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经学变古时代
●八、经学变古时代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遂变。《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或谓《新义》多剿敞说。元祐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司马光《论风俗劄子》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陆游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案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为施雠、孟喜、梁丘贺，此《易》之正传也。京房受《易》于焦延寿，讬之孟氏，不相与同，多言卦气占验，此《易》之别传也。郑注言爻辰，虞注言纳甲，不过各明一义，本旨不尽在此。郑与荀爽皆费氏《易》；惟虞翻言家传孟氏，而注引《参同契》，又言梦道士使吞三爻，则间本于道家。王弼亦费氏《易》，而旨近老氏，则亦涉道家矣。然诸儒虽近道家，或用术数，犹未尝驾其说于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陈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宫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图，讬伏羲、文王之说而加之孔子之上。三传得邵子，百其说益昌。邵子精数学，亦《易》之别传，非必得于《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数，其识甚卓。《易传》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为最纯正。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不知图是点画，书是文字；故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宋人所传《河图》、《洛书》，皆黑白点子，是止可称图，不可称书。而乾南坤北之位，是乾为君，而北面朝其臣。此皆百喙不能解者。是以先天后天说《易》者，皆无足观。
《尚书》传自伏生，今存《大传》；而《洪范五行传》专言祥异，则《书》之别传也。太史公当武帝立欧阳《尚书》之时，所引《尚书》，必欧阳说，与伏传多吻合。大小夏侯出，始小异。古文说出，乃大不同。今考《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五经疏》引马、郑遗说，如六卿、六宗、广地万里、服十二章之类，多援《周礼》以解唐、虞。夫《周礼》即属周公手定之书，亦不可强尧、舜下从成周之制，是古文说已不可信矣。伪孔《传》出，王肃杂采今古，与马、郑互有得失。诸儒去古未远，虽间易其制度，未尝变乱其事实也。至宋儒乃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谓文王不称王；戡黎是武王；武王但伐纣，不观兵；周公惟摄政，未代王；无解于“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子封”之文，乃以为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后是留后治洛；并与古说不合。考之《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史记》皆言文王称王，以戡黎为文王事，非武王事。武王既可伐纣，何以必不可观兵。伏《传》言周公居摄；《史记》言周公践位。又言武王
译八、经学变古时代
经学从唐代到宋初，已经衰微了。然而（学者）笃守古义，不取新奇；各自承袭师传，不凭主观臆断，还保留着汉、唐注疏的遗风。宋王旦担任主考官，试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采纳贾边将“师”解释为“众人”的新说，可见宋初笃实的风气。然而不久风气就变了。《困学纪闻》说：“从汉儒到庆历年间，谈论经学的人恪守训诂而不穿凿附会。《七经小传》出现后，稍微崇尚新奇了。到了《三经新义》推行，看待汉儒的学问就像看待土偶一样。”根据王应麟的说法，经学从汉到宋初未曾大变，到庆历才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七经小传》是刘敞所作，《三经新义》是王安石所作，有人说《新义》多抄袭刘敞的说法。元祐年间的诸位公卿，排斥王学；而程颐的《易传》专门阐明义理，苏轼的《书传》横生议论，虽然都流传于世，但也各自标新立异。司马光《论风俗劄子》说：“新进的后生，口耳相传，读《易经》不认识卦爻，已经说《十翼》不是孔子的话；读《礼记》不知道篇数，已经说《周官》是战国时期的书；读《诗经》没读完《周南》、《召南》，已经说毛亨、郑玄是章句之学；读《春秋》不知道十二公，已经说《三传》可以束之高阁。”陆游说：“唐代及本朝初年，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何况圣人呢！自从庆历以后，诸儒阐发经旨，前人不及；然而排斥《系辞》，诋毁《周礼》，怀疑《孟子》，讥讽《尚书》中的《胤征》、《顾命》，废除《诗经》的序，不难议论经文，何况传注呢！”考察宋儒摒弃传注，于是就不难议论经文。排斥《系辞》指的是欧阳修，诋毁《周礼》指的是欧阳修与苏轼、苏辙，怀疑《孟子》指的是李觏、司马光，讥讽《尚书》指的是苏轼，废除《诗序》指的是晁说之。这些人都属于庆历及庆历稍后的人，可见当时风气确实如此，也不只是归咎于刘敞、王安石了。
孔子将《易经》传授给商瞿，传了五代到田何，又传了三代为施雠、孟喜、梁丘贺，这是《易经》的正统传承。京房从焦延寿那里学习《易经》，依托孟氏，但不相合，多谈论卦气占验，这是《易经》的别传。郑玄注解说爻辰，虞翻注解说纳甲，不过是各自阐明一个义理，根本宗旨不全在这里。郑玄与荀爽都研究费氏《易经》；只有虞翻说家传孟氏，而注中引用《参同契》，又说梦见道士让他吞下三爻，则间或本于道家。王弼也研究费氏《易经》，而旨趣接近老子，则也涉及道家了。然而诸儒虽然接近道家，或使用术数，却未曾将他们的学说置于孔子之上。宋道士陈抟乃本于太乙下行九宫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图，依托伏羲、文王的说法而置于孔子之上。传了三代到邵雍，他的学说更加昌盛。邵雍精通数学，也是《易经》的别传，不一定得自《河图》、《洛书》。程子不信邵雍的数理，他的见识很卓越。《易传》言理，比起王弼接近老子的，最为纯正。朱熹因为程子不谈数理，于是取《河图》、《洛书》九图冠于他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谈论《易经》的人，开卷就说先天后天。不知道图是点画，书是文字；所以汉人将《河图》视为八卦、《洛书》视为九畴。宋人所传的《河图》、《洛书》，都是黑白点子，只能称为图，不能称为书。而乾南坤北的位置，是乾为君，而北面朝见他的臣下。这些都是百口莫辩的。所以用先天后天说解释《易经》的，都不值得一看。
《尚书》传自伏生，现在存有《大传》；而《洪范五行传》专门谈论祥瑞灾异，则是《尚书》的别传。太史公在武帝立欧阳《尚书》之时，所引用的《尚书》，一定是欧阳说，与伏传多吻合。大小夏侯出现后，开始小有差异。古文说出现后，才大不相同。现在考察《五经异义》引用的《古尚书说》，《五经疏》引用的马融、郑玄遗说，如六卿、六宗、广地万里、服十二章之类，多援引《周礼》来解释唐、虞。即使《周礼》属于周公手定的书，也不可强迫尧、舜下从成周的制度，所以古文说已经不可信了。伪孔《传》出现，王肃杂采今古文，与马融、郑玄互有得失。诸儒去古未远，虽然偶尔改变其制度，未曾变乱其事实。到了宋儒乃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的事实，说文王不称王；戡黎是武王的事；武王只伐纣，不观兵；周公只摄政，未代王；无法解释“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子封”的文句，于是认为是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后是留后治理洛邑；都与古说不合。考察《诗经》、《尚书》，都说文王受命。伏《传》、《史记》都说文王称王，以戡黎为文王的事，不是武王的事。武王既然可以伐纣，为什么必不可观兵。伏《传》说周公居摄；《史记》说周公践位。又说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