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经学复盛时代
●十、经学复盛时代
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降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五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列首，分为十类。夫汉帝称制临决，未及著为成书；唐宗御注《孝经》，不闻遍通六艺。今鸿篇钜制，照耀寰区；颁行学官，开示蒙昧；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依开成《石经》，参以善本，多所订正。嘉庆八年，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尤为一代盛典，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
凡事有近因，有远因。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一则明用时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阎若璩谓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欺为近因。一则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元、明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又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后以宋孝宗崩，宁宗应承重，而无明据，未能折服异议；及读《仪礼疏》，郑答赵商问父有废疾而为其祖服制三年斩，乃大佩服。谓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诚未有断决。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盖因乎此；惜书未成而殁。元、明乃专取其中年未定之说取士，士子乐其简易。而元本不重儒，科举不常行；明亦不尊经，科举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实，非朱子之过也。朱子能遵古义，故从朱学者，如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诸儒，皆有根柢。王应麟辑《三家诗》与郑《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之派。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斯为远因。圣人之经，本如日月，光景常新，有此二因，而又恭逢右文之朝，宜其由衰而复盛矣。
由衰复盛，非一朝可至；由近复古，非一蹴能几。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如江氏说，国初诸儒无一真知灼见者矣，岂独黄、顾二公！《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真知灼见；案阎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伪，而其《疏证》信蔡《传》臆造之事实，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说《诗》，以王柏《诗疑》为然，谓《郑》、《卫》为可删；乃误沿宋学，显背汉儒者。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当时如胡渭《易图明辨》，能辟《图》、《书》之谬，而《洪范》并攻汉儒。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能駮宋以申毛，而经说间谈佛教。万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孔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此则朱是而毛非者。虽由门户之见未融，实以途径之开未久也。此等处宜分别观之，谅其求
译十、经学复盛时代
经学自两汉以后，历经一千多年，直到本朝才再次兴盛。两汉经学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当时朝廷能够尊崇经学、考察古制、重视文化。本朝考察古制、重视文化，更是超越了前代。康熙五十四年，皇帝编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皇帝编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五年，皇帝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及序二卷；乾隆二十年，皇帝编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皇帝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皇帝编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皇帝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将经部列为首位，并分为十类。汉代皇帝虽然亲自裁决经义，但未及著成定本；唐代皇帝虽然御注《孝经》，却未听说通晓六艺。如今这些宏大的著作，光辉照耀天下；颁行于学官，开启蒙昧；阐发周公、孔子的深意，持平汉学与宋学。承接晚明经学极度衰微之后，推崇实学，以矫正空疏的弊端，因此汉学重新兴起，唐代和宋代都难以企及。乾隆五十八年，下诏在太学刊刻十三经，依据开成石经，参校善本，多有订正。嘉庆八年，又命令朝廷大臣磨改，以期尽善尽美，这尤其是一代的盛典，足以辨别是非、确立权威。
凡事都有近因，也有远因。经学之所以由衰转盛，一方面是因为明代用八股文取士，到末年时流弊已经非常严重。顾炎武说八股文的危害，比焚书还厉害。阎若璩说不通古今，在明代做八股文的人身上达到了极点。当时才华出众的人士，痛心地矫正八股文的陋习，轻视今人而喜爱古人，抛弃虚浮而崇尚务实，挽回风气，彻底改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具备超凡的资质，从事举世不做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人接踵而起，考订校勘，越推越精密。这是近因。另一方面，朱熹在宋代儒者中，学问最为笃实。元、明两代崇尚朱学，却未能完全领会朱熹的宗旨。朱熹常教导人看注疏，不可轻易议论汉儒。又说：“汉、魏诸儒，校正音读，通晓训诂，考证制度，辨析名物，他们的功劳很广大。”后来因为宋孝宗去世，宋宁宗应当承重，却没有明确的依据，未能折服异议；等到阅读《仪礼疏》，看到郑玄回答赵商关于父亲有废疾而为祖父服三年斩衰的问题，才大为佩服。认为礼经的文字确实有缺失省略，不免有待于后人；假使没有郑康成，这件事确实没有决断。朱熹晚年修撰《仪礼经传通解》，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惜书未完成就去世了。元、明两代只选取他中年未定的学说取士，士子喜欢其简易。而元代本来不重视儒学，科举不常举行；明代也不尊崇经学，科举法非常简陋。仰慕尊崇朱熹的名声，却不探究其实质，这不是朱熹的过错。朱熹能够遵循古义，所以跟随朱熹学习的学者，如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等儒者，都有根基。王应麟辑录《三家诗》与郑玄《易注》，开创了本朝辑录古佚书的流派。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儒，都曾潜心研究朱学，并加以扩充，开创了本朝汉、宋兼采的流派。这是远因。圣人的经典，本来像日月一样，光景常新，有了这两个原因，又恰逢重视文化的朝廷，因此由衰转盛是理所当然的。
由衰转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由近复古，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朝初年的儒者研究经学，选取汉、唐注疏以及宋、元、明人的学说，择善而从。由后人看来，这是汉、宋兼采的一派；而在这些公卿当时，不过是实事求是，并非一定要自成一家。江藩作《汉学师承记》，认为黄宗羲、顾炎武两家的学问，都深入宋儒的堂奥，但因为认为汉学不可废弃，多有骑墙之见、模棱两可之言，难道真有真知灼见的人，就把黄、顾二人附在书后。我私下认为如果像江氏所说，本朝初年的儒者就没有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了，难道只有黄、顾二人！《师承记》首先列出阎若璩，江氏必定认为阎若璩有真知灼见；考察阎若璩的功劳在于考定古文经的伪作，而他的《疏证》却相信蔡邕《传》中臆造的事实，邵雍意推的年代；他解说《诗经》，认为王柏《诗疑》是对的，说《郑》、《卫》之诗可以删去；这是错误地沿袭宋学，明显违背汉儒。江藩对黄、顾苛刻而对阎若璩宽容，这是连阎若璩的书都没有考察。当时如胡渭的《易图明辨》，能驳斥《图》、《书》的谬误，而《洪范》却攻击汉儒。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能驳斥宋学以申张毛传，而经说中偶尔谈论佛教。万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礼》，多相信宋学而怀疑汉学。不受宋学影响的，只有毛奇龄；而毛奇龄务必要与朱熹立异。朱熹怀疑伪孔古文，而毛奇龄认为伪孔古文可信；朱熹相信《仪礼》，而毛奇龄认为《仪礼》可疑；这是朱熹对而毛奇龄错的地方。虽然是因为门户之见未融，实在是因为途径开启不久。这些地方应当分别看待，体谅他们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