巵林卷八

译王登，是汉元帝时期的人，遇到华山异人而得道，后来到了王屋山，号称清虚真人。然而《后汉书·郊祀志》中又有王褒的姓名，并非指那些在汉武帝、汉元帝两朝以文学和道术显赫的人，这说明汉代本来就有三位名叫王褒的人。此外，后周的王褒，字子渊，也擅长写文章，精通诗歌。《诗薮》说：“北周的文士中王褒最为杰出”，西汉的王褒与他同名同姓，都因才学显赫，这是世人所共知的。根据我的考证，古今共有五位王褒：一是唐代人，字士元，也擅长文章，就是补写《亢仓子》传的人；二见于《汉书·郊祀志》；三见于《神仙通鉴》。

译谂说：《汉书》记载，汉宣帝时沿袭汉武帝旧例，益州刺史王襄上奏称王褒有超群的才华，皇上于是下诏让他作《圣主得贤臣颂》等等。当时皇上颇为喜好神仙之道，所以王褒在对策中谈及此事，本传中记载得很清楚。胡氏认为这是讽谏汉武帝，难道错了吗？又《汉书》设有《郊祀志》，东汉史书称为《祭祀志》，那么说后汉有《郊祀志》是怎么回事呢？《郊祀志》记载：神爵年间派遣谏大夫王褒持符节去寻求金马碧鸡之神，这正是王褒传中的话。只有《五行志》记载成帝绥和二年，郑通里有个叫王褒的男子，身穿红色衣服、佩带宝剑进入北司马门，又进入前殿的非常室中，解下帷帐的系带佩在身上，这又是另一个王褒了。《三洞珠囊》说：王褒字子登，是前汉王陵的七世孙，服用青精饭，在险峻的山峰上奔走如飞鸟，没有桥梁也能直接渡过积水。又服用云碧晨飞丹膄，视力能看得很远。太上大道君赐给王君素明琼纹玗丹锦旌，号清虚真人。《神仙传》记载相同。《茅君传》说：清虚王真人，在汉元帝时辞别家人进入华阴山九年，又登上阳洛山。平帝时修道有成，太上赐给他锦旌，成为太素清虚真人。又《集仙录》记载：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都在昆陵之阙朝见西王母。推究既然说是前汉王陵的七世孙，又说元帝时修道有成，又说与张道陵同时，那就不是武帝时代的人了。只是《周书》记载王褒字子渊，担任梁元帝的尚书左仆射，江陵陷落后随梁元帝进入长安，在周朝做官，封为石泉县子。然而《梁书》记载他字子汉。魏朝也有一位王褒，《博物志》记载：文帝黄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进献石胆二十斤。晋朝更有两位王褒，《王隐晋书》说：王褒字伟元，年轻时树立操守志趣，因为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所杀，断绝仕途不做官。《霍原传》说：霍原与王褒等人一同因贤良被征召。《晋书》又说：元帝郑夫人的妹妹嫁给了长沙王褒，元帝召他担任尚书郎。隋朝也有一位王褒，《北史》记载：宇文述讨伐萧瓛，萧瓛派遣王褒守卫吴州，宇文述派遣军队袭击王褒，王褒身穿道士服装弃城逃跑。推究胡氏找到了五位，我找到了八位，而《路史发挥》说：王褒有十一人，九位见于前面的记录，一位是汉代的工匠见于孝成鼎，一位是真人自有内传。

洪厓先生

《玉壶遐览》说：“洪厓先生传”记载：“洪厓先生，有人说他是黄帝的臣子伶伦，得道成仙离去，姓张。尧的时候他已经三千岁了。”陶宏景《真诰》说：“洪厓先生现在担任青城洞真，所以青城山有洪厓洞。”司马天师《五岳朝仪》说：“青城山洞，周围二千里，都是洪厓先生服用琅玕花隐去的地方，他担任青城真人。”根据这些，古代洪厓治理青城山是很明确的。然而传记又说：“洪厓山在豫章的西边，山上有仙坛，临近井上，是洪厓炼丹的地方。五个舂臼，颜色红润如丹砂，每个圆深二尺多，是洪厓炼丹的臼。”这又似乎说的是豫章呢？大概青城是古代洪厓所治理的无疑，而豫章则是唐代张氲先生隐居的地方。有人怀疑洪州是开皇年间改的名，在唐朝之前，那么豫章本来就有这座山，张氲隐居在那里，而井臼则是张氲的遗迹，没有疑惑了。况且帝尧之前怎么会有张姓？说他是张姓，断定是因为唐代的洪厓而讹传了。

谂说：雷次宗《豫章记》说：厌源山西北余侯村五六里有洪井，俗传是洪厓先生的井。又谢庄有游览豫章观看洪厓井的诗。《水经注》说：散原山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飞流悬注，深得无底，旧说是洪厓先生的井。西边有鸾冈，是洪厓先生乘鸾停留的地方。梁元帝《吴平侯志》说：调任豫章内史，洪井鸾峰，甘露每年降下，箫厓鹤岭，连理枝成荫，古代洪厓在豫章留下踪迹，确实如此。怎么能把井臼归属于唐人呢？推究《集仙录》：晋武帝时，豫章的吴猛、许逊居住在洪厓山，筑坛设立静室，传记所说的仙坛临近井上，难道是吴猛、许逊所筑的吗？而《太平广记》引用逸史：万年县南山有洪厓涧，那么就不止青城、厌源了。又《真诰》说：吞食琅玕的花而正在营建坟墓的，是洪厓先生。洪厓先生的墓在武威郡姑臧县，那么姑臧又是先生尸解的地方，哪里不变化？何必一定是青城呢？然而郭有道碑说：将要追随鸿涯的深远踪迹。陶丘一推荐管宁说：追随洪厓的踪迹，参合巢父、许由的踪影，那么似乎是指隐士。《西京赋》说：洪厓站立并指挥。薛综说：三皇时的乐官，那么只是乐官吗？升仙的是另一个人吗？陈子昂诗序说：《鸾鸟篇》是晋人洪厓子作的。洪厓子矫饰踪迹在汾水，骑白驴，穿羽褐，等等。推究张氲在晋州神山县，洪州发生大瘟疫，张氲来施药，病人立刻痊愈，玄宗派驿马召见他，果然是张氲。常穿红蕉衣，骑白驴，这与伯玉所叙述的相合。张氲有时到豫章一次罢了，哪里需要用炼丹的井臼呢？然而能调和墨汁挥洒翰墨，那么张洪厓也是一位文人。

王乔

《玉壶遐览》说：王乔尤其容易混淆错乱，

译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令人困惑的了。杨慎、王世贞在《巵言》中都认为有两位王子乔，我另外考证得出有三位，自认为证据充分。最近又回想起来，发现这是错误的。道教传说中的王子乔，相传王子乔就是太子晋，字子乔，另一种说法是名乔，字子晋，他遇到浮丘公传授至高道法，在缑山乘鹤升天。当时观看的人都说王子登仙，于是有人说“王”就是我的姓氏，因此就称他为王子乔。此外，还有在叶县做县令、穿木屐飞行的王乔，以及在柏人做县令、吃灵芝的王乔，这确实是三个人无疑。我过去曾在《史书占毕》中记载过这一点，然而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用“子”作为排行系于名前的情况还很少见，而且那时即使是太子也称“王子”，所谓王子乔，不过是说太子晋罢了，未必字就是子乔。既然周朝太子理应姓姬，怎么能把“姬”当作氏呢？《王乔传》中“王即吾姓”的说法，大概是不理解“王子”二字的含义，而强行编造这种说法来附会罢了。如今诗人称子晋的，也不是两位王乔，详细记载在后面，参看阅读自然明白。

译王乔是河东人。汉明帝时，担任尚书郎，外放为叶县县令。后来，一口玉棺出现在堂前，官吏百姓推搡它，却始终无法移动。王乔说：“天帝只是召见我吗？”于是沐浴更衣，躺在棺中。棺盖随即合上，当晚便在城东下葬，自然形成了坟冢。那晚，县里的牛都流汗喘息，而人们却不知道原因。百姓为他立庙，称为叶君祠。官吏百姓祈祷，没有不灵验的。

元瑞上奏说：“飞鞋之事，这却是史书没有记载的疏漏。”查《后汉书》记载：“王乔任叶县县令，每逢初一、十五，都从县里到朝廷朝见。皇帝奇怪他来得频繁，却不见车马随从，便命令太史暗中观察。太史说，王乔临近到达时，总有两只野鸭从东南方向飞来。举起罗网捕捉，只得到一双鞋，那是四年间所赐给尚书官属的鞋子。”每当朝见时，宫门下的鼓不敲自鸣，声音传遍京师。

王乔是犍为武阳人。武阳有北平山，在益州以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山上有白色的虾蟆，称为肉芝，吃了可以长生不老，没有仙材灵骨的人无法得到。王乔喜好道术，望着山朝拜，积累十多年，登山感应而得到，因而得以食用，身体轻盈，力气加倍，行走速度能赶上跑马。后来担任柏人县令，于是在东巏山得道。现在武阳有王乔仙祠。王乔有三个同姓名的人，有太子晋王乔，有叶县令王乔，有吃肉芝的王乔。这是蜀中的神仙。又见于《太平广记》，它说有三个人，也没有详细考证。王子乔并非姓王，名字大概是云。即《封禅书》中的王伯侨，麟按《封禅书》写作正伯侨，并非姓王。

又《御览》剑解门引用《道经》说：“王子渤海山的坟墓，剑在空棺中鸣叫；王乔景陵的坟墓，剑飞冲云霄。王子，曾到钟山，获得《九化十变经》，用来隐藏日月，游行星辰。后来有一天病故，在渤海山营建坟墓。夏襄时期，有人发掘王子的墓，一把剑在北寝上，自己发出龙鸣，没有人敢靠近，后来也迷失了所在。王子乔的墓在景陵，战国时又有人发掘他的墓，看见一把剑，人刚想取走，看那剑，忽然向上飞去。王子乔的事，旧说浮丘公带着他乘鸾鹤一起登上嵩山，这件事又不同。解化时年龄正当十五六岁。查考此事，王子乔剑解的事颇为新奇偏僻，并著录其中所称的王子不知是谁，他的剑解也与子乔相混淆，不可不知道。《路史》说：王子乔名超古，字开山，尤为奇特偏僻，一并附载。”

谂说：蔡邕集有《王子乔碑》说：“王孙子乔，是上古的真人。听说他成仙很久了，不知道兴起于哪个朝代。广泛询问道家，有人说在颍川，有人说产生于蒙斯丘。”传说：“王氏墓，永和元年腊夜，上面有哭声非常悲哀。附近居住的人登上查看，大雪落下，没有人的足迹，看见一个大鸟的足迹。后来有人穿着红色衣服戴着大帽子，呼喊砍柴的少年尹秃说：‘我是王子乔，你不要再砍伐我先人墓前的树木了。’忽然不见了。碑文只称他乘螭驾鹤，并没有提及监抚世间的荣华。《水经》说坟墓在梁国蒙县，碑题叫《仙人王子乔碑》，正好记载中郎的文章。查考周室的坟墓，没有在梁国的，而这个子乔姓王，本来就不是王子晋。高允《王子乔行》说：‘王少卿，王少卿，超升飞龙翔天庭。’少卿必定是子乔的字，这也是姓王的。王逸《楚辞注》说：‘崔文子向王子乔学习仙术，子乔化为白虹，拿着药给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打虹，打中了，于是掉落了他的药。低头看，是王子乔的尸体。放在房间里，用破筐覆盖，一会儿化为大鸟，打开看，飞翔而去。’大概王子乔已经有三个了。《真诰·众真集》‘洞宫有桐柏真人，统领五岳司侍帝晨王子乔’，注说：‘这是称真人的字，那么元瑞怀疑未必字子乔的，大概没有考证罢了。’《文选·别赋》注引用《南越志》说：‘长沙郡刘陈东有王乔山，山有合丹处。’杜氏《通典》说：‘昆阳城有古墓在东，俗传是王乔墓。’这又不知道是什么真人，应当与柏人、叶县令又是另一个人，那么王乔也有三个了。虽然，叶县令在显宗时，柏人令不知道在哪个时代，但担任县令，那么也是汉中叶了。屈原《远游》说：‘我将跟随王乔而娱乐嬉戏。’贾谊《惜诵》说：‘于是来到少原的荒野啊，赤松王乔都在旁边。’《淮南子》说：‘王乔、赤松子，吹嘘呼吸，上通云天。’又说：‘王乔、赤松，吸取阴阳的和气，食用天地的精华，踏虚空轻举，乘云游雾。’屈原是战国时代的人，这两个人都是汉初所称，究竟指谁呢？蔡泽游说应侯说：‘世世代代称孤，而有乔松的寿命。’注说：‘乔，王子晋；松，赤松子。’查考《汲冢·周书》，师旷对子晋说：‘你的声音清亮，你的脸色赤白，火色不长寿。’子晋果然十七岁就死了。秦距离周王不远，传闻应当真实，却说乔的长寿为什么呢？而且也没有听说子晋吐故纳新，沉迷方术的，以王乔就是子晋，难道彭祖和殇子可以等同吗？而各种叙述王乔的，都与赤松并列。”

译称，且不称松乔，而称乔松。我推测他必定先于赤松子出现，怀疑上古时期已有一位王乔，只是史书传记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事迹罢了。武阳王乔，《太平广记》中没有记载，胡氏的说法是错误的。《太平御览》所引用的道经，大概出自《真诰》。《真诰》说：“玉子，就是帝喾。他曾到钟山，获得《九化十变经》，借此隐遁于日月之间，游历于星辰之中。后来有一天突然病逝，坟墓建在渤海山。夏季草木衰败之时，有人发掘玉子的墓，墓室中一无所有，只见北寝床上有一把剑，自己发出龙鸣虎啸的声音，人们于是没有敢去追逐的，后来这把剑也不知所踪了【帝喾是尧的父亲，其他书籍写作喾字】。王子乔的墓在京陵，战国时期又有人发掘他的墓，只见一把剑在人身边，正要拿起来看，忽然飞入天中了。根据这些记载，那么建墓在渤海山的，应当是玉子，而不是王子乔。玉子即是帝喾的名号，也很奇特。《太平御览》中的文字多有讹误。”

译王侨王子乔

杨用修说：“《史记·封禅书》的注引裴秀《冀州记》称：‘缑氏仙人庙，从前有位王侨，是犍为武阳人，担任栢人县令，在此升仙，并非王子乔。’唐诗有‘王子求仙月满台’，又说：‘可怜缑岭登仙子，犹自吹笙醉碧桃。’大概世人把王侨当作王子乔，这种错误已经很久了。”

元瑞新录说：“《史记·封禅书》：‘宋母忌，王伯侨，充尚，羡门子高。’索隐注：‘司马相如说：王伯侨，是古仙人。’又引裴秀记：‘缑氏仙人庙者，从前有王乔……’我考察：《史记》中的王伯侨自是一位仙人的名字。注中再次引用王乔，已经错了。然而裴记中的王乔，‘乔’字偏旁没有立人旁，杨用修写成‘侨’字从人旁，大概是因为《史记》中有王伯侨而弄错了。”《艺苑巵言》说：“仙人中有两位王乔，一位是太子晋，另一位是担任栢人县令时天降玉棺的那位。”这与杨用修的说法相同，只是杨用修误加了偏旁。

婴按：天降玉棺的那位，是叶县令，不是栢人令。元瑞为什么不驳斥？况且杨用修的说法，与王乔并非同一人。

我认为王乔是太子的人，是因为汲冢书师旷称晋为王子，所以乐府称王子乔，并非姓王。乔应当是晋的别名。只有担任叶县令而乘凫鸟飞升的，与担任栢人令而食灵芝的，则姓名都相同，又都担任县令，最容易混淆。王子乔断然应当采纳我这一说法，我之前认为有三个王乔也是袭取旧说，并不妥当。

谂说：“严忌《哀时命》说：‘与王侨结为伴侣。’王褒《颂》说：‘吐纳呼吸像王侨和赤松子。’颜师古注：‘侨，即王侨，是仙人。’《大人赋》：‘役使征伯侨和羡门。’张揖说：‘伯侨，是仙人，即王子侨。’师古说：‘仙人，姓征，名伯侨，不是王子侨。’《刘向九叹》：‘譬如王侨乘云兮，载着赤霄凌越太清。’又说：‘驱使子侨奔走。’王逸说：‘子侨，即王子侨。’《王莽传》：‘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王莽说：‘这是我皇祖叔父子侨，想来迎接我。’’偏旁作立人旁，有很多例子。写作‘侨’又有什么害处呢？唯独查找《刘向列仙传》：‘王子乔，是周灵王太子晋，喜欢吹笙，发出凤凰鸣叫，游历伊雒之间。后来对桓良说：‘告诉我家，七月七日在缑氏山顶等我。’到时候果然乘着白鹤，停在山头，举手向世人告别后离去。于是在缑氏山下立祠。’柏人县令也在此升仙，并在山麓立庙。事情怎么巧合到这种地步？高诱《淮南注》说：‘王乔，蜀武阳人，担任栢人县令，得道成仙。’《华阳国志》说：‘犍为郡北接蜀郡，王乔在北山升仙。’又说：‘武阳县有王乔祠。’《郡国志》：‘武都西有王乔谷，就是王乔隐居的地方。谷中有王乔堂，每年常祭祀他。’那么栢人县令是在家乡升仙，而《颜氏家训》说：‘栢人城东北有一座孤山，俗称瓘务山。城西门碑是汉桓帝时栢人民为县令，徐整立铭说：‘土有壦务山，王乔在此成仙。’’《北梦琐言》：‘韩定辞担任镇州王镕的书记，出使燕国，燕国幕客马彧赠诗说：‘别后在壦堥山上眺望，羡慕你时常见到王乔。’’那么是在宦游之地飞升。裴秀说在缑山，也是错的。那么唐诗所说的‘缑岭吹笙’，正指太子晋，认为是栢人县令，大概是看到了支流而没有追溯源头。至于这个人的同异，《野客丛谈》引《类说》，也说有三个，都不完备。

杨泉

胡元瑞《九流绪论》说：“《太玄经》十四卷，晋代杨泉撰写。”郑氏《通志略》作《太玄》。大概杨泉因为与扬雄同姓，所以这本书也是模仿扬雄而作。现在只有马氏《意林》所抄录的一百多字留存。马氏注说：“梁国杨泉，字德渊，但不说何时人。”郑《艺文略》及隋《艺文志》都说他是晋人，只有《旧唐书》说是唐人。然而唐人避讳‘渊’字，杨泉字德渊，他肯定是晋人无疑，《旧唐书》是字误。马氏《意林》又有《物理论》十六卷，所采录的很多，但不题名字。按隋志，也是杨泉所撰，属于韩非、邓析一流。

谂说：《北堂书抄》引《晋录》：“会稽相朱则上书说，杨泉清高节操自立，征聘始终不改变心意。诏书拜杨泉为郎中。”《隋经籍志》：“晋处士杨泉集二卷，在薛莹之下，闵鸿之上。”是吴人而入晋的。《物理论》屡次称传子，大概与休奕交好。《艺文类聚》又载杨泉赋数首，都称吴时人。

卫元嵩

胡元瑞《四部正讹》说：“《元命包》四卷，周代卫元嵩述，本是纬书，《春秋》、《孝经》各有《元命包》，所以好事者抄袭写成此书，而附在《大易》之后。其文大多学习《太玄》，用字奇僻超过它，其义理却很浅薄。此书《崇文总目》称唐卫元嵩，”

译《通志》和《通考》都沿袭了这种说法。查考元嵩是后周人所撰写的著作，有《齐三教论》七卷，见于《通志》。另外，《隋书·经籍志》在释氏类中记载：“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指出僧侣众多且混杂，周武帝于是下诏全部废除毁坏，说的就是这个人。”而王尧臣认为元嵩是唐代人，考察唐代各种传记，完全没有姓名相同的人，他的错误显而易见。这本书杨楫所写的序言认为元嵩向后周献策，被赐予蜀郡公的爵位，周武帝对他尊崇礼遇，不敢以臣下相待，这与《隋志》的记载颇为吻合。必定是元嵩先身为沙门，后来还俗上书，请求淘汰僧侣，所以周武帝急于宣扬彰显他，以教化天下。序言称元嵩有传记，但考察《北史》却没有记载，恐怕是杨楫弄错了。

译谂说：《续高僧传》记载，释卫元嵩是成都人，年少时出家，到了京城后上书陈述废除佛法的事，从此还俗。周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元嵩创作了千字诗以及符谶纬书，后来人们才知道此事。据此来看，这与元瑞所怀疑的先做沙门、后还俗的情况相符。然而，元嵩是先上书而后还俗，并非还俗后才上书。《广弘明集》说，卫元嵩本是河东人，祖先因做官而定居在蜀地。梁朝末年，他是益州野安寺的僧人，行为狂放不羁。周朝进入蜀地后，他因此入关。天和二年，他上书请求建造平延大寺。所谓平延寺，是不分道士与俗人，不择亲疏关系，以城墙护城河为寺塔，把周主当作如来，用都城作为僧院，把夫妻当作圣众，推举有德行的人作为三纲，尊崇年长者作为上座，选拔仁智之人担任执事，寻求勇略之人做法师，推行十善来安抚未宁定的百姓，展示无贪来杜绝偷盗抢劫。这样，天下就没有怨恨纣王的呼声，八方都有歌颂周朝的咏叹。元嵩这番话，是兴起佛法而安定国家，并非毁灭三宝而危害百姓。十五条建议总的意思是劝行平等，并非灭佛。这与《隋书》的记载又不同。《文献通考》记载卫元包十卷，《崇文总目》记载元嵩是唐人，武功人苏源明的传记中，赵郡人李江注释说，包以坤为首，依据八纯卦的宫位来生发，爱极于六十四卦，自己系上辞语，言外卦体，不设爻位，认为《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质，《夏连山》、《商归藏》、《周易》、《唐包》，其实是一样的。《困学纪闻》说，馆阁书目记载《周易元包》十卷，是唐代卫元嵩撰写的。现在看杨楫的序言说，元嵩是益州成都人，通晓阴阳历算，向后周献策，被赐爵位持节蜀国公，武帝尊礼他，不敢以臣下对待他。《北史·艺术传》记载，卫元嵩喜欢谈论未来之事，不信佛教，曾上疏极力论述此事。书目认为他是唐人，这是错误的。我又考证，元嵩的书在当时颇为流行，但只称为《元包》，没有称为《元命包》。《通志》作《元包》，胡氏也错了。

薛仁贵

《丹铅新录》说：杨用修说，后周韦孝宽任麟趾殿学士，考校图籍。唐代薛仁贵著有《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两人都是勇将，却精通经术，像这样，元瑞认为唐代薛氏文士最多，《周易》注见于郑氏《艺文略》，《唐书·艺文志》大概是另有其人，并非武将。《唐书·仁贵传》并没有说他涉猎经史，即使史传中没有完全记载著述，但仁贵作为武人有此成就，断不会遗漏。现在新旧《唐书》都没有提及此事，那么此书不是他撰述无疑。韦孝宽虽然是名将，未曾以勇力闻名；仁贵虽然以勇闻名，但将略也自出类拔萃。用修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宋人《墨池编》中有薛仁贵碑文说：名礼，字仁贵，此人在天宝年间，那么显然不是唐初的将帅。又说《史书·占毕》说：唐代有两个薛仁贵，一个是武将见于《唐书》，一个是文人注《周易》见于《唐书·艺文志》，次序在王勃之前，陆德明之后，大概是高宗时人，应当与征辽建功的人相去不远，而传记绝不提他能文著书。考证唐代河东薛氏文学最盛，大概是一时名姓相同，决非为将的仁贵。杨用修坚持认为仁贵是文武兼才，与韦孝宽并称。查《唐书·张仁愿传》说：唐初才兼文武的，仅有郭元振、唐休璟、裴行俭及仁愿，未曾提及仁贵，那么注《周易》的不是他必定无疑。假使史传中对著述不完全记载，也应当稍稍提及文义的大端，而仁贵本传只称以务农起家，传末竟不略提好文博雅等语，用修的错误显然无疑。又考证宋朱长文《墨池编》第八卷《碑刻类》有《唐薛仁贵碑》注说：天宝二年，名礼，字仁贵，河东汾阴人。查新旧《唐书·薛传》并无此文，只有《通鉴》有记载，因为偏僻难懂，所以特别附记于此。

谂说：班固的书所列将相儒生的行事，往往不记载在本传，而附在其他篇章中，大概是作史的方法，如果像他们所论述撰写的，一一具列在传末，那么艺文就不必立志了。查《新唐书》本传说：“仁贵年少贫贱，以种田为业”，而世系说：“仁贵父轨，隋襄城郡赞治”，又说：“仁贵名礼，松漠道大总管子讷，相玄宗，楚玉左羽林将军，汾阳县伯”，本传不说以字行，也不说松漠道，大概都是互见。为什么说唐书没有此文呢？《墨池编》碑文所说，那么所谓薛礼，正是三箭定天山，脱甲示突厥的将军。其言天宝二年，必定是讷或楚玉为其父追立的，看仁贵讨贺鲁的疏，简洁而尽事情，又知道西方得岁不宜用兵，都是博学有文，哪里是力田起家者所能通晓的呢？张仁愿等人虽称才兼文武，但论著都不见于篇，卫公问对反而被操觚者所鄙，又怎么知道他们兼才呢？况且薛氏望出河东，无别支于他郡，其世系表有二嵩、二朗、二植、二侃、二温、二岸、二戡、二岩、二嶷、二瞢、二谔、二华、二承规、三薛绍、三薛岑、三薛瓌、三薛广，而独无二礼、二仁贵，那么■〈釒嶲〉虏注易立功立言者，其为一人无疑了。《通鉴》贞元十九年，龙门人薛仁贵，安都六世孙，名礼，以字行。

译瑞既然知道《通鉴》中已有记载，却一定要恪守墨池的说法，认为他是天宝年间的人，大概只是看到了王用修的议论，就想着如何驳倒他，却不知道自己反而陷入了疏漏和偏颇的境地。

译《河图要元论》

《四部正讹》又说：“杨氏《谭苑醍醐》说：《茅山志》引用《河图要元篇》说：‘勾金之坛，其中有一座陵，兵祸疾病无法兴起，洪大的波涛无法登上。’又说：‘那里有地肺土，清澈的好水，勾曲的山，金坛的陵，可以度脱尘世、飞升上天。’《曲城要元篇》大概是汉代的谶纬之书，《后汉书》的注中没有记载它的篇目，仅仅在这里看到罢了。”这是杨慎的话，我不敢深信，然而其他没有可考证的，暂且记录这个以扩大异闻。

我按语说：查《真诰·稽神枢》引用《河图》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说：‘勾金之坛，其中有一座陵，兵祸疾病不去，洪大的波涛不登。’又引用《河图内元经》说：‘那里有地肺土，清澈的好水，勾曲的山，金坛的陵，可以度脱尘世、飞升上天。’曲城陶隐居注释说：‘这《河图》，是舜、禹所接受的，以及《洛书》之类，现在还有四十多卷留存。’根据这个，那么杨慎所记载的大概是有的了。《茅山志》大都都采录了《真诰》的文字。

《金雌诗》

《元瑞艺林伐山》说：“杨慎说：‘《隋书·经籍志》，郭文著有《金雄记》《金雌诗》。’查《隋志》纬书的小注中有《金雄记》，没有所谓《金雌诗》。”我按语说：“《南齐书》郭文举《金雄记》说：‘当复有作，肃入草。’见于《高帝纪》末尾，并且各种谶纬非常详细。”

我按语说：查《南齐书·高祖纪》末尾，没有“当复有作肃入草”这句话，只有《祥瑞志》引用《金雄记》说：“铄金作刀，在龙里，占睡上人相须起。”又说：“当复有作肃入草。”又说：“草门可怜，乃当悴。”建号不成，易运沸，那么金雄所保存的，不仅仅是一句话了。《洞仙传》说郭文举在箬叶上书写，著有《金雄记》《金雌诗》。后人在他所住的床席下得到，依次寻看，与谶纬相似，于是流传于世。《宋世符瑞书》太史令骆达奏陈符谶，引用《金雌诗》说：“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时。”《金雌诗》又说：“云出而两，渐欲举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乱也。当何所，唯有隐岩殖禾黍。”西南之明，困桓父达解释说：“两云，是‘元’字。短者，是祚运短促。岩隐不见，只应看见种植在禾谷旁边，那么圣人的名讳就显明了。”根据这个，那么《金雌》的创作，也是有的了，只是没有见于《隋志》罢了。杨慎虽然穷搜韦编，博讨穆陵，然而他所称引的都不是怪僻的元瑞，以为出自成都，便不深信。至于有眼前载籍排斥而不推寻，轻视今人的意思，也太狭隘了。高都孙居相《笔丛序》说：“世上有纠正元瑞的人吗？元瑞听之了，我也听之了。我敢说是纠正胡人吗？”

《盐泽醋沟》

《丹铅新录》说：杨慎说：“唐代岑参诗‘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方回说：“盐泽人人都知道，醋沟人们还不知道。”不仅人们不知道，方回大概也不知道，这话是用来掩盖后人的。查《阚骃十三州志》：“山氏城北是高逾渊，又东北醋沟水流出。”水在中牟盐泽，见于《汉书》。元瑞认为盐泽见于《穆天子传》：“戊子，天子至于盬。”注：“盬，盐池也。”现在在河东解县。以及《竹书纪年》“王观于盐泽”就是。《汉书》远远出于其后，况且醋沟方回只说不知道，不曾自以为知道。杨慎预先推测讥讽他，难道是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别人吗？

我按语说：岑参在天宝年间充任安西节度判官，他的北庭诗“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在天北畔，绝域在海西头。北庭地近轮台，在龟兹乌垒之间了。《汉书》“葱岭河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距离玉门阳关三百多里。”《水经注》“泑泽即蒲昌海，也有盐泽之称。”《地理志》“朔方县有金连盐泽者，青盐泽。”《雁门郡沃阳县盐泽在东北”，那么盐泽有五个，一个在中国嘉州所咏，以地道寻找，应当是蒲昌海。雁塞未详何郡。《梁州记》说：“梁州县界有雁塞山，山有大池水，雁栖集之，因此得名。”《荆州记》“雁塞北接梁州汶山郡，其间东西岑属，大岩无际，云飞风翥，望崖回翼，唯一处稍下，朔雁达塞，矫翼裁度，故名。”这不是岑诗所指的，姑且列举异名。然而盐泽的说法，那么杨慎得到了，而元瑞谬言了。又《西域传》“徐普欲开道避白龙堆之阻，扬雄也说康居乌孙岂能越过白龙堆”。寇西边《地理志》“敦煌郡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孟康说：“龙堆形如土龙，高大的二三丈，在西域中。”根据这个那么醋沟必在瓜州之外。查《水经注》“高榆渊东北为酢沟”。《韵

译《经典释文》说：“‘酢’现在写作‘醋’。”《阚骃十三州志》记载：“山氏城北是高踰渊，又向东北流出醋沟水。”醋沟水在中牟境内，《郭缘生述征记》说：“从酱魁城到醋沟共十里。”唐代岑参的诗写道：“雁塞通向盐泽，龙堆连接醋沟。”郭缘生沿着酢沟的记载，并引用岑参的诗来证明这一点，这是黄直翁的错误，文徵明（用修）完全沿袭了他的说法。查考《郡国志》：“洛阳与中牟是相邻的县，河东在洛阳西北五百里，敦煌在洛阳西五千里。”如果雁塞越过四千五百里向内，与河东的盐泽相连，龙堆越过五千里向东，与中牟的醋沟相接，写诗的人岂不是太糊涂了吗？黄杨胡仅仅拘泥于字形上的相似，而不探究地理距离上根本不可能到达，恐怕嘉州（岑参）会为此大笑不止。

译湖阴

《丹铅新录》说：杨慎说，阳虎将要杀害季孙，没有成功，夺取了宝玉和大弓叛逃，第二年才在堤下找到。晋明帝侦察王敦，逃回湖阴，凭借七宝鞭得以脱险。查考《晋书·明帝纪》记载：王敦将要图谋篡位，在湖下驻扎军队，明帝于是骑着骏马微服出行到湖阴，侦察王敦的营垒后离开。“阴”字应当与“察”字连读成句，因为上文“湖”字下面原本没有“阴”字，而下句“阴察”与“微行”相呼应。自从温庭筠创作《湖阴曲》之后，人们往往沿袭错误，只有王懋的《丛书》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又说明帝从湖地逃回，遇到旅舍的老妇人和七宝鞭，这里说“逃回湖阴”，更是错误的。王敦既然在湖地驻扎军队，明帝从湖地返回，那就是回到石头城了。

按语说：《升庵集》说，王敦在湖阴驻扎军队，侦察营垒后离开。这是《晋纪》的原文，“于湖”就是现在的历阳。明帝到达湖地，是一句；暗中侦察营垒，是一句。温庭筠作《湖阴曲》，错误地将“阴”字归入上句。张耒作《于湖曲》来纠正它。考察这一点，那么“湖阴”的解释，是从杨慎开始的。王元瑞拾取杨慎的余唾，反过来讥讽杨慎，又说“从湖地逃回”，又说“逃回湖阴”，这是将“于湖”的“于”字当作“于此于彼”的“于”，而不知道它是县名。况且只提“湖”字，符瑞又指代什么？《晋书·地理志》：丹阳郡有于湖、芜湖、姑熟等县，接壤相连。看《王敦传》说：“王敦移镇姑熟，明帝将要讨伐王敦，微服到芜湖侦察他的营垒。”又《世说新语》说：“王大将军驻军姑熟，明帝凭借英武的才能，穿着军服骑着巴賨马，携带一根金马鞭，暗中侦察军队形势。”那么“湖阴”的错误、“自湖”的谬误，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于湖”属于丹阳郡，在江南；历阳属于淮南郡，在江北。杨慎说“于湖就是现在的历阳”，这是不对的。

万城

《四部正讹》说：杨慎认为鬼谷区就是鬼谷，他的可笑之处正好与把方城当作万城相对照。

按语说：《宛委余编》说：“杨慎把方城当作万城，他的可笑之处不必多说。”晦伯引用《史记》中“以邓林为阻，以方城为缘”，以及“我悉方城外”，还有服虔、杜预的说法来驳斥他，似乎有理，但不如盛弘之《荆州记》说得明白确切。书中说：“叶县东界有旧城，起初是犨县，向东到瀙水，到达泚阳边界，南北相连数百里，称为方城，也叫长城。”南北虽然没有地基建筑，都是连绵的山相接，而汉水流经其南，所以屈完这样说，多么容易理解啊？《郡国志》：“叶县有方城。”郭仲产说：“苦县和莱县以东，都有方城。”又楚狂接舆在方城南边耕种，大概都是依傍这座长山方城而命名的。《正讹》嘲笑杨慎，大概附会于此。婴按：杨慎、王元瑞两位先生的说法，都本于郦道元、杨慎的论述，略举一端，陈王争辩，是想摘取杨慎的短处，反而掩盖了他的长处。考察《水经注》潕水注说：“潕水发源于黄城山东北，流经方城。”《郡国志》说：“叶县有方城。”郭仲产说：“苦县和莱县之间有小城，名叫方城，东临溪水。”探寻这座城得名方城的原因，应当是因为山而命名。苦县就是黄城，到了于东通称为方城了。世人称之为方城山，所以《地里志》说：“南阳叶方城邑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的地方。”《尸子》说：“楚狂接舆在方城耕种。”大概就在这里。盛弘之说：“叶县东界有旧城，起初是犨县，向东到瀙水，到达泚阳边界，南北相连数百里，称为方城，也叫长城。”说郦县有旧城，一面未详里数，称为长城，就是这座城的西隅，其间相距六百里，虽然没有地基建筑，都是连绵的山相接，而汉水流经其南，所以屈完回答齐桓公说：“楚国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郡国志》说：“叶县有长城叫方城”，指的就是这座城。王元美所称引的就是这个。然而汝水注说：“醴水流经北县旧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许国迁到叶县。”楚国兴盛周朝衰微，控制南方土地，在中原争强，多在北方修筑列城以逼近华夏，所以称这座城为万城，或者写作方字。唐勒奏土论说：“我是楚国，世代称霸南方，从越地到叶地，广阔疆域万里，所以号称万城。”我按：《春秋》屈完对齐侯说：“楚国以方城为城墙。”杜预说：“方城是山名，在叶县南边。”不知道哪个正确。杨慎所坚持的又在这一条。王元瑞认为可笑，这是不知道杨慎的话更有依据。《宛委》的说法也不如潕水注详细完备，王元瑞叙述它，这就像侏儒量天一样。婴又看王元瑞《华林博议》说：读书的大患，在于喜欢诋毁。前人文字如烟埃，典籍如渊薮，引用出处，有时参差不同，意义轻重，有时有权衡，加上鲁鱼亥豕，讹谬万端，凡是遇到这类情况，应当广泛查考典故，仔细推究旨意，统合不同的文字，厘正脱漏简篇，务必成就往日的美好。

译不要轻视前代的贤人。如今偶然看到一点皮毛，就当作稀世珍宝，恐怕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又说：前人的言论如果不符合我的心意，务必仔细审查其是非并加以辩驳，不要先入为主，不要迁怒于人，不要标榜名声，不要迎合名声。如今明明知道对方有道理，却掩盖起来据为己有；对方尚未完全显露过失，就肆意讥讽攻击，有志气的人不会这样做，高雅之士应当如此吗？这种议论可以说是公正广博。然而每当涉及李梦阳的遗言，就疏漏挑剔细微的毛病，违背了宏大的美善，把校勘当作稀世珍宝，把攻击他人当作发泄怒气，《博议》中的种种言论，难道不担心后人也会搜罗摘取这些言论来攻击后人吗？

译鬼方

杨用修说：“高宗讨伐鬼方的事情，只在《易经》中有记载。‘鬼方’是极远的国家，属于靡莫一类。”《苍颉篇》说：“鬼的意思是远。”《世本》记载：“黄帝娶了鬼方氏的女子。”汉代匡衡的奏疏中说：“成汤教化不同的风俗而安抚鬼方，大概汤的时候鬼方已经内附，在统治范围之内，后来在殷道中衰时又反叛，所以高宗讨伐它，以中兴殷朝的道统。”又《西羌传》说：“殷室中衰，诸侯都反叛，到了武丁，征伐西戎和鬼方，三年才攻克。所以他们的诗说：‘从那些氐羌没有人敢不来朝见’，这就是证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王讨伐西落鬼戎。”

胡元瑞《丹铅新录》说：“鬼方的事情见于《竹书》。高宗二十二年讨伐鬼方，驻扎在荆。三十四年，王师攻克鬼方，氐羌来朝，非常明确。鬼戎的说法完全没有出处。史书称陆终氏娶了鬼方氏，生了六个儿子，就是昆吾、大彭、五霸交替称王的人，见于郑氏《通志略》。杨用修说：‘黄帝娶鬼方氏没有根据。’鬼方前辈有人认为是楚国，因为楚地风俗崇尚巫术，所以称为鬼方。《竹书》讨伐鬼方上面有驻扎在荆的文字，那么这个说法应该可以证实。杨用修说极远，恐怕未必正确。又有一种说法说是现在的贵州、黔中，殷朝怎么能到达那里？大概当时楚地也非常蛮荒落后，春秋时期才开始与中国会盟。认为鬼方是楚国，是蔡介夫《蒙引》的观点。”

我考证说：《大戴礼记·帝系》说：陆终氏娶了鬼方氏的女儿，称为女嬇氏，生了六个儿子，第一个叫昆吾，第二个叫参胡，第三个是彭祖，第四个叫莱言，第五个叫安，第六个叫季连。《风俗通》说：陆终娶了鬼方氏，称为女清。《索隐》引用《系本》也相同。杨用修说：黄帝娶鬼方氏确实错误。《诗经·大雅》“覃及鬼方”，毛传说：鬼方，是远方。孔颖达说：鬼方，是远方，不知道是哪个方向。《匡衡传》应劭注也说：远方。杨用修说：极远，也不是凭空猜测。《西羌传》说：武乙暴虐，犬戎侵犯边境，古公亶父越过梁山而在岐山下建邑，到了儿子季历，于是讨伐西落鬼戎。太子贤注引用《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讨伐西落鬼戎，没有俘虏二十个翟人。胡元瑞说完全没有出处，这是错误的。这与《王会解》中汤时正西有鬼亲国相符。扬雄作《赵充国颂》：“于是攻克西戎，回师京城，鬼方臣服，没有不听话的。”颜师古说：鬼方，是说它幽暗不明。李善引用《世本》注说：鬼方在汉代就是先零戎。章帝纪中有司说：明皇帝讨伐鬼方，开通西域道路，杨用修称属于靡莫一类，似乎鬼方是西戎。《海内北经》说：鬼方在二负之尸的北面。注说：贰负之尸在上郡。干宝《易》注说：高宗，是殷朝中兴的君主，鬼方是北方的国家。高宗应当讨伐鬼方，因为离卦代表兵戈，所以称伐；坎卦代表北方，所以称鬼。这个说法就是北狄。《唐书》韦皋请求云南归顺边境约定，东蛮鬼主骠、傍苴、绝吐蕃盟约，而南蛮传说：夷人崇尚鬼，称主持祭祀的人为鬼主。又说：南诏风俗崇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设小鬼主，又有两林部，地狭而各部推举为首领，号称都大鬼主，又有夷望、鼓路、汤谷、阿酰、阿鹗、钾蛮等十二个鬼主，都隶属于隽州。这难道是古代所说的鬼方吗？那么与贵州、楚地的说法相近，即使认为是南蛮也可以。然而《尚书大传》说：“文王受命，二年讨伐鬼方，三年讨伐密须，四年讨伐犬夷，五年讨伐耆，六年讨伐崇。”按照文王不曾南征，那么说在楚地南方的或许未必正确。虞翻《易》注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旅人诉说劳苦，衣服都破损，鬼方的百姓仍然有时抢劫，所以整天警戒。陈琳为曹洪写给文帝的信：“鬼方聋昧，高宗有三年之征伐，道路遥远，聋昧诉说劳苦之辞，难道有承受？”按照《韩非子》文王劝说纣王，而纣王囚禁他。翼侯被烤，鬼侯被制成肉干。《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相州谷阳县西南五十里有鬼侯城。”那么鬼方就在冀州罢了。又班固《典引》：“威灵行于鬼区。”章和元年诏书：“威霆行乎鬼区。”这又是把方改为区了。

镜殿

《艺林伐山》杨用修说：唐高宗建造镜殿，是武后的主意。四面墙壁都安装镜子，是为了白天秘密行房的需要。皇帝有一天独自坐在其中，刘仁轨奏事进入，惊跑下台阶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臣看见四面墙壁有数个天子，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皇帝立即命令剔除镜子，武后听说后不高兴。皇帝死后又重建了它。杨廉夫诗：“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磨。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漾绿波。”

胡元瑞说：“查考这本是隋炀帝的故事，见于《迷楼记》。皇帝在殿上四周设置铜屏，白天与宫人戏乐，细微之处都映入屏中。高宗时，武曌掌权，中外称为二圣。刘仁轨大概是借此来讽谏，所以武后听说后不高兴。”老铁

译《诗》中说：“六郎对昌宗说，‘明空’就是‘曌’字。”

译谂说：“《通鉴》记载，少府监裴匪舒为高宗铸造铜镜，宫殿建成后，高宗与刘仁轨一同观看。刘仁轨惊讶地快步走下殿去，高宗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刚才看到镜子的四壁上有好几个天子，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高宗立刻命令将那些影像剔除。这里没有提到武后不高兴，也没有关于隐秘淫秽之事的言论，难道是司马光厌恶他们宣扬淫乱而删削了吗？凭着高宗那样愚钝不明，‘二圣’的称号尚且觉得不够，难道滑稽隐晦的话语就能动摇他吗？武后也不会因为‘二日’的挑拨而恼怒。镜壁上有数个天子，后宫中也有数个皇后，刘仁轨可以在武后面前自我辩解的。”

《过秦论》

《丹铅新录》说：杨慎模仿《过秦论》写道：“六国刚刚灭亡，天下刚刚统一，宏伟的图谋已经满溢，武力尚未终结，正架起巨龟大鳖作为桥梁，巡视海边的石头以送别落日。不久，秦始皇的魂魄断绝在沙丘，鲍鱼的腥气传遍四方。”等等。

元瑞说：“《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大规模起用九师，架起巨龟大鳖作为桥梁。这里说成秦始皇，恐怕是错误。论说模仿《过秦论》，实际上是宋人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段文字又本于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然而杜牧开头的四句非常奇特，而杨慎四句中再次使用‘毕’字，实在缺乏检点。杨慎自称是年轻时所作，大概后来未曾删改润色。”

谂说：江淹《恨赋》说：“秦始皇按剑，诸侯向西奔逃，削平天下，统一文字法规。以华山为城墙，以紫渊为护城河。宏伟的图谋已经满溢，武功尚未终结。正架起巨龟大鳖作为桥梁，巡视海边的石头以送别落日。一旦魂魄断绝，宫车深夜才出。”杨慎的论述都是抄袭江淹的文字。这是他的少年之作，自然应该付之一炬，反而被珍视如千金，这也是缺乏自知之明的祸患吧？只是江淹的赋收录在《文选》中，喜欢卖弄学问的小史官都能背诵，胡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纪年》说：“周穆王大规模起用九师，向东到达九江，架起巨龟大鳖作为桥梁，于是讨伐越国。”《列子》说：“穆王驾驭八匹骏马，于是向西观看太阳落下的地方。”《三齐略记》说：“秦始皇建造石桥，想要渡海看日出，有神人驱赶石头下海，石头移动不快，神人就鞭打它们，石头都流出血来。”穆王呵斥巨龟，而秦始皇驱赶石头；穆王的车辙穷尽于蒙汜，而秦始皇的马迹指向扶桑，似乎不能等同于江赋所说的。大概是因为兴致所至快速书写，忽然形成了佳句，正如陆机所说的‘随手变化的妙处，难以用言辞追赶’。或者是借穆王的事来比喻秦始皇，雄心四处占据，百鬼惊惧奔逃，而杨慎沿袭它，本来就不是精妙的创作。广泛搜罗博采，元瑞恐怕未能参与这种文学创作，所以没有察觉他的话有失偏颇。

《巵林》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巵林》卷九

（明）周婴 撰

○谂胡

文宣王、武安王、鲁哀公、平原君

《史书占毕》说：“世人知道仲尼是文宣王，而萧子良、长孙稚也都是文宣王。延岑自号武安王，在壮缪王之前；刘嘉封为汉中王，在昭烈帝之前。现在只知道玄德、云长、刘仲谥号为鲁哀公，朱建被称为平原君，都在后面，尤其偏僻。”文宣王见于《路史》，其余都见于《两汉书》。又李光弼、岳飞都谥号为武穆，岳飞与诸葛亮又都谥号为忠武。

谂说：《汉书》记载，元帝时，孔霸因为担任皇帝老师被赐号褒成君，奉祀孔子后代。平帝元始初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吕元善《圣门志》说：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为褒尊侯。现在考证范晔的《后汉书》没有记载】。后魏《魏书》记载，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宣尼为文圣尼父。后周宣帝大象二年，下诏说：“孔子幽深地赞助人天，裁成礼乐，为百王树立典范，垂范万乘之君，可以追封为邹国公。”隋文帝赠予为先师尼父。唐贞观十一年，尊为宣父。高宗干封元年，追赠为太师。中宗神龙元年，以邹鲁邑百户作为太师隆道公宣尼的采邑【《通典》作崇道公。《册府元龟》王钦若说：当时封孔子为隆道公。按《会要》，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到开元二十七年，追赠孔宣父为文宣王，后代褒圣侯，改封为文宣公。《通典》、《通鉴》认为谥号为文宣，而《唐书》说赠封，如果确实是谥号，子孙怎么可以作为封爵呢？况且在尼父之前以王爵谥号为文宣的，有后魏宜都王穆寿、任城王元澄、安丰王元延明、汝南王元悦、王亶【《李先传》说：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濮阳王陆子彰、北齐常山王斛斯椿，不只有竟陵王长孙稚。又《魏书》长孙稚，《北史》避讳稚与治嫌名，而改为幼，长孙幼字承业，封上党王，谥文宣。只有《隋书》长孙览传称祖父稚，是魏太师上党文宣王。延岑自号武安王，长生则在宋徽宗大观二年封武安，大概是徽号。然而隐太子李承乾的儿子李承训、李宝臣的儿子李惟简都封为武安王。光武帝哥哥刘仲最初追谥为鲁哀公，不久进爵为王，又改称鲁哀王了。平原有两个固，然而《史记》记载景帝立王夫人为后，尊她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那么一个是妇人，更加奇怪了。《春明退朝录》说：枢密副使曹玮、使相高怀德都谥号为武穆，这确实在李光弼、岳飞之间。至于忠武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