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惠周惕子士奇，孙栋，三世传经。栋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书。论者拟之汉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而惠氏红豆山斋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戴震著《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兼通历算声韵，其学本出江永，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毛郑诗考正》尝采朱子说。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学》云：“或谓汉人言小学谓六书，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小学》。是江、戴段之学未尝薄宋儒也。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故惠、江、戴、段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杀。学求心得，勿争门户；若分门户，必起诟争。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焦循贻书诤之，谓当改《国朝经学师承记》，立名较为浑融。江藩不从，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
国朝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有二事。一曰传家法，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段师弟，无论矣。惠栋弟子有余萧客、江声。声有孙沅，弟子有顾广圻、江藩。藩又受学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钱大昕有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段玉裁有婿龚丽正，外孙自珍。金榜师江永。王念孙师戴震，传子引之。孔广森亦师戴震。具见《汉学师承记》。他如阳湖庄氏《公羊》之学，传于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子乔枞；皆渊源有自者。一曰守颛门。阮元云：“张惠言之《虞氏易》，孔广森之《公羊春秋》，皆孤家专学也。”阮氏所举二家之外，如王鸣盛《尚书后案》，专主郑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专考今文；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专宗《毛诗》；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发明齐《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兼考鲁、齐、韩《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皆宗《公羊》，陈立《义疏尤备》；柳兴宗《榖梁大义述》，许桂林《榖梁释例》，皆主《榖梁》，钟文烝《补注》尤备；《周官》有沈彤《禄田考》，王鸣盛《军赋说》，戴震《考工记图》；《仪礼》有胡匡衷《释官》，胡培翚《正义》；《论语》有宋翔凤《说义》，刘宝楠《正义》；《孟子》有焦循《正义》；《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皆卓然成家者。家法颛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传家法则有本原，守颛门则无淆杂。名家指不胜屈，今姑举其荦荦大者。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两汉今文家说亡于魏、晋；古文家，郑之易，马、郑之《书》，贾、服之《春秋》，亡于唐、宋以后。宋王应麟辑《三家诗》、郑氏《易注》，虽蓃采未备，古书之亡而复存者实为首庸。至国朝而此学极盛。惠栋教弟子，亲授体例，分辑古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沈》，采唐以前遗说略备。王谟《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经说尤多。孙星衍辑马、郑《尚书注》，李贻德述《左传贾》、《服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考《今文尚书》、
译雍正、乾隆以后，古书逐渐出土，经义大为显明。惠栋、戴震等儒者，成为汉学的宗派领袖，已经完全摒弃宋人的诠释，独自树立汉学的旗帜了。惠周惕的儿子惠士奇，孙子惠栋，三代传承经学。惠栋的造诣尤其精深，著有《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书。评论者将他比作汉代儒者，介于何休、服虔之间。而惠氏红豆山斋的楹联说：“《六经》以孔、孟为宗，百行以程、朱为法。”这说明惠氏的学问并没有轻视宋儒。戴震著有《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兼通历法、算学、声韵，他的学问本源于江永，称江永的学问自汉代经师郑玄之后，很少能与之匹敌。江永曾注解《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也是本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然与朱熹解说经书有抵触，也只是争辩一个“理”字。《毛郑诗考正》曾经采纳朱熹的说法。段玉裁受学于戴震，提议让戴震配享朱熹祠堂。又在朱熹《小学》的跋文中说：“有人说汉人所说的‘小学’是指六书，不是朱熹所说的那样，这种说法尤其悖谬。言语各有其恰当之处；汉人的小学，是一种技艺；朱熹的小学，是蒙童教养的全部功夫。”段玉裁以极其精通小学的人，却不以汉人的小学轻视朱熹的《小学》。这说明江永、戴震、段玉裁的学问并没有轻视宋儒。宋儒的经说虽然不符合古义，但宋儒的学问品行实在不愧于古人。况且他们分析义理的精微，多有独到之处。所以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作为汉学的旗帜，都不敢将宋儒抹杀。做学问追求心得，不要争门户；如果分门户，必然引起诟骂争斗。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焦循写信诤谏他，认为应当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立名较为浑融。江藩不听从，方东树于是作《汉学商兑》，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有小瑕疵；方氏纯凭私意肆意谩骂，诋毁黄震与顾炎武，名义上是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都是表面儒家内心释家，不可作为准则。
本朝经学大师，能够继承汉学的，有两件事。一是传承家法，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永、戴震、段玉裁的师徒，不用说了。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江声有孙子江沅，弟子有顾广圻、江藩。江藩又受学于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王昶都曾向惠栋执经问学。钱大昕有弟弟钱大昭，侄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段玉裁有女婿龚丽正，外孙龚自珍。金榜师从江永。王念孙师从戴震，传给儿子王引之。孔广森也师从戴震。这些都见于《汉学师承记》。其他如阳湖庄氏的《公羊》学，传给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的《今文尚书》、《三家诗》学，传给儿子陈乔枞；都是有渊源传承的。二是坚守专门之学。阮元说：“张惠言的《虞氏易》，孔广森的《公羊春秋》，都是孤家专学。”阮元所举这两家之外，如王鸣盛《尚书后案》，专主郑玄之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文；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专考今文；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专宗《毛诗》；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发明齐《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兼考鲁、齐、韩《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都宗奉《公羊》，陈立的《义疏》尤其完备；柳兴宗《榖梁大义述》，许桂林《榖梁释例》，都主《榖梁》，钟文烝的《补注》尤其完备；《周官》有沈彤《禄田考》，王鸣盛《军赋说》，戴震《考工记图》；《仪礼》有胡匡衷《释官》，胡培翚《正义》；《论语》有宋翔凤《说义》，刘宝楠《正义》；《孟子》有焦循《正义》；《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都是卓然成家的人。家法专门，后汉已经断绝，直到本朝才能寻回坠落的绪余而继承宗风。传承家法则有本源，坚守专门则无混杂。名家指不胜屈，现在姑且列举其显著者。
本朝经学大师对后学有功的有三件事。一是辑佚书。两汉今文家的学说亡于魏、晋；古文家的，郑玄的《易》，马融、郑玄的《书》，贾逵、服虔的《春秋》，亡于唐、宋以后。宋代王应麟辑录《三家诗》、郑氏《易注》，虽然采录未备，但古书亡而复存，实为首功。到了本朝，此学极盛。惠栋教导弟子，亲自传授体例，分别辑录古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沈》，采录唐以前遗说大致完备。王谟《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辑录汉、魏、六朝经说尤其多。孙星衍辑录马融、郑玄《尚书注》，李贻德述《左传贾》、《服注》，陈寿祺、陈乔枞父子考《今文尚书》、
《三家诗》。其余间见诸家丛书，抱阙守残，得窥崖略，有功后学者，此其一。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学，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至宋，有三刘、宋祁之校史。宋、元说部，间存校订，然未极精审，说经亦非颛门。国朝多以此名家，戴震、卢文▯召、丁杰、顾广圻尤精此学。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为经学之渊海。余亦间见诸家丛书，刊误订讹，具析疑滞，有功后学者，又其一。一曰通小学。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其说经有长言、短言之分，读为、读若之例。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故其解经，如冥行擿埴，又如郢书燕说，虽可治国，而郢人之意不如是也。小学兼声音故训。宋吴棫、明陈第讲求古音，犹多疏失。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戴、段、孔，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昌明许慎之书。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后有王筠、苗夔诸人，益加阐明。是为音韵兼文字之学。经师多通训诂假借，亦即在音韵文字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为训诂之学。有功于后学者，又其一。
译《三家诗》。其余散见于各家丛书中，虽然残缺不全，但能让人窥见大略，对后世学者有功劳的，这是第一点。第一点是精于校勘。校勘之学，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到了宋代，有三刘、宋祁校订史书。宋、元时期的说部，间或存有校订，但不够精密审慎，解说经义也不是专门之学。本朝多以此闻名于世，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广圻尤其精通此学。阮元的《十三经校勘记》，是经学的渊薮。其余也散见于各家丛书中，刊正错误，订正讹误，详尽分析疑难滞涩之处，对后世学者有功劳的，这是第二点。第二点是通晓小学。古人的语言文字与今人的语言文字不同；汉代儒者距离古代不远，且多出自齐、鲁之间，他们解说经义有长言、短言之分，有读为、读若之例。唐代人已不太讲究，宋代以后更不加辨析。所以他们解经，如同盲人摸索，又如郢书燕说，虽然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但郢人的本意并非如此。小学兼及声音和训诂。宋代吴棫、明代陈第讲求古音，尚多疏漏失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才开始回归古音。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更加阐明。这是音韵之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阐明了许慎的著作。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后有王筠、苗夔等人，更加阐明。这是音韵兼文字之学。经师多通晓训诂假借，也即在音韵文字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最为精妙，郝懿行次之。这是训诂之学。对后世学者有功劳的，这是第三点。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榖》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论经学于今日，当觉其易，而不患其难矣。乃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固无可烧之理；而学之简明者有用，繁杂者无用，则不可以不辨。《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艺，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简明有用之学也。又曰：“后世便辞巧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繁杂无用之学也。今欲简明有用，当如《汉志》所云“存大体，玩经文”而已。如《易》主张惠言《虞氏义》，参以焦循《易章句》、《通释》诸书；《书》主伏《传》、《史记》，辅以两汉今文家说；《诗》主鲁、齐、韩三家遗说，参以毛《传》、郑《笺》；《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陈立之书；治《左氏》者，主贾、服遗说，参以杜《解》；《三礼》主郑《注》，孔、贾《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细碎者姑置之。后儒臆说，极屏勿观。则专治一经，固属易事；兼通各经，亦非甚难。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涂径，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以孔教为可废哉！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蓃辑大备；惟卷帙繁富，几有累世莫殚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一知半解，可置不阅。今之治经者，欲求简易，惟有人治一经，经主一家；其余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经，更可从缓。汉注古奥，唐疏繁复，初学先看注疏，人必畏难，当以近人经说先之。如前所列诸书。急宜研究。或犹以为陈义太高，无从入手，则《书》先看孙星衍《今古文注疏》，《诗》先看陈奂《毛氏传疏》亦可。但能略通大义，确守古说，即已不愧颛门之学。此古之治经者所以重家法而贵颛门也。国朝诸儒有承家法而守颛门者，亦有无家法而非颛门者；今主一家，当取其有家法与颛门者主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具列家法颛门甚详，其成书在乾、嘉之间，故后出者未著于录。嘉、道后，治今文说者，《师承记》皆不载，《皇清经解》亦未收其书，书具见于《续经解》中，故《续经解》更切要于前《经解》也。学者诚能于经学源流正变研究一过，即知今之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莫不著有成说，津逮后人。以视前人之茫无途径者，实为事半功倍。盖以了然于心目，则择从甚易，不至费日力而增葛藤。惟西汉今文近始发明，犹有待于后人之推阐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
《四库提要》经部总叙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
译本朝经学共有三次演变。清初，汉学刚刚萌芽，都以宋学为根基，不划分门户，各自取用长处，这是汉宋兼采的学问。乾隆以后，许慎、郑玄的学问大盛，研究宋学的人已经很少。解说经文都主张实证，不空谈义理。这是专门的汉学。嘉庆、道光以后，又由许慎、郑玄的学问溯源而上，《周易》推崇虞翻以求得孟子之义，《尚书》推崇伏生、欧阳生、夏侯生，《诗经》推崇鲁、齐、韩三家，《春秋》推崇《公羊》、《谷梁》二传。汉代十四博士的今文经说，自魏晋以来沦亡千余年，到今日又重新显明。确实能够陈述伏生、董仲舒遗留的文辞，追寻汉武帝、汉宣帝断绝的轨辙。这是西汉今文经学。学问越深入越接近古意，义理越推究越高远；多次变迁而回归本源，一次变革而达到大道。学者不仅知道汉学与宋学的区别，而且都知道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分别。门径大开，杂草荆棘全部清除。在如今谈论经学，应当觉得容易，而不必担心困难。然而自从新学出现，轻视旧学，于是有了烧毁经书的言论。圣人创作经典，用来教化万世，本来没有可以烧毁的道理；而学问简明者有用，繁杂者无用，则不能不加以辨别。《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候，三年通晓一门技艺，花费时间少而积蓄德行多。”这是简明有用的学问。又说：“后世追求辞藻巧妙，幼童专守一门技艺，直到白头才能言说。”这是繁杂无用的学问。如今想要简明有用，应当像《汉志》所说“保留大体，玩味经文”罢了。如《周易》主张惠言的《虞氏义》，参看焦循的《易章句》、《通释》等书；《尚书》以伏生《传》、《史记》为主，辅以两汉今文经家的说法；《诗经》以鲁、齐、韩三家遗说为主，参看毛《传》、郑《笺》；《春秋》研究《公羊》者以何休《注》、徐彦《疏》为主，兼采陈立的著作；研究《左氏》者，以贾逵、服虔遗说为主，参看杜预《解》；《三礼》以郑玄《注》、孔颖达、贾公彦《疏》为主，先考察其名物制度中重大且可行于今的，细碎的先搁置。后世儒者的臆测之说，极力摒弃不看。那么专治一经，固然属于容易的事；兼通各经，也不是很难。能够考察其源流而不迷失路径，本着汉人治经的方法；寻求汉人致用的方法，如《禹贡》治理黄河、《洪范》观察灾变之类，两汉人才的兴盛必定会再次出现在今日，怎么会怀疑圣经无用而认为孔教可以废除呢！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这两部书，对于本朝各家著作，搜集完备；只是卷帙繁多，几乎有累世无法穷尽的疑虑；而其中卓然自成一家者，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一知半解的，可以放置不读。如今治经的人，想要寻求简易，只有每人专治一经，一经专主一家；其余各家，都可以暂时搁置；其他各经，更可以暂缓。汉代注疏古奥，唐代疏证繁复，初学者先看注疏，人必定畏难，应当以近代人的经说为先。如前面所列诸书，急宜研究。如果还认为义理太高，无从入手，那么《尚书》先看孙星衍《今古文注疏》，《诗经》先看陈奂《毛氏传疏》也可以。只要能够略通大义，确实恪守古说，就已经不愧为专攻一门的学问。这就是古代治经者之所以重视家法而贵在专攻的原因。本朝诸儒有继承家法而坚守专攻的，也有没有家法而非专攻的；如今专主一家，应当选取有家法与专攻者为主。《国朝汉学师承记》详细列出了家法与专攻，其成书在乾隆、嘉庆年间，所以后来出现者未著录。嘉庆、道光以后，研究今文经说者，《师承记》都不记载，《皇清经解》也未收录其书，书籍都见于《续经解》中，所以《续经解》比前《经解》更切要。学者如果真能在经学源流正变上研究一遍，就知道如今的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本朝经师没有不著有成熟学说的，引导后人。比起前人茫然没有途径，实在是事半功倍。因为心里明白，那么选择跟随很容易，不至于耗费时日而增加纠缠。只是西汉今文经学最近才开始发明，还有待于后人推阐，有志之士，应当更加用心啊！
《四库提要》经部总叙说：“自汉代京城以后，将近两千年；儒者沿波逐流，学问共有六次变化。起初专门传授，依次禀承师法；不仅训诂相传，不敢有同异；即使篇章字句，也恪守所听到的。其学问笃实谨严，等到其弊端出现就拘泥。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煽动，有的相信有的怀疑。经过孔颖达、贾公彦、啖助、陆淳，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等到其弊端出现就杂乱。洛学、闽学相继兴起，道学大盛；摆脱汉唐，独自研究义理；凡是经师旧说，都排斥认为不足信。其学问务求辨别是非，等到其弊端出现就强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附者日益众多；驱除异己，务求确立一尊。自宋末到明初，其学问见异不迁，等到其弊端出现就结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
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案二千年经学升降得失，《提要》以数十言包括无遗，又各以一字断之。所谓拘者，两汉之学也；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也；悍者，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也；党者，宋末至元之学也；肆者，明末王学也；琐者，国朝汉学也。《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若稽古”者。若嘉、道以后，讲求今文大义微言，并不失之于琐，学者可以择所从矣。
译胡商琏的说法，张存中的《四书通证》就缺了这一条以掩盖他的错误。又如王柏删去三十二篇，许谦对此表示怀疑，吴师道反而认为许谦不对之类。主张过于偏激，势必有所偏向；才识辩驳聪明，受激惹而横冲直撞。自明代正德、嘉靖以后，他们的学问各自抒发心得，到了弊端显现时便放纵无度。（原注：如王守仁的末流派，都以狂禅来解释经典之类。）空谈主观臆断，考证必然疏漏，于是博学雅正的儒者，引用古义来抵斥他们的漏洞。清初各家，他们的学问征实不妄，到了弊端显现时便琐碎。（原注：如一个字音训动辄辩析数百字之类。）按：两千年来经学的升降得失，《提要》用几十句话概括无遗，又各用一个字来评判。所谓拘泥的，是两汉的学问；杂乱的，是魏晋至唐及宋初的学问；强悍的，是宋庆历后到南宋的学问；结党的，是宋末至元的学问；放纵的，是明末王学的学问；琐碎的，是本朝汉学的学问。《提要》的撰写，正值惠栋、戴震讲习汉学专宗许慎、郑玄之时，他们繁称博引，间或有像汉人用三万字解说“若稽古”那样的情况。如果嘉庆、道光以后，讲求今文经的大义微言，并不失之于琐碎，学者可以择善而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