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十三（十四则）
下第再试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进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遒丽，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礼部所放程宿第二十八人，进士叶齐打鼓论榜，遂再试，复放三十一人，而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然太平兴国末，孟州进士张两光，以试不合格，纵酒大骂千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斩之，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恩威并行，至于如此。“张两”馆本作“张雨”。
试赋用韵
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故有三韵者，《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是也。有四韵者，《蓂英赋》以“呈瑞圣朝”，《舞马赋》以“奏之天廷”，《丹甑赋》以“国有丰年”，《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是也。有五韵者，《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是也。有六韵者，《止水》、《魍魉》、《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诸篇是也。有七韵者，《日再中》、《射己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诸篇是也。八韵有二平六侧者，《六瑞赋》以“俭故能广，被褐怀玉”，《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径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是也。有三平五侧者，《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悬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玄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日月合壁》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是也。有五平三侧者，《金用砺》以“商高宗命傅说之官”为韵是也。有六平二侧者，《旗赋》以。“风日云舒，军容清肃”为韵是也。自大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唐庄宗时尝覆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侧，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大力识者所消，岂非是时已有定格乎？国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贞元制科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镈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直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铸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铸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揉，薰获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间，康公、荆公为相，歧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贻子录
先公自燕归，得龙图阁书一策，曰《贻子录》，有“御书”两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宽事简”。意必高从海擅荆诸时，宾僚如孙光宪辈者所编，皆训儆童蒙。其《修进》一章云，咸通年中，卢予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时把帛，虑有拽白之嫌。烛下写试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注”，如有，即言字数，其下小书名。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及吏部给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大略有与今制同者，独避宰相、主文讳，不复讲双只，先辈之名，他无所见。其《林园》一章谓茄为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传已久，而世不多
译落第者再次考试
太宗雍熙二年，已经录取进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进言说：“落第者中很有值得录取的人。”于是下令重新考试，又录取了洪湛等七十六人，因为洪湛文采雄健华丽，特别提拔为正榜第三名。端拱元年，礼部录取程宿等二十八人，进士叶齐在榜前击鼓议论，于是再次考试，又录取了三十一人，而其他各科因此获得官职的达到七百人。当时对待士人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在太平兴国末年，孟州进士张两光，因为考试不合格，在街市中纵酒大骂，言语涉及指斥皇帝，皇上大怒将他斩首，同保的九个人永远不得参加科举。恩惠与威严并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张两”在馆本中写作“张雨”。
考试赋诗用韵
唐代用赋选拔士人，而韵脚数量的多少，平仄的次序，原本没有固定的格式。所以有三韵的，《花萼楼赋》以题目为韵就是如此。有四韵的，《蓂英赋》以“呈瑞圣朝”，《舞马赋》以“奏之天廷”，《丹甑赋》以“国有丰年”，《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就是如此。有五韵的，《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就是如此。有六韵的，《止水》、《魍魉》、《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等篇就是如此。有七韵的，《日再中》、《射己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等篇就是如此。八韵中有两平六仄的，《六瑞赋》以“俭故能广，被褐怀玉”，《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径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就是如此。有三平五仄的，《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悬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玄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日月合壁》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就是如此。有五平三仄的，《金用砺》以“商高宗命傅说之官”为韵就是如此。有六平二仄的，《旗赋》以“风日云舒，军容清肃”为韵就是如此。自从大和年以后，才开始以八韵为常规。唐庄宗时曾经复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仄，卢质所出的韵却是五平三仄，被有识之士所讥笑，难道这时已经有固定格式了吗？本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才开始下诏从今以后广文馆及各州府、礼部考试进士律赋，都按照平仄次序用韵，后来又有不按次序的，至今沿袭这种制度。
贞元制科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录取十六人，裴垍为第一名，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镈相继录取。六名之中，接连得到五位宰相，可以说是盛况！然而邪正不相当。裴度、崔群同为元和年间的宰相，而皇甫镈因为聚敛贿赂也位居宰相，裴度、崔群极力陈述其不可，裴度耻于与他同列，上表请求自退，两人最终都被皇甫镈诋毁而离职。况且三位宰相同时登科，不能说没有事理上的分别，然而玉石混杂，香草与臭草同处一器，如果默默充任职位，那就是固宠患失，因私害公，裴度、崔群的贤能，道义上难以处在这种境地。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也是同年联名，熙宁年间，康公、荆公为宰相，岐公参知政事，所以有“一时同榜用三人”的说法，与此颇为类似。
贻子录
先父从燕地归来，得到龙图阁的一册书，叫《贻子录》，上面有“御书”两枚印章留存，不写明撰人姓名，而序言说：“愚叟受到南平王的知遇，政令宽简。”推测一定是高从诲占据荆州时，宾客僚属如孙光宪等人所编纂，都是训诫启蒙童蒙的内容。其中《修进》一章说，咸通年间，卢予期著《初举子》一卷，大小事情没有遗漏。参加三场考试，要避开国讳、宰相讳、主考官讳。士人家里的小子弟，忌讳用熨斗时拿着帛，担心有拽白（作弊）的嫌疑。在烛光下写试卷没有误笔，就在后面题写“并无揩改涂乙注”，如果有误笔，就写明字数，下面写上小字书名。同年小录是由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别书写。宴会上长幼按双只相对而坐，原本以东为上，以西为首，给事中、中书舍人、员外郎、拾遗、补阙，多来突然赴宴，东先辈不迁位，而西先辈避让座位。等到吏部发放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大致与现在的制度相同，唯独避宰相、主考官讳，不再讲究双只，先辈的名称，其他地方没有见到。其中《林园》一章把茄子称为酪酥，也很新奇。
金花帖子
唐代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传已久，而世间不多
见。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榜盛京所得小录，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衔，曰：翰林学士给事中杨，兵部郎中知制浩李，右司谏直史馆梁，秘书丞直史馆朱，皆押字。次书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讳某，父讳某，私忌某日。然后书状元孙仅，其所纪与今正同。别用高四寸绫，阔二寸，书“盛京”二字，四主司花书于下，粘于卷首，其规范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废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杨砺、李若拙、梁颢、朱台符，皆只为同知举。
译看见。我家收藏有咸平元年孙仅榜在盛京所得的小录，仍沿用唐代制度，以素色绫子做卷轴，贴上金花，先列出四位主考官的官衔，分别是：翰林学士给事中杨，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右司谏直史馆梁，秘书丞直史馆朱，都在下面签押名字。接着书写四人的出生年月，年龄多少，某月某日出生，祖父名讳某，父亲名讳某，私忌在某日。然后书写状元孙仅，其中记载的内容与现在完全相同。另外用高四寸、宽二寸的绫子，书写“盛京”二字，四位主考官在下面花体书写名字，粘在卷首，其规范就是这样，不知道是哪一年废除的。但这榜五十人中，从第一名到第十四名，只有第九名刘烨是河南人，其余都籍贯开封府，其下的二十五人也是如此。不应该京城人士中选如此之多，怀疑也是外地人寄名托籍，以此作为求取功名的便利罢了。四位主考官是杨砺、李若拙、梁颢、朱台符，都只担任同知举。
物之小大
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列子》所载：“夏革曰：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叠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千而暨山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峙二山，沈于大海。”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计此人之形当百余万里，馄鹏方之，犹蚊呐蚤虱耳。太虚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庄子逍遥游》，首著鳏鹏事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鳗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二子之语大若此。至于小言，则《庄子》谓：“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右角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曰：“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黄帝与容成子同斋三月，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二子之语小如此。释氏维摩诘长者居丈室而容九百万菩萨并师子座，一芥子之细而能纳须弥。皆一理也。张湛不悟其寓言，而窃窃然以太虚无所不容为说，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书，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则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贵之盛，未有出郭汾阳之右者。然至其女孙为宪宗正妃，历五朝，母天下，终以不得志于宣宗而死，自是支胃不复振。及本朝庆历四年，访求厥后，仅得裔孙元亨于布衣中，以为永兴军助教。欧阳公知制诰，行其词曰：“继绝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远，所以劝天下之为人臣者焉。况尔先王，名载旧史，勋德之厚，宜其流泽于无穷，而其后裔不可以废。往服新命，以荣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书令之门，而需一助教以为荣，吁，亦浅矣！乃知世禄不朽，如春秋诸国，至数百年者，后代不易得也。
纪年兆祥
自汉武建元以来，干余年间，改元数百，其附会离合为之辞者，不可胜书，固亦有晓然而易见者。如晋元帝永昌，郭璞以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灵宝大亨，识者以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败。萧栋、武陵王纪，同岁窃位，皆为天正，以为二人一年而止，其后皆然。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然梁明帝萧岿亦用此，而尽二十三年。或又云，岿蕞尔一邦，故非讥祥所系。齐后主隆化，为降死；安德正延宗德昌，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为字文亡日；宣帝大象，为天子冢。萧琼、晋出帝广运，为军走。隋炀帝大业，为大苦未。唐值宗广明，为唐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兆巢贼之祸。钦宗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由康邸建中兴之业。熙宁之未将改元，近臣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为元丰。若隆兴则取建隆、绍兴各一字，与唐贞元取贞观、开元之义同。已而嫌与颜亮贞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纯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时守赣，贺表云：“天永命而开中兴，方茂卜年之统；时纯熙而用大介，载新纪号之文。”迨诏至，乃为淳熙，盖以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鲁夏父弗忌献逆把之议，展禽曰：“必有殃，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谓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吴伐楚，其师居糜，楚司马子期将
译事物的大小
列御寇、庄周谈论极大与极小的言论，都超出了常理之外。《列子》记载：“夏革说：渤海的东面，几亿万里之外，有一个大深渊，实在是没有底的谷。其中有五座山，高下周围三万里，山与山之间相距七万里，而五座山的根部没有依托的地方。天帝派十五只巨鳌用头顶着它们，分为三组轮流替换，六万岁换一次班。而龙伯国里有巨人，走不了几千步就到了山所在的地方，一钓就钓起六只巨鳌，一起背着快步回到他的国家。于是岱舆、员峙两座山，沉入了大海。”张湛注释说：“用高下周围三万里的山，由一只巨鳌的头来顶戴，而六只巨鳌又被一钓所牵引，龙伯国人能够一并背负它们。计算这个人的身形应当有百余万里，鲲鹏相比起来，还如同蚊蝇蚤虱一样渺小。太虚所能容纳的，又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庄子·逍遥游》开头记载鲲鹏的事说：“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的体积不知有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叫鹏，鹏迁徙到南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浪花，乘着旋风直上九万里的高空。”这两位先贤谈论极大就像这样。至于谈论极小，《庄子》说：“在蜗牛的左角有一个国家，叫触氏；右角有一个国家，叫蛮氏，它们互相争夺土地而作战，伏尸数万，追逐败军十五天后才返回。”《列子》说：“江浦之间生长着一种极小的虫子，名叫焦螟，成群飞舞聚集在蚊子的睫毛上，互不触碰，栖息离去，蚊子都察觉不到。黄帝与容成子一同斋戒三个月，慢慢用精神去观察，清晰地看见它们，如同嵩山的山脚；慢慢用气息去倾听，轰然听到它们的声音，如同雷霆。”这两位先贤谈论极小就像这样。佛教中维摩诘长者居住在方丈的室内却能容纳九百万菩萨和狮子座，一粒芥子那样细微却能容纳须弥山。这都是同一个道理。张湛没有领悟这是寓言，却私下以“太虚无所不容”来解释，也是狭隘了！如果是我们儒家《中庸》一书，只说：“天地虽然广大，人还有所遗憾，所以君子谈论大，天下没有能承载的；谈论小，天下没有能分割的。”这就明白透彻，归于最恰当，不是佛道两家片面之论所能达到的。
郭令公
唐代功名富贵之盛，没有超过郭汾阳的。然而到了他的女孙成为宪宗的皇后，历经五朝，成为天下之母，最终因为不得宣宗的宠幸而死，从此郭家子孙不再振兴。等到本朝庆历四年，访求他的后代，仅在平民中找到了他的后裔郭元亨，任命为永兴军助教。欧阳修担任知制诰，起草诏书说：“继承断绝的世系，褒奖有功的人，不仅是为了推恩及远，也是为了劝勉天下做臣子的人。何况你的祖先，名字记载在旧史中，功勋德行深厚，应当使恩泽流传无穷，而他的后裔不可以废弃。前往接受新的任命，以荣耀你的家族！”况且以二十四次考中中书令的门第，却需要担任一个助教来作为荣耀，唉，这也太浅薄了！由此可知世代享禄而不朽，像春秋各国那样，延续数百年的，后代很难得到。
纪年兆祥
自从汉武帝建元以来，一千多年间，改元数百次，那些附会离合来造字的说法，不可胜数，其中也有明显易懂的。比如晋元帝永昌，郭璞认为有“二日”之象，果然到了冬天就灭亡了。桓灵宝大亨，识者认为“一人二月了”，果然在仲春失败。萧栋、武陵王纪，同一年篡位，年号都是天正，认为“二人一年而止”，后来果然如此。齐文宣天保，是“一大人只十”，果然十年就死了。然而梁明帝萧岿也使用这个年号，却享国二十三年。有人又说，萧岿只是一个小国，所以不是讥讽祥瑞所系。齐后主隆化，是“降死”；安德正延宗德昌，是“得二日”。周武帝宣政，是“字文亡日”；宣帝大象，是“天子冢”。萧琼、晋出帝广运，是“军走”。隋炀帝大业，是“大苦未”。唐僖宗广明，是“唐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预示黄巢之祸。钦宗靖康，是“立十二月康”，果然在位满一年，而高宗从康邸建立中兴之业。熙宁末年将要改元，近臣撰写三个年号进献，叫“平成”，叫“美成”，叫“丰亨”，神宗说：“成字背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如去掉亨而加上元。”于是定为元丰。至于隆兴则取建隆、绍兴各一字，与唐贞元取贞观、开元之义相同。后来嫌与颜亮贞隆相近，所以第二年就改为乾道。等到甲午年改为纯熙，已经布告天下，我当时守赣州，贺表说：“天永命而开中兴，方茂卜年之统；时纯熙而用大介，载新纪号之文。”等到诏书到来，却是淳熙，大概因为出处有“告成《大武》”的话，所以不想用。
民俗火葬
自从佛教火化的说法兴起，于是死后焚烧尸体的，到处都这样。本来在炎热夏天，害怕尸体腐烂散发秽气，收敛不到一天，肉还没冷就焚烧了。鲁国夏父弗忌提出逆祀的议论，展禽说：“必定有灾祸，即使长寿而死，也不能说没有灾祸。”等到他下葬时，焚烟直冲上天，说是已经下葬却火烧了他的棺椁。吴国伐楚，吴军驻扎在糜地，楚司马子期将
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谓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卫人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燕骑劫围齐即墨，掘人家墓，烧死人，齐人望见涕位，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则是古人以焚尸为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剐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方有仪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故列子以仪渠为异，至与朽肉者同言之。
译焚烧尸体，楚国令尹子西说：“父兄的亲人尸骨暴露在野外，不能收殓，又加以焚烧，是不可以的。”这是指前年楚军与吴军作战，许多死者尸骨糜烂在沼泽中，不能一并焚烧。卫国人在平庄之上挖掘褚师定子的坟墓，焚烧他的尸体。燕国将领骑劫包围齐国即墨时，挖掘百姓的坟墓，焚烧死者的尸体，齐国人远远望见，流泪不止，愤怒之情增加了十倍。王莽施行“焚如”的酷刑，烧死了陈良等人。由此可见，古人将焚烧尸体视为极大的羞辱。《列子》中说：“楚国的南方有一个炎人的国家，他们的亲人死后，割下肉抛弃，然后埋葬骨头；秦国的西方有一个仪渠的国家，他们的亲人死后，堆积木柴焚烧尸体，熏烤时烟气上升，称为‘登遐’，然后才算是孝子。这在上面作为政令，在下面作为风俗，还不足以被视为怪异。”大概是因为当时这种风气尚未在中国流行，所以列子将仪渠视为怪异，与割肉弃骨的做法相提并论。
太史日官
《周礼》春官之属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为说。志，谓记也。史官主书，《国语》所谓《郑书》及《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则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职耳。故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而子长以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今太史局正星历卜祝辈所聚，其长曰太史局令，而隶秘书省，有太史案主之，盖其源流有自来矣。
汲冢周书
《汲冢周书》今七十篇，殊与《尚书》体不相类，所载事物亦多过实。其《克商解》云“武王先人，适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县诸大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庙，又用纣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纣，应天顺人，不过杀之而已。纣既死，何至枭戮俘臧，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为淫侈，至于擒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罴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狢十有八，鹿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囚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虽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所诚如此，盖大言也。《王会篇》皆大会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尧、舜、禹、汤后，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宝玉亿有百万。所纪四夷国名，颇古奥，兽畜亦奇崛，以肃真为稷真，秽人为秽人，乐浪之夷为良夷，姑蔑为姑妹，东瓯为且匝，渠搜为渠叟，高句丽为高夷。所叙：“秽人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兽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扬州禹禺鱼、人鹿。青丘狐九尾。东南夷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骇，背有两角。东越海龛、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的犬，■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区阳戎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康民以稗苡，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则上唇翁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奇干亦北狄。善芳，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眯。正东高夷赚羊，赚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独鹿，邓邛距虚。犬戎文马，而赤鬄缟身，目若黄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闾，北阎者，其华若羽，以其木为车，终行不败。”篇未引伊尹《朝献商书》云：“汤问伊尹，使为四方献令。伊尹请令，正东以鱼皮之鞞、鲗酱、皎瞂、利剑；正南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正西以丹青、白鹿、江历、珠名。龙角；正北以橐驼、騊駼、駃騠、良弓为献。汤曰：善。”凡此皆无所质信，姑录之以贻博雅者。唐太宗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颜师古请图以示后，作《王会图》，盖取诸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以为《逸周书》，此亦无之，然则非全书也。
曹子建论文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子建之论善矣。任昉为王俭主簿，俭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语。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为人诋河，虽未形之
译太史与日官
《周礼》春官的属官记载说：“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以应对国家的治理。校正岁和年以安排事务，颁布给官府以及都城和边邑，颁布并告知诸侯国每月初一。”“小史掌管国家的史志，确定世系，辨别昭穆。”郑玄注解说：“太史，就是日官。”引用《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来解释。志，是说记录。史官主管书写，《国语》所说的《郑书》以及《帝系》、《世本》之类就是，小史主管审定。那么周朝的史官、日官，是同一职务。所以司马谈担任汉太史令，而司马迁认为“文史星历接近于占卜祝祷之间，本来就是君主所戏弄的，像对待倡优一样蓄养，被世俗所轻视。”现在的太史局正是星历卜祝之类的人聚集的地方，其长官叫太史局令，隶属于秘书省，有太史案主管，大概其源流由来已久。
汲冢周书
《汲冢周书》现在七十篇，与《尚书》的体裁很不相似，所记载的事物也多夸大失实。其中《克商解》说“武王先人，到纣所在的地方，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轻吕剑击打他，用黄钺斩首，悬挂在大白旗上。商朝两个妃子已经自缢，又射了三箭，用轻吕剑击打，用玄钺斩首，悬挂在小白旗上。”过了六天，早晨到达周，带着三个首级和割下的左耳，进入周庙燎祭，又在南郊用纣祭天。武王讨伐纣王，顺应天意人心，不过是杀了他而已。纣王既已死，何至于枭首戮尸，并且用他来祭祀呢？这不符合事实。又说武王狩猎的事，尤为淫乱奢侈，至于擒获老虎二十二只，猫两只，麋五千二百三十五只，犀牛十三头，牦牛七百二十一头，熊一百五十一只，罴一百一十八只，猪三百五十二只，獾十八只，鹿十六只，麝五十只，鹿三千五百零二只。于是征讨囚方，凡是敌对的国家九十九个，割下的左耳和首级共一亿零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个，数量如此之多，虽然注家也说武王以不杀为仁，没有理由确实如此，大概是大话。《王会篇》都是大会诸侯及四方夷狄的事，说：“唐叔、荀叔、周公在左边，太公在右边，堂下的右边，唐公、虞公面向南站立，堂下的左边，商公、夏公站立。”四位公爵，是尧、舜、禹、汤的后代，商、夏就是杞、宋。又说：俘获商朝的宝玉一亿零一百万。所记载的四方夷狄国名，颇为古奥，野兽牲畜也奇特，把肃真当作稷真，秽人当作秽人，乐浪的夷人当作良夷，姑蔑当作姑妹，东瓯当作且匝，渠搜当作渠叟，高句丽当作高夷。所叙述的：“秽人前儿，像猕猴，直立行走，声音像小孩。良夷在子，兽名。弊身人首，腹部有脂，烤它藿草就鸣叫。扬州禹禺鱼、人鹿。青丘狐九尾。东南夷白民乘黄，乘黄者像骇马，背上有两个角。东越海龛、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叫央林，用酋耳，酋耳者，身体像虎豹。渠叟用的犬，■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区阳戎用鳖封，鳖封者，像猪，前后有头。蜀人用文翰，文翰者，像皋鸡。康民用稗苡，它的果实像李子，吃了它适宜生子。北狄州靡■■，它的形状人身枝踵，自己笑，笑则上唇遮住眼睛，吃人。都郭也是北狄。生生，像黄狗，人面能言。奇干也是北狄。善芳，头像雄鸡，佩戴它让人不眯眼。正东高夷赚羊，赚羊者，羊而有四个角。西方的戎叫独鹿，邓邛距虚。犬戎文马，红色鬃毛白色身体，眼睛像黄金，名叫古皇之乘。白州北闾，北阎者，它的花像羽毛，用它的木头做车，终行走不败坏。”篇末引用伊尹《朝献商书》说：“汤问伊尹，让他制定四方进贡的命令。伊尹请求命令，正东用鱼皮之鞞、鲗酱、皎瞂、利剑；正南用珠玑、玳瑁、象齿、文犀；正西用丹青、白鹿、江历、珠名。龙角；正北用橐驼、騊駼、駃騠、良弓为献。汤说：好。”凡此都没有什么确凿可信，暂且记录下来以留给博雅的人。唐太宗时，远方各国来朝贡的很多，服装诡异，颜师古请求画图以显示后代，作《王会图》，大概取自于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认为是《逸周书》，这里也没有，那么就不是全书了。
曹子建论文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说：“世人著述，不能没有毛病，我常常喜欢别人讥讽弹劾我的文章，有不善之处，随即改正。过去丁敬礼常作小文章，让我润饰，我自认为才不过那人，推辞不做。敬礼对我说：‘你何必疑难，文章的佳丽，我自己能得到，后世谁相知审定我的文章呢？’我常常感叹这话，认为是美谈。”子建的议论很好。任昉为王俭主簿，俭自己作文，让昉点正，昉于是定下几个字，俭感叹说：“后世谁知你审定我的文章？”正是用这话。现在世俗相承，所写的文章有时被人诋毁，虽然未形之
于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欧阳公作《尹师鲁铭》文，不深辩其获罪之冤，但称其为文章简而有法。或以为不尽，公怒，至治书他人，深数责之曰：“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之，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王荆公为钱公辅铭母夫人蒋氏墓，不称公辅甲科，但云：“子官于朝，丰显矣，里巷之士以为太君荣。”后云：“孙七人皆幼。”不书其名。公辅意不满，以书言之，公复书曰：“比蒙以铭文见属，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如得甲科为通判，何足以为大夫人之荣？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大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荣辱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议其文亦如此。
译在言辞神色上，以及退下后脸色不悦的，都是这种情况。欧阳修撰写《尹师鲁墓志铭》，不深入辩白他获罪的冤屈，只称赞他的文章简约而有法度。有人觉得这样写不够全面，欧阳修大怒，甚至整治了写书的人，严厉地责备他说：“‘简约而有法度’，只有《春秋》才配得上这样的评价，我对师鲁文章的评价已经不算轻慢了。我又描述他的学问说‘通晓古今’，这句话如果一定要找能配得上的人，只有孔子、孟子罢了。而世上那些没有见识的人却议论纷纷。这篇文章是用来安慰我死去的朋友的，哪里会顾虑那些小辈呢！”王安石为钱公辅撰写其母蒋氏的墓志铭，不称颂钱公辅考中甲科，只说：“儿子在朝廷做官，显赫富足了，乡里的人认为这是太夫人的荣耀。”后面又说：“孙子七人，都还年幼。”没有写下他们的名字。钱公辅心中不满，写信给王安石提出意见，王安石回信说：“近来承蒙您委托撰写铭文，我随即答应而没有推辞。没想到竟然还没有符合您的心意，想要有所增删。我的文章自有其深意，不可更改。应该把它还给您，而另找能如您心意的人来写。如果考中甲科担任通判，哪里值得作为太夫人的荣耀？一个考中甲科的通判，只要稍微懂得写辞赋，即使是市井小人，都可以得到，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所以铭文说乡里的人认为这是太夫人的荣耀，是表明天下有见识的人并不把这种荣辱放在心上。至于那些孙子，也不值得列举，哪有五个儿子却没有七个孙子的呢？”两位先生不喜欢别人议论他们的文章，也是如此。
雨水清明
历家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清明为三月节，谷雨为三月中气。而汉世之初，仍周、秦所用，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卷第十四（十七则）
尹文子
《汉艺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子》一篇，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刘歆云，“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其书分为上下两卷，盖汉末仲长统所铨次也。其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又曰：“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庄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盖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钘，而文不预。又别一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衲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帝王训俭
帝王创业垂统，规以节俭，贻训子孙，必其继世象贤，而后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上挂葛灯笼、麻蝇拂。恃中袁f 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唐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壁，将何以愈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厉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扬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用计臣为相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字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琇，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大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墓、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州县牌额
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
译雨水、清明
历法家将雨水定为正月的中气，惊蛰定为二月的节气，清明定为三月的节气，谷雨定为三月的中气。而在汉代初期，仍然沿用周、秦时期的历法，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直到太初年间，才加以纠正。
卷第十四（十七则）
尹文子
《汉书·艺文志》名家类中有《尹文子》一篇，记载说：“曾游说齐宣王。年代在公孙龙之前。”刘歆说：“他的学说本源于黄、老，居住在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人一同师从公孙龙。”现在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卷，大概是汉末仲长统所整理编排的。其文字仅五千言，议论也并非纯粹本于黄、老。《大道篇》说：“道不足以治理，就用法；法不足以治理，就用术；术不足以治理，就用权；权不足以治理，就用势；势不足就反用权。权被使用就反用术；术被使用就反用法；法被使用就反用道；道被使用就无为而自治。”又说：“行善使人不能跟随，这是独善。行巧使人不能效仿，这是独巧。这还没有穷尽善巧的道理。行善与众人一起实行，行巧与众人一起具备，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所推崇的治理，不推崇独自治理，推崇能与众人共同治理；推崇工倕的巧，不推崇独自的巧，推崇能与众人共同发挥巧。当今世人，行为想独自贤能，做事想独自能干，辩论想超出众人，勇武想压倒大众。独自实行的贤能，不足以成就教化；独自能干的事，不足以周全事务；超出众人的辩论，不能用来向每家每户解说；压倒大众的勇武，不能用来整顿军阵。这四种情况，都是祸乱产生的根源。圣人任道、立法，使贤者与愚者不相抛弃，能者与鄙者不相遗弃，这是达到大治的方法。”仔细体味他的话，颇有些流入兼爱之说。《庄子》末章，叙述天下治理方术的人，说：“不被世俗牵累，不被外物装饰，不随便对待他人，不嫉妒众人。希望天下安宁，以保全百姓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供养，满足即可停止，以此来表白心迹，古代的道术有在于此的。宋钘、尹文听到这种风气而喜欢它，制作华山之冠来自我标榜。虽然天下人不采纳，他们仍强聒不舍。他们为别人考虑太多，为自己考虑太少。”这大概也尽述了他们的学说。荀卿《非十二子》中有宋钘，而尹文不在其中。另外有一本书叫《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涉及佛教，大概是晋、宋时期僧人所作，不是这里所说的《尹文子》。
帝王训诫节俭
帝王创业垂统，以节俭为准则，留下训诫给子孙，必定是继位者效法贤德，然后才能遵循他们的教诲，不然，正好足以招致侮辱和嘲笑罢了。宋孝武帝大肆修建宫室，毁坏高祖所居住的阴室，在那里建起玉烛殿，与群臣观赏。床头有土墙，上面挂着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f 于是极力称赞高祖节俭朴素的美德，宋孝武帝不回答，只说：“乡下老头得到这些，已经过分了！”唐高力士在太宗陵寝宫，看见梳箱一个、柞木梳一把、黑角篦一把、草根刷子一把，感叹说：“先帝亲自端正皇极，以致达到太平，随身使用的物品，只留下这些。将要用来传示子孙，永远保持节俭。”全部上奏皇帝。明皇到陵墓，来到寝宫，问所留示的物品在哪里？高力士捧着跪上，明皇跪着接受，肃敬得仿佛承受不起，说：“夜光珠那样的珍宝，垂棘那样的美玉，怎么能比得上这些？”立即命令史官记录在典册中。这时，明皇即位不久，励精图治，所以见到太宗的旧物而警惕感动。等到奢侈之心一动，穷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还怎么会有这些呢？宋孝武帝不值得责备，如果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都有节俭的美德，而东昏侯、天元帝、叔宝、炀帝的淫逸奢侈，超过桀、纣，又不可以和他们谈论这些了。
任用计臣为相
唐朝自从贞观年间制定制度，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事务，官员各司其职，未曾改变。明皇因为时局极盛，好大喜功，对财利之事尤其急切，所以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琇，都因为聚敛刻剥而进用，然而他们的职务不出户部。杨国忠得志，就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大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的出纳，这时，还没有设立判使之名。肃宗以后，战争兴起费用广大，第五琦、刘晏开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此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等人相继跟随，于是逐渐以其他官职主持，权力责任更加重要。宪宗末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一并任命为相，公论沸腾，也不顾惜。等到宣宗，都由此途径大加任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墓、崔慎由、蒋伸以户部，从此计相不可胜数了。只有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不是宰相的事，请求归还有关主管部门，他的识见度量宏大正直，不可同日而语。
州县牌额
州县的牌额，大多关系到吉凶，因此不敢轻易更改。严州分水县旧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