巵林卷四

译如今上巳节已过，改在十三日取用也是可以的。上巳、重阳都有固定的日期，而这里却推迟了十天，这才知道郑谷所写的《十日菊》诗中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也是没有说尽的。只有东坡有“菊花开日即重阳”的话，所以记下他在海南种植菊花九畹，在十一月的望日与客人泛酒作重九节的事。

译述曰：戊辰年九月十八日，我在晋安。陈京兆泰始邀请众人到绿笥斋赏菊，并借此为吴兴黄君、南昌叶君饯行。大家掷骰子听歌，即兴赋诗。我说：唐文宗在重阳节取十九日，那么今天十八日，正好可以算作延长的重阳节。于是作诗道：登高游览的美好去处即是重阳，九月里又逢双九的寒霜。菊花绽放经旬，开得格外艳丽；人们相逢数日，兴致尤其绵长。惊秋的游客思念着吴楚之地，窥探书笥中的玄妙言论，注解着老子和庄子。今晚茱萸应当解下佩戴，正好点燃银烛照亮霓裳。【《宋史》记载黄景韦，漳州人，历任官职清正廉洁，任潮州知州，奉命祭祀后回到杞地。他生于九月十九日。太守朱熹赠诗说：必须相信深秋九月有好景致，再迟十日便作重阳。也是用了开成年间的典故】

希姓

《五笔》引用《风俗通》叙述希姓说：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贱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任北平太守卑躬，雁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贾，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鄐熈，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于，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蚪。这二十位君子，都是郡守县令，只有移良的名字，曾在史书中见到。

述曰：现在流传的《风俗通》十卷，其中姓氏篇已经亡佚。然而各书所引用的应氏遗留篇章，还很多。听到希姓的，则有汉太尉超喜，丞相冥都浑，梁侯仆朋，尚书令鞠谭，太子太傅瓶守，侍中耦嘉、钧喜、聊仓，大鸿胪招猛，光禄勋弓祉，少府中京，治书御史谏忠，谏议大夫涂恽、救仁，詹事滑典，长史真佑，司空史御、长卿，司徒掾府悝，骑都尉神曜，度辽将军采皓，蜀郡都尉千献，上党都尉露平，赵相行佑，兖州刺史过杇（一作过栩），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捷，交趾刺史僮尹，越巂太守牧稂，汉中太守抗喜，南阳太守瞿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太守函熈，南郡太守〇秘，太原太守委进，常山太守屯莫如，陈郡太守沐宠，剧令家羡，中牟令池瑗，梁令邺风，武阳令会栩，嬴长糗宗，博士食于公，沛上计三乌郡不知，景卢为何不叙述？然而《汉书·西南夷传》中有越巂太守牧根，难道就是牧稂的讹误吗？

岁月日风雷雄雌

《三笔》说：“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说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觜；日雄在甲，雌在子。’又说：‘甲是岁雄，毕是月雄，陬是月雌。’大致以十天干为岁阳，所以称为雄；十二地支为岁阴，所以称为雌。只是毕、觜作为月雄雌，令人不解。现在谈论阴阳的人，未曾使用雄雌二字。《郎顗传》引用《易》‘雌雄秘历’，现在这本书已亡佚。宋玉《风赋》有‘雄风’‘雌风’的说法；沈约有‘雌霓连蜷’的诗句。《春秋元命包》说：‘阴阳结合而成雷。’师旷占卜说：‘春雷初起，声音柏柏格格，非常霹雳的，所谓雄雷，是旱气；声音依依，音音不大霹雳的，所谓雌雷，是水气。’见于《法苑珠林》。我家有一种旧书，叫《孝经雌雄图》，说是出自京房《易传》，也是星占相书。”

述曰：查考《史记》，汉武帝诏令御史说：“十一月甲子初一早晨冬至，已经确定其变更，以太初元年年名为阏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初一早晨冬至。”索隐说：“聚音陬。查考僖公说：天元之始在十一月甲子夜半初一早晨冬至，日月如连珠，都起于牵牛之初，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訾。訾就是陬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阳气干支之首。”索隐又说：“甲是岁雄。月名毕聚，谓月值毕及娵訾也。毕是月雄，聚是月雌。我查考《尔雅》：月在甲曰毕，为月阳。又说：正月为陬。邢昺疏说：正月得甲则曰毕陬。如果《史记》历书说月名毕聚，那么聚应当是陬。《离骚》说：‘摄提贞于孟陬’就是如此。”索隐说：“汉朝开始以建亥为年首，现在改为建子，大概采用周正，所以称毕陬。如果用夏正，应当说毕辜。如果把毕陬当作浊星之毕及娵觜之口，那就大错特错了。”《月令》只记载日舍中星，不涉及月亮，大概因为月亮运行迅速，一月绕天一周，所以不能用恒星确定月亮所在。娵訾是亥次的称号，不是十一月日月交会的宿。日月一年十二次交会，其交于娵訾之时，大概在

译孟春之月，其会合在实沈的星次，则处于孟夏的中间。《律历志》说：“冬至时，日月在建星。”孟康说：“建星在牵牛星之间。”司马贞既然说从牵牛星的初度开始，又认为月值毕宿及娵訾之次，自相矛盾，不如邢昺的说法得当。景卢也没有看到这一点。然而《索隐》却写成僖公，难道是虞喜的字写错了吗？虞喜有《安天论》，这难道是论中的话吗？可惜《志林》没有流传下来。《诗纬》说：“阳的本性是雄，阴的本性是雌，物的本性是魂，雄雌一起运行，经过三个阶段雄与物的魂相合，称为太素。”《太玄告》说：“圣人效法日月，雄雌的次序，贯穿于无穷无尽之中。”范望注：“日为雄，月为雌。”《参同契》说：“雄阳播散玄妙的施予，雌阴化育黄色的包容。”又说：“阳禀受阴接受，雌雄相互依存。”那么《易经》中阴阳被称为雌雄，本来是有来源的。《吕氏春秋》：“伶伦在嶰溪之谷取竹，制作十二根竹筒来听凤凰的鸣叫，以区分十二律，其中雄鸣为六，雌鸣也为六。”《汉书》取自《淮南子》的记载则说：“律的数目分为六，分为雌雄，所以称为十二。”宋玉《笛赋》说：“衡山有奇特的细竹。”师旷取其中的雄竹，宋意得到其中的雌竹，也是以竹管的阴阳为雌雄罢了。《大戴礼》孔子说：“我听说伯夷说：明是孟，幽是幼，明幽就是雌雄。雌雄交替兴起而顺应至正的统绪。”太阳归于西方，从东方升起光明；月亮归于东方，从西方升起光明。《史记》也记载了这一点，所以以日为雄，夜为雌。《广雅》说：“太初是气的开始，生于酉月的中气，清浊未分。太始是形的开始，生于戌月的中气，清的是精，浊的是形。”注说：“八月酉月中气为太初，属雄；九月戌月中气号太始，属雌。所以气为雄，形为雌。”《尔雅》郭璞注说：“蜺，是雌虹。”音义说：“虹，双出颜色鲜艳盛美的为雄，雄叫虹；昏暗的为雌，雌叫蜺。”《春秋元命包》说：“虹蜺是阴阳的精气，雄叫虹，雌叫蜺。”高诱《淮南子》注也说：“雄为虹，雌为蜺。”蔡邕《月令章句》说：“虹，就是螮蝀，阴阳交接之气附着于形色，雄叫虹，雌叫蜺。蜺常依附阴云而在白天出现在太阳的对面，没有云就看不见，大阴天也看不见，大抵在太阳西下时出现在东方。”所以《诗经》说：“蝃蝀在东，蜺常在旁。”四季都有，只有雄虹可见。藏有月，《离骚·远游》章说：“建雄虹之采旄。”又说：“雌蜺便嬛以曾桡。”《悲回风》说：“处雌蜺之标颠。”东方朔《怨思》说：“载雌霓而为旌。”沈约只是沿袭这些罢了。《汉书》“旬始出现在北斗旁，像雄鸡，它的帑青黑色。”晋灼说：“帑，是雌。”《淮南子》说：“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雄以音知雌，所以为奇辰。数从甲子开始。《参同契》说：“天地也不能违背，不独子与午。”那么虹蜺星斗都有雌雄，天地也不能违背，不独岁月日风雷如此。至于如《天文志》“太白在南，岁在北，名叫牝牡。”晋灼说：“岁，是阳；太白，是阴，所以叫牝牡。”《淮南子》“丘陵为牡，溪谷为牝。”高诱说：“丘陵高敞，是阳，所以叫牡；溪谷低洼，是阴，所以叫牝。”又用牝牡代替雌雄，都是想要隐晦其词，晦涩其义，古人也喜欢新奇罢了。《隋志》有《孝经雌雄图》三卷，《孝经异本雌雄图》二卷。《丹铅录》记载五代广顺年间，高丽进书有《孝经雄图说》。日之环晕，星之彗孛。《宋史·艺文志》有《七曜雌雄》图一卷。

译李陵诗

《随笔》说：《文选》收录李陵、苏武的诗共七首，人们大多怀疑“俯观江汉流”这句话，认为苏武在长安所作，怎么会提到江汉？苏东坡说：“都是后人拟作的。”我看李陵的诗说：“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是汉惠帝的名讳，汉代的法律触犯名讳者有罪，不应该李陵敢使用它，更加知道苏东坡的话可信。

《野客丛谈》说：我观看《古文苑》所记载枚乘的《柳赋》说：“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记载枚乘杂诗说：“盈盈一水间。”梁朝普通年间，孙文韬所书的《茅君碑》说：“太元真君讳盈。”枚乘是汉景帝中元年间的人。看这两个字，知道惠帝的名字，当时已有不避讳的了。然而又觉得奇怪，那时文字间有时用这个字，大概是出于偶然，还说得通。至于把庙讳当作名字，非常不可理解。

《丹铅录》说：苏子瞻说：“苏武、李陵的诗，是六朝人拟作的。宋人于是说在长安而言‘江汉’及‘盈觞’句，又触犯惠帝名讳，怀疑不是原本的作品。”我查考：班固《艺文志》有《苏武集》《李陵集》的目录。挚虞，是晋初的人。《文章流别》说：“李陵众多作品，总杂不类，大概是假托，不全是李陵所作。”至于其中好的篇章，有足以令人悲伤的。以此考证，它的来源很古了。即使是假托，也是张衡、曹植一流，才开始能做的。杜甫说：“李陵、苏武是我的老师。”难道没有见解吗？子瞻在黄子思诗的跋文中说：“苏李的天成，尊崇到了极点。”他说“六朝拟作者”，是鄙薄萧统偏颇的言辞罢了。

述说：《史通》说，李陵集有与苏武的书信，词采壮丽，音句流靡。看它的文体，不像西汉人，大概是后来的人所作，假称李陵所作。自从刘子玄的论述流行后，世人谈论者又搜集拼凑，摘发可疑之处，证实它的真实。然而查考江淹在宋世，给建平王的书中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的话，则不是六朝伪撰的了。至于录别的诗，辗转仿效，真伪相眩，不止淄水渑水，世上没有易牙，谁能深辨？景卢于是用“盈觞”二字断定它不是出自李陵之手，太狭隘了。寻查西京的著述，汉帝的名字，往往流传，而“盈”字最多。韦孟在邹诗中说：“祁祁我徒，戴负盈路。”枚乘诗又说：“盈盈楼上女。”古《陌上桑》说：“盈盈公府步。”古诗说：“馨香盈怀袖。”薄昭与淮南王书：“臣怙恩德，骄盈。”《淮南子》说：“今有旨酒以合欢，争盈酌之间，反生斗。”又说：“冲而徐盈。”其他不能全部列举。《大戴礼》说：“秦王怨毒盈世。”又说：“毕弋田猎之得，不以盈宫室也。”王褒《九怀》说：“美玉兮盈堂。”《盐铁论》说：“天地不能两盈。”《说苑》说：“无以富贵骄盈。”又引孔子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圣人调其盈虚，故能长久。”扬雄《解嘲》说：“观雷观火，为盈为实。”《河东赋》说：“发轫于平盈。”《法言》说：“隐隐欲欲，久而愈盈。”《汉书·律历志》屡次称盈不盈，而《沟洫志》频繁说河盈溢。《叙传》说：“监世盈虚。”又说：“武安骄盈。”汉代不避讳“盈”字，可以历数而言了。高祖创业，避讳尤其应该严格，而韦孟讽谏诗说：“总齐郡邦。”“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在邹诗说：“寤其外邦。”“曰于异邦。”刘向《九叹》说：“余思旧邦。”“曰归骸旧邦。”“曰念予邦之横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法志》称“新邦”“平邦”“乱邦”，而《叙传》说：“邦家和同。”不独如此。文帝讳恒，《史记·天官书》说：“壬癸恒山以北。”《汉书·外戚传》立恒山王宏为皇帝。景帝讳启，《大戴礼》引诗也作“东有开明”，而《帝系》却说“启其左胁”。《夏小正》说：“启灌蓝蓼。”启者别也。邹阳《酒赋》说：“方金未启。”“曰绿瓷既启。”《淮南子》：“匹夫百亩，不遑启处。”“曰商鞅之启塞曰：”启攻有扈，曰：“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王褒《九怀》说：“启匮兮探筴。”《文纪》说：“夏启以光武帝诏见夏后启母石。”《天文志》有“启明星”。《艺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启，若《说苑》称黄帝西面“启首”，案稽读如“启”，此处正宜为“稽”，而翻作“启”，岂故意触犯名讳吗？武帝讳“彻”，《汉书》既称避曰“通侯”，而仍书“二十彻侯”，“彻侯”金印紫

译绶。《淮南子》说：“天下动荡不安，像蚂蚁一样骚动，像云一样消散。”又说：“敲着鼛鼓吃饭，奏着《雍》乐撤去食具。”又说：“透彻于心术的议论。”《大戴礼记》说：“太子有负责检举过错的官吏，有负责撤去膳食的宰官。”如果太子有过错，宰官就撤去膳食；如果不撤去膳食，宰官就会死。《匈奴传》中扬雄说：“像云一样消散，像席子一样卷起。”昭帝名“弗陵”，《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过去是陵折之。”见到张汤坐在床上，不向他行礼。宣帝下诏说百姓上书大多触犯忌讳而犯罪，我很怜悯他们，于是改忌讳“询”字。因此《汉书》将荀卿的书改称为“孙卿子”，而司马相如传中记载他的书说“询”封禅之事。奭字犯了元帝的忌讳，而《艺文志》中邹奭子十二篇说：“齐国人称他为雕龙奭。”窦氏传说：“如果有像两宫奭将军骜那样的人。”成帝名“骜”，《田蚡传》中“诸公稍自引而怠”避讳“骜”字。《大人赋》中“低卬夭蟜以骄骜”，司马相如的作品虽然作于宣帝、成帝之前，但是班固执笔写作也应当稍微改变这些字，现在却都没有改变。由此可知临文不避讳，是汉代共同的惯例，为什么唯独对“盈觞”产生怀疑呢？至于像江汉水流不息，浮云飘去无依，用来比喻良友各在一方，流离迁徙没有归宿，这是作者比兴的辞藻罢了。《小雅》中“滔滔江汉”，是南方的纲纪，难道一定是在荆州所奏的吗？曾子说“江汉用来洗涤，秋阳用来曝晒”，何尝是住在楚国才说的呢？怎么会在长安所作的文章，就必定要叙述泾水、渭水、灞水、浐水的河流呢？

译歌扇舞衣

三笔说：“唐代李义府的诗写道：‘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同时代的张怀庆窃取此诗作为自己的作品，增加了两个字，写道：‘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因此招致生吞活剥的讥讽。我又看到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中的一联写道：‘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极其相似。杜甫也写道：‘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羲写道：‘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那么，唐代诗人喜好用‘歌扇’与‘舞衣’相对仗。”

述说：王绩《咏妓诗》中写道：‘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这是唐代诗风的鼻祖。李邕《太平公主南庄诗》写道：‘流风入座飘歌扇，瀑水当阶溅舞衣。’陈子良《妓诗》写道：‘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又《赋妓诗》写道：‘明月临歌扇，行云接舞衣’。李白《宫中行乐词》写道：‘迟日明歌席，新花艳舞衣’。戴叔伦《感怀诗》写道：‘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赖彩云收’。张祜《咏风》写道：‘摇摇歌扇举，悄悄舞衣轻’。元稹《月诗》写道：‘的的当歌扇，娟娟透舞衣’。许浑《夜按歌舞诗》写道：‘舞衫未换红铅湿，歌扇初移翠黛颦’。难道仅仅是储光羲、李白这几家吗？查考梁、陈时期的习俗崇尚妖艳淫靡，辞章多以对偶取巧。阴铿《咏妓诗》写道：‘莺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徐陵《杂曲》写道：‘舞衫回袖胜春风，歌扇当窗似秋月’。庾信《看妓诗》写道：‘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张正见《情诗》写道：‘舞衫飘冶袖，歌扇掩团纱’。纪少瑜拟吴均体写道：‘却匣擎歌扇，开箱择舞衣’。隋炀帝《宴东堂》写道：‘清音出歌扇，浮香扬舞衣’。李孝贞《春园听妓》写道：‘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卢思道《后园宴》写道：‘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大概是六朝遗留的风气，唐代人都效仿它。然而韩愈主张‘陈言务去’，而《春雪诗》中写道：‘已讶陵歌扇，还来伴舞腰’。唐玄宗主张‘发言如丝’，《兴庆宫诗》中写道：‘舞衣云曳影，歌扇月开轮’，也未脱去脂粉习气，佳丽之风移人之心已久了。宋代秦国公主去世，宋神宗赐挽词写道：‘帐深闲翡翠，佩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霞散舞衣’。胡元瑞《诗薮》说‘有唐代风味’，却不知道这是拾取六朝余绪的缘故。

吕望非熊

五笔说：自从李瀚《蒙求》中有‘吕望非熊’的句子，后来的人都依据它来使用。然而用史籍考证，《六韬》第一篇《文韬》说：‘文王将要打猎，史官史编布卦占卜说：‘在渭水北岸打猎，将有大的收获，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罴。’卦象预示得到公侯，上天赐给你老师。’文王说：‘卦象会这样吗？’史编说：‘我的太祖史畴，为禹占卜得到皋陶的卦象。’《史记》说：‘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求见西伯。西伯将要出猎，占卜说：‘所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罴，所获得的是霸王的辅佐。’’东汉崔骃《达旨》说：‘渔父在元龟上见到卦象。’注文便引用《史记》‘非龙非螭，非虎非罴’作为证据。现在的《史记》却不是这样。‘非熊’的出处只有这里罢了。

述说：《竹书纪年》注：‘文王将要打猎，史官史编占卜说：‘将有大的收获，不是熊不是罴，上天赐给你老师，来辅佐昌。’臣的太祖史畴为禹占卜打猎得到皋陶，卦象与此类似。’文王来到磻溪的水边，吕尚在岸边垂钓，文王下车快步上前拜见说：‘盼望您七年，如今才在这里见到您的风采。’这是沈约撰写的。《宋书·符瑞志》相同。又沈约《某太尉碑》说：‘占卜得非熊非罴，上天赐给人。’那么‘非熊’的卦象，沈约三次称引了。又班固《答宾戏》：‘周文王在渭水边看到卦象。’张衡《东京赋》：‘效法姬伯在渭水北岸，失去熊罴而得到人才。’李善注都引用《史记》说：‘太公望以渔钓求见周西伯，西伯将要出猎，占卜说：‘所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虎，不是熊，不是罴，所获得的是霸王的老师。’果然在渭水边遇到太公。’这与章怀太子注没有不同，难道宋代以来的《史记》不再是唐代的旧本了吗？然而李善注东方朔论及刘琨诗，引用《六韬》都作‘非熊非罴，非龙非螭’，而《唐书·酷吏传》肃宗时有太子洗马赵非熊，又顾况的儿子秀才顾非熊，世系表有黄梅尉孙非熊。魏知古随从打猎渭川，献诗说：‘非熊从渭水，瑞雉想陈仓。’杜甫赠哥舒翰诗：‘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使用‘非熊’语词的，何必都祖述《蒙求》呢。

雨水惊蛰

续笔说：“历法家以雨水为正月的中气，惊蛰为二月的节气，清明为三月的节气，谷雨为三月的中气。而汉初，仍然沿用周、秦所用的历法，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直到太初历才纠正过来。”

述说：《月令》说孟春之月蛰虫开始活动。郑玄注：‘汉初也以惊蛰为

译正月中。」仲春之月开始下雨。郑玄注说：“汉朝开始把雨水定为二月的节气。”孔颖达《正义》说：“汉朝的时候，立春是正月的节气，惊蛰是正月的中气，雨水是二月的节气，春分是二月的中气。到了西汉末年，刘歆制定《三统历》，把惊蛰改为二月的节气。”我查考《汉书·律历志》：“刘歆《三统历》说：‘夏历正月娵訾初，危宿十六度，立春；营室十四度，惊蛰。’班固注说：‘惊蛰现在叫雨水。’又说：‘二月降娄初，奎宿五度，雨水；娄宿四度，春分。’注说：‘雨水现在叫惊蛰。’历法又说：‘三月大梁初，胃宿七度，谷雨。’注说现在叫清明。历法说：‘中昴八度，清明。’班固注说：‘现在叫谷雨。’而后汉《律历志》记载章帝改用四分历，又引用《易纬·通卦验》，于是把雨水排在惊蛰之前，谷雨排在清明之后。那么班固所说的‘现在’大概是指四分历。洪氏认为太初历才开始改正，这是大错特错。即使孔氏说《三统历》改变了它，也不对。又《周书·周月解》说：‘春季三个月的中气，是雨水、春分、谷雨。’《时训解》对此记载尤为详细。景卢认为仍然沿用周朝的制度，这是考察不够的缘故。然而章帝朝已经使用四分历，而蔡邕《月令章句》说：‘周天十二次，是日月所运行的位置。十四天到达其初为节气，到达其中为中气。从危宿十度到壁宿八度，称为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在此；从壁宿八度到胃宿一度，称为降娄之次，雨水、春分在此。’又说：‘孟春以立春为节气，惊蛰为中气。中气必定在该月，节气不一定在该月。孟春的惊蛰在十六日以后，立春在正月；惊蛰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去年的十二月。’这又是依据《三统历》的，难道主持《月令》的臣子不必遵从当时天子的正朔吗？我又寻查《吕氏春秋》与《礼记·月令》以及《淮南子·时则训》，认为孟春蛰虫振动的，上文说东风解冻，下文说鱼浮上冰面，这蛰虫大概是水居之物，因为水泽干涸结冰而蛰伏在冰下，所以冰冻解冻而振动，或者跳跃而上负于冰面。仲春蛰虫活动的，上文说雷发声，下文说开穴门开始出来，这蛰虫大概是穴居之虫，因为冬天阴气闭塞而蛰伏在地中，等到震雷激电，惊而出户。所以惊蛰之气在正月、二月不妨推移，如果雨水、谷雨、清明之气正值春季三个月。有时稍显晴和，有时时而细雨，阴阳不定，相差不远。虽然有变迁替换，天道依然冲和自然。孔氏说：‘蛰虫早出的，孟春就出来；晚出的，二月才出来。’又说：‘节气有参差，事物稍有变改，也似乎未尽妥当。’”

译历代史

《容斋四笔》说：“三国时期的杂史非常多，有王沉的《魏书》、元行冲的《魏典》、鱼豢的《典略》、张勃的《吴录》、韦昭的《吴书》、孙盛的《魏春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丘悦的《三国典略》、员半千的《三国春秋》、虞溥的《江表传》。现在只以陈寿的书作为定本，这就是《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等各家著作。唐太宗下诏让房乔、褚遂良等人编定为百三十卷，因为其中的四篇论赞是太宗所作，所以总称为“御撰”，这就是《晋书》，至今沿用。南朝和北朝各有四代，而僭越称帝的伪国也有十几个，它们的史书尤其多。像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太素、李德林所写的正史都不流传了。现在尚存的，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魏收的《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后周书》、魏征的《隋书》。其他割据政权则有和苞的《汉赵记》、田融的《赵石记》、范亨的《燕书》、王景晖的《南燕录》、高闾的《燕志》、刘昞的《凉书》、裴景仁的《秦纪》、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等的《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全部选取这些资料编成了八十卷的《南史》和一百卷的《北史》。现在沈约以下的八部史书虽然尚存，但李氏父子编著的史书却单独流行，这就是《南北史》。小孩子多次询问此事，所以详细记录如下。

论述说：文人著书立说，没有比史书更宏大的了。那些流传下来的，如同星辰云彩点缀天空，春花展现光彩；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有时在散佚的书籍中见到，如同看到凤凰的一片羽毛，足以验证其具备五种美德，或者见到老虎的一根毛，却不知其斑纹全貌。这不仅是因为文章工拙、才能优劣的缘故，大概也有幸运与不幸的因素。三国时期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只有陈寿所撰写的这一部。然而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十卷，只是记载汉末的事情罢了。王沉的书四十四卷，鱼豢的《典略》八十九卷；张勃的《吴录》三十卷，韦昭的《吴书》五十五卷；孙盛的《魏春秋》二十卷，虞溥的《江表传》五卷，都埋没不存了。此外还有王隐的《蜀记》七卷，郭冲条陈诸葛亮隐秘事迹的一卷，常璩的《华阳国志》十二卷，曹操本纪四卷，曹操故事三卷，吴人所著的《曹瞒传》一卷，左将军阴澹的《魏纪》十二卷，孔衍的《汉魏春秋》九卷，又有《魏尚书》八卷，孙盛的《魏世谱》三卷，又有《魏春秋异同》八卷，《魏末传》八卷，晋太学博士环济的《吴纪》九卷，胡冲的《吴历》六卷，又有《吴朝人士品秩状》八卷，虞尚的《吴士人行状名品》二卷，以及张俨的《默记》。晋书有干宝的《纪》二十三卷，又有王隐撰写的九十三卷，虞预二十六卷，谢灵运三十六卷，齐徐州主簿臧荣绪一百一十卷，以及唐太宗御撰的。此外还有郭颁的《魏晋世语》十卷，陆机的《晋纪》四卷，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五十四卷，孙盛的《晋阳秋》三十二卷，晋中书郎朱凤的《晋书》十四卷，晋著作郎谢沉的《晋书》三十卷，晋前军咨议曹嘉之的《晋纪》十卷，晋荆州别驾邓粲的《晋纪》十一卷，晋秘书监傅畅的《晋诸公赞》二十二卷，晋下邳太守荀绰的《晋后略记》五卷，宋湘东太守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广的《晋纪》四十六卷，宋中散大夫刘谦之的《晋纪》二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鸾的《续晋阳秋》二十卷，宋新兴太守郭季产的《续晋纪》五卷，宋乌程令王伟之的《隆安记》十卷，宋吴兴太守王韶之的《晋安帝阳秋》三卷，又有《晋纪》十卷，齐大司马记室庾铣的《东晋新书》七卷，郑忠的《晋书》七卷，沈约的《晋书》一百十一卷，萧子显的《晋史草》三十卷，萧子云的《晋书》十一卷。宋史从宋中散大夫徐爰的《宋书》六十五卷开始，齐冠军录事参军孙严的《宋书》六十三卷，齐司徒参军王智深的《宋纪》三十卷，沈约的《宋书》一百卷，此外还有裴子野的《宋略》二十卷，梁吴兴令王琰的《宋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鲍衡卿的《宋春秋》二十卷，少府卿谢绰的《宋拾遗》十卷，《宋中兴伐逆事》二卷。齐书则有萧子显，此外有吴均的《齐春秋》三十卷，沈约的《齐纪》二十卷，江淹的《齐史》十三卷，王逸的《齐典》五卷，萧方等的《齐典》十卷，刘陟的《齐纪》十卷，陈著作郎许亨的《齐书》五十卷。梁史则有姚思廉的《梁书》五十六卷，此外有梁中书郎谢吴的《梁书》四十九卷，原本一百卷，姚察的《梁书》帝纪七卷，许亨之子许善心的《梁书》七十卷，刘璠的《梁典》三十卷，陈始兴王咨议何之元的《梁典》三十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三卷，鲍衡卿的《乘舆龙飞

译《记》二卷，臧严《栖凤春秋》五卷，陈征南咨议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朂《梁后畧》十卷，《梁长沙蕃王萧韶太清记》十卷，裴政《太清实録》八卷，谢吴《梁元帝实録》五卷，刘仲威《承圣中兴畧》十卷，蔡允恭《后梁春秋》十卷，守节先生《天启纪》十卷，萧大圜《梁旧事》三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梁末代纪》一卷。陈朝则有顾野王、姚思亷，此外还有傅縡《陈书》三卷，陆琼《陈书》四十二卷，陈中书郎赵齐旦《陈王业厯》一卷。北朝则有魏収《后魏书》一百三十卷，著作郎魏澹《后魏书》一百卷，《北作》九十二卷，唐初敦煌人张大素《魏书》一百七卷，此外还有邓渊《魏国记》十卷，卢彦卿《后魏纪》三十三卷，梁祚《魏国统》二十卷，温子升《永安故事》三卷。北齐则有李徳林《北齐末修书》二十四卷，李百药《北齐书》五十卷，此外还有崔子发《后齐纪》三十卷，周荣建绪著《齐纪》三十卷，杜台卿《齐记》二十四卷，王劭《北齐志》二十卷，又有《齐书纪传》一百卷，张大素《北齐书》二十卷，祖孝征《黄初传天録》四卷，陆元规《文宣帝实録》四卷，又有宋孝王《闗东风俗传》三十卷，令狐德棻《周书》五十卷，郑公《隋书》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大概还有牛宏《周史》十八卷，王劭《隋书》八十卷，张大素《隋书》三十二卷，又有《隋后畧》十卷，吕才《隋纪》二十卷，开元年间管城尉丘启期《隋记》十卷，栁■〈巧上言下〉《晋王北伐记》十五卷，裴矩《开业平陈记》二十卷，赵毅《大业畧记》二卷，杜寳《大业杂记》十卷，《河洛记》《壶闗録》各若干卷。僭伪政权的史书，自刘曜时，平舆人和苞撰《赵记》十四卷，伪燕太傅长史田融《赵石记》二十卷，伪燕尚书范亨《燕书》二十卷，燕中书郎赵郡王景晖《南燕録》六卷，记载慕容徳的事迹。魏侍中髙闾《燕志》十卷，记载冯跋的事迹。伪凉从事中郎刘昞《凉书》十卷，记载张轨的事迹。宋殿中将军裴景仁《秦纪》十一卷，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及崔萧武李《春秋》。南北史之外，又有晋北中郎叅军王度《二石传》二卷，又有《二石伪治时事》六卷，徐光等《上党国记》及《赵书》十卷，李公绪撰《赵记》八卷，《赵语》十二卷，车频《秦书》十卷，何仲熈《秦书》八卷，记载苻健的事迹。魏左民尚书姚和都《秦纪》十卷，记载姚苌的事迹。伪汉散骑常侍常璩之《汉书》十卷，夏北地张渊等《夏国书》八卷，伪燕尚书郎张铨《南燕録》五卷，董统《燕后书》三十卷，游览先生《南燕书》七卷，魏咨议叅军韩显宗《燕志》十卷，记载冯氏的事迹。伪凉著作佐郎叚龟龙《凉记》十卷，记载吕光的事迹。伪燕右仆射张谘《凉记》八卷，记载张轨的事迹。秀才索绥《凉国春秋》五十卷，张重华护国叅军刘庆《凉记》十二卷，髙道让《凉书》十卷，沮渠国史《凉书》十卷，晋侍御史喻归《西河记》二卷，记载张重华的事迹。刘昞《敦煌实録》二十卷，又有建康太守索晖《凉书》及拓跋《凉録》十卷。宋新亭侯叚国《吐谷浑记》二卷。凡此之类，有的称为正史，有的名为杂史，有的号为覇史，虽然典籍已经沦丧，但空名尚存。景卢尚且都遗漏了，何况能够全面阅览呢？况且洪氏尚且多有错误，孙绰虽然领著作之职，大概没有撰述，未曾有《晋记》。元行冲《魏典》是拓跋氏的书。宋《艺文志》作《后魏国典》非常明确，却将其归属于曹氏，丘悦《三国典畧》三十卷，员氏三十卷，大概是梁、北齐、周史，却传为蜀、魏、吴。按《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于道武帝，终于宇文革命，共三十篇。孝武入闗，则书东魏为东帝，并载两国之事。行冲因为族出于魏，刻意论著。引用魏明帝时西栁谷瑞石有“牛继马后”的征兆，旧史认为元帝本出牛氏，行冲认为不对。因而说道武名犍，继承晋史受命，这就是应验。又有《三国典畧》二十卷，唐汾州司户叅军丘悦撰，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起于西魏，终于后周，而包罗东魏、北齐、南梁、陈，共三十篇。田融、髙闾等叙述五胡战争之事在晋世，却认为是南北朝时的僭伪。《南史》记载梁元帝

译忠烈世子萧方等、贞惠世子萧方诸、愍怀太子萧方矩、始安王萧方略，其中萧方等字实相，是取用西方佛经来命名的。他撰写了《三十国春秋》三十一卷，《隋书》误写为“万等”。《唐书》和《宋史》都写作“萧方是指等”，把“等”字误作“軰”字。凭借景卢（刘知幾）那样精明的辨析能力，却犯下这样的错误，难道家父的教诲，还有未尽之处吗？

译石尤风

《五笔》说：石尤风，不知道它的意思，推测它是迎面吹来的逆风。唐代人的诗喜欢使用这个词。陈子昂《入峡苦风》诗说：“故乡今日友欢会，坐应同寜知巴峡路辛苦，石尤风。”戴叔伦《送裴眀州》诗说：“潇水连湘水，千波万浪中，知君未得去，惭愧石尤风。”司空文明《留卢秦卿》诗说：“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推想南朝的诗篇咏唱，必定多用这个词，只是来不及回忆罢了。

《丹铅録》认为《留卢秦卿》诗是郎士元所作，也说“石尤风打头，是逆风”。

正杨说：古乐府《宋武帝歌》说：“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似乎不是迎面吹来的逆风。

胡元瑞《艺林伐山》说：“麟按：根据唐代人的诗，即使认为它是打头风，似乎也没有不可。按照晦伯所引用的，应当是狂风之类。如今江湖间狂风骤起，扬起沙尘折断桅杆，那么往来的船只都系缆停泊不能行驶。船夫所谓‘大风三，小风七’。我经过淮河、徐州一带，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唐代人的话语都出自六朝，应当以宋武帝歌为依据。它说‘四面断行旅’，正是指这个。如果认为是打头风，那么本来也有可以通行的道理。”

《艺林伐山》又引用《困学纪闻》说：容斋《五笔》讲石尤风，引用陈子昂、戴叔伦的诗作“石尤”，而李义山的诗作“石邮”。云来风测，“石邮”杨文公的诗也作“邮”。云“石邮”风恶，客心愁。我认为作“邮”字特别出色。近来因为用修提出琅琊伯仲，也多用这个词，然而都认为它是逆风。我作《六朝小乐府》说：“恼惧青丝笮，凌晨只欲开。狂风趂心起，四面石尤来。”大概是用宋武帝歌中的意思。只是还沿用旧的“尤”字，最近得到这个说法，欣然附录以赠送给同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护歌》说：“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根据这个，那么所谓的巨飓盲飙，确实不是迎面吹来的风。只是狂风袭来，自然四面都是。胡元瑞说：“四面石尤”，那么意思是重复词语啰嗦。我又读元稹《洞庭遭风》诗说：“罔象睢盱频逞怪，石尤翻动忽成灾。”用罔象来类比，而且说“翻动”，那么石尤乃是飞亷孟姥的精怪，属于相马衔这一类。李义山《古意》诗：“去梦随川后来风，竚石邮。”用石邮对川后，更加相信它是怪族幽妖了。元稹的解释，大概相同。

罗靖

《随笔》说：襄阳有隋代处士罗君的墓志说：“君名靖，字礼，襄阳广昌人。高祖长卿，齐饶州刺史；曾祖宏智，梁殿中将军；祖□，父靖。学问优秀不做官，在当代有名。碑文笔画劲挺楷书，类似褚河南。然而父子都名靖，让人无法理解。拓跋魏安同父亲名屈，安同长子也名屈，祖孙同名，魏人没有值得议论的。罗君不应该这样。”

述曰：《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陆德明音义说：“士文伯名匄，本作丐。解释的人说：文伯是范氏的族人，不应该与范宣子同名。查士文伯字伯瑕，是春秋时人，名字都相配。楚国令尹阳丐，字子瑕，即与文伯名字完全相同。又郑国有驷乞，字子瑕，匄与乞意思相同，那么作匄的是正确的。又鲁国有仲婴齐，是庄公的孙子，又有公孙婴齐，是文公的孙子，仲婴齐是堂祖父，同时同名。郑国有公孙叚，字子石，又云伯石，印叚字伯石，传又谓之二子石印叚，即公孙叚堂兄弟的儿子尚同名字，那么伯瑕与宣子何妨相同呢？我认为枝叶互相残害，那么葛藟不庇护，何况名字能不混杂相同呢？”《南史》孝义传：江泌，字士清，济阳考城人。族人兖州中从事，与江泌同名，世人称士清为孝泌，以区别别人，没有奇怪之处，那么郑国的叚，晋国的匄，鲁国的婴齐，近古尚质，没有值得议论的。《左传》哀公四年，蔡侯申，陆德明说：“查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去世，是文侯。现在昭侯是他的玄孙，不容许与高祖同名。”正义说：“《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灵侯般，般生隐太子昭侯申，是隐太子之子。杜预《世族谱》也是如此。计算昭侯是文侯玄孙，却与高祖同名，两个申必有一个错误。”《襄公二十五年》，吴子诸樊伐楚；《昭公二十三年》，吴太子诸樊入郹。正义说：“吴子诸樊，是吴王僚的伯父。僚的儿子又名诸樊，却与伯祖同名，道理不应该这样。这是久远的书籍，文字经过篆隶，或许错误，这是吴樊、蔡申、陆孔都不相信的。”查郑玄《檀弓》注说：“《易说》帝乙，曰‘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锡命，疏可同名’。”正义说：“‘《易说》’者，‘《易纬干凿度》’也。纣父称帝乙，而汤名乙，其六世孙名祖乙，即是六世王。天之锡命，

译疏远的人可以同名，这是注释《易纬》时的话。意思是说，帝王的名号由上天赐予，那么世代疏远的人就可以同名。如果按照纬书的说法，那么六代以外的帝王甚至可以同名，诸侯和大夫就更不用说了。《魏书·安同传》记载：“安同的父亲名屈，在慕容暐手下担任殿中郎将；安同的儿子名屈，掌管太仓，偷盗官府的粳米想要用来奉养双亲，安同非常愤怒，上奏请求处死屈。卷末有史臣的评语，也嘲笑他们祖孙同名。”我认为：书籍流传久远，文字讹误必然很多。根据陆德明、孔颖达的旨意来推究，怎么知道安同的父亲名屈不是文字讹误呢？《史记·郑世家》记载：“犬戎杀死了桓公，郑国人拥立他的儿子掘突，这就是武公。武公去世，儿子庄公即位。有三个公子：太子忽，他的弟弟突以及子亹。”司马贞《索隐》说：“谯周说，武公名突，名滑，都不对。大概是古代史书遗失了武公的名字，太史公沿袭旧史的失误而胡乱记载罢了。查看下文，他的孙子昭公名忽，厉公名突，哪有孙子与祖父同名的呢？应当是旧史混杂记载了昭、厉、忽、突的名字，于是误把掘突当作武公的字了。”这也是把过错归咎于史官的说法。只有《蜀王本纪》记载：“鳖灵即位，号叫开明。奇帝王卢保，也号叫开明。有五丁力士、五妇侯台的事情。”《汉书·广陵孝王子广平节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记》说：“林邑王叫杨迈，能体察人情。他的太子名咄慕，因为先君的美德，又改名为杨迈。”郦道元也嘲笑这件事。这件事确实无可怀疑。那么祖孙连讳，从商周以来依稀就有，父子同名也不只是罗礼一个人的情况。

译月中桂兔

《续笔》说：《酉阳杂俎·天咫篇》记载月亮中的蟾蜍和桂树，引用佛家书籍说：“须弥山很高，山面有阎浮树，月亮经过时，树的影子映入月中。”有人说月亮中的蟾蜍和桂树，是地面的影子，天空中的空白处则是水的影子。我记得苏东坡《鉴空阁》诗说：“明月本来自己明亮，无心谁会去营造境界，悬挂在空中如同水做的镜子，映照出山河的影子。”我观察浩瀚的大海，与天空相连，九州位于其间，无异于蛇盘绕在镜中。天空和水都没有实体，相互映照只是光亮而已。妄说月亮中有桂树和玉兔，世俗的说法都可以摒弃。正是采用这种说法。

《述》说：董逌在《月宫图》题跋中说：“有人怀疑月亮中有兔子的形状，考证《灵宪》有这种说法，认为月亮是阴气的宗主，积聚而成兽形，像兔子和蟾蜍，而王充认为兔子在月亮中就会死，于是把兔子当作月亮之气。我认为月亮本身没有光，而是反射太阳的光才明亮，这是世人所知道的。天上有十二个时辰，排列在方位上的，有神掌管其位置。太阳从东方升起，它的对面在酉位，酉对应鸡。日光包含景象，那么鸡就在太阳中。等到太阳运行到西方，那么对面在卯位，卯对应兔。月光包含景象，那么兔子就在月亮中。月亮有兔子的形状，有什么奇怪的呢？人们知道太阳中有乌鸦，却不知道有鸡；知道月亮中有兔子，却不知道兔子的形状是从太阳传来的。”有人说：段成式说月亮中有桂树，仙人吴刚砍伐它的根。说：不是这样。太阳运行到西方，与扶桑相对，就投下影子。太阳正中、月亮圆满时的明亮，影子也随之而来。董逌的解释也可喜。然而上天高远，谁能辨别真假？屈原有关于“顾兔在腹”的疑问，推度灾异有“蟾蜍决鼻”的说法，《元命包》有“蟾兔阴阳双居”的谈论，虞喜有“仙人桂树”的议论。佛家既说是地面和水面的倒影，又说阎浮提树的形状。《瑜伽论》说是大海中鱼鳖的影子。西域传说说有兔子行菩萨道，投身火中，天帝取焦黑的兔子放入月亮中的事，尤其粗俗鄙陋。大体上各家立一说，竞相标新立异争高罢了。苏子瞻《仇池笔记》说：“玉川子《月蚀诗》说蚀月的是月亮中的蛤蟆，梅圣俞《日蚀诗》说蚀日的是三足乌。这是借俗说来寄托寓意。”《战国策》说：“日月在外出现晕圈，其贼害在内。”那么俗说由来已久。大概也是鉴空阁诗意。然而《中秋看潮诗》说：“定知玉兔十分圆，送桂花云蟾窟枝空记昔年。”为何屡次采用俗说呢？

土木偶人

《四笔》说：赵德甫《金石录》题跋汉代居摄坟坛两块刻石，说一块是上谷府卿坟坛，一块是祝其卿坟坛。坟坛，古代没有土木雕像，所以筑坛祭祀。两汉时都这样。”按《战国策》苏秦对孟尝君说：“有土偶人和桃梗对话，桃梗说：‘你是西岸的泥土，把你塑造成人，雨水下来淄水涨到，你就残毁了。’土偶说：‘我是西岸的泥土，土就回到西岸罢了。你是东国的桃梗，把你雕刻削制成的人，降雨下水涨到，就把你冲走了。’所谓土木偶人，不是雕像又是什么？汉代陪葬的龙、车马，都用木头做成雕像，说两汉没有真形，是不可以的。

《述》说：应璩书信中“泥人鹤立于阙里”，《续汉书·礼仪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汉书音义》说：“汉武帝时暴利长屯田敦煌，制作土人，拿着缰绳和脚蹬收马。”《渥洼论衡》说：“立春耕作，制作土象人，男女各两人，拿着耒和锄头。”又说：“世间修缮房屋，完工后谢土神，制作土偶人，以像鬼形，名叫解土。”至于夜郎雕刻汉朝官吏的脸，匈奴刻郅都的相貌，官府效仿郁垒的容貌。李子长的梧囚，能触动江充的桐人。为蛊的丁兰的木母，皱眉的薛综《东都赋注》说：“主木主言，刻木为人，主神放在庙中祭祀。”那么汉代大概祭祀土木雕像了。至于用金子铸造范蠡而朝拜的，是越王勾践；用檀木雕刻迦文而询问仰视的，是波斯匿王。鲁班的仆人，善于驾驭化人的技艺，能歌指南，司方记里，击鼓固在田苏之前。又《淮南子》说鲁国用偶人陪葬，而孔子感叹；而郑玄《礼记注》说：“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关发动像活人。”孔子赞美古代而非议周代。《埤苍》说：“木人送葬，设置机关能跳跃，所以叫它俑。”《周礼》冡人有鸾车象人，郑玄解释为俑，大概取孟子的说法，那么周初已经有了，然而不只是周代。《史记》说：“殷帝武乙无道，制作偶人，称为天神，和他下棋，让人代走，天神不胜，就侮辱他。”《正义》说：“偶，对也，用土木做人，对象于人形。”《商书》说：“高宗梦见上帝赐予我良佐，于是审视其形象，让以形貌旁求于天下。”传曰：“审视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间。”又不仅商代。《博物志》说：“黄帝登仙，他的臣子左辙者削木像黄帝，率领诸侯朝拜他。”又《论衡》说：“黄帝以度朔之神为主，大桃人，大概土木形骸已兴起于上古了。”

桑谷

《三笔》说：从前的人说颜师古

译他身为班氏的忠臣，因为为《汉书》的纪传作注，虽然其中存在错谬，也必定委婉曲折地为之辩解。例如《五行志》与《尚书》及《春秋》严重违背，桑树和楮树共同生长在朝廷之上，刘向认为商道已经衰微，高宗趁着衰败而兴起，既然获得了显赫荣耀，便对政事懈怠，国家即将危亡，所以桑楮的异象出现在武丁时期，恐怕是为了惊骇并谋划于忠贤之人。颜师古注解说：“桑楮是在太戊时生长的，而这里说是高宗时，这种说法与《尚书大传》不同，不知其含义。或许是伏生有差错谬误？”查考《艺文志》自己说：“桑楮共生，太戊因此兴盛；鸣雉登鼎，武丁成为宗庙之主。”这乃是本书所说的，难道不能作为明确的证据，反而认为伏生有谬误，为什么呢？

译述曰：《史通·书志篇》说：“太戊去世，后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盘庚，共经历五世，才到武丁，也就是高宗。桑树在太戊时就生长，并非高宗时期的事。这都是直接凭主观臆断，把后事当作前事，把虚妄当作真实，像移动靶子来迎合箭矢、捂着耳朵去偷钟的人吗？大概也是因为《五行志》记载错误吧。”考察《五行志》称：“《尚书序》说：‘伊陟辅佐太戊，亳地出现祥瑞，桑树和榖树共同生长。’传文说：‘两树都生长在朝廷，七天就长得两人合抱那么粗。’伊陟告诫太戊要修德，于是树木枯死。刘向认为殷道已经衰微，高宗承接弊政而起，尽守丧之哀，天下响应，既然获得显赫荣耀，就怠慢政事，国家将危亡，所以桑榖的异象出现，桑代表丧，榖代表生。杀生的权柄丧失而在下位，这是近于草妖的征兆。那么原本《五行志》认为是太戊时期的事，只是因袭刘向的话而模棱两可罢了。”《史记·殷本纪》说：“太戊即位，伊陟做相，亳地出现祥瑞，桑树和榖树在朝廷共同生长，一个晚上就长得两人合抱那么粗。太戊恐惧，伊陟说：‘我听说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帝王的政事有缺失，希望陛下修德。’太戊听从了他，于是祥瑞的桑树枯死。”《说苑》说：“殷太戊时，有桑树和榖树生长在庭院，傍晚生长，等到天亮就长得两人合抱那么粗。史官请求在汤庙占卜，太戊听从了，于是早起上朝晚退，三天后桑榖树自行消失。”《说苑》又说：“高宗，就是武丁。成汤之后，王道缺失，刑法违逆，桑榖两树在朝廷共同生长，七天就长得两人合抱那么粗。宰相说：‘听祖已说，桑榖是野草，却生长在朝廷，恐怕国家要灭亡吧？’武丁恐惧惊骇，修身修行，思考先王的政事，三年后，蛮夷辗转翻译语言来朝见，因此尊称他为高宗。”《论衡·异虚篇》也认为是殷高宗时期的事，说法与《说苑》相同，但说：“桑榖其实是吉兆，祖已却认为是凶兆。”据此来说，认为武丁时期有此事，未必完全错误。我又看《吕氏春秋》说：“成汤时，有榖树生长在庭院，傍晚生长，等到天亮就长得两人合抱那么粗。汤说：‘祥瑞，是福气的先兆，如果祥瑞出现却行为不善，福气就不会到来；妖异，是祸患的先兆，如果妖异出现却行为善良，祸患就不会到来。’于是早起上朝晚退，致力于安抚百姓，三天后榖树停止生长。”高诱注说：“《尚书序》说：‘伊陟辅佐太戊，亳地有桑榖祥瑞共同生长在朝廷。’太戊，是太甲的孙子，太庚的儿子，号称中宗。汤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共五代君主了。这里说汤时，不是谬误吗？”由此看来，那些在咸阳市门晒书，不敢增删一字的人，显然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罢了。所以扬雄遗憾没赶上那个时代，想用车载着黄金回去。高诱大概认为文信侯的话是妄言，然而《韩诗外传》也说：“殷时榖树生长在汤的庭院，三天就长得两人合抱那么粗。伊尹说：‘榖，是沼泽野地的植物，现在生长在天子庭院，大概不吉利吧。’我听说妖异是祸患的先兆，祥瑞是福气的先兆。见到妖异而行为善良，祸患不会到来；见到祥瑞而行为不善，福气不会到来。汤于是斋戒静处，早起晚睡，赦免过错赈济穷困。七天后榖树消失。”那么桑榖生长在商朝，三天内都成为振兴商朝的吉兆。高诱、颜籕都是所谓见识不广、偏执一隅的学者。

碌碌

洪氏《三笔》说：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自《老子》“不欲碌碌如玉”。孙愐引用此句及王弼别本，认为是“琭琭然”，又作“録録”、“娽娽”、“鹿鹿”、“陆陆”、“禄禄”共七种写法。《史记》中毛遂说：“公等録録，因人成事。”《唐韵》认为是“娽娽”。《汉书·萧何赞》说：“録録未有竒节。”颜师古注：“録録，如同鹿鹿，是说立在凡俗之中。”《马援传》：“今更共陆陆。”《庄子·渔父篇》：“禄禄而受变于俗。”后辈学者或许不完全知晓。

述曰：《广韵》所引的，《老子》注说：“琭琭，比喻年少而……”；郭璞《尔雅》注说：“天下名丘五：恐州、黎宛、营诸丘，碌碌不足以当之。”邢昺疏说：“碌，是小石头；碌碌，是多貌。这恐州、黎宛、营等五丘，碌碌然很小罢了。”毛遂对舍人公等说：“碌碌，因人成事者，意思相类似。”习凿齿给桓秘书的信说：“璅璅常流，碌碌凡士，大概也是认为庸俗细微的人如此。”冯衍《显志赋》说“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怀注说：“玉，样子碌碌，被人所贵重；石头形状落落，被人所轻视。”又《易林》说：“鸟芘茂林，君子碌碌。”又说：“辅心涌泉，碌碌如山。”马第伯《封泰山记》说：“俯视溪谷，碌碌不可丈尺。”说法人人不同。《晏子春秋》：“録録强食，进死何伤。”《鹖冠子》说：“物之始也，倾倾；至其有也，録録。”《灌夫传》：“帝在即録録。”师古说：“録録，是说顺从众人。”“娽娽”，《说文》说：“相随从也。”《庄子》司马彪注说：“禄禄，如同録録，是领録的意思。”陆德明说：“禄禄，是说形见为礼。”孔颖达《王制疏》引《释

译《释名》说：“独，就是鹿；鹿鹿，是没有依靠的样子。”《周礼》中关于“摝铎”的疏解说：“鹿鹿，是发出声音的样子。”太子贤在《后汉书》注中说：“陆陆，就是碌碌的意思。”《潜夫论》说：“于是他们陆陆地相互跟随，用委婉的言辞道歉谢罪。”这与马援书信中的用法类似。如果慕容绍宗讨伐梁朝的檄文中说：“侯景的党徒陆陆，妻侄成群结队。”那么“陆陆”似乎就有众多的意思。然而这一词语，虽然字形有七种变化，但旨趣都各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另外《淮南子·缪称》说：“人的忧愁喜悦，并不是因为蹗蹗地前往而产生的。”《说文解字》说：“逯，是行走谨慎，逯逯的样子。”《博雅》说：“逯逯，是众多的意思。”《楚辞·九思》说：“哀叹世道啊睩睩，諓諓啊嗌喔。”那么字形又有十种变化了。我认为“碌碌如玉”，自然是像彩虹浮于竹子上那样的美称，也就是《易林》所说的“苕亭峻玮”；“碌碌不可丈尺”，是深远幽邃的意思；其余的都是平庸鄙俗的意思。请有见识的人来推敲辨析。

译巵林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巵林卷五

（明）周婴 撰

○议郎【郎瑛《七修类稿》】

记里鼓

郎仁宝说：“本朝曾以记里鼓为题考问士子，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知道的人又不知道它始于何时、由何人创制。近来有人谈论，把杨铁崖《记里鼓赋》中几句通用的套话，就当作是记里鼓的制度，却又没有具体的时间和人物。殊不知唐代元和年间，金忠义制作了记里鼓；宋代天圣年间，内侍卢道隆又制造了它。”

我议论说：旧《唐纪》记载，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成记里鼓车。唐宪宗在麟德殿观看它。《宣和卤簿记》写作“巧工金忠义”。《三朝志》说：“天圣五年，直昭文馆燕肃制造记里鼓车进献，上表说：‘唐代元和年间典作金公立【金公立一作云亮立】在记里鼓车上，到本朝没有听说它的制度，现在我独创意念完成了它。’又有内侍卢道隆进献他所创制的记里鼓车。”大观元年，内侍吴德仁进献车制，天子采用它，这才废止了旧制。天圣年间，燕肃、卢道隆所制的车。查考杨维桢的赋说：“自炎汉以来很少记载，到李唐时才著称。云骋长得以登进，燕匠的智慧才得以成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云亮立、燕肃。柳宗元也有赋，都没有佳句，也不记载时间和人物。查考《晋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匹马，制度像鼓一样分三级，四角有金龙衔着羽葆，其中有木人拿着槌子，向着鼓走一里就打一下槌。”过江后失传，刘裕平定关中才得到它。《古今注》说：“大章车是用来识别道路里程的，起源于西汉，也叫记里车。车上分为两层，都有木人，走一里下层击鼓，走十里上层击镯。”《尚方故事》有造车的方法。《四朝志》说：“吴德仁记里鼓车制车是独辕双轮，车厢上分为两层，刻木人手执木槌，轮子转一周车走三步，其中平轮转一周车走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上平轮转一周车走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总共用大小轮八个，合计三百八十五个齿，依次互相钩锁，像犬牙一样互相制约，周而复始。”这又比崔豹的记载详细。然而《黄帝内传》说：“玄女为黄帝制造司南车，放在前面，记里鼓放在右边，那么始于轩辕黄帝了。”

嵇叔夜

《七修类稿》又说：嵇康是魏国人，钟会怨恨他，向司马昭进谗言，想借帮助毌丘俭之机杀他，这实际上是景元三年的事。嵇康不曾有一天事奉晋朝，晋史中有他的传记，这是嵇康的羞耻。假使以当时心向晋朝，而为他立传，是没有这种道理的。传记中说：山涛将要离任，选拔官员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山涛为吏部辞官，这是武帝受禅后的事。嵇康死很久了，史书可信吗？

我议论说：叔夜自认为不能随波逐流，轻视商汤周武，心存魏室，身死于国仇，他不应当列名于晋史，宋人也曾谈论过。然而《魏志》注裴松之查考本传说：“嵇康在景元年间因事被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的书都说正元二年司马文王从乐嘉返回，杀了嵇康、吕安。大概是依据《世语》说：“嵇康想举兵响应毌丘俭，所以认为攻破毌丘俭就应当杀嵇康。”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写信绝交，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查考山涛的状文说：“山涛在景元二年被任命为吏部郎。”景元与正元相比相差七八年，用山涛的状文来检验，像本传那样是准确的。又《钟会传》说：“钟会做司隶校尉时诛杀嵇康，钟会做司隶校尉是在景元年间。”干宝说：“吕安的哥哥吕巽善于钟会，吕巽做相国掾，都受司马文王宠信，所以就把吕安的罪状定了下来。”推究司马文王在景元四年才被授予相国职位，如果吕巽做相国掾时陷害吕安，怎么能以攻破毌丘俭那年杀嵇康吕安呢？这又是干宝自相矛盾的地方。我查考《晋书》：“景帝命令司隶举荐山涛为秀才，任命为郎中，转任赵相，国迁尚书吏部郎。”文帝给山涛的信说：“足下在任清明，雅操超越时人等等。”魏帝赐给景帝春服，景帝把它赐给山涛。根据所叙述的次序，那么司马景王还活着，又似乎在正元年间。但是唐人《晋书》必定不如裴松之那样严密，举荐嵇康在魏代。如果山涛做吏部尚书，遇到元皇后崩逝，那么就是泰始末年。任命为尚书仆射，兼任吏部，再次担任选职十多年，那么在咸宁年间，距离做选郎已经二十多年了。郎仁宝不知道山涛在魏世曾做过选曹，而说举荐嵇康代替自己，怀疑是做仆射领吏部时做的，那么绝交一书将是后人伪托的吗？

○论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写《余冬序录》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余冬序录》说：“诗有五平五仄体，有人说从宋代才开始有，不对。”颜延之集《独静阙》偶语：“阴虫先秋闻。”李太白集：“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孟东野集：“夜镜不照物，朝光何时升。”

论说：五仄五平，六朝诗多有这种情况。但也只是长言所至，不知不觉有契合，不是故意做的。然而颜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