巵林卷三
以为功之成，则其亏已多；以为迹之顺，则其逆实甚。推寻本末，当与新俱黜耳。」「若夫安乐归命，作宾王家，晋统天下，始无可疑者。」「善乎习彦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徳，则其道不足；有靖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扵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扵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故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扵大通哉？由斯以谈，陈寿之不敢进魏而并志为三，其见犹未为陋也。」
译认为功业既成，那么其亏损已经很多；认为行事顺遂，那么其违逆实际上非常严重。推究其根本与末节，应当与新的朝代一起被废黜罢了。」「至于安乐顺从、归附天命，成为王室的宾客，晋朝统治天下，这才开始没有可疑之处。」「习彦威的话说得好：『现在如果认为魏朝有取代王室的德行，那么其道义就不足；有平定祸乱的功绩，那么孙权和刘备鼎足而立，道义不足就不能说能控制当时的局势。当时不被魏朝控制，那么魏朝未曾成为天下的君主；王道在曹氏那里不足，那么曹氏未曾做过一天的真王。所以认为晋朝继承汉朝的功业，确实名正言顺，符合事理情状也令人信服。』」「又为什么要虚尊名不正的魏朝，而损害我朝在大通之世的道义呢？由此说来，陈寿不敢将魏朝列为正统而将其与蜀、吴并列记载，他的见识还不算是浅陋的。」
○厘孙
合璧事类》孙舆宗名奭，博平人，举九经及第，为侍讲。太宗幸国子监，奭讲《尚书·说命》。真宗除奭龙图待制，卒，谥宣。
隰朋颜渊
孙奭作《孟子正义》扵不耻章疏曰：凢赵注有所要者，虽文段不录，然扵事未尝敢弃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黄帝，佐齐桓公以有勲，颜渊慕虞，仲尼叹庶几也。案《春秋传》隰朋，齐大夫也。史记注徐广曰：「朋或作崩。」常愧耻不若黄帝之为人，后齐桓得之辅佐。桓公四十一年经云：「颜渊曰：『舜何人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庶乎，是其叹也。」赵注所以引之为解文焉。
厘曰：疏义之学，寻声附和，不啻猥庸。随事发眀，谁称渊硕？孔颕逹、贾公彦，所以千载不作也。孙奭，腐儒也，谬任穷经稽古之事。间引徃籍，芜舛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数语，赵注乃无之。奭自云文叚不録，则奭翦截之矣。而疏犹存之，何与？隰朋丑不若黄帝，而哀莫已若者，语出《列子》。高诱曰：「丑，耻也。」嵇叔夜与阮徳如诗：「颜氏希有，虞隰子慕黄轩。」盖采邠卿语。虽然，赵氏佳言，为奭所变乱多矣。奭，岂赵氏功臣乎？使后人不见古书之全，又后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虚
赵氏《孟子》注曰：「天时为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也。」孙奭正义曰：「支干所以配时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已、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夘；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夘、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虚之法，以一画为孤，无画为虚，二画为实。以六十甲子日定南北东西四方，然后占其孤虚实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岁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凢。用师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时，太师执同律之类是也。
厘曰：天生五行，气流万古。旺气有代得者，有年居者，有时系者，有日加者。旺相所值，不可以胜，故兵家候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为天行气之义。土尊配天，木为少阳，见寅，壮扵夘，衰于辰；火太阳，见于巳，壮盛于午，衰于未；金者少阴，见于申，壮于酉，衰于戌；水太阴，见于亥，壮于子，衰于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所胜者死囚，故王者休。木旺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为东方，为春；金为西方，为秋；火南方，为夏；水北方，为冬；土为中央，为四维。五行用事，王王所生相，故王废胜，王囚，王所胜死。范望注曰：谓春则木王，木王而火相，木王水则废。盖水冬已王，至木用事则水废，为江河也。金胜于木，木王故囚；金木胜土，木王故土死也。他皆仿此。《白虎通》盖采子云之论也。又《淮南子》：木生于亥，壮于夘，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然则五行虽各王于一季，要其壮时乃可为王耳。若夫节沦衰杀，候始萌芽，亦不得为王矣。如孙氏说，五旺各有五辰，则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为金废之乡，子丑为木囚之日，酉戌则水休之位，寅夘乃火谢之方。指休废为盛旺，岂不谬哉？又金水土同旺于申酉戌亥，木火均旺扵寅夘，金火并旺于巳午，水木偕旺扵子亥。亲仇可以同居，辅相又寄何所乎？《龟筴传》日辰不全，故有孤虚。裴骃集觧曰：甲乙谓之日，子丑谓之辰。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为孤辰，巳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即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即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即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夘。寅夘为孤，申酉即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即为虚。刘歆《七畧》有《风后孤虚》二十卷，此觧
译○厘孙
《合璧事类》记载，孙奭，字宗名，博平人，考中九经科进士，担任侍讲。太宗驾临国子监，孙奭讲解《尚书·说命》篇。真宗任命孙奭为龙图待制，他去世后，谥号宣。
隰朋颜渊
孙奭在《孟子正义》中为“不耻”章作疏解说：“凡是赵岐注中有所需要的内容，即使文段不收录，但在事理上未曾敢抛弃而不阐明。如今有以隰朋不及黄帝，却辅佐齐桓公建立功勋，颜渊仰慕虞舜，孔子感叹他差不多做到了为例。查《春秋传》，隰朋是齐国大夫。《史记》注徐广说：‘朋或许写作崩。’隰朋常以不如黄帝为耻，后来齐桓公得到他辅佐。桓公四十一年经文说：‘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孔子说：‘颜回大概差不多了，这是孔子的感叹。’赵岐注之所以引用这些来解释文义。”
厘说：疏义之学，只是随声附和，不止是庸俗浅陋。随着事理加以阐明，谁能称得上渊博硕学？孔颖达、贾公彦之所以千载不再出现，原因就在这里。孙奭是个腐儒，错误地承担了穷究经义、考察古事的工作。偶尔引用过往典籍，杂乱错谬已经很多。等到发表自己的见解，粗鄙悖谬尤其严重。这篇关于隰朋的几句话，赵注中并没有。孙奭自己说文段不收录，那么孙奭是删节了它。然而疏中却还保留着，这是为什么呢？隰朋以不如黄帝为耻，而哀叹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这话出自《列子》。高诱说：“丑，就是耻。”嵇康给阮德如的诗说：“颜氏希有，虞隰子慕黄轩。”大概是采用了邠卿的话。虽然如此，赵岐的好话，被孙奭变乱了很多。孙奭难道是赵岐的功臣吗？让后人看不到古书的完整面貌，又是后世的罪人。
旺相孤虚
赵岐《孟子》注说：“天时属于时、日、干支、五行、旺相、孤虚之类。”孙奭正义说：“干支是用来配合时日而使用的。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虚的方法，以一画为孤，无画为虚，二画为实。用六十甲子日确定南北东西四方，然后占卜其孤虚实而判断向背，就知道吉凶了。”又如武王冒犯岁星去讨伐商朝，魏太祖在甲子日打败慕容皝。用兵的道理，有太史掌握天时，太师执掌同律之类。
厘说：天生五行，气流万古。旺气有代代相承的，有每年占据的，有时辰系属的，有每日加临的。旺相所值，不可战胜，所以兵家等待它。《白虎通》说：五行言行的意思，是天运行气的含义。土尊贵配天，木为少阳，见于寅，壮于卯，衰于辰；火为太阳，见于巳，壮盛于午，衰于未；金为少阴，见于申，壮于酉，衰于戌；水为太阴，见于亥，壮于子，衰于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因此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所胜者死囚，所以王者休。木旺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太玄》说：木为东方，为春；金为西方，为秋；火为南方，为夏；水为北方，为冬；土为中央，为四维。五行用事，王王所生相，故王废胜，王囚，王所胜死。范望注说：是说春则木王，木王而火相，木王水则废。大概水冬已王，到木用事则水废，成为江河。金胜于木，木王故囚；金木胜土，木王故土死。其他都仿照这个。《白虎通》大概采用了扬雄的议论。又《淮南子》：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个时辰都是木；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个时辰都是火；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个时辰都是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个时辰都是金；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个时辰都是水。那么五行虽然各自王于一季，总之其壮时才能为王。至于节令沦落衰杀，候气始萌芽，也不能为王了。如果按孙氏的说法，五旺各有五个时辰，那么十二辰中都得到一半。况且午未是金废之乡，子丑是木囚之日，酉戌是水休之位，寅卯是火谢之方。把休废当作盛旺，难道不荒谬吗？又金水土同旺于申酉戌亥，木火均旺于寅卯，金火并旺于巳午，水木偕旺于子亥。亲仇可以同居，辅相又寄托在哪里呢？《龟筴传》日辰不全，所以有孤虚。裴骃集解说：甲乙称为日，子丑称为辰。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为孤辰，巳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即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即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即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即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即为虚。刘歆《七略》有《风后孤虚》二十卷，此解
已明，不知奭所云一画二画者，求之何处也？《淮南子》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然其年岁在鹑火，鹑火为周分野，武王乘以胜殷，何谓犯岁星乎？《周礼》郑司农曰：大出师则太史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按《史记索隐》：式即栻也。栻形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网，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时，安得而抱之？又郑玄《周礼》引《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太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征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眀。此乃听声候气之术，非以求天时也。
译天已亮，我不明白奭所说的“一画二画”是从哪里求得的呢？《淮南子》记载武王讨伐纣王时，面向东方迎接岁星，然而那年的岁星位于鹑火宿，鹑火是周国的分野，武王借此战胜殷商，这怎么能说是冲犯了岁星呢？《周礼》中郑司农说：大规模出兵时，太史抱着式盘，用来知晓天时、判断吉凶。查考《史记索隐》：式就是栻盘。栻盘形状上圆象征天，下方象征地，使用时转动天网，覆盖在地盘的辰位上，所以称为“旋式”。如果是天时，怎么能够抱着它呢？又郑玄在《周礼》中引用《兵书》说：君王出兵之日，授予将领弓矢，士兵整顿队伍，将领拉开弓大声呼喊，太师吹奏律管以配合音律，商音主战胜且军士强壮，角音主军心混乱多变且失去士气，宫音主军队和谐且士卒同心，徵音主将领急躁易怒且军士劳苦，羽音主兵力薄弱且缺乏威严。这是通过听声候气来占卜的方法，并不是用来探求天时的。
邵公
赵氏尽心章注曰：「殀若颜渊，寿若邵公孙奭，不疏。」
厘曰：郑玄《诗谱》曰：「文王受命，作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邵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书纪年》：「西伯迁丰，在纣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为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计分陜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陜之时，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说苑》谓召公年十九见王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周南》《召南》之称，召伯即方伯也。笺云：「当文王与纣之时。」然则召公寿一百四岁也。《路史》云：「邵康公封燕，康王时复为太保，年百有八十。」盖别有案据。
三命
赵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则曰受命，行善得恶则曰遭命，行恶得恶则曰随命。」正义曰：「行善得善则曰受命者，如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莫御，而终得升于帝是也。行善得恶则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癞』，《论语》『伯牛有疾』，包曰：『牛有恶疾』是也。行恶得恶则曰随命，如舜之四凶之类是也。」
厘曰：三命之说肇自纬书，而仲任、邵公之徒逓相祖述，风流所扇，赵氏是同。按《孝经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庆，有遭命以摘曓，有随命以督行。」注曰：「受命谓年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受命以保庆，有随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闻死可祈也。《论衡》曰：「传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不假操持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嗜欲而凶恶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兾望，逢遭扵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邠卿盖与小异，孙氏比类而疏之，虽不诡扵大道，未知汉儒之同词也。然郑康成《祭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矣，何得复有行善而得恶者乎？此运命、定命、辨命诸论所以纷纷扵世也。
孙子荆诗曰：「三命皆有极。」觧者以为上寿、中寿、下寿，盖与此异。
仁鸟
赵氏杀士，章注曰：“恶伤其类，视其下等，惧次及也。”语曰：“鸢鹊蒙害，仁鸟增逝，此之谓也。”正义曰：“《史记》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不济，乃叹曰：‘剖胎杀天，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鱼，则蛟龙不会；覆巢毁卵，则鳯皇不翔。’君子讳伤其类也。今注云‘语曰鸢鹊蒙害，仁鸟増逝’，是亦《史记》之文，赵注引之。
厘之曰：语有相类而非者。梅福上书曰：「夫鸢鹊遭害，则仁鸟増逝；愚者蒙僇，则知士深退。此虽刳胎杀夭之旨，然非临河之叹也。」孙以《史记》之文当之，是犹澄子之亡其纺缁而取偿扵禅缁，亡其所以为质者矣。
公眀仪
赵氏曰：「公明仪贤者也。」又曰：「鲁贤人。」正义曰：「公明仪人，亦未详。礼扵檀弓有公明仪，而注亦无所说。孟子时事罕有所载，学者亦不必规规务求极焉。」
厘之曰：为学之道，但患智阙，博闻才非强记焉耳。苟能目无遗见，胸有成书，岂可攓塞聪眀，守其固陋？读书鄙章句，学古遗糟粕，世有几人？事所为传，良难冥捜，而以为不必规规求极，则正义可无作也。鄙夫之谈，贼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论》曰：公眀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转为蚉■〈亡上虫下〉之声，孤犊之鸣，即掉尾奋耳，蹀■〈▯爕〉而听。仪盖雍门伯牙之流乎？
○格鲍
说秦王
战国策》秦有张仪说秦王一章，鲍彪定之，止作「说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张仪』字，而所说皆仪死后事，故删去。」又曰：「彪谓此士论事深切着明，孙卿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盖行其说而史失其人，猥以张仪名之，惜哉。」
格曰：士由百世之后觧说千载之前，文献不征，夏殷犹阙，况其它乎？郑康成觧经富矣，人以为多臆
译邵公
赵氏在《尽心》章的注中说：“短命如颜渊，长寿如邵公孙奭，这种说法并不疏漏。”
厘说：郑玄在《诗谱》中说：“文王接受天命，建造丰邑，于是划分岐山一带周公和召公的土地，作为周公旦、邵公奭的采邑，施行先公的政教。”《竹书纪年》记载：“西伯迁居丰邑，是在纣王三十五年，从此到五十二年商朝灭亡，共十八年。”而武王在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到康王二十四年召公去世，计算从分陕治理到此共八十五年。分陕治理时，召公年龄未满二十岁，为什么呢？《说苑》说召公十九岁拜见周王并举行冠礼，行冠礼就可以担任方伯诸侯了。《周南》《召南》中的称呼，召伯就是方伯。郑玄笺注说：“这是在文王与纣王之时。”那么召公享年一百零四岁。《路史》说：“邵康公封于燕，康王时又担任太保，享年一百八十岁。”这大概另有依据。
三命
赵氏说：“命有三种名称，行善得到善果称为受命，行善得到恶果称为遭命，行恶得到恶果称为随命。”正义说：“行善得到善果称为受命，比如舜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沛然不可阻挡，最终登上帝位就是这样。行善得到恶果称为遭命，比如《淮南子》中‘伯牛患有癞病’，《论语》中‘伯牛有病’，包咸说：‘伯牛患有恶疾’就是这样。行恶得到恶果称为随命，比如舜流放的四个凶顽之人就是这样。”
厘说：三命的说法起源于纬书，王充、邵公等人相继沿袭，风气所及，赵氏也认同。查《孝经援神契》说：“命有三类，有受命以保全福庆，有遭命以遭遇暴乱，有随命以督察行为。”注解说：“受命指年寿，遭命指行善却遭遇凶险，随命指根据其善恶给予报应。”何休在《左氏膏肓》中说：“人生有三种命，有受命以保全福庆，有随命以督察行为，有遭命以遭遇暴乱。”没听说过死后可以祈祷的。《论衡》说：“传说命有三种，一叫正命，二叫随命，三叫遭命。正命指天生禀赋自然吉祥，本性善良，不需要刻意操持去求福，吉祥自然到来，所以叫正命。随命指努力操行吉祥福分就到来，放纵情欲凶恶灾祸就降临，所以叫随命。遭命指行善却得到恶果，不是所期望的，在外遭遇而得到凶祸，所以叫遭命。”邠卿的说法大概与此略有不同，孙氏分类疏解，虽然不违背大道，但不知道是否与汉儒的说法一致。然而郑康成在《祭法》注中说：“司命主管督察三命。”既然有督察了，怎么还会有行善却得到恶果的情况呢？这就是运命、定命、辨命等各种议论在世上纷纷扰扰的原因。
孙子荆诗说：“三命都有极限。”解释的人认为是上寿、中寿、下寿，这与此不同。
仁鸟
赵氏在《杀士》章的注中说：“厌恶伤害同类，看其下等，害怕接下来轮到自己。”谚语说：“鸢鹊遭受祸害，仁鸟就远远飞走，说的就是这个。”正义说：“《史记》记载赵国杀了鸣犊，孔子到了黄河边却不渡河，于是感叹说：‘剖开母胎杀死幼兽，麒麟就不来；在郊外竭泽而渔，蛟龙就不来；翻倒鸟巢毁坏鸟蛋，凤凰就不飞翔。’君子忌讳伤害同类。现在注解说‘谚语说鸢鹊遭受祸害，仁鸟就远远飞走’，这也是《史记》的文字，赵注引用了它。
厘说：言语有相似但不正确的。梅福上书说：“鸢鹊遭受祸害，仁鸟就远远飞走；愚者遭受杀戮，智者就深深退隐。这虽然符合剖胎杀夭的宗旨，但不是临河叹息的内容。”孙氏用《史记》的文字来对应，这就像澄子丢失了黑色棉袍却在白色棉袍那里索取赔偿，丢失了作为本质的东西了。
公明仪
赵氏说：“公明仪是贤人。”又说：“鲁国的贤人。”正义说：“公明仪这个人，也不详细。《礼记·檀弓》中有公明仪，而注也没有解说。孟子时代的事情很少记载，学者也不必刻意追求极致。”
厘说：做学问的道理，只担心智慧不足，博闻强记并不是强求的。如果能够眼中不遗漏所见，胸中有成书，怎么可以堵塞聪明，固守陋见？读书轻视章句，学习古代遗落糟粕，世上有几人？事情之所以流传，很难暗中搜索，而认为不必刻意追求极致，那么正义就可以不写了。鄙陋之人的言论，害了人家的子弟。查《弘明集》《牟子理惑论》说：公明仪为牛弹奏清角曲调，牛低头吃草像往常一样，不是牛听不见，是不合它的耳朵。改为蚊虻的声音，孤牛的小牛犊的鸣叫，牛就摇尾巴竖起耳朵，踏着节拍倾听。公明仪大概是雍门周、伯牙一流的人吧？
○格鲍
说秦王
《战国策》秦国有张仪游说秦王一章，鲍彪确定它，只作“说秦王”。注说：“这里原来有‘张仪’二字，而所说的都是张仪死后的事，所以删去。”又说：“鲍彪认为这个士人论事深切显明，孙卿不如他。秦国之所以取得天下，大概是实行了他的学说而史书丢失了这个人，随意用张仪的名字命名，可惜啊。”
格说：士人在百世之后解说千年之前的事，文献无法考证，夏商尚且缺失，何况其他呢？郑康成解说经书丰富，人们认为多凭臆测
说；杜元凯注《左》精矣，人以为不见《古文尚书》。然则注书者，非胸罗百家，目营千载，一物之不审，一事之不知不，无遗憾焉。《秦策》此篇，乃韩非上秦王书也。彪能辨其非张仪，可谓以意逆志。然此书在《韩子》篇端，题云《初见秦》第一。《韩子》既非僻书，彪固不能知，何也？以此注书，难免寡闻之诮。彪又曰：说秦王者，犹西周谓秦王之比。婴观书中有“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伯王之语”，则非面说也。此与范雎之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足下语同。《通鉴》：韩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梅氏书》记《洞诠》，以题无“书”字，遂不敢収载。窃以为当补入。
译杜预注解《左传》非常精当，人们认为他没有见过《古文尚书》。然而，注解书籍的人，如果不是胸中包罗百家学说，眼中纵观千年历史，哪怕有一样事物没有审慎考察，有一件事不了解，都会留下遗憾。《秦策》这一篇，是韩非呈给秦王的书信。范晔能够辨别出这不是张仪的作品，可以说是通过推测心意来探求作者的本意。然而这封信在《韩非子》篇首，标题写着《初见秦》第一。《韩非子》既然不是冷僻罕见的书，范晔却本来不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呢？用这种方法注解书籍，难免受到见识浅薄的讥讽。范晔又说：游说秦王的人，就像西周时期称呼秦王那样。我观察书中写道：“臣冒死渴望拜见大王，陈述成就霸业王业的道理”，这就不是当面游说。这与范雎希望稍微赐予游览观赏的时间，渴望拜见您并交谈的情况相同。《资治通鉴》记载：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出使秦国，于是上书游说秦王说：“如今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赏罚，天下没有比得上它的。臣冒死渴望拜见大王，陈述瓦解天下合纵计谋的方法。大王如果听从我的游说，一举之下，天下的合纵不能瓦解，赵国不能攻取，韩国不能灭亡，魏国不能臣服，齐国和燕国不能亲近，霸王的名声不能成就，四周的诸侯不能朝拜。大王就杀了我来殉国，以警戒那些为大王谋划却不忠诚的人。”《梅氏书》记录《洞诠》，因为标题没有“书”字，于是不敢收录。我私下认为应当补入。
○■〈女巽〉张
唐书赞
通判常州赐绯鱼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曰：“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铜斗合成一大，如弹丸，黄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师铭效之。宋子京《唐奸臣赞》云：‘三宰啸凶，牝夺晨，林甫将藩，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栁倒持，李宗覆，韩宋之文，皆宗扵古。然退之为之则有余，子京勉之则不足，又施扵史辞，似非所宜矣。’”
■〈女巽〉曰：案《抱朴子》或问真人守身炼形之术，答曰：夫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弹丸，黄如橘，中有佳味，甘如蜜，子能得之，慎勿失，既徃不追，身将灭，纯白之气，正微宻，深于幽关，三曲折中，丹煌煌，独无疋立之命门，形不卒渊乎妙矣，难致诘，此师之口诀也。然则词出稚川，而后世肤鄙道士窃剿以为古歌，羊质虎皮，何足仿拟？退之之铭曰：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絶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随，各识职，有欲求之，使其躅立言如此，岂肯傍人藩篱者？且炼形之术，舒节缓声，子京之赞，比事连类，语其体制，亦大不侔。刘梦得因论《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叹，牛篇云：员能伯吴，属镂赐，斯既帝秦，五刑具，长平威振，杜邮死陵下，敌禽钟室诛，斯为似之。洪景卢谓本《荀子·成相》，按《成相》亦仿《汲书·周祝觧法》，尚未纯，自《栢梁》肇咏，而此体出矣。刘向虽复有作，词亦纡衍。惟《古辨异》《博逰歌》仰观天形如车盖，众星累累如连贝，江河四海如衣带，差与颉颃。又魏文帝《燕歌行》结撰缜密，亦在《始青词》之上。若谓不宜施于史册，则孟坚《蒯伍江息夫传》赞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为冠，刘宋皆摹此制者，张氏岂不闻《汉书》在前耶？
○释王
禽经
长洲王勉夫楙《野客丛书》曰：章茂深尝得其妇翁石林所书《贺新郎》词，有曰：「睡起啼莺语」，章疑其误，诘之，石林曰：「老夫尝考之矣，流莺不觧语，啼莺觧语，见《禽经》。」予因求之，《禽经》止一卷，不载所著人名。自汉《七畧》、隋《经籍志》、唐《艺文志》、本朝《崇文书目》皆不载。观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为。观《埤雅》及诸书述《禽经》所载，而今《禽经》无之，尚数十条：如鹤以怨望，鸱以贪，顾鸡以嗔睨，鸭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目行〉视也，莺以喜啭，乌以悲啼，鸢以饥鸣，鹤以洁唳，枭以凶呌，鸱以愁啸鸣也。鹅飞则蜮沉，■〈具鸟〉鸣则蚓结，鹳俯鸣则阴，仰鸣则晴。陆生之鸟咮多鋭而善啄，水生之鸟咮多圆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长脚者多立。凢此在今书皆所不闻，疑《禽经》非全本。此语得之鲍夷白。余又观之，如鹭目成而受胎，鹤影接而懐卵，鸳鸯交颈，野鹊传枝，此见《变化论》。鹤以声交，鹊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此见《尔雅》疏。鱼瞰，鸡睨，鸟无肺胃，蛤蜃无臓，见《崇有论》。此类甚多，皆《禽经》所当収者。鲍夷白谓《禽经》非后人作，余考古今羣书类目并无《禽经》，又观《三国志》陈长文引《牛经》《马经》《鹰经》及诸相印相笏等经，谓皆出扵汉世，独不闻《禽经》之说。今《崇文书目》载《马经》《鹤经》《驼经》《鹰经》《龟经》亦无《禽经》，疑后人所作。《埤雅》谓师旷作。
释曰：余观世所传《禽经》一卷，无甚佳谈。而首有胡孝辕序云：「隋《艺文志》是书不着撰人名氏，唐志始作师旷。案隋唐志未有此书，至郑氏《通志》乃有《师旷禽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师旷禽经》一卷，张华注。」孝辕论笃者也，何宜踈谬如是？余谓《禽经》盖唐宋间好事者作。元丰时陆佃作《埤雅》，淳熈初罗愿作《尔雅翼》
译○女巽张
《唐书》赞
通判常州、赐绯鱼袋的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说：“度世古玄歌说：‘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铜斗合成一大，如弹丸，黄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韩愈、樊宗师写的铭文效仿了它。宋祁《唐奸臣赞》说：‘三宰啸凶，牝夺晨，林甫将藩，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栁倒持，李宗覆，韩宋之文，皆宗扵古。然退之为之则有余，子京勉之则不足，又施扵史辞，似非所宜矣。’”
女巽说：查考《抱朴子》中有人问真人守身炼形的方法，回答是：那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升，合成一出，那玉池入金室，大如弹丸，黄如橘，中有佳味，甘如蜜，你能得到它，千万不要丢失，既往不追，身将灭，纯白之气，正微宻，深于幽关，三曲折中，丹煌煌，独无疋立之命门，形不卒渊乎妙矣，难致诘，这是老师的口诀。然而这词句出自葛洪（稚川），后世浅薄鄙陋的道士窃取抄袭当作古歌，羊质虎皮，哪里值得仿效？韩愈的铭文说：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絶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随，各识职，有欲求之，使其躅立言如此，岂肯傍人藩篱者？况且炼形之术，舒节缓声，宋祁的赞，比事连类，论其体制，也大大不同。刘禹锡因为讨论《儆舟篇》说：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叹，牛篇云：员能伯吴，属镂赐，斯既帝秦，五刑具，长平威振，杜邮死陵下，敌禽钟室诛，这算是相似的。洪迈说本于《荀子·成相》，按《成相》也仿效《汲书·周祝觧法》，尚未纯粹，自从《柏梁》开始咏唱，这种体裁就出现了。刘向虽然也有作品，词句也纡曲衍展。只有《古辨异》《博逰歌》仰观天形如车盖，众星累累如连贝，江河四海如衣带，才与之相当。又魏文帝《燕歌行》结撰缜密，也在《始青词》之上。如果说不宜用于史册，那么班固《蒯伍江息夫传》赞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为冠，刘宋都摹仿这种体制，张氏难道没听说过《汉书》在前吗？
○释王
禽经
长洲王楙（勉夫）在《野客丛书》中说：章茂深曾经得到他岳父石林所写的《贺新郎》词，其中有句说：「睡起啼莺语」，章茂深怀疑有误，质问他，石林说：「老夫曾经考证过了，流莺不觧语，啼莺觧语，见《禽经》。」我因此寻求《禽经》，《禽经》只有一卷，不记载著者姓名。从汉代《七畧》、隋代《经籍志》、唐代《艺文志》、本朝《崇文书目》都不记载。看它透彻探究物理，大概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看《埤雅》及诸书叙述《禽经》所载，而今《禽经》没有的，还有几十条：如鹤以怨望，鸱以贪，顾鸡以嗔睨，鸭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目行〉视也，莺以喜啭，乌以悲啼，鸢以饥鸣，鹤以洁唳，枭以凶呌，鸱以愁啸鸣也。鹅飞则蜮沉，■〈具鸟〉鸣则蚓结，鹳俯鸣则阴，仰鸣则晴。陆生之鸟咮多鋭而善啄，水生之鸟咮多圆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长脚者多立。凢此在今书皆所不闻，怀疑《禽经》不是全本。这话是鲍夷白说的。我又观察，如鹭目成而受胎，鹤影接而懐卵，鸳鸯交颈，野鹊传枝，这在《变化论》中可见。鹤以声交，鹊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这在《尔雅》疏中可见。鱼瞰，鸡睨，鸟无肺胃，蛤蜃无臓，这在《崇有论》中可见。这类很多，都是《禽经》应当收录的。鲍夷白说《禽经》不是后人作的，我考据古今群书类目并没有《禽经》，又看《三国志》陈长文引用《牛经》《马经》《鹰经》及诸相印相笏等经，说都出于汉代，唯独没听说《禽经》的说法。现在《崇文书目》记载《马经》《鹤经》《驼经》《鹰经》《龟经》也没有《禽经》，怀疑是后人作的。《埤雅》说是师旷作的。
释说：我看世间流传的《禽经》一卷，没有什么佳谈。而开头有胡孝辕的序说：「隋《艺文志》这本书不著撰人名氏，唐志才开始说是师旷。查隋唐志没有这本书，到郑氏《通志》才有《师旷禽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师旷禽经》一卷，张华注。」孝辕论说笃实，怎么适宜如此疏漏谬误？我说《禽经》大概是唐宋间好事者作的。元丰时陆佃作《埤雅》，淳熈初罗愿作《尔雅翼》
，多所称引。然所引皆今书所无，则勉夫疑为残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经》曰：「师旷《禽经》：青鳯谓之鹖，赤鳯谓之鹑，黄鳯谓之乌，白鳯谓之鹔，紫鳯谓之鷟。」又曰：「干皋断舌则坐歌，孔雀拍尾则立舞，人胜之也。」又曰：「一鸟曰隹，二鸟曰雔，三鸟曰朋，四鸟曰乗，五鸟曰雇，六鸟曰鶂，七鸟曰■〈鸟七〉八鸟曰鸾，九鸟曰鸠，十鸟曰■〈章鸟〉又曰：「陆鸟曰栖，水鸟曰宿，独鸟曰止，众鸟曰集。」又曰：「冠鸟性勇，带鸟性仁，缨鸟性乐。」又曰：「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长；山禽之尾多长，水禽之尾多促。」又曰：「鹰好跱，隼好翔，凫好没，鸥好浮。」又曰：「鵰以周之，鹫以就之，鹰以膺之，鹘以搰之，隼以尹之。」又「鵻上无寻，鹨上无常，雉上有丈，鷃上有赤。」又「旋目其名■〈翾，鸟代羽〉交目其名鳽，方目其名鴋。」又曰：「鴈曰翁，鸡曰■〈沙上鸟下〉鹑曰■〈麻外鸟内〉又曰：「霜傅强枝，鸟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鸟以文死者多。」又「鹯鹯之信不如鴈，周周之智不如鸿。」又「鸿鴈爱力，遇风迅举；孔雀爱毛，遇风髙止。」又曰：「鹅见异类，差翅鸣；鸡见同类，拊翼鸣。」又「暮鸠鸣即小雨，朝鸢鸣即大风。」又「拙者莫如鸠，巧者莫如鹊。」又「鹰不击伏，鹘不击姙。」又「鹊见蛇则噪而贲，孔见蛇则宛而跃。」又曰：「火为鷮，亢为鹤。」又「鹤爱阴而恶阳，鴈爱阳而恶阴。」又曰：「乌向啼背栖，燕背飞向宿。」又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者不上桑，樱活者不下荏。」又「鴺鸟不登山，鶮鸟不踏土。」又「夏鹊生鹑，楚鸠生鹗。」又曰：「鹭啄。」则丝掩，鹰捕则角弭。又曰：淘河在岸则鱼没，沸波在岸则鱼涌。《尔雅翼》引师旷《禽经》曰：鸟之小而鸷者皆曰隼，大而鸷者皆曰鹰。又乌鸣哑哑，鸾鸣噰噰，鳯鸣喈喈，凰鸣啾啾，雉鸣鷕鷕，鸡鸣咿咿，莺鸣嘤嘤，鹊鸣唶唶，鸭鸣呷呷，鹄鸣哠哠，鵙鸣嗅嗅。又曰：其足鴽谓之跗，鸡谓之跖，鹰谓之骹，■〈松上鸟下〉谓之■〈骨至〉鵰谓之□。又却近翠者能歩，却近蒲者能踯。又曰：鹤生三子，一为鹤；鸠生三子，一为鹗。又曰：鹤老则声下而不能髙，近而不能尞。又曰：鹰鸡多秋生，雉鸡多冬死。又蜀不独宿，鹂必匹飞，鵙必单栖。又曰：凰以鸣鸣鳯，鳯以仪仪凰。又曰：朱鸢不撄肉，朱鹭不吞腥。又曰：鸷好风，鸍好雨，鷞好霜，鹭好露。《埤雅》引之则作■〈风鸟〉好风，鹔恶雨，鹴好霜，鹭恶露。凢此皆今书所阙者。至如：鹤以声交而孕，鹊以音交而孕，鵁鶄以睛交而孕，鸲鹆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经》，今书有之。勉夫以为见《尔雅》疏，疏何尝有此语也？又鱼瞰，鸡睨，出王褒赋中，而传之《崇有论》。案《埤雅》蚌类引裴頠《崇有论》曰：鸟无肺胃，蛤蜃无臓，蛭以空中而生，蚕以无胃而育。又萤类引《崇有论》曰：鸟无胃而生，萤无胃而育。今《晋书》逸民论无之，惟《艺文类聚》有引。《埤雅》两称词复参错，其误则已审矣。且亦蠕动之类，以为可补扵《禽经》，斯不然矣。
译（前文省略），多有称引。然而所引用的内容都是现今书籍中所没有的，那么勉夫怀疑《禽经》残缺的观点是正确的。《埤雅》引用《禽经》说：“师旷《禽经》记载：青凤叫做鹖，赤凤叫做鹑，黄凤叫做乌，白凤叫做鹔，紫凤叫做鷟。”又说：“干皋断舌则坐着歌唱，孔雀拍尾则站立舞蹈，这是因为人胜过它们。”又说：“一只鸟叫隹，两只鸟叫雔，三只鸟叫朋，四只鸟叫乗，五只鸟叫雇，六只鸟叫鶂，七只鸟叫■〈鸟七〉，八只鸟叫鸾，九只鸟叫鸠，十只鸟叫■〈章鸟〉。”又说：“陆鸟叫栖，水鸟叫宿，独鸟叫止，众鸟叫集。”又说：“冠鸟性情勇猛，带鸟性情仁厚，缨鸟性情欢乐。”又说：“山禽的嘴大多短，水禽的嘴大多长；山禽的尾巴大多长，水禽的尾巴大多短。”又说：“鹰喜好停驻，隼喜好翱翔，野鸭喜好潜水，鸥鸟喜好漂浮。”又说：“雕以周旋捕猎，鹫以接近捕猎，鹰以正面迎击捕猎，鹘以突袭捕猎，隼以管辖捕猎。”又说：“鵻向上飞不超过八尺，鹨向上飞没有定数，雉向上飞不超过一丈，鷃向上飞不超过红色范围。”又说：“旋转眼睛的鸟名叫■〈翾，鸟代羽〉，交叉眼睛的鸟名叫鳽，方形眼睛的鸟名叫鴋。”又说：“雁叫翁，鸡叫■〈沙上鸟下〉，鹑叫■〈麻外鸟内〉。”又说：“霜附着在强硬的枝条上，靠武力生存的鸟就少；雪封盖了枯萎的原野，靠文采生存的鸟就多。”又说：“鹯鹯的守信不如雁，周周的智慧不如鸿。”又说：“鸿雁爱惜气力，遇到风就迅速起飞；孔雀爱惜羽毛，遇到风就高高停驻。”又说：“鹅见到异类，张开翅膀鸣叫；鸡见到同类，拍打翅膀鸣叫。”又说：“傍晚斑鸠鸣叫就会下小雨，早晨鸢鸟鸣叫就会刮大风。”又说：“笨拙的没有比得上鸠的，灵巧的没有比得上鹊的。”又说：“鹰不攻击伏地的猎物，鹘不攻击怀孕的猎物。”又说：“鹊见到蛇就喧哗并奔跑，孔雀见到蛇就弯曲身体并跳跃。”又说：“火对应鷮，亢对应鹤。”又说：“鹤喜爱阴而厌恶阳，雁喜爱阳而厌恶阴。”又说：“乌鸦面向啼叫背向栖息，燕子背向飞行面向栖息。”又说：“雀交配不止一次，雉交配不再重复。”又说：“□者不登上桑树，樱活者不下到荏草。”又说：“鴺鸟不登山，鶮鸟不踏土。”又说：“夏鹊生出鹑，楚鸠生出鹗。”又说：“鹭啄食时丝线遮掩，鹰捕猎时角弓松弛。”又说：“淘河在岸上鱼就潜入水中，沸波在岸上鱼就涌出水面。”《尔雅翼》引用师旷《禽经》说：鸟中体型小而凶猛的都叫隼，体型大而凶猛的都叫鹰。又说：乌鸦鸣叫哑哑，鸾鸟鸣叫噰噰，凤凰鸣叫喈喈，凰鸟鸣叫啾啾，野鸡鸣叫鷕鷕，鸡鸣叫咿咿，黄莺鸣叫嘤嘤，喜鹊鸣叫唶唶，鸭子鸣叫呷呷，天鹅鸣叫哠哠，伯劳鸣叫嗅嗅。又说：它的脚像鴽的叫跗，鸡的叫跖，鹰的叫骹，■〈松上鸟下〉的叫■〈骨至〉，雕的叫□。又说：脚靠近翠鸟的能步行，脚靠近蒲鸟的能跳跃。又说：鹤生三个儿子，一个是鹤；鸠生三个儿子，一个是鹗。又说：鹤老了声音低沉而不能高亢，只能近处鸣叫而不能远传。又说：鹰鸡多在秋天出生，雉鸡多在冬天死亡。又说：蜀鸟不单独栖息，鹂鸟必定成双飞行，鵙鸟必定单独栖息。又说：凰以鸣叫声呼应凤，凤以仪态呼应凰。又说：朱鸢不沾染血肉，朱鹭不吞食腥物。又说：鸷鸟喜好风，鸍鸟喜好雨，鷞鸟喜好霜，鹭鸟喜好露。《埤雅》引用时则写作■〈风鸟〉喜好风，鹔厌恶雨，鹴喜好霜，鹭厌恶露。所有这些，都是现今书籍中所缺少的。至于像：鹤以声音交配而受孕，鹊以声音交配而受孕，鵁鶄以眼神交配而受孕，鸲鹆以脚趾交配而受孕，这些已经出自《禽经》，现今书籍中有记载。勉夫认为见于《尔雅》注疏，注疏哪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呢？又如鱼瞰、鸡睨，出自王褒的赋中，而流传于《崇有论》。查考《埤雅》蚌类引用裴頠《崇有论》说：鸟没有肺胃，蛤蜃没有内脏，蛭以中空而生长，蚕以无胃而繁育。又萤类引用《崇有论》说：鸟没有胃而生长，萤没有胃而繁育。现在《晋书》逸民论中没有这些内容，只有《艺文类聚》有引用。《埤雅》两次称引词语重复且参差错乱，其错误已经很明显了。况且蠕动之类的事物，认为可以补充《禽经》，这是不对的。
北堂
野客丛谈》曰：今人称母为北堂萱，盖祖《毛诗》"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按注：萱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北堂幽阴之地，可以种萱，初未尝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为母事？借谓北堂居幽阴之地，则凢在妇人，固皆可以言为北堂矣。又何独母哉？
释曰：「仪礼」有司彻曰：「主妇北堂。」士昬礼曰：「姑洗于北洗。」郑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妇也，姑也，非母之称乎？李陵书：「老母终堂。」潘岳赋：「太夫人在堂。」颜延之秋胡诗：「上堂拜嘉庆。」固知髙堂之上，慈母所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伤诗曰：「偏亲老北堂。」杜甫送许拾遗归觐诗：「慈颜赴北堂。」岑参送韩巽觐省诗：「北堂倚门望，君忆此后代之称所祖耳。」若称母为萱亲，则是因北堂而牵连及之。案孟郊逰子诗曰：「萱草生堂阶，逰子行天涯。慈亲倚堂前，不见萱草花。」后人以萱比母，盖本东野之诗。
汉唐酒价
丛谈》曰：歴阳郭次象多闻，尝与仆论唐酒价。郭谓前辈引老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以此知当时酒价。然白乐天与刘梦得《沽酒间饮》诗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当刘白之时，酒价何太不亷哉？仆谓不然，十千一斗乃诗人寓言，此曹子建乐府中语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诗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维诗曰：「新丰羙酒斗十千」，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权徳舆诗「十千斗酒不知贵」，陆龟蒙诗「若得奉君欢，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类然，一斗三百钱，独见子羙诗所云，故引以定当时之价。然诗人之言出扵一时，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别无可据。《唐食货志》云：徳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収直三千。此可验乎？又观杨松玠《谈薮》：北齐卢思道尝云「长安酒贱，斗价三百」。杜诗引此，亦未可知。仆因谓郭曰：「曾知汉酒价否？」郭无以应。仆曰：「汉酒价每斗一千。」郭问「出何书？」仆曰：「此见《典论》曰：『孝陵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证也。」
释曰：「曹子建《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羙酒斗十千』，此诗人笔兴所至耳。甲观张筵，大官供醴，岂无酒酤我者，而筭及酒钱也？梁元帝《长歌行》：『当垆擅旨酒，一巵堪十千』。简文帝诗：『欲袪九秋恨，聊举十千杯』。皆祖子建者。若泥其语，则一巵一杯，又价齐扵一斗矣。王融《渌水曲》：『斗酒千金轻』。庾信云：「今朝一壶酒，寔是胜千金」。亦可以为真耶？梅圣俞《春雪诗》：「三公免责百姓喜，斗酒十千谁复悭」。宋酒价亦复然。与《唐食货志》又言：「徳宗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仅四年，酒价不同如此。」此诗岂作扵建中时耶？然贞元二年岁饥，御膳减半，而酒价反廉，皆可资一笑也。但勉夫知汉灵末酒价斗一千，未知桓帝时斗二百，昭帝时斗四十也。案《神仙传》：汉桓帝时，王逺过吴胥门，以千钱与余杭姥乞酤酒，信还得酒五斗许，是斗二百也。昭帝纪始元六年，罢榷酤官，令民卖酒，升四钱。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罢酒酤，卖酒斗四钱」。此恐「升」字之误。予尝为之语曰：「西京若就垆头饮，一斗惟消四十钱。」
鸒斯
野客丛谈》曰：「毛诗『弁彼鸒斯』，鸒，鸟名也。『斯』者，衍辞，如曰『螽斯』『露斯』之类，而刘孝标乃谓『鸟名，鸒斯失矣。」
释曰：陆徳明《毛诗释文》曰：「鸒斯，一名鸒，一名鹎居。秦谓之雅。一云斯，语辞。」孔颕逹曰：「此鸟名鸒，而云斯者，语辞。犹『蓼彼萧斯』，『菀彼栁斯』。」毛传或有「斯」者，衍字，定本无「斯」字。以刘孝标之博学，而《类苑》鸟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予案：张揖《广雅》表曰：「《尔雅》之为书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故孔子曰：「《尔雅》以观
译北堂
《野客丛谈》说：如今人们称母亲为“北堂萱”，大概是源自《毛诗》中的“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按照注解：萱草能让人忘却忧愁，“背”指北堂。北堂是幽暗阴凉的地方，适合种植萱草，起初并没有说是母亲。不知道为何后来就沿袭着把北堂当作母亲的代称？假如说北堂处于幽暗阴凉之地，那么凡是妇女，本来都可以称为北堂了。又为何唯独指母亲呢？
解释说：《仪礼·有司彻》记载：“主妇在北堂。”《士昏礼》记载：“婆婆在北边的洗器旁洗手。”郑玄注解道：“北边的洗器在北堂。”主妇和婆婆，难道不是母亲的称呼吗？李陵的信中说：“老母在堂终老。”潘岳的赋中说：“太夫人在堂。”颜延之的《秋胡诗》中说：“上堂拜贺嘉庆。”由此可知，高堂之上是慈母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隋朝侯夫人的自伤诗说：“偏亲老在北堂。”杜甫送许拾遗回家探亲的诗说：“慈颜奔赴北堂。”岑参送韩巽探亲的诗说：“北堂倚门盼望，你应记得这后世的称呼所源自的典故罢了。”如果称母亲为萱亲，那是因为北堂而牵连到萱草。查考孟郊的《游子诗》说：“萱草生长在堂阶，游子行走在天涯。慈亲倚在堂前，看不见萱草花。”后人用萱草比喻母亲，大概源自孟郊这首诗。
汉唐酒价
《丛谈》说：歴阳人郭次象见闻广博，曾经和我讨论唐代的酒价。郭说前辈引用杜甫的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由此知道当时的酒价。然而白居易与刘禹锡的《沽酒闲饮》诗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刘禹锡、白居易那个时代，酒价怎么如此昂贵呢？我说不是这样，十千一斗是诗人的寓言，这是曹植乐府中的话语罢了。唐人引用这种说法很多，比如李白诗说：“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维诗说：“新丰美酒斗十千”，崔国辅诗说：“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权德舆诗说：“十千斗酒不知贵”，陆龟蒙诗说：“若得奉君欢，十千沽一斗”。唐人常说“十千一斗”大概就是这样，一斗三百钱，只有杜甫诗中这么说，所以引用它来定当时的酒价。然而诗人的话出于一时，又不知道是否属实。一斗三百钱，没有其他证据。《唐食货志》说：德宗建中三年禁止民间酿酒，以补助军费，设置酒肆酿酒，一斛收取三千钱。这可以验证吗？又看杨松玠的《谈薮》：北齐卢思道曾说“长安酒贱，斗价三百”。杜甫诗引用这个，也未可知。我因此对郭说：“你知道汉代的酒价吗？”郭无法回答。我说：“汉代酒价每斗一千。”郭问“出自哪本书？”我说：“这在《典论》中记载：‘孝陵末年，百官沉湎于酒，一斗值一千文’。这可以证明。”
解释说：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这只是诗人兴致所至的笔触罢了。在甲观摆设宴席，大官供应甜酒，难道没有卖酒给我的人，却还要计算酒钱吗？梁元帝《长歌行》：“当垆擅旨酒，一巵堪十千。”简文帝诗：“欲袪九秋恨，聊举十千杯。”都是效法曹植的。如果拘泥于这些话，那么一巵一杯，价格又等同于斗酒了。王融《渌水曲》：“斗酒千金轻。”庾信说：“今朝一壶酒，实是胜千金”。这些也可以当作真话吗？梅圣俞《春雪诗》：“三公免责百姓喜，斗酒十千谁复悭”。宋代酒价也是如此。与《唐食货志》又说：“德宗贞元二年，天下设置酒肆卖酒，一斗钱一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仅四年，酒价不同如此。”这首诗难道作于建中时期吗？然而贞元二年年成饥荒，御膳减半，而酒价反而便宜，都可以拿来一笑。只是勉夫知道汉灵帝末年酒价一斗一千，却不知道桓帝时一斗二百，昭帝时一斗四十。查考《神仙传》：汉桓帝时，王远经过吴地胥门，给余杭老妇人一千钱请求买酒，回来得到酒五斗左右，这是一斗二百钱。昭帝纪始元六年，罢免酒类专卖官，让百姓卖酒，一升四钱。杜氏《通典》：“始元末年，丞相田千秋奏请罢免酒酤，卖酒一斗四钱”。这恐怕是“升”字的错误。我曾为此作语说：“西京若在垆头饮酒，一斗只需四十钱。”
鸒斯
《野客丛谈》说：“《毛诗》‘弁彼鸒斯’，鸒，是鸟名。‘斯’是衍文，就像‘螽斯’‘露斯’之类，而刘孝标却认为‘鸟名，鸒斯’，错了。”
解释说：陆德明《毛诗释文》说：“鸒斯，一名鸒，一名鹎居。秦地称之为雅。另一种说法认为，斯，是语助词。”孔颖达说：“这鸟名叫鸒，而说斯，是语助词。就像‘蓼彼萧斯’，‘菀彼柳斯’。”《毛传》中有的有“斯”字，是衍字，定本没有“斯”字。凭借刘孝标的博学，而在《类苑》鸟部设立“鸒斯”这一条目，是不精审的。我查考：张揖《广雅》表说：“《尔雅》这本书，精研而没有错误，真是七经的准则，学问的阶梯，儒林的楷模。”所以孔子说：“《尔雅》用来观
于古，足以辨言矣。」今考《尔雅》曰：「鸒斯，鹎居。」使「斯」祇语辞，则当与「萧栁之例并削之矣。《法言》曰：「频频之党，甚于鸒斯。」子云岂亦有误与？至谓「螽斯」之「斯」与「鸒斯」之「斯」同为语辞，其说益僻。按《周南》「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传曰：「螽斯，蚣蝑也。」又曰：「斯螽，蚣蝑也。」《尔雅》曰：「蜤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谓舂黍。」《方言》曰：「舂黍谓之■〈从上虫下〉蝑。」陆玑《草木疏》曰：「幽州人谓之舂箕。」则安得以为「萧斯」「栁斯」之比乎？
译在古代，这足以辨别言辞了。」如今考察《尔雅》说：“鸒斯，就是鹎居。”如果“斯”仅仅是语助词，那么应当连同“萧栁”的例子一起删去。《法言》说：“频频这类鸟，比鸒斯更令人厌恶。”扬子云难道也有错误吗？至于认为“螽斯”的“斯”与“鸒斯”的“斯”同为语助词，这种说法更加偏僻。查《周南》中的“螽斯羽”，《七月》中的“作斯螽”。毛亨传解释说：“螽斯，就是蚣蝑。”又说：“斯螽，就是蚣蝑。”《尔雅》说：“蜤螽，就是蚣蝑。”舍人解释说：“就是现在所说的舂黍。”《方言》说：“舂黍叫做■〈从上虫下〉蝑。”陆玑《草木疏》说：“幽州人叫它舂箕。”那么怎么能够把它比作“萧斯”“栁斯”呢？
以蒲为脯
丛谈》曰：《文选》潘安仁《西征赋》曰：「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张铣注：「赵高欲为乱，恐羣臣不听，先设验，以蒲为脯，以鹿为马，献于二世，羣臣言蒲与鹿者，阴诛之。」按今《史记》但闻指鹿为马，不闻以蒲为脯之说，此见汉人杂说。臧荣绪《晋书》尝引以为言，欧阳訽之《艺文类聚》「蒲栁」门载赵髙此事，谓出扵《史记》，误矣。
释曰：李善《文选》注引《风俗通》曰：“秦相赵高指鹿为马，束蒲为脯，二世不觉。”应氏《书》此条今亡。然《风俗通》固非杂说也。又案《礼器》曰：“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郑玄注曰：“素尚白，黑尚青也。”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髙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然则赵髙扵时不但以蒲为脯、鹿为马矣。
微管
野客丛谈》曰：语有承袭纰缪者，如宋氏诏曰：「谢玄勲参微管，陈萧沇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发；「微禹」吾其鱼之。谓而曰：「勲参微管，功深微禹」，似不当文理。前此潘安仁诗尝曰：「岂敢陋微管。」谢玄晖诗：「微管寄明牧。」后此，如《刘义康传》：「臣以顽昧，独献微管。」傅亮碑：「道亚黄中，功叅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释曰：“东方朔曰：以管窥天。”《魏书》曹公令曰：“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与扶令育上表救义康，云：“独献微管。”盖逊言所见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觧之，将何所指？义康也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阳县诗》云：“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吕延济注曰：“岂敢以此官为微小，但恐辱负荷之重也。”可见从来不作“管”字，王氏殊误。若《宋书·烈武王传》：“化被江汉，勲髙微管。”《颜介观我生赋》曰：“咏苦胡而永叹，吟微管而增伤。”此则皆用管仲之事者也。
板舆
丛谈》曰：世率以用板舆为奉母亲事，用之如乐天诗「朱旛四从板舆行」，取潘安仁《闲居赋》「太夫人乃御板舆」之意，不知当时三公告老，亦许以板舆上殿，如傅祇者是，则板舆事不可专为奉母也。梁韦叡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则知板舆不止一事。
释曰：板舆之为安车，犹蒲轮之为软轮，皆欲使老人从容肆体也。韦叡素羸，每战未尝乗马，且其时年已六十，故以板舆自载。后魏崔挺授本州岛大中正，掖县有人年踰九十，板舆造州，自称少使林邑得羙玉。《北史》毕元宾拜楚州刺史，父众敬以老还乡，每元宾听政时，乗板舆出至元宾所，观其听断。隋上柱国梁睿谢病，髙祖赐以板舆，每朝必令三卫舆上殿，则知老疾咸乘板舆耳。潘时在知命之年，其母应七十左右，则御板舆宜也。若用潘赋语为奉母故实，亦文家之常法，且后代亦有效之者。元徳秀河南人，少孤贫，事母以孝闻。开元中，从乡赋岁逰京师，不忍离亲，每行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因话録栁芳掌《汾阳书记》军中大燕母赵夫人板舆至棚。白诗似用紫芝事耳。然《汉书》王莾子临朝见挈茵舆行，晋灼曰：「汉仪注皇后媫好乗辇，余人以茵四人举以行，岂今人板舆而铺茵乎？」《南史》宋顺帝禅位于齐，太后惧，帅阉索扶幸板舆。杜氏《通典》梁沈约议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乗小舆至太极阶，仍乗板舆升殿，则周迁《舆服杂事》所云贵贱通乗是矣。《五代史》刘鄩袭破兖州，徙葛从周家属外第，亲拜其母。从周攻鄩，鄩以板舆置从周母城上，从周为之缓攻。此与潘元之御情事又殊也。
东道主
野客丛谈》曰：左传有「倚郑为东道主」之言，后汉光武谓耿弇、邓晨、彭宠等皆曰「北道主人」，后魏孝武谓咸阳王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于是乎有「南道主人」之说。史传之间，独不闻「西道主人」之说耳。又观赵肃传，独孤信东讨，肃监督粮储，军用不竭，周文帝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又有「洛阳主人」之说。《容
译用蒲草当作肉干
《野客丛谈》说：《文选》潘安仁的《西征赋》写道：“野生的蒲草变化而成肉干，苑囿中的鹿变化而成为马。”张铣注释说：“赵高想要作乱，担心群臣不听从，先设置验证，把蒲草当作肉干，把鹿当作马，献给秦二世，群臣中说是蒲草和鹿的人，就被暗中诛杀。”查考现在的《史记》，只听说指鹿为马，没听说过以蒲为脯的说法，这见于汉人的杂说。臧荣绪的《晋书》曾经引用作为言论，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在“蒲柳”门类中记载赵高的这件事，说出自《史记》，这是错误的。
解释：李善《文选》注引用《风俗通》说：“秦相赵高指鹿为马，捆扎蒲草当作肉干，秦二世没有察觉。”应劭的《风俗通》这一条现在失传了。然而《风俗通》本来就不是杂说。又查考《礼器》说：“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一样的，百姓共同遵循，有的崇尚素色，有的崇尚青色。”夏朝创立，殷朝沿袭。郑玄注释说：“素色崇尚白色，黑色崇尚青色。”把白黑说成素青，是因为秦二世时赵高想要作乱，有人把青色说成黑色，把黑色说成黄色，百姓顺从他们，至今这种说法还留存着。那么赵高当时不只是以蒲为脯、指鹿为马了。
微管
《野客丛谈》说：言语中有承袭错误的人，比如宋氏诏书说：“谢玄的功勋参合微管”，陈萧沇的表文说：“功绩深于微禹。”就是这样。取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微禹，吾其鱼”的意思。说：“功勋参合微管，功绩深于微禹”，似乎不合文理。在此之前潘安仁的诗曾经说：“岂敢轻视微管。”谢玄晖的诗说：“微管寄托给明牧。”在此之后，如《刘义康传》说：“臣因为愚钝，独自献上微管。”傅亮的碑文说：“道德亚于黄中，功勋参合微管。”像这样使用“微管”很多。
解释：“东方朔说：用竹管窥视天空。”《魏书》曹操的命令说：“议论者的话，好像用竹管窥视老虎。”与扶令育上表救刘义康，说：“独自献上微管。”大概是谦称所见微小罢了。如果用微管仲来解释，将指什么？刘义康也是抱着柴草去救火啊。如果潘岳《河阳县诗》说：“职位如同单父邑，惭愧没有子贱的歌。”岂敢轻视微官？只是恐怕辱没所承担的重任。吕延济注释说：“岂敢把这官职当作微小，只是恐怕辱没负荷之重。”可见从来不作“管”字，王氏大错。如果《宋书·烈武王传》说：“教化遍及江汉，功勋高于微管。”《颜介观我生赋》说：“咏叹苦胡而长叹，吟诵微管而更悲伤。”这些则都是使用管仲的典故了。
板舆
《野客丛谈》说：世人通常把使用板舆当作奉养母亲的事，使用它如白居易诗“朱旛四从板舆行”，取用潘安仁《闲居赋》“太夫人乃御板舆”的意思，不知道当时三公告老退休，也允许用板舆上殿，像傅祇那样，那么板舆的事不可以专门作为奉养母亲。梁朝韦叡用板舆自己乘坐，督促激励众军，就知道板舆不止一件事。
解释：板舆作为安车，就像蒲轮作为软轮，都是想让老人从容舒展身体。韦叡向来瘦弱，每次作战不曾骑马，况且那时年纪已经六十，所以用板舆自己乘坐。后魏崔挺被授予本州大中正，掖县有人年纪超过九十，乘坐板舆到州府，自称年轻时出使林邑得到美玉。《北史》毕元宾被任命为楚州刺史，父亲毕众敬因为年老回乡，每次毕元宾听政时，乘坐板舆出来到毕元宾所在的地方，观看他听断案件。隋朝上柱国梁睿因病辞官，高祖赐给他板舆，每次上朝必定让三卫抬着板舆上殿，就知道年老有病的人都乘坐板舆。潘岳当时在知命的年纪，他的母亲应该七十岁左右，那么乘坐板舆是适宜的。如果使用潘赋的话作为奉养母亲的典故，也是文人的常法，而且后代也有效仿的。元德秀是河南人，年少时孤苦贫穷，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开元年间，跟随乡赋每年游历京师，不忍心离开亲人，每次出行自己背负板舆带着母亲到长安。《因话录》柳芳掌管《汾阳书记》，军中盛大宴会，母亲赵夫人乘坐板舆到棚帐。白居易的诗似乎是用紫芝的事。然而《汉书》王莽的儿子临朝见被抬着茵舆行走，晋灼说：“汉仪注皇后婕妤乘坐辇车，其他人用茵垫四人抬着行走，难道现在人乘坐板舆而铺茵垫吗？”《南史》宋顺帝禅位给齐，太后害怕，率领阉人扶着幸板舆。杜佑《通典》梁沈约议论元正及大公事，皇帝适宜乘坐小舆到太极阶，仍然乘坐板舆升殿，那么周迁《舆服杂事》所说的贵贱通用乘坐就是如此了。《五代史》刘鄩袭击攻破兖州，迁移葛从周的家属到外宅，亲自拜见他的母亲。葛从周攻打刘鄩，刘鄩把板舆放在葛从周母亲所在的城上，葛从周因此减缓进攻。这与潘岳的御情事又不同了。
东道主
《野客丛谈》说：《左传》有“倚郑为东道主”的话，后汉光武帝对耿弇、邓晨、彭宠等都说“北道主人”，后魏孝武帝对咸阳王说“昨天得到你的主簿作为南道主人”，于是有了“南道主人”的说法。史传之间，唯独没听说过“西道主人”的说法。又看赵肃传，独孤信向东讨伐，赵肃监督粮草储备，军用不竭，周文帝对人说“赵肃可以说是洛阳主人”，又有“洛阳主人”的说法。
释曰：后魏书裴仲规有志节，咸阳王禧为司州牧，辟为主簿，行建兴郡事。车驾自代还洛，次于郡境，仲规备供帐朝路。侧车驾逹河梁，见咸阳王，谓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六军丰赡，元弟之寄，实副所望。《周书》赵肃字庆雍，洛阳人，早有操行。大统三年，独孤信东讨，肃宗人为乡导，授司州治中，转别驾，监督粮储，军用不匮。周文帝闻之，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丛谈》简略多误。《北史》曰：薛辨归魏，位平西将军、东雍州刺史，诣阙。明元帝谓之曰：“朕委卿西畨，志在关右，卿宜克终良算，与朕为长安主人。”此更有“长安主人”之说。《北史》又曰：髙欢入洛之始，本有奸谋，令蔡隽作牧河济，厚相恩赡，为东道主人。又《陈书》鲁广逹假节晋州刺史，王僧辨讨侯景，广逹资奉军储。僧辨谓沈烱曰：“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则“东道”之说，不特郑国也。《北史》又曰：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令毛鸿宾镇潼关，为西道之寄。车驾西幸，浆糗乏絶，侍官二三日间，惟饮涧水。鸿宾奉献酒食，迎于稠桑，文武从者始觧饥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劲草，所望于卿也。”事平之日，宁忘主人？此非所谓秋方之典客者乎？
余粮栖亩
丛谈》曰：晋左思赋「余粮栖亩而不収」，后晋干寳、宋刘裕皆有是语。近时场屋用《南史》刘裕所言出处，出「余粮栖亩」题诗，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后矣。按此语非始扵思，思前盖有是言矣。观蔡邕集中《胡公碑》云：「余粮栖于畎畆」，知左此语祖邕也。
释之曰：《淮南·本经训》曰：「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畮首。」此在蔡氏前矣。而《缪称训》又曰：「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亩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许慎曰：「东户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学记·帝王部》引子思子曰：「东户季子之时，道上雁行而不拾遗，耕耨余粮宿诸畆首。」则又在《鸿烈》之先。按《荘子·胠箧》：「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为首。」《汉书·今古人表》：「容成氏在开辟初，而东扈在炎帝神农之际。」则栖亩羙谈，宜以容成为先矣。《路史》因提记：「六十六世东户，在五容成氏为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为即东户季子，相去千万载而合为一人，岂因余粮宿畆事而妄构之耶？」予又案：邕《胡广碑》：「广迁济阴太守，布恺悌宣柔，嘉余货委于路衢，余粮栖于畎畆。」《魏都赋》：「余粮栖畆而不收，颂声载路而洋溢。」干寳《晋纪论》：「太康之中，牛马被野，余粮栖畆。」沈约《羊玄保传》：「论曰：自元熈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寛务简，氓庻繁息，余粮栖畆，户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风俗醇朴，升平逸乐，世若天懐。故陶渊明诗：「抑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意可知矣。若刘裕所言「余粮栖畆，军无匮乏之忧」，盖谓慕容超不知清野，师得因粮扵敌，非谓承平景象也。省试摘此为题，必有深意。曰：「漫无先后，斯不然矣。」
附王
浚仪王应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载籍极博，余偶有所见，略附一二焉。魏天渊池。
玉海》曰：魏纪，黄初五年，穿天渊池，杨暨从行，天渊池论伐蜀事也。《水经注》曰：天渊池在洛阳，池中有魏文帝九花丛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渊池设流杯石沟，宴群臣。晋《客阁记》：天渊池有飞龙等舟，魏兴安二年。
二月穿天泉池
江总《芳林园天渊池铭》：「晓川漾璧，夜浪浮金。」梁武帝有《首夏泛天渊池》诗。
附曰：王扵天渊池列梁诗，江铭盖谓即洛园曲沼也。夫自晋以来，伊洛沦陷，鞠为狄场。宋、齐、梁、陈画疆而守长淮，难渉安得弭？盖洛邑授简，兹池覧《宋齐书》建业自有上林苑、华林园，自有天渊池、昆明池，盖宴逰之所，輙摹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数年间，天渊池芙蓉咸二花一蒂。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渊池，白鱼入舟。齐永明七年，
译解释说：《后魏书》记载裴仲规有志节，咸阳王元禧任司州牧时，征召他为主簿，代理建兴郡事务。皇帝从代地返回洛阳，驻扎在建兴郡境内，裴仲规在朝路上备办供帐。皇帝车驾到达河梁，见到咸阳王，对他说：“昨天得到你的主簿，作为南道的主人。”六军物资丰足，元禧的托付，确实符合期望。《周书》记载赵肃字庆雍，洛阳人，早年就有操守品行。大统三年，独孤信向东讨伐，赵肃担任向导，授任司州治中，转任别驾，监督粮草储备，军用物资不缺乏。周文帝听说后，对人说：“赵肃可以说是洛阳的主人。”《丛谈》记载简略且多有错误。《北史》说：薛辨归顺魏朝，任平西将军、东雍州刺史，前往朝廷。明元帝对他说：“朕委任你镇守西蕃，志在关右，你应当善始善终，与朕做长安的主人。”这里更有“长安主人”的说法。《北史》又说：高欢初入洛阳时，本有奸诈谋略，让蔡隽出任河济地区的长官，厚加恩惠赡养，作为东道主人。又《陈书》记载鲁广达假节晋州刺史，王僧辩讨伐侯景，鲁广达资助军需储备。王僧辩对沈炯说：“鲁晋州也是王师的东道主人。”那么“东道”的说法，不仅仅指郑国了。《北史》又说：魏孝武帝与齐神武高欢有嫌隙，命令毛鸿宾镇守潼关，作为西道的寄托。皇帝西行，浆水干粮断绝，侍从官员在两三天间，只喝涧水。毛鸿宾奉献酒食，在稠桑迎接，文武随从才开始解除饥渴。武帝握着他的手说：“寒松劲草，是朕对你的期望。事平定之日，难道会忘记主人吗？”这难道不是所谓秋季方域的典客吗？
余粮栖亩
《丛谈》说：晋代左思赋中写道“余粮栖亩而不収”，后晋干宝、宋代刘裕都有这样的话。近来科举考场用《南史》中刘裕所说的出处，出“余粮栖亩”为题作诗，而没有提及左思，自然失去了先后的次序。查考此语并非始于左思，左思之前大概已有此言了。看蔡邕集中《胡公碑》说：“余粮栖于畎亩”，可知左思此语祖述蔡邕。
解释说：《淮南子·本经训》说：“从前容成氏的时候，道路上人们像雁行一样排列，把婴儿托付在巢上，把余粮放置在田头。”这在蔡氏之前了。而《缪称训》又说：“东户季子的时代，道路上不拾取遗失之物，耒耜余粮宿在田头，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许慎说：“东户季子，是古代的君主。”然而《初学记·帝王部》引子思子说：“东户季子的时候，道路上雁行而不拾遗，耕耨余粮宿在田头。”这又在《鸿烈》之前。查考《庄子·胠箧》：“列举古代十二位帝王，容成氏为首。”《汉书·古今人表》：“容成氏在开辟之初，而东扈在炎帝神农之际。”那么栖亩的美谈，应当以容成为先了。《路史》因提记：“六十六世东户，在五容成氏为最末代，而又把容成的季子当作东户季子，相隔千万年而合为一人，难道是因为余粮宿亩的事而妄自构合吗？”我又查考：蔡邕《胡广碑》：“胡广迁任济阴太守，布施恺悌宣柔，美好的财物委弃在路衢，余粮栖在畎亩。”《魏都赋》：“余粮栖亩而不收，颂声载路而洋溢。”干宝《晋纪论》：“太康年间，牛马遍布野外，余粮栖亩。”沈约《羊玄保传》：“论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年，役赋宽缓事务简省，百姓繁衍生息，余粮栖亩，门户不夜闭。”都是夸耀政教既成，风俗醇朴，升平逸乐，世若天怀。所以陶渊明诗：“抑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意思可以知道了。至于刘裕所说的“余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大概是说慕容超不知道坚壁清野，军队得以在敌国获取粮食，并非说承平景象。省试摘取此为题，必有深意。说：“漫无先后，是不对的。”
附王
浚仪王应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记载典籍极广博，我偶尔有所见闻，略附一二。魏天渊池。
《玉海》说：魏纪，黄初五年，开凿天渊池，杨暨随从，天渊池议论伐蜀之事。《水经注》说：天渊池在洛阳，池中有魏文帝九花丛殿基。《宋志》说：魏明帝天渊池设流杯石沟，宴请群臣。晋《客阁记》：天渊池有飞龙等舟，魏兴安二年。
二月开凿天泉池
江总《芳林园天渊池铭》：“晓川漾璧，夜浪浮金。”梁武帝有《首夏泛天渊池》诗。
附曰：王应麟在天渊池下列梁诗、江铭，大概认为就是洛阳园曲沼。自从晋以来，伊洛沦陷，沦为狄人战场。宋、齐、梁、陈画疆而守长淮，难以涉足，怎能平息？大概洛阳授简，此池览《宋齐书》建业自有上林苑、华林园，自有天渊池、昆明池，大概是宴游之所，辄摹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数年间，天渊池芙蓉咸二花一蒂。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渊池，白鱼入舟。齐永明七年，
得灵石，世祖于天渊池亲投试之。沈约亦有应诏作《天渊池水鸟赋》。若以为魏之天渊，则是銮镳岁骛扵洛城，而侍从诸臣日珥笔扵敌苑也。
译得到灵石后，世祖在天渊池亲自投放试验。沈约也曾奉诏作《天渊池水鸟赋》。如果认为这是魏国的天渊池，那么就是銮驾年年奔驰于洛城，而侍从诸臣每日在敌苑中执笔侍奉。
街弹
玉海》曰：周礼里宰，岁时合耦于锄。郑元注曰：锄者，里宰所治之处也。若今之街弹之室。疏曰：昔汉时在街置一室，检弹一里之民也。《金石録》有汉都乡正街弹碑，在故昆阳城，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经注》鲁阳县有南阳都乡正卫弹碑，平氏县有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卫之与街，岂可强传？又按郑玄驳许氏慎曰：「周礼六十五，皆征之使为胥徒，给公家之事，如今之正卫耳。」又张晏《汉书》注曰：「监门里正卫也。」正卫自是汉魏微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觧街弹之室也。
羊肠
玉海绀珠》曰：「羊肠坂有两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皇甫士安地理书，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赜问而知之。」
附曰：《隋书》曰：崔赜从炀帝登太行山，诏问何处有羊肠坂，对曰：「地理志：上党壶关县有。」帝曰：「不是。」赜曰：「皇甫谧地理书云：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有羊肠坂。」帝曰：「是也。」予按：髙诱《淮南》注曰：「羊肠，山名，今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关曰羊肠坂。」是《吕氏春秋》注其山盘纡，譬如羊肠。《帝王世纪》曰：「羊肠坂在晋阳西北九十里，为西通上郡之关，即吴起云：『夏桀之居，羊肠在其北也。』」盖用髙氏说，而壶关者，他无闻焉。若据炀帝语，则有二羊肠。予谓太原、上党俱在并州，道里不遥，封疆如错，晋阳之西北，即壶关之东南，羊肠盖自一耳。
汉典农城
玉海》曰：「水经：河水径典农城东，注世谓之胡城。又北径上河城东，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径典农城东，注俗名之为吕城，皆参所屯以事农。」
附曰：《汉书》冯参字叔平，为上河农都尉。《百官表》曰：「农都尉，武帝置。」《后汉百官志》：「武帝时邉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榖。」建武六年，邉郡徃徃置都尉。注引《汉官仪》曰：「农都尉不治民。」御覧引《魏略》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六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则汉官无「典」字，至当涂始更耳。《水经》及注作「典农」，皆非。《梁统传》：「光武拜梁腾酒泉典农都尉。」蔚宗亦误。王氏引「典农城」为羙谈，殊少稽拣。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汉广野君裔孙，赐氏食其，后有为武帝侍中者，合官与氏而称焉。」汉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广野君在髙祖初至武帝时，七十年，安得遽至裔孙？而又曰后有为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水经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齐郊，瞻望桓公坟垄。』」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风土人物论》称：「后汉有侍其元矩，与孙宾硕、刘公山并叙，正当魏武时。」又为齐人，则元矩非即衡字耶？
登闻鼓
玉海》曰：“后魏书，世祖阙左悬登闻鼓，以逹寃；《水经注》阙右置登闻鼓，以纳谏。”自注云：“通鉴神■〈鹿外加内〉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书·刑罚志》：“神■〈鹿外加内〉中，诏崔浩定律令。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寃则挝鼓，公交车上其奏。”《玉海》所以知其年月者，以《太武纪》“神■〈鹿外加内〉四年十月，诏崔浩定律令”，故也。不知阙左平枉乃在桑干，阙右求言则洛城朱雀阙也。案道武天兴元年，都代郡桑干之平城，下至太武尚屏恒朔，及太和十七年始迁洛阳。上距神■〈鹿外加内〉六十余载，虽器同事合，而地迥年乖。援平城之故实，传雒邑之新模，非矣。
师宜
姓氏急就篇》曰：师宜氏，后汉师宜官，善古篆。
附曰：卫衡《四体书势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梁鹄以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鹄手迹，魏武悬着帐中玩之，以为胜宜官。书断曰：‘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征天下工书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案前志，徃徃称宜官，则非姓师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贝独坐
姓氏急就篇》
译街弹
《玉海》说：《周礼》中的里宰，在岁时交替时聚集民夫在锄地。郑玄注说：锄，是里宰所治理的地方。就像现在的街弹之室。疏解说：从前汉代时在街巷设置一间屋子，用来检阅弹劾一里的百姓。《金石录》中有汉代都乡正街弹碑，在旧昆阳城，是中平二年正月的。
附说：《水经注》记载鲁阳县有南阳都乡正卫弹碑，平氏县有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卫与街，难道可以强行传讹吗？又查郑玄驳斥许慎说：“《周礼》中六十五种人，都征召他们做胥徒，供公家差遣，就像现在的正卫一样。”又张晏《汉书》注说：“是监门里的正卫。”正卫本来就是汉魏时期的微官，品秩如同封人，任职同于里宰，不能用来解释街弹之室。
羊肠
《玉海·绀珠》说：“羊肠坂在两《汉书·地理志》中，上党壶关，皇甫谧《地理书》，太原北九十里，隋朝崔赜问而知之。”
附说：《隋书》说：崔赜跟随炀帝登上太行山，皇帝下诏问哪里是羊肠坂，崔赜回答说：“《地理志》说：上党壶关县有。”皇帝说：“不对。”崔赜说：“皇甫谧《地理书》说：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有羊肠坂。”皇帝说：“对了。”我查考：高诱《淮南子》注说：“羊肠，山名，现在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通往河西上郡的关隘叫羊肠坂。”这是《吕氏春秋》注解说那山盘旋曲折，譬如羊肠。《帝王世纪》说：“羊肠坂在晋阳西北九十里，是西通上郡的关隘，就是吴起所说的：‘夏桀居住的地方，羊肠在其北面。’”大概采用了高氏的说法，而壶关的说法，其他没有听闻。如果依据炀帝的话，就有两个羊肠。我认为太原、上党都在并州，道路里程不远，疆界交错，晋阳的西北，就是壶关的东南，羊肠大概本来就是一个。
汉典农城
《玉海》说：“《水经》：河水经过典农城东，注解说世人称之为胡城。又向北经过上河城东，冯参担任上河典农都尉所治理的地方。河水又向北经过典农城东，注解说俗名叫吕城，都是冯参屯田务农的地方。”
附说：《汉书》冯参字叔平，担任上河农都尉。《百官表》说：“农都尉，武帝时设置。”《后汉书·百官志》：“武帝时边郡设置农都尉，主管屯田种植谷物。”建武六年，边郡往往设置都尉。注引《汉官仪》说：“农都尉不治理百姓。”《艺文类聚》引《魏略》说：“曹操设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六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那么汉代官职没有“典”字，到曹魏才更改。《水经》及注解说“典农”，都是错误的。《梁统传》：“光武帝任命梁腾为酒泉典农都尉。”范蔚宗也错了。王应麟引“典农城”为美谈，实在缺乏考证。
侍其
《玉海·姓氏》引《急就篇》说：“侍其氏，是汉代广野君的后代，赐姓食其，后来有担任武帝侍中的人，合并官职与姓氏而称呼。”汉代有侍其元矩，魏国有侍其衡。
附说：广野君从高祖初年到武帝时，七十年，怎么能迅速传到后代？又说后来有担任侍中的人，为什么年代少而世代多呢？《水经注》：“侍其衡上奏魏武王说：‘近日路过齐国郊外，瞻望桓公坟垄。’”这里说魏国有侍其衡是对的。伏滔《风土人物论》称：“后汉有侍其元矩，与孙宾硕、刘公山并列叙述，正当魏武帝时。”又是齐国人，那么元矩不就是衡的字吗？
登闻鼓
《玉海》说：“《后魏书》，世祖在宫门左边悬挂登闻鼓，用来申达冤屈；《水经注》在宫门右边设置登闻鼓，用来采纳谏言。”自注说：“《资治通鉴》神䴥四年十月。”
附说：《魏书·刑罚志》：“神䴥年间，下诏崔浩制定律令。在宫门左边悬挂登闻鼓，百姓有穷冤就击鼓，公交车上呈奏章。”《玉海》之所以知道年月，是因为《太武纪》“神䴥四年十月，下诏崔浩制定律令”，所以如此。不知道宫门左边平反冤屈是在桑干，宫门右边求取言论则是洛阳朱雀阙。查考道武帝天兴元年，定都代郡桑干的平城，下到太武帝还屏退恒山朔方，等到太和十七年才迁都洛阳。上距神䴥六十多年，虽然器物相同事情相合，但地点遥远年代乖违。援引平城的旧事，传述洛阳的新规，是错误的。
师宜
《姓氏急就篇》说：师宜氏，后汉师宜官，擅长古篆。
附说：卫衡《四体书势序》说：“上谷王次仲创立楷法。汉灵帝喜好书法，当时能写的人很多，而师宜官最为出色。梁鹄因为擅长书法做到选部尚书。师宜官后来成为袁术的将领，梁鹄的手迹，曹操悬挂在帐中玩赏，认为胜过师宜官。《书断》说：‘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征召天下擅长书法的数百人，八分书称师宜官为最。’查考前志，往往称师宜官，那么不是姓师宜。而且擅长楷法及八分书，又不是古篆。”
贝独坐
《姓氏急就篇》
附曰：《后汉书》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议诛梁冀，封东武阳侯。与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转横天下。为语曰：「左回天，贝独坐，徐卧虎，唐两堕顿。」使汉祚倾覆，海内悲凉。乃以为古贤乎？
○弹髙
刘子玄水仙赋
髙似孙字续古，作《纬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赋》，自恨笔力乏竒伟。五年前，杨仲囦自萧山致水仙花一二百本，极盛，乃以二古铜洗艺之。学《洛神赋》，再作《后水仙花赋》，颇惬人意。近读《金楼子》，云：‘刘子玄好学有文才，为《水仙花赋》，时人以为不减《洛神赋》。拟古诗，时人谓陆士衡之流也。’”
弹曰：「予谓水仙不及洛神，拟古胜乎士衡矣。据此，则是宋南平王刘铄也。拟古诗今在《文选》。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赋。髙氏以休玄为子玄，谓水仙为花名，岂不谬与？似孙二赋载其《骚略》中。」
郑康成
纬畧又云：郑康成《礼记·苍梧》注曰：「帝喾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为正妃，余三小者为次妃。帝尧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耳，谓之三夫人。《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说》曰：「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康成之论，本诸《帝王世纪》耳。《世纪》曰：「舜长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烛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为有据依。
弹曰：按《世纪》，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后五十年，谓《世纪》本扵康成，则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安乎？然《纪》谓舜只三妃，又为未悉。何者？《大戴礼》《帝系篇》曰：「帝舜娶于帝光之子，谓之女匽氏。」《列女传》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离骚》所谓「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经》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烛光。」一曰登北氏。又曰：「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则舜妃见传记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续古，皆未之考也。《山海经》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则谓娥皇无子者，又士安之踈也。
鳆鱼
髙似孙《纬畧》曰：魏志倭国人入海捕鳆鱼，水浅深皆沉没取之。吴良为齐郡议曹掾，谏太守无受正旦贺觞，赐鳆鱼百枚。魏文帝与孙权书曰：「今因赵咨致鳆鱼千枚。」陈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食鳆鱼，前已表徐州刺史臧覇送鳆鱼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诗：「君卿唇舌非吾事，且问江南噉鳆鱼。」诗中用鳆鱼之典者，盖仅见扵此耳。
弹曰：乙丑，予在鹭门戍主，有自彭湖来者，饷鳆鱼百枚。夫此介虫也，而命之为鱼，盖不可晓。纬畧所引尚多遗者，且亦未知鳆鱼何物也。因与坐客共征旧事，疏之《汉书》：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颜师古注曰：鳆，海鱼也。《后汉书》伏隆使青徐，招降羣盗，张歩遣掾孙昱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南史》褚彦回，宋世为中书监，时淮北属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人有饷彦回鳆鱼三十枚，彦回时甚贫薄，门生献计卖之，云可得十万钱。彦回曰：我谓此是食物，非曰财货，且不知堪卖钱，聊尔受之。虽复俭乏，宁可卖饷取钱也，悉与亲友噉之，少日便尽。郭璞注《三苍》曰：鳆，似蛤，偏着石。广注曰：鳆有殻，一面附石，细孔杂杂，或七或九。陶隐居《名医别録》曰：石决明，俗云是紫贝，又云是鳆鱼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内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决眀是鳆鱼甲也，附石生，状如蛤，惟一片无对，七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决明生广州南海畔，殻大者如手，小者如三两指，其
译附言说：《后汉书》记载的贝瑗，是魏郡元城人。汉桓帝初年，中常侍定下计谋诛杀梁冀，贝瑗被封为东武阳侯。他与左悺、徐璜、唐衡这四位侯爷在天下横行霸道。当时有谚语说：“左悺能回天，贝瑗独坐（专权），徐璜如卧虎，唐衡两度顿挫（或指权势起伏）。”他们导致汉朝国运倾覆，天下悲凉。难道能把他们当作古代的贤人吗？
○ 弹髙
刘子玄水仙赋
髙似孙字续古，在《纬略》中说：“我二十年前写了《水仙赋》，自己遗憾笔力缺乏奇伟。五年前，杨仲囦从萧山送来一二百株水仙花，花开极盛，于是用两个古铜洗盆种植它们。我模仿《洛神赋》，又写了《后水仙花赋》，颇为满意。最近读《金楼子》，上面说：‘刘子玄好学且有文才，写了《水仙花赋》，当时的人认为它不亚于《洛神赋》。他拟作的古诗，当时的人说他是陆士衡一流的人物。’”
弹说：“我认为水仙赋比不上洛神赋，但拟古诗胜过陆士衡。根据这个说法，那么这位刘子玄就是宋南平王刘铄。他的拟古诗现在收录在《文选》中。水仙本是水上神女，陶弘景也写过《水仙赋》。髙氏把休玄误作子玄，把水仙当作花名，难道不是错误吗？髙似孙的两篇赋收录在他的《骚略》中。”
郑康成
《纬略》又说：郑康成在《礼记·苍梧》的注中说：“帝喾设立四位妃子，象征后妃四星，其中明亮的一位是正妃，其余三位较暗的是次妃。帝尧沿袭了这个制度。到了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只有三位妃子，称为三夫人。《离骚》中所唱的湘夫人，就是舜的妃子。”夏后氏在此基础上增加三倍，共九人，合计十二人。《春秋说》说：“天子娶十二人，就是夏代的制度。”郑康成的论述，本源于《帝王世纪》。《帝王世纪》说：“舜的大妃娥皇没有儿子，次妃女英生了商均，次妃癸比生了两个女儿，就是宵明、烛光。”由此可知，郑康成的注释是有依据的。
弹说：查考《帝王世纪》，是皇甫士安所作。士安在郑康成之后五十年，说《帝王世纪》本源于郑康成，是可以的，怎么能说郑康成反而依据士安呢？然而《帝王世纪》说舜只有三位妃子，又是不全面的。为什么呢？《大戴礼记·帝系篇》说：“帝舜娶了帝光的儿子，称为女匽氏。”《列女传》说：“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离骚》中所说的“湘君、湘夫人”，就是这两位妃子。《山海经》说：“舜的妻子登比，生了两个女儿，宵明、烛光。”一说是登北氏。又说：“羲和国有个女子，名叫羲和，正在甘渊沐浴太阳。”羲和是帝俊的妻子，生了十个太阳。郭璞说：“俊也是舜的字，是假借音。”又说：“天虞有个女子，正在沐浴月亮。帝俊的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这是开始沐浴的记载。查考这些，那么舜的妃子在传记记载中已经有六人了。郑康成、皇甫士安、髙似孙，都没有考证清楚。《山海经》又说：“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有三身。帝俊的妻子娥皇，生了这个三身之国，姓姚，吃黍米。三身生了义均，义均是开始成为巧倕的人，是开始为百姓制作百种巧器的人。”那么说娥皇没有儿子，又是皇甫士安的疏漏了。
鳆鱼
髙似孙《纬略》说：《魏志》记载倭国人入海捕捉鳆鱼，无论水深水浅都沉入水中去取。吴良担任齐郡议曹掾，劝谏太守不要接受元旦的贺酒，太守赐给他鳆鱼一百枚。魏文帝给孙权的信中说：“现在通过赵咨赠送鳆鱼一千枚。”陈思王曹植请求祭祀先王的表文中说：“先王喜欢吃鳆鱼，之前已经上表徐州刺史臧覇送来鳆鱼二百枚，足够供给祭祀之用。”皮日休的诗说：“君卿的唇舌之事不是我的事，且问江南人吃鳆鱼。”诗中用鳆鱼典故的，大概只有这一处了。
弹说：乙丑年，我在鹭门担任戍主，有从澎湖来的人，赠送鳆鱼一百枚。这种介虫，却命名为鱼，大概无法理解。《纬略》所引用的还有很多遗漏，而且也不知道鳆鱼是什么东西。于是我和在座的客人一起征引旧事，梳理如下：《汉书》记载：王莽军师在外战败，大臣在内叛乱，他忧愁烦闷吃不下饭，只喝酒吃鳆鱼。颜师古注说：鳆，是海鱼。《后汉书》记载：伏隆出使青州、徐州，招降群盗，张步派遣掾吏孙昱跟随伏隆到京城，上书进献鳆鱼。《南史》记载：褚彦回，在宋朝担任中书监，当时淮北属于江南，不再有鳆鱼，有人辗转得到鳆鱼，一枚价值数千钱。有人送给褚彦回鳆鱼三十枚，褚彦回当时非常贫困，门生献计卖掉它，说可以得到十万钱。褚彦回说：“我认为这是食物，不是财物，况且不知道能不能卖钱，姑且接受它。虽然节俭匮乏，怎么能卖别人的馈赠来取钱呢？”于是全部送给亲友吃掉了，没几天就吃完了。郭璞注《三苍》说：鳆，像蛤蜊，偏贴在石头上。广注说：鳆有壳，一面附着石头，细孔杂乱，有的七个孔，有的九个孔。陶隐居《名医别録》说：石决明，俗传是紫贝，又说就是鳆鱼的甲壳，附着石头生长，大的像手掌，明亮闪耀五色，内部也含有珍珠。《唐本草》注说：石决明是鳆鱼的甲壳，附着石头生长，形状像蛤蜊，只有一片没有配对，七个孔的好。李英公《本草》注说：石决明生长在广州南海边，壳大的像手掌，小的像两三指宽，其
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殻，水渍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谓为紫贝及鳆鱼甲，并误矣。《夷坚志》曰：元善与尝监恵州淡水盐场，场在海濵，居民数百户，皆渔捕海物。云鳆鱼只有一邉殻以自蔽，渔者拏舟至所产处，以绳系腰，缚扵柁尾，然后没水，或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觉，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则粘着石上，牢不可拔，虽椎击至碎犹不可得。迨欲出水则循绳攀缘，足蹑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则拊膺恸哭，盖已为鱼龙攫去矣。予按：如颜监之说，则鳆游泳物耳；如英国所称，则被甲者不名鳆也。若诸家之说，则此待石以具体耀采而晃人者，其为鳆鱼允矣。且数鱼以尾，而此独以枚，亦可知其介类耳。《玉篇》曰：鳆鱼，孙愐从之，皆未辨其为介为鳞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汉魏贵之，一枚至数千钱，则海人之以利而死也。亦何怪乎？
译肉，南方人都吃它，也取它的壳，用水浸泡后洗眼睛，七孔、九孔的为好，十孔以上的不好，称为紫贝和鲍鱼甲，这都是错误的。《夷坚志》说：元善与曾监管惠州淡水盐场，盐场在海边，居民几百户，都从事捕捞海产。说鲍鱼只有一边壳来自我遮蔽，渔民划船到出产的地方，用绳子系在腰间，绑在船尾，然后潜入水中，有的深入五六十丈，如果鲍鱼没有察觉，都可以拾取，如果知道人将要到来，就粘在石头上，牢固得无法拔起，即使用锤子击碎也得不到。等到想要出水时，就顺着绳子攀爬，脚踩着绳子上升，有的长时间不出来，有泡沫堆突起在水面，妻子儿女就拍着胸口痛哭，大概已经被鱼龙抓走了。我按：如果像颜师古的说法，那么鲍鱼是游泳的动物；如果像英国所称，那么披甲的不叫鲍鱼。如果各家的说法，那么这种依靠石头来呈现色彩而晃动人眼的，它是鲍鱼确实无疑。而且数鱼以尾，而这里独以枚，也可以知道它是介类。《玉篇》说：鲍鱼，孙愐跟随这种说法，都没有分辨它是介类还是鳞类。只是这种东西特别不是珍味，而汉魏时期珍视它，一枚高达数千钱，那么海边的人为了利益而死，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削藁
纬畧》载削藁事：汉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陈羣、传嘏、宋谢弘微、北齐封隆之八人。
弹曰：「东观汉记」张纯字伯仁，为虎贲中郎将，素重慎周宻时上封事，削去草。荀彧别传曰：「彧为尚书令，常以书谏事，临薨皆焚毁之，故竒策宻谋不得尽闻。」晋书曰：「羊祜歴职二朝，任典枢要，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十六国春秋：刘渊黄门郎陈元逹，屡进忠言，退而削，虽子弟莫知。后魏书：李孝伯为侍郎，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书表切言直谏，削灭藁草，家人不见。「梁书」曰：「徐勉字修仁，为侍中，参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尝漏泄，每有表奏，輙焚藁草。」隋书：髙颎字昭元，执政二十年，所有竒谋，颎皆削藁，世无知者。又唐之髙俭、戴胄、马周、髙郢、陆元方，咸有此誉，而马宾王疾甚，悉焚草奏。陆希仲临终，取焚奏藁，与荀令皆于属纩，始命焚毁，则其不宻者多矣。任彦升为宣徳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雕龙，而成輙削藁。」此盖用事为褒，非其实也。「纬畧」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乡人，撰《猗觉寮杂记》十巻。
人生如寄
杂记云：人生如寄，见《髙僧传》。又南齐刘善明曰：人生如寄，来会几何？乐天感时云：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秋山云：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东坡云：人生如寄。尔岭海亦闲逰，每每多用此四字。
本之曰：四言慨慷，酸切逹生之士常以为娱，忧生之徒亦以为痛。陆佐公《思田赋》曰：感风烛与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纯《不死树赞》曰：万物暂见，人生如寄，不死之树，寿敝天地。张茂先《逰猎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几？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潜光养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古诗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人盖逓承袭也。然尸子引老莱子曰：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济于江，黄龙负舟，禹熈然而称曰：吾受命于天，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诸家皆用老莱《夏后语》耳。《北齐书》：后主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惟当行乐，何用忧为？此语悲壮，可入宋人曲。
长绳
猗觉寮杂记》曰：太白云「恨不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李长吉云：「长绳系日乐当年」。乐天云：「既无长绳系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风流旷逺，长绳一语不啻出自其口。然余尝寻之，江总《岁暮还宅》诗云：『长绳岂系日，浊酒倾一杯』，又非为李公语矣。又《北史》萧大圜常言：『人生若浮云，朝露寜俟长绳系景』，实所愿言执烛夜逰，惊其迅速。沈烱《幽定赋》謡曰：『那得长绳系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镜逺咏日曰：『回戈安得中长绳，不可羁』。盖相袭久矣。按《元传》《九曲歌》曰：『岁暮景迈羣光絶，安得长绳系日月』，竒旷之致，实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觉寮杂记》曰：应劭《汉书》成帝生甲观画堂云，画九子母，不知佛自后汉方入中国，安得元帝时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颜师古虽破其说，不及此。
本之曰《汉书》曰：“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曰：‘甲观在太子宫甲地，主甲乳生也。画堂画九子母。’师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传言见于丙殿，此其例也。画堂但画饰耳，岂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画室中，是则宫殿中通有画彩之堂室。据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东来，后汉时翻译尚寡，亦无九子母之说，此宋凉以后妖僧伪为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寝皇宫，岂宜图冩鬼魅乎？按《列女传》鲁有九子之母，教儿造次于礼，鲁人以为母师。甲观既燕闲内寝，后妃所居，则画九子者，取蕃育之义；画其母者，取礼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逺之时，去西京未遥，其博学多闻扵汉家故实，必有传记，未可遽为之躗说也
译削藁
《纬略》记载了削藁之事：汉代的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代的陈群、傅嘏，宋代的谢弘微，北齐的封隆之，共八人。
弹曰：《东观汉记》记载，张纯字伯仁，担任虎贲中郎将，一向庄重谨慎周密，当时他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章，削去草稿。《荀彧别传》说：“荀彧担任尚书令，常常用书信劝谏，临终前都将这些书信烧毁，所以他的奇谋密策没能完全被世人听闻。”《晋书》说：“羊祜在两朝任职，掌管机要，美好的谋略和正直的议论，他都烧毁草稿，所以世人没有听闻。”《十六国春秋》记载，刘渊的黄门郎陈元达，屡次进献忠言，退朝后就削去草稿，即使是子弟也不知道。《后魏书》记载，李孝伯担任侍郎，每当朝廷大事有不足之处，必定亲手书写奏表，直言切谏，然后削灭草稿，家人也看不见。《梁书》说：“徐勉字修仁，担任侍中，参与掌管权衡之事，禁省中的事情从未泄露，每当有表奏，就烧毁草稿。”《隋书》记载，高颎字昭元，执政二十年，所有的奇谋，高颎都削去草稿，世上无人知晓。又如唐代的高俭、戴胄、马周、高郢、陆元方，都有这样的声誉，而马周病重时，全部烧毁了草稿奏章。陆希仲临终时，取出烧毁的奏章草稿，与荀彧一样，都是在弥留之际，才命令烧毁，那么他们不够严密的就多了。任彦升为宣德皇后起草给梁王的令文说：“公文擅长雕龙，写成后就削去草稿。”这大概是借用典故作为褒奖，并非事实。《纬略》都没有提及。
○本朱
宋代的朱翌，字新仲，桐乡人，撰写了《猗觉寮杂记》十卷。
人生如寄
《杂记》说：人生如寄，见于《高僧传》。又南齐刘善明说：人生如寄，来会几何？白居易《感时》诗说：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秋山说：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苏轼说：人生如寄。我在岭海也闲游，每每多用这四个字。
本之说：这四字慷慨激昂，达观生命的人常以此为乐，忧虑生命的人也以此为痛。陆佐公《思田赋》说：感风烛与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纯《不死树赞》说：万物暂见，人生如寄，不死之树，寿敝天地。张茂先《游猎篇》说：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几？曹子建《仙人篇》说：人生如寄，居潜光养羽翼。魏武帝《善哉行》说：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古诗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人大概是相继承袭的。然而《尸子》引用老莱子的话：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记载：大禹南渡长江，黄龙背负船只，大禹叹息着说：我受命于天，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各家都是使用老莱子的《夏后语》罢了。《北齐书》记载：后主在黎阳临河筑城戍守说：紧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惟当行乐，何用忧为？此语悲壮，可入宋人曲。
长绳
《猗觉寮杂记》说：李白说“恨不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李贺说：“长绳系日乐当年”。白居易说：“既无长绳系白日”。两位公是用了李白的意思。
本之说：“李白风流旷远，长绳一语不啻出自其口。然而我曾寻究，江总《岁暮还宅》诗云：‘长绳岂系日，浊酒倾一杯’，又不是李白的语句了。又《北史》萧大圜常说：‘人生若浮云，朝露寜俟长绳系景’，实在愿意执烛夜游，惊其迅速。沈炯《幽定赋》谣曰：‘那得长绳系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镜远咏日曰：‘回戈安得中长绳，不可羁’。大概相袭久矣。按《元传》《九曲歌》曰：‘岁暮景迈羣光絶，安得长绳系日月’，奇旷之致，实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觉寮杂记》说：应劭《汉书》成帝生甲观画堂云，画九子母，不知佛自后汉方入中国，安得元帝时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颜师古虽破其说，不及此。
本之说：《汉书》说：“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说：‘甲观在太子宫甲地，主甲乳生也。画堂画九子母。’颜师古说：‘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传言见于丙殿，此其例也。画堂但画饰耳，岂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画室中，是则宫殿中通有画彩之堂室。据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东来，后汉时翻译尚寡，亦无九子母之说，此宋凉以后妖僧伪为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寝皇宫，岂宜图写鬼魅乎？按《列女传》鲁有九子之母，教儿造次于礼，鲁人以为母师。甲观既燕闲内寝，后妃所居，则画九子者，取蕃育之义；画其母者，取礼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远之时，去西京未遥，其博学多闻于汉家故实，必有传记，未可遽为之谬说也。”
。若霍光所止画室，乃将相朝时，至此筹划国事，入告扵君，以为彩画之室，何言之野乎？
译至于霍光所停留的画室，本是将军和宰相上朝时，在此筹划国家大事，然后入宫向君主禀报的地方，竟然说它是彩绘装饰的屋子，这话说得多么粗俗浅陋啊！
巵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巵林卷四
（明）周婴 撰
○述洪
耆英
容斋四笔》曰：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为耆英会，凡十有二人。侍中富韩公，年七十九，最长。至大中大夫张问，年七十。唯司马公方六十四岁，用狄监、卢尹故事，亦预于会。狄、卢见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懐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吉旼，年八十六；龙武军长史郑据，八十四；磁州刺史刘真，侍御史卢贞，皆八十二；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时秘书监狄兼謩、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与会，而不及列。故温公纪韩公至张昌言，而自不书。唐两卢贞，而又同会，疑字误。
述曰：白居易诗序曰：「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于东都履道坊合尚齿之会，赋诗记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絶伦，亦来斯会，续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絶赠之。葢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禅僧如满归洛，年九十五也。时秘书监狄兼謩、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云。前懐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吉旼，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刘真，八十七；龙武军长史郑据，八十五；侍御史卢真，八十三；前永州刺史张浑，七十七；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七十四。九老之会，卢真、卢贞未尝同名也。又《梦溪笔谈》纪洛社耆英云：「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为耆年会，命画工郑英图于妙觉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韩国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潞国公文彦博，司徒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寺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议大夫王慎言，七十二；检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中大夫张问，通议大夫张焘，皆七十；端眀殿学士司马光，年六十四。」《笔谈》又云：「潞公归洛日，年七十八，时有中散大夫程昫，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后一岁事，不知元丰五年之会，程马何以不预？四《笔》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昉罢相后，居京师，至道元年七十一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李运，年八十；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吴僧赞寜，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谏议大夫杨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与昉，皆七十一，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冦。」起而罢。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造物岂亦吝此耶？婴按：此在会昌九老后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八十八年。然戌亥之际，于斯为盛云。我明宣徳间，湖州乌青镇亦有九老：赵嶬，官司班，年九十一；吴焕，年九十；赵岐，八十九；孙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水宗逹，运司，八十二；漏瑜，建文中□□；唐其谅，建文中县丞；胡敏，钱郁，年皆八十。漏瑜，会稽人；唐其谅，鳯阳人，革除后流寓乌镇。俱能诗，结社倡和，亦一时之羙。正统间，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贞，八十一；封吏部员外郎孔希徳，八十；礼部郎中蒋廷晖，七十八；处士项伯臧，九十三；孙适，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勲郎中邓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与会，而年不及见。宛委余编【隆庆己巳，莆田有耆老会：太守郑弼，年七十八；少叅雍澜，七十七；太守陈叙，七十六；运使林汝永，七十五；主事柯维骐，七十四；太守林允宗，七十二；尚书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赋诗云：“故里重开耆老会，七人五百二十三。”后尚书林云，同年六十九，亦与会】
展重阳
容斋一笔曰：唐开成元年，归融为京兆尹，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繁，又俯近上已，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
译巵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巵林卷四
（明）周婴 撰
○述洪
耆英
《容斋四笔》说：文潞公留守西京时，年龄七十七岁，举办耆英会，共有十二人参加。侍中富韩公年龄七十九岁，最为年长。大中大夫张问年龄七十岁。只有司马光当时六十四岁，依据狄兼謩、卢贞的先例，也参加了这次聚会。狄兼謩、卢贞的事迹见于白居易的诗集，现在所谓的《九老图》记载的是：怀州司马胡杲，年龄八十九岁；卫尉卿吉旼，年龄八十六岁；龙武军长史郑据，年龄八十四岁；磁州刺史刘真、侍御史卢贞，都年龄八十二岁；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都年龄七十四岁。当时秘书监狄兼謩、河南尹卢贞，因为年龄未满七十岁而参加聚会，却没有列入名单。所以司马光在记录富弼到张昌言时，自己却没有写进去。唐代有两个卢贞，又同时参加聚会，怀疑是文字有误。
我说：白居易的诗序说：“会昌五年三月，胡杲、吉旼、刘真、郑据、卢贞、张浑六位贤人都年高寿长，我也排在后面，在东都履道坊举行尊老聚会，作诗记录这件事。”那年夏天，又有两位老人容貌气度超群绝伦，也来参加这次聚会，接着写下姓名年龄，描绘他们的形貌，附在图的右边，题为《九老图》，仍然写了一首绝句赠送给他们。大概是洛中遗老李元爽，年龄一百三十六岁；禅僧如满回到洛阳，年龄九十五岁。当时秘书监狄兼謩、河南尹卢贞，因为年龄未满七十岁，虽然参加聚会却没有列入名单。前怀州司马胡杲，年龄八十九岁；卫尉卿吉旼，年龄八十八岁；前磁州刺史刘真，年龄八十七岁；龙武军长史郑据，年龄八十五岁；侍御史卢贞，年龄八十三岁；前永州刺史张浑，年龄七十七岁；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年龄七十四岁。九老聚会中，卢贞、卢贞未曾同名。又《梦溪笔谈》记载洛社耆英会说：“元丰五年，文潞公镇守洛阳，举办耆年会，命令画工郑英在妙觉佛寺绘制图像，共有十三人：守司徒韩国公富弼，年龄七十九岁；守太尉潞国公文彦博，司徒郎中席汝言，都年龄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年龄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都年龄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年龄七十三岁；朝议大夫王慎言，年龄七十二岁；检校太尉王拱辰，年龄七十一岁；大中大夫张问，通议大夫张焘，都年龄七十岁；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年龄六十四岁。”《笔谈》又说：“文潞公回到洛阳时，年龄七十八岁，当时有中散大夫程昫，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都年龄七十八岁，曾经举办同甲会，各自作诗一首。文潞公的诗说：‘四人三百十二岁，况且是同生丙午年。’”查考这是后一年的事，不知道元丰五年的聚会，程昫、司马旦为什么没有参加？《四笔》又说：“至道九老，是李文正公李昉罢相后，居住在京城，至道元年他七十一岁了，思念白居易在洛阳的九老会，恰逢交游中有这样的人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龄八十五岁；太常李运，年龄八十岁；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使武允成，都年龄七十九岁；吴地僧人赞宁，年龄七十八岁；郢州刺史魏丕，年龄七十六岁；谏议大夫杨徽之，年龄七十五岁；水部郎中朱昂与李昉，都年龄七十一岁，想要继承这件事举办宴集，恰逢蜀地叛乱。”兴起而停止。次年李公去世，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造物主难道也吝啬这个吗？周婴按：这在会昌九老后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会前八十八年。然而戊亥之际，在这里最为兴盛。我们明朝宣德年间，湖州乌青镇也有九老：赵嶬，官司班，年龄九十一岁；吴焕，年龄九十岁；赵岐，年龄八十九岁；孙孟吉，建文年间太常博士，年龄八十五岁；水宗达，运司，年龄八十二岁；漏瑜，建文年间□□；唐其谅，建文年间县丞；胡敏，钱郁，年龄都八十岁。漏瑜是会稽人；唐其谅是凤阳人，革除后流寓乌镇。都能作诗，结社唱和，也是一时的美谈。正统年间，杭州也有：大理正郎子贞，年龄八十一岁；封吏部员外郎孔希德，年龄八十岁；礼部郎中蒋廷晖，年龄七十八岁；处士项伯臧，年龄九十三岁；孙适，郭文敏，都年龄七十三岁。又有稽勋郎中邓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身份参加聚会，而年龄不够列入。宛委余编【隆庆己巳年，莆田有耆老会：太守郑弼，年龄七十八岁；少参雍澜，年龄七十七岁；太守陈叙，年龄七十六岁；运使林汝永，年龄七十五岁；主事柯维骐，年龄七十四岁；太守林允宗，年龄七十二岁；尚书康大和，年龄七十一岁。康大和作诗说：“故里重开耆老会，七人五百二十三。”后来尚书林云，同年六十九岁，也参加聚会】
展重阳
《容斋一笔》说：唐开成元年，归融担任京兆尹，当时两位公主出嫁，官府供应帐幕事务繁杂，又临近上巳节，曲江赐宴，上奏请求改期。皇上说：“去年重阳节，取九月十九日，没有失去重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