巵林卷一
为丙辰。昭之九年太岁戊辰，五岁则为壬申。自此四岁而为乙亥，昭十年则己巳也。襄三十年戊午，更十三岁，盖为庚午。灵王弑立，即昭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岁壬申。杜氏之厯盖与韦昭同也。韦昭《国语》注曰：「岁在大火，鲁僖五年也；岁在寿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僖二十三年也；受实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鹑尾，二十七年复在寿星，则僖二十八年也。」据《史记》僖五年丙寅，十六年丁丑，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戊子，二十八年己丑。杜之解推之，则太岁在子，岁在鹑尾；太岁在丑，岁在寿星；寅在大火；夘当在析木之津；辰在星纪；巳在玄枵；午在娵訾；未在降娄；申在大梁；酉在实沈；戌当在鹑首；亥当在鹑火也。故《五行志》成公五年梁山崩，是岁岁在鹑火。至十七年复在鹑火。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寗》《榖梁传》序：「升平之末，岁在大梁。」盖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说非诞矣。然昭九年戊辰，既岁在星纪，而三十二年辛夘而亦曰在星纪，是自相乖违也。且杜全不用太初厯者，《汉书·律厯志》曰：「太初元年岁在星纪婺女六度。」《汉志》曰：「岁名困敦，是年太岁丙子。」王莽传：「莽下书，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苍龙癸酉。」服虔曰：「苍龙太岁也。」五年莽又曰：「始建国八年岁躔星纪，在洛阳之都。」明年改元天凤，天凤元年莽曰：「更以七年大梁苍龙庚辰，行廵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苍龙辛巳，即土之中。案始建国无八年，即天凤三年；天凤无七年，即地皇元年。莽下书无非好大行诈之词。然始建国五年《通鉴》纪实在癸酉，天凤三年岁阴丙子，地皇元年二年，则庚辰、辛巳，如莽言。又《律厯志》：“汉髙祖代秦继周天下，号汉，岁在东井二十二度，鹑首六度。”《汉志》曰：“岁名敦牂，太岁在午。”而《天文志》：“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盖汉元年丙午也【或误读《律厯志》，以丙午元年为谬耳】以《汉书》观之，则太岁在子，岁星在星纪；太岁在丑，岁星在玄枵；寅在娵訾，夘在降娄；辰在大梁，已在实沈；午在鹑首，未在鹑火；申在鹑尾，酉在寿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厯志》曰：“伐桀之岁，岁在大火房五度。”《竹书》曰：“其年壬戌。”志又曰：“文王受命，岁在鹑火张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年，岁亦在鹑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岁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则孟坚之指伸矣。”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岁在娵訾，三十一年岁在降娄，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丁亥为岁在鹑火。而光武中兴，改元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是年乙酉，则又午在娵訾，未在降娄，酉在鹑尾，亥在鹑火。是班氏自为淆乱也。杜岂以班术踈阔，故不从之乎？
译推算为丙辰年。昭公九年太岁为戊辰，经过五年则为壬申年。从此再过四年为乙亥年，那么昭公十年就是己巳年。襄公三十年为戊午年，再经过十三年，大概是庚午年。灵王被弑后即位，即昭公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岁为壬申。杜预的历法大概与韦昭相同。韦昭在《国语》注中说：“岁星在大火，是鲁僖公五年；岁星在寿星，是僖公十六年；在大梁，是僖公二十三年；在实沈之星，是僖公二十四年；在鹑尾，是僖公二十七年；再次在寿星，则是僖公二十八年。”根据《史记》，僖公五年为丙寅，十六年为丁丑，二十三年为甲申，次年为乙酉，二十七年为戊子，二十八年为己丑。按照杜预的解释推导，那么太岁在子，岁星在鹑尾；太岁在丑，岁星在寿星；太岁在寅，岁星在大火；太岁在卯，岁星应在析木之津；太岁在辰，岁星在星纪；太岁在巳，岁星在玄枵；太岁在午，岁星在娵訾；太岁在未，岁星在降娄；太岁在申，岁星在大梁；太岁在酉，岁星在实沈；太岁在戌，岁星应在鹑首；太岁在亥，岁星应在鹑火。所以《五行志》记载成公五年梁山崩塌，那年岁星在鹑火。到成公十七年又回到鹑火。《年表》记载五年为乙亥，十七年为丁亥。又《范寗》《榖梁传》序言：“升平末年，岁星在大梁。”大概升平四年为庚申，杜预的说法并非虚妄。然而昭公九年为戊辰，既然岁星在星纪，而三十二年辛卯也说在星纪，这就自相矛盾了。况且杜预完全不用太初历，《汉书·律厯志》说：“太初元年岁星在星纪婺女六度。”《汉志》说：“岁名困敦，这一年太岁为丙子。”《王莽传》记载：“王莽下诏，始建国五年岁星在寿星，苍龙癸酉。”服虔说：“苍龙即太岁。”五年王莽又说：“始建国八年岁星运行到星纪，在洛阳之都。”第二年改元天凤，天凤元年王莽说：“改以七年大梁苍龙庚辰，举行巡狩之礼。”第二年岁星在实沈苍龙辛巳，即土之中。查考始建国没有八年，即天凤三年；天凤没有七年，即地皇元年。王莽下诏无非是好大喜功、施行诈术的言辞。然而始建国五年《通鉴》纪实在癸酉，天凤三年岁阴为丙子，地皇元年、二年，则是庚辰、辛巳，正如王莽所言。又《律厯志》：“汉高祖取代秦朝继承周朝天下，国号汉，岁星在东井二十二度，鹑首六度。”《汉志》说：“岁名敦牂，太岁在午。”而《天文志》：“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跟随岁星。”这是高皇帝受命的符瑞。客对张耳说：“东井是秦地，汉王入秦，五星跟随岁星聚集，大概是汉元年丙午【有人误读《律厯志》，认为丙午元年是错误的】。以《汉书》来看，那么太岁在子，岁星在星纪；太岁在丑，岁星在玄枵；太岁在寅，岁星在娵訾；太岁在卯，岁星在降娄；太岁在辰，岁星在大梁；太岁在巳，岁星在实沈；太岁在午，岁星在鹑首；太岁在未，岁星在鹑火；太岁在申，岁星在鹑尾；太岁在酉，岁星在寿星；太岁在戌，岁星在大火；太岁在亥，岁星在析木。所以《律厯志》说：“伐桀之年，岁星在大火房五度。”《竹书》说：“那年是壬戌。”志又说：“文王受命，岁星在鹑火张十三度。”到武王克殷十三年，岁星也在鹑火。按《大雅·文王》疏说：“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岁己未，其十三年辛未，那么孟坚的旨意就伸张了。”然而志又叙述襄公三十年岁星在娵訾，三十一年岁星在降娄，那年是戊午、己未，并且以成公的乙亥、丁亥为岁星在鹑火。而光武中兴，改元建武，岁星在鹑尾之张度，那年是乙酉，那么又是午在娵訾，未在降娄，酉在鹑尾，亥在鹑火。这是班固自己造成的混乱。杜预难道是因为班固的术数疏阔，所以不遵从吗？
淮南书》太阴元始建于甲寅岁，徙一辰【广雅曰：太阴，太岁也】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太阴在夘，岁岁星舍须女虚危。太阴在辰，岁岁星舍营室东壁。太阴在巳，岁岁星舍奎娄。太阴在午，岁岁星舍冑昴毕。太阴在未，岁岁星舍觜嶲参。太阴在申，岁岁星舍东井舆鬼。太阴在酉，岁岁星舍栁七星张。太阴在戌，岁岁星舍翼轸。太阴在亥，岁岁星舍角亢。太阴在子，岁岁星舍氐房心。太阴在丑，岁岁星舍尾箕。《史记》亦曰：「摄提格，其太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岁。阴在夘，星居子岁。阴在辰，星居亥岁。阴在巳，星居戌岁。阴在午，星居酉岁。阴在未，星居申岁。阴在申，星居未岁。阴在酉，星居午岁。阴在戌，星居巳岁。阴在亥，星居辰岁。阴在子，星居夘岁。阴在丑，星居寅索隠曰：「皆石氏星经文也【周礼冯相疏曰：「太岁在地，与天上岁星相应而行。岁星为阳，右行于天，一岁移一辰，十二岁一小周。太岁左行于地，一与岁星跳辰，年数同。岁星为阳，人之所见。太岁为阴，人所不覩。太岁、岁星虽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异】其说与《淮南》合。然则太岁在寅，岁在星纪；夘在玄枵；辰在豕韦；巳在降娄；午在大梁；未在实沈；申在鹑首；酉在鹑火；戌在鹑尾；亥在寿星；子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岁星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即间遇迟疾伏留顺逆，其大体要自不失。迟过者疾必续，逆滋者顺必倍，伏久者见必倐。一岁所次要还常法。故杜扵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岁星滛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岁星停在玄枵二年。然则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九年无损于迟，归之年居一次耳。而二家躔舍各各乖异，何也？《淮南子》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髙诱注曰：「仲中也，谓在子午、夘酉四面之中。丑钩、辰申钩、己寅钩、亥未钩、戌谓太阴在四角。」晋灼尝取此语以注《汉书【汉书·天文志》「岁星注曰：太岁在四仲则岁行三宿，太岁在四孟四季则岁行二宿，盖以四孟四季易四钩也】今观夘岁舍须女、虚、危，午岁舍胃、昴、毕，酉岁舍栁、七星、张，子岁舍氐、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余岁舍星纪、析木诸次，是四钩果行三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韦、杜以四孟行三宿，于晋氏之说且不合矣。平而论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为宻，而班、杜都不依用。杜自以长厯推验春秋时事，岂能全无合离？其后孔颕达作《正义》曰：「隠公即位岁在豕韦，桓公即位岁在玄枵，荘公即位岁在鹑火，闵公即位岁在大梁，僖公即位岁在鹑首。」按隠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荘元戊子，闵元庚申，僖元壬辰也。既称午在玄枵，未在豕韦，则安得鹑火直子、大梁直申、鹑首直戌乎？且未在豕韦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顾云岁在降娄。荘元年戊子而云鹑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岁在鹑火，二十七年甲戌曰岁复在鹑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汉献帝传》载苏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魏在大梁。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为将讨黄巾。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龙在庚子。」又载魏明帝册山阳公曰：「帝自西京臻兹洛邑，聿改乘辕，又迁许昌。武皇帝是依岁在玄枵，皇帝肇征，迄于鹑尾，十有八载，九域咸又。惟帝念功祚兹魏国。」考《魏志》献帝还洛阳，曹公都许，车驾出轘辕而东，则建安元年也。及策命曹公为魏公，则建安十八年也。按建安二十五年为庚子，则元年丙子，十三年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据苏林之表，则太岁在子，岁星在大梁。读魏明之册又太岁在子，岁星在玄枵；太岁在巳，岁星在鹑尾。与《淮南》《史记》《汉书》韦、杜之厯复皆不合。夫天道玄逺推歩难明，载祀绵邈
译《淮南子》说：太阴元始建于甲寅年，每年移动一个辰位。《广雅》说：太阴就是太岁。太阴在寅位，年号叫摄提格，其对应的岁星宿舍在斗宿和牵牛宿。太阴在卯位，岁星宿舍在须女宿、虚宿和危宿。太阴在辰位，岁星宿舍在营室宿和东壁宿。太阴在巳位，岁星宿舍在奎宿和娄宿。太阴在午位，岁星宿舍在胃宿、昴宿和毕宿。太阴在未位，岁星宿舍在觜宿、参宿和井宿。太阴在申位，岁星宿舍在东井宿和舆鬼宿。太阴在酉位，岁星宿舍在柳宿、七星宿和张宿。太阴在戌位，岁星宿舍在翼宿和轸宿。太阴在亥位，岁星宿舍在角宿和亢宿。太阴在子位，岁星宿舍在氐宿、房宿和心宿。太阴在丑位，岁星宿舍在尾宿和箕宿。《史记》也说：“摄提格年，太阴向左行在寅位，岁星向右转居丑位。太阴在卯位，岁星居子位。太阴在辰位，岁星居亥位。太阴在巳位，岁星居戌位。太阴在午位，岁星居酉位。太阴在未位，岁星居申位。太阴在申位，岁星居未位。太阴在酉位，岁星居午位。太阴在戌位，岁星居巳位。太阴在亥位，岁星居辰位。太阴在子位，岁星居卯位。太阴在丑位，岁星居寅位。”索隐说：“这些都是石氏星经的条文。”《周礼·冯相氏》疏说：“太岁在地上，与天上的岁星相应而行。岁星属阳，在天上向右行，一年移动一个辰位，十二年完成一个小周期。太岁在地上向左行，与岁星跳动的辰位相同，年数也一样。岁星属阳，是人所能看见的。太岁属阴，是人所看不见的。太岁和岁星虽然右行、左行不同，但行走的度数并没有差异。”这种说法与《淮南子》相合。那么太岁在寅位，岁星就在星纪次；太岁在卯位，岁星就在玄枵次；太岁在辰位，岁星就在豕韦次；太岁在巳位，岁星就在降娄次；太岁在午位，岁星就在大梁次；太岁在未位，岁星就在实沈次；太岁在申位，岁星就在鹑首次；太岁在酉位，岁星就在鹑火次；太岁在戌位，岁星就在鹑尾次；太岁在亥位，岁星就在寿星次；太岁在子位，岁星就在大火次；太岁在丑位，岁星就在析木次。岁星每年运行三十度又十六分之七度，平均每天运行十二分之一度，十二年绕天一周。运行的度数既然有固定的格局，即使偶尔遇到运行迟缓、快速、伏留、顺逆等情况，其大体上终究不会失去常规。运行迟缓超过常数的，后来必定快速补足；逆向运行增加的，顺向运行必定加倍；伏留时间长的，出现必定迅速。一年所经过的宿次，最终还是要回到常规法则。所以杜预在《左传》襄公三十年的注中说：“二十八年岁星过度停留在玄枵次，现在三十年在娵訾次。”这是说岁星在玄枵次停留了两年。那么二十八年并不妨碍它快速运行，二十九年也不损害它迟缓运行，归结起来，一年只居一个宿次罢了。然而这两家的星次宿舍各自乖离不同，为什么呢？《淮南子》说太阴在四仲位，岁星就运行三个宿；太阴在四钩位，岁星就运行两个宿。二乘八等于十六，三乘四等于十二，所以十二年运行二十八宿。高诱注说：“仲是中间，指在子、午、卯、酉四个方位的中间。丑为钩，辰、申为钩，巳、寅为钩，亥、未为钩，戌为钩，指太阴在四角。”晋灼曾经引用这些话来注释《汉书》。《汉书·天文志》岁星注说：“太岁在四仲位，岁星运行三个宿；太岁在四孟、四季位，岁星运行两个宿，大概是用四孟、四季替代了四钩。”现在看卯年岁星宿舍在须女、虚、危，午年岁星宿舍在胃、昴、毕，酉年岁星宿舍在柳、七星、张，子年岁星宿舍在氐、房、心，这是四仲位果然运行三个宿。其余年份岁星宿舍在星纪、析木等次，这是四钩位果然运行三个宿。班固认为四季运行三个宿，韦昭、杜预认为四孟运行三个宿，这与晋灼的说法尚且不合。公平地评论，《淮南子》和太史公的方法更为精密，而班固、杜预都不依据使用。杜预自己用长历推验春秋时事，难道能完全没有符合或背离的地方吗？后来孔颖达作《正义》说：“隐公即位那年岁星在豕韦次，桓公即位那年岁星在玄枵次，庄公即位那年岁星在鹑火次，闵公即位那年岁星在大梁次，僖公即位那年岁星在鹑首次。”查隐公元年是己未年，桓公元年是庚午年，庄公元年是戊子年，闵公元年是庚申年，僖公元年是壬辰年。既然说午年在玄枵次，未年在豕韦次，那么怎么会有鹑火次对应子年、大梁次对应申年、鹑首次对应戌年呢？况且未年在豕韦次，而文公元年是乙未年，却说岁星在降娄次。庄公元年是戊子年，却说岁星在鹑火次，而昭公十五年壬戌年又说岁星在鹑火次，二十七年甲戌年又说岁星在鹑火次，用你的矛攻击你的盾，这又怎么说呢？《汉献帝传》记载苏林、董巴上表说：“天有十二次，作为分野。魏在大梁次。过去光和七年岁星在大梁次，武王开始受命为将领讨伐黄巾。建安元年岁星又在大梁次，开始拜为大将军。十三年又在大梁次。陛下受命，今年青龙在庚子。”又记载魏明帝策命山阳公说：“皇帝从西京到达洛邑，改变乘车方向，又迁都许昌。武皇帝依靠岁星在玄枵次，皇帝开始出征，直到鹑尾次，十八年，九州都归顺。希望皇帝念及功绩，赐福给魏国。”查《魏志》，献帝回到洛阳，曹公定都许昌，车驾出轘辕向东，这是建安元年。等到策命曹公为魏公，这是建安十八年。查建安二十五年是庚子年，那么元年就是丙子年，十三年是戊子年，十八年是癸巳年。根据苏林的表，太岁在子位，岁星在大梁次。读魏明帝的策命，又是太岁在子位，岁星在玄枵次；太岁在巳位，岁星在鹑尾次。这与《淮南子》《史记》《汉书》以及韦昭、杜预的历法都不合。天道玄妙深远，推算难以明了，年代久远
，校筭易爽。苏、董等皆纪当时事，而自为乖异，乃尔？且从玄枵数之，十有八载，不得在鹑尾之次。又诸家言魏分野在实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榖其舌，以诳媚时主，遂使岁星之说竟不足信。《公羊传》襄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时岁在乙夘。”解云：何氏自有长厯不得以左氏难之。然则为天数者，家自谓羲和，人自谓皋昧，谁得复訾之乎？
译校核历法容易出错。苏林、董巴等人都是记载当时的事，却各自说法相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况且从玄枵这个星次开始推算，经过十八年，不可能落在鹑尾这个星次。又各家都说魏国的分野在实沈，而董巴却说在大梁，信口雌黄，以此欺骗迎合当时的君主，于是使得关于岁星的说法终究不值得相信。《公羊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出生。何休说：“当时岁星在乙夘。”解释说：何休自有其长历，不能用《左传》的观点来驳难他。那么从事天文推算的人，每家都自认为是羲和，每个人都自认为是皋昧，谁还能再指责他们呢？
○■〈釒嶲〉纪
温泉寒火晋
书《陆机策问》：“有温泉而无寒火，何也？”纪曕对曰：“阴阳升降，山泽通气。初九纯阳，潜龙勿用，泉源所托，其温宜也。若夫水润下，火炎上，刚柔燥湿，自然之性。故阳动而外，阴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外动刚直，以外接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鉴；火日之光，外辉。刚施柔受，阳升阴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釒嶲〉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圎，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故水曰内景。吐气者施，含气者化。故阳施，阴化。《元命包》亦曰：「阴精为月，常朏任而受；明精在内，故火日外景，金水内景。」思逺所对，盖采其说，然不对火性之必热，而引火徳之外融，可谓遁词矣。且火以烈而始见其刚，非以刚而乃有炎也；水以润而始见其柔，非为柔而乃征其润也。况火藏木石之中，藏烟匿焰，何尝不静；而水发重壤之内，潜源奔沸，何尝不动？又以初九纯阳为泉源所托，则滥瀐瀱汋，谓宜尽为烟液；以水之受温为含容之性，则河汉淮江亦当变为汤谷；而海内汤泉曽不能十数，其理屈矣。若夫萧丘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东武焚林而披者，无焦灼之色。阴阳相搏，固有不可类推者，安在其无寒火也？
抱朴子曰：「谓火必热，而萧丘有凉焰。齐地记曰：『东武山有胜火之木，烧之不死，亦无损也。』」
○刺顾
问讯
王导世说新语·言语》篇曰：王敦兄含为光禄勲敦既谋逆，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熟。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和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逺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羣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与敦同逆，而和云逺避流言，謟媚拥戴乱贼之党也。」《左传·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郑，臧文仲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诸葛亮上言献帝曰：「久令陛下蒙尘幽处田畴。」《传》：「天子方蒙尘未安。」潘岳《西征赋》：「当光武之蒙尘，致王诛于赤眉。」晋四王起事，恵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庾岷别传》：「刘曜作乱京都倾覆，天子蒙尘，岷与许遐等从。」释慧逺论曰：「元兴三年，天子蒙尘，人百其忧。」《通典》：「晋博士徐虔议：『今天子蒙尘，摄王不宜作乐。』」《南史》：「梁王虽在蒙尘，斋戒不废。」《隋书》：「李宻曰：『昬主蒙尘，播扬吴越。』」歴寻往牒，谁敢以两字施扵臣下者？和乃举属丞相，丞相若非阴共劝进，则为体昧尊卑，谓之能言，不亦谬乎？《世说》又曰：「和诣王丞相，丞相对之疲睡，頋谓同坐曰：『昔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观，和直巧言令色，取恱容身者也。
○难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国志注》校练精宻，可谓勤矣。然亦有阔处。考《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时年三十六。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云三十六也。」
难曰：按志称叡封武徳侯，年十五时为延康元年，则叡盖以建安十一年生。计黄初、太和、青龙合年十七，而景初强为三年，凡二十年。则裴云强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为建安十年生，则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徳。陈、裴皆为舛也。
神亭
吴志》太史慈到曲阿，为刘繇侦视孙策，时独与二骑卒遇，策从骑十三，慈便前鬪，正与策对，策刺慈马，擥得慈顶上戟，慈得策兠鍪，扵是解散，慈入山中，称丹阳太守，住泾县，策躬攻讨，遂见执，策解缚，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也？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注引《吴厯云：「慈于神亭战败，为策所得。」裴曰：「此与本传大异，则疑有缪误。」
译○■〈釒嶲〉纪
温泉寒火
《晋书·陆机策问》中问道：“世间有温泉却没有寒火，这是为什么呢？”纪瞻回答说：“阴阳之气升降运动，山泽之间气息相通。初九爻位纯阳，潜龙尚且不宜施展，温泉的源头依托于此，其温暖是适宜的。至于水滋润向下，火炎向上，刚柔燥湿，是自然的属性。所以阳动而向外，阴静而向内。内里的性质柔弱，以包容为本质；外部的运动刚直，以对外接应作为功用。因此金和水的明亮，是在内部映照；火和太阳的光芒，是在外部照耀。刚强施行，柔弱承受，阳气上升，阴气潜伏。水能够接受温暖，正是它包容的本性。”
■〈釒嶲〉评论说：《淮南子·天道训》说：天道是圆的，地道是方的。方形主幽暗，圆形主光明。光明的是吐露气息的，所以火称为外景；幽暗的是含藏气息的，所以水称为内景。吐露气息的是施行，含藏气息的是化育。所以阳施行，阴化育。《元命包》也说：“阴精形成月亮，常常在月初微明时承受；明亮的精气在内部，所以火和太阳是外景，金和水是内景。”纪瞻的回答，大概是采纳了这种说法，然而他没有回答火性必定炎热，却引用火德向外融化的道理，可以说是逃避问题的言辞了。况且火因为猛烈才显现出它的刚强，并不是因为刚强才产生火焰；水因为滋润才显现出它的柔弱，并不是因为柔弱才表现出滋润。何况火藏在木头石头之中，隐藏烟雾和火焰，何尝不是静止的；而水从厚重的土壤之下涌出，潜藏的源头奔涌沸腾，何尝不是运动的？又用初九纯阳作为温泉源头的依托，那么泛滥的深水，按理说都应该变成烟雾液体；用水接受温暖作为包容的本性，那么黄河、汉水、淮河、长江也都应当变成热水之谷；然而天下的温泉不过十来个，他的道理就站不住脚了。至于萧丘大火蔓延进入的人，有穿上皮衣的感觉；东武焚烧树林而披发的人，没有焦灼的神色。阴阳相互搏击，本来就有不能类推的情况，怎么能说没有寒火呢？
《抱朴子》说：“认为火必定炎热，但萧丘却有凉焰。《齐地记》说：‘东武山有胜火之木，烧它不会死，也没有损伤。’”
○刺顾
问讯
《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王敦的哥哥王含担任光禄勋，王敦既然图谋叛逆，屯兵占据南州，王含弃职逃奔姑熟。王丞相（王导）到宫阙谢罪，司徒、丞相、扬州的官僚前来问候，仓促之间不知道用什么言辞，顾和当时担任扬州别驾，提笔写道：“王光禄远远避开流言，明公蒙受风尘在路上，群臣不安，不知尊体起居如何？”
评论说：“考察王含向南逃奔，与王敦同谋叛逆，而顾和却说远远避开流言，这是谄媚拥戴叛贼的党羽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襄王出逃居住在郑国，臧文仲说：‘天子在外蒙受风尘，怎敢不奔去问候官守？’”诸葛亮上言献帝说：“长久让陛下蒙受风尘，幽居在田野。”《传》记载：“天子正蒙受风尘尚未安定。”潘岳《西征赋》说：“当光武帝蒙受风尘时，对赤眉军施加王者的诛伐。”晋朝四王起事，惠帝蒙受风尘在洛阳，黄门用瓦盆盛茶献给至尊。《庾岷别传》记载：“刘曜作乱，京都倾覆，天子蒙受风尘，庾岷与许遐等人跟随。”释慧远论述说：“元兴三年，天子蒙受风尘，人们百倍忧虑。”《通典》记载：“晋朝博士徐虔议论：‘今天子蒙受风尘，摄政的王不宜作乐。’”《南史》记载：“梁王虽然蒙受风尘，斋戒不废。”《隋书》记载：“李密说：‘昏君蒙受风尘，流亡在吴越。’”历寻以往的典籍，谁敢把这两个字用在臣下身上？顾和却把它举荐给丞相，丞相如果不是暗中共同劝进，就是混淆尊卑，称他为能言善辩，不也是错误吗？《世说》又说：“顾和拜访王丞相，丞相对他疲惫地打瞌睡，顾和对同座的人说：‘过去您协助辅佐中宗，保全了江东，身体稍微不适，令人喘息。’”丞相大喜，由此看来，顾和只是巧言令色，取悦君主以保全自己的人。
○难裴
魏明帝
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校勘训练精密，可以说是勤勉了。然而也有疏漏之处。考察《魏志》记载景初三年正月，明帝驾崩，时年三十六岁。裴注说：“魏武帝在建安九年八月平定邺城，文帝开始纳甄后，明帝应该在建安十年出生，到这一年整整三十四岁罢了。当时改正历法，把去年的十二月作为今年的正月，可以勉强称为三十五岁，不能说三十六岁。”
反驳说：考察史志记载曹叡封为武德侯，十五岁时是延康元年，那么曹叡大概在建安十一年出生。计算黄初、太和、青龙合计十七年，而景初勉强算作三年，总共二十年。那么裴松之说勉强称为三十五岁，确实是对的。如果认为他在建安十年出生，那么就可以是三十六岁了。然而如果认为他在建安十年出生，又不能说十五岁封为武德侯。陈寿和裴松之都错了。
神亭
《吴志》记载太史慈到达曲阿，为刘繇侦察孙策，当时只与两名骑兵突然相遇，孙策跟随的骑兵有十三人，太史慈就上前搏斗，正好与孙策相对，孙策刺中太史慈的马，夺取了太史慈头顶的戟，太史慈得到了孙策的头盔，于是双方解散，太史慈进入山中，自称丹阳太守，驻扎在泾县，孙策亲自攻打讨伐，于是被抓获，孙策解绑，握住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的时候吗？如果你那时抓到我怎么办？”太史慈说：“不可限量。”裴注引用《吴历》说：“太史慈在神亭战败，被孙策所得。”裴松之说：“这与本传大不相同，则怀疑有错误。”
难曰：慈若于神亭见囚，则策方解缚而遽云「宁识神亭时」？何其仓卒不次！又当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尔时也。按《吕范传》：范从孙策攻太史慈于勇里，乃知神亭时慈获策兠鍪，而勇里时策致慈缧绁也。裴盖未之深核。
译有人质疑说：如果孙策在神亭之战中被太史慈俘虏，那么孙策当时刚被解绑，却立刻说“难道不记得神亭那时候的事吗”？这显得多么仓促且不合常理！况且当时应当问“今天被我抓住你怎么办”，而不应该说“那时候”的事。查考《吕范传》记载：吕范跟随孙策在勇里攻打太史慈，这才知道太史慈在神亭之战中夺走了孙策的头盔，而在勇里之战中孙策将太史慈擒获。裴松之大概没有深入考证这一点。
○箴王
陈惊坐
王僧虔上古来能书人名启云：「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毎书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
箴曰：「陈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为校尉，有功封嘉威侯。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毎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云更始时为大司马护军，使匈奴，事具《汉书》。而简穆不审，《野客丛谈》云：「王僧虔《名书録》说『陈惊坐』异是，是不知僧虔之谬也。」
王次仲
能书人名，启又云：「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
箴曰：「水经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竒而召之，三征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履真懐道，穷数术之美，首发于迈，化为大鸟，出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山，故其峯有两大翮、小翮之名。张懐瓘《书断》亦引阳固《北都赋》曰：「王次仲匿术于秦皇，落双翮而冲天。」然则次仲与祖龙并世，而僧虔谓之后汉人，敷对若此，斯亦谬矣。
○辨刘
叔向
世说新语》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刘孝标注曰：《春秋左氏传》曰：叔向，羊舌肹也，晋大夫。
辨曰：「世说赏誉，品藻止扵魏晋两朝间。因蜍李志，而及亷蔺；因读髙士传，而出井丹、长卿。若尚论古人，羗无义例。所谓叔向者，予以为望之有叔名，向为之题目，以相标榜。如王大将军称其儿类耳。且叔向平丘之会，以威武刼齐，以无道胁鲁，以谲诈惧季孙，而又构杀苌弘，阴谋周室。则又何朗朗之有？」
深公
世说新语》轻诋篇：「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注曰：「深公即殷源也。」
辨曰：世说之称公者，山、张、羊、和、温、禇、王、蔡、庾、谢、郄、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辅者也。其也叔夜以名胜，共尊安道以髙隠见赏，众誉所归，亦得兹号。然皆系之姓氏，无析字而称之者。惟慧逺、道安、法深、道林以方外缁侣，取名之半，缀之以公，犹云耆宿耳。殷在世说中称殷侯、浩、殷渊源、殷中军、殷扬州至桓公称阿源尽矣，不登台辅，望非稽、戴，顾得称公，于例未允。且浩字渊源，唐以讳渊改为深源。萧梁之日，安得以深代渊乎？子谓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徽髙扇，直永嘉乱，考室剡县■〈山卬〉山中。支道林宗其风范，世说法深凡五见，而扵此独以为殷侯，必非孝标撰也。孝标注多为敬胤者所淆，敬胤盖唐人，此注抑愈下矣。虽然，世说曰：「有人道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观此，则元规于法深不薄，而兹乃发轻诋语。夫倚庾之贵以拒诽訾，庾之短以鬻重，法深岂髙逸沙门哉？
○析郦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人。后魏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撰《水经注》四十卷。
君子济
郦道元水经注》曰：汉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冡举尸，资费一无所损。其子以金予之，津长不受。事间，帝曰：“君子也。”遂名其津为君子济。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后汉书」桓帝再幸函谷，一临云夣乘舆卤簿不屇榆中，且京雒宅中，代畎不为东地。元号屡易，纪年不得十三。济嘉君子之名，必非蠡吾之主。按《魏収书》以猗■〈施，去方〉为桓帝，幽并之间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饮马，据参合以张毡。故以榆林为西，桑干为左矣。寻厥昆嗣屡游斯津，则桓即猗■〈施，去方〉差无乖爽。但■〈施，去方〉统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证。且桑氏已着济名，则事在汉桓之先矣。
绛阳
水经注》曰：晋悼公谋去故绛，遂居新田，又谓之绛，即绛
译○箴王
陈惊坐
王僧虔在《上古以来能书人名启》中说：“杜陵的陈遵，是后汉人，不知道他的官职，擅长篆书和隶书，每次书写时满座的人都感到惊讶，当时的人称他为‘陈惊坐’。”
《箴》说：“陈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年担任校尉，因有功被封为嘉威侯。他生性擅长书法，与人写的书信，主人都会收藏起来，以此为荣耀。当时有位列侯与陈遵同姓同名，每次到别人家门前自称‘陈孟公’，在座的人没有不震惊的。等到他到了，却发现不是陈遵，因此称那个人为‘陈惊坐’。”又说更始年间他担任大司马护军，出使匈奴，事迹详载于《汉书》。然而简穆没有仔细审查，《野客丛谈》说：“王僧虔《名书录》所说的‘陈惊坐’与此不同，这是不知道王僧虔的错误。”
王次仲
能书人名，《启》又说：“上谷的王次仲，后汉人，创制了八分楷法。”
《箴》说：“《水经注》记载：上谷人王次仲，年少时有非凡的志向，二十岁时将仓颉的旧文字改为现在的隶书。秦始皇时期，官府事务繁杂，因为王次仲所简化的文字便于处理事务，始皇觉得奇异并召见他，三次征召他都不来。始皇恼怒他不恭敬，命令用囚车押送他。王次仲践行真道，穷尽数术的美妙，刚出发就化作大鸟，飞出车外，翻飞而去，在山中落下两根羽毛，所以那座山峰有‘大翮’、‘小翮’的名称。张怀瓘《书断》也引用阳固《北都赋》说：‘王次仲在秦始皇面前隐藏术数，落下双羽冲天而去。’既然这样，王次仲与秦始皇是同时代的人，而王僧虔却说是后汉人，如此谬误，这也是错误的。”
○辨刘
叔向
《世说新语》说：卞令评价叔向，说他明朗开阔如同百间房屋。刘孝标注解说：《春秋左氏传》说：叔向，即羊舌肸，晋国大夫。
辨析说：“《世说新语》的赏誉篇，品评人物只限于魏晋两朝之间。因为提到李广，就涉及廉颇、蔺相如；因为读《高士传》，就出现井丹、司马相如。如果还要评论古人，完全没有义例依据。所谓的叔向，我认为王望之有‘叔’的名号，‘向’是作为题目，用来互相标榜。就像王大将军称赞他的儿子类似这样。况且叔向在平丘之会上，用威武胁迫齐国，用无道威胁鲁国，用诡诈恐吓季孙，又构陷杀害苌弘，阴谋危害周王室。那么又有什么明朗开阔可言呢？”
深公
《世说新语》轻诋篇：“深公说：‘人们说庾元规是名士，胸中只有三斗左右的柴棘。’”注解说：“深公就是殷源。”
辨析说：《世说新语》中被称为“公”的，只有山涛、张华、羊祜、和峤、温峤、褚裒、王导、蔡谟、庾亮、谢安、郄鉴、陶侃以及桓宣武这十三人罢了，他们都位居台司，是巍峨的公辅大臣。至于嵇康以名声显赫，孙登以高隐受赏识，众人赞誉所归，也得到这个称号。然而都是连姓氏一起称呼，没有拆字来称呼的。只有慧远、道安、法深、道林因为是在家之外的僧侣，取名字的一半，加上“公”字，犹如说老僧罢了。殷浩在《世说新语》中被称为殷侯、浩、殷渊源、殷中军、殷扬州，直到桓公称他阿源为止，他没有位居台辅，声望不如稽康、戴逵，却得以称公，按例说不通。况且殷浩字渊源，唐代因为避讳“渊”字改为深源。萧梁时期，怎么能用“深”代替“渊”呢？我说这位深公，是竺法深。前注说：法深道行高尚，正值永嘉之乱，在剡县剡山中居住。支道林推崇他的风范，世人说法深一共五次被提及，而在这里却认为是殷侯，必定不是刘孝标所撰写的。刘孝标的注多为敬胤所混淆，敬胤大概是唐人，这个注更加低劣了。虽然如此，《世说新语》说：“有人谈论深公，对他说：黄口小儿，不要评论老成之士。从前曾与元、明两位皇帝，王、庾两位公周旋。”看这个，那么庾元规对法深并不薄待，而这里却发出轻蔑诋毁的话。依靠庾亮的权势来拒绝诽谤，利用庾亮的短处来抬高自己，法深难道是高雅超脱的沙门吗？
○析郦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人。后魏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撰写《水经注》四十卷。
君子济
郦道元《水经注》说：汉桓帝十三年，向西巡幸榆中，向东行进到代地。洛阳的大商人带着金银货物，跟随皇帝皇后出行，夜晚迷失道路，前往投奔津长叫子封的人，子封送他渡河。商人突然死亡，津长埋葬了他。商人的儿子寻找父亲的遗体，挖开坟墓抬起尸体，随葬的费用一点没有损失。商人的儿子把金子给他，津长不接受。事情过后，皇帝说：“这是君子啊。”于是把这个渡口命名为君子济。君子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里处。
辨析说：“《后汉书》记载桓帝两次巡幸函谷关，一次亲临云梦，车驾仪仗没有到达榆中，况且京城洛阳在中原，代地不属于东方。年号多次更改，纪年不可能有十三年。君子济这个名字，必定不是蠡吾侯桓帝的作为。查考《魏收书》以猗卢为桓帝，在幽州、并州之间追逐水草，渡过沙漠饮马，占据参合坡以扩张势力。所以以榆林为西，桑干为左。探寻他的子孙多次游历这个渡口，那么桓帝就是猗卢，大致没有差错。但是猗卢统治部众只有十一年，这里说十三年，又不是好的证据。况且桑干河已经著录了济的名字，那么这件事发生在汉桓帝之前了。”
绛阳
《水经注》说：晋悼公谋划离开旧都绛，于是居住在新田，又叫做绛，即绛
析曰：故绛犹言故都、故宅。杜元凯《成六年》“故绛”注曰：“晋复命新田为绛，故谓此故绛，盖以新田为新绛也。”郦氏遂用其说。然庄二十六年“士蒍城绛”，杜注曰：“绛，晋所都，今平阳绛邑县。”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阳绛邑县。”是夫故绛既今绛邑，而新田又复同墟。杜之释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迁，不称新亳；周京屡徙，不带旧豳；齐都临淄，便去薄姑之号；楚移湫鄀，岂仍故郢之思？矧绛本非嘉名，不过以水氏县，晋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记》“越将绛阳侯无害”，司马贞考《地理志》无绛阳，而汉表作终陵，则史之绛阳未足以证新田也。
凿台
水经注》曰：榆次县南，侧水有凿台，韩魏杀智伯瑶于其下，刳腹絶肠，折颈折頥处也。
析曰：《战国策》曰：三晋氏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将其头以为饮器。韩子难三曰：智伯国亡身死，头为饮杯。《吕氏春秋》曰：赵襄子与韩、魏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史记》：智伯醉，以酒灌击毋恤。又《豫譲传》：襄子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淮南人间训》曰：智伯身死髙梁之东，头为饮器。又《道应训》及《说苑》曰：智伯与襄子饮，而灌襄子之首，处十月围襄子于晋阳，襄子击之，大败智伯，漆其首以为饮器。据此乃知漆头之谑，实报灌首之辱，诸家解同。虎子已属厖言，而《水经注》曰：韩、魏杀智伯，刳腹絶肠，折折颈頥，盖所未闻。寻《史记》及《新序》载黄歇上秦王书曰：智氏信韩、魏从而伐赵，韩、魏叛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下。又曰：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十世，社稷壊，宗庙隳，刳腹絶肠，折颈折頥，身首分离，暴骨于草泽之中。此春申极言韩、魏之怨秦，而郦氏误以为智伯见屠之酷，可谓疏卤矣。凿台之下，《新序》作丛台之上，《郡国志》作凿壶，字书以为壶古台字，故献帝纪注：台崇，山阳公载记作壶崇。《礼记》：败于台鲐，郑玄曰：台当为壶字之误也。陆徳明曰：台音胡。谢玄运撰《征赋》曰：览石桥，登凿台，策马钓渚，息辔城隅，则亦读为壶。折颈，《新序》作折颡字。
丹水
水经注》曰：上党郡丹水出长平北山，东南流注丹谷，即刘越石《扶风歌》所谓丹水者也。
析曰：刘琨《扶风歌》曰：「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文选》李善注引《晋宫阙名》曰：「洛阳城广莫门北向。」《汉书》上党髙都县莞谷丹水所出也，盖即郦氏之说。子按：上党去雒千五百里，朝发洛城，暮宿髙都，虽有乘风之翼、蹑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诗曰：「顾瞻望宫阙，宁有天井闗头可睇，徳阳殿角乎？」倘曰寓言，则安得以髙都寔之？考《地理志》：弘农有丹水县，丹水出上雒冢岭山，东至析入钧者，斯为近之耳。
壶关三老
水经注》曰：黎亭县有壶口闗，故曰壶闗。汉有壶关三老公，乘兴上书讼卫太子，即邑人也。
析曰：《汉书·戻太子传》作壶闗三老茂。颜师古曰：荀恱《汉纪》作令狐茂。检今《汉纪》无，而白帖引《上党郡记》曰：壶闗闗城都尉治令狐，征君隠城东山中，令狐终即为冡焉。诸生尊师法，陪塟者三百余人，松千树，皆大数十围，髙四五十丈，俗名其山为令狐墓。汉史所称壶闗三老令狐茂，上书讼戻太子者也。然《汉武故事》曰：治随太子反者，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壶闗三老郑茂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都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寔，吏捕急，自杀。此作郑茂，未知谁信。又《汉书·王尊传》有湖三老公乘兴上书讼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长以茂为兴，大误。
五公
水经注》曰：易水径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谭不同王莽之政，子兴生五子，并隠西山，故其旧居，世以为五大夫城。子荘溪水南流，径五公城西，五公即王兴之五子也。光武即位，封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显才蒲阴侯，仲才新市侯，季才为唐侯。所谓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
译析曰：故绛，犹言故都、故宅。杜元凯在《成公六年》“故绛”的注中说：“晋国又命新田为绛，所以称此为故绛，大概是以新田为新绛。”郦道元于是沿用了他的说法。然而庄公二十六年“士蒍筑绛城”，杜注说：“绛，是晋国所建都城，即今平阳绛邑县。”而对新田的注又说：“即今平阳绛邑县。”这样看来，既然故绛已是今绛邑，而新田又与它同处一地。杜预解释地望，几乎自相矛盾。况且殷人五次迁都，不称新亳；周京多次迁徙，不带旧豳之名；齐都迁至临淄，便弃去薄姑的称号；楚国迁至湫鄀，岂会仍怀念故郢？何况绛本不是美名，不过是因水名县，晋人何必三次用它来命名都城呢？又《史记》中“越将绛阳侯无害”，司马贞考证《地理志》中没有绛阳，而汉代年表作终陵，那么史书中的绛阳不足以证明新田。
凿台
《水经注》说：榆次县南，侧水旁有凿台，韩、魏在此之下杀死智伯瑶，是剖开他的腹部、切断他的肠子、折断他的脖子和下巴的地方。
析曰：《战国策》说：三晋瓜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恨智伯，将他的头骨做成饮器。《韩非子·难三》说：智伯国亡身死，头骨被做成饮杯。《吕氏春秋》说：赵襄子与韩、魏约定日期攻打智伯，砍下他的头骨做成酒杯。《史记》：智伯喝醉了，用酒浇在毋恤头上。又《豫让传》：襄子怨恨智伯，将他的头骨涂上漆做成饮器。《淮南子·人间训》说：智伯死在高粱东边，头骨被做成饮器。又《道应训》及《说苑》说：智伯与襄子饮酒，却浇襄子的头，并在晋阳围困襄子十月，襄子反击，大败智伯，将他的头骨涂上漆做成饮器。据此可知，漆头之戏，实为报复浇头之辱，各家解释相同。虎子已属荒诞之言，而《水经注》说：韩、魏杀死智伯，剖开他的腹部、切断他的肠子、折断他的脖子和下巴，大概是未曾听闻的。查《史记》及《新序》记载黄歇上书秦王说：智氏相信韩、魏从而攻打赵国，韩、魏背叛他，在凿台之下杀死智伯瑶。又说：韩、魏父子兄弟接连死于秦国的有十代，社稷毁坏，宗庙倾覆，剖开腹部、切断肠子、折断脖子和下巴，身首分离，尸骨暴露在草泽之中。这是春申君极力陈述韩、魏怨恨秦国，而郦道元误以为是智伯被屠杀的残酷，可谓粗疏卤莽了。凿台之下，《新序》作丛台之上，《郡国志》作凿壶，字书认为壶是古台字，所以献帝纪注：台崇，山阳公载记作壶崇。《礼记》：败于台鲐，郑玄说：台应当是壶字的误写。陆德明说：台音胡。谢玄运撰《征赋》说：览石桥，登凿台，策马钓渚，息辔城隅，则也读为壶。折颈，《新序》作折颡字。
丹水
《水经注》说：上党郡丹水发源于长平北山，向东南流注入丹谷，就是刘越石《扶风歌》所说的丹水。
析曰：刘琨《扶风歌》说：“早晨从广莫门出发，傍晚宿在丹水山。”《文选》李善注引《晋宫阙名》说：“洛阳城广莫门向北。”《汉书》上党高都县莞谷是丹水发源地，大概即是郦氏的说法。我按：上党距离洛阳一千五百里，早晨从洛城出发，傍晚宿在高都，即使有乘风的翅膀、踏影的脚，也不能如此迅速。况且他的诗说：“回顾瞻望宫阙，难道有天井闗头可看，德阳殿角吗？”如果说这是寓言，怎么能用高都来实指呢？查《地理志》：弘农有丹水县，丹水发源于上雒冢岭山，向东到析水汇入钧水，这才接近事实。
壶关三老
《水经注》说：黎亭县有壶口关，所以叫壶关。汉代有壶关三老公，乘兴上书为卫太子鸣冤，就是当地的人。
析曰：《汉书·戾太子传》作壶关三老茂。颜师古说：荀悦《汉纪》作令狐茂。检查今本《汉纪》没有，而《白帖》引《上党郡记》说：壶关关城都尉治所在令狐，征君隐居在城东山中，令狐终就葬在那里。诸生尊崇师法，陪葬的有三百余人，松树千株，都粗大数十围，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为令狐墓。汉史所称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为戾太子鸣冤的。然而《汉武故事》说：惩治跟随太子反叛的人，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壶关三老郑茂上书，皇上感悟，赦免反叛者，拜郑茂为宣都校尉，持节巡行三辅，赦免太子。太子想出来，怀疑不真实，官吏追捕紧急，自杀。这里作郑茂，不知谁可信。又《汉书·王尊传》有湖三老公乘兴上书为治理京兆功效的王尊鸣冤，善长以茂为兴，大误。
五公
《水经注》说：易水流经五大夫城南，昔日北平侯王谭不赞同王莽的政令，儿子王兴生了五个儿子，都隐居西山，所以他们的旧居，世人称为五大夫城。子庄溪水向南流，流经五公城西，五公就是王兴的五个儿子。光武帝即位，封他们为五侯：元才封北平侯，益才封安喜侯，显才封蒲阴侯，仲才封新市侯，季才封唐侯。所谓中山的五王，俗人又以五
公名居矣。
析曰：《汉书》无北平侯，惟元后弟谭，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谭多称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刚直，莽惮之，为安汉公，廹仁自杀，谥刺侯，子述嗣。按此，则谭亦怜爱莽矣。所不同于莽者，平阿侯仁也。兴岂仁之同生乎？考《两汉书》，谭诸子，《董贤传》有去疾；哀帝时，侍中有闳，亦见《张歩传》；莽东郡太守，《隗嚣传》有向安定大尹；《马严传》注有仁子术，即《谭传》之述也。《莽九江连率马援传》有仁子盘、凭，爵土拥富赀。《东观记》以为术子者，凡此皆介恃同根，盘跨维城。彼九旅之降心，若四体之无骨。独谭父子自窜北鄙，絶意闰朝。涧泉共清，林风愈引。若非郦注，几于无闻矣。检《太平御览》两引《河北记》曰：「易县有五公城，王谭不从王莽，谭子兴生五子，避隠于此，世祖并封为侯，所谓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经注》盖引其说。若此言，非爽王氏再世有二五侯出矣。
译王公的名讳是居。
解析说：《汉书》中没有北平侯，只有王莽母亲王政君的弟弟王谭，字子元，在河平二年被封为平阿侯，死后，他的儿子王仁继承爵位。起初，王莽年幼丧父，平阿侯王谭多次称赞王莽。过了很久，王莽被封为新都侯。王仁向来刚正不阿，王莽忌惮他，当王莽担任安汉公时，逼迫王仁自杀，谥号为刺侯，王仁的儿子王述继承爵位。根据这些记载，那么王谭也是怜爱王莽的。与王莽不同的，是平阿侯王仁。王兴难道是王仁的亲兄弟吗？查考《前汉书》和《后汉书》，王谭的几个儿子中，《董贤传》里有王去疾；哀帝时期，侍中有王闳，也见于《张步传》；王莽任东郡太守时，《隗嚣传》里有王向担任安定大尹；《马严传》的注中提到王仁的儿子王术，就是《王谭传》中的王述。《王莽传》和《九江连率马援传》中提到王仁的儿子王盘、王凭，拥有爵位土地，财富众多。《东观汉记》认为王术是王盘的儿子，所有这些人都依仗同宗的关系，盘踞在京城附近。那些归降的军队，就像四肢没有骨头一样软弱。唯独王谭父子自我放逐到北方边远之地，断绝了参与篡位朝廷的念头。山涧泉水共同清澈，林间风声愈发清越。如果不是郦道元的注释，几乎就要无人知晓了。查检《太平御览》两次引用《河北记》说：“易县有五公城，王谭不追随王莽，王谭的儿子王兴生了五个儿子，隐居在这里，光武帝一并封他们为侯，这就是所谓的中山五侯。”在五公城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经注》大概是引用了这个说法。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除了爽氏之外，王氏两代也有两组五侯出现了。
金台
水经注》曰：金台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歩。陂北十余歩，有金台。
析曰：《文选》注引《上谷郡图经》曰：「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隠《晋书》曰：「段匹磾讨石勒，进屯故安县，故燕太子丹金台。」据此，金台盖有两也。郦氏以为：长庑被浦间，馆连都，昭创扵前，丹踵扵后。然则曲榭铺金，虎臣毕擥；髙台蓄寳，骏骨先来。岂亦昭贻孙谋，丹绳祖武者乎？
寡妇城
水经注》曰：夏屋城东侧，因河仍墉，筑一城，世谓之寡妇城。贾复从光武追铜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转，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说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广武县有贾屋山，注曰：「即《史记》云赵简子登夏屋者。」按此，则夏盖读作贾，故夏屋转而贾屋，贾屋又变为贾复，而贾复更讹为寡妇也。考古证之，此城盖只夏屋城耳。郦谓贾复筑之，亦穿凿之甚。
捍虎图
水经注》曰：如浑水南径虎圏东，季秋之月，圣上亲御圏上，勅虎士効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兽，即《诗》所谓「袒裼暴虎，献扵公所」者，故魏有捍虎图也。
析曰：「后魏书」曰：王叡字洛诚，晋阳人，姿貌伟丽，领太史。文明太后临朝，叡见幸，为侍中、吏部尚书，爱宠日隆。太和二年，髙祖及太后率百僚临虎圈，有逸虎登门合道，几至御座，侍御惊靡。叡执戟御之，虎乃退。亲任转重，进爵中山王。叡薨，太后亲临，哀恸。塟城东，髙祖登城楼望之。立祠都南，又诏褒叡，图其捍虎状于诸殿。髙允为讃，京师士女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善长托喻奔戎，盖晦其事，微露捍虎，亦纡其词也。
牵招
水经注》曰：雁门水径髙栁县城北，昔牵招斩韩忠于此处。
析曰：魏志牵招字子经，观津人。太祖辟为从事。太祖讨袁谭，而栁城乌丸出骑助谭，乃遣招诣栁城。值辽东太守公孙康使韩忠赍单于印绶往假峭王。峭王大会，忠与招争辩，招捉忠头顿筑，拔刀将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救请。招乃还坐，峭王便辞辽东之使。按此，则韩忠之头非断子经之手，善长误也。又《地理志》髙栁县属代郡，栁城县属辽西，相去悬矣。郦氏又误。
茅茨
水经注》曰：天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阳伽蓝记》曰：蓬莱山有柰林，南有石碑，魏明帝立，题云「苗茨之碑」。髙祖于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荘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读碑，疑「苗」字误。杨衒之曰：「以蒿覆之，故曰苗茨，何误之有？」众称善。又《魏书·任城王传》：孝文还洛，作茅茨堂，东曰「歩元庑」，西曰「游凯庑」，命羣臣赋诗。据此，则碑立于当涂，而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为皆曹子桓事，非也。然「苗茨」字后经诸人研核，《而水经注》《魏书》并作「茅茨」。正如《越絶书》「茅山」，《吴録》作「苗山」，郑注《士相见礼》古文「茅」作「苗」，盖字通也。
榆欓
水经注》曰：汉明帝发使天竺，写致经象，始以榆欓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
析曰：「齐民要术」榆十五年中，为■欓者，亦■类也。唐《弘明集》曰：「梁、陈、齐、魏之前，道家唯以瓠卢盛经，本无天尊形像，此云榆欓，可对瓠卢也。」
鼮鼠
水经注》曰：灵台，汉光武所筑，尝宴于此。台得走鼠于台上。
析曰：「窦氏家传」曰：窦攸治《尔雅》，举孝亷为郎。世祖逰于灵台，得鼠，身如豹文，荧荧有光辉。羣臣莫有知者，惟攸曰：「此名鼮鼠。」事见《尔雅》，乃赐绢百疋。考《尔雅》：「豹文鼮鼠。」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汉武帝时得此鼠，孝亷郎终军知之，赐绢百疋。」然则辨鼮赐绢，盖有两也。
阳侯
水经注》曰：渭水东径阳侯祠北，涨輙祠之。此神能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髙诱注曰：“阳侯，陵阳国侯也，
译金台
《水经注》说：金台陂，东西长六七里，南北宽五十步。陂北十多步，有金台。
辨析说：《文选》注引用《上谷郡图经》说：“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在台上放置千金，用来招揽天下的贤士。”又王隐《晋书》说：“段匹磾讨伐石勒，进军驻扎在故安县，那里是旧燕太子丹的金台。”据此，金台大概有两处。郦道元认为：长庑与浦之间，馆舍连接都城，昭王在前创建，太子丹在后沿袭。那么，曲榭铺金，勇猛的臣子全部聚集；高台积蓄宝物，千里马的骨头先被招来。这难道也是昭王留给子孙的谋略，太子丹遵循祖辈的武略吗？
寡妇城
《水经注》说：夏屋城东侧，沿着河流和旧城墙，修筑了一座城，世人称之为寡妇城。这是贾复跟随光武帝在北平追击铜马、五幡时修筑的。世俗语音转变，所以有了这个名字。
辨析说：注的说法不对。考查《地理志》，太原广武县有贾屋山，注说：“就是《史记》所说的赵简子登上夏屋山的地方。”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夏”大概读作“贾”，所以夏屋转变成贾屋，贾屋又演变为贾复，而贾复更讹传为寡妇。考证古史来验证，这座城大概只是夏屋城罢了。郦道元说是贾复修筑的，也是穿凿附会得很厉害。
捍虎图
《水经注》说：如浑水向南流经虎圈东面，季秋之月，圣上亲自登上虎圈，命令虎士在下面效力，事情如同奔赴战阵，活捉猛兽，就是《诗经》所说的“袒露身体徒手搏虎，献给公侯”那样，所以魏国有捍虎图。
辨析说：《后魏书》说：王叡字洛诚，晋阳人，姿貌伟岸美丽，统领太史。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王叡受到宠幸，担任侍中、吏部尚书，宠爱日益加深。太和二年，高祖和太后率领百官来到虎圈，有一只逃逸的老虎登上门合道，几乎到达御座，侍从们惊慌溃散。王叡手持戟抵御老虎，老虎才退去。亲信重任更加加重，进爵为中山王。王叡去世，太后亲自参加葬礼，哀痛至极。葬在城东，高祖登上城楼远望。在城南建立祠堂，又下诏褒扬王叡，将他在各殿描绘他抵御老虎的图像。高允撰写赞文，京师的士女创作新曲并弦歌演奏，名叫《中山王乐》。郦道元借奔戎来比喻，大概是隐晦其事，微微透露捍虎，也是委婉其词。
牵招
《水经注》说：雁门水经过高柳县城北，从前牵招在这里斩杀韩忠。
辨析说：《魏志》记载牵招字子经，观津人。太祖征召他为从事。太祖讨伐袁谭，而柳城乌桓出兵帮助袁谭，于是派遣牵招前往柳城。恰逢辽东太守公孙康派韩忠携带单于印绶去假借峭王。峭王大会，韩忠与牵招争辩，牵招抓住韩忠的头撞向柱子，拔刀将要斩杀他。峭王惊恐害怕，赤脚抱着牵招请求救免。牵招于是回到座位，峭王便辞去了辽东的使者。按照这个说法，那么韩忠的头并非被牵招斩断，郦道元弄错了。又《地理志》高柳县属于代郡，柳城县属于辽西，相距甚远。郦道元又弄错了。
茅茨
《水经注》说：天渊池南面正对着魏文帝的茅茨堂，前面有茅茨碑，是黄初年间所立的。
辨析说：《洛阳伽蓝记》说：蓬莱山有柰林，南面有石碑，魏明帝所立，题写着“苗茨之碑”。高祖在碑北建造苗茨堂。永安年间，庄帝在华林园骑马射箭，百官诵读碑文，怀疑“苗”字是错的。杨衒之说：“用蒿草覆盖，所以叫苗茨，有什么错？”众人称赞。又《魏书·任城王传》：孝文帝回到洛阳，建造茅茨堂，东边叫“步元庑”，西边叫“游凯庑”，命令群臣赋诗。据此，那么碑立于曹魏时期，而堂却是元魏孝文帝所建。注认为都是曹丕的事，不对。然而“苗茨”二字后来经众人研究核证，《水经注》《魏书》都写作“茅茨”。正如《越绝书》中的“茅山”，《吴录》写作“苗山”，郑玄注《士相见礼》古文“茅”写作“苗”，大概字是通用的。
榆欓
《水经注》说：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天竺，抄写带回经书佛像，开始用榆欓盛放经书，白马驮着图表来到中夏。
辨析说：《齐民要术》说榆树十五年中间，做成欓的，也是欓类。唐《弘明集》说：“梁、陈、齐、魏之前，道家只用瓠卢盛放经书，本来没有天尊形像，这里说榆欓，可以对应瓠卢。”
鼮鼠
《水经注》说：灵台，是汉光武帝所筑，曾经在这里宴饮。台上得到走鼠。
辨析说：《窦氏家传》说：窦攸治《尔雅》，举孝廉为郎。世祖在灵台游玩，得到一只鼠，身体像豹纹，闪闪有光辉。群臣没有人知道，只有窦攸说：“这叫鼮鼠。”事见《尔雅》，于是赐绢百匹。考查《尔雅》：“豹纹鼮鼠。”郭璞注说：“鼠文采像豹的，汉武帝时得到这种鼠，孝廉郎终军知道，赐绢百匹。”那么辨别鼮鼠赐绢，大概有两件事。
阳侯
《水经注》说：渭水向东流经阳侯祠北，涨水就祭祀它。这个神能掀起大波浪，所以配享河伯。
辨析说：《淮南子》说：“武王渡孟津，阳侯的波浪逆流而上冲击。”高诱注说：“阳侯，是陵阳国的侯，
其国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扬雄赋：“陵阳侯之素波。”应劭曰：“阳侯，古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为大波。”予以为非也。《论语摘辅象》曰：“伏羲六佐，阳侯为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阳侯之波，义盖本此。
译那个国家靠近水边，有人溺水而死，那里的神灵能掀起巨大的波涛，造成伤害，因此称之为“阳侯之波”。扬雄在赋中写道：“陵阳侯之素波。”应劭说：“阳侯是古代的诸侯，因有罪而自投江中，他的神灵化为巨大的波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论语摘辅象》说：“伏羲的六位辅佐中，阳侯掌管江海。”宋均注释说：“阳侯主管江海的事务。”阳侯之波的含义，大概原本就出自这里。
龙亢
水经注》曰：濄水又东南径龙亢县，语曰：「沛国龙亢至山桑者也。」
析曰：「阚骃《十三州志》曰：『山桑县人，俗贪伪，好持马鞭行邑，故语曰：『沛国龙亢，至山桑，诈托旅使，若奔丧。』道遇冦抄，遂失资粮。』郦氏取其一语，殊为不偹。」
武丘
水经注》曰：颍水东径丘头。《魏书》《国志》曰：宣王军次丘头，王凌面缚水次，故号武丘矣。
析曰：《魏志·王凌传》曰：「嘉平三年，王凌阴谋废立，太傅司马宣王乘水道讨之，大军掩至百尺，凌穷蹙，乘船出迎。宣王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而《诸葛诞传》：「甘露二年，诞反于寿春，大将军司马文王督军二十六万讨之，屯丘头，使王基等四面合围。三年，诞窘急，突城门出，司马胡奋逆击，斩诞。」《髙贵乡公纪》曰：「甘露三年，司马文王陷寿春，斩诸葛诞。诏曰：『大将军亲总六戎，营据丘头，内夷羣凶，外殄冦虏。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明以武平乱，后世不忘也。」按此，则司马懿虽尝讨凌至丘头，而「武丘」之名，则至司马昭克诸葛诞乃改。本注误矣。
负夏
水经注》曰：瑕丘，鲁邑，春秋之负瑕矣。昔卫公叔文子升于瑕丘曰：「乐哉斯丘，死则我欲塟焉。」瑕丘之名，盖因斯以表称矣。曾子吊诸负夏，郑玄、皇甫谧并言卫地，鲁、卫虽殊，土则一也。
析曰：县邑同号，地志已多。于时鲁有瑕丘，何知卫无兹垄？周之典制，国有分土，行李所过，聚■〈木槖〉是防。若瑕丘独为鲁田，寸壤皆非卫有，未闻衔命介使，慿览敌国之墟，而终没大夫卜穸，强邻之陌者也。且此处所叙，咸在邾鲁封域，忽入卫事，于理殊乖。又负夏，可谓负瑕？则虞所迁，岂亦在是乎？
白门
水经注》曰：下邳城有三重，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中城吕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吕布，其将侯成缚陈宫降。吕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又《献帝春秋》司空攻吕布于下邳，布登西北白楼上。城陷，士禽以诣司空。《后汉书》曰：曹操击吕布至下邳，城围之。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围急下降。谢灵运撰《征赋》曰：「伤炎季之崩弛，长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谲诳，宄谟奋于东藩，桴未噪于东郭，身已馘于楼门。」又伏滔《北征记》曰：「下邳城，韩信所都也。中城吕布所守，南临白门楼。」据诸书言，则白门所禽者乃奉先，非公台也。唐太子贤注范晔书，乃引此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禽陈宫于此。」盖未知善长之误也。
沔水
水经注》曰：襄阳城北枕沔水，昔张公遇害亡剑于是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剑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记》：雷孔章为丰城令，于狱掘得两剑，一曰龙渊，一曰太阿。孔章留其一，匣龙渊以进张公。及张遇害，此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爽，恒以剑自随。后为建安从事，经浅濑，剑忽于腰间跃出。初出犹是剑，入水变为龙。《郡国志》曰：南郡在襄阳南千五百里，有襄阳县；颍川在雒阳东南五百里，有襄城县。郦氏盖误以襄城水为襄阳水也。
黄鹄山
水经注》曰：沙羡县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歴黄鹄矶，西南直鹦鹉洲之下尾，东即黄鹄山，林涧甚美，谯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书》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憇此涧，义季亟从之逰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太祖每欲见之，尝谓张敷曰：「吾东廵日，当燕戴公山也。」按此，则仲若所住黄鹄，乃京口之山，郦氏误可知。
程乡酒
水经注》曰：桂阳郴县有緑水，县东侠公山，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酝于山下，名曰程酒，献同酃也。
析曰：《荆州记》曰：桂阳郴县东界侠公山下有緑溪源，官常取此水为酒。又《晋书》武帝太康元年、简文帝咸安元年，
译龙亢
《水经注》说：濄水又向东南流经龙亢县，谚语说：“沛国的龙亢，到山桑为止。”
辨析说：“阚骃《十三州志》说：‘山桑县的人，风俗贪婪虚伪，喜欢拿着马鞭在街市上行走，所以谚语说：‘沛国的龙亢，到山桑，假装托辞是出差使者，或者像奔丧一样。’路上遇到强盗抢劫，于是失去了资财粮食。’郦道元只取用其中一句话，非常不全面。”
武丘
《水经注》说：颍水向东流经丘头。《魏书》《三国志》说：宣王军队驻扎在丘头，王凌在水边反绑双手投降，所以称为武丘。
辨析说：《魏志·王凌传》说：“嘉平三年，王凌阴谋废立皇帝，太傅司马宣王乘水路讨伐他，大军突然到达百尺，王凌走投无路，乘船出来迎接。宣王军队到达丘头，王凌在水边反绑双手投降。”而《诸葛诞传》说：“甘露二年，诸葛诞在寿春反叛，大将军司马文王率领二十六万军队讨伐他，驻扎在丘头，派王基等人四面合围。三年，诸葛诞处境危急，冲出城门，司马胡奋迎击，斩杀了诸葛诞。”《高贵乡公纪》说：“甘露三年，司马文王攻陷寿春，斩杀诸葛诞。下诏说：‘大将军亲自统领六军，营寨驻扎在丘头，对内铲除群凶，对外消灭强盗。战胜敌人的地方，应该有美好的名称。将丘头改为武丘。’明确地以武功平定叛乱，让后世不忘。”根据这些记载，那么司马懿虽然曾经讨伐王凌到达丘头，但“武丘”这个名称，是到司马昭攻克诸葛诞时才改的。原注错误了。
负夏
《水经注》说：瑕丘，是鲁国的城邑，就是春秋时期的负瑕。从前卫国公叔文子登上瑕丘说：“这山丘多么快乐啊，死后我想埋葬在这里。”瑕丘的名称，大概是因为这件事而著称的。曾子到负夏吊唁，郑玄、皇甫谧都说那是卫国的地方，鲁国和卫国虽然不同，土地却是连在一起的。
辨析说：县邑名称相同，地方志书中已经很多。当时鲁国有瑕丘，怎么知道卫国没有这样的山丘？周朝的典章制度，各国分有土地，使者经过，聚集财物是防备的。如果瑕丘独自属于鲁国田地，一寸土地都不是卫国的，没听说奉命出使的使者，凭吊敌国的废墟，而最终让大夫选择墓地，强行进入邻国的田界。况且这里所叙述的，都在邾国和鲁国的封地范围内，突然插入卫国的事，在情理上非常违背。又负夏，可以说就是负瑕吗？那么虞国迁徙，难道也在这里吗？
白门
《水经注》说：下邳城有三重，南门叫做白门。魏武帝在这里擒获陈宫，中城是吕布所守的。
辨析说：《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讨吕布，他的将领侯成捆绑陈宫投降。吕布和部下登上白门楼，包围紧急才下来。投降后于是活捉了吕布。又《献帝春秋》说司空在下邳攻打吕布，吕布登上西北白楼。城破，士兵抓获他送到司空那里。《后汉书》说：曹操攻打吕布到达下邳，包围城池。吕布和部下登上白门楼，包围紧急投降。谢灵运撰写《征赋》说：“悲伤末世纲纪崩坏，纵容逆贼吕布滔天罪行；辅佐魏武帝用诡诈手段，奸谋在东藩兴起，战鼓还没在东郭敲响，身体已在楼门被斩首。”又伏滔《北征记》说：“下邳城，是韩信所都的地方。中城是吕布所守，南面临近白门楼。”根据各书所说，那么白门所擒获的是吕布，不是陈宫。唐太子李贤注释范晔的书，于是引用此注说：“南门叫做白门，魏武帝在这里擒获陈宫。”大概不知道陈宫的错误了。
沔水
《水经注》说：襄阳城北靠着沔水，从前张公遇害，剑丢失在这条水里。
辨析说：张华遇害在洛阳，怎么能丢失剑在沔水？考察雷次宗《豫章记》：雷孔章做丰城县令，在监狱挖出两把剑，一把叫龙渊，一把叫太阿。孔章留下一把，把龙渊剑装匣献给张公。等到张公遇害，这把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丢失了他的儿子雷爽，常常带着剑跟随。后来做建安从事，经过浅滩，剑忽然从腰间跳出。刚出来还是剑，入水变成龙。《郡国志》说：南郡在襄阳南一千五百里，有襄阳县；颍川在洛阳东南五百里，有襄城县。郦道元大概误把襄城水当作襄阳水了。
黄鹄山
《水经注》说：沙羡县长江右岸，有船官浦，经过黄鹄矶，西南正对着鹦鹉洲的下尾，东边就是黄鹄山，树林山涧非常美丽，谯郡戴仲若穿着平民衣服住在这里。
辨析说：《宋书》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衡阳王刘义季镇守京口，长史张邵和戴颙有姻亲关系，迎接他来到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树林山涧非常美丽。戴颙在此山涧休息，刘义季多次跟随他游玩，戴颙穿着平民衣服，不改平常的仪态。为刘义季弹琴，并演奏新声变曲。太祖每次想见他，曾经对张敷说：“我东巡的时候，要在戴公的山上宴饮。”根据这些，那么仲若所住的黄鹄，是京口的山，郦道元错误可知。
程乡酒
《水经注》说：桂阳郴县有绿水，县东侠公山，向南弯曲流入耒水，叫做程乡溪。郡里设置酒官，在山下酿酒，名叫程酒，进献同酃酒一样。
辨析说：《荆州记》说：桂阳郴县东界侠公山下有绿水源，官府常取这水酿酒。又《晋书》武帝太康元年、简文帝咸安元年，
并荐酃渌酒于太庙。岂合酃湖渌溪之酝为祼鬯尝酎之祀与？则注緑水宜作渌。然《梁书》曰：刘杳在任昉坐，有饷楉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曰：「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惊曰：「吾实不忆此。」杳曰：「出杨元凤所撰《置郡事》。元凤，魏代人，此书载其赋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时即检记言皆不差。据此则程乡酒，岂即千里酒乎？」杨元凤书，郦氏当亦未见。
译并将酃渌酒进献到太庙中。难道酃湖渌溪酿造的酒，适合用于祼鬯、尝酎等祭祀吗？那么注释中的“緑水”应当写作“渌”。然而《梁书》记载：刘杳在任昉的座席上，有人赠送楉酒，任昉说：“酒有千日醉，这应当是虚妄之言。”刘杳说：“桂阳程乡有千里酒，喝下后回到家才醉，也是同样的例子。”任昉非常惊讶地说：“我实在不记得这件事。”刘杳说：“出自杨元凤所撰写的《置郡事》。杨元凤是魏代人，这本书中记载他的赋文说：‘三重五品，商溪摖里’，当时我立即查核记录，发现言语都没有差错。根据这个，那么程乡酒，难道就是千里酒吗？”杨元凤的书，郦道元当时应当也没有见过。
赤松
水经注》曰：「东阳郡长山县北对髙山，山下水际是赤松羽化之处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后人立庙于山下。」
析曰：《神仙传》曰：黄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歴年不得见。市中有道士，乃随求弟至山，相见词毕，问平羊何在？曰：「羊近山东。」兄初不见，便俱去。平言：「叱叱！」羊起，于是白石皆起，成数万头羊。金华盖即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笺以为古雨师误耳。
恒水
水经注》曰：昆仑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恒水东南流，径拘夷那竭国，云云。又径波丽国，又东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也。
析曰：昆仑墟，河出东北陬，恒出西北隅，恒绕西域，达于大秦，河入中国，注于东海，沔流小渚，絶不通波。善长叙恒于河之下，盖因昆仑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脉川，抽竒甄异，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潆足下。神州地志，斯为最瓌矣。然皆蹑法显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其间水陆未辨，道里难明，计所差池，厥类亦众。予为两两较之：法显传云：「渡新头河，至毗荼国，东南行八十由延，到摩头罗，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到僧伽施国，又东南行七由延，到罽饶夷城，城接恒水，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东南行十由延，到沙祗，又南行八由延，到舍卫城，又东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东北行减二由延，到迦维罗卫，又东行五由延，到蓝莫，又东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东行五由延，到毗舍离，又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连弗邑，从此东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从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复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树，从此还向巴连弗。」此皆显踰原越隰，瞻曦晷以遐徂，寻途投扉，触风尘而备歴者也。水经注因之，乃云：「新头河径中天竺毗荼国，又径摩头罗，浑流恒水，恒水东南流径拘夷那竭国，又东径毗舍利城，又东南流径僧伽施，又东径罽宾饶夷，又东南径沙祗，恒水又东南径迦维罗卫北，又东径蓝莫，恒水又东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连弗邑，恒水又东南径小孤石山，又西径王舍新城，又西径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树。」法显从此东南行还巴连弗邑，皆以原野之遄征，为波流之所届焉。且拘夷、毗舍在蓝莫之左，《水经注》乃居伽施之西；舍卫、毗伽去伽维北劣一由延。恒水若南，必径兹土，而善长遗之。度雪山，过沙河，经鸟苌佛足迹，晒衣石，即得陀卫尸罗国，《水经注》乃置葱岭之东，黄河之所径，凡此俱与《法显传》大致相违。若夫显东西跋渉，所约各几由延者，其中定多瑰异，直为不能具述。善长亦失网罗，都无补缀，但改云恒水东南流耳。恒水又东径耳佳丽僧城，叙多支复，空荒夷野，事极寂寥，千里而遥，一言便毕，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踈乎？又法显从六年树还巴连弗，顺恒水西下至旷野波罗奈，盖循西岸行也。又还巴连弗，顺恒水西下，东行得瞻婆梨帝，盖沿东浒去也。此邑恒水下流左右诸国，尽此矣。《水经注》乃先于巴连弗处云，恒水又东南径孤石山，又西径王舍伽耶，广袤计之，安得有两恒河乎？是知纵翰畧记者，忘准之地道；快意成书者，罔研乎旧史。予今乃证其诸长，拾其一短，俾知积璧昆圃，一片是卫武之圭；濯锦蜀流，数尺乃楚丘之服。若曰鸿致自有所指归，细趣不足以击难立言之旨，吾亦乌乎测之哉？
巵林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巵林卷二
（明）周婴 撰
○续颜
颜师古字籀，雍州万年人。唐中书侍郎兼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太子承干命刋正《汉书》集解音义，以为《汉书》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儋
汉书·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周始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当复合，合
译赤松
《水经注》说：“东阳郡长山县北面正对着高山，山下水边是赤松子羽化升仙的地方。炎帝的小女儿追随他，也一同成仙了。后来的人在山上建立了庙宇。”
辨析说：《神仙传》记载：黄初平，是丹溪人，十五岁时放羊，有位道士见他诚实谨慎，便将他带到金华山的石室中，四十多年间他不再思念家乡。他的哥哥黄初起四处寻找黄初平，多年未能相见。市集中有位道士，黄初起便跟随道士到山里寻找弟弟，兄弟相见，寒暄完毕，黄初起问黄初平羊在哪里？黄初平说：“羊就在山的东边。”哥哥起初看不见，于是两人一同前往。黄初平说：“叱叱！”羊群起身，于是白石都站了起来，变成了数万头羊。金华盖就是这座山。黄初平成仙离去后，改字为赤松子。注笺认为他是古代的雨师，这是错误的。
恒水
《水经注》说：昆仑山中有五大水源，枝扈黎大江从山中流出，向西北流，又向东南注入大海。枝扈黎就是恒水。恒水向东南流，流经拘夷那竭国，等等。又流经波丽国，再向东到达多摩梨帝国，这就是海口了。
辨析说：昆仑墟，黄河从东北角流出，恒水从西北角流出，恒水环绕西域，到达大秦，黄河流入中国，注入东海，水流分散成小洲，完全不相通。郦道元在叙述黄河之后叙述恒水，大概是因为昆仑山而连带提及吧？至于他概括大地脉络，抽取奇异事物，六合之外的事物，仿佛就在眼前；三竺的河流，如同萦绕在脚下。神州的大地志书，这是最宏伟的。然而这些都遵循法显的行踪，想象恒水的回流。其中水陆未能分辨，道路里程难以查明，计算中的差错，这类情况也很多。我将其两两比较：法显的传记说：“渡过新头河，到达毗荼国，向东南行走八十由延，到达摩头罗，从此向东南行走十八由延，到达僧伽施国，又向东南行走七由延，到达罽饶夷城，城池连接恒水，渡过恒水向南行走三由延，到达呵梨林，又向东南行走十由延，到达沙祗，又向南行走八由延，到达舍卫城，又向东南行走十二由延，到达那毗伽，又向东北行走减去二由延，到达迦维罗卫，又向东行走五由延，到达蓝莫，又向东行走十九由延，到达拘夷那竭，又向东行走五由延，到达毗舍离，又向东行走四由延，到达五河合口，渡过恒水向南下一由延，到达巴连弗邑，从此向东南行走九由延，到达小孤石山，又向西行走二由延，到达王舍新城，从此向西行走四由延，到达伽耶城，再向南行走二十里，到达六年树，从此返回巴连弗。”这些都是法显跨越原野沼泽，观察日影以远行，寻找道路投宿，历经风尘而详细记录的经历。《水经注》依据这些，却说：“新头河流经中天竺毗荼国，又流经摩头罗，浑浊的流水汇入恒水，恒水向东南流经拘夷那竭国，又向东流经毗舍利城，又向东南流经僧伽施，又向东流经罽宾饶夷，又向东南流经沙祗，恒水又向东南流经迦维罗卫北面，又向东流经蓝莫，恒水又向东到达五河合口，渡过恒水向南下一由延，到达巴连弗邑，恒水又向东南流经小孤石山，又向西流经王舍新城，又向西流经伽耶城，向南二十里到达六年树。”法显从此向东南行走返回巴连弗邑，都将原野上的快速行进，当作水流所到达的地方。况且拘夷、毗舍在蓝莫的左侧，《水经注》却将它们置于伽施的西面；舍卫、毗伽距离伽维北面不足一由延。恒水如果向南，必定经过这些地方，而郦道元遗漏了。渡过雪山，经过沙河，经过鸟苌佛足迹、晒衣石，就到达陀卫尸罗国，《水经注》却将其置于葱岭的东面，黄河所流经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与《法显传》大致相违背。至于法显东西跋涉，所估算的各几由延，其中一定有很多奇异之处，只是无法详细叙述。郦道元也未能网罗，完全没有补缀，只是改说恒水向东南流罢了。恒水又向东流经耳佳丽僧城，叙述多支复，空旷荒凉的夷野，事情极其寂寥，千里之遥，一句话就完了，不让喜好古道的士人怨恨作者的疏漏吗？又法显从六年树返回巴连弗，顺着恒水向西下到旷野波罗奈，大概是沿着西岸行走。又返回巴连弗，顺着恒水向西下，向东行走得到瞻婆梨帝，大概是沿着东岸离去。这个地方的恒水下流左右各国，都在这里了。《水经注》却在巴连弗处说，恒水又向东南流经孤石山，又向西流经王舍伽耶，计算广袤，怎么会有两条恒河呢？由此可知，纵笔略记的人，忘记了地理的标准；快意成书的人，不研究旧史。我现在证明他的诸多长处，拾取他的一个短处，使人们知道堆积在昆仑圃的璧玉，一片就是卫武公的圭；洗涤在蜀地流水中的锦缎，数尺就是楚丘的服饰。如果说宏大的旨意自有其指向归宿，细微的趣味不足以击破立言的宗旨，我又怎么能揣测呢？
巵林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巵林卷二
（明）周婴 撰
○续颜
颜师古字籀，是雍州万年人。担任唐中书侍郎兼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太子承干命令他刊正《汉书》集解音义，以此作为《汉书》的注，儒者们佩服他的精博。
史儋
《汉书·郊祀志》说：周太史儋拜见秦献公说：“周开始与秦国合并而后分离，分离五百年应当再次合并，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