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当时，康叔年幼，未能受封；《左氏传》中祝鮀明确说周公封康叔，祝鮀作为卫国人谈论卫国的事，难道还会有错！《史记》说《君奭》作于周公摄政时期，并非周公留守召公。又说周公在丰邑老去，在丰邑去世，未曾留守后方治理洛邑。唐代设置节度留后，古代没有这个官名。这些都是严重歪曲事实的，孔安国的《尚书传》还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孔《传》虽然是伪作，还是比蔡沈的《书传》要好。怀疑孔《传》始于宋代的吴棫。朱熹继承了他的观点，说“我曾经怀疑孔安国的书是假的，《书序》是魏晋间人作的。《尚书》中容易读懂的都是古文，伏生所传的都很难读，为什么偏偏记住那些难读的，而容易读的却全不能记住。”朱熹的怀疑，真是千古卓越的见识。蔡沈的《书传》不遵从师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序以“传心”为说；“传心”出自虞舜朝廷的十六字，不敢明确著录其伪吧！阎若璩作《古文疏证》，攻击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作《冤词》。人们大多赞同阎若璩而反对毛奇龄，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阎若璩攻击伪《书》、伪《传》非常精到，但依据蔡《传》则是错误的。毛奇龄不相信宋儒所编造的事实，而完全遵从孔《传》，这一点则是毛奇龄对而阎若璩错的，学者应当分别看待。

译《诗经》有鲁、齐、韩三家，《汉书·艺文志》认为鲁诗最为接近原意。《齐诗》讲五际六情，独自传授独特的义理，是《诗经》的别传。《韩诗》在唐代尚存，可惜没有传人而失传。《毛传》独自流行，郑玄的《笺》间或采纳鲁、韩两家的说法。自汉代以后，解说《诗经》都尊崇毛亨、郑玄。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开始辨析毛、郑的失误，并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判断。苏辙的《诗传》开始认为毛亨的《诗序》不能完全相信，只保留首句，删去其余部分。南宋郑樵的《诗传辨妄》开始专门攻击毛、郑，极力诋毁《小序》。当时周孚已经反攻郑樵。朱熹早年解说《诗经》，也主张毛、郑之说；吕祖谦《读诗记》引用朱熹的话，就是朱熹早年的说法。后来看到郑樵的书，于是将《大序》《小序》另编为一册加以辨析，名为《诗序辨说》。他的《诗集传》也不主张毛、郑之说，认为《郑风》《卫风》是淫诗，甚至是淫乱之人自己的陈述。同时期的陈傅良已经对此表示怀疑，说：把城阙当作私会偷期的地方，把彤管当作淫奔的工具，我私下对此感到不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辨析得尤为详细，说：孔子曾经删定《诗经》，选取《关雎》是因为它快乐而不淫荡；如今用朱熹的《诗集传》来考察，其中被认定为男女淫乱而自作自述的，共有二十四篇，为什么孔子还保留它们而不删去！又引用郑国六卿饯别韩宣子时所赋的诗，都是朱熹所斥责为淫奔之人所作的，却没听说受到讥讽。由此可知应当像《诗序》所说的那样，不应当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可见朱熹的《诗集传》，宋代人就已经怀疑了。而朱熹作《白鹿洞赋》，引用《青衿》中关于伤叹学校衰败的话，门人对此表示怀疑并询问，朱熹回答说《诗序》也不可废弃。可见朱熹作《诗集传》，不过是自成一家之言，并非想让后人完全废弃古说而跟随他。王柏却运用他的说法来删改《诗经》，这难道是朱熹的本意吗！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汉代以后已成为绝学。《左传》传事而不传义，后人专门研习《左传》，对于《春秋》这一经，大多不能理解其义理。王安石把《春秋》看作断烂的朝廷公报而废弃它，后世因此诟病王安石。王安石回答韩求仁关于《春秋》的提问时说：“这部经比其他经更难，因为《三传》不足以相信。”尹和靖说：“王安石不理解《春秋》，是因为它太难，废弃《春秋》并非他的本意。”根据尹氏的说法，王安石本不想废弃《春秋》，然而不相信《三传》，那么《春秋》实际上已经废弃了。如果把《春秋》看作断烂的朝廷公报，那么不只是王安石有这种言论，专门执持《左传》作为《春秋》解说的人都不免有此意。相信《左传》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的说法，那么《春秋》就像朝廷公报了；不相信《公羊》《谷梁》家日月褒贬的体例，而一概认为是缺文，那么《春秋》就像断烂的朝廷公报了。宋代研究《春秋》的人很多，但不治专门之学，都沿袭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赫。元、明两代用胡安国的《春秋传》取士，推崇得过高；近代人又诋毁得太过，胡安国的《春秋传》最终被废弃。平心而论，胡氏《春秋》的大义本于孟子，一字褒贬本于《公羊》《谷梁》，都不能说它不对。但求之过深，务求超出《公羊》《谷梁》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有寄托讽喻时事之心。他的书进献御前经筵，原本可以借此纳谏约君。但尊王攘夷，虽然是《春秋》大义；然而王并非靠唯唯诺诺、趋附伏拜就能尊崇，夷狄并非靠一身两臂就能攘除。胡安国的《春秋传》首先告诫权臣，效法宋太祖惩艾黄袍加身的非义，开启了宋高宗猜疑诸将的心意。王夫之认为岳飞之死，这种说法先已中伤庸主之心。这是立言的重大失误，源于解经的不明。崔子方的《春秋本例》，以日月为本，在宋儒中，唯独他能推明《公羊》《谷梁》；而他所作的《经解》并纠《三传》，未能专主一家。朱熹说：“《春秋》义例……不能自信于心，所以未曾敢措一辞。”这是朱熹矜持谨慎的地方，也是因为他未能专信《公羊》《谷梁》，所以义例无所依据。

三《礼》本是实学，不可空谈；所以南北学分，而三《礼》都从郑玄注；皇侃、熊安能说异，而都在郑玄注的范围之中。宋代三礼之学，讲习也很兴盛。王安石以《周礼》取士。后来有王昭禹、易袚、叶时，都值得一看。《仪礼》有李如圭的《集释》《释宫》，张淳的《识误》，都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礼记》有卫湜的《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的集《周易》。而陈祥道的《礼书》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晁公武、陈振孙佩服其精博。我私下认为祥道的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宋人治经，务求反对汉人的说法。以礼而论，如说郊禘是一回事，有五人帝，无五天帝，这是魏王肃的说法。禘是以

译祖配祖，而不是以祖配天，这是唐代赵匡的观点。在这类问题上，前人已经提出过疑问，宋人便据此诋毁汉代儒者。三代的礼制早已失传，但汉人距离古代尚近，他们的说法必定有所承袭。古代的宫室制度，到汉代应当还有留存。比如周代的灵台，汉代依然存在，这不是后人的主观臆测所能否定的。至于古代礼制中不适合当今的部分：郊祀和禘祭一年多次举行，天子难以亲自前往；宗庙中四代以上的祖先神位被撤除，人情上必然感到疑惑不安。后世天子每年只举行一次郊祀，祖先神位则同堂而异室，这些都不必强行模仿古礼，也不必认为古礼就是错误的。宋人完全反对前代儒者，一概武断行事；更改古人的事实，以迎合自己的义理；改变三代的典礼，以符合当今的制度；这些都是我不敢附和并认为必然正确的。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十七篇为主体，选取大戴、小戴以及其它书籍中记载的与礼相关的内容附在后面，仅完成了家礼、乡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和祭礼尚未完成朱熹便去世了，由黄榦续写完成。这本书对学者非常便利，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源头。

译宋人不相信注疏，逐渐发展到怀疑经文；怀疑经文不止，于是发展到改动经文、删减经文、移易经文以迎合自己的学说，这是不可作为法则的。世人讥讽郑康成喜欢改字；却不知道郑《笺》改动毛传，大多依据鲁、韩的学说；寻找其依据，还可以验证。注释《礼记》采用卢植、马融的本子，应当如卢植所说“纠正错误”；注释中说“某应当为某”，也一定有确切的凭据。《周礼》故书，与《仪礼》不同；今文古文有差异，一个遵从一个改动，就是依据《齐》、《古》来考订《鲁论》的意思。《仪礼》的《丧服传》，《礼记》的《玉藻》、《乐记》，虽然明知是错简，但只在注释中保留其说法，而不改动正文。前代儒者解说经文，如此谨慎，哪有擅自改动经文用字的呢！唐代魏征编撰《类礼》，改动《礼记》的次序，张说驳斥他，没有实行，还算是严谨的意思。到了宋代风气大变。朱子注释《论语》，不删除重复出现的章节；“与其进也”三句，不调整其文句，只在注释中保留其说法。注释《诗经》“爰其适归”，说《家语》作“奚”，但不改为“奚”；依据古本“上帝甚蹈”，说《国语》作“神”，但不改为“神”；体例还没有丧失。唯独对于《大学》，移易其文句，又补全其传；《孝经》区分经传，又删减经文；未免有宋人的习气。而移易《大学》先有二程子，删《孝经》说是本于胡侍郎、汪端明，那么不能完全归咎于朱子。至于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去《郑》、《卫》，《风雅颂》也任意改易；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了。《四库提要》斥责他说：“王柏是什么人，敢奋笔来进退孔子呢！”经学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一次灾难。其他如俞廷椿《复古编》，割裂五官，来补冬官；吴澄《礼记纂言》，将四十九篇颠倒割裂，私自窜改古籍，使没有完整的篇章。宋、元、明人解说经文的书籍，像这样的很多，而实际上是宋人开启了先例。

●九、经学积衰时代

唐代、宋代明经取士，还是汉人的遗风；而唐代不及汉代，宋代又不及唐代的，为什么呢？汉代以经术造就人才，上自公卿，下至属吏，没有不通晓经书的。他们的进用，有的通过孝廉茂才，有的通过贤良对策。如果射策考中，只补文学掌故、博士弟子员，不是高选。唐代的帖经，如同汉代的射策；其学问即使浅薄，而看待它又不重视。所重视的，是诗赋的文辞，时务的对策，都不是经术。援引经义对策的，仅有一个刘蕡引用《春秋》正始的文章，揭露宦官侍从无君的隐情。以直言论，固然属于朝阳之凤；以经义论，也如同独角之麟；而唐代不能任用。这就是它不及汉代的原因。宋仁宗开始恢复明经科，神宗将帖经变为墨义。帖经的记诵属实，不是几年不能成功；墨义的文字蹈空，即使一时可以仓促办到。唐代时帖括全写注疏，议论者认为它不能通晓经书。权德舆说注疏还可以质验；不然，倘若有关部门随意，上下其手，既失去了末节，又得不到根本，那就荡然无存了。宋代使用墨义，正如权德舆所预料。又专用王氏《新学》，不遵从古义。苏轼认为黄茅白苇，徐禧说窃取袭用他人言语不求心通者占一半，这就是它甚至不及唐代的原因。而且宋代以后，不仅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解说经书的书籍，也多空泛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完全不同。朱子回答人问胡安定说：“平常也不满意于胡说，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说其中多使用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以胡安国《春秋传》，后世颁行学官，用来取士的，尚且不免与时文答策相似；都是由科举之习深入人心，不可涤除。所以论经学，宋代以后为积衰时代。

科举取士的文章而使用经义，则必须务求新异，以吸引试官；用科举经义的方法而成解说经书的书籍，则必须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适宜述古而不适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区别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的好尚，所以立法不可不谨慎。元、明的经义，本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的墨义之法，命令吕惠卿、王雱等为之，而安石自撰《周礼义》，使雱撰《诗》、《书义》，名为《三经新义》，颁行天下。既然名为《新义》，则明教人弃古说，以从其新说。陈后山《谈丛》说：荆公《新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是安石立法不善，当时已自悔其失；而其书至南宋始废。赵鼎说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说安石使学者习其所为《三经新义》；都是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南宋虽废《新义》，而仍用其墨义之法。朱子说经

译经义极有害于治事，分明是侮辱圣人的言论，而诗赋却没有危害。朱子难道不知道以经义选拔人才优于诗赋，而他的话却这样说，那么当时经义成为经典的蛀虫就可以知道了。元人沿袭这种做法，而制定了四书五经疑。明初使用四书疑，后来才改为四书五经义。其破除承接原起的方法，本源于元人王充耘的《书义矜式》，又本源于吕惠卿、王雱的墨义。名义上是阐明经义来选拔人才，实际上是荒废经典、蔑视古道的极致。明代所谓的经学，不过是蒙昧浅陋、粗疏通达的一类；即使自己著成一书的，也像顾炎武所说：明人的书，无非是剽窃盗窃。弘治以后，经书的解释都隐藏古人的名字，把别人的说法当作自己的而已。那些见于《四库存目》的，新奇谬误乖戾，无法穷尽查究。《五经》被践踏殆尽，到这时达到了极点。

译宋代人解说经义的书流传至今的，比唐代不止多出十倍，人们却不认为这是兴盛而认为这是衰败，是因为唐人还恪守古义，而宋人多致力于新义。唐人的经说传世极少，这也有原因。查考《唐书经籍志》，唐人自己写的书有二万八千多卷，《五经》义疏著录在目录中的共有几十种，这也并不少了。而现在所流传的不到十分之一，是因为当时刻本尚未出现，传抄不易，一旦遭遇战火，便化为灰烬。世间流传的古籍，唐以前的占十分之一二，宋以后的占十分之八九。这不仅仅是唐人所著的书如此，也不仅仅是唐人所著的经说如此。又自从宋末元、明时期，专门用宋儒的书来选拔士人，注疏尚且被束之高阁，何况注疏之外的书呢！于是唐以前没有因战火而亡佚的古籍，都在宋以后亡佚了。所以唐人的经说传世寥寥无几。宋代刻印已经流行，流传很容易，适宜于保存多而散佚少。现在所流传的宋人文集、说部都十倍于唐人，不仅仅经说是这样。因此不能根据经说的多少来判断唐、宋的优劣。五代是极其混乱的时代，忽然出现了文明的景象；比如刻木印书一事，实在是艺林的珍宝。《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开始依据《石经》文字刻印九经印板。经书有木板刻本，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等到两宋时期，刻本增多。这就是宋以后的书之所以多流传到今天的原因。

汉学到郑玄而集大成，于是郑学流行数百年；宋学到朱熹而集大成，于是朱学流行数百年。那两位贤人，师法传承百年。他们巍然成为一代大宗，不仅仅是因为学术的广博通达，实在是因为品行的高尚卓越。从经学来说，郑学、朱学都可以说是小统一时代。郑学的统一，只有北学是这样；所谓宁可说孔、孟错了，也不肯说郑玄、服虔错了；至于南学，则兼用伪孔安国、王弼、杜预的学说，而不完全宗奉郑玄、服虔；这还不能算是统一。朱学的统一，只有南方最早。金、元时期，程学在南方盛行，苏学在北方盛行。北人虽然知道有朱夫子，没能完全见到他的书。元兵攻下江、汉，得到赵复，朱子的书才开始传到北方。姚枢、许衡、窦默、刘因等人一致跟随他。于是元仁宗延祐年间，确定科举制度，《易》用朱子的《本义》，《书》用蔡沈的《集传》，《诗》用朱子的集《传》，《春秋》用胡安国的《传》，只有《礼记》还沿用郑玄的注，这就可以说是小统一了。尤其奇怪的是，隋朝平定陈朝而南方并入北方，经学却是北方反而并入南方；元朝平定宋朝而南方并入北方，经学也是北方反而并入南方。论兵力的强大，北方常胜南方；论学力的兴盛，南方却胜过北方。隋、元前后遥遥相承，这难道是优胜劣败的道理如此吗？还是报复循环的道理如此呢？

论宋、元、明三朝的经学，元朝不如宋朝，明朝又不如元朝。宋代的刘敞、王安石等儒者，他们先前都曾潜心研究注疏，所以能辨别其得失。朱熹评论疏义，称《周礼》以下《易》、《书》，如果不是对诸疏功力极深，怎么能判断得如此确凿。宋儒学问有根基，所以虽然摒弃古义，还能自成一家。至于元人则拘守宋儒的书，而对于注疏所得甚浅。如熊朋来《五经说》，对古义古音多有抵触，这是元朝不如宋朝。明人又拘守元人的书，对于宋儒也少有研究。如季本、郝敬多凭主观臆断，杨慎作伪欺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流传于世而世人不能辨别，这是明朝又不如元朝。顾炎武评论《书传会选》说：“其传文中使用古人姓名、古书名目，必定具备出处，同时也考证典故。大概宋、元以来诸儒的规模还在。而写这本书的人，都是从幼年开始做务本之学，不是由八股出身的人，所以他们写的书虽然不及先儒，但对后学还有功劳。……自从八股文盛行而古学被抛弃，《大全》一出而经说亡佚。”他论明朝不如宋、元，可谓深刻透彻。元、明人的经说，只有元赵汸《春秋属词》，义例颇为明白。孔广森治《公羊》，其源头出于赵汸。明梅鷟《尚书考异》，辨明古文之伪，多切中要害，开启了阎若璩、惠栋的先河。都是铁中的铮铮者、庸中的佼佼者。

明永乐十二年，敕令胡广等人修撰《五经大全》，颁行天下。这是一代的盛事，自唐代修《五经正义》后，过了八百多年才再次见到。然而所修的书，大受人们讥笑。顾炎武说：《春秋大全》完全抄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全》完全抄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其他三经，后人都不见旧书，也未必不是因袭前人。拿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骗士子，唐、宋之时，有这种事吗！经学的废弛，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四库提要》更加考定，说《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书，拼凑成编；《书传大全》也剿袭陈栎《尚书集传纂疏》、陈师凯《书蔡传旁通》

译《礼记大全》采纳了诸儒的学说共四十二家，而以陈澔的《集说》为主，陈澔的书被列入学官教材，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查考官修的书，大多抄袭旧说，唐代修撰的《正义》，已经不免于此。只是唐代所依据的，是六朝的旧籍，所以内容广博洽通，尚且可观。明代所依据的，是元人的遗书，所以浅陋尤为严重。这就是《五经正义》至今不得不钻研，而《五经大全》刊行后便尽遭唾弃的原因。元代以宋儒的书取士，《礼记》还保留着郑玄的注；明代连这个也去掉了，使得学者完全看不到古代经义，而用陈澔空疏固陋的学说取而代之，这就是《经义考》所称为“兔园册子”的东西。所以经学在明代达到了最衰落的时代。然而剥极必复，贞下起元，到了本朝，经学昌明，于是再次兴盛并〇〇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