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官吏中彬彬有礼、富有文学才华的人多了。”方苞说，古代从未有过以文学才能担任官职的情况，用利禄来诱导，使儒者的仕途通达，但儒家的正道却因此消亡。按方氏的观点虽然高妙，但夏商周三代以后既然不尊崇老师，像汉武帝那样用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已经是旷世难遇的罕见之事。想要振兴经学，不用利禄来引导是不行的。古今选拔人才的方法，到这时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这也是形势所迫、无可奈何的事情。

译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颜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儒林传》明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是汉时《毛诗》不立学。《日知录》以为衍一“毛”字，考订甚确。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而诸家中，惟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书》传于伏生，伏生传欧阳，立欧阳已足矣。二夏侯出张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也。试举《书》之二事证之。伏生《大传》以大麓为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记》以为山林，用欧阳说；《汉书于定国传》以为大录，用大夏侯说，是大夏侯背师说矣。伏生《大传》以孟侯为迎侯，《白虎通 朝聘篇》用之；而《汉书 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用小夏侯说，是小夏侯背师说矣。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受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禁，而反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记》云：“言《易》者本于杨何。”立《易》，杨已足矣；施、孟、梁丘师田王孙，三人学同，何分颛门；学如不同，必有背师说者。乃明知孟喜改师法，不用，后又为立博士，此何说也。京房受《易》焦延寿而讬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为非，而亦为立博士，又何说也。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犹存其略。飞伏、世应，多近术数，是皆立所不当立者。二戴、严、颜不当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废也，宁过而存之。”《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说于汉立博士，叙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后少异，刘歆欲立古文诸经，故以增置博士为例。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范升谓：“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

译此外，还有驺氏、夹氏。就像左氏、费氏得以设立博士一样，高氏、驺氏、夹氏的五经学说奇异，也都请求设立博士。”根据范氏的说法，可以看出汉代争请设立学官的人，见识非常浅陋，各自怀有私心。一家得以增置，其他各家便怨恨不满；有深远考虑的人，应当预先杜绝这种苗头，而不能轻易开启这个端绪。平帝时期，设立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这是王莽、刘歆所为，尤其不值得称道。光武帝兴起后，都将它们罢免了。这几部经书，直到汉朝结束都没有设立学官。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孝文皇帝想要拓宽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设立了博士。”考察宋代以后将《易》、《书》、《诗》、三《礼》、三《传》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合称为十三经，如果按照赵氏的说法，那么汉初这四部经书就已经设立学官了。后世将这四部经书并列于十三经之中，或许就是由赵氏的话所引发的。但他的说法有可疑之处，《史记》、《汉书·儒林传》都说：“文帝喜好刑名之学，博士虽然官职齐备，但没有值得进用的人。”既然说官职齐备，哪里还会再增置；五经尚且没有完备，怎么会涉及到传记。汉代人都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刘歆的《移博士书》中有孝文时期诸子传说立于学官的话，赵氏的这个说法大概就是本于刘歆，恐怕不是真实记录。

译刘歆在《移博士书》中又说：“鲁共王获得了古文经，《逸礼》有三十九篇，《尚书》有十六篇，以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订的，都是古文的旧书。”并指责博士们“压制这三家学问，认为《尚书》已经完备，说《左氏》不传授《春秋》。”考察这些，乃是前汉经师不相信古文经的明显证据。认为《尚书》已经完备，即王充《论衡》所说：“有人解说《尚书》二十九篇，其法则如同北斗与二十八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中一篇对应北斗。所以二十九篇是正确的。”《尚书》原本有一百篇，其篇目大略见于《史记》；伏生传授的只有二十九篇，汉人认为这就足够了，所以有配合北斗与二十八宿的说法。至于《逸书》十六篇，其篇目见于马融、郑玄所传授的，绝无师承解说。马融、郑玄本出于杜林，不知道是否就是刘歆所说的孔壁古文。伪孔安国传的篇目，与马融、郑玄又不相符，其伪作更不必辩驳。说《左氏》不传授《春秋》，即范升所说：“《左氏》不尊奉孔子，而出自丘明，师徒相传又没有其人”就是这个意思。（《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左丘明将学问传授给曾申，依次传至张苍、贾谊，传授如此分明，怎么能说相传无人。而范升这样说，足以证明《序录》是后出的说法，汉人未曾见过。）《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大概像《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说：“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只传授训诂而已，等到刘歆研究《左氏》，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互相阐发，从此章句义理完备了。”根据刘歆传，刘歆以前，《左氏》传文本不解释经文，所以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授《春秋》。近代人刘逢禄认为《左氏》的凡例书法都是刘歆窜入的，这是由《史记》、《汉书》的说法推论出来的。《汉书·艺文志》说：“鲁共王得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都是古字。”据此，那么共王得到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还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都明确见于《艺文志》。《志》对于《礼》只说：《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记》一百三十一篇，没有《礼记》；而现在的《礼记》也没有今古文之分。《志》所说的《礼记》，即《礼古经》与《记》。《仪礼》有今古文之别；郑玄注说：“古文作某，今文作某”就是证据。郑玄用《古论语》校勘《鲁论》，见于《经典释文》，说：“鲁读某为某，现在遵从古文。”《孝经》古孔氏本，许慎曾派儿子许冲上献《说文解字》，并上献其古文解说。桓谭《新论》认为现在不同的有四百多字。其书已亡不可考证。隋代刘炫伪作《古文孝经》，唐、宋人多被迷惑。浅薄的人只看到“古文”二字，就被震慑，不敢议论，不知道前汉经师并不相信古文。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之所以分开，起初是由于文字的不同。今文，即现在所谓的隶书，世所流传的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就是。古文，即现在所谓的籀书，世所流传的岐阳石鼓及《说文解字》所载古文就是。隶书，在汉代通行，所以当时称为今文；就像现在的人对于楷书，人人都认识一样。籀书，在汉代已经不通行，所以当时称为古文；就像现在的人对于篆书、隶书，不能人人都认识一样。凡是文字必须人人都认识，才可以用来教导初学者。许慎说孔子写定六经，都用古文；那么，孔氏与伏生所藏的书，也一定是古文。汉初发掘藏书以传授学生，必定改为通行的今文，才方便学者诵读学习。所以汉代设立十四位博士，都是今文家。而在古文兴起之前，未曾另外设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用今文读它，”这是就《尚书》的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并不称其为今文家。直到刘歆才开始增设《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然设立学官，必定创制解说。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依次增补，以行于世，于是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都分别论述，不仅文字不同，而且解说也各异。

治经必须尊崇汉学，而汉学也有辨别。前汉今文说，专门阐明大义微言

译后汉杂糅的古文经学，大多详于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完全满足学者的心意，于是宋代儒者兴起而谈论义理。这就是汉代与宋代经学分野的原因。只有前汉今文经学能够兼取义理与训诂的长处。汉武帝、汉宣帝时期，经学大为兴盛，学派尚未分化，纯正而不混杂，所以其学问极其精专且有用。用《禹贡》治理黄河，用《洪范》观察灾异变化，用《春秋》决断案件，用《诗经》三百零五篇当作谏书，研习一部经典就获得一部经典的益处。当时的书籍，可惜大多散失。流传至今的，只有伏生的《尚书大传》，多保存古代礼制，与《王制》互相印证，解释《尚书》义理最为古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阐发《公羊传》三科九旨，而且深究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的主旨，足以证明古代义理。学者先研读这三部书，深思其主旨，才知道汉代经学之所以有用，在于精专而不在于广博。想要通晓经典并加以应用，应先探求大义微言，以此来看待章句训诂之学，就像刘歆所讥讽的“拆分文字、剖析义理，繁琐言辞、琐碎语句，学者疲乏衰老尚且不能穷究其中一门技艺”，其难易得失如何呢？（古文学出自刘歆，而古文训诂的流弊先被刘歆所讥讽，那么后世破碎支离的学问，又是刘歆所不认可的。）

译太史公的著作完成于汉武帝时期，那是经学刚刚昌明、极为纯正的时代，其中涉及经学的地方，都可以作为可信的依据。他说“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撰写了《彖传》、《系辞》、《象传》、《说卦传》、《文言传》”，那么认为《序卦传》、《杂卦传》也是孔子所作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他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将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那么认为伏羲重叠八卦，或者认为是神农、夏禹重叠八卦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他说“伏生独自得到了《尚书》二十九篇”，那么这二十九篇之外就没有师承传授了。他引用《尚书》的义理，将“大麓”解释为山麓，将“旋机玉衡”解释为北斗星，将“文祖”解释为尧的太祖，将“丹朱”解释为允子朱，认为二十二位大臣中有彭祖，认为“夔曰”这八个字实际上是衍文，认为《盘庚》作于小辛之时，认为《微子》篇并非告戒比干、箕子，认为《君奭》篇作于周公居摄时期，认为《金縢》篇作于周公去世之后，认为《文侯之命》是任命晋重，认为鲁公《费誓》是初代守国时的作品。所有这些史实，都有明确的证据，那么后人主观臆测《尚书》、扰乱事实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他说“《诗经》三百篇，孔子都为之配乐歌唱，以符合《韶》、《武》雅颂的音律”，那么朱熹认为《诗经》是淫者自述，王柏认为其中混杂了郑、卫之音的说法，就是错误的。既然说“《关雎》是《国风》的开始，《鹿鸣》是《小雅》的开始”；又说“周朝王道衰微，诗人从床席之事本源起，《关雎》于是产生；仁义道德衰败，《鹿鸣》于是讽刺。”这是依据《鲁诗》的观点，将《关雎》、《鹿鸣》视为陈述古事以讽刺今世，那么毛亨、郑玄以下都将《关雎》归属于周文王，又认为是后妃寻求淑女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他说“正考父与宋襄公交好，创作了《商颂》”，那么毛亨、郑玄认为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他说“《春秋》的笔削褒贬，子夏不能增添一字”，那么杜预认为“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阐明它”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他说“七十子之徒口耳相传其旨意”，后来另有一位鲁君子左丘明等等，那么就知道左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也未曾口耳相传其旨意，荀崧认为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亲承面授的说法，就是错误的。荀悦《申鉴》说：“孔子作经，根本宗旨只有一个；古今经文不同，却都自称是真本经。古今先师，义理只有一个；不同家派的别解，却都自称是真本解说。”考察今文、古文都阐述圣经，尊崇孔教，不过是文字解说不同罢了；而后来古文家的横行决裂，就有不可训导的地方了。《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来聘问，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那鲁《春秋》就是孟子与《乘》、《梼杌》并称的那部，只有其事其文而没有其义。既然没有其义，不必深究；而杜预依据这个孤证，于是认为传中五十条凡例都出自周公，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是孔子的新例。如此，那么周公的凡例多，孔子的凡例少；周公的功劳大，孔子的功劳小。夺取尼山孔子的笔削之功，上献给先君；粉饰冢宰周公的文章，下诬蔑后圣孔子。所以唐代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只能配享周公，不能南面独享太牢之祭。刘知几《史通》中的《惑经》、《申左》极力诋毁《春秋》的简略，不如《左传》的详备。非圣无法，正是由此类谬说开启的。孔颖达疏说：“先前儒者解说《春秋》的很多，都认为左丘明作传，解说孔子的经，凡例与非凡例没有新旧的区别。”据此，那么杜预以前没有说周公作凡例的。陆淳说：“考察其传例说：弑君称君，是因为君无道。……那么周公预先设定了弑君之义吗？”驳难极为明白，杜预的谬说不待辩驳了。至于《易象》，则是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所以说“《周易》历经三圣”。而郑众、贾逵、马融等都认为周公作《爻辞》，或许也是依据韩宣子的说法，与《周易》历经三圣的说法不合了。刘歆将《周官》视为周公致太平的事迹；《周礼》一书于是巍然成为古文大宗，与今文抗衡；周公也于是与孔子抗衡，并且凌驾于孔子之上了。太史公说：“谈论六艺的，以孔子为折衷。”徐防说：“《诗》、《书》、《礼》、《乐》由孔子审定。”六经都是孔子亲手订定，没有说周公的。作《春秋》更是孔子的特笔，从孟子到两汉诸儒，都没有异议。孟子将孔子作《春秋》比作禹抑制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用孔子“其义窃取”的话，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足以看见孔子的功绩继承群圣，全在《春秋》一书。尊崇孔子的人，必定遵循前汉最初的古义，不要被后起的歧说所迷惑。与其相信杜预的话，将孔子降为配享周公的行列；不如相信孟子的话，尊崇孔子以继承禹、周公的功绩。

●四、经学极盛时代

经学从汉元帝、成帝到后汉，是极盛的时代。它之所以极盛，是因为汉初不任用儒者，

译汉武帝起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并封他为侯，天下的读书人无不趋附这种风尚。汉元帝尤其喜爱儒生，韦贤、匡衡、贡禹、薛宣，都做到了辅政大臣。从此以后，公卿的高位，没有不是通过研习经术而晋升的。所谓“青紫拾芥”的俗语，以及车马服饰效法古制的荣耀。都说“黄金满箱，不如教子熟读一经”。凭借世代显赫通达的地位，常常引起一时的羡慕。后汉时期，桓氏世代担任帝师；杨氏世代出任三公。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这一传统由汉武帝开创先河，汉元帝、汉成帝以及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沿袭其轨。经学之所以极其兴盛，这是原因之一。汉武帝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役。汉昭帝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末年，又增加了一倍。汉元帝喜爱儒学，能够通晓一经的人都被免除赋役。几年后，因为财政开支不足，改为定额一千人，在郡国设置掌管五经的百石卒史。汉成帝增加弟子名额至三千人。汉平帝时，增加元士（高级官员）的儿子可以像弟子一样受业，不占用定额名额。每年考核分为甲、乙、丙三科，分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等官职。后世生员和科举的制度，实际上源于此。经学之士即使不能得到重用，也能获得入仕的途径，因此四海之内，学校林立。东汉末年太学学生多达三万人，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的盛况。经学之所以极其兴盛，这又是原因之一。

译汉朝推崇经学，确实能够将其付诸实践。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孔子的教化已经确立为唯一的正统。然而，汉武帝、汉宣帝都喜好刑名之学，并不专门重视儒学。盖宽饶曾说他们以法律当作《诗》、《书》，并没有完全采用经学。汉元帝、汉成帝以后，刑名之学逐渐废弃。上面没有异端教化，下面没有异端学说。皇帝的诏书，群臣的奏议，无不援引经义，作为依据。国家遇到重大疑难，总是引用《春秋》来决断。当时循良的官吏大多能推明经义，改变风俗教化，号称用经学来修饰吏治。汉朝的治理接近古代，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概那个时期，公卿大夫士吏没有不通晓一门经艺的。后世选拔士人偏重文辞，不明了经义；做官专门遵守律例，不引用儒书。既然不使用经学，却只保留其名；而且怀疑经学无用，想要连其实质也一并去除。观察两汉的已往事实，可以激发追思古人的幽深情怀。孔子的道在《六经》中，本意是用来垂教万世；只有汉朝专门推崇经学，还能实行孔子的教化。虽然《春秋》太平的大义，《礼运》大同的景象，尚有未能达到之处；但三代以后政教的兴盛，风化的美好，没有像两汉那样的。到了唐、宋，都不能赶上。尊崇经学的成效，已有明显的证明。如果能够推行太平的大义、大同的景象，不更能显现出玄圣（孔子）缀集学问、建立制度的真正神明范式吗？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如果真有从齐变鲁的功绩，可惜他们未能纯粹合乎大道”的意思。

汉朝有一种天人之学，齐学尤其兴盛。《伏生易传》中的五行说，《齐诗》中的五际说，《公羊春秋》中多谈论灾异，都是齐学。《易经》有象数占验，《礼记》有明堂阴阳，不全是齐学，但其旨意大致相同。当时的儒者认为君主至尊，无所畏惧忌惮，借天象来示警，希望使君主有失德时还能知道恐惧修省。这是《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的意义，也是《易经》神道设教的旨趣。汉儒借此来匡正君主。那时君主正推崇经学，重视儒臣，所以遇到日食地震，必定下诏罪己，或者责罚罢免三公。虽然未必能像周宣王那样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行，但还有君臣相互警戒的遗意。这也是汉朝实行孔教的一个证据。后世不明此义，说汉儒不应谈论灾异，引用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的说法就出现了。近来西方方法传入中国，日食、星变都可以预先测知，相信的人认为不应附会灾祥。那么，孔子《春秋》所记载的日食、星变，难道没有意义吗？言论不止一端，意义各有恰当之处，不能以今人的所见轻易议论古人。

汉儒谈论灾异，确实有征验。比如昌邑王时，夏侯胜认为久阴不雨，臣下有谋害君主的人，应验在霍光身上。昭帝时，眭孟认为有匹夫成为天子，应验在宣帝身上。成帝时，夏贺良认为汉朝有再次受命的祥瑞，应验在光武帝身上。王莽时谶语说：“刘秀当为天子”，更是明显的证据。所以光武帝凭借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的意义，都用谶纬来决断。贾逵因此兴起《左氏传》，曹褒因此制定汉礼。于是五经成为外学，七纬成为内学，遂成一时的风气。光武帝不是愚昧妄信的人，实在是因为亲身尝试有验的缘故。天人本来不相远，至诚可以预知。理解这一点，就不必非议光武帝，也不必非议董仲舒、刘向、何休、郑玄了。而且纬书与谶语有别。孔颖达认为“纬候之书，伪起于哀帝、平帝时期”。其实不然。《史记·赵世家》说：“秦谶于是出现。”《秦本纪》说：“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都是谶文。图谶本是方士的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是用谶文牵合经义。其符合经义的接近纯正，其涉及谶文的多数驳杂。所以纬书，纯正驳杂互见，不可一概诋毁。其中多有汉儒解说经文的文字：如六日七分出自《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自《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等出自《乐纬》；后世解说经文，不能不引用。三纲大义，名教所尊崇，而经书中没有明文，出自《礼纬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用它，朱子注也引用它，怎能说纬书都是邪说呢？欧阳修不信祥异，请求删除五经注疏所引用的谶纬；幸好当时没有人听从他的说法。如果听从他的说法，将使注疏没有完整的书。后来魏了翁编《五经要义》，大致同欧阳修的说法，多去除实证而取空言。当时如果删除注疏，其取舍必定像《五经要义》那样，浮词无实，古义尽亡；即使惠栋、戴震诸公兴起于国朝，也难以有所作为。

观察汉朝经学的兴盛衰微而有感。《后汉书·儒林传》说：“光武帝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自举行礼仪。天子开始戴通天冠，穿日月衣。备齐法物的车驾，盛大的清道仪式。坐在明堂朝见群后，登上灵台观望云气。在辟雍之上袒割祭天，尊崇侍奉三老五更。飨射礼完毕，皇帝正坐亲自讲学，诸儒拿着经书在前面问难。冠带搢绅在圜桥门围观聆听的，大概有亿万

译计议此事。此后又为功臣子孙及四姓末属另外设立校舍，搜求选拔才能出众的人，传授他们学业。自期门、羽林的将士，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的章句。匈奴也派遣子弟入学。多么整齐有序！多么盛大辉煌！盛况超过了永平年间。”考察永平年间，天下太平，政治清明，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后世无人能及。到了安帝以后，博士倚靠席子坐着，不再讲授经义。顺帝重新修缮学校，增设甲、乙两科。梁太后下诏，从大将军到六百石官员，都派遣子弟入学。从此游学之风更加兴盛，达到三万多名学生。自古以来太学人才之多，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然而范蔚宗评论说：“章句之学逐渐疏略，大多崇尚浮华，儒者的风气大概已经衰败。”这是汉代儒者风气衰败，是因为不重视经术。不重视经术，而人才徒然夸耀其众多；实学已经衰败，而外貌反而似乎极其兴盛。于是游谈之风兴起于太学，党锢之祸遍布天下。贤人逝去，国家衰败，实际上是由疏略章句、崇尚浮华的人开启的。观察汉朝之所以兴盛与之所以衰败，都是由经学的兴盛与衰败作为关键枢纽。那么，设立学校必须先尊崇经学；不尊崇经学的，必然多生流弊。后世设立学校的人可以以此为鉴。

译不是天子不议定礼制，不制定法度，不考订文字；议定礼制、制定法度、考订文字，都以经义为根本。后世崇尚文治的君主，不过与臣下宴饮赋诗，追慕《卷阿》诗中歌颂美德的盛事，没有能够讲论经义、议定礼制的。只有汉宣帝广泛征召众多儒生，在石渠阁论定五经。汉章帝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考订详辨同异，连续数月才结束；亲自临朝称制，如同石渠阁的旧例；命令史官，著成《白虎通义》；这是旷世难逢的盛典。《石渠议奏》如今已失传，仅在杜佑的《通典》中略见一二。《白虎通义》尚存四卷，集今文经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授的经义，依靠这一本书才能稍窥其大概。本朝陈立为之作《疏证》，研究今文经学的人应当将其奉为瑰宝。章帝时，已下诏让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榖梁传》、《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纳古文经说的极少，因为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都是今文经学的大师。汉灵帝熹平四年，下诏让诸儒正定五经，刊刻在石碑上。蔡邕亲自书写丹文，让工匠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来的儒者和晚出的学者，都以此为准则。这尤其是一代的大典。如果碑石尚存，足以考见汉时的经文。可惜六朝以后，逐渐散佚，仅在宋代洪适的《隶释》中存有一千九百余字。其中有《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论语》，大概合《易》为六经。而在五经之外增入《论语》，《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代设立学官原本就是这样。宋代蓬莱阁刻石又毁坏；如今江西南昌、浙江绍兴两府学重刻，只有六百七十五字，与世传古文经文字多不相同。汉石经是隶书，不是魏三体石经；是立于太学门外，不是鸿都门。前人说法多有错误，详见杭世骏《石经考异》、冯登府《石经补考》。

王充《论衡》说：“五经也是汉家所确立的；儒生善于政教的大义都出自其中；董仲舒表彰《春秋》之义，考察符合于法律，没有违背差异的。那么，《春秋》，就是汉的经。孔子制作，遗留下来给汉。”按王充认为孔子制作遗留下来给汉，这是采用《公羊春秋》的说法。《韩敕碑》说：“孔子接近圣人，为汉定道。”《史晨碑》说：“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欧阳修认为汉儒狭隘浅陋，孔子作《春秋》，难道仅仅是为了汉而已吗！不知道圣经本是为后世立法，虽然不专门为汉，但继承周朝的是汉，除去秦朝闰位不计，那么说圣经是为汉制作，本来也没有不可以。而且在汉应当说汉；推崇当代，也就是推崇先圣。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崇孔子的教化，读孔子的经，就说圣经是为宋制法，也没有不可以。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崇孔子的教化，读孔子的经，就说圣经是为清制法，也没有不可以。欧阳修的话为何如此拘泥狭隘呢！汉经学之所以兴盛，正因为圣经是为汉制作，所以得到君主尊崇。这是儒者想要实行其道苦心，实在是圣经通行万世的公理。有人怀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的言论；赤鸟端门，事情近乎荒唐，言辞也鄙陋；《公羊传》并没有明确说明，何休不应载入《解诂》。然而看《左氏传》“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说：“插入此注，是为了讨好世俗。明帝时，贾逵上疏说：‘五经都没有证明图谶说明刘氏是尧后者的，而《左氏》独有明文。’我私下认为前世借此想要求得道通，所以后来引用它作为说法。”根据疏文，后汉尚信谶记；不引用谶记，人们不尊崇经。而《左氏》家增窜传文，《公羊》家只保存其说于注，那么《公羊》家引用谶记的罪过比起《左氏》家应当没有减少。

后汉选拔人才，必须经过明察品行修养；大概不是专门重视其文章，而必须深入考察其品行。前汉匡衡、张禹、孔光、马宫都以经师居相位，而没有什么匡正补救。光武帝鉴于此，所以举荐隐逸之士，礼遇处士，褒扬推崇节义，尊崇经学必定尊崇能实行经义的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等人，坚守正道不阿谀，比起前汉匡衡、张禹、孔光、马宫大有善恶之别。《儒林传》中所记载如戴凭、孙期、宋登、杨伦、伏恭等，立身都有可取之处。范蔚宗评论说：“所谈论的是仁义，所传授的是圣法。所以人们懂得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庭知道背离邪恶回归正道的途径。自从桓帝、灵帝之间，君道败坏，朝纲日益衰落，国家祸患屡次开启。从中智以下的人无不审察其崩离，而权强之臣停止其窥探盗窃的阴谋，豪俊之夫屈服于鄙陋之生的议论，人们诵读先王之言，下畏逆顺之势。……考察衰败所由导致，而能多年维持的，这难道不是学的功效吗！”顾炎武认为范氏是知言，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没有比得上东京的。”那么，国家尊崇经学重视学问，不仅肃清风化，而且可以支撑衰微。无知的人认为经学无益而想要去除它，观察后汉之时，当不至于像秦王说儒生无

译对他人国家有益了。

译后汉经学比前汉兴盛，有两件事。一是前汉多专攻一经，很少能兼通其他经学。经学初兴，藏书刚被发掘，甚至有只研究《雅》或只研究《颂》的，不能通晓整部经典。像申公兼通《诗经》、《春秋》，韩婴兼通《诗经》、《周易》，孟卿兼通《礼记》、《春秋》，已经很难得可贵了。夏侯始昌通晓五经，更是绝无仅有。后汉则是尹敏学习欧阳氏《尚书》，兼善《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景鸾能阐释《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之学，又撰写《礼内外说》。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蔡玄学问通晓五经。这是后汉经学比前汉兴盛的第一点。二是前汉笃守遗留下来的经典，很少有撰述。章句大致完备，文采尚未彰显。《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著作，解说各止于一二篇，只有《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最为繁多。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艺文志》没有记载。韩婴作《内外传》数万言，现在只存有《外传》。后仓解说《礼》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现在没有流传。后汉则是周防撰写《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又撰写《礼略》，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万言。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程曾著书百余篇，都是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诂》，又训注《孝经》、《论语》，以《春秋》驳斥汉代事迹六百余条，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写齐、鲁、韩《诗》与毛氏的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这是后汉经学比前汉兴盛的第二点。风气更加开化，性灵逐渐开启；其超过前人质朴而更加恢弘的地方在于此，其不及前人质朴而未免杂糅的地方也在于此。直到郑玄出现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设置科目射策，用官禄来鼓励；直到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传授学业的人逐渐兴盛，分支繁多。一部经的解说多达百余万言，大师众多达到千余人，大概是禄利之路导致的。”考察经学的兴盛，是由于禄利，班固一语道破。在上位者想要持守一种学术来耸动天下，没有不引导以禄利而大家欣然跟从的。汉朝遵循《王制》的方法，用经术造就士人，比起唐、宋科举崇尚文辞的要远胜了。大师众多达到千余人，前汉末年已经称盛；而《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达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一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的有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都千余人，比前汉更为兴盛。之所以如此兴盛，是因为汉人没有无师自通的学问，训诂句读都由口授；不像后世的书籍，音训完备，可以看着简册诵读。书都是竹简，得到很难，如果不从师，无从抄录；不像后世的书籍，购买极易，可以兼两而载。负笈云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于一个老师能教千万人，必定是由高足弟子传授，有如郑康成在马季长门下，三年不得见面的情况；那么著录的人不一定都是亲自受业的人了。

班固说“大师众多达到千余人”，学问确实兴盛了；“一部经的解说多达百余万言”，那么汉朝经学之所以由盛而衰，弊病正在于此，学者不可以不察觉。班固在《艺文志》中说：“古代的学者，耕种且供养，三年通晓一门技艺，保存其大体，玩味经文而已。所以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岁五经就立定了。后世经传已经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的道理，而务求琐碎义理逃避难题，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解说五个字的经文达到二三万言；后进更加驰逐。所以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于所习，毁谤所见不到的，最终自我蒙蔽。这是学者的大患。”考察两汉经学盛衰的缘故，班固几句话就尽说了。凡是学问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诟病，而学衰。汉初申公《诗》训，疑者弗传；丁将军《易》说，仅举大谊；正所谓存大体、玩经文者。才过百年，而蔓衍支离，渐成无用之学，岂不可惜！一部经的解说多达百余万言，解说五个字达到二三万言，都是指秦恭而言的。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

译万言；只说‘曰若稽古’，就有三万言。”《后汉书》记载：“信都人秦恭，字延君，守小夏侯《尚书》学，将师法扩充到百万言。”延君和近君是同一个人，他的学问出自小夏侯。小夏侯曾师从夏侯胜和欧阳高，多方采集收获，又向精通五经的各位儒者请教与《尚书》相涉的内容，牵强附会地编排章句，用繁复的文辞修饰解说，夏侯胜讥讽他支离破碎。可见小夏侯本就是那种支离破碎、逃避难点的学问；秦恭又增加师法，更加枝蔓繁杂。所以我认为像小夏侯这样的学问，都不应当设立官学。

译前代重视师法，后代重视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才能形成一家之言。师法是追溯其源头，家法是衍生其支流。师法与家法之所以区分，例如《易经》有施、孟、梁丘三家的学问，这是师法；施家中有张、彭的学问，孟家有翟、孟、白的学问，梁丘家有士孙、邓、衡的学问，这是家法。家法是从师法中分出来的，而施、孟、梁丘的师法又是从田王孙这一位老师那里分出来的。施、孟、梁丘已经不必再细分，何况张、彭、翟、白以下的人呢！《后汉书·儒林传》说：“设立五经博士，各自按照家法进行教授。”《宦者蔡伦传》说：“皇帝认为经传的文字，大多没有正确订定，于是选拔通晓经学的谒者刘珍以及博士、良史前往东观，各自校勘家法。”这说明博士各自坚守家法。《质帝纪》说：“命令郡国推举通晓经学的人，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前往太学。从大将军到六百石的官员，都派遣子弟入学受业。……四姓小侯中先前能通晓经学的，各自命令他们遵循家法。”这说明通晓经学必须坚守家法。《左雄传》说：左雄上奏说郡国所推举的孝廉，请都到公府，儒生测试家法。注解说：“儒学有一家之学，所以称为家法。”这说明孝廉必须坚守家法。《徐防传》中，徐防上疏说：“我看到太学测试博士弟子，都凭自己的意思解说，不修习家法；……把遵循师说视为不合道义，把凭己意解说视为合乎道理；……这确实不是诏书真实选拔的本意。”汉代对于不修习家法的警戒，大概非常严厉了。然而师法中又分出家法，而家法又各自分出专守一家的学派；就像树干既已分出枝条，枝条又分出枝条，枝叶繁茂滋长，逐渐迷失其根本；又如同儿子既已生出孙子，孙子又生出孙子，后代久远，逐渐忘记其祖先。这是推崇末流而轻视往古，采用后人的解说而舍弃先人的传授；微言大义的背离，就是从源头遥远、末流分化开始的。

凡事有看起来极其兴盛，实则盛极而衰的迹象显现的，如后汉在师法之下又分出家法，在今文之外又另立古文，似乎广博学问、甄别细微，对经义大有裨益；实则矜持奇特、炫耀博学，成为经义的大害。师说之下又分出家法，这是范蔚宗所说的“经学有几家，每家又有几种说法。……学生劳苦而功效少，后辈疑惑而没有准则。”今文之外另立古文，这是范升所说的“各有所坚持，违背常理、纷争不断，顺从它则失去正道，不顺从它则失去人心。”大概凡是学问都贵在求新，唯独经学必须专门守旧。经典由大圣人所作，传承自古贤人。先儒口授其文字，后学心知其意旨，制度有一定而不能私自创造，义理归于一致而不能随意臆测。世代相继，师徒相承，谨慎遵守训辞，不得更改。这样，经旨就不杂糅而圣教容易明白了。如果一定要各自追求创获，苟且不同于先儒；驰骋怪诞奇特以钓取名声，肆意穿凿附会以标榜特异，这乃是决断科场的法则、发策问的文章；轻侮圣言，违背经义。后人解说经典，多犯此弊；汉代接近上古，已显露其端倪。所以我以为明帝、章帝极盛之时，不如武帝、宣帝昌明之代。

●五、经学中衰时代

经学兴盛于汉代；汉代灭亡而经学衰落。桓帝、灵帝年间，党锢之祸两次发生，志士仁人，多死于牢狱，文人学士，也触犯文网；本来就已经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了。郑君康成，凭借博闻强记的才能，兼具高洁节操、卓越行为的美德，著书满屋，跟随学习的弟子数以万计。当时没有不仰望他的，称伊水、雒水以东，淮水、汉水以北，只有康成一人而已。都说先儒多有缺失，郑氏道义完备。自来经师没有像郑君这样兴盛的。然而木铎行教，最终进入河海而逃避；兰陵传经，无救焚书坑儒之祸；郑学虽然兴盛，而汉学终究衰落。《三国志》董昭上疏陈述末流的弊端说：“我私下看到当今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本，专门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要，反而以趋附权势、游说求利为先。”杜恕上疏说：“现在的学者，师法商鞅、韩非而崇尚法术，竞相认为儒家迂阔，不能适应世用。这就是风俗的流弊。”鱼豢《魏略》将董迈、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列为儒宗；其序言说：“正始年间，有诏令商议圜丘祭祀，普遍延请学士。当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两万余人，……而应诏书写议论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又是当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中能执笔写作的不到十人，大多都是饱食后相随而退。唉！学业沉沦陨灭，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因此私心常常深切推崇这几位先生，各自处在荒乱之际，而能坚守志向更加笃厚。”鱼豢的序言见于《三国志注》，让人阅读后感到惊惧。凭借两汉经学的兴盛，不到百年而衰落至此；那么，文明岂可依赖呢！范蔚宗评论郑君“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减繁芜，刊改漏失；从此学者大致知道归依。”大概因为汉代经学有几家，每家又有几种说法，学者不知道听从谁。郑君兼通今古文，沟通合并为一，于是经生都跟随郑氏，不必再寻求各家。郑学的兴盛在此，汉学的衰落也在此。《郑君传》说：“凡是玄所注《周易》、《尚书》

译《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撰写了《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駮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总共有一百多万字。按：郑玄注解诸经，都兼采今文和古文。注解《周易》采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自费氏分野，如今已经亡佚，而施氏、孟氏、梁邱氏的《易》也失传了，无法考证它们的同异。注解《尚书》采用古文，但与马融多有不同；有时马融遵从今文而郑玄遵从古文，有时马融遵从古文而郑玄遵从今文。这说明郑玄注解《尚书》是兼采今文和古文的。为《诗经》作笺以毛传为主，但偶尔更改毛传的字。郑玄自己说：“如果有不同之处，就写下自己的意见。”所谓的己意，实际上本于三家诗。这说明郑玄笺注《诗经》是兼采今文和古文的。注解《仪礼》并存今文和古文；遵从今文就在注文中叠出古文，遵从古文就在注文中叠出今文。这说明郑玄注解《仪礼》是兼采今文和古文的。《周礼》只有古文没有今文，《礼记》也没有今文和古文的区分，它们的注解都不必讨论。注解《论语》，依据《鲁论》的篇章，参酌《齐论》、《古论》来作注，说：“《鲁论》将某字读作某，现在遵从古文。”这说明郑玄注解《论语》是兼采今文和古文的。注解《孝经》多采用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译所谓郑学兴盛而汉学衰微，是因为汉代经学接近古代，可信度高，十四博士的今文家说，远有师承渊源；刘歆开创古文经学，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人推衍其学说，已与今文经学分门别类、并立对峙。然而今文经学坚守今文门户，古文经学坚守古文门户。今文家认为古文家变乱了师法，古文家认为今文家“结党营私、嫉妒真理”。双方互相攻讦如同仇敌，不相融合。杜预、郑玄、贾逵、马融注解《周礼》、《左传》，不采用今文说；何休注解《公羊传》，也不引用《周礼》的一个字；许慎的《五经异义》将今文说与古文说区分得非常清晰。如果全都这样严格区分，那么传到后世，今古文就不会混杂，打开书卷就能一目了然了。郑玄先通晓今文经，后通晓古文经。他的传记说：“到太学求学，拜京兆第五元先为师。开始通晓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那里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为山东没有值得请教的人，于是西入函谷关，通过涿郡卢植，拜扶风马融为师。”按：京氏《易》、《公羊春秋》属于今文经，《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属于古文经。郑玄博学多师，今古文之道融会贯通，看到当时两家互相攻击，意图参合两家之学，自成一家之言，虽然以古文经为宗，但也兼采今文经以补充其义理。学者苦于当时家法繁杂，见郑玄学识宏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一致归附于他，不再舍此趋彼。于是郑玄的《易注》流行，而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的《易》就不流行了；郑玄的《书注》流行，而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的《书》就不流行了；郑玄的《诗笺》流行，而鲁、齐、韩三家《诗》就不流行了；郑玄的《礼注》流行，而大小戴的《礼》就不流行了；郑玄的《论语注》流行，而齐、鲁《论语》就不流行了。再加上三国鼎足分争，经籍之道衰息。汉学衰废，不能完全归咎于郑玄；但郑玄兼采今古文，不再分别，致使两汉的家法消亡不可考，这也是不能没有过失的。所以经学到郑玄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变革。

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不贯通古今，就不能定论。《毛诗》、《左传》是汉代未立学官的书，但后世不可或缺；郑玄是败坏汉代家法的学问，（本李兆洛之说）但后世尤其不可或缺。汉代《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羊》、《谷梁》二传。《毛诗》、《左传》不立学官没有害处；而且不立学官，三家二传更不会淆乱混杂。汉代以后三家全部灭亡，二传几乎断绝，如果没有《毛诗》、《左传》，学者研究《诗》、《春秋》，更无所凭依了。郑玄杂糅今古文，使专门之学全部消亡；但专门之学既然消亡，又依靠郑玄的注疏得以略加考见。今古之学如果没有郑玄的注疏，学者想要研究汉学，更无从下手了！这功过得失互相显现，不能一概而论。郑玄的门徒遍布天下，单从经学来说，可谓是一个小统一时代。传记说：“齐、鲁之间尊崇他”；不只是齐、鲁之间尊崇他，传记列举郗虑等五人，《郑志》、《郑记》中有赵商等十六人。《三国志·姜维传》说：“喜好郑氏之学”，不知他从谁那里受学。昭烈帝（刘备）曾自述与郑康成交往，大概郑玄避乱到徐州时，当时昭烈帝任徐州牧，曾以师礼侍奉他。那么，蜀汉君臣也是郑学的支裔了。有与郑玄同时而学问不尽相同的：荀爽、虞翻都作《易注》；荀爽用费氏《易》，虞翻用孟氏《易》，现在略存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虞翻曾驳斥郑玄的《尚书注》，又认为郑玄的《易注》不得要领。王粲也驳斥郑玄，但他的说法没有流传下来。有比郑玄稍后而学问不尽相同的：王弼的《易注》，尽扫象数，虽然也用费氏《易》，但解说不同。所以李鼎祚说：“删削辅嗣（王弼）的虚妄之文，补全康成（郑玄）的逸失之象。”何晏的《论语集解》虽然采纳郑玄的注，但不完全以郑玄为主。至于王肃更是明显与郑玄为敌。

郑玄之学兴起而汉学衰微，王肃之学兴起而郑玄之学也衰微。王肃擅长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喜好郑氏之学。贾逵、马融都是古文学者，是郑学所由出的源头。王肃擅长贾、马之学而不喜好郑氏，大概是因为贾、马专主古文，而郑玄又附益以今文吧？按：王肃的学问，也兼通今古文。王肃的父亲王朗师从杨赐，杨氏世代传授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将王肃列为伏生第十七代弟子，说明王肃曾学习今文；而又研究贾、马的古文学。所以他驳斥郑玄，有时用今文说驳斥郑玄的古文说，有时用古文说驳斥郑玄的今文说。不知道汉学重在专门家法，郑玄杂糅今古，近代人议论他败坏家法，王肃想要攻讦郑玄，正应当分别家法，各还其旧，从而辨明郑玄之非，那么汉学就会复兴，郑学自然废弃了。然而王肃不仅不知道分别，反而效法郑玄且更为过分。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本书，以互相证明；依托于孔子及孔氏子孙，使

译他的门徒孔衍为他作证。他们不考虑《史记》、《汉书》都记载安国早逝，并没有说他有所著述；伪造这三本书，已经与《史记》、《汉书》的记载不符了。而《孔子家语》、《孔丛子》这两本书，把两汉今文、古文经学家在郊庙大典礼上争论不休、无法决断的问题，全都假托为孔子的言论，当作定论。他们不考虑汉代儒生议礼争论不休，正是因为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所以石渠阁、虎观的会议，需要天子亲自裁决。如果有孔子的明文可以作为依据，众说纷纭时只需向圣人请教即可，哪里还需要这样纷纷扰扰呢！王肃撰写《圣证论》，用来讥讽诋毁郑玄；大概是他自认为取证于圣人之言；《孔子家语》一书，是他的依据。他注解《孔子家语》，像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的内容，都牵强附会地引用攻击郑玄的话，恰恰暴露了他作伪的真相。当时郑玄学派的弟子都说“《孔子家语》是王肃增补的”，有人说王肃所作。由此可见，王肃所谓的圣证，人们都知道它并非出自圣人。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已经明确指出了它的伪作性质。

译两汉经学极为兴盛，但前汉末年出现了一个刘歆，后汉末年产生了一个王肃，他们成为经学的大害。刘歆是楚元王的后代；他的父亲刘向，极力陈述刘氏与王氏不能并存的道理。刘歆依附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对汉朝是不忠，对父亲是不孝。王肃的父亲王朗，曾任汉朝会稽太守，被孙策俘虏，后又归附曹操，在魏国位列三公。王肃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昭，他依附司马氏篡夺魏国政权，只是他死得早，没亲眼见到篡位之事罢了。这两个人依附篡逆之徒，哪里足以懂得圣人经典！而刘歆创立古文诸经，扰乱了今文经学的师法传承；王肃伪造孔氏的各种著作，连郑玄的学问也被他搅乱。刘歆的学问在王莽时期流行；王肃因为晋武帝是他的外孙，他的学问在晋初流行。《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以及编定他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都设立了学官。晋初郊庙的礼仪，都采用王肃的说法，不采用郑玄的意见。当时孔晁、孙毓等人申明王肃的观点驳斥郑玄，孙炎、马昭等人又主张郑玄的观点攻击王肃，两家在郑、王是非之争上纠缠不休，而两汉专门的家法不再有人过问。加上永嘉之乱，《易经》亡失了梁丘、施氏、高氏的学说，《尚书》亡失了欧阳、大小夏侯的学说，《齐诗》在魏国时已经亡失，《鲁诗》没有传到江东，《韩诗》虽然存在，却没有传授的人，孟喜、京房、费直关于《易经》的学说也没有传人，《公羊传》、《谷梁传》虽然还在却如同亡失。晋元帝修葺学校，精简博士，设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求增置郑玄《易经》、《仪礼》以及《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博士各一人，当时人们认为《谷梁传》浅薄不足以设立博士。王敦之乱，这件事又没有实行。晋朝所设立的博士，没有一个是汉代十四博士所传授的，而今文经学的师法于是断绝。

世人所传的《十三经》注疏，除了《孝经》是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占一半。郑玄笺注《毛诗》，注释《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释《公羊传》；赵岐注释《孟子》；这六部经书，都是汉人注释。孔安国《尚书传》，是王肃伪造；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这三部经书，都是魏人注释。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这三部经书，都是晋人注释。从注释来看，魏、晋似乎不逊色于汉人；而魏、晋人的注释终究赶不上汉人的原因：孔安国《尚书传》大多与王肃相同，孔颖达的《疏》已经有此怀疑；宋代吴棫与朱熹以及近代阎若璩、惠栋历数其错误，认为是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证确定该书确实出自王肃。根据《晋书·荀崧传》，荀崧的奏疏称武帝时设置博士，已有孔氏，说明晋初已经设立学官。永嘉之乱亡失，东晋时梅颐再次献出，并非梅颐伪造。王弼、何晏崇尚玄虚，范宁曾评论他们的罪过超过夏桀、商纣。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解说经义不同；所以宋代赵师秀说：“王弼《易经》流行，就没有汉学了。”何晏《论语集解》合并包咸、周氏的《鲁论》，孔安国、马融的《古论》，而混杂揉合无法分辨。所引用的孔安国注，也是伪书；如“谁说鄹地人的儿子懂礼呢”，孔安国注“鄹，是孔子父亲叔梁纥治理的城邑”，不称几世祖，这非常可疑。丁晏认为孔安国注也是王肃伪造。杜预《左传集解》多依据前人的解说，而隐去其名，后人怀疑是他杜撰。关于居丧时间短的邪说，他极力宣扬。《释例》中对于“凡弑君称君，是因为君主无道”这一条，极力推波助澜。郑伯射周天子中肩之类的事情，曲意为其开脱。焦循论杜预背叛父亲、依附篡逆的罪过，认为是为司马氏粉饰，他的注释多伤害名教，不可作为准则。范宁《谷梁集解》，虽然保存了《谷梁传》的旧说，但不专主一家。他在序中对三传都加以诋毁，宋人认为他最公正。这与宋人的门径相合；如果在汉代，三传各自坚守专门的家法，没有兼采三传的。郭璞《尔雅注》也隐去前人说解的名字，余萧客认为这是窃取他人功劳而无耻。这些都是魏、晋人所注释的经书，对照汉人著述的体例，大相径庭，不止是商、周的区别。大概第一次败坏于三国分鼎，第二次败坏于五胡乱华，虽然绪论略微流传，但宗派的风气已经坠落了。

●六、经学分立时代

自从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成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那时解说经义的人也有“南学”、“北学”的区别。这是经学的又一变化。《北史·儒林传》序说：“江东，《周易》推崇王辅嗣，《尚书》推崇孔安国，《左传》推崇杜元凯；黄河、洛水一带，《左传》推崇服子慎，《尚书》、《周易》推崇郑康成；《诗经》都推崇毛公，《礼》都遵循郑氏。”考察南北学派，《北史》几句话就概括尽了。学问出于一家，人们就知道依从归向；道理纷杂于歧途，反而导致迷惑。郑玄生活在汉末，没有混杂玄虚之

译郑玄、王肃所撰写的书籍，经过笺注流传下来，内容完全无缺；想要研究“汉学”，除了郑玄没有别的路径。北方的学术，《易》、《书》、《诗》、《礼》都尊崇郑氏，而《左传》则尊崇服虔。郑玄注释《左传》没有完成，便将其稿本给了服虔，这件事记载在《世说新语》中。因此郑玄、服虔的学问本是一脉相承；尊崇服虔也就是尊崇郑玄，学问出自同一源头。南方的学术则崇尚王弼的玄虚之论，孔安国的伪托之作，杜预的主观臆断，这几家与郑学格格不入，也与汉代儒者的学风背道而驰。竟然使得泾水与渭水混流，香草与臭草同器，导致后世无法见到郑学的完整面貌，甚至连汉学的十分之一也无法保存下来，这难道不是那些谈论空泛、探究玄虚的人造成的祸患吗！南方的玄学在北魏并不流行，李业兴对梁武帝说：“我年轻时做书生，只学习五经，……向来不研究玄学，怎敢冒昧地回答您的提问！”这是北方重视经学而不混杂玄学的明显证据。南方学术中值得称道的，只有晋、宋之间的几位儒者擅长解说礼服制度。宋初雷次宗最为著名，与郑玄齐名，有“雷、郑”之称。在崇尚老、庄的时代，他解说礼制严谨周密，引证详实，具有汉代石渠阁、虎观讲学的遗风，这是后世所不及的。他的学说大致见于杜佑的《通典》。

译《北史》又说：“汉代郑玄为众经作注，服虔、何休各自有所解说。郑玄注《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注《左氏春秋》；何休注《公羊传》；这些在河北地区广为流行。”考察汉代儒者的经注，当时存世的只有这三家；在河北广为流行，可以说人们知道所尊崇崇尚的是什么。然而根据《北史》，黄河、洛水一带主要推崇服氏的《左传》，没听说还有何氏的《公羊》；并且说：“《公羊》、《榖梁》，大多不在意。”《儒林传》记载学习《公羊春秋》的人，只有梁祚一人；而刘兰甚至排斥诋毁《公羊》。那么这里所说的《公羊》广为流行，似乎不是真实记录。《公羊传何氏解诂疏》二十八卷，《唐志》没有记载；《崇文总目》才开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有人说作者是徐彦；而徐彦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近代人王鸣盛认为就是《北史》中的徐遵明；因为他的文气像六朝人，不像唐人所写。洪颐煊引用疏文中司空掾的话说：“‘像现在的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时有这个称呼，到唐代以后就没有这种称呼了；这篇疏文无疑是梁、齐之间的旧稿。”姚范说：“隋、唐之间没听说有三府掾，也没有三府这个称呼，大概是在北齐、萧梁之间吧？”根据这两种说法，认为徐彦就是徐遵明，并非没有道理。只是根据《北史》，徐遵明传授郑氏的《易》、《尚书》、《三礼》，服氏的《春秋》，没听说他传授何氏的《公羊》，他的弟子中也没有传授《公羊》的学者；那么说徐彦就是徐遵明，还在疑似之间。《公羊疏》设有问答；梁代有《公羊传问》九卷，荀爽提问，魏安平太守徐钦回答；又有晋车骑将军庾翼提问，王愆期回答；这些书在隋代都亡佚了，或许就是徐《疏》所引用的。王愆期注《公羊》，认为《春秋》制文王指的是孔子，见于《书泰誓疏》引用；两汉人没有这种说法，也不可凭据。

《北史》又说：“南方人简约，得其精华；北方学问深奥芜杂，穷究其枝叶。”大概是唐初人重视南方轻蔑北方，所以决定遵从南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解说经书贵在简约，不贵在深奥芜杂，这自然是定论；但所谓简约，必须像汉人那样把握大体，玩味经文，口授微言，笃守师说，才是最简约而最精妙的。如果唐人认为南方人简约得其精华，不过是名言细碎，施展挥动麈尾的清谈；写文章崇尚丰腴，夸耀雕虫小技的剩余技巧。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不讲，多用老、庄的宗旨，写成骈俪之文，与汉人解说经书相差甚远。这南朝经疏中仅存于今天的，由此可见当时的风尚。江藩因为它是从日本得到的，怀疑是足利时代的赝品；不知道这种文学，不是六朝以后的人所能写出的。《礼记疏》原本有皇、熊两家；熊安生属于北学，皇侃属于南学。孔颖达认为熊安生违背经义多引外义，解释经义只聚集疑难之义，这正是所谓北学深奥芜杂的。又认为皇侃虽然章句详正，稍微繁广；拿熊安生与皇侃相比，皇侃胜过熊安生；这就是皇侃比熊安生胜出的地方，正是所谓南方人简约的。而《郊特牲》疏说：“皇侃在这篇经文的开头，广泛解说天地百神用乐的委曲，以及各种杂礼制度，繁杂而不切要，不是这篇经文所需要的；又随事曲解，没有凭据；现在都略去不载。”这又是孔颖达所说的繁广之处。解说礼制本应详实，不嫌稍微繁杂；皇侃解说《礼记》，比《论语义疏》远胜多了。《南史皇侃传》，“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被世人看重，学者传授它。”现在《论语义》失传后又重新出现，《礼记义》略见于孔疏。

《南史儒林传》序言：“宋、齐时期的国学，有时开设有时关闭，而劝勉考核不广，建立后不能超过十年，大概只是取个形式而已。这时乡里没有人开设学馆，公卿很少通晓经术。朝廷的大儒，独自学习而不肯培养众人；后生孤陋，抱着经书而没有讲习。……到了梁武帝创业，深深怜悯这种弊端。天监四年，于是下诏开设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任命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任博士，各主持一馆。每馆有数百名学生，供给他们的粮食。那些射策通晓经义的人，就任命为官吏。于是怀抱经书背着书箱的人云集了。又选拔学生派遣到会稽雲门山，向庐江河胤受业。分别派遣博士祭酒到州郡设立学校。七年，又下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开始就学受业。武帝亲自屈尊驾车，向先师先圣释奠，加以宴饮谈话，用束帛慰劳。济济一堂！洋洋大观！大道之行就是这样。等到陈武帝创业，当时经历丧乱，……来不及敦劝奖掖，……稍微设置学官，完成学业的很少。”考察南朝以文学自夸，而不重视经术；宋、齐及陈，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只有梁武帝出身于诸生，知道崇尚经术；崔、严、何、伏等人，前后都受到升迁宠信，四方学者纷纷向风；这大概是崇尚儒学的效果。而晚年迷惑于佛教，随即遭遇乱亡，所以

译南方的学术仍未得到极大的兴盛。姚方兴在大〇行头获得了《舜典》篇首的二十八字，梁武帝当时作为博士参与议驳，有汉宣帝、汉章帝称制临决的风范，而至今流传。伪中之伪，这又是梁武帝所没有料到的。

译《北史·儒林传序》记载：“北魏道武帝刚平定中原时，……开始建立都城，便把儒家经术放在首位。设立太学，任命五经博士，学生有一千多人。天兴二年春天，增加国子太学的学生到三千人。……明元帝时，将国子学改为中书学，设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春天，在城东建立太学。后来征召卢玄、高允等人，并命令各州郡推举有才华学问的人，于是人们大多崇尚儒术。……天安初年，下诏设立乡学。……太和年间，将中书学改回国子学，修建明堂辟雍，尊崇三老五更，又开设皇子的学校。等到迁都洛阳，下诏设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刘芳、李彪等人凭借经术晋升。……宣武帝时，再次下诏营造国学，在四门设立小学，大规模选拔儒生，任命为小学博士共四十人。虽然学校建筑尚未建成，但经术却更加显赫。当时天下太平，学业非常兴盛；所以燕、齐、赵、魏一带，横陈经书、登记在学的学生，数不胜数；规模大的有一千多人，小的也有几百人。……周文帝接受天命，非常尊重经典；……明皇帝继承帝位，推崇学术技艺。宫内设有崇文馆，宫外重视成均的职责。……从南荆征召沈重，……以特殊的礼遇对待熊安生。因此天下向往，文教深远传播。”按北朝各位君主，只有魏孝文帝、周武帝能够改变旧风气，尊崇儒术。考察他们的实际效果，也未必比萧梁更好。而北学反而胜过南学的原因，在于北方人风俗崇尚朴实纯真，没有沾染清谈的风气、浮华的习气，所以能够专门尊崇郑玄、服虔的学说，不被伪孔安国、王弼、杜预的学说所迷惑。这就是北学纯正胜过南学的原因。焦循说：“正始年间以后，人们崇尚清谈。等到晋朝南渡，经学在北方兴盛。长江以南，从宋到齐，于是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年间，逐渐崇尚儒风，于是《梁书》有了《儒林传》。《陈书》沿袭它，仍然是梁朝遗留下来的。魏朝儒学最兴盛，历经北齐、周、隋，直到唐武德、贞观年间，流风不绝，所以《魏书·儒林传》最为盛大。”

“北方战乱不断，不能遮蔽儒者如月般的光辉；南国佛教盛行，不能改变经天纬地的道义。”这是孔广森认为经学万古不会废弃，历经南北朝的大乱，异端虽然炽盛，圣人的教化却没有断绝。而南北各地的儒者抱残守缺，他们的功劳也不可埋没。汉代经学重在阐明经义，唐代经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经过去，唐学尚未到来，在绝续交替之际，各位儒者倡导义疏之学，对后世功劳很大。南方的如崔灵恩的《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沈文阿的《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疏》，皇侃的《论语》、《礼记义》，戚衮的《礼记义》，张讥的《周易》、《尚书》、《毛诗》、《孝经》、《论语义》，顾越的《丧服》、《毛诗》、《孝经》、《论语义》，王元规的《春秋》、《孝经义记》；北方的如刘献之的《三礼大义》，徐遵明的《春秋义章》，李铉撰定的《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沈重的《周礼》、《仪礼》、《礼记》、《毛诗》、《丧服经义》，熊安生的《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都见于《南北史·儒林传》。现在除了皇侃、熊安生两家被《礼记疏》采纳外，其余的书都亡佚了。然而渊源有所自来，唐人五经的疏注未必没有借鉴这些人的地方。谈论先河后海的意义，又怎么能忘记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呢。

《北史》又说：“自从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授郑玄所注的《周易》，徐遵明传给卢景裕，……卢景裕传给权会、郭茂，……能讲《易》的多出自郭茂门下。河南以及青州、齐州之间的儒生多讲授王弼所注的《易》，师承教导很少。齐朝时儒士很少传授《尚书》的学业，徐遵明兼通它。徐遵明在屯留王聪门下受业，传授给浮阳李周仁以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都是郑康成的注本，不是古文经。乡下的学生，几乎看不到孔氏的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刘士元才得到费甝的《义疏》，于是留意研究。至于《诗》、《礼》、《春秋》，更是当时所崇尚的，学生们大多兼通它们。《三礼》都出自徐遵明门下。徐遵明将学业传给……熊安生，……后来能通晓《礼》经的，大多是熊安生的门人。学生们都通晓《小戴礼》，其中兼通《周礼》、《仪礼》的，十分之二三。通晓《毛诗》的，多出自魏朝刘献之，……后来能讲《诗》的多出自两位刘氏门下。河北的儒生能通晓《春秋》的，都采用服子慎的注本，也出自徐生门下。……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学习服氏，后来兼讲杜元凯的注本。那些河外的儒生，都信奉杜氏。”按史书所说北学非常明晰；而北学折入南学的情况，也偶尔可见。青州、齐州之间，多讲授王弼的《易》、杜元凯的《左传》；大概因为青州、齐州位于南北之间，所以魏、晋经师的书，先从南方传到北方。北学以徐遵明为最优，选择术数最纯正；郑注《

译《周易》、《尚书》、《三礼》，以及服虔注释的《春秋》，都遵循郑遵明所传授的学说；只有《毛诗》出自刘献之。后来则是刘焯、刘炫更为优秀，但他们崇信伪书，选择的学术路径不如郑遵明那样纯正。他们获得费甝的《义疏》，传授伪孔安国的古文经，实际上始于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刘炫都是北方人，却传授南方人费甝的学问，这是北方学术折转而融入南方学术的一个证据。大概到了隋朝，经学从分立的时期转变为统一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