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左氏》，在隋已浸微将绝，则在唐初已成“广陵散”矣。北学既并于南，人情各安所习；诸儒之弃彼取此，盖亦因一时之好尚，定一代之规模。犹之唐行诗赋，本炀帝科举之遗；明用时文，沿元人经疑之式。名为新义，实袭旧文。《尚书舜典》疏云：“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疏云：“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以唐人而称大隋，此沿袭二刘之明证。是则作奏虽工，葛龚之名未去；建国有制，节度之榜犹存。疏失可嗤，不能为诸儒解矣。
译《左传》在隋代已经逐渐衰微、濒临断绝，那么在唐初就已经成了“广陵散”（绝响）了。北方的学术既然已经合并到南方，人们各自安于所习；众儒生舍弃彼方而选取此方，大概也是顺应一时的喜好风尚，从而确立了一代的学术规范。这就好比唐代推行诗赋，本是隋炀帝科举制度的遗存；明代使用八股文，沿袭了元人经义疑问的格式。名义上是新的义理，实际上沿袭的是旧的文字。《尚书·舜典》的疏文说：“鞭刑，……直到大隋制定法律，才刚刚废除它。”《吕刑》的疏文说：“大隋开皇初年，才开始废除男子宫刑。”作为唐人却称颂大隋，这是沿袭刘焯、刘炫二刘著作的明显证据。因此，虽然撰写奏章虽然工整，但葛龚的名号仍未去除；国家建立了新的制度，但节度使的榜文依然留存。疏文的失误令人嗤笑，不能为众儒生辩解了。
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案著书之例，注不駮经，疏不駮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即如谶纬之说，经疏并引；而《诗》、《礼》从郑，则以为是；《书》不从郑，又以为非；究竟谶纬为是为非，矛盾不已甚欤！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唐修《晋书》，大为子玄呵诋；梁撰《通史》，未见一字留遗。《正义》奉敕监修，正中此弊。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义疏并非诸儒所能为也。其时同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雲，《毛诗》则王德韶、齐威，《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礼记》则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
朱子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困学纪闻》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国《书》，齐、梁始列国学；故诸儒之说，不若《诗》、《礼》之详实。”其说亦未尽然。《正义》者，就传注而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异。《易》主王弼，本属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正义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于虚浮，以王注本不摭实也。《书》主伪孔，亦多空诠，孔《传》，河北不行。《正义》专取二刘，序又各言其失，由伪传本无足征也。《诗》、《礼》、《周礼》，皆主郑氏，义本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亦明；故于诸经《正义》为最优。朱子分别次序极当。窃谓《周礼》是一代之制，犹不如《礼记》可以通行，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王制》一篇，体大物博，与《孟子》、《公羊》多合。用其书，可以治天下。比之《周礼》，尤为简明。治注疏者，当从此始。《左氏传》，朱子所未言者。案《左氏正义》，虽详亦略，尽弃贾、服旧解，专宗杜氏一家。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駮刘申杜，强为饰说。尝读《正义》，怪其首尾横决，以为必有讹脱。考各本皆如是，疑莫能释。后见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乃知刘炫规杜，先申杜而后加规；《正义》乃翦截其文，以刘之申杜者列于后，而反以駮刘；又不审其文义，以致不相承接。首尾横决，职此之由。《易》、《书》之疏，间亦类此，特未若《左传疏》之甚耳。（刘文淇谓“唐人删定者仅駮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述议也。”刘毓崧又作《周易尚书旧疏考正》。）
唐人义疏，其可议者诚不少矣；而学者当古籍沦亡之后，欲存汉学于万一，窥郑君之藩篱，舍是书无徵焉。是又功过互见，未可概论者也。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经典释文》，亦是南学。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中引北音，止一再见。《序录》于王晓《周礼音》，注云：“江南无此书，不详何人。”于《论语》云：“北学有杜弼注，世颇行之。”北方大儒，如徐遵明，未尝一引。陆本南人，未通北学，固无怪也。与义疏同时并出者，唐初又有《定本》，出颜师古，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而《家训》有不尽是者。如《诗》“兴雲祁祁”，《家训》以为当作“兴雨”，《诗正义》即据《定本》作“兴雨”，以或作“兴雲”为误。不知古本作“兴雲”，汉《无极山碑》可证。《毛诗》亦当与
译批评孔颖达《五经正义》疏解失误的人，说它前后互相矛盾，说它一味迎合注文，说它杂引谶纬之书。考察著书的体例，注不驳难经，疏不驳难注；不采纳不同的义理，专门尊崇一家之说；一味迎合注文，不足以成为弊病。谶纬之书多保存古义，原本属于今文经学；杂引它们来解释经义，也不是大错。只是前后互相矛盾，学者不知该遵从哪一家；既然失去了刊定统一的规范，确实违背了统一义理的原则。就像谶纬之说，经和疏都引用；而在《诗经》、《礼记》中遵从郑玄，就认为是正确的；在《尚书》中不遵从郑玄，又认为是错误的；究竟谶纬是对是错，矛盾不是太严重了吗！官方编纂的书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杂出自众人之手，未能自成一家。唐代修撰《晋书》，遭到刘知几的严厉诋毁；梁代撰写的《通史》，没有一字遗留下来。《五经正义》奉皇帝敕令监修，正中了这个弊病。孔颖达入唐时，年纪已经衰老；难道能逐条亲自审阅，不过是总揽大纲罢了。各位儒生分别负责一经；各自选取一本书作为底本，名义上是创定，实际上是沿袭旧说。书成之后孔颖达居功，论定之后孔颖达承担过错。究其功过并非一人所独享，义疏也并非诸儒所能完全掌控。当时一同修撰《正义》的人，《周易》是马嘉运、赵乾叶，《尚书》是王德韶、李子云，《毛诗》是王德韶、齐威，《春秋》是谷那律、杨士勋，《礼记》是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标题只写孔颖达一人名字，是因为他年辈在前，名位最重罢了。
朱熹说五经的疏，《周礼》最好，《诗经》、《礼记》次之，《尚书》、《周易》最差。《困学纪闻》说：“考察《隋书·经籍志》，王弼的《易注》，孔安国的《书传》，齐、梁时期才开始列入国学；所以诸儒的解说，不如《诗经》、《礼记》那样详实。”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正义》是针对传注而作的疏解。所尊崇的注不同，所撰写的疏也不同。《周易》以王弼为主，本来属于清谈。王弼的注，在河北不流行。“江南义疏有十多家，都崇尚虚玄辞藻，义理多浮夸荒诞”，《正义序》已经明确指出了它的过失。而疏文仍然失于虚浮，因为王弼的注本来就不切实。《尚书》以伪孔安国为主，也多空泛诠释，孔《传》在河北不流行。《正义》专门选取二刘（刘炫、刘焯），序中又各自指出他们的过失，因为伪孔《传》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征验的。《诗经》、《礼记》、《周礼》，都以郑玄为主，义理本来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也明白；所以在各经《正义》中最为优秀。朱熹分别次序非常恰当。我私下认为《周礼》是一代的制度，还不如《礼记》可以通行，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王制》一篇，体大物博，与《孟子》、《公羊》多相符合。使用这本书，可以治理天下。比起《周礼》，尤其简明。研究注疏的人，应当从这里开始。《左传》，是朱熹没有提到的。考察《左传正义》，虽然详细但也粗略，完全废弃贾逵、服虔的旧解，专门尊崇杜预一家。刘炫规劝杜预，多中杜预的失误；于是驳斥刘炫以申辩杜预，强行修饰说辞。曾经读《正义》，奇怪它首尾横决，以为必有讹误脱漏。考察各本都这样，疑惑无法解释。后来看到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才知道刘炫规劝杜预，是先申辩杜预而后加以规劝；《正义》却剪裁他的文字，把刘炫申辩杜预的部分列在后面，反而用来驳斥刘炫；又不审察文义，导致不相承接。首尾横决，就是这个原因。《周易》、《尚书》的疏，偶尔也类似这样，只是不如《左传疏》那么严重罢了。（刘文淇说“唐人删定者仅驳斥刘炫说百余条，其余都是刘炫的述议。”刘毓崧又作《周易尚书旧疏考正》。）
唐代人的义疏，值得议论的地方确实不少；而学者在古籍沦亡之后，想要保存汉学于万一，窥探郑玄的藩篱，除了这本书没有证据了。这又是功过互见，不能一概而论的。在唐代人义疏之前，经学家所宝贵的，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经典释文》，也是南学。这本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周易》以王弼为主，《尚书》以伪孔为主，《左传》以杜预为主，是唐代人义疏的先声。中间引用北音，只有一两次。《序录》在王晓《周礼音》下，注说：“江南没有这本书，不详何人。”在《论语》下说：“北学有杜弼注，世间颇流行。”北方大儒，如徐遵明，未曾一次引用。陆德明本是南人，未通北学，本来也不奇怪。与义疏同时并出的，唐初又有《定本》，出自颜师古，五经疏曾引用它。师古是颜之推的后人。之推本是南人，晚年归北，他作《家训》，引用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大概本于《家训》之说；而《家训》有不正确的地方。如《诗经》“兴云祁祁”，《家训》认为当作“兴雨”，《诗正义》就依据《定本》作“兴雨”，以或作“兴云”为误。不知道古本作“兴云”，汉《无极山碑》可以证明。《毛诗》也应当
三家同。古无虚实两读之分，下云“雨我公田”，若上句又作“兴雨”，则文义重复。《家训》据班固《灵台诗》“祁祁甘雨”，不知班氏是合“兴雲祁祁，雨我公田”为一句。班作《汉书食货志》，引《诗》正作“兴雲”，尤可证也。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译三家《诗》的解释相同。古代并没有“兴雨”和“兴云”两种读音的区分，下文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如果上句又作“兴雨”，那么文义就重复了。《家训》依据班固《灵台诗》中的“祁祁甘雨”，却不知班固是将“兴云祁祁，雨我公田”连作一句理解的。班固撰写《汉书·食货志》，引用《诗经》时正好写作“兴云”，这尤其可以证明这一点。自从《正义》、《定本》颁布给皇室子弟，用来选拔士人，天下人便将其奉为准则。从唐代到宋初这几百年间，士子们都严格遵守官方颁布的书籍，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因此，论及经学，这是统一时间最长的时代。
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开元十六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据此二说，则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榖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唐帖经课试之法，以其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故明经不为世重，而偏重进士。宋初因唐明经之法，王安石改用墨义，是为空衍义理之始，元、明经义时文之滥觞。
汉熹平刊《石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惟唐不重经术，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郑覃以经术位宰相，而所刊《石经》，不满人意，史臣以为名儒不窥。当时并无名儒，窥不窥无足论；而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虽校刊不尽善，岂无佳处足证今本之讹脱者。顾炎武考监本《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胥授绥”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可据以补。此开成《石经》有功经学之一证也。顾又考出唐《石经》误字甚夥，实不尽属开成原刻。一经乾符之修造，再经后梁之补刊，三经北宋之添注，四经尧惠之谬作。其中误字，未可尽咎唐人。精审而详究之，亦治经之一助也。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谓：左氏，六国时人，非《论语》之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榖》口授，子夏所传；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此等议论，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惟《三传》自古各自为说，无兼采《三传》以成一书者；是开通学之途，背颛门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诀》，成伯玙《毛诗指说》，韩、李《论语笔解》，皆寥寥短篇，无关闳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唐人经学有未可抹杀者，《说郛》令狐澄《大中遗事》云：“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以《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孙光宪《北梦琐言》，亦载此说。案自汉后，《公羊》废搁，《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为圣经，甚且执杜解为传义。不但《春秋》一经，汨乱已久；而《左氏》之传，受诬亦多。孔疏于经传不合者，不云传误，反云经误。刘知几《史通》，诋毁圣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
译唐代将《周易》、《尚书》、《诗经》、三《礼》、三《传》合为九经，以此选拔人才。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传》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传》为小经。根据经文篇幅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等，这是选拔人才的制度不得不如此。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〇上奏说：“三《礼》、三《传》以及《毛诗》、《尚书》、《周易》等，都蕴含圣贤的深奥意旨，是教化百姓的学业。……如今明经科考生所学习的，只在于谋求出身。大家都因为《礼记》文字较少，争相研读。《周礼》是治理国家的准则，《仪礼》是庄重恭敬的楷模；《公羊传》、《谷梁传》，历代都尊崇研习。如今国子监及州县，因独自学习没有朋友切磋，这四种经书几乎断绝。事情需要引导诱导，不可因循守旧。”开元十六年，杨玚任国子祭酒，上奏说：“如今明经科学习《左传》的人十人中不过两三个。……而且《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几乎将要断绝废弃，……请求酌情给予优待奖励。”根据这两段言论，可知唐代盛世时，各经书已大多被束之高阁。大概是因为大经中，《左传》文字多于《礼记》，所以多学习《礼记》，不学习《左传》。中、小经中，《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难于《周易》、《尚书》、《诗经》，所以多学习《周易》、《尚书》、《诗经》，不学习《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这就是那四种经书几乎断绝的原因。唐代帖经考试的方法，将所习经书的两端遮住，中间只露出一行，裁纸作为帖，每帖三个字，随时增减，标准不一，有的答对四个，有的答对五个，有的答对六个，就算通过。专门考查记忆背诵，而不探求其义理，所以明经科不为世人看重，而偏重进士科。宋代初期沿袭唐代的明经科制度，王安石改用墨义，这是空泛推演义理的开端，也是元、明经义时文泛滥的源头。
汉代熹平年间刊刻《石经》之后，过了五百多年，才有唐代开成《石经》。这是一代盛大的举措，也是群经遗留的准则。只是唐代不重视经学，所以即使是崇尚文治的文宗皇帝，郑覃凭借经学位居宰相，而所刊刻的《石经》，也不尽如人意，史臣认为名儒都不去探究。当时并没有名儒，探究与否不值得讨论；但自熹平《石经》散失之后，只有开成《石经》最为完备；与两宋刻本相比，尤其接近古本。虽然校勘刊刻不尽完善，难道没有好的地方足以证明今本的讹误脱漏吗？顾炎武考订监本《仪礼》，脱漏错误尤其多，《士昏礼》脱漏“〇胥授绥”一节十四字，依靠长安《石经》可以据以补正。这是开成《石经》对经学有功的一个证明。顾炎武又考出唐代《石经》错字很多，实际上不全属于开成原刻。经过乾符年间的修造，再经过后梁的补刊，三经过北宋的添注，四经过尧惠的谬作。其中的错字，不能全怪唐人。精细审慎而详细探究，也是治经的一个辅助。
唐代经说流传至今的，只有陆淳本于啖助、赵匡的说法，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认为：左丘明是战国时人，不是《论语》中的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羊传》、《谷梁传》是口耳相传，由子夏所传；后人依据其大义，分散配属经文，所以多乖谬，失去其纲领统绪。这类议论，颇能阐发前人所未阐发的。只是《三传》自古各自为说，没有兼采《三传》以成一书的；这是开通学之路，违背专守一门之法了。史徵《周易口诀》，成伯玙《毛诗指说》，韩、李《论语笔解》，都是寥寥短篇，无关宏旨。只有李鼎祚《周易集解》多保存古义；后人得以窥见汉代《易》学的大略，考订荀爽、虞翻的宗旨，依赖这本书。
唐代经学有不可抹杀之处，《说郛》令狐澄《大中遗事》记载：“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提出《春秋左传》学议；认为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别分明，属于法家流派；左丘明作为鲁国史官记载时政，惋惜忠贤的泯灭，担心善恶的失坠，以日纪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大概是太史氏一类的人。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见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验。杜元凯曾不思考夫子之所以为经，应当与《诗》、《书》、《周易》等并列；丘明之所以为史，应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并列。取二者意义乖刺不侔的话，参合贯通，所以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孙光宪《北梦琐言》，也记载此说。按自汉代以后，《公羊传》被搁置，《左传》单独流行，人们都把《左传》当作圣经，甚至执杜预的注解为传义。不但《春秋》一经，混乱已久；而且《左传》之传，受诬也多。孔颖达疏于经传不合者，不说传误，反说经误。刘知几《史通》，诋毁圣人，尤其多狂悖。都是由不知《春秋》是经，《左传》是史。经垂教立法
，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陈商在唐时无经学之名，乃能分别夫子是经、丘明是史，谓杜元凯参贯二义非是，可谓千古卓识。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博士云“左氏不传《春秋》”之意也；非缘饰经旨，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之说也。治《春秋》者，诚能推广陈商之言，分别经是经，《左氏》是史，离之双美，毋使合之两伤，则不至误以史视《春秋》，而《春秋》大义微言可复明于世矣。
译《春秋》有一字褒贬的文辞；史书依据事实直书，没有特意设立褒贬的含义。体例显然不同，却一定要将它们混合为一。又无法解释经与传参差不一致的原因，所以不能依据经来纠正传，反而相信传而怀疑经了。陈商在唐代没有经学的名声，却能区分孔子的是经、左丘明的是史，认为杜预参合贯通经史两义是不对的，这可以说是千古卓绝的见识。说《左传》不是辅助圣人的言论，就是博士所说的“左氏不传《春秋》”的意思；说《左传》不是粉饰经书的旨意，就是范升所说的“左氏不祖孔子”的说法。研究《春秋》的人，如果真的能推广陈商的话，区分经是经，《左氏》是史，分开则两者都美，不要让合起来两者都受损，那么就不会错误地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而《春秋》的大义微言就可以重新显明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