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经学统一时代
●七、经学统一时代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北史儒林传序》“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纶，无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帝暮年，……不悦儒术，……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彫亡，惟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世钻仰。所制诸经议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风渐坠。……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凡有经籍，因此湮没于煨烬矣。”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说皆明晰；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之故，尚未了然。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经本朴学，非颛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正如王褒入关，贵游并学褒书，赵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庾信归周，群公碑志多出其手。信有“韩陵一片石可共语，余皆驴鸣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轻北之证。北方经学折入于南，亦犹是也。
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当南北朝时，南学亦有北人，北学亦有南人。如崔灵恩本北人，而归南；沈重本南人，而归北。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南方书籍，如费甝《义疏》之类，亦流入于北方。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当时北人之于南学，有如“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矣。《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于《书》云：“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是伪孔、王、杜之盛行，郑、服之浸微，皆在隋时。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而孔颖达《书疏》序云：“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据孔氏说，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
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駮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论者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唐初编定诸儒诚不得辞其咎。而据《隋经籍志》，郑注《易》、《书》，服注《
译七、经学统一时代
学术随着世运的变迁而转移，但也不完全随着世运的变迁而转移。隋朝平定陈朝，天下统一，南北的学术也归于统一，这是随着世运变迁而转移的；天下统一，南方并入北方，而经学统一，北方的学术反而并入南方，这是不随着世运变迁而转移的。《北史·儒林传序》说：“自从正朔不一，将近三百年；师承训诂纷乱，没有可以取法效法的标准。隋文帝……平定天下，张开天网来笼罩他们，……于是四海九州那些勤奋好学、等待请教的士人没有不全部聚集的。……齐、鲁、赵、魏这些地方，学者尤其多。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远千里。讲诵的声音，道路上不绝。中原地区的兴盛，自汉、魏以来，只有这一时罢了。等到皇帝晚年，……不喜欢儒术，……于是废除天下的学校，只保留国子学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再次开设学校，国子学和郡县的学校比开皇初年还要兴盛。征召儒生，远近的人都到了，让他们在东都之下互相讲论得失。纳言评定他们的等级次序，全部上奏皇帝。当时旧的儒者大多已经凋零死亡，只有信都人刘士元、河间人刘光伯出类拔萃，学问贯通南北，博极古今，后世的人钻研仰慕。他们所撰写的各种经书议疏，士大夫们都尊奉为师。不久对外征伐四夷，……这种风气逐渐衰败。……那些衣冠整齐、步履规矩的儒生，也辗转死于沟壑。凡是有的经籍，因此都湮没在战火灰烬中了。”按史书对于隋朝一代经学的盛衰以及南北学术的统一，说得都很明晰；而北方学术之所以并入南方的原因，尚不清楚。南朝的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常称羡。高欢说江南的萧衍老翁专门从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着他，认为那是正朔所在。这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的证明。经学本是朴实的学问，不是专门家不能解释，世俗的人看到它，起初没有什么可喜悦的。北人笃守汉学，本来接近质朴；而南人善于谈论名理，增饰华丽的辞藻，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所以虽然是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的风气，使北人舍弃旧学而追随它。正如王褒入关，贵族游士都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远远抛弃。赵文深知道喜好风尚难以逆转，也改学王褒的书法。庾信归附北周，群公的碑志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庾信有“韩陵一片石可共语，余皆驴鸣犬吠”的话。这些都是北人重视南方、南人轻视北方的证明。北方经学折入南方，也是这样。
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没有北学。南学北学，是按所学宗主的流派来划分，不是按人的居住地来划分。当南北朝时，南学中也有北人，北学中也有南人。如崔灵恩本是北人，而归属南方；沈重本是南人，而归属北方。等到隋朝兼并陈朝，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都因为是南人而受到炀帝的重视。南方的书籍，如费甝《义疏》之类，也流入北方。人情既厌恶旧习而喜欢新异，学术又以华丽胜过质朴。当时北人对南学，就像“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一样。《隋书·经籍志》关于《易》说：“梁、陈时期，郑玄、王弼两种注本，列于国学。齐代，只传授郑玄的义理。到了隋朝，王弼注盛行，郑玄的学问逐渐衰微。”关于《书》说：“梁、陈所讲的，有郑玄、孔安国两家。齐代，只传授郑玄的义理。到了隋朝，孔、郑并行，而郑氏非常衰微。”关于《春秋》说：“《左传》只传授服虔的义理。到了隋朝，杜预的学说盛行，服虔的义理逐渐衰微。”这是伪孔安国、王弼、杜预的盛行，郑玄、服虔的逐渐衰微，都在隋朝。所以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也统一，而北学从此断绝了。隋朝的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都本于二刘；而孔颖达《书疏》序说：“刘焯于是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杂而多疑惑，学者劳苦而少功效。……刘炫嫌刘焯的烦杂，就加以删减。……义理既太简略，文辞又过于华丽。虽然作为文笔很好，却不是开导讲解的途径。”根据孔氏的说法，是二刘以北人而沾染南方的习气；改变朴实说经的体例，陷入华丽害骨的讥评；大概是被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
唐太宗因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名叫《五经正义》。孔颖达死后，博士马嘉运驳斥他所定义疏的失误，有诏令重新修订，未完成。永徽二年，诏令诸臣再次考证，加以增删。永徽四年，颁布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科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都遵循这个本子。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也不是只有一家数；以经学论，没有统一像这样大且久的。这是经学的又一变。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弼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预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都置之不取。论者指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唐初编定诸儒确实不能推辞其咎。而据《隋经籍志》，郑注《易》、《书》，服注《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