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申公。”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则《榖梁春秋》亦荀子所传。《大戴曾子立事篇》载《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载《荀子 礼论》、《乐论》篇文，则二戴之《礼》亦荀子所传。刘向称荀卿善为《易》，其义略见《非相》、《大略》二篇。是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
译申公是荀子的再传弟子，那么《谷梁春秋》也是荀子所传授的。《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中记载了《荀子·修身》、《大略》两篇的文字，《小戴礼记·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中记载了《荀子·礼论》、《乐论》篇的文字，那么二戴的《礼》也是荀子所传授的。刘向称荀子擅长研究《易经》，其义理大致可见于《非相》、《大略》两篇。由此可见，荀子能够传授《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授他学问的学者极为兴盛。
五三《六经》载籍，（见司马相如《封禅书》。五三谓五帝三王，）定自尼山；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馯臂子弓之传《易》，实授兰陵；（《荀子》书称仲尼、子弓，或即传《易》之馯臂子弓。）高行、孟仲之言《诗》，（传《毛诗》之高行子孟仲子当即《孟子书》所载者。）或师邹峄。《王制》在赧王之后，说本郑君；《周官》为六国之书，论原何氏。凡今古学之两大派，皆鲁东家之三四传。（《王制》为今学大宗，《周官》为古学大宗。郑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是以文侯贵显，能言大学明堂；蒙吏荒唐，解道《诗》、《书》、《礼》、《乐》。秦廷议礼，援天子七庙之文；（见《秦始皇本纪》。）《汲冢》纪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田祖龙肆虐，博士尚守遗书；获麟成编，西河能传旧史。当时环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岖戎马之间，展转纵横之际，惜年代绵邈，姓氏湮沦；如《公羊》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榖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独抱遗经，有功后学者。
墨子之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其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手订。引《书》间出百篇之外，引《诗》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胪为异闻，不当执证经义。万章之问井廪，难补《舜典》逸文；郑君之注南风，不取《尸子》杂说。诬伊尹以婴戮，据周公之出奔，疑皆处士横议之词，流俗传闻之训。虽《魏史》出安釐之世，蒙恬见未焚之书，而义异常经，说难凭信。此其授受，本别参商；惜乎辞辟，未经邹孟。宜有别裁之识，乃无泥古之讥。（《竹书》所云：尧幽囚，益干启位，太申杀伊尹，与咸邱蒙之说何异？蒙恬言周公奔楚；亦战国人之说。恬非经师，虽古，不足信也。）
秦政晚谬，乃致燔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而叔孙生、伏生皆博士故宫，杜田生、申公亦先朝旧学；摭拾秦灰之后，宝藏汉壁之先；岂但礼器归陈，弦歌怀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悯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案歆欲兴古文，故极诋今学，所说不无过当，而亦可见汉初传经之苦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律论也。《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丧服传》，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
译五三《六经》的典籍，（见于司马相如《封禅书》。五三指五帝三王，）其定本源自尼山；七十二门弟子的学术流派，在战国时期分流。馯臂子弓传授《周易》，实际上授受于兰陵；（《荀子》书中提到仲尼、子弓，或许就是传授《周易》的馯臂子弓。）高行、孟仲讲解《诗经》，（传授《毛诗》的高行子、孟仲子应当就是《孟子》书中记载的人。）或许师从邹峄。《王制》成书于周赧王之后，学说本源于郑玄；《周官》是六国时期的著作，理论源自何休。凡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这两大派别，都是鲁国孔子家塾中第三、第四代传人的学说。（《王制》是今文经学的大宗，《周官》是古文经学的大宗。郑玄想要调和今古文经学，认为《王制》是殷代的制度，《周官》是周代的制度，以此调停两说。）虽然看似枝叶繁茂，实际上波澜并无二致。因此魏文侯地位显贵，能够谈论《大学》和明堂；蒙恬行事荒唐，也能解说《诗》、《书》、《礼》、《乐》。秦廷讨论礼仪，援引天子七庙的文献；（见于《秦始皇本纪》。）《汲冢》中的《纪年》，仿效《春秋》一王的法则。幸好秦始皇肆虐，博士们尚且守护着遗留的书籍；获麟编撰史书，西河地区能够传承旧史。当时那些居于陋室之士、避世隐居之人，在战乱戎马之间，辗转于纵横捭阖之际，可惜年代久远，姓名湮没；如《公羊传》中有沈子、司马子、北宫子、鲁子、高子六人，《谷梁传》中有沈子、尸子二人，都独自怀抱遗留的经典，对后学有功。
墨子引用《尚书》的传文，常常与孔子门徒不同；吕不韦著《春秋》，根本不同于周代的制度。那时九流百家竞相争胜，诸子百家争相鸣叫；虽然有古籍遗留，但并非孔子亲手编订。引用《尚书》有时出自百篇之外，引用《诗经》有时在三千篇之中，只能罗列为异闻，不应当作为经义的凭证。万章询问井田和粮仓，难以补全《舜典》的逸文；郑玄注解《南风》，不采纳《尸子》的杂说。诬陷伊尹遭受杀戮，依据周公出奔的说法，怀疑都是处士横行的议论，流俗传闻的训释。虽然《魏史》出自安釐王时代，蒙恬见过未被焚烧的书籍，但义理不同于常经，说法难以凭信。这些传授，本来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背离；可惜言辞偏颇，没有经过邹孟的驳正。应当有独特的裁断见识，才不会有拘泥古人的讥讽。（《竹书》所说：尧被幽囚，益夺取启的位子，太申杀死伊尹，与咸邱蒙的说法有何不同？蒙恬说周公奔楚；也是战国人的说法。蒙恬不是经师，虽然古老，也不足以相信。）
秦政晚期荒谬，导致焚书；汉高祖宏大的规划，来不及兴办学校。而叔孙通、伏生都是前朝故官的博士，杜田生、申公也是前朝的旧学；在捡拾秦朝灰烬之后，宝藏汉代墙壁之前；难道只是礼器回归陈地，弦歌怀念鲁国吗？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汉朝兴起，距离圣帝明王遥远，仲尼之道又断绝，法度无所沿袭。当时只有一位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只有《易》的占卜，没有其他书籍。到了孝惠帝时，才废除挟书之律。然而公卿大臣绛侯、灌婴之属，都是披甲戴盔的武夫，不把它放在心上。到了孝文帝，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墙壁中取出，朽坏折断散乱，现在其书尚存，只是当时老师传授诵读而已。《诗经》刚开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大量出现，都是诸子传说，仍然广泛设立学官，设置博士。在朝中的儒生，只有贾谊一人。到了孝武帝，然后邹、鲁、梁、赵等地颇有《诗》、《礼》、《春秋》的先师。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不能独自精通一经，有的通《雅》，有的通《颂》，互相配合而成。《泰誓》后来才得到，博士们聚集诵读。所以诏书说：‘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非常怜悯。’当时汉朝兴起已经七八十年，距离完整的经典，本来已经很远。”考察刘歆想要兴起古文经学，所以极力诋毁今文经学，所说难免有失偏颇，但也可见汉初传经的苦心。
孔子所编定的称为经；弟子所解释的称为传，或者称为记；弟子辗转相授的称为说。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是孔子亲手编定的，才能称为经。就像佛教以佛所说的为经，禅师所说的为律论一样。《易》的《系辞》，《礼》的《丧服》，附属于经书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因为《系辞》是弟子所作，义理主要在于解释经书，不使其与正经混淆；《丧服传》，是子夏所作，义理主要在于解释礼制，也不应当与丧礼混淆。《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论但不是孔子所作，出自弟子撰定，所以也只名为传；汉人引用《论语》多称传。《孝经》虽然名为经，但汉人引用它也称传，因为它不在六艺之中。汉人因为《乐经》亡佚，只设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来增加《论语》为六，又增加《孝经》为七。唐代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代又增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都不懂得经和传应当分别，
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易》之《系辞》即卦爻辞；今之《系辞》乃《系辞》传，盖商瞿诸人所作，故其中明引子曰。《释文》，王肃本有传字。《史记》引《系辞》，谓之《易大传》。）
译不能把传记一概称为经。（《易》中的《系辞》原本就是卦爻辞；现在的《系辞》乃是《系辞》传，大概是商瞿等人所作，所以其中明确引用了“子曰”。《经典释文》记载，王肃的本子中有“传”字。《史记》引用《系辞》，称之为《易大传》。）