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十一（十五则）

译下口长径九寸五分，宽八寸，虎形钮高二寸五分，足宽三寸四分，连同尾巴长一尺，重三十五斤。这都是因为虎形钮显得勇猛强悍。我家收藏的古彝器有上百种，这件器物于是位居首位。小的錞没有缺损，敲击它，声音清亮激越且悠长。大的錞破损处约五寸，声音不能浑厚完整，但也还可以敲击考察。后来又得到一枚，与大的那枚几乎没有细微差别，是从三峡一带运来的，放在竹笼中，搬运的人不小心，弄断了它的钮，工匠用药焊补并加固，于是两枚相对陈列。像《三礼图》、《景桔大乐图》所描绘的，形制都不对。苏东坡在《志林》中记载始兴王鉴的一件事，说：“记录的人能够如此详尽地叙述尺寸，却拙于遣词造句，使得古器的形制无法再大致复原，非常令人遗憾。”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译孙玉汝

韩庄敏公名缜，字玉汝，大概是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以栗”，以及“王欲玉汝”的含义。前人未曾使用过这个字，最为古雅。查考唐代《登科记》，会昌四年考中进士的有孙玉汝。李景让担任御史大夫时，弹劾罢免了侍御史孙玉汝。会稽《大庆寺碑》是咸通十一年所立，碑文说衢州刺史孙玉汝作记。荣王李宗绰的书目中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说是孙玉汝所撰。大概就是这个孙玉汝。

唐人避讳

唐人避家讳非常严格，甚至有超出礼法律令规定的情形。李贺应进士科考试，忌恨他的人指责他父亲名叫晋肃，因为“晋”与“进”字同音，李贺于是就不敢参加考试。韩文公写了《讳辩》，论述得极为恳切，却也不能解除众人的疑惑。《旧唐书》甚至说韩公这篇文章是文章中的谬误，那么当时舆论的偏激就可以知道了。杜甫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人。裴德融避讳“皋”字，高锴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主持科举考试，裴德融去应试，高锴说：“他避讳‘皋’字，如果到我家来应试，即使考中，也会困顿一生。”后来裴德融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与另一位同时被任命为郎官的人，一同去参拜右丞卢简求。到了卢简求家，卢简求先让前一个人进去，前一个人禀报说：“某与新任屯田员外郎裴某一同等候。”卢简求让侍从传话说：“员外郎是在谁手下考中的？我偶然有事，不能接待。”裴德融惊慌失措地出门离去。看这件事，尤为荒谬。高锴、卢简求都是当世的名流，而见识却如此浅陋。《语林》记载崔殷梦主持科举考试，吏部尚书归仁晦托付弟弟归仁泽，崔殷梦只是应承而已。不久，归仁晦又来托付，达三四次之多。崔殷梦脸色严肃，端正衣冠，说：“我已经上表辞让这个官职了。”归仁晦这才醒悟自己的姓氏，正是崔殷梦所避讳的。查考《宰相世系表》，其父名叫龟从，这又与高锴的情形类似。况且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父亲名叫皋，儿子就不能在姓高的主考官手下考中；父亲名叫龟从，儿子就不能列在姓归的人的科籍中，衡量礼法律令，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后唐天成初年，卢文纪担任工部尚书，新任命为郎中的于邺去参拜，卢文纪因为父亲名叫嗣业，与“于邺”同音，竟然不见。于邺忧虑恐惧太过，一夜之间在室内自缢身亡。卢文纪因此被贬为石州司马。这又很怪诞了。

高锴取士

高锴担任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历时三年，颇能选拔到有真才实学的人。起初，每年录取四十人，人才越来越少，皇帝下诏减少十人，仍然不能凑满名额。这是《新唐书》所记载的。查考《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上奏：“进士原定额二十五人，请求增加到四十人。”奉敕依奏。这一年以及第二年、第三年，高锴在礼部，每次科举录取的，各为四十人。到了第四年，才开始规定每年录取三十人为定数，那么《唐书》所说的就是错误的了。《摭言》记载高锴第一榜裴思谦凭借仇士良的关说手段取得状元，高锴在朝堂上谴责他。裴思谦回头厉声说：“明年打屁股也要取状元。”第二年，高锴主持科举，告诫门下不得接受请托书信。裴思谦自己带着仇士良的一封信进入贡院，随即换上紫色衣服快步走到台阶下，禀报说：“军容使有状子推荐裴思谦秀才。”高锴接过信，信中请求给予高位。高锴说：“状元已经有人了，此外可以副合军容使的意思。”裴思谦说：“卑职奉军容使命令：‘裴秀才如果不是状元，请侍郎不要放榜。’”高锴低头想了很久，说：“那么略要见见裴学士。”裴思谦说：“卑职就是。”高锴不得已，于是顺从了他。裴思谦考中后住在平康里，赋诗说：“银釭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庸贵，夜来新惹桂枝香。”那么裴思谦也是疏放俊逸、不拘礼法的人啊。高锴顺从凶恶宦官的意思，让他成为举首，史书说高锴颇能选拔人才，实在恐怕不尽然。在此之前，大和三年，高锴担任考功员外郎，选拔人才有不恰当之处，监察御史姚中立上奏停止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餗又上奏恢复，事情见于《选举志》。

兵部名存

唐代沿袭隋朝制度，尚书省设置六曹。吏部、兵部分别掌管官员的选拔任用，文职属于吏部，武职属于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员由皇帝册封，五品以上由皇帝制授，六品以下由皇帝敕授，都委托尚书省奏请拟定。两部各列三铨。叫尚书铨，由尚书主持。叫东铨；叫西铨，由两位侍郎主持。吏部居左，兵部居右，这是前行。所以兵部的班次在户部、刑部、礼部之上。睿宗初年执政，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李又、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六人都是名臣，两个选拔部门号称治理得好。后来用人不能全部得到贤才，但兵部尤其严重。它变化为三班流外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元丰官制实行，一切更改，凡是选拔事务，无论文武，都交给吏部。苏东坡在元祐年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谢表中说：“恭敬地认为先帝恢复六卿的名称，本意是让后人认识三代的旧制，古今制度不同，闲职与要职适宜不同，武选隶属于天官，兵政总归于枢密辅臣，所以司马的职务，只省去文书工作。”大概是记述实情。现在本曹所掌管的，只有各州厢军的名册

译李籍，每逢重大典礼，就负责书写蕃官加恩的告身。虽然名义上管辖着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等机构，但实际上不过每个季度派一名郎官去一趟罢了。有名无实，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译武官名号不当

文官有郎、大夫，武官有将军、校尉，从秦、汉以来就有。至于等级品秩的确定，则从晋、魏到唐代才确立。唐代文散官阶二十九级，自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之下，称为大夫的有十一级，称为郎的有十六级。武散官阶四十五级，称为将军的有十二级，称为校尉的有十六级。此外，从怀化、归德大将军，直到司戈、执戟，都是用来安置蕃戎君长及其臣仆的。本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元丰年间整顿官制，废除文散官阶，改用旧省部寺监的名称，称为郎、大夫，叫做寄禄官。政和年间，将选人七阶也改为郎，打算用将军、校尉来替换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但西班掌权者嫌其路径差异太大，也请求改为郎、大夫，于是让士兵、仆役玷污了这些名号，又让节度使到刺史专门作为武臣的正任官。况且郎、大夫，汉代用来安置名流，观察使在唐代是方伯，刺史在汉代是监司，在唐代是郡守，难道是披甲受恩宠的人所能居处的吗？这名称尤其不当。

名将晚年谬误

自古以来，威名显赫的将领，建立盖世的功勋，而晚年谬误不能善终的，大多是因为倚仗功劳、矜夸才能而轻视敌人。关羽在万众之中亲手斩杀袁绍的两员大将颜良、文丑。等到在樊城攻打曹仁，于禁等七军全部覆没，关羽威震华夏，曹操商议迁都许昌以避开他的锐气，他的功名极盛。却不识破吕蒙、陆逊的欺诈，最终落入孙权的计谋中，父子被擒，导致大事失败。西魏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围攻他，因饥寒而退兵。等到王思政调任荆州，举荐韦孝宽代替自己，高欢率领山东的军队来攻，历时五十天，又因失败而归，这都是王思政的功劳。后来他想以长社作为行台的治所，写信给崔猷，崔猷说：“襄城控制京洛，是当今的要地，如果有什么动静，容易相互呼应。颍川邻近敌境，又没有山川的险固，不如驻兵襄城，而派遣良将守卫颍川，这样内外都坚固，人心容易安定，即使有意外，难道足以成为祸患吗？”宇文泰命令依照崔猷的策略，王思政坚决请求，并且约定，敌人水攻一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必派兵救援。不久王思政被高澄攻陷，身为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侯景，一时将帅都赶不上他，而围攻颍川，不知进退，投水而死。吴明彻在陈国衰败之余，北伐高齐，将略人才，公卿认为他是首屈一指的，军队所到之处，前面没有坚固的城池，几个月之间，全部收复江北的土地。然而后来他攻打周朝的彭城，被王轨围困，想要阻断归路。萧摩河请求攻击他，吴明彻不听，说：“持旗陷阵，是将领的事，长远的谋划，是老夫的事。”十天之间，水路于是被切断。萧摩河又请求秘密出兵突围，再次不被允许，于是被周人俘虏，将士三万全部覆没。这四人的过错，如出一辙。

唐帝称太上皇

唐代诸帝称太上皇的，有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共四位君主。顺宗因为病废的缘故，不能临朝听政，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杀了建成、元吉，明皇逃往蜀地，被太子夺权，只有睿宗上畏天戒，发自诚心，被史册所表彰。然而以事实考察，睿宗在先天元年八月，传位给皇太子，仍然五天接受一次朝拜，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以及重大刑罚政令都自己决定。所以皇帝的儿子嗣直、嗣谦、嗣升封王，都以上皇的诰命发出命令。又派遣皇帝巡边。二年七月甲子日，太平公主被杀，第二天乙丑日，就归政。那么还是有不不得已的情况。至于与尧、舜德行相合的，则是我们高宗皇帝、至尊寿皇圣帝这样。

杨倞注荀子

唐代杨倞注释《荀子》，是在元和十三年。然而《臣道篇》所引用的：“《尚书》说，服从命令而不违背，委婉劝谏而不疲倦，作为上级就英明，作为下级就谦逊。”杨倞注认为是《伊训篇》，现在《尚书》中没有这句话。《致士篇》所引用的说：“义刑义杀，不要用来接近，你只说没有顺从的事。”杨倞注认为是《康诰》，而不说它与原文不同。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逃到华州，当时强藩悍镇，远近成为障碍，希望得到特起奇士任用他们，以成就中兴的大业。水部郎中何迎，上表推荐国子博士朱朴才能像谢安，朱朴所交好的方士许严士得宠幸，出入禁中，也说朱朴有经世济民的才能。皇上连续几天召见应对，朱朴有口才，皇上很高兴，说：“我虽然不是太宗，得到你就像得到魏征了。”皇上愤恨天下大乱，朱朴自称得力宰相，一个多月可以致太平。于是拜他为宰相，制书发出，中外大惊。《唐制诏》有制词，学士韩仪所撰写，说：“梦见傅说、严子而得到真正的宰相，则商道中兴；在渭水边猎取而载回贤臣，则周朝达到治世。我自遭遇多难，渴望等待英贤，暗中祈祷鬼神，公开祈求日月。果然得到贤能的辅佐，契合我的勤求。朱朴学业优深，识见精敏，长久徘徊而不振作，更加贞吉而自满。我知道他的才能，于是召来与他谈话。治乱立刻在言语下分明，闻所未闻；兵农都在他的术数中，得所未得。不觉前席，为之改容；须委化权

译（皇帝）运用昌盛与衰败的运势。我自破格提拔奇才，难道会拘泥于品级资历；百官万民，等待你来安抚救济。”其赞美之辞如此。仪是朴的兄长，所谓“暗中向鬼神祈祷，公开向日月祈求”的话，必定是当时皇帝所授予的旨意。朴担任宰相仅半年就被罢免，后来被贬为郴州司户参军，诏书上说：“不为自己审慎谋划，苟且窃取宰相的援引之力，实在是因为奸邪侥幸，暗中求得显赫荣耀。也认为术数可以平息战乱，学问能够挽救国家，冒着半载容身之赞的虚名，却没有一朝辅政的功劳。只辱没了中台（宰相之位），颇引发众人的议论。”唉！昭宗在王室艰难危急之际，没有知人的明察，从众臣中提拔朴，位列三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正好足以成为后人的笑柄。《新唐书》赞语说：“推开小猪的肩胛骨却拒绝猛虎的牙齿，只是加速灭亡罢了。”可悲啊！

译杨国忠兼任的诸使

杨国忠任度支郎时，兼任十五个以上的使职。等到他升任宰相，总共兼任四十多个使职。仅署写官职名称的一个字都无法写完，胥吏因此肆意进行欺诈作伪。《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详细记载他的职衔。查考他拜相前的制书前衔写道：“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词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其余他所兼任的，还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职。由此看来，大概可以知晓全貌了。宫市这件事，人们都说是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开始的。不知道天宝年间就已经有了这个名称，并且由宰相充任使职。韩愈撰写《顺宗实录》，只说：“旧例，宫中需要购买外物，令官吏主持，与百姓交易，随即支付价款，贞元末年改由宦官担任使职。”也没有提到天宝时就已经有了宫市。

祖宗朝宰辅

祖宗时期，宰辅名义上礼仪上超越百官，即使是枢密副使，也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而等到他们罢免归班，地位就与一般官员等同。李崇矩从枢密使罢免为镇国军节度使，随即改任左卫大将军，于是担任广南西道都巡检使，不久派遣使者持诏书调任海南四州都巡检使，这些都不是降职罢黜。他在南方多年，入朝判金吾街仗司而死，仍然追赠太尉。赵安仁曾经参知政事，后来判登闻鼓院。张熔曾经知枢密院，后来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院事的身份，服丧期满，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都从现任枢密副使调任御史中丞。其他以前担任执政官而后来担任三司使、御史中丞的有数人。官制既已实行，仍然多有除授六曹尚书的。自从崇宁以来，才开始不是这样。

百官避宰相

刘器之以待制的身份担任枢密都承旨，在路上遇到执政官出尚书省，一同回到府第，刘器之摘下席帽、脱下凉衫，勒住马，派人传话，拱手作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回来，叫来门下省的法吏，问从官在路上遇到宰相该怎么办？法吏查检条例，只有尚书省官员避让令仆射，两省官员各自避让自己的长官，而没有两制官员避让宰相的法令，吕汲公于是作罢，但心里很不高兴。刘器之把这话告诉别人，认为是有依据的。然而从事理推测，侍从不避让宰相，恐怕是不对的，也没有所谓只避让长官的法令，刘公大概是掩饰的说法罢了。查考《天圣编敕》，规定文武官员与宰相在路上相遇都要退避，见到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避让道路同于宰相，条文非常明确，不应该在元祐时不施行。

百官见宰相

《天圣编敕》记载文武百官拜见宰相的礼仪。文明殿学士到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台阶上，堂吏赞道：“请，不拜，班首上前致辞，完毕，退下，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员依次与学士礼仪相同。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员，以及南班文武百官，在中书门外列班，应节度使到刺史，都附列本班，御史中丞作揖完毕，进入。宰相下台阶，面向南站在位置上，于是称班，文官在东武官在西，都向北，台官向南走，向东上。赞道：“百官拜，宰相答拜，完毕，退下。”内客省使到閤门使拜见宰相、枢密使，都在台阶上列行拜，宰相不答拜；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以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拜见宰相、枢密使，都在台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拜见参政副枢，都列行拜。如果诸司副使、閤门只候拜见参枢，也不答拜。本朝上下等级威严，严格到如此地步。后来逐渐废弛。文潞公、富韩公在至和年间从外地镇守之地拜相，诏令百官在门口列班迎接，言官于是说用虚礼推崇他们。元丰年间确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担任仆射，上任那天，才开始使用这种礼仪。后来又不施行。乾道初年，魏仲昌凭借枢密吏的身份攀附得任副承旨，每次谒见公府，与侍从同席升车而去。叶子昂担任宰相，独自压制他，让他与卿监一同进退，送到右边厢房，不索要马匹。等到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的身份担任都承旨，并且是正任观察使，礼仪于是与从官等同了。

东坡自引所为文

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说：“元祐初年，起用公以平章军国重事，过了一年，公请求离去，诏书说：‘从前西伯善于养老，而太公自己到来。鲁穆公没有人侍奉在子思身边，那么长者就离开了。公为自己谋划是好的，唯独不为朝廷惋惜吗！’又说：‘唐太宗在战乱之时，尚能起用已经老迈的李靖，而穆宗、文宗在安逸之时，不能在裴度未病时任用他。治乱的成效，在这里可以看见。’公读诏书惊惧，不敢再言离去。”查考这两道诏书，大概是元祐二年三月潞公请求致仕不允的批答，都是东坡所拟写的。又《缴还乞罢青苗状》说：“近日贬谪吕惠卿的告词说，首先建立青苗法”

译“苗，次行助役。”这也是苏辙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记载，苏辙曾评论并编排其文章，共计三百二十字，结尾说道：“世人认为苏轼了解高某。”又叙述劝谏用兵之事说：“老臣即将死去，见到先帝于地下，也有可以借口的理由了。”这也是苏辙所作。并且引用责备吕惠卿的言辞也是如此。乾道年间，苏迈任职翰林院，在答复陈敏担任步军统帅的诏书中说：“周亚夫持重谨慎，不像棘门、霸上的将军那样轻率；不懂带兵驻守，却戴着长乐、未央宫卫尉的冠冕。”后来苏迈为陈敏撰写神道碑，也引用了这些话，正是以苏辙为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