巵林卷二

译七十年后，霸主王者将出现。」音义：应劭说：「起初，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把秦邑赐给他；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出兵护卫，平王嘉奖他的功绩，将他列为侯伯，从此秦国与周王室分立，已五百年了。周昭王时，西周君自行归附，全部献出三十六座城邑，这是重新合并。」孟康、韦昭都各自提出了解释。颜师古认为各家的说法都不符合应劭的话。从非子到周献出城邑共六百五十三岁，韦氏的说法是从秦仲到周显王二十六年，献公称伯仅四百二十六岁，都不符合五百年的数目。查《史记·秦本纪》及年表都记载：平王时襄公才开始被立为诸侯，从此开始与诸侯交往。又《周本纪》及诸世家记载：幽王被犬戎杀死，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这与本志相符，这才是分立之时。到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献出城邑共五百一十六年，这是合并之时。五百年是取整数而言。七十年应当是十七年，现在《史记》都作十七年。伯王者，指的是秦始皇。秦始皇刚即位时，政权掌握在太后和嫪毐手中，未能称伯。从昭王灭周之后到秦始皇诛杀嫪毐，正好是十七年。

译续说：查《史记》司马贞的《索隐》也采用这种说法，我读后心中怀疑。考察本志说：“七十年而伯王出”，“出”不是指他刚出生，而是指他即位，必定诛杀嫪毐才能称伯，那么在此之前，始皇难道算是未“出”吗？况且五百一十六年，只说五百岁，相差太大；而十七年的数字却恰好不差，难道繁复的可以粗略而简略的应当精密吗？《六国表》记载昭王攻取西州，岁在丙午，到嫪毐作乱，岁在癸亥，计算是十八年。如果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献邑作为合并，到始皇九年，又计算是十九年，都不能说是十七年。又《周纪》和《封禅书》虽然称合并十七年，而《秦本纪》则作合并七十七岁，年代既久远，编简容易出错，一定要强行统一，错误就更严重了。颜师古牵强附会以求取胜，未必这是正确的。我认为《秦本纪》说孟増受周成王宠幸，造父又受周缪王宠幸，而非子也受周孝王宠幸，这就是所谓开始与周合并。周宣王即位，才任命秦仲为大夫。裴骃按《毛诗序》说：“秦仲开始强大，有车马礼乐侍从的喜好”，这就是与周分离的日子。当宣王元年，是秦仲的十八年，从此到秦惠文君十四年，据本纪是五百零七岁，而依年表是五百零二年，这时秦开始称王，改为惠文王元年，这是分离五百岁后复合的时候。从惠文王元年到始皇即位之年，又得到七十七年，这正是《秦纪》所说“合并七十七年而伯王出”的意思。用这个来验证数字，稍微没有差错，《史儋》的话于是可以深信了。

更造

《卜式传》诏书说：“齐相随牧，牲畜繁殖就分给兄弟，更造不为利惑。”颜师古说：“说畜牧增多，就与兄弟一起重新自营。”

续之说：“查传，卜式有个小弟弟，弟弟成年，卜式独自拿走羊百余头，田地住宅财物全给弟弟。卜式进山牧羊，到千余头，买田地住宅；而弟弟耗尽家产，卜式又多次分给弟弟。”颜师古说重新自营，也稍微接近。然而《百官表》爵一级叫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簮袅，四级不更，九级五大夫，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十八级大庶长，二十级彻侯。而《食货志》自从文帝采纳鼌错建议，已让百姓入粟边六百石，爵位上造，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一万五千石为大庶长。元鼎五年，让百姓可以买爵位置武功爵，级十七万。卜式大概用畜牧的盈余，为兄弟输财于边，供给国家经费，以得到更造的爵位，所以天子表彰他。如果自己重新经营，对朝廷有什么好处，而武帝屡次称赞他呢？况且牛羊繁殖，怎么能用“造”来说呢？又武功爵就是大庶长、彻侯的爵位。臣瓉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书》，颜师古误信他的话，于是误解更造。

施屠浑都

《周勃传》：卢绾反叛，周勃以相国率领军队攻打，攻下蓟，抓获卢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攻打卢绾军队于沮阳。颜师古说：姓施屠，名浑都，沮阳是县名，属上谷。

续之说：“查抵、偃、陉、弱，都不著姓，而这里独独书写他的施屠之氏，浑都之名，繁简不伦，难道是史书的体例吗？假使腐儒用《春秋》书法来衡量，那些去掉氏的，罪过比御史大夫还大吗？我认为御史大夫名施罢了，屠者，是屠其城的意思。浑都，《地理志》作军都，上谷县军都之为浑都，就像本传蓨侯之为条侯一样。”

天汉

《武帝纪》天汉元年注：应劭说：“当时连年苦旱，所以改元天汉，以祈求甘雨。”颜师古说：“《大雅》有《云汉》之诗，是周大夫仍叔所作。用来赞美宣王遇旱灾，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所以依此作为年号。”

续之说：《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将军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将军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开凿昆明池。从此到太初四年，二十年没听说恒旱。到天汉元年夏，又大旱，则在改年之后，而认为是连年苦旱，想要勤政致雨，也不考察时事。查本纪，太初元年筑受降城，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二年将军赵破奴击匈奴不还；三年筑五原寨外列城，路博德筑居延，匈奴入定襄、云中；四年李广利斩大宛王首。天汉元年三月，匈奴归汉，使者派使者来献。当时戎轩屡驾，丑虏纳降。改元之意，直为汉诛夷狄，不再是人力威灵赫濯，如雷如霆，所以称天以屈之，尊大汉也。

姓名

《汉书·高祖纪》颜师古注说：“媪，是老年妇女的称呼。史家不详著高祖母的姓氏，无得记之，所以取当时相呼称号而言。”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

译取用这些说法。《汉书》又说：“汉朝兴起时，有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颜师古说：“四皓的称号原本就来源于此，再也没有其他的姓名可以称呼。大概是隐居的人，隐藏踪迹以远离祸害，不自我标榜显扬，秘密自己的家族姓氏，所以史传中没有能够详细记载的。后代的皇甫谧、圈称等人以及各类地理书籍，争相为这四个人安上姓名，彼此互相矛盾，言论又不可靠，班固没有在书中记载，各家都是主观臆测，现在一并舍弃忽略这些说法，大概是一点也不值得取用的。”

译续之说道：阅览一家之言，必定广泛征引文献；注解一门技艺，必定旁搜博采遗漏。所以王贡龚鲍传中说：“谷口有郑子真，蜀中有严君平。”颜师古说：“《地理志》称君平为严遵，《三辅决录》说子真名朴，君平名遵，那么君平、子真都是他们的表字。”这也是广泛引证的效果，否则严、郑二人的传记，就只得到一半了。班固在《高祖赞》中说：“渡过魏地向东，于是成为丰公。”丰公大概是太上皇的父亲，也不记载他的名字，难道在高祖时代，所生之人的姓名竟然不叙述，致使史官无法称呼吗？我认为汉史崇尚质朴，著作时只列举母亲与神交媾的梦境，以及太公前去查看，以显示此事的奇异罢了。如果说名字湮没无存，那么陆贾、叔孙通等人执笔在朝廷，难道世系就会成为缺文吗？又如四皓虽然隐藏自己的氏族，但在侍奉太子宴饮时，先前各自陈述姓名，必定有真实的奏报。如果像《史记》所说，自称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不仅不是名也不是姓，而且草野之人傲慢无礼到了极点。著书的人不能拾遗补阙，成就一代的典章，反而认为旁通博识的人不知道，而认为怪异吗？况且如果不是司马迁、班固所记载的，就认为是异说，这就近乎删除了。高后纪也只称高皇后吕氏，而注解说：“荀悦说：避讳‘雉’字，称为‘野鸡’。”颜师古说：“吕后名雉，字娥姁，所以臣下避讳‘雉’字。”《郊祀志》：“野鸡鸣。”颜师古说：“野鸡也是雉，避吕后讳，所以叫野鸡。”你看本志说：“神常在夜间发光，像流星，从东方来，像雄雉，声音殷殷。”说：“野鸡夜鸣。”又《五行志》说：“殷高宗祭祀成汤，有飞雉登上鼎耳而鸣叫。”刘向认为：“雉鸣叫的是雄鸟，以赤色为主，《易》中离卦为雉，雉是南方的鸟，接近赤色的祥瑞。”那么屡次斥用“雉”字了。如果果真是吕氏的名字，班固为什么在《郊祀志》中避讳而在《五行志》中不避讳？况且《郊祀志》中下面避讳而上面用名，这是什么原因呢？至于娥姁是表字，尤其荒诞不经，不知道颜师古依据哪一家的说法，而轻率地传播以致忘记其矛盾呢？况且荀悦、赵岐与皇甫谧相距不过二三十年，怎么荀、赵是敦厚的史官，而皇甫谧必定奇异妄诞呢？

○非马

惠后

《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六年，吴广送入他的女儿娃嬴，受到武灵王的宠爱，这就是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去世。司马贞认为惠后是太子章的母亲，惠文王的嫡母。惠后去世后，吴娃才成为正室。到孝成二年，称惠文后去世，这是对的。而下文说吴娃死后，娃的儿子何宠爱衰落，太史公弄错了。司马贞又以下面对左师自称老妇的惠文后，就是吴娃，年六十，在左侧所以称老妇。而束广微说太后才三十多岁，也是错误的。

反驳说：查司马迁既然说“这就是惠后”，又说“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为王，这就是惠文王。惠后，是吴娃的儿子。”又说“吴娃死后，儿子何宠爱衰落”，反复说明，那么这二十五年去世的，肯定是孟姚无疑，不能认为是太子章的母亲。如果惠文后去世，是惠文王的皇后，所以称“惠文后”罢了。自《春秋》夫人及历代帝王妃后的谥号，都跟随丈夫，或者另外改换名讳，没有跟随儿子谥号的，而唯独子何的母亲，仍然用儿子的徽号称呼，古今从未听说这种典制。况且以惠文后为吴娃，那么长安君是主父的儿子，到这时已经三四十岁了，还需要他的母爱怜吗？吴娃在主父十六年入宫，子何的出生应该在十七年，那么二十七年惠文为王，已经十一二岁了。惠文王三十三年，距离离开东宫十二年，下到孝成元年，合计四十六年，假设王后比惠文王大，道理上也有，即使与惠文王同岁，也已经接近五十岁了。《素问》说女子六七十岁，面容焦枯，头发开始变白，七十七岁形体败坏没有生育能力，怎么能不称老妇呢？由此看来，束广微说三十多岁，果然没有说对。

五牛

司马贞《索隐》在《田单传》述赞中说：群鸟迷惑众人，五牛扬起旌旗。

反驳说：《宋书·臧质传》：“柳元景檄文：‘八銮摇响，五牛舒旆。’”又《谢晦传》：“尚书符荆州说：‘警跸前驱，五牛整旆。’”《梁书·王僧辩表》说：“解五牛于冀州，秣六马于谯郡。”《魏收·魏书·外国序》说：“五牛一指，六师骋路。”又《太昌三年诏》说：“五牛警旆，七萃按部。”都是六朝的华丽辞藻，司马贞效仿它。查《晋舆服志》：“五牛旗，平吴后所造，用五牛建旗，车设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元帝以后只用五色木牛象征五时，车竖旗于牛背，让人抬着，旗常缠绕而不舒展旌旗，所谓‘德车结旌’。只有天子亲自出征，五旗舒展旌旗，所谓‘武车绥旌’。”所以《十六国春秋》：刘曜攻打陈仓，南阳王保将杨曼、王连谋划说：“间谍说有五牛旗建

译（史书）大多说胡人君主亲自前来，于是（守军）率领全部兵力背靠城墙列阵，被石勒击败。」现在查考《田单传》：田单守卫即墨，在城中收集到一千多头牛，给它们穿上红色丝绸衣服，画上五彩龙纹，在牛角上绑上兵器刀刃，在牛尾上捆上浸透油脂的芦苇，点燃芦苇末端，夜间放出牛群，五千名壮士跟在牛后面，牛尾被烧得发热愤怒而冲向燕军，燕军大为惊恐败逃。张华（《博物志》作者）却说“五牛”，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田单使用的是奇袭之计，并没有树立旗鼓与敌军正面交锋，而张华却说“扬起旗帜”，这不是诬妄吗？用后代的制度，夸大安平（田单）的功绩，不仅虚加赞美，而且使事实特别谬误。

译季历

《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商纣王杀了周太子历，囚禁了周文王昌，把他关在石室中。司马贞《索隐》说：查考史实，杀周太子历发生在囚禁文王昌之前，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季历并没有被纣王诛杀，说纣王杀了他大概是不实的，不可能周朝还有另一个名叫历的太子。

对此加以辩驳说：《吕氏春秋》记载，王季历被囚禁而死，文王对此感到痛苦，时刻不忘羑里之辱，认为当时时机尚未成熟。武王侍奉父亲，早晚不懈怠，也时刻不忘玉门之辱，经过十二年才完成了甲子日牧野之战的大事。《竹书纪年》记载：“周文丁十一年，周公季历讨伐翳徒之戎，俘获其三位大夫，前来献捷。周文丁杀了季历。”沈约注解说：“周文丁嘉奖季历的功劳，赐给他圭瓒和秬鬯，以九命之礼尊他为方伯。随后将他囚禁在塞库，把文王羁留在玉门。”郁尼用情辞作歌，这个传说流传很久了。《晋书·束皙传》说：“太甲杀了伊尹，文丁杀了季历。”根据这些书籍的记载，季历在商朝，大概没能善终。但是，文丁是纣王的祖父，却说是纣王杀了他，这难道不是所谓天下的恶名都归于一人吗？

望诸、泽天、柱山

《史记》记载：赵国封乐毅于观津，号称望诸君。司马贞《索隐》说：“望诸，是泽的名字，在齐国，大概赵国也有这个地方，所以以此命名。”《战国策》中“望”字写作“蓝”。又《平阳侯世家》记载：柱天侯在衍氏反叛。司马贞《索隐》说：“柱天侯不知是谁，封地在衍氏，是魏国的城邑。”《汉书·地理志》记载：柱天在庐江郡灊县。

对此加以辩驳说：《周礼》记载青州的水泽名叫望诸。郑玄解释说：望诸即明都，在睢阳。那时睢阳应该属于魏国，不属于赵国。况且望诸是个美好的称号，既然已经食邑观津，何必再用齐国的水泽来命名呢？又《燕策》也说乐毅逃奔赵国，赵国封他为望诸君，并没有说叫蓝诸。蓝诸这个人，在《中山策》中有记载，他是中山国的相国，不是乐毅。柱天侯也就像建成侯、奉春君之类，是借用的美称，不一定指他的食邑。况且《汉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灊县的天柱山在南边，也不是叫柱天。当时王武在外黄反叛，程处在燕地反叛，柱天侯在衍氏反叛。服虔说：他们都是汉将，是汉王所封的。汉元年，庐江属于楚国，又怎么能用楚国的土地来封赏他的将军呢？

○说孔

人十月生

《毛诗》“诞弥厥月”的传文说：“诞，大；弥，终也。”孔颖达《正义》说：“《大戴礼》和《春秋元命包》都说人十月而生。《周本纪》说：‘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身体震动像怀孕一样，到期生下了儿子’，那就是一整年了。这里说‘终月’，必定是终了人的常月。司马迁的话，不可轻信。”

辩解说：《淮南子》说：麋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魏略》说：黄牛羌种，怀孕六月，生下孩子。《广志》说：獠民都是七月生。《蜀郡记》说：各种山夷獠人，怀孕七月生，生时一定临近水边，孩子生下就投到水中，浮起来就收养，沉下去就抛弃。难道羌獠的性情，与走兽没有区别，所以待在腹中的月份只有六七个月吗？《淮南子》《大戴礼》《元命包》都称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符合的情况。《前赵录》说：刘渊的母亲呼延氏梦见服用日精，十三个月生下了刘渊。《遁甲开山图》说：庆都在三河观看，阴风四合，赤龙感应了她，十四个月在丹陵生下了尧。又说：女狄在石钮山下汲取泉水，得到月精，吞下后，十四个月生下了禹。《拾遗记》说：简狄怀卵一年而有孕，十四个月生下了契。《汉武内传》记载：王夫人梦见吞日，十四个月生下了汉武帝。《汉书》记载：钩弋夫人十四个月生下了汉昭帝。《蜀录》记载：李雄的母亲罗氏梦见大蛇缠绕身体，有孕十四个月生下了李雄。《太平广记》记载：女仙崔少玄十四个月生。《前赵录》又说：刘聪的母亲张夫人十五个月生下了刘聪。又说：范隆字玄嵩，怀孕十五个月生下了范隆。《太平广记》记载：叶法善的母亲刘氏怀孕十五个月生下了叶法善。还有更奇特的，《论衡》说：传说黄帝怀孕二十个月而生，生下来就神灵非凡。《帝王世纪》说：电光环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应了附宝而怀孕，二十五个月在寿丘生下了黄帝，一说二十四个月生。琐碎的传说记载：供奉官郭坦二十二个月生，起初以为是妖怪，用尽各种针药都不动，生下来也没有其他异常，只是有久有短罢了。《嵩高山记》说：从前阳翟有个妇人怀孕三十个月才生子，从母亲胁下生出，五岁就进山学道，神明为母亲立祠，因此号称开母祠。《世本》和《大戴礼》说：陆终娶了鬼方国君的女儿叫女嬇，怀孕而不生育，三年后开启左胁生出三人，右胁生出三人。《山海经》记载：炎帝孙子伯陵与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怀孕三年，生下了鼓、延、殳。注解说：这是三个儿子的名字。《异苑》说：太原温盘石的母亲怀孕三年然后生，落地就坐着笑，头发覆盖着脸，牙齿都长齐了。还有更奇特的，《宝椟记》说：帝女游玩于华胥之洲，感应蛇而怀孕，十二个月生下了庖羲。《拾遗记》也说：华胥之洲，神母在上面游玩，青蛇缠绕她，有孕历经十二个月生下了庖羲。

译《纬书》则说：华胥踩了雷泽的脚印，怀孕十二载，生下伏羲。《括地记》说：“大人国，那里的百姓怀孕三十六年才生。孩子一出生就长大成人，能乘着云盖，像龙一样。”像这类情况，不是神圣就是妖孽，出生时间没有定数，本来就是适宜的。其中尤其奇异的是，《百缘经》说：“王舍城有一位长者的妻子想要生孩子，却不愿出来。不久又怀了身孕，满十月生下一个孩子。先前怀孕的那个住在右胁，像这样依次怀了九个孩子，各自满十月才生产。只有第一个孩子，还在胎中。母亲用汤药自己治病，没有损伤。母亲死后，亲属请大医耆婆剖开肚子查看，发现一个婴儿，形状很小，头发胡须都已花白，向四周顾视，说：‘因为我前世恶口，所以处在这个热藏中，经过六十年，遭受这样的苦恼。’当时亲属们抚养这个老儿长大，让他出家。”又《止观辅行传》说：“胁比丘在胎中六十年，出生时头发已白，发誓不躺卧，名叫胁比丘。”甚至在暗室中放出光明。《神仙传》说：“老子母亲怀了他七十岁才生，出生时头发已白，所以称他为老子。”《赖乡记》说：“李母祠门左边有碑文说：‘老子初起时，乘着白鹿下托于李母胎中七十二年，出生在楚淮阳苦县赖乡曲仁里。’”《前凉录》索绥说：“老聃父亲李耳字杲，胎中无耳，一只眼睛不明，孤单到七十二岁，没有妻子，与邻居益寿氏的老女野合，怀胎八十年才生下老子。”《玄妙内篇》说：“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在李树下，于是剖开左腋而生。”这是男子中最奇异的情况。《郑语》说：“夏朝衰落时，褒人的神化为两条龙，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位君主。’夏后占卜并告诉策告，龙消失而留下漦，用匣子收藏起来。到了殷周时期没有人打开。厉王末年打开观看，漦流到庭院，化为黑色的鼋，进入王府。府中童妾尚未换牙就遭遇它，及至成年怀孕，当宣王时，生下女儿没有丈夫就养育，害怕而抛弃她。卖弓箭的人怜悯她夜间啼哭，取走她逃到褒国。褒人褒姒有狱事，借此进入王宫，王宠爱这个女子，致使她成为王后。”孔颖达《诗·白华》疏说：“《帝王世纪》认为幽王三年宠爱褒姒，褒姒十四岁。如果这样，那么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去世，这是在幽王即位前十二年生的。她出生在宣王三十六年。厉王流彘，于是有共和十四年，之后宣王即位。从宣王三十六年上推至流彘那年为五十年。流彘时童妾七岁，那么生女时母亲五十六岁，总共在母腹中五十年，她的母亲在共和九年成年，十五岁怀孕，自怀孕后尚四十二年才生，作为妖异，所以不与人道相同。这是女子中最奇异的情况，然而孔氏相信处胎五十年的褒姒，却不相信期月离里（十月出生）的老子，为什么呢？罗苹说：老聃在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出生，宣王在周朝号称贤主，而今古人的妖异同时出生，那个时代难道是天时造成的吗？”

译赞刘

宋孝王、王劭

刘子玄在《史通·言语篇》中说：“王劭的《齐志》、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言辞刚正，笔法直率，致力于保存直道，方言俗语，因此得以完全彰显。然而现在的学者，都责怪这两人言语多浮夸污秽，话语损伤浅薄俗气。事物的本质本来如此，却把过错推给史官，这就像照镜子的人看见嫫母有很多丑处，却归罪于明镜一样。”在《直言篇》中说：“王劭、宋孝王叙述当时史事，务必审慎核实。当时河朔地区的王公，祖业尚未败坏，邺城的将相，基业仍然存续。而这两人书写他们所忌讳的事，毫无畏惧之色，刚正不阿，绝不吞吐。这就是他们啊！”在《补注篇》中说：“史志追求广博，但才力缺乏条理，删减烦冗则意思有所吝惜，全部记载则言语有所妨碍。于是确定那些杂乱的内容，列为子注，像宋孝王、王劭就是这样。”

赞曰：史书以直笔书写为正统，以详尽丰富为美好。像刘子玄所说，宋孝王大概两者兼备了。而李舍人在《北齐书》中说：“广平人宋孝王喜好褒贬人物，当时舆论非常厌恶他。担任北平王文学时，请求进入文林馆没有成功，因而非议诋毁朝中士人。撰写《别录》二十卷，恰逢平定北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加广博见闻，编成三十卷。言语多荒谬虚妄，篇章次序冗长杂乱，没有著述的体例。”魏郑公在《隋书》中说：“王劭撰写《齐书》，采用编年体二十卷，又撰写《齐书》纪传体一百卷。有的文词鄙陋粗野，有的不合规范，骇人听闻，大为有识之士所嗤笑鄙弃。”又说：“王劭既然撰写《齐书》，又兼修隋朝典制，喜好诡异的学说，崇尚街巷的闲谈，文辞鄙陋污秽，体例繁杂，正直方面愧对南史、董狐，才力方面不如司马迁、班固，白白耗费笔墨，不足以供人观览。”按照魏郑公、李舍人的评价，那么宋孝王的遗著简直就是污秽的史书罢了。刘子玄的美言，既与史书的贬词相互纠缠，又彼此疏远。两本书已经亡佚，无法审察其大概了。大概末世史臣，谄媚的人称为隐恶，依违两可的人称为微词，只崇尚华丽的文辞，无关真实记录。从前孔子，已经对胜质发出感慨了。况且五行志拾取细碎琐事，都是街巷的闲谈。《礼志》援引鬼神，都是诡异的学说。看见别人的细故，却迷失自己的大疵，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公羊传》话语半是青辞，齐国史事多鄙陋累赘。汉代尊崇为六经，在学宫设置博士。如果按照魏郑公、李舍人的旨意推论，《公羊传》早就可以废除了。兰台执笔的史臣，没有不指摘前史谬误的。班固不满于司马迁，范蔚宗也对孟坚有遗憾，难道只是魏郑公、李舍人讥讽宋孝王吗？《史通》评论说：“李氏撰写《齐书》，庙号触犯当时忌讳的称谥号，把世祖改为文襄，把世宗改为武成。有的因为武定年间辅佐天命降在成朝，有的因为河清年间事迹擢升在襄代，使读者昏乱不可测度，惊骇而多疑。”《隋书》王劭、袁充两传，只记录他们的诡辞妄说，于是充满一篇，又加以诋毁呵斥，尤其谄媚惑众。既然记载无益，何不遗而不载？至于讥讽王君懋《齐隋》二书叙录烦琐，如刘臻还宅，访子方知，王劭思书被奴仆侮辱，如果全部记载，过失更多。两位公子的见解遭到诋毁，又如此。可以说黄雀利嘴，不知道童子挟弹啊。

司马子长史

通论汉史说：“司马迁叙传巨细备陈，却不写他的字，难道是墨生所说的大忘吗？”像班固为司马迁作传，应当说：“司马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云云，直到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著述的体例，不应当这样吗？

赞曰：今人相承以子长为司马迁字，诸史传中没有。《文选·报任少卿书》作“司马子长”，李善注以为史迁，然而未曾明列出处。吕向遂在《汉书》中说：“司马迁字子长，河内人”，可谓欺妄了。张衡《应间》有云：“子长谍之烂然有第。”章怀注：“司马迁字子长。”作《史记》，也不言出何书。按《论衡》说：“范张冤屈，太史公列记其状。邹衍见拘，睢仪之比也。”子长何讳不言？又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汉纪·太史公司马迁上》说：“李陵功下腐刑。”下文说：“司马子长既遭李陵之祸，发愤著《史记》。”这两本书稍觉有绪，也最先出现。然而竟无直书“司马迁字子长”者，终为不畅。岂非孟坚作始之弊吗？

录崔

犀角刀子

《纪闻》说：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常慕五柳先生之号，自称布衣公子，即中书令河东侯裴炎的外甥。少年时挺立异操，德行学业过人，王勃等四人都出自门下。裴炎遇害，公子被贬为牂牁建安丞。当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乱行诛杀甚众，素来与裴炎不协，想陷害他。公子将见崔察，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在街中遇到一人，形状瑰伟，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异人说：公有犀角刀乎？曰：有。异人说：甚善，今授公神

译咒语。见到中丞时，只需俯身趴下，掐动手诀【注说：意思是带着犀角刀子，掐着手诀才能念咒，这个手诀是用大拇指指甲掐住左手中指第三节的横纹】，然后默念咒语七遍，应当会有所感应，就可以没有祸患了。咒语说：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身念诵咒语，等到可以抬头看时，那个奇异的人已经不见了，公子对此感到非常惊异。随即到了审察处，一同被押送的有三十多人，公子的名字排在第二十位，前面十九个人被叫到名字后，经过绞刑斩首的将近一半，轮到公子时，他按照教示长时间念诵咒语，没有看到审察官，抬头看时，只见有一个神人，身高一丈多，从西边的台阶走到审察官面前，右手拉着他的肩膀，左手扭着他的头，脸正对着他的背。其他人只看到审察官低着头，用手指定着字罢了。公子于是得以脱身，等到走到屏风处，回头再看，神人已经不见了。公子后来担任了几个县的县令，精通内教。

译録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记载，《纪闻》十卷，由牛肃撰写，崔造作注。这一条是《太平广记》卷一百十二摘录的。持守正道的人认为这是记载怪异、浅陋的传闻，斥之为欺骗荒诞，不能一一向见识浅陋的人解释清楚。崇祯癸酉年，公孙疆之担任国子监祭酒，有一位来到我邑县担任县令的人，用笔墨文书委托我，常常墨迹未干就不讲礼节。我感慨地说：“古人不能为了王门伶人而对使者打破琴，我怎么能做官府里的胥吏呢！”于是对着差役掷笔谢绝。县令如雷霆般震怒，仇家暗中得知，因而构陷我。县令与仇家谋划陷害我的方法，已经积年累月了。乙亥年六月，学政巡视辖区到达，县令于是与仇家借其他事罗织罪名陷害我。十一日，诉状刚发出，诬告的奏章就迅速呈上。学政将此事下发到郡学，公函往来，气势如霹雳。所列举的罪状，大概是千古未有的恶行。我正躺在荔枝木床上休息，自认为没有祸患，既然不干预外事，却忽然得到这样的指控，城中大小官员都震惊沸腾。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十四日，才去拜访赵学师，自觉坦然不屑。学师说我溺爱别人必定会笑，生我气说我太痴愚。十九日，传令到台宪对簿公堂。学政很了解我的冤屈，多次为我昭雪，又下发给县令重新审理。县令磨牙厉吻，想要嚼碎我才能甘心。见到我时，神情像饥饿的豺狼；有人为我求情，他的声音就像吼叫的老虎。我说命运在于天，不能屈服于下。上司催促案卷的檄文来了五六次，县令故意拖延诉讼。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在庭上具结两造。我引友人方翊祚作证。案件上报后，我想起郏县县令的事，偶然用象牙刀子代替犀角，掐诀诵咒如同异人指点。这天虽然没有神人扭断脖子的事情，但在争辩时，我像奴仆一样轻视仇家并辱骂他，又拍打他的头。县令只是嘻笑，起初没有说什么。旁观的几百人，都怀疑其中的缘故。审讯结束第二天，判决书上报，才得解脱。不到几个月，两个仇人都死了。三郡的人没有不为我感到痛快的，认为天道如此昭昭，这咒语的力量不可诬蔑。所以详细记录这件事。世间的君子遭遇无妄之祸，得到这种说法而保存它，以保全自身，或许可以吧。

○绎李

薫莸

《文选》沈休文奏弹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云：“非我族类，往哲格言，薫莸不杂，闻之前典。”李善注引《家语》颜回曰：“闻薫莸不同噐而藏。”

绎之曰：“《世说新语》记载，王丞相初在江左，想要结交吴人，请求联姻。陆太尉陆玩说：‘培塿无松柏，薫莸不同噐。我虽不才，义必不为乱伦之始。’沈休文所称引的，大概是用这件事罢了。”

南浦

江文通《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李善注引《楚辞》曰：“予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绎曰：宋释慧琳作《竺道生诔》云：“风肃流清，云髙林素。”送别南浦，交手分路。语出《楚辞》，则琳公已先之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传谓文通作吴兴令送客处，此甚可笑。三闾之别美人，慧琳之送髙僧，亦何所指乎？

于严

刘孝标《辨命论》于公髙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望丧，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李善注引《汉书·严延年传》。

绎曰：《荀悦汉纪》丞相于定国，父于公，为东海决曹掾，决狱甚明，凡罹于法者，皆无恨于公。里门闾壊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髙大令，容驷马髙盖。我治狱多阴徳子孙必兴。”严延年为河南太守，为治严酷，母从东海来，适见报囚，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行矣，去汝东归，除扫墓地，待汝。后岁余而诛故人，为之语曰：“于公髙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望丧。”此东海人风謡，《汉书》不载，孝标盖全用之。

泥首

陆倕《石阙铭》曰：“严鼓未通，凶渠泥首。”李注引张温表曰：“临去武昌，庶得泥首阙下。”

绎曰：李善不释泥首之义，不若刘良注云：“泥其头面以降，差为明畅。”予友詹修之谓其非是，泥者叩头虫也，泥首即叩首耳。予谓范晔《公孙述论》曰：“述谢臣属，审废兴之命，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注引干寳《晋纪》：“吴王孙皓将其子瑾等泥首面缚，泥首不当言泥首面缚，泥首衔玉也。”又任彦升《让表》：“泥首在颜，舆棺未毁，如曰叩首不得复言在颜矣。”按甄鸾《笑道论》曰：“涂炭斋者，黄土泥面，驴蹍泥中。晋陆修静犹以黄土泥额，欲反缚悬头，众望同笑。”然则泥首是以泥涂首，自示污辱耳，比于谢豹，岂求新而反失之乎？予复忆五六岁，先大父抱着膝上坐，客有酩酊者，先大父问予曰：“俗说醉如泥，何义也？”予妄对曰：“泥者，淖埿之物，

译就像泥盖烂醉那样的说法罢了。”客人们都说我从小聪慧，我的祖父说：“不是这样，‘泥’是一种爬行虫的名字，碰它一下就会蜷缩跌倒。如果一天不斋戒，醉得像泥一样，是把它比作这种虫子。”我后来阅读蔡梦弼的《杜诗注》说：“禆官小说记载：南海有一种没有骨头的虫子，名叫泥，在水里就活着，离开水就醉得像一堆泥。”然而这个说法与张邦基的《墨庄漫录》相同，《漫录》又说：“伪闽王王延昶举行通宵的宴饮，用银叶做成酒杯，柔软得像冬瓜片，酒满了就不能放下杯子，只有喝完才停止，叫做醉如泥。”如果按照修之所说，那么泥作为虫子，又有两种了。然而吴道元的《与天公笺》说：“小婢从成，南方的奚人，又被狗咬，困倦熟睡得像泥。”这又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了。

译佛诞生的时间

王巾在《头陀寺碑》中说：周朝和鲁国的两位庄公，亲身昭示了夜晚景象的鉴证。李善注引顾微《吴地记》说：佛法详究其起始，但典籍中也没有听闻。鲁庄公七年夜晚，是佛诞生的日子。

我解释说：如来出世的时间，经书记载参差不齐，然而说恒星看不见时诞生，这种说法特别荒诞。查《因果经》：摩耶夫人前往蓝毗尼园，在四月八日太阳刚出来时，园中有棵树名叫无忧树，她举起左手牵拉摘取树叶，菩萨渐渐从右胁出生。《瑞应经》：太子在四月八日夜明星出现时出生。《长阿含经》：香姓婆罗门问阿阇世王说：“什么时候佛诞生？什么时候成道？什么时候灭度？”回答说：“沸星出现时诞生，沸星出现时出家，沸星出现时成道，沸星出现时灭度。”《萨婆多论》说：“佛在二月八日沸星出现时诞生。”又《佛所行赞》说：“三月八日菩萨从右胁出生。”所有这些经论，都出自西方，仲春、孟夏，月份既已错乱，日出星辉，黄昏黎明又不同了。至于释玄恽说：“时代既然遥远，难以论辩，考求外典，似乎可知。”《春秋》鲁庄公七年，即庄王十年，四月辛亥，恒星看不见，星星坠落像雨一样。解释内外典籍，以四月为正确。又《泥洹经》说：“佛初出生得道，都在四月八日。”现在认为这是正确的。我查《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看不见，左氏说：“夜晚明亮。”星星坠落像雨，和雨一起。何休《公羊学》说：“列星，是天的常宿，周朝四月、夏历二月，黄昏参伐、狼注的星宿应当出现，参伐主斩艾立义，狼注主持衡平，都熄灭了，是天子微弱，诸侯背叛。”范宁《谷梁集解》说：“众星列宿，是诸侯的象征，看不见，是诸侯抛弃天子礼义法度。”大概都认为夜晚明亮、星星坠落是王室衰微，诸侯违抗命令的缘故。我认为五石坠落，六鹢飞翔，都在宋都，那么恒星看不见，是鲁国看不见，星星坠落像雨，是坠落在鲁国，齐、卫、晋、楚不一定都这样。《谷梁疏》引《感精符》说：“恒星看不见，夜中星星坠落像雨，而王不恐惧，派荣叔改葬桓王墓，奢侈华丽太甚。”《公羊疏》也引《春秋纬》说：“恒星看不见，夜晚明亮，周人荣奢改葬桓王墓，死尸复扰，最终不觉。”宋氏注说：“七年恒星看不见，夜晚明亮，正是由于三年荣奢改葬桓王。”这些都是凭空附会的说法。如果一定要援引作为悉达多诞生的缘由，那么迦毗罗卫也夜晚发光吗？也星星坠落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天竺圣人知道中国那晚的夜晚明亮吗？还是中国圣人知道天竺那晚诞生佛吗？作三传的人，都说周朝的四月，夏历的二月，西方的书，认为二月八日的，是用夏历确定的吗？认为四月八日的，是用周历审定的吗？净饭王的宫殿，兼用夏周二历，那时已经奉行正朔了吗？杜预《左传》注说：“恒，常。”指常见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大概当时没有云，日光不因黄昏而隐没。正义说：“夏历仲春，这月黄昏弧星在中，弧在舆鬼南，那么当时南方之星都应当列见。常见之星，指南方星。”杜预用长历校勘，知道辛卯是四月五日。辛卯是五日，那么辛亥在二十五日。玄恽又怎么能以八日为正确呢？沸星是弗沙，即鬼宿。鬼在南宫，南方七星既然都隐没，沸星为什么独自可见？《春秋》星变，比作日食，河济之间，有时落石像雨，何谓吉兆？耀灵隆照，夜间出现在莱夷，东暆之城，至今垂号夜明，何谓瑞应？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鹆来巢，公谷都说：“夷狄之鸟，不应当来入中国。”如果陨星夜光，是婆伽诞生所致。其怪异，何止鸜鹆呢？那些宋均、何休、服虔、郑玄、杜预之类，生在其后，应当有所闻。如果说星星夜间坠落，同于鬼夜间哭，那么应当表彰其怪异，以表明佛教通中国之始；如果说天不夜，均于日再中，那么应当列出其祥瑞，以彰显法王肇始象教之初；而都不提及。刘歆则仅说昼象中国，夜象夷狄，夜晚明亮所以常见之星都不见，象中国微弱。《路史》说：“川地震动，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见，星陨如雨，变有大于此的吗？”历考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恒星不见者三，星陨如雨者十四，都不是好事。况且诸妖丛夜，今古独此，如果佛果因此变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何况年庚日甲，无一可合呢？我因广寻诸家之说，大有谬误者。《南齐书》袁粲驳夷夏论说：“白日停光，恒星隐照，诞降之应，事在老先。”沈约答陶隐居难均圣论说：“释迦初诞，惟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见瑞相。又有日”

译月亮、星辰停住不动，又说明星出现时坠落地面，这与《春秋》中“恒星不见”的意旨永远相违背。”释道安在《二教论》中说：“智慧之光远照，楚庄王因此目睹夜明。”注释引用了《左传》。鲁庄公七年甲午年四月辛夘日夜间，恒星看不见，星星坠落像雨一样，这就是周庄王的十年。《庄王别传》说：于是立即进行占卜，说西域铜邑人出世，所以夜间明亮，这不是中原的灾祸。考察佛经，如来在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出生，也在二月八日成道，出生和成道都放出光明。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春秋的四月，就是夏历的二月。依照天竺的周正历法与夏历相同，杜预用晋历推算辛夘日是二月五日。道安和董用忠用鲁历推算，就是二月七日；用前周历推算，就是二月八日。又依照鸠摩罗什法师的年纪及石柱铭文，如来在周桓王五年岁次乙丑出生，桓王二十二年岁次癸未出家，庄王十年岁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岁在甲申灭度。后魏书僧昙谟最与道士姜斌辩论，昙谟最说：佛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出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灭度。《隋书》说：释迦在周庄王九年四月八日，从母亲右胁出生。释法琳《辨正论》说：调御（佛）诞生在昭王甲寅年的年终，穆王壬申年。法琳又针对傅奕废除佛教僧侣的事，引用《周书异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年四月八日，江河泛滥上涨，井泉溢出，大地震动。那夜五色光气进入贯穿太微星垣，遍布西方。昭王问太史苏由说：“这是什么祥瑞？”回答说：“有大圣人在西方出生，所以显现这种瑞兆。”一千年后，声教波及这片土地。昭王立即刻石记录，埋在南郊天祠前，在这个时候，佛刚在王宫出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看见西方多次出现光气，先前听到苏由的记录，知道西方有圣人处世，恐怕不符合周朝的道义，就与相国吕侯向西进入，在涂山会合诸侯，以禳除光气的变异。到五十三年壬申年二月十五日，暴风折断树木，大地震动，西方有十二道白虹，连夜不熄灭。穆王问太史扈多说：“这是什么征兆？”回答说：“西方大圣人灭度，衰相显现罢了。”穆王非常高兴，在这个时候，佛入涅槃。又说考察《普曜经》《本行经》等，都说佛是周朝第十五位君主，庄王九年癸巳年四月八日乘坐檀楼阁，显现白象形状，从兜率天降生中天竺净饭王夫人摩耶的胎中，到十年甲午年二月八日夜，鬼宿合。当时从摩耶右胁出生，放大光明，照亮三千世界，原本天空虚空无云，却自然下雨。《左传》说：“星星坠落像雨，确实知道是佛出生的时候。”十九岁出家，三十岁成道，四十九年在世说法。到周匡王四年壬子年二月十五日后半夜，在拘尸城入般涅槃。又说：齐朝统上法师回答高丽使者说：“佛是西周第五位君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年出生的。”又贞观十三年敕令尚书刘德威、侍郎令狐德棻问法琳法师说：“依照《辨正论》说：姚长谦历法说佛是昭王甲寅年出生的，穆王壬申年灭度。为什么法显传中说：圣殷王时出生？推像正记中说佛在周平王时出世。依照道安作论，坚持说是桓王；费长房作录，肯定说是庄王，为什么传述混乱，没有可以依据的？”回答说：“依照魏国昙谟最法师及博士姚长谦等，根据《周穆天子三传》众书，参照《阿含经》等仔细推算依据事实，佛是周朝第五位君主昭王瑕二十四年甲寅年四月八日剖开右胁诞生，就是《周书异记》所说的。法显虽然外出游历各国，传记不可依据。又像正记罕见依据，道安作论依据罗什记，罗什记继承安世高，又遵循翻经学士费长房说佛在庄王时出生，只根据恒星作为验证，没有领悟恒星另有其他原因。费长房又说佛四月八日下托胎也是不对的。凡人正月怀胎就十月出生，四月怀胎就正月出生，佛俯同世人七月怀胎，所以四月出生。费长房的录定肯定不可依据。”又装法师《西域行传》说：“腊伐尼林有无意华树，佛原本诞生处，说相当于中原二月八日，上座部说相当于中原三月十五日。”《路史》说：“谢承《汉书》以佛为周庄王癸丑年七月十五日托于摩耶腹中，十年甲寅年四月八日才出生。然而庄王十年是甲午，不是甲寅。腐儒习惯于妄说，刻意牵强附会，却不知道考证罢了。”元朝金履祥《通鉴前编》：“昭王元年己丑，二十二年庚戌，释氏出生，引用《周书》记载异词。”然而高僧核论既然众说纷纭没有凭据，即使一个人的记载也矛盾而自相违背。昭王、平王、桓王、庄王没有确定是哪位君主，仲春、孟夏没有审明其时间，而中华儒生却想多方牵强附会以求其符合，不是太迂腐了吗？考察《竹书纪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恒星不见。这一年就是癸丑。说佛出生在昭王甲寅年的，大概也是窃取恒星不见的事，不能深入核实，而误把癸丑当作甲寅，又误把十四

译这一年是二十四年。《帝王世纪》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竹书纪年》记载昭王十九年南征未归。所以沈约在穆王即位条下注解说：“从武王到穆王，享国百年。”大概武王作为西伯十一年，作为天子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合计百年。如果昭王在位五十一年，那就超过一百三十年了。沈约怎么会这样说呢？又穆王元年岁次己未，如果是壬申，那就在十四年，仅仅十九年罢了。法琳所争论的，可以说是无知妄作了。罗泌说：“恒星不见虽然不一定是佛陀诞生，但考察其天象变化，也预示着后来有佛。说孔子有意记载这件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这又把《庄子》的话当作确凿无疑，自己陷入牵强附会而不自知。孔子预先知道继承周朝的是秦朝，誓言保存在《尚书》的末尾简册上。现在依据恒星记载来推测佛教，必定认为佛陀是在那晚出生的，那么道安、法琳的繁琐言辞都成了多余，而孔子的一句话就足以确定了。多见罗氏的荒诞不经啊。

译○复杜

杜鹃

杜甫《杜鹃行》说：“您没看见昔日的蜀国天子，化作杜鹃像老乌鸦，寄居鸟巢生子自己却不啄食，群鸟至今为它哺育雏鸟。”又《杜鹃》诗说：“我从前游览锦城，在锦水边结茅为屋，有一顷多竹子，高大的树木直插云天。杜鹃在暮春时节来到，哀哀地叫在林中。我见到它常常再次拜祭，看重它是古代帝王的魂魄。生子在百鸟的巢中，百鸟不敢生气，反而喂养它的孩子，礼节如同侍奉至尊。鸿雁和羔羊，在太古以前就有礼节，飞翔与跪乳，懂得次序又知道感恩。圣贤是我的法则，托付给后世传扬。”

我反驳说：蜀国有个君王叫杜宇，从天隳山出来，大概是天的精灵。朱提有个梁氏女子，从江源出来，杜宇纳她为妃，于是称王于蜀，号称望帝。荆州有个人叫鳖灵，从井中出来，身体死后逆流而上到汶山，又复活。杜宇任用他为相，鳖灵有开凿巫峡的功劳。刺史西州望帝对自己的妻子淫乱，惭愧而让出国家，离开隐居在西山。后来因为失去权势悔恨而死，魂魄化为鸟，名叫杜鹃，也叫子规。这是扬雄、应劭、许慎的说法。其他书有的说冰融化时杜鹃鸣叫而百草奋起生长，也说春分时杜鹃鸣叫而众花摧落，倒悬身体以寄托它的苦楚，面向北方以比喻它的思念。巢中的鸟为它喂养雏鸟，农家根据它的鸣叫来下地耕作。周公叫它嶲，师旷叫它鸐，屈原叫它鹈鴂，宋玉叫它鳾归，吕不韦叫它隽燕，戴德叫它瑞雉，司马迁叫它秭鴂，扬雄叫它子■〈鸟隽〉，王逸叫它置■〈危鸟〉，张揖叫它鷶■〈危鸟〉，沈荣叫它鷤■〈圭鸟〉，张华叫它怨鸟，许慎、郭璞叫它子隽，常璩叫它子鹃，徐广叫它子鴂，李士谦叫它鶗鴂，韩愈叫它催归，顾况、陆龟蒙叫它谢豹。大体上是因为它自己呼叫的声音作为这种鸟的名称，字虽然不同，语大概同音。只有杜宇自帝已在周朝，其余《尔雅》既然是周公所作，当时没有杜主，怎么会有啼鹃？常璩也说：“子鹃这种鸟，现在说是隽，四海都有，何必在蜀？”况且刺史是秦朝的官职，蜀国时代尚未具备，以此反过来质疑扬雄、许慎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查《尔雅》隽周燕燕鳦，舍人注说：“隽周名叫燕燕，又名鳦。”孙炎说：“这是三个不同的名字，说隽周是燕，这说法又不同。”自从《禽经》、《华阳志》把隽周当作杜鹃，著书的人于是沿袭。而罗愿读作隽又读作周燕，大概是依据《说文》了。大概杜鹃为帝，应当如《蜀王本纪》所说，望帝离去时正好是二月，子规正在鸣叫，所以蜀人悲子规而思念望帝。文士喜欢新奇，往往证实这种说法，如刘渊林称《蜀记》说：“王姓杜名宇，死后化作子规。”左思说：“鸟生出杜宇的魂魄。”鲍照说：“鹃是蜀帝的魂魄。”温庭筠、陆龟蒙、罗隐、胡曾等人都有赋咏，不只是杜甫，本来因为变化非常，神怪无法测度。杜宇既然化作而生，何必不化作而死？然而一生摧残憔悴，难忘黄屋的尊贵，四海翻飞，竟思念玉垒的快乐。啼夜的悲哀未歇，亡国之君，并非诬蔑。只是寄巢哺雏，出自杜甫的密意。树深竹密，事情应当亲眼见到而随即写作。后来《杜鹃行》，又说：古时杜宇称望帝，魂魄化作杜鹃。为何细微跳叶窜枝，在树木中抢佯瞥捩，雌随雄。羽毛惨黑而憔悴，众鸟怎肯相尊崇？毁坏形体不敢栖息华屋，短翅膀只愿巢居深丛。穿皮啄朽，嘴快秃了，苦饥才得到吃一条虫。谁说养雏不自哺？这话也足以愚弄蒙昧。那么栖息没有幕燕的安稳，啄食有飞鴷的困窘。与先前所称仍为餧子，若奉至尊者，贵贱忽然不同，矛盾太甚。查鲍照《行路难》说：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飞走树间逐虫蚁，岂意往日天子尊？那么博物所称生子寄他巢，百鸟为饲之，大概是虚说。子美西川之作《诗史》谓何？下笔有神，言不可逝也。

○疑白

苏小

芥隠笔记引白乐天诗：“扬州苏小小，人道是夭斜【音伊邪切】”

我怀疑说：“我在晋安遇到陈士传，将要去西湖隐居，作诗送他其中说：‘酾酒频逰苏小墓，载书时泛议曹湖。’他离开后，偶然见到白公此语，深怅使事之误，更忆乐府《钱塘苏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騘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题说：‘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娼也。’《才调集》温飞卿《苏小小歌》云：‘家在钱塘小江曲，香奁艳语。’《苏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钱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苏小小歌》：‘西陵墓下钱塘潮，潮来潮去夕复朝。’则予非误矣。又翻《春渚纪闻》：司马才仲槱初在洛下，昼寝，夣一美姝牵帷而歌曰”

译“我原本住在钱塘江上，花开花落，任由岁月流逝。”等等，并且说：“日后我们在钱塘江上相见。”等到才仲考中进士，担任钱塘幕职，官舍就在后唐苏小小的墓旁。不久，才仲又梦见那位美女笑着迎接他说：“昔日的愿望实现了。”于是两人同床共寝。从此以后，她每晚必定前来。同僚们都说：“这是苏小小墓中的妖魅。”不到一年，才仲因病去世。考察此事，苏小小确实是钱塘人。白居易《杨柳词》写道：“苏州的杨柳任凭你夸耀，更有钱塘的苏小小。若懂得多情去寻找小小，绿杨深处就是苏家。”这也认为她是武林（杭州）人，可知扬州是杭州的误写。宋代陈子兼《窗间纪闻》记载：“嘉兴县西南六十步，《地记》说：这是晋代歌妓苏小小的墓。现在通判厅有一块残石，上面刻着‘苏小小墓’。”徐凝《寒食诗》写道：“嘉兴城郭里逢到寒食节，落日时分家家户户扫墓归来。只有县前的苏小小，无人送给她纸钱和灰烬。”那么小小的墓又在嘉禾（嘉兴）。难道是因为美丽的歌姬，两地都争相以拥有她的墓为荣吗？刘禹锡《送裴处士诗》说：“记得当年认识你的地方，在嘉禾驿站后墙相连处。垂钓钓得王余鱼，踏着芳草一起登上苏小小墓。”梦中吟咏已经涉及此地，《窗间纪闻》的记载也就并非虚妄了。

译巵林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巵林卷三

（明）周婴 撰

○问欧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新唐书·宗室宰相世系表》都是由他编撰的。

崔表

《唐书·崔氏表》说：崔意如担任秦朝大夫，被封为东莱侯。有两个儿子：业、仲牟。业，字伯基，在汉朝封为东莱侯，居住在清河东武城。生了太常信侯昱。昱生了襄国太守穆侯绍。等等。仲牟生了融，融生了石，石生了廓，字少通。生了寂。等等。

我问道：我先前撰写《崔氏绵史》小序时说：“崔氏在战国时期，文献记载中断，风范徽音遥远难寻。等到秦汉之际，才有世系表可以追寻。世系表记载崔意如开始确立继承爵位的序列，所以现在以意如作为崔氏的始祖。虽然表中编排次序，难免有错乱之处，但依据旧史记载，姑且附会存疑。”查阅《唐书·宰相表》等记载。我私下认为，秦朝废除公侯爵位，没有尺寸之地的封赏，意如却不符合惯例地获得封邑，独自划分土地称孤道寡，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一点。汉朝铲除秦朝旧制，评定军功，业又得以保有东莱侯位，俨然面向南面称尊，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点。司马迁、班固的两部史书表记载详尽无遗，功臣恩泽表中没有封东莱侯的，也没有侯崔业，而《唐表》却有。汉朝郡名中没有襄国，却说绍担任太守，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点。《陈留志》记载：“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齐国人，隐居在夏里，所以号称夏黄公。”现在世系表中所列的少通，不就是四皓中的夏黄公吗？既然意如受封土地爵位，已经在嬴秦年间；少通白发吃芝，也应当在秦始皇时期。而表中却说：“意如生了仲牟，仲牟生了融，融生了石，石生了廓。”难道有祖孙五代，都聚集在同一时代？又哪有高祖刚刚建立本朝，而玄孙反而逃避其世的情况呢？如果说意如在庄襄王之前，那么儿子业就不能在绛侯、灌婴之列。况且秦始皇二十六年才灭掉齐国，东莱如果真的受封，应当在经过黄腄、登上之罘山之后，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四点。所有这些，大概与《云笈七签》中所称的崔仲牟在秦朝封为汶阳侯一样，都属于模糊不清的记载。只是欧阳修远远独占文坛宗主地位，唐史高高仰视金匮石室，难以用浅陋之见去揣测其深奥。《谷梁传》不也说吗：“听远处的声音，只听到急促的而听不到舒缓的；看远处的人，只看清容貌而看不清身形。”确实如此，于是承袭欧阳公的表，来记载崔氏的先祖。偶然在废弃的箱子里得到《绵史》开头几页，虫蛀的书籍尚存，但像郢人那样高明的匠人已逝，拿着书反复阅读，不禁怅然若失，有今昔之感。破扫帚尚且不忘，姑且在此记下。

魏论

欧阳永叔在《明正统论》中说：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认为魏统辖两方，而是并列为三志。现在贬低两国，提升魏而统辖它们，作《魏论》。《魏论》说：新朝与魏都是夺取汉朝的，新朝随即败亡，魏于是传了几代而成为晋朝。不幸东汉没有贤能的子孙，而魏成为不讨伐的仇敌。现在贬低新朝而提升魏，怀疑的人说这是亲近奸邪而进用恶人，这不可以不讨论。从前三代兴起，都凭借功德积累数代而后称王；它们的灭亡，衰败混乱的迹象也积累数代而后彻底崩坏，然后才有起来取代它们的人。自从秦朝以来，兴起者凭借武力，所以直接比较其迹象的逆顺、功业的成败罢了。汉朝的功德，从安帝、和帝开始衰微，到桓帝、灵帝时彻底崩坏，衰败混乱的迹象积累数代，所以豪杰并起争夺，而强者得到它。所以魏夺取汉朝，与汉朝夺取秦朝，以及秦朝夺取周朝没有不同。得到秦朝正统的是汉朝，得到汉朝的是魏朝，得到魏朝的是晋朝。晋朝应当统辖天下了，所以推究其本末来说，那么魏进为正统，可以没有怀疑。

我问道：“三代积累功德而称王，秦人积累勇力而称帝，汉朝祖先，功德没有听说，武力又有什么，却称他们得到正统？不就是因为统一天下吗？到了曹氏又不然，宦官像害虫一样作乱，宫禁中嗣位者像嵩山一样稳固（指曹丕继位），乞丐携带抚养（指曹丕养子），孟德穷兵黩武不止，哪里有恩泽惠及百姓的恩德？子桓（曹丕）小道可观，哪里有累世相承的功绩？只是凭借权奸世代相继，帝位坐享转移。曹叡凶狠残暴超过他的祖父父亲，然而他忍死之际，国命已经归于司马氏了。”“从前秦朝承受天命，二周已经烧尽，六国都迁移，才开始建立皇帝的称号。汉高祖崛起，所夺取的只有一个秦朝，轵道系组（指秦王子婴投降），版图都归入刘氏，所以汉朝称正统而不惭愧。”“在曹丕、曹叡时，论土地只有一半于吴蜀，论武力仅守中原，二三十年间，杀害幽帝、齐王、芳帝、昭帝、高后、髦帝，其微小程度曾不及灵帝、献帝，而说强盛可以胜过吗？安和便足以上接高祖、光武的正统？是功吗？是德吗？是力吗？不知道。”“况且魏如果想统辖两方，两方奉上印钥，禀受正朔就可以了。现在蜀国视曹氏为贼，吴国玩弄魏国像小孩一样，魏能得到并统辖他们吗？如果说汉朝没有良苗，魏仇不讨伐，不得不把正统归于魏，那么汉中即位，白帝崩殂，诸葛亮一心吞并魏国，姜维志在灭曹，义士何尝没有《匪风》的哀叹？怯夫何尝没有《小戎》的思念？等到刘禅出降，而曹奂已经窘迫，蜀国作为汉朝，真与仇敌相始终，魏何能厚颜无耻地窃取正统呢？”“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