之的《华山赋》又在他之前，叙述更加雄壮，说：“看起来像在咫尺之间，却是千亩田地。看起来像环绕的墙壁，却是千雉城墙。看起来像一杯水，却是百里池塘。看起来像蚂蚁的土堆，却是九层高台。醯鸡往来，却是周朝的东西。蠛蠓纷纷，却是秦朝迅速灭亡。蜂窠连绵，却是建造阿房宫。不久又如此，却是建立建章宫。小星闪烁，却是焚烧咸阳。累累茧栗，却是秦始皇的陵墓。”后来又有李庾，写《西都赋》说：“秦朝的遗址成了柴薪，汉朝的遗址长满杂草。向西走一舍之地，都成了废墟。年代久远，时移世易，建立了新都。”他的文辞和意境都远远不及杨敬之、杜牧。高彦休《阙史》说杨敬之“赋五千字，传唱在人口中”。赋中的句子，如上所述，杜佑、李德裕常常诵读。杜牧是杜佑的孙子，那么《阿房宫赋》实际上是模仿杨敬之的作品。高彦休是唐昭宗时的人。

张蕴古《大宝箴》

唐太宗刚即位时，直中书省的张蕴古呈上《大宝箴》，共六百多字，于是被提拔为大理丞。《新唐书》把他的名字附在文艺谢偃传的末尾，又不记载这篇文章，只说“劝谏皇帝百姓畏惧而未归附，他的言辞刚直切中”而已。《资治通鉴》仅记载其大意说：“圣人接受天命，拯救溺苦，通达困顿。”“所以用一人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供奉一人。”“在宫内建造九重宫殿，所住的不过容下膝盖，那些昏庸的人不知道，用瑶石装饰台基，用琼玉装饰居室；在面前罗列八种珍馐，所吃的不过适口，只有狂人没有念头，用酒糟堆成山丘，用酒池填满池塘。”“不要昏沉而昏暗，不要明察而显露，虽然冕旒遮蔽眼睛而能看见未成形的事物，虽然黈纩堵塞耳朵而能听见无声的声音。”然而此外还有很多规劝正道的言语，如说：“只有君主能赐福，做君主实在艰难。主宰普天之下，处在王公之上，各地进贡有所求，众臣陈述所倡导。因此恐惧之心日益松弛，邪僻之情转而放纵。岂知事情起于疏忽，祸患生于无妄。”“太阳无私照耀，至公无私亲。”“礼用来禁止奢侈，乐用来防止逸乐。”“不要说无知，居高听卑；不要说无害，积小成大。快乐不可至极，乐极生哀；欲望不可放纵，纵欲成灾。”“不要在内荒淫女色，不要在外荒淫禽兽。不要珍视难得的货物，不要听亡国的音乐。内荒损害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的货物奢侈，亡国的音乐淫乱。不要说我尊贵，而轻慢贤人侮辱士人；不要说我智慧，而拒绝劝谏自夸。”“安抚那些反侧之人，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发扬汉高祖的大度；处理这些庶务，如履薄冰临深渊，战战栗栗，采用周文王的小心。”“在胸臆中一视同仁，在心想中抛弃好恶。”“如秤如石，不限制物以界限，物悬挂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显示物以情态，物鉴照者，美丑自生。不要浑浑而浊，不要皎皎而清；不要昏沉而暗，不要明察而明。”“我们的君王拨乱反正，以智力平定，百姓畏惧其威，未归附其德；我皇顺应时运，以淳风扇动，百姓归附其始，未保其终。”“用人以心，应言以行。”“天下为公，一人有庆。”他的文章大体不凡，既然不被史书记载，所以学者也很少传诵。张蕴古任大理丞四年，因无罪被杀，太宗不久后悔，于是有覆奏的命令，传记也不记载，而认为他因事被杀，都错了。《旧唐书》全文记载此箴，仍专门立传，不知宋祁为何删去呢？

国初文籍

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各地书籍印板极少，应当焚毁荡析，毫无遗留。然而太平兴国年间编次《太平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记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全部记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了，那么承平百七十年，反而不如极乱之世。姚铉在大中祥符四年，编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且现在历代坟籍，略无亡逸。”看姚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叙西汉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的争论，本朝元丰、元佑、绍圣年间三次议论了，没有比东坡的立说更辩明的，然而其大旨驳斥当时议臣，说周、汉以来，都曾合祭，以及说夏至之日行礼为不便。我固赞美之于四笔了。但熟考汉史，犹为未尽。自高皇帝增秦四畤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来，至于元、成，皆郊见甘泉。武帝因幸汾阴，始立后土祠于脽上，率岁岁间举之，或隔一岁，常以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罢甘泉、汾阴之祭。元丰、佑、绍三议，皆未尝及此。盖盛夏入庙出郊，在汉礼元不然也。是时，坡公以非议者所起，故

译来不及再为他详细解说，似乎也不必深入抨击合祭是王莽所实行的制度，希望经过反复推究深奥的义理，不至于自相矛盾，应当等待通晓礼制的人来做出公正的裁断。

译关于“骞”与“鶱”两字的义训

“骞”与“鶱”两个字，读音、意义和训释各不相同。依据字书来校正，“骞”音去干切，注释说：“马腹被束缚，又指亏损。”现在列在《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韵中。“鶱”音虚言切，注释说：“飞翔的样子。”现在列在上平声二十二元韵中。文人沿袭旧说，把表示亏损的“骞”解释为轩昂高举的意思，这是不对的。这个字下面从“马”，马怎么能高举飞扬呢？闵损字子骞，虽然古代圣贤命名取字，未必有所拘泥，但如果按照亏损短缺的意思，那就荒谬了。那个下面从“鸟”的字，才符合高举飞翔的训释。这个字大概如今已经废弃不用，所以苏东坡、黄山谷也都把“骞”字押入元韵，比如“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只是来不及详细列举深入考证罢了。只有韩公和侯协律咏笋的一联诗说：“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鶱。”这才用得恰当。这虽然是小学中琐碎的小事，却足以看出韩公下笔不苟且的态度。

记载曲信陵的事迹

夜里读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诗，其中《立碑》篇说：“我听说望江县，曲县令安抚鳏夫寡妇。曲，名叫信陵。在任时有仁政，名声却没传到京城。死后想要归葬故乡，百姓拦住岔道。拉着车辕不让他离开，留葬在这江边。至今说起他的名字，男女老少都流泪。没有人给他立碑，只有当地百姓知道。”我因此想起少年时寄居无锡，向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好得到曲信陵的遗集，只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曲信陵在贞元元年鲍防主持的科考中及第，是四人之一，贞元六年担任望江县令。读他的《投石祝江文》说：“如果是因为私欲的追求，施行于乡里，残酷污浊的政治，施加于百姓，这是县令的罪过。神明得知而惩罚他，怎么能转移到别人身上来危害年成呢？”仔细体味这些话，可见他为政对得起神明和上天。到了大中十一年，寄居在乡的贡士姚辇，把这篇文章给县令萧缜看，萧缜拿出俸禄买石刻碑。白居易的十首诗，作于贞元元和年间，距离曲信陵去世才十五年，名声就已经不传了。《新唐书·艺文志》只记载他有一卷诗，没有其他说法。如果不是白居易的诗，曲信陵几乎就要和草木一起腐朽了。干道二年，历阳人陆同担任望江县令，在汝阴得到他的诗，王廉清刻版印刷并送到郡库，只是没有祈雨文。

贡禹和朱晖晚年显达

贡禹壮年时做官不得志，弃官回家。到了汉元帝初年，才被召用，由谏大夫升迁为光禄大夫，上奏说：“臣像犬马一样的年纪八十一岁，只有一个儿子，十二岁。”那么贡禹入朝时，大概八十岁，他生儿子时已经七十岁了，最终又升迁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杜甫说：“长安的卿相多是少年，富贵应当尽早求得。”这是不对的。朱晖在汉章帝朝，从临淮太守任上退隐，后来被召拜为仆射，又担任太守，上疏请求留在朝廷，皇帝下诏允许。因为议事不合，自己系狱，不肯再参与议事，说：“年纪八十，能身处机密之位，应当以死报答。”于是闭口不再说话。皇帝心意化解，升迁他为尚书令。到了汉和帝时，又劝谏征伐匈奴，计算他的年龄应当九十岁了。他的忠正不是贡禹能比的。

《琵琶行》与海棠诗

白居易《琵琶行》一篇，读者只羡慕它的风致，敬重它的辞章，甚至把它谱入乐府，吟咏不够，就认为真是为长安旧日歌女所作。我私下怀疑这一点。唐代法网虽然在这方面宽松，但白居易曾居禁中近臣之位，且被贬不久，必定不会乘夜进入独处的妇人船中，相伴饮酒，直到尽情弹奏丝竹之乐，半夜才离去，难道不担心商人日后议论他的背后吗？白居易的意思，只是想抒发天涯沦落的怨恨罢了。苏东坡被贬黄州，作《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的诗句，他的意思也是这样。有人说完全没有一句话一个字与之相似，这是不对的。这真是能用白居易之意的人，何必效仿常人逐字逐句摹写而后已呢？

苏东坡不随人后

自从屈原的词赋假托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写作全都相互模仿。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雄《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衡《两京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思《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都是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没有超然新意稍微超出法度规矩的。晋人成公绥《啸赋》，没有宾主，必定假托逸群公子，才能遣词造句。枚乘《七发》，本来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植《七启》，就有玄微子、镜机子。张协《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辞并非不工巧，但这种习气根深蒂固未曾改变。如果苏东坡作《后杞菊赋》，开篇直接说：“吁嗟先生，谁让你坐在堂上自称太守？”大概像飞龙抟鹏，在高空中扶摇直上九万里之外，不可捕捉诘问，哪里是那些在林中筑巢的小飞虫所能窥探其边际的呢？在诗上也是这样，白居易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东坡则说：

译儿童误以为朱颜尚在，一笑之间哪里知道那是酒意泛红。杜甫说：“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苏轼则说：“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在《十日菊》中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苏轼则说：“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这正是采用旧有的典故，而构思焕然一新，前无古人，因此达到了极致。这与那些借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的意思，写成“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而被一位僧人嗤笑的情况，是有区别的。

译元白二人研习制科

白居易、元稹一同研习制科，考中之后，白居易寄诗给元稹说：“我们都处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共同珍惜这盛世清明之时。感叹时光虚度，暗中窥探着云霄之上的功名。白天刻苦钻研文章，夜晚勤奋讲习学问。策问的题目看得像竹简一样密密麻麻，笔锋锐利如同锥子。”注释说：“当时我与元稹共同编集策问的题目，数量多达上百条，各自带着纤细笔锋的细管笔，携带着去参加考试，互相看着就笑，称之为‘毫锥’。”由此可知，士子应对考试，编纂应用文章，从唐朝以来就是这样，“毫锥笔”的名称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门生门下见到门生

后唐裴尚书年老退休。清泰初年，他的门生马裔孙主持科举考试，放榜后带领新科进士到裴尚书处拜谢，裴尚书欢宴终日，写了一首绝句说：“仕途中最重要的是文衡（主持科举），上天赐予我这愚夫盛大的名声。三次主持礼部考试如今已八十岁，门生的门下又见到了门生。”当时的人以此为荣耀。这件事见于苏耆的《开谭录》。我用五代《登科记》考证，裴尚书在同光年间三次主持科举，四年间录取进士八人，马裔孙在其中。十年后，马裔孙担任翰林学士，在清泰三年录取进士十三人，这里所写的就是这件事。马裔孙不久拜相，新史也记载了这最后一句。白居易的诗，有一首《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注释说：“座主在高侍郎之下及第。”我考证《登科记》，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庚辰年中书舍人高郢之下第四人登科，高郢在宝应二年癸卯年礼部侍郎萧昕之下第九人登科，等到高郢拜太常时，几乎四十年了。萧昕自从癸卯年录取进士之后，二十四年后的丁卯年，又以礼部尚书再次主持贡举，可以说是长寿且杰出。看白居易所作的诗，更可见唐代举子尊崇主考官的情况。

韩苏杜公叙马

韩愈的《人物画记》，其中叙述马的地方说：“马大的有九匹，在马之中又有上等和下等的，行走的，牵引的，奔跑的，涉水的，在陆地上的，翘起的，回顾的，鸣叫的，睡觉的，嘶鸣的，站立的，啃食的，饮水的，排泄的，上坡的，下坡的，痒了在树上磨蹭的，喘气的，嗅闻的，高兴而互相嬉戏的，愤怒互相踢咬的，喂食的，骑乘的，疾驰的，奔跑的，载着衣物的，载着狐兔的，凡是马的事情有二十七种。马大小共八十三匹，而没有相同的。”秦观认为他叙事全面而不烦琐，所以模仿他写了《罗汉记》。苏轼作《韩干十四马》诗说：“两匹马并驾齐驱攒着八只蹄子，两匹马弯曲脖子鬃毛尾巴整齐。一匹马任前双举后，一匹马却避长鸣嘶。老胡须的奚官骑着马且回顾，前身作马通晓马语。后面有八匹马饮水且行走，微流赴吻若有声。前面的已经渡过像出林的鹤，后面的想要涉水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与记，体裁虽然不同，但它们在布置铺写方面是相同的。诵读苏轼的话，大概不必见到画也能明白。我的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甫观曹将军画马图说：“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他的话比起苏轼，似乎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杜甫又有《画马赞》说：“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褭清新”以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骏骨，实惟龙媒”的句子。苏轼《九马赞》说：“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他的词说：“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这几篇诗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了。

风灾霜旱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曾祈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上薛下虫）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蟊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佑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

译有一千人申诉风灾，官吏认为法律中只有申诉水灾旱灾的规定，而没有申诉风灾的规定，于是闭门拒绝受理，导致老人和小孩互相践踏，死了一百一十人。由此说来，官吏不喜欢听人诉说灾情的，大概十个人中有九个，这是不能不仔细考察的。」苏公说到这一点，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这难道不是古人最初制定法律时，像所谓的风灾、早霜之类，不像水灾旱灾那样可以通过田地来核查考证，担心贪婪的百姓趁机钻空子，或许造成虚报冒领，所以不轻易开启这个先例。如今的对策，固然难以增添创设新的条令格式。但只要发生水旱之外的灾害损伤，专门委派贤良的州县长官去推行处理，那么实际的恩惠就能惠及百姓，可以挽救百姓流离失所的祸患，这是仁政中最好的做法。

译《容斋五笔》

卷第八（共十二则）

白居易与苏轼的诗中记载年龄

白居易为人诚实通达，所以写诗抒发情怀时，喜欢记录自己的年龄。因此翻阅他的诗集，便摘录如下：“这一生知道辜负了少年的心志，愁眉不展快要三十岁了”，“不要说三十岁算是年轻，一百岁中已有三分之一过去了”，“何况才到中年，又过了三十二岁”，“没注意到明镜中，忽然已是三十四岁”，“我年龄三十六，时光渐渐昏暗又复光明”，“不算老也不算少，年龄已过三十六岁”，“年龄快到四十，有个女儿叫金銮”，“我现在快到四十，秋天的情怀也可以知道”，“年龄三十九，岁末太阳西斜的时候”，“忽然因为时节惊觉了年龄，四十岁如今还差一年”，“四十岁做了野夫，在田里学习锄谷”，“四十岁官居七品，拙于做官并非由于其他原因”，“毛发胡须早早改变，四十岁白发生长”，“况且我现在四十岁，本来形貌就瘦弱”，“衰老病弱的四十岁身躯，娇憨痴傻的三岁女儿”，“自问今年多大，春秋四十刚出头”，“四十岁不算老，忧伤早衰真糟糕”，“不要学二郎吟诗太苦，才四十岁鬓发就像霜一样白”，“下面有独立的人，年龄来到四十一岁”，“如果要重新进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岁”，“已经四十四岁，又做了五品官”，“面容消瘦头发斑白四十四岁，远谪江州做郡吏”，“年龄四十五，两鬓半白”，“四十六岁三月结束，送春怎能不殷勤”，“我现在四十六岁，衰颓卧在江城”，“鬓发苍老牙齿稀疏，不觉年龄四十七岁”，“明天四十九岁，应该转而觉悟以前的错误”，“四十九岁身体衰老的日子，一百五夜月明天空”，“衰老的鬓发蹉跎将近五十，关河遥远过了三千”，“青山举目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做官的滋味已经尝尽，五十岁不休何时休”，“五十岁做江城太守，停杯忽然自思”，“不要学你兄长五十岁，蹉跎才得到掌丝纶”，“五十岁没有完全老，还可以暂且欢乐”，“长庆二年秋天，我年龄五十一岁”，“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岁人头似霜”，“老校于君应该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年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如果七十岁还强健，还能闲行十五春”，“去时十一二岁，今年五十六岁”，“我年龄五十七，荣名得到多少”，“我年龄五十七，归去确实已经迟”，“身为三品官，年龄已经五十八”，“五十八岁老翁刚有后代，静思可喜也可叹”，“半百过了九年，艳阳残一日”，“火销灯尽天明后，就是平头六十人”，“六十岁做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拟年龄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年龄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我现在觉悟已晚，六十岁才退闲”，“今年日余二十六，来岁年龄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岁老翁头雪白，假如清醒狡猾想做什么”，“年龄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现在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年龄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五十八岁归来，今年六十六岁”，“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六十八岁衰翁，乘衰百疾攻”，“又问年龄几何，七十行欠二”，“更过今年年龄七十，假如无病也应该休”，“今天年龄将近七十，还须惭愧病来迟”，“且喜同年满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贫”，“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龄幸过之”，“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时年龄七十一”，“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我现在已经七十一岁，眼昏须白头风眩”，“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七十三岁老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其多如此。苏轼一向看重白居易，所以偶尔也效仿他，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是引用他的话。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现在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年龄四十九，还此北窗宿”，“我年龄四十九，赖此一笑喜”，“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现在如此”，“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先生年龄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纷纷华发不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我年龄六十一，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