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经学历史 清 皮锡瑞

●一、经学开辟时代

凡是学问，如果不考察它的源流，就不能通晓古今的变化；如果不辨别它的得失，就无法找到入门的途径。自古以来，国家命运有兴盛和衰败，经学也有兴盛和衰败；国家统绪有分裂和统一，经学也有分裂和统一。历史事实俱在，可以清楚地证明。经学的开辟时代，断言从孔子删定《六经》开始。孔子以前，不应该有经；这就好比李耳（老子）出现之后，才著述五千言；释迦牟尼未出生之前，不流传七佛的言论。《易经》从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只有卦画而没有卦辞；（司马迁、扬雄、王充都只说文王重卦，不说他作《卦辞》。）这也如同《连山》、《归藏》只作为占卜之用罢了。《连山》、《归藏》不能称为经，那么伏羲、文王的《易》也不能称为经了。《春秋》，是鲁国史书的旧名，只有其事其文而没有其义；这也如同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只作为记事之书罢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不能称为经，那么鲁国的《春秋》也不能称为经了。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然卷帙繁多，但未经删定，未必篇篇都有意义可以作为法度戒律。《周礼》出自山岩屋壁，汉人认为它渎乱不验，又认为是六国时人所作，未必真的出自周公。《仪礼》十七篇，虽然是周公的遗存，但当时或许不止这个数目而由孔子删定，或者并不到这个数目而由孔子增补，都难以知晓。看“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被记载下来”，那么十七篇也是从孔子开始定型的；这就如同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都是经过孔子亲手定稿后才列入经书的。《易经》自从孔子作《卦爻辞》、（《史记·周本纪》不说文王作《卦辞》，《鲁世家》不说周公作《爻辞》，那么《卦辞》、《爻辞》必定也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阐发伏羲、文王的旨意，而后《易》不仅仅作为占卜之用。《春秋》自从孔子加以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仅作为记事之书。这两部经书是孔子所作，意义尤为显著。汉初的旧说，分明没有错误；东汉以后，才开始怀疑那些不该怀疑的地方。怀疑《易》中有“盖取诸益”、“盖取诸噬嗑”，认为重卦应当在神农之前。怀疑《易》中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认为《卦爻辞》是文王所作。怀疑《爻辞》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认为不是文王所作，而应当分别归属周公。于是《周易》这一部经不能说是孔子所作；孔颖达的《疏》于是说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怀疑《左氏传》中韩宣子适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的话，认为周公作《春秋》。于是《春秋》这一部经不能说是孔子所作；杜预于是说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有人又怀疑孔子没有删《诗》、《书》的事，《周礼》、《仪礼》都出自周公，那么孔子并没有作一部书；章学诚于是说周公集大成，孔子不是集大成。

读孔子所作的经，应当知道孔子作《六经》的宗旨。孔子有帝王的德行而没有帝王的地位，晚年知道道不能实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化万世。他的微言大义实在可以作为万世的准则。后来的君主，必须遵循孔子的教导，才足以治理一个国家；所谓“遵循它就治理得好，违背它就混乱。”后来的士大夫，也必须遵循孔子的教导，才足以修养自身；所谓“君子修养它吉祥，小人违背它凶险。”这是万世的公言，不是一个人的私论。孔子的教导在哪里？就在他所作的《六经》之内。所以孔子是万世的师表，《六经》就是万世的教科书。只有汉人知道孔子维系世道、建立教化的意义，所以说孔子为汉朝确定道统，为汉朝制作制度。当时的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理天下，孔子的道可以用来弘扬伟大的功业、赞扬引导明智。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用经典；公卿大夫士吏，没有不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虽然汉朝的制度，王道霸道杂用，未能完全实行孔教；但通经致用，人才已经是后世所不能企及的。大概孔子用《六经》教化万世，稍微运用他的学问，而效果已经显著如此了。自从汉朝以后，昏暗不明。他们尊崇孔子，只奉以虚名，不知道他教化万世的地方在哪里；他们崇尚经学，也视为旧例，不实行他的学问来治理天下。只是历代相承，没有人敢废除罢了。由此古义模糊不清，圣学荒芜杂乱。孔子所作的《易》，认为只有《十翼》；那么孔子对于《易》，不过是给经作传，如同后世的笺注家。陈抟又杂以道家的图书，于是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在孔子之上，而《易》义大乱了。孔子所定的《诗》、《书》，认为并没有义例；那么孔子对于《诗》、《书》，不过如同昭

译明代李善的《文选》、姚铉的《唐文粹》，只是编辑抄录一遍，稍有删减取舍。王柏又撰写《诗疑》、《书疑》，肆意删改，使得《诗经》、《尚书》面目全非，于是《诗经》、《尚书》的大义就混乱了。孔子所作的《春秋》，被杜预认为只是遵循周公的凡例；那么孔子对于《春秋》，不过就像《汉书》本于《史记》、《后汉书》本于《三国志》那样，抄录一遍，稍有增删而已。杜预的注、孔颖达的疏又不相信一字褒贬的说法，一概认为是阙文或疑义；王安石竟然把《春秋》看作断烂的朝廷公报，于是《春秋》几乎被废弃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不知道孔子作《六经》以教化万世的宗旨，不相信汉儒的说法，凭空产生主观臆见，诋毁先代儒者。起初是怀疑经典，逐渐发展到非议圣人。有的尊崇周公来压制孔子，（如杜预解说《春秋》那样。）有的尊崇伏羲、文王来压制孔子，（如宋人解说《易经》那样。）孔子亲手确定的经典，不仅不拿来教化世人，而且不认为经典是孔子亲手确定的，反而归之于他人。经学不能昌明，孔教不能受到尊崇，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必须认定经典是孔子所作，才可以谈论经学；必须知道孔子作经以教化万世的宗旨，才可以谈论经学。

译孔子之前，没有“经”的名称，但已有对经的解说，都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记载的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对“黄裳元吉”的辨析，夏后氏的九功九歌，文王武王的九德七德，《虞书》中列举舜的功绩以及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中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等人，有的解释《诗》，有的征引礼制，（详见王应麟《困学纪闻》。）这不仅比汉代儒者的训诂更古，而且出自孔子删订之前。只是《左传》言辞浮夸，未必所说都可信。穆姜阐明随卦的意义，为何与《文言》完全相符；季札在正乐之前，怎能使得雅颂各得其所。（《困学纪闻》引用“克己复礼”“出门如宾”两条，说：“《左传》粗略听闻孔门绪言，每每引用，却常常有更改。穆姜在随卦中举出《文言》，也是这类情况。”）《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周礼》中记载外史掌管《三坟》、《五典》之书；郑玄注说：“这就是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据此，那么《三坟》、《五典》属于《书》一类。伪托孔安国的《尚书传序》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八卦的解说称为《八索》；九州的志书，称为《九邱》。”它对《三坟》、《五典》的解释，本于郑玄注；对《八索》、《九邱》的解释，本于马融。根据他们的说法，那么《八索》属于《易》一类。都没有确凿证据，可以不深入探究。现在所传下来的只有《帝典》；（伏生传授的《尚书》只有《尧典》，而《舜典》就在其中；大概二帝合为一书，所以《大学》称《帝典》。）而宋人伪造了《三坟书》。至于伏羲十言，意义在于阐明消长；神农并耕，说法流传于上古。黄帝、颛顼的道，全在丹书之中；少昊、皋陶记载官职名称，始于白帝。洪荒时代已远，文献没有确证；虽有助于广博见闻，却无关宏旨。（只有伏羲十言的教导，在八卦之外，增加了消、息二字，郑玄、荀爽、虞翻的《易》学都本此立说。）

《王制》说：“乐正推崇四种学术，设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士人。春秋两季教习礼乐，冬夏两季教习《诗》《书》。”《文献通考》应氏说：“乐正推崇四种学术来训导士人，那么先王的《诗》、《书》、《礼》、《乐》其设立教化本来已久。《易》虽然用于卜筮，但精微的道理不是初学者所能理解的；《春秋》虽然公开记载，但史册也不是百姓所能完全窥见的。所以《易象》、《春秋》，韩宣子到鲁国才开始得见。那么各国的教化未必都具备这六者。大概自从夫子删定赞修笔削之后，而后传习日益广泛，经术流行。”我认为应氏的说法接近正确但未完全。文王重排六十四卦，见于《史记·周本纪》，但没有说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也没有作《爻辞》的事。大概因为没有文辞，所以不能用来教育士人。如果当时已有《卦爻辞》，那么就像后世御纂、钦定的书籍，必定颁行学官用来教育士人了。看乐正不用《易》来教育，可知文王、周公没有作《卦爻辞》的事。《春秋》，是国家史官相传，依据事实直书，有文辞而无义理，所以也不能用来教育士人。如果当时已有褒贬笔削的体例，像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也可以用来教育士人了。看乐正不用《春秋》来教育，可知周公没有作《春秋》凡例的事。《论衡·须颂篇》说：“问解说《书》的人‘钦明文思’以下，是谁说的？回答说：是篇家说的。篇家是谁？是孔子。”匡衡上疏说：“孔子论《诗》，以《关雎》为首。”张超《诮青衣赋》说：“周朝逐渐衰微，康王晚起。毕公叹息，深思古道。感于《关雎》，德行没有伴侣。孔氏推崇它，列为篇首。”这是汉人认为《诗》、《书》都是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不用说了。

孔子出现而后有经的名称。《礼记·经解》“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它的教化就可以知道了：那里的人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疏通知远，是《书》的教化；广博易良，是《乐》的教化；洁静精微，是《易》的教化；恭俭庄敬，是《礼》的教化；属辞比事，是《春秋》的教化。”开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然而篇名《经解》，而孔子口中没有经字。《庄子·天运篇》“孔子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开始明确说出经。或许是在删定《六经》之时，因为其道可以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天道篇》“孔子向西藏书于周室，……前往见老

译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解释说：“有人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再加上《六纬》，合为十二经。另一种说法认为：《易》的上经、下经连同《十翼》，共为十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春秋》十二公的经文。”这三种说法各不相同，但都可以作为孔子时代正式确立“经”这一名称的证据。经的名称一旦确立，就如同帝王建立最高准则，群臣无不顺从潮流；好比太阳高悬中天，众星没有不环绕朝向它的。龚自珍说：“孔子尚未出生时，就已经有了《六经》；孔子出生后，自然明白自己不再创作；孔子何曾率领弟子记录自己的言论来独自编撰一部经书呢！”如果按照龚氏的说法，就无法解释孔子作《春秋》这件事。这仍然是被刘歆、杜预的说法所迷惑，不懂得在孔子之前不可能有“经”的含义。

译《六经》之外，还有《孝经》，也被称为经。《孝经纬·钩命诀》记载：“孔子说：我的志向体现在《春秋》中，我的行为体现在《孝经》中。”又说：“《春秋》归属于商，而《孝经》归属于参。”这说明孔子已经将其书命名为《孝经》。它之所以被称为经，《汉书·艺文志》说：“孝，是天之常道，地之正义，民众的行为准则。举其大者而言，所以称为《孝经》。”郑玄在《孝经序》注中说：“《孝经》是天、地、人三才的经纬，五行的纲纪。孝是百行之首；经，是不易之称。”郑玄在《中庸》“大经大本”处注曰：“大经指《六艺》，特指《春秋》；大本，指《孝经》。”汉人推崇孔子，多将《春秋》与《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说：“于是创作《春秋》，又演绎《孝经》。”《百石卒史碑》说：“孔子创作《春秋》，制定《孝经》。”大概认为《诗》、《书》、《易》、《礼》是孔子所修订，而《春秋》、《孝经》则是孔子所创作。郑康成在《六艺论》中说：“孔子因为《六艺》题目不同，旨意殊别，担心道统离散，后世不知根源，所以作《孝经》来总括它们。”根据郑玄的说法，《孝经》被视为诸经中最重要，所以称经也最早。魏文侯时已有《孝经传》，说明作传者也视诸经为先，与子夏作《易传》同时。这两部书，《艺文志》都没有记载。

删定《六经》的宗旨，见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时代，周王室衰微，礼乐废弛，《诗》、《书》残缺。孔子追溯三代之礼，编次《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穆公，编排其事。说：‘夏礼，我能说，但杞国不足以验证；殷礼，我能说，但宋国不足以验证；如果证据充足，我就能验证了。’观察殷、夏的损益，说：‘后世即使百代也可预知；因为一文一质。周朝借鉴二代，文采郁郁，我遵从周礼。’所以《书传》、《礼记》出自孔氏。孔子对鲁国太师说：‘音乐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演奏，和谐；展开后，纯粹、清晰、连绵，以此完成。’‘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古代《诗》有三千余篇，到了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可施于礼义的。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所以说：‘《关雎》之乱，作为《风》的开端；《鹿鸣》作为《小雅》的开端；《文王》作为《大雅》的开端；《清庙》作为《颂》的开端。’三百零五篇，孔子都为之配乐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从此可得以阐述，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孔子晚年喜好《易》，编次《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借我几年，这样，我对《易》就精通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大概有三千人；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据此，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的只有七十二人；那么孔门设教，还保留着乐正四术的遗风，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不能通晓。

《史记》认为《春秋》是后来单独创作的，说：“孔子说：‘不行啊！不行啊！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道。我的道不能实行了！我凭什么让后世看见我呢！’于是依据史记创作《春秋》，上起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依据鲁国，亲近周朝，追念殷商；贯通三代，简约文辞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之会，实际上是召见周天子，而《春秋》讳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世有王者，举而行之，《春秋》之义实行则天下乱臣贼子畏惧。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不独自拥有，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说：‘后世了解我的人靠《春秋》，罪过我的人也靠《春秋》。’”按《史记》认为《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大概推崇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更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知有绳当世贬损之文，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足信矣。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

译认为《春秋》仅仅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这尤其是大错特错。（程子说：“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待，认为它只是褒善贬恶而已，至于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则是不了解的。”这句话切中了汉代以后解说《春秋》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