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南续笔卷四

译（道理）是相同的。大概都是仁人的言论，所以一并列举出来。

○三史

唐代有凭借“三史”科考入选而做官的人，“三史”这个名称，由来已经很久了。年轻时听冯叟窦伯说：三史，是指《史记》、《前汉书》和《三国志》。但是《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对吕蒙、蒋钦说：“我自从懂事以来，阅读三史和各家的兵书。”当时《三国志》尚未问世，本来就已经有了“三史”的名称了，窦伯的话，又不可全信。那么除了马迁、班固之外，所谓三史是指《东观汉纪》呢？还是袁宏的《后汉纪》呢？或是谢承的《后汉书》呢？无法知道了。至于唐代凭借三史科考入选做官，那确实是《史记》与《前汉书》、《后汉书》，本来就有明确的记载了。

译○祭文创格

张子韶祭洪忠宣公的文章，现在收录在《容斋随笔》中。那篇文章只说：“在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谨以清酒祭奠，昭告于某官的灵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忠宣公的儿子洪景卢认为，这篇文章的情意哀伤悲怆，超过了言辞的修饰，前人没有这种体例。而陆放翁祭朱元晦侍讲的文章说：“我有舍弃百身、从九泉之下起死回生的心愿，有倾尽长河、注入东海的泪水，路途遥远、年老齿衰，精神向往而形体滞留，您虽去世但精神不灭，希望您前来享用祭品。”这篇文章总共三十六字，而无限的痛惜之情，却已包含在内，前人也没有这种体例。

○岂况连用

古人使用语气助词，大多与后世不同。比如“岂”、“况”两个字，似乎没有连用的道理，但《三国志》注和《维摩诘经》中却有这种用法。查《蜀志·许靖传》注：王朗给许靖的信中说：“诗人将一天的离别比作三秋，何况那悠悠历经多年的人呢！”又《维摩诘经·弟子品》说：“转轮法王因为福分浅薄，尚且能得到无病，何况如来。”我修撰奉贤县志时，曾在小序中用过这种用法，学识浅薄不知底细，有人传为笑柄。

○新城诗格

诗歌贵在锤炼精当，也不妨疏密相间，如果字字追求工整，反而伤害了真气。诗歌贵在含蓄蕴藉，也不妨豪放激荡，如果句句追求淡泊，就看不出性情了。诗歌贵在立意忠厚，也不妨辞语寓含讽刺，如果语语浑沦模糊，就完全没有作用了。新城王士禛在这方面，或许不能完全符合，后世一定会有人议论他。然而他秀骨天成，风神绝世，自然是隔代才有的清雅律诗，不是柴烟粪火边的俗物。近来有人说《敬业堂诗集》颇有青出于蓝之美，我不敢赞同。

○死社稷为诸侯言之

古代诸侯初次受封，必定从天子的社坛接受土地，回国后，建立为国社，按时节祭祀。“国君死社稷”这句话，是针对诸侯说的。如果天子以天下为一家，就不在这个例子里。从前唐朝，玄宗遭遇安禄山的祸乱，于是逃往蜀地躲避；代宗遭遇吐蕃的灾难，于是逃往陕地躲避；德宗遭遇朱泚的叛乱，于是逃往奉天躲避。三位皇帝只知道躲避，所以最终能够重建唐朝基业。如果对“国君死社稷”这句话，不能分辨天子与诸侯的不同，那么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必定会导致不能通权达变而坐失良机。

○改嫁

饿死是极小的事，失节是极大的事。程子确实曾经这样说过。然而先王制定礼制，有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的丧服规定。那么女子改嫁，本来就不是先王所禁止的。查宋代叶水心写的翁诚之墓志铭说：“女儿嫁给文林郎严州分水县令冯遇，冯遇死后，再嫁给进士何某。”可见古人不忌讳改嫁，所以在文字中可以看到。现在世上的士大夫家族，往往以改嫁为耻，而事情出于勉强，逐渐导致不成体统，反而不如改嫁来得妥当。过去看到蒋先生莘田的家训中也曾经提到过，他的见解与我大致相同。如果像徐女廉的改嫁说那样，则是教人偷生，而成为程子的罪人了。

○尚书

《尚书》的“尚”字，唐代诗中多作平声，后人于是沿袭而不改；偶尔有作去声用的，人们必定反过来指责为非。查《梦溪笔谈》说：“尚书，本是秦朝的官职。尚，音上，意为上为常者，是秦人的读音。”又《辍耕录》说：“秦朝时少府派遣官吏在殿中，主管发布文书，所以称为尚书。尚，是主管的意思。如尚衣、尚食、尚医的尚，都读时亮反，后世才讹传为辰羊反。”然而即使从诗歌来说，唐代原本就有仄声用的，如杜甫题瀼西新赁草屋诗说：“欲陈济时策，已老尚书郎”就是例子。

○同姓称家

临川李侍郎在《曝书亭集》后写道：“近来世人诗文标题，对于同姓的人就称家某人。考察宋、元以前的文字，都没有这种称呼。朱竹垞先生最为博雅，现在集中诸同姓者，也称家某人，难道是先生偶尔没有检点吗？还是另有依据呢？”我查杨修答临淄侯笺说：“修家子云，老不晓事。”这就是“家”字的来源，不能说古人没有这种称呼。但是杜甫对于杜位，韩愈对于韩重华，一个是堂弟，一个是族子。而杜诗直接写说：“杜位宅守岁。”又说“寄杜位”。韩文直接写说：“送韩侍御归所治。”那么对于疏远的人就可想而知了。称家的滥用，大概始于前明中叶吧？

○樊绍述古文

樊绍述的著作，韩愈在墓志铭中赞叹为“丰富啊！古代没有过的”。而现在所流传的，仅有《绛守园居记》和《越王楼诗序》两篇。他的文章曲折艰涩，几乎不成句子，可以说在文章上很奇怪了。而铭文却说：“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这两句似乎赞美樊绍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概韩愈立言的意思，大概是希望学者追求文从字顺，而不必像樊绍述那样追求新奇罢了。郑权豪奢，韩愈送他序文，称赞他富贵而能安于贫贱，行仁义而不富有，大概是反语讽刺。读这篇文章的人，也应当这样看待。

译○公为尊称

《公羊传》说：“天子的三公称为公，前代王朝的后裔称为公。”洪迈说：“年岁高的人，因为尊崇他的道德而尊称他为师，所以称公，后世称公的人，大概不全是这样。”顾炎武说：“如今撰写志状的人，人人都能称公，是多么泛滥啊！多么虚伪啊！”我的朋友陈见复说：“现在墓门上署称公的很多，难道都是年岁高的人，尊崇他的道德而尊称他为师，所以有这个称呼吗？”端正名称，核实事实，不要让死者在地下有愧啊。

译○百客堂

当今世人称众人混杂聚集的地方为“百客堂”，这其实是有出处的。查《松江府志》记载：“百客堂位于下沙，是瞿氏宴请姻亲故旧的厅堂。”元代方回曾作有《百客堂》诗。

○参坐参语

三人并排而坐称为“参坐”，见于《战国策》“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匡”篇。三人并排交谈称为“参语”，见于《汉书·杨敞传》。

○三登高望楼诗

古人作诗，对于题目中的字必定不肯轻易放过。例如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其着眼点就在“重过”二字上，因此才写得精彩。我看王阮亭的《三登高楼》诗，对“三登”二字完全不予照顾，已经违背了古法，而且字句杂乱，尤其令人不解。比如第二联既用了“晚霞残照”，第五句又用“云烟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临眺”。一首诗之内，忽然早晨忽然傍晚，可谓毫无条理，不知《箧衍集》为何要收录它。从前王维早朝的诗，将“绛帻”、“翠裘”、“衣冠”、“冕旒”、“衮龙”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尚且批评它太过杂乱。如果看到阮亭这首诗，难道能免于抨击吗？

○正字通

钮玉樵在《觚剩》中的一条记载说：“著书的人，天下寥寥无几。近来只有《日知录》、《正字通》、《广东新语》这三本书，可以流传后世。”说这话的人，怎么黑白不辨呢？《日知录》这一部书，其学问之深厚，在《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上，哪里是《广东新语》可以比拟的，而《广东新语》又哪里是《正字通》可以比拟的？查汪尧峯评论《正字通》，说它学术上不能通晓经义，却喜欢标新立异以取悦于人，比如注释“禫”字以及袒免之“免”字，对照经典，都讲不通。这本书刚刚在世上流行，姑且摘录出来以警戒后学。我们同邑的毛翁斧季，精通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被义门推重，也说《正字通》的错误比梅氏《字汇》更严重。而钮玉樵却将《正字通》与顾炎武、屈大均的两部书相提并论，其贻误学者，实在不轻，所以我特意为之辨明。

○书板之误

读书应当寻求古本，新本都不足以依据，这是冯钝吟在《读古浅说》中的话。然而古本也有不足依据的地方，比如《南史·王筠传》说：“知音者稀，真赏殆绝。”而《东莱十七史详节》中，“赏”字误刻成了“奇”字。韩宗伯熟读《南史》，而这句诗屡次引用，却不理解“奇”是“赏”的误字，这难道不是古本错误导致的吗？

○俭为共德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传：“在椽子上雕刻花纹，都不合礼制。御孙劝谏说：‘我听说，节俭，是各种美德的共同基础；奢侈，是最大的恶行。先君拥有共同的美德，而您却陷入最大的恶行，恐怕不行吧？’”“共”字，《经典释文》没有注音，而世人却都读作“恭”。我私下认为不对。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说杜预在注释“先君有共德”这句时，说：“以不丹楹刻桷为共。”意思是说世上的诸侯，没有丹楹刻桷的，所以说“共”。如果读作“恭”，那么意思就不通了。况且《释文》没有注音，究竟凭什么依据读平声呢？后来看到司马光《传家集》《训俭》篇说：“御孙说：‘节俭，是美德的共同基础。’共，就是同的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的。因为节俭就欲望少，君子欲望少，就不会沉溺于物欲，可以直行正道；小人欲望少，就能谨慎修身、节约用度，远离罪过、使家业丰足，所以说：‘节俭，是美德的共同基础。’”看这些，可以证明我的说法了。最近读顾仲恭《炳烛斋随笔》，对“共”字的含义更加明白。他说：“‘共’的意义，大概是说各种美德共同出于节俭，节俭一旦丧失，那么各种美德都丧失了。现在请让我申述一下这个说法，假如身为上位者而懂得节俭，那么节制爱护，自然不伤害财力、祸害百姓，这是节俭符合仁德；身为下位者而懂得节俭，那么节制谨慎，自然不至于收受贿赂、盗窃国库，这是节俭符合忠义。就士人百姓而言，不节俭的人，必定多方奔走以求谋生，节俭则身体常闲而心神常逸，岂不是善于为自己谋划，这是节俭符合智慧。不节俭的人，或许多方谄媚以谋取利益；节俭则闭门无事，耻辱自然远离，这是节俭符合义理。安守祖业，粗茶淡饭可以尽欢，这是节俭符合孝道。有遗留的产业可以安顿子孙，且有遗留的法度可以教育子孙，这是节俭符合慈爱。衣食剩余，可以救济亲友的急困，这是节俭符合和睦姻亲、任恤互助。大凡人生百行，没有不需要节俭来成就的，说它是‘德之共’，不也很可信吗！”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住在华亭的皋桥，自幼以诗文闻名。清初与同乡吴骐、王光承都因隐逸被征召，都不出仕，当时舆论对他们评价很高。当时松江府人文最盛，尊奉我们同邑某位宗伯为盟主，而宗伯也屡次到那里去。一天，宗伯的船停泊在白龙潭，众名士正成群结队去迎接他，天石忽然投上一首诗说：“画舫沧江载酒行，山川满目不胜情。朝元一闭千官散，无复尚书旧履声。”宗伯得到诗后默然不语，当天就解缆离去。又曾游历金陵，恰逢龚合肥在青溪、桃叶之间大会诗人，多达四十多人，而天石与

译罢了。乐工请求演戏，龚鼎孳命演《跃鲤》一剧，满座宾客都变了脸色。原来龚鼎孳考中进士后，娶名妓顾眉为妾，其衣饰礼遇如同正妻，所以龚鼎孳用弃妻之事来讥讽他。龚鼎孳低头不语，而龚鼎孳却傲慢自若。黄昏时大雨倾盆，半夜宾客散去，车马拥堵，而龚鼎孳坐在门槛上，脱去鞋袜，光着脚，慢慢走回住所，毫无惭愧之色。

译○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岁时读《论语》，问私塾老师道：“孔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师回答说：“是圣人。”又问道：“现在在哪里？”老师说：“已经死了。”金正希立刻为此大哭，并且整天不吃东西。

○周鄮山

周容，字鄮山，是明末鄞县的秀才。清朝初年，他便辞谢出仕。康熙己未年，有人想以博学鸿词科推荐他，周容笑着推辞说：“我虽然是周容，但实际上是商容。”推荐的人于是作罢。

○称字

男子成年行冠礼并取字，是成人的礼仪。成为成人，就看重他成人的原因，于是给他取字。字之所以有可尊重的地方，是因为《春秋》以记载字作为褒奖，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只称字而不称名的，只有十二个人罢了。韩愈写的墓志铭几十篇，标题大致都称官职门第，只有李元宾、柳子厚、樊绍述称字，以此表明这些人不必以爵位为重，这也是尊重他们的表现。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认为称字是轻慢，于是只呼一个字，前面加上“翁”、“老”等词，即使是小孩子，没有不受这种称呼的。严观察韦川说：“按照礼制，父母在世，平时说话不称‘老’。现在舍弃儿子而用尊长的名号，年幼却承受衰老的名目，难道不是不祥吗？至于体现在文章书信和诗题上，俗陋就更不用说了。”

○笠翁诗韵

现在通行的韵书，只有邵子湘的《古今韵略》可以遵循。汪西亭以此为基础编成《今韵略》，缩编成小本，最便于携带查阅，也是一本好书。有个浙江人李笠翁，也刻有小本韵书。他的通转规则，大致本于《历下辑要》和《成都转注》两书，沿袭错误，毫无依据，但他的书流传已久，贻误后学，程度正不浅。大概这个人略具小聪明，完全没有读书。就像凡例中有“古风、近体、排律、绝句”八个字，他所说的“近体”，大概专指五七言律诗。那么排律、绝句，难道不是近体吗？又说没有作近体排律而用仄韵的，不知道唐人仄韵律诗很多，比如白居易《西楼月》一首，《长庆集》编入律体，方氏《律体》也收录了它。那么难道不是仄韵律诗吗？这个人游谈无根，大体如此。而《在园杂志》反而称他为一代词客，并且说他辑录的韵书很好，也是迷惑得太厉害了！

○苏蓼劬

苏蓼劬名凤翔，字苞九，是同乡人。读书汲取古意，写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为宗，一扫熟滥之弊。多次参加京城科举考试不中，但志向毫不衰退。当得知落榜时，正好赶上吃午饭，于是放下筷子不吃饭。从此吃粥和饼饵好几年，直到考中后才恢复常态。他立志之坚定就是这样。推而广之，以此学习成为圣贤，又何必担心不成功呢！

○总管庙

元朝官制，各路设总管府。达鲁花赤之下是总管，总管之下是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则在达鲁花赤之下设置知府或府尹。扬州、杭州都是上路，所以有总管而没有知府。黄太冲说：“现在绍兴、杭州多有总管庙，都是以前郡守的生祠。”我们县也有几处总管庙，则归属于金昌及其子元七。查县志说：“神生前住在淀山湖，父子死后都成为神。元至元年间，暗中辅助海运，都被封为现在的职位。那么‘总管’这个称呼，又不是生前所授予的。”我的意思是，本来系郡守的生祠，而后人或许附会了金神罢了。

○饮光误论

钱饮光极力诋毁东涧注释杜诗，见于给方尔止的信中。他的说法很荒谬，恐怕贻误后学，为此纠正一下。比如“中兴”的“中”字。查毛公《诗经·烝民》序说：“任用贤能，周室中兴。”杜元凯《左传序》说：“祈求上天永命，继承开创中兴。”陆德明《经典释文》，都注去声。杜甫《达行在》诗：“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东涧注“中”字为张仲切。这本是《释文》的说法。而饮光说这个“中”字本为平声，东涧为了凑杜甫的格律，于是凭己意改为去声。那么《经典释文》不足以依据吗？苏轼送王雄州诗有“威声又数中兴年”之句，注即引用杜甫《达行在》诗，难道也将这个“中”字读为平声吗？至于说杜甫“中兴”二字，屡次见于诗中。《秋日夔府咏怀百韵》说：“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说：“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诸将》说：“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这三个“中”字，又为什么不从《行在》诗的例子，也读为去声呢？不知道“中兴”的“中”，原本可以平去二音并读，王观国《学林新编》说：“音锺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也。”饮光又说“中酒”的“中”宜作去声，不当摭拾“中圣人”之说，改为平声。这个说法尤其不通。查“中酒”二字，始于《汉书·樊哙传》，即《战国策》所说的“中饮”。颜师古音竹仲反，谓不醒不醉，饮酒之中。《日知录》说：“中酒犹云半席。颜注非是。”那么既然作半席解，不

译“中”字应当读作平声吗？李白的诗：“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廓的诗：“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苏轼的诗：“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以及“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这些诗句中的“中”字都读作平声，没有读作仄声的例子。只有《宾退录》记载齐己的诗“穰低似中陶潜酒”，将“中”字读作去声，认为这样在意义上更为恰当。看来这个字也不妨像“中兴”的“中”一样，平声和去声两种读音并用。如果一定要说读作平声就不通顺，那么不通顺就是从李白开始的了。至于“判”字、“应”字、“难”字之类，意义上应该读平声的，有时却读作去声；意义上应该读去声的，有时却读作平声。这是诗人为了押韵而采用的方法，从《诗经》时代就是这样了，却因此指责杜甫的毛病，那么东涧先生又该如何辩解呢？这也算是拘泥得太厉害了！

译○误解闲情

陶渊明《闲情赋》的自序中说：“用来抑制放荡邪僻的心念，相信对讽谏有所助益。”由此可知，“闲”是防范约束的“闲”，与闲适情趣的“闲”截然不同。撰写文章的文人，竟然不深入考察，于是导致误认。昭明太子既然批评它是白璧微瑕，就连《容斋三笔》中，也认为它寄托意趣于女色，这真可一笑置之。

○误学汉碑

汉碑的八分书，年代久远大多剥蚀，后人便效仿碑上的字，故意做出剥蚀的样子，这种弊病从元人开始，到了本朝谷口郑簠尤其严重。何焯曾说：“谷口的八分书，近日江南一带很看重它，但这就像人身上长了恶疮，非常令人厌恶。”家兄次山向我讲述此事，我因此笑着说：“如果这样，那么那些看重它的人，大概也像是嗜好结痂一样。”

○梅蔡化俗

宣城的梅定九先生，享年八十九岁，自从担任族长历经三十年，族中数千人，没有敢赌博嬉戏的。漳浦的蔡闻之先生居住在梁山下，环绕他住所的三百多户人家，在先生在世期间，历经二十年，也没有敢赌博嬉戏的。

○瞿张殉难

瞿稼轩、张别山两位先生一同在桂林殉难，但一个从容不迫，一个激烈刚烈，这也是各自因于性情，起初并没有优劣之分。檗庵大师的议论说得好：“奇怪啊！吴地的人不是我们楚地的人所能理解的。楚地的人只有能忍受嗜欲、耐得劳苦、高傲愤烈的人，然后才能赴死；吴地的人长期厚待自己，园林、音乐、诗酒，今天还尽情娱乐，明天也怡然受戮，这非常奇怪。”按：瞿稼轩是我们县的人，所以称吴人；张别山是江陵人，所以称楚人。

○杨义士

稼轩先生在桂林殉难，有一位门下客叫杨艺，为他穿上丧服，挂满纸钱，行走时窣窣作响，在街市间号哭，见到戴冠穿短衣的官员，就叩头请求向定南王禀报收敛主人的遗体，定南王听说后认为他讲义气，并允许杨艺一同收敛张公的尸体。当时有位永明王时的给事中姓金的，在桂林茅坪庵出家为僧，改名性因，也上书定南王，请求收敛瞿、张二人的遗体。派侍者到王府，将要递交书信，遇见杨艺，知道已经得到允许，于是就没有递交。后来金某把书信送给瞿氏，瞿氏的儿子于是刻印发行，却没有提及杨艺。因此两广以及吴、楚之间只知道收敛瞿、张二人遗体的是金某书信的力量，而杨艺竟然默默无闻了。后来性因的文集中记载杨艺的事迹很详细，并且说：“用我的书信掩盖杨艺的功劳，对我来说是窃取名声，对瞿氏来说是辜负恩德，这是两方面的损失。”按：杨艺排行第二，字硕甫，自号二痴，本是吴江人，晚年移家到我们县。

○诸家论震川古文

震川的文章，钱尚书推崇为明朝第一。而黄梨洲却说：“看震川的文集，试着除去他的叙事作品，时文的境界，偶尔也会混入，这在韩愈、欧阳修的文集中是没有的。”又李安溪说：“看震川的古文，拖沓地说下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以说完的，一千多字还说不完，让人气闷。”望溪方苞说：“震川的文章，辞藻号称雅洁，仍有接近俚俗而伤于繁冗的地方。王昆绳认为肤浅平庸，必定不是没有见解而这样说。”《明史·文苑传》说：“自从归有光的文章出现，而执笔写文章的人，从此很少有实学，而妄谈欧阳修、曾巩，也不能没有弊端。”像震川这样的古文，也就可以了，但还是不免于后人的议论。唉，这道艺真是难以言说啊。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钱幼光的《田间集》中有说：“虞山不相信诗有悟入一路，因为他生长在富贵之家，沉溺于绮靡，加上腹中藏书丰富而才情充沛。因题赋词，随手敏捷，生平不知道有苦吟的事，所以不相信有苦吟之后的所得！苦吟之后，思维路尽，忽然有所触动，自然而成。禅家所说的绝后复苏，难道不是悟吗？”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惊人的句子，是悟后的句子。虞山不从事苦吟，适宜没有惊人的句子。而钱湘灵为《抚云集》作序，却完全抄袭幼光的话来诋毁幼光，现在幼光《田间集》的刻本还在，恐怕难以欺骗别人说没看见吧。

○南垣善谑

张涟，字南垣，善于堆叠石头，为人滑稽多智，出口便令人拍手称快。有位延陵公某，是前明国子监祭酒，等到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绅设宴饯行，演出《烂柯山》传奇，到张木匠时，伶人因为南垣在座，改为张石匠。祭酒公故意刁难他，用扇子敲桌子称赞说：“有窍！”哄堂大笑，南垣默然。等到演出到朱买臣妻认夫，朱买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也用扇子敲桌子说：“无窍！”满座的人都惊讶地看着，而祭酒不以为忤。有窍、无窍，是吴中方言。

○正钱录

昆山吴殳作《正钱录》，攻击东涧不遗余力。同时汪钝翁又为他辩护，吹毛求疵，声势很盛。计甫草深为不平，就对钝翁说：“我从山东来，曾游泰山，登上日观峰，神志正惊恐战栗，忽然想小便非常急，下山还有四十里，不可

译（有人）忍耐着，于是偷偷在峯的旁边溺水，担心再次获罪，然而竟然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山大到极致且高峻，在其中溺水的人众多，泰山却并不知晓。」钝翁跳起来大声责骂。然而看尧峯集中有与梁侍御讨论《正钱录》的书信，也说这部录并非不义理严谨而文辞辩驳，然而其所列举的内容尚有不符合之处，莫非是带着盛气互相攻击，而没有闲暇商讨考证呢？由此说来，即使钝翁也没有将《正钱录》视为定论。

译○修志的难点

汪尧峯所编的集子中记载了史兆斗的话，说：“编修方志最难的是人物部分。”我私下认为，凡是编修方志的人，不应当仅仅把以前的方志作为蓝本，必须广泛考证名人的文集，凡是以前方志没有记载而在文集中出现的，都应当补入。然而所谓的名人，又必须根据他们的品德造诣来决定取舍的轻重。望溪方苞说：“高邑赵忠毅公，是明朝一代屈指可数的君子，当时在京城附近做官，风骨节操和治理政绩，在公文中明确有据可查的有二十多人，而郡县旧志却没有一个提及。看那些没有被记载的，那么那些被记载的，可以完全相信吗？”确实啊，编修方志的难，难在人物部分。

○虞邑流寓

贤人君子所到的地方，人们争相推崇举荐以加重声望，这就是方志中设立“流寓”门类的原因。我们县有三位应当记载的人，过去未曾采录，实在是很大的缺憾，因此标出他们的大致情况，以等待后来编修方志的人。龚诩，字大章，昆山人。靖难之役攻破南京金川门时，先生当时是守城的士兵，大哭悲痛。恰逢按名册编入军队，法令非常严厉。先生连夜逃到常熟的任阳，投奔马、陈两家，藏在大囤子里。就在囤子里读书，夜以继日，著述很多。过了二十多年，禁令稍微解除，才回到故乡。周文襄公推崇他的品格，两次推荐他做学官，他坚决不应召。八十八岁去世。事迹详细记载在《梅花草堂人物志》及《列朝诗小传》中。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乙酉年夏天，奉养母亲躲避战乱到常熟的语濂泾，见《亭林集》中与馆中各位先生的书信。又说：“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见《日知录》行盐一条。又徐司寇《憺园集》中有《家兄孚若诗序》，其中说：“舅父亭林先生，躲避战乱到常熟的穷乡，兄长前去依附他。”意思司寇所说的穷乡，就是语濂泾。而亭林集中，又有《常熟归生晟陈生芳绩书来以诗答之》的作品，他的诗说：“十载江村二子偕，相逢每咏步兵怀。”所谓的“江村”，不就是语濂泾吗？由此可知先生寄居在常熟，开始于乙酉年，后来就长久滞留在这里，所以说十年。刘永锡，字尔钦，号剩庵，魏县人，考中崇祯丙子年乡试，被选为长洲县学教谕。改朝换代后，不再回去，隐居在阳城湖边，靠卖席子自给自足，见到他的人称他“席先生”。钱尚书怜悯他的穷困，招他前往，他不答应。过了几年，竟然饿死。事迹详细记载在沈归愚《学博刘先生传》中。而释石林《寄巢集》中有《和刘剩庵七护诗》，其小序说：“先生隐居在南沙的毕泽，四壁萧条，却安然自若。作七护诗来寄托心意，我推崇这个人，和诗仅仅表达心意罢了。”查考毕泽在常熟的东南，那地方濒临阳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