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十四（十七则）
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膀，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译草书中的“分”字，县令中有自作聪明的人，认为这种字体不适宜，便亲自用楷书写了三个字，刻好后竖立在那里。这一年，县境内持刀杀人的恶民很多，大概是因为“分”字由“八”和“刀”组成。徽州的山水清幽深远，向来没有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全部用他所写的隶书，更换了郡中所有的匾额，从谯楼、仪门，到所有的亭台楼阁之类，一切都追求新奇。郡中百姓认为这些字多用干涩的笔法，而在州牌上尤其显得不庄重严肃，私下里对此深感忧虑。次年四月，火灾发生在郡库，经过一天两夜才停止，官舍和民房全部烧毁殆尽。
卢知猷
唐之末世，王网绝纽，学士大夫逃难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颠持危之计，能支大厦干将倾者，出力以佐时，则当委身山栖，往而不反，为门户性命虑可也。白马之祸，岂李振、柳粲数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独孤诸公有以自取耳。偶读《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其什于僖、昭，更历荣级，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致仕，可以归矣。然由间关跋履，从昭宗播迁，自华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终，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没于牖下，亦云幸也。《新唐书》有传，附于父后，甚略，云：“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时，相去五年。《传》云：“子文度，亦贵显。”而碑载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圣乃卢幕客，当时作志，必不误矣。《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与《新唐传》同。盖唐武、宣以后诸录，乃宋敏求补撰，简牍当有散脱者，皆当以司空之碑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趋长安，文武百僚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出迎。”又为可证。《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讳讳恶
《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言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陈涉不可轻
《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上，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某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家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士匄韩厥
晋厉公既杀卻氏三卿，群臣疑惧。栾书、荀偃执公，召士匄，匄辞不往，召韩厥，厥辞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为罪，岂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与建成、元吉相忌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王诛之，王犹豫未决。问于李靖，靖辞，问于李世绩，世绩辞，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为将相，知其有所守也。晋、唐四贤之识见略等，而无有称述者，唐史至不书其事，殆非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也。萧道成将革命，欲引时贤参赞大业，夜召谢胐，屏人与语，胐竟无一言。及王俭、褚渊之谋既定，道成必欲引胐参佐命，胐亦不肯从，遂不仕齐世，其亦贤矣。
孔墨
墨翟以兼爱无父之故，孟子辞而辟之，至比于禽兽，然一时之论。迨于汉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载惠盎见宋康王曰：“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
译卢知猷
唐朝末世，王纲解纽，学士大夫为避祸乱而流散，唯恐死期将至，尚且来不及。若没有扶危救倾的计策，能够支撑即将倾覆的大厦，出力辅佐时局，那么就应当隐居山林，一去不返，为保全自身性命和家族考虑是可以的。白马之祸，难道是李振、柳粲这几个凶恶小人所能造成的吗？也是裴、崔、独孤等公卿自己招致的罢了。偶然读到《司空表圣集》中的《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他在僖宗、昭宗两朝，历任显要官职，直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官阶退休，本可以归隐了。然而他历经艰险跋涉，跟随昭宗流离迁徙，从华州幸驾洛阳，直到天祐二年九月才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能够在家中安然离世，也算幸运了。《新唐书》中有他的传记，附在父亲之后，记载非常简略，说：“昭宗被刘季述囚禁，卢知猷感愤而死。”查考昭宗是在光化三年遭遇刘季述之祸，天复元年才恢复帝位，到卢知猷去世时，相隔五年。《新唐书》传文说：“儿子卢文度，也显贵。”而碑文记载继任的儿子是刑部侍郎卢膺，两者不同。司空表圣是卢知猷幕府中的宾客，当时撰写墓志，必定不会出错。《昭宗实录》记载：“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报，太子太师卢知猷去世。因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去世时享年七十五岁。”正好与《新唐书》传文相同。大概唐武宗、宣宗以后的实录，是宋敏求补撰的，简牍应当有散失脱漏之处，都应当以司空表圣的碑文为准。又查考这一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书·纪》记载：“十一月，皇帝车驾前往凤翔。朱全忠赶赴长安，文武百官及太子太师卢知猷以下出城迎接。”这也作为佐证。《宰相世系表》记载：“卢知猷生卢文度，而同族中有卢渥，卢渥的儿子卢膺，任刑部侍郎。”两者矛盾如此之大。
忌讳讳恶
《周礼·春官》说：“小史告诉君王忌讳之事。”郑玄注说：“先王去世的日子叫忌，名字叫讳。”《礼记·王制》说：“太史掌管礼仪，拿着简册记录，奉行讳恶之事。”注解说：“讳是先王的名字，恶是忌日，比如子卯日。恶，读音乌路反。”《左传》记载：“叔弓前往滕国，子服椒作为副使。到达郊外，遇到懿伯的忌日，叔弓不肯进城。”懿伯是子服椒的叔父，忌，指怨恨。“子服椒说：‘公事有公利，没有私忌，请让我先进城。’”看这些才知道忌讳的明确含义。汉代人的表疏中，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的话，都违背了本意。现在世俗语言多称“无忌讳”及“不识忌讳”，大概是不对的。
陈涉不可轻
《扬子法言》说：“有人问陈胜、吴广，扬雄说：‘乱。’问者说：‘不这样秦就不会灭亡。’扬雄说：‘灭亡秦朝吗？恐怕秦朝还没灭亡，他们自己先灭亡了。’”李轨认为：“轻率地牺牲自身，却要求非命的运气，不足以成为福气的先导，恰好成为祸患的开始。”我认为不是这样。秦朝以无道毒害天下，六国都是万乘之国，相继灭亡，难道没有孝子慈孙、故家遗俗吗？都俯首帖耳，像老鼠一样躲藏。自从张良狙击之后，再也没有一人敢向西窥探秦军的锋芒。陈胜出身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才开始云集响应，并起而诛杀秦朝。几个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死在车夫手中，身体虽然已死，他所安置派遣的侯王将相最终灭亡了秦朝。项羽在江东起兵，也是假借陈王的命令而渡江。秦朝的社稷成为废墟，是谁的力量呢？况且他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够听从陈余的建议，迎接孔子的孙子孔鲋为博士，尊为太师，与他谋议的人，都不是庸人崛起所能达到的，这种志向难道是小小的吗！汉高祖为他设置守冢之家于砀，血食祭祀二百年才断绝。扬雄指责他为乱，为什么呢？至于杀害吴广，诛杀故人，寡恩忘旧，没有帝王的度量，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士匄韩厥
晋厉公杀死郤氏三卿后，群臣疑惧。栾书、荀偃拘禁了厉公，召士匄，士匄推辞不去，召韩厥，韩厥推辞说：“古人有话说‘杀老牛没有人敢做主祭。’何况是君主呢？你们不能侍奉君主，哪里用得着我韩厥呢？”这两个人最终弑杀了厉公，而不敢将士匄、韩厥定为罪人，难道不是畏惧敬重他们的忠正吗？唐武德末年，秦王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互相忌恨陷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秦王诛杀他们，秦王犹豫未决。询问李靖，李靖推辞，询问李世绩，李世绩推辞，秦王因此看重这两人。等到登上皇位，都任命为将相，知道他们有所坚守。晋、唐四位贤人的见识大致相同，而没有称述的人，唐史甚至不记载此事，大概不是所谓发扬潜德幽光的做法。萧道成将要革命，想援引当时的贤人参与辅佐大业，夜里召见谢胐，屏退旁人谈话，谢胐竟然一言不发。等到王俭、褚渊的谋略既定，萧道成一定要援引谢胐参与佐命，谢胐也不肯听从，于是不在齐朝做官，他也是贤人啊。
孔墨
墨翟因为兼爱无父的缘故，孟子辞而辟之，甚至比作禽兽，然而这是一时的论调。到了汉代，往往将墨翟与孔子并列。《列子》记载惠盎见宋康王说：“孔丘、墨翟，没有土地而成为君主，没有官职而成为长官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邹阳上书于梁孝王曰：“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贾谊《过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乐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贤。”是皆以孔、墨为一等，列、邹之书不足议，而谊亦如此。韩文公最为发明孟子之学，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杨、墨耳。而著《读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此又何也？魏郑公《南史梁论》，亦有“抑扬孔、墨”之语。
译天下的男子和女子，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希望得到安定和利益的。”邹阳上书给梁孝王说：“鲁国听从季孙的谗言驱逐孔子，宋国采用子冉的计谋囚禁墨翟，凭借孔子和墨翟的辩才，尚且不能免于谗言和奉承。”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并非拥有仲尼、墨翟那样的智慧。”徐乐说：“并非拥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这些都是把孔子和墨子看作同一等级，邹阳和徐乐的著作不足以议论，而贾谊也是如此。韩愈最为阐发孟子的学说，认为孟子功绩不在大禹之下，正是因为他驳斥杨朱和墨翟。但他撰写《读墨子》一文说：“儒家和墨家都推崇尧、舜，都否定桀、纣，都通过修身正心来治理天下国家。孔子必定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会任用孔子。如果不互相任用，就不配称为孔子和墨子。”这又是为什么呢？魏征在《南史·梁论》中，也有“褒贬孔子和墨子”的话。
玉川月蚀诗
卢仝《月蚀诗》，唐史以谓讥切元和逆党，考韩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岁十一月。是年为元和五年，去宪宗遇害时尚十载。仝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说者谓“董秦”即李忠臣，尝为将相而臣朱泚，至于亡身，故企鄙之。东坡以为：“当秦之镇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难出狩，追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场，趣命治行，诸将请择日，秦曰：‘父母有急难，而欲择日乎？’即倍道以进。虽末节不终，似非无功而食禄者。”近世有严有翼者，著《艺苑雌黄》，谓坡之言非也，秦守节不终，受泚伪官，为贼居守，何功之足云？诗讥刺当时，故言及此。坡乃谓非无功而食禄，谬矣！有翼之论，一何轻发至诋坡公力非为谬战！予按是时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为而追刺之？使个欲讥逆党，则应首及禄山与泚矣。窃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为劈幸擅位，故用董贤、秦宫辈喻之，本无预李忠臣事也。记前人似亦有此说，而不能省忆其详。
诗要点检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捡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援”，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周蜀九经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未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自考校雕造。从之。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和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祐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而他庙讳皆只缺画，愚而自用，为可笑也。蜀《三传》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衔，大书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细字一行，又差低于况。今虽执政作牧，监司亦与之雁行也。
冢宰治内
《周礼天官冢宰》，其属有宫正，实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盖宫中官之长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于属中。后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闻也。《礼记内则》篇记男女事父母、舅姑，细琐毕载，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则以其治内故也。
宰相爵邑
国朝宰相初不用爵邑为轻重，然亦尝以代升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为太子太师，经太宗登极恩，但封祁国公。吕文穆自司徒谢事为太子太师，经东封西祀恩，不复再得三公，但封徐国、许国公而已。寇忠憨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处之，真宗令更与些恩数，惟演但乞封国公。王冀公钦若食邑已过万户，及谪为司农卿，于衔内尽除去，后
译卢仝的《月蚀诗》，《唐史》认为它是讥讽切责元和年间的逆党。考察韩愈效仿卢仝所作的诗，说是在元和庚寅年十一月。这一年是元和五年，距离宪宗遇害还有十年。卢仝说：“岁星主管福德，官爵奉承董、秦。”解说的人认为“董秦”就是李忠臣，他曾经担任将相却臣服朱泚，以至于身死，所以卢仝鄙视他。苏东坡认为：“当李忠臣镇守淮西时，代宗躲避吐蕃的祸难外出巡狩，征召各道兵马，没有人到达。李忠臣正在球场，急忙命令整顿行装，众将领请求选择吉日，李忠臣说：‘父母有急难，难道还要选择吉日吗？’随即加倍赶路进发。虽然他在最后关头没有坚持到底，但似乎也不是无功受禄的人。”近代有个叫严有翼的人，著《艺苑雌黄》，说苏东坡的话不对，李忠臣不能坚守节操到底，接受朱泚的伪官，为贼人守城，有什么功劳可言？卢仝的诗讥刺当时，所以提到他。苏东坡却说不是无功受禄，错了！严有翼的议论，为何轻易发出，极力诋毁苏东坡，说他是错的！我查考当时李忠臣已死二十七年了，为什么要追讥他？如果卢仝想要讥讽逆党，那么应该首先提到安禄山和朱泚。我私下认为元和年间，吐突承璀掌权，卢仝认为他凭借宠幸擅权，所以用董贤、秦宫这类人来比喻他，本来与李忠臣的事无关。记得前人似乎也有这种说法，但不能详细回忆起来。
写诗写到百韵，词句意思既多，所以有疏于检点的。比如杜甫《夔府咏怀》，前面说“满坐涕潺援”，后面又说“伏腊涕涟涟”。白居易《寄元微之》，既说“无杯不共持”，又说“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的有十一句。苏东坡《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也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的话，接近于意思重复。
唐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招募天下的书，挑选五品以上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作为书手抄写。我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尾说，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完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写。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人的官衔于后。《经典释文》末尾说，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写，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这本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没有错讹。《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没有印板，想召集学者亲自校勘雕造。听从了。正值崇尚武力的时候，却能这样，大概到这一年才完成。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都是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写。《周礼》，是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写。《周易》，是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写。《尚书》，是校书郎周德政书写。《尔雅》，是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写。题署说，广政十四年，大概是孟昶时所镌刻，其字体也都精谨。两者都使用士人的笔札，还有贞观遗风，所以不庸俗，可以流传久远。只有《三传》到皇祐元年才完工，远远不如前者。绍兴年间，分别命令两淮、江东转运司刻印三史板，其中两《汉书》内，凡是钦宗的讳，都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直接改为“威”字，而其他庙讳都只缺画，愚昧而自用，可笑啊。蜀《三传》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的官衔，大字写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小字一行，又比田况低一些。现在虽然执政者作州牧，监司也与他平级。
《周礼·天官冢宰》，其属官有宫正，实际上掌管王宫的戒令纠禁。内宰用阴礼教导六宫，用阴礼教导九嫔。大概是宫中官员的首领。所以自皇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在属官中。后世宫中的事，不是上宰所能听到的。《礼记·内则》篇记载男女侍奉父母、公婆，细琐之事全部记载，而首句说：“后王命令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就是因为他治理内廷的缘故。
本朝宰相起初不以爵位封邑为轻重，但也曾以此代替升降。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为太子太师，经过太宗登极的恩赏，只封祁国公。吕文穆自司徒辞官为太子太师，经过东封西祀的恩赏，不再得到三公之位，只封徐国公、许国公而已。寇忠憨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安置他，真宗命令再给他一些恩数，钱惟演只请求封国公。王冀公王钦若食邑已过万户，及被贬为司农卿，在官衔内全部除去，后
再拜相，乃悉还之。汤岐公以大观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职镌爵。赵卫公坐举官犯赃，见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实所无也。王婺相元封冀，嫌其与钦若同，屡欲改，适有进国史赏，予为拟进韩国制词，用“有此冀方，莫如韩乐”。既播告矣，而删定官冯震武以为真宗故封，不许用，遂贴麻为鲁，虽著于司封格，冯盖不知富韩公已用之矣。是时，婺相以食邑过二万户为辞，寿皇遣中使至迈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无体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拟定闻奏。遂以邑户无止法复命，乃竟行下。
译再次拜相，于是全部归还给他。汤岐公因担任大观文而罢相，又因为御史的弹劾而被罢免官职、削去爵位。赵卫公因举荐官员犯有贪赃罪，当时身为使相，只降封为益川郡公，削减食邑二千户。如今周益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都是旧例中所没有的。王婺公最初封地在冀，嫌与王钦若相同，多次想要更改，恰逢有进献国史的赏赐，我替他起草进封韩国的制词，引用了“有此冀方，莫如韩乐”的诗句。诏书已经颁布，但删定官冯震武认为真宗曾封过此地，不允许使用，于是将麻制改为封鲁，虽然这在司封格的制度中有记载，冯震武大概不知道富韩公已经使用过了。当时，婺公以食邑超过二万户为由推辞，寿皇派遣中使到迈的住所宣示旨意，命令他查核此前有无先例，以及应当如何施行的事理，拟定后上报。于是以食邑户数没有上限的规定来回复，最终得以施行。
杨子一毛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之书，不传于今，其语无所考。惟《列子》所载：“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阳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阳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观此，则孟氏之言可证矣。
李长吉诗
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正用杜老《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之句，长吉非蹈袭人后者，疑亦偶同，不失自为好语也。
子夏经学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
卷第十五（十三则）
紫阁山村诗
宣和间，朱励挟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规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辈济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微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杨戬、李彦创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亦助之发物供奉，大抵类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扰，屡禁止之，然覆出为恶，不能绝也。偶读白乐天《紫阁山北村》诗，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录于此：“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飨。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切勿语，中尉正承恩。”盖贞元、元和间也。
李林甫秦桧
李林甫为宰相，妒贤嫉能，以裴耀卿、张九龄在己上，以李适之争权，设诡计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终于位，陈希烈及见其死，皆共政六七年。虽两人伴食谄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伎心贼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桧则不然，其始也，见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执政。史才由御史检法官超右正言，迁谏议大夫，遂签书枢密。施钜由中书检正、郑仲熊由正言，同除权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谢，施即参知政事，郑为签枢。宋朴为殿中侍御史，欲骤用之，令台中申称本台缺检法主簿，须长贰乃可辟。即就状奏除侍御史，许荐举，遽拜中丞，谢日除签枢，其捷如此。然数人者不能数月而罢。杨愿最善佞，至饮食动作悉效之。秦尝因食，喷嚏失笑，愿于仓卒间，亦阳喷饭而笑，左右侍者晒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历岁亦厌之，讽御史排击而预告之，愿涕泪交颐。秦曰：“士大夫出处常事耳，何至是？”愿对曰：“愿起贱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望车尘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怜之，使以本职奉祠，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罢参政，或曰：“胡不效杨原仲之泣？”李河北人，
译杨子一毛
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即使拔下一根汗毛能让天下受益，他也不肯做。”杨朱的著作没有流传到今天，他的话无从考证。只有《列子》中记载：“杨朱说：‘伯成子高不肯用一丝一毫来利人，舍弃国家而隐居耕种。古时候的人，即使损害一根汗毛来利天下，也不肯做；如果人人都不损害一根汗毛，也不利天下，天下就治理好了。’禽子问杨朱说：‘去掉你身体上的一根汗毛来救济世人，你肯做吗？’杨朱说：‘世人本来就不是一根汗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能救济，你肯做吗？’杨朱不回答。禽子出去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如果有侵犯你的肌肤而给你万金的人，你肯做吗？’禽子说：‘肯做。’孟孙阳说：‘如果有砍断你一节肢体而给你一国的人，你肯做吗？’禽子沉默不语。孟孙阳说：‘积累一根汗毛形成肌肤，积累肌肤形成一节肢体，一根汗毛固然是一身万分中的一小部分，怎么能轻视它呢？’”看了这些，那么孟子的话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李长吉诗
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写道：“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正好化用了杜甫《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的诗句，李长吉并非蹈袭前人之后的人，怀疑也是偶然相同，不失为自好的佳句。
子夏经学
孔子的弟子中只有子夏在诸经方面独有著作，虽然传记杂言不能完全相信，但终究与他人不同。在《易经》方面有传，在《诗经》方面有序。而《毛诗》的学问，一种说法是子夏传授给高行子，经过四代传到小毛公；另一种说法是子夏传授给曾申，经过五代传到大毛公。在《礼记》方面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等儒者多为之作训诂解说。在《春秋》方面，所说的“不能赞一辞”，大概也是曾经从事于此，公羊高确实是从子夏那里受业的，谷梁赤，《风俗通》也说他是子夏的门人。在《论语》方面，郑康成认为是仲弓、子夏等人所撰定的。后汉徐防上疏说：“《诗》、《书》、《礼》、《乐》，由孔子确定，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这就是证据。
卷第十五（十三则）
紫阁山村诗
宣和年间，朱励凭借花石进奉的名义，以巩固宠信谋取私利。东南部的使者、郡守多出自他的门下，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等人助长他的恶行，豪夺掠夺，士民家中一块石头、一棵树木稍值得玩赏，就带领健卒直接进入其家，用黄封标记，但尚未立即取走，看护稍有疏忽，就被加上大不恭的罪名，等到出发时，必定拆毁房屋、撞破墙壁而出。人们有一件东西稍显奇异，大家就指为不祥，唯恐铲除得不快。杨戬、李彦创立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也协助他们搜刮物品供奉，大体类似朱励，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徽宗担心他们骚扰，屡次禁止，但他们又出来作恶，不能断绝。偶然读到白居易《紫阁山北村》诗，才知道唐代本来就有这样的事。随意记录于此：“早晨游览紫阁峰，晚上宿在山下村。村中老人见到我欢喜，为我打开一樽酒。举杯还未及饮，暴卒闯入家门，紫衣人挟带刀斧，匆匆十余人。夺走我席上的酒，扯走我盘中的食物。主人退后站立，敛手反而像宾客。庭院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舍不得，持斧砍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切勿语，中尉正承恩。”这大概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事。
李林甫秦桧
李林甫担任宰相，嫉妒贤能，因为裴耀卿、张九龄地位在自己之上，李适之争夺权力，设计诡计将他们除去。至于他所引用的人，如牛仙客最终在位，陈希烈直到看见他死，都共同执政六七年。虽然两人伴食谄媚，所以能长久，但李林甫以奸诈之心贼害，也不朝愠暮喜，尚能容忍他们。秦桧则不然，起初，看见他们能助我，从冗散小官，不三二年就升到执政。史才由御史检法官超升右正言，迁谏议大夫，于是签书枢密。施钜由中书检正、郑仲熊由正言，同除权吏部侍郎。刚受告正谢，施即参知政事，郑为签枢。宋朴为殿中侍御史，想骤然任用他，令台中申称本台缺检法主簿，须长贰乃可辟。即就状奏除侍御史，许荐举，遽拜中丞，谢日除签枢，其捷如此。然而数人者不能数月而罢。杨愿最善谄媚，至饮食动作悉效之。秦尝因食，喷嚏失笑，愿于仓卒间，亦阳喷饭而笑，左右侍者晒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历岁亦厌之，讽御史排击而预告之，愿涕泪交颐。秦曰：“士大夫出处常事耳，何至是？”愿对曰：“愿起贱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望车尘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怜之，使以本职奉祠，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罢参政，或曰：“胡不效杨原仲之泣？”李河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